2017 (360)
2018 (398)
2019 (358)
2020 (353)
2021 (347)
2022 (360)
2023 (339)
2024 (783)
1965年6月26日，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提交的关于农村医疗现状的报告：彼时，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很低；而国内的140万卫生技术人员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Q
悄悄提问：你知道1965年中国的城镇人口比例是多少吗？
A.10.64%
C.17.98%
B.15.40%
D.1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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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965年，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为17.98%；A、B、D分别对应1949、1957、1970年。
听闻如此情况，毛主席勃然大怒：“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随即，毛主席做出指示：中国要培养起一批“赤脚医生”，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解决卫生医疗问题。此后，无数中国农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02
赤脚医生王桂珍
1965年的秋天，尚是处在青春风华的少女王桂珍经党支部推荐参加了镇江公社开设的医学培训班。对于只上过小学的王桂珍来说，这四个月的学习无比艰难。但她没有放弃，每日刻苦学习，只因她明白能有机会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医生有多么不易。
结束四个月的学习后，王桂珍返回了生产队，一边在田间劳作，一边给村民看病。刚开始时，她的业务还有些不熟练，也曾失去村民们的信任，也曾遭遇无数挫折。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她每日下苦工，在厚厚的草纸上练习扎针，不顾脏乱恶臭的环境亲自为不修边幅的村里老人们洗澡、理发，解决老人们的大小便问题。除了这些小病，王桂珍同时承担着防疫卫生知识的普及工作，为村民普及霍乱的危害与防治。为了给村民们打预防针，她赤着脚走到田地里，就是为了做到一针不漏。
以王桂珍为代表的赤脚医生们通过努力，让五亿中国农民免受了瘟疫的侵扰，使中国各类疾病的感染率有了显著的下降，挽救了无数中国人的生命。
03
“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8年，《人民日报》转载了王桂珍等赤脚医生的事迹。毛主席看完后甚是欣慰，便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股学习赤脚医生、学习王桂珍同志的热潮，扎根大地、痌瘝在抱、佑护寒黎、医心赤诚的赤脚医生精神也就此流传于中国人民的精神当中。
王桂珍同志更是在此后于国庆二十周年与毛主席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在七十年代作为中国赤脚医生代表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并做了两次发言。
电影《春苗》在《人民画报》上的宣传
1975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以她为原型拍摄了电影《春苗》；2018年，浦东区委宣传部响应王桂珍的要求，于毛主席“赤脚医生好”的批示发表50周年之际建立了赤脚医生陈列馆，将赤脚医生的历史与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王桂珍亲笔信
04
材料1809有话说
重温这段历史，致敬王桂珍等同志的伟大事迹，同时给当前的医疗工作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在对比的基础上坚持真理，永葆初心，使我国医疗事业在曲折中仍不断发展前进。
博士说：小伙伴们，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1921-2021，百年披荆斩棘，百年砥砺前行，百年党史激荡。小博士发起“百年党史接力跑”，邀请100个党支部、团支部讲述100秒党史故事贯通风云激荡的100年。欢迎大家为本期主讲团支部材料1809团支部点赞加油，助力成为“人气团支部”。下一期，我们将请求是学会讲述焦裕禄的故事，敬请关注。
接力回顾
拒绝上头，要走心： 我爱你，中
64.为了这盛世，他们义无反顾！
65.天崩开局，极致运营完成奇迹翻盘！
出品 | 北科小博士融媒体工作室
留下的少数知识青年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中国都是文盲农民”的拥护下，不但打下了江山，成立了新中国。还要一边进行扫盲，一边带领这些“文盲农民”进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设，其中包括从零开始的完整的工业系统从重工业国防工业轻工业及民用工业的全面建设，和建设基础水利化，社办工业化的农村人民公社建设。这些建没全在毛泽东时代即毛泽东逝世前己经完善完成。至于先进的手机电脑等科技，当时在世界上也没普及，不能要求当时造出手机来。这方面事实繁多，下面只举钢铁业一例如下：就这一例也有点长。没有冒犯谁之意。这是个人之见而己。不想读下去就忽略了。保留各自观点。不过，“中国都是文盲农民”，听了似乎不太舒服。就因此而发泄一下。
就拿本文的赤脚医生来说，只培养了半年左右的知识青年，能与八年制甚至十二年制的大医生比吗？这些八年制甚至十二年制的大医生对于《文盲农民》来说看得起吗？养得起吗？中国几千年来有过几年有八年制甚至十二年制的大医生来为《文盲农民》治病的。《文盲农民》有这个福份免费让这些大医生看病吗？这些《文盲农民》几千年来不就是一些自学的祖传的一些民间中医郎中治治病，还没钱治就等死，平均寿命为什么这么低。毛泽东知道刚建国人多国穷，国家化钱培养的医生全在城市为当官的服务了。看到民间农村人民公社有自己培训的赤脚医生出现，而且又成功的，提倡推广了一下而已。在现代人看来不就是《文盲医生》吗。《文盲医生》为《文盲农民》治病后，《文盲农民》说好得很。毛泽东帮着说，好得很。伤害到谁了？你们有八年制甚至十二年制的大医生看病，就容不下《文盲医生》为《文盲农民》治病吗？
转载《鞍钢“三大工程”奠基新中国工业》
鞍钢复产时轰轰烈烈的献交器材运动
从废墟中站立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曾不止一次表达过这个观点。
新中国的工业化战略以重工业为重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苏联经验。而在此期间，共产党人一直在摸索一条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道路。1953年，以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组成的鞍钢“三大工程”竣工，为全国钢铁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标志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此时面世的《论十大关系》，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篇之作。几年后，毛泽东仍将其视为一个转折。他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头号工程
1953年12月25日，鞍山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以倾城之力，整个鞍山正酝酿着一场壮大庆典。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家专门从北京赶过来，设计了大会会场--在鞍山市中心人民剧院门前，竖起了象征“基础”的四个巨大的红色方柱，上面矗立着象征“建设”的灰色钢架；用高炉和无缝钢管、重轨图案组成的“三大工程”开工纪念章模型在会场正中的墙上放射出金色的光辉。
主席台两侧，挂着开工纪念锦旗以及周恩来的题词--“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的开工生产，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中的重大胜利”。
鞍山市区的主要街道和厂区的建筑物上，悬挂起巨幅标语和千百面彩旗。各机关、学校和商店门口挂上了成对成排的灯笼。市文工团和各文化馆、文化站领导的业余剧团，全都赶排了精彩的节目，街巷里锣鼓喧天，彩带飞扬。正在鞍山演出的著名演员梅兰芳、周信芳、程砚秋和马连良等也留了下来，等着参加这个庆典。
人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到车站去迎接为“三大工程”付出辛苦的苏联专家。火车站前人头攒动，个个喜气洋洋。
一周前，以“鞍钢全体职工”落款的一封喜报发向了北京：
当此第一个国家五年建设计划的第一年计划即将顺利完成之际，我们兴奋地向您报告：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第七号炼铁炉，都已提前竣工，并开始生产，国家交给我们的“三大工程”任务，已经胜利完成了。
复电很快发回到鞍钢，落款是令鞍钢人兴奋的名字，“毛泽东”：
鞍钢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第七号高炉的提前完成建设工程并开始生产，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巨大事件。……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你们的英勇劳动就是对于这一目标的重大贡献。
“三大工程”占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无数个“第一”--它是“一五”计划中位列首席的头号工程，是我国第一个钢铁基地，是新中国重工业建设中首批竣工投入生产的重点工程……
除此之外，“三大工程”还有个不一般的“头名”：在毛泽东1949年12月出访莫斯科时签订的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50个工程项目中，鞍钢列于榜首。
“既好看，又好吃”
刚刚从战火硝烟中诞生的新中国，太知道钢铁意味着什么。“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样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个观点，而当时，全国的钢产量不足16万吨。平均下来，还不够给每个中国家庭打一把菜刀。
早在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已提出：未来中国工业建设要“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
实现工业化的艰难重任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肩上。
1949年12月，西南边陲仍弥散着战争的硝烟，重工业部就已经组织召开了钢铁会议，这是新中国召开的第一个讨论工业的会议。同月，毛泽东前往莫斯科，会见斯大林。
列车在茫茫的西伯利亚雪原上奔驰。车上装着胶东产的白菜、莱阳梨、大葱，河北鸭梨，山东萝卜，北京绿皮“心里美”萝卜，江西小金橘等土特产。这些为斯大林准备的生日礼物，带着浓郁的泥土气息，在外交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
据担任毛泽东俄语翻译的师哲回忆，毛泽东大多时间都不在车厢里安坐，而是经常站在车窗口向外眺望。每逢到站，毛泽东都要下车走一圈，一边散步一边思考。
当车辆在一个叫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小站停靠时，散步的毛泽东忽然头晕，站立不稳。医生诊断认为是感冒，但师哲认为“这和他的过度劳累有关”。之后再遇火车停靠，毛泽东就再也不下来散步了，但烟却抽得越来越勤。
这次访苏，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生养造就他的中国，当然也是有备而去的。他准备就两党两国所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同斯大林直接会商。
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的礼遇。当天，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与他举行了会谈。斯大林破格地站在了门口迎接，苏联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在这里列队，这在苏联是不多见的。
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从前线的军事情况谈到经济建设、粮食收获、土地改革以及群众工作等。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我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说：“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这句幽默的话，让坐在旁边的师哲略微有点犯难。如果直译出来，苏联人肯定不明白。他想了想，在翻译时又加了一句解释：“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要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冠冕堂皇；好吃就是有内容，有味道，实实在在。”
然而在座的苏联人仍然不理解那是何物，全都目瞪口呆，只有对东方幽默略知一二的贝利亚失声笑了起来。
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两方的话接不上茬。毛泽东提出，想叫周恩来来一趟莫斯科。可斯大林并不赞同，他问：“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什么事情，为什么还要叫他来，他来干什么？”
谈判陷入僵局，十几天毫无进展。在停顿期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路透社发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毛泽东在苏联被斯大林软禁起来了。
这一下子苏联方面紧张起来了。他们大概也感到10多天没有毛泽东的消息，没有办法向全世界交代，就急忙和中共方面商量，怎样对待这条消息。
还是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想出了一个主意，说以毛泽东个人的名义发表一个答记者问，这样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经过这番周折，周恩来终于来到苏联谈判。最终，1950年2月14日，中苏双方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规定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用来恢复国民经济。
签约当天，一个小细节耐人寻味，当毛泽东和斯大林以及中苏双方其他领导人合影时，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发现斯大林稍稍向前挪了一小步。回到住处，叶子龙向毛泽东提到了这一点。毛泽东微微一笑说：这样就一般高了嘛！最终拿到照片，叶子龙一看，两人果然基本差不多高。
条约签订的三天后，周恩来一行14人启程回国。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等人则组成新的代表团，留在苏联继续谈判单项的经济贸易协定。最终，第一批援助的大型工程项目确定为50项，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项目，以及国防工业项目。
新中国成立前，鞍钢是国内惟一一家钢铁联合企业，使用的是日本人从美国引进的技术。东北地区原有的重工业基础较好，而鞍钢的底子又是全国最好的，便成了工业奠基的重中之重。
1950年3月，中苏签订了《关于恢复和改建鞍钢技术援助议定书》，这是苏联斯大林时代对中国技术援助的第一个议定书。
18亩地的图纸
1950年4月，42岁的炼铁专家王之玺从鞍山赶到天津，在鞍钢连续工作了60多个小时，王之玺双眼已经布满血丝，他在火车上支着头打了会儿盹，算是休息。
一进天津市内，王之玺就指挥着司机，左转、直行、左转……停到一座不起眼的二层白色建筑门口，王之玺下了车，直奔地下室。
打开地下室的门，是满满的三大排木架子，架子上摞满了一卷卷的图纸。
这些图纸，是在战火纷飞的解放战争时期，王之玺带着几个同事一笔笔画下来的。1948年8月，盘踞在辽南、沈阳一带的国民党军占领辽阳，在8月15日和9月4日连续向鞍山发起了两次大的进攻，鞍钢办公区正是国民党守敌的最后一个据点，国民党25师的1.3万军士盘踞于此，战事激烈，机枪子弹像雨点一样洗劫着荒寂无人的厂区。
在撤离鞍钢之前，几十名工程师连夜赶工，复制了鞍钢的图纸，搬运到关内保存。这些从战火中抢出来的图纸，成了鞍钢改扩建的重要依据。
王之玺把所有图纸带回鞍钢时，26名苏联专家已经在厂里等候。他们进行了一个在当时看来颇为庞大的扩建设计，以至于专家不够用了，后来又增加到43名。
根据鞍钢的基础图纸，苏联专家先把原昭和制钢所各厂与北部五个私人工厂联合成一个整体钢厂，同时恢复二炼钢厂，新建二初轧厂、大型厂、无缝钢管厂、半连续热轧钢板厂、冷轧板厂和热轧薄板厂。又因为鞍钢是我国当时惟一的大型钢铁厂，要支援全国建设，因此在扩建计划中又增加了300毫米连轧小型厂、250毫米连轧线材厂、螺旋焊管厂、电焊管厂、冷拔钢材厂和车轮轮箍厂等。
以这个方案为基础，1951年10月，苏联编制的120卷《恢复和改造鞍钢总体规划初步设计书》交到了鞍钢人手上。
设计书首页，开宗明义地写着要“扩大鞍钢生产规模，使之大大超过以往达到的最高水平”，“建设新的强大轧钢厂，保证出产多种产品，以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需要”。
120卷图纸，加起来有24000多张。如果一张张铺开，能排满18亩地。
看着浩如烟海的图纸，负责“三大工程”基本建设的鞍钢副经理王玉清顿时觉得心里没底。
王玉清原本是个钢铁业的门外汉，头一年刚刚调到鞍钢工作。他回忆说：
在此之前，我在大连工作。调动工作的时候，李富春同志找我谈了话，让我到鞍钢抓基本建设。当时我很担心，怕干不好，因为我不懂工业，更不懂基本建设。富春同志说：“不懂的东西可以学习。”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报到时，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对我说：“既然富春同志让你去鞍钢，还是按他的意见办，去了以后遇到困难，部里会支持你。”这样，我就到了鞍钢。
不过，王玉清没想到的是，他在鞍钢遭遇的挑战会如此之大。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都要在原有厂房的基础上建设，可是鞍钢当时连一台水平仪都没有，地面上不能搞测量，地下的土壤承压试验也做不了。
当时，鞍钢的生产情况也简陋得超乎想象--高炉炉身是用耐火砖砌筑的，外边加几道铁箍，铁水不是流进铁缸里运走，而是在炉台上用沙子筑起一个个格子坑，让铁水流进去凝成块。
更严峻的是，整个鞍钢的技术力量只有70多名工程师，其中还有60多名是伪满时期留下来的日本人，正在逐批回国，全部遣返后，作为全国钢铁产业中心的东北，技术人员仅占全行业总人数的0.24%。
苏方给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高炉都采用了当时的最新成就，工程全部自动化，机械设备全部由电气操纵。有些设备在苏联也是刚刚设计成功，就直接拿给鞍钢。这样的建设任务，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何况，国家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一席话，无异于给“三大工程”竖了一块倒计时牌。
会上，李富春做了题为《中国工业的目前情况和我们的努力方向》的报告，他说：“到1953年，我们修建铁路的钢轨，就可以完全由自己解决了。大型钢材、无缝钢管及薄型钢板，也能大部分解决了。这些新厂的建设，对于我国的重工业，是会有一定的加强作用。”
这个报告等于是公开宣布：1953年新中国将有新的大型轧钢厂和无缝钢管厂开工投产。
掐指一算，只剩下不到两年的时间。
再现“复工奇迹”
正踏上遣返回国路途的原昭和制钢所理事濑尾喜代三倒是信心十足，他说，看到鞍钢复工的奇迹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是你们中国工人不能实现的。
1948年11月，濑尾喜代三和修建工程师原一桢组成二人小组，与王之玺和工程师邵象华、杨树棠、李松堂分成两路，设计鞍钢的全面复工计划。
两组人把工厂里里外外走了个遍，就花去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这不是因为厂区有多大，实在是当时的情况惨不忍睹。偌大的厂区一片荒凉，到处杂草丛生，许多地方的蒿草没膝、齐腰，甚至比人还高。双脚还没踏进草丛，就先扑啦啦地惊起了雉鸡，吓跑了野兔。
道路两旁，杂乱地散放着各种残损的零碎部件、电器设备和长满厚厚红锈的废钢烂铁。厂房四壁布满了枪痕弹洞，楼里四处是玻璃碎片。稍微值钱一点的仪器早已不见影踪，就连楼梯扶手上包着的铜边都不知被谁扒掉了。
濑尾和原一桢受命与王之玺“背对背”地分别拿出鞍钢复建方案。三个星期后，王之玺的方案摆在了桌子上，但濑尾只拿了个草稿出来。
鞍钢护厂大队负责人王群问濑尾：“依你看，需要多少时间，什么条件才能修复鞍钢？”濑尾抹了抹嘴唇上的八字胡，有点尴尬地干笑了几声：“修复谈何容易，需要美国的设备，日本的技术，再加上差不多20年的时间。可惜，你们和美国没有建交，日本又是战败国。外援无路，内力空虚，这片厂区看来只能种高粱了。”
最终，濑尾他们还是做了一个复建方案，但是比王之玺的计划小得多。经党组织和厂领导研究决定，按照王之玺等人设计的方案开始了复工工作。
器材的缺乏是复工的头一道难题。老工人孟泰带头捡散弃在各厂角落的器材机件，从废品堆里搜寻有用的物资，再把它们修整一新。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孟泰跑遍了十里厂区，刨冰雪，挖废料堆，捡了成千上万个零件，建起了全国闻名的“孟泰仓库”。在炼铁厂开工修第一座高炉时，缺一个三通水门，打开“孟泰仓库”，里面有各种型号的三通水门1300多个，随便挑。后来在修复一、三号高炉时，所有管道系统的零件都是“孟泰仓库”提供的，没有花一分钱。
为了确保鞍钢复工，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的杨春茂同时兼任鞍钢监委，发布了《为号召市民献交器材运动布告》，向百姓征集鞍钢在战乱中散失的器材。
鞍钢成立了15个献交分会，鞍钢制造部总工程师杨树棠记得，在他从住处去办公室的路上，看见衣着褴褛的工人群众用肩挑、背扛、车送，把各种设备、器材从铁东、铁西、立山等处潮水般地运到厂区，从早到晚，川流不息，“真是一场神话般的奇观壮景”。
人们献交出来的大量器材就摆在鞍钢办公楼门前、钢铁研究所门口和正门附近的马路上，其中不乏价值不菲的贵重器材。电修厂工人魏荣夫把自己过去开电料行的148件原材料全部献出。杨树棠和其他工程师每天就到路边扒拉，几乎是应有尽有。
到1949年1月10日，已有4255名职工献了器材，占职工总数的73%，共献出各种器材52462件。全市累计献交器材1123种，212694件，其中鞍山市立山区在3天内献交马达300多台，新华区仅电机一项就献交157台，献交的电器材料能缩短鞍钢电气修复计划一个月。
濑尾由衷地赞叹说：“昭和制钢所从来都是防着工人把厂里的东西往家里拿，哪儿有工人往厂子里送东西的。有了这些器材，鞍钢恢复生产的速度起码可以加快十年。”
日本人无法理解那个年代里国人的踊跃与忠诚，但那样的岁月却真实地存在过。两年后，复工时曾经的激情，建设“三大工程”时又再度燃起。
1951年12月13日，李富春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报告，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建设“三大工程”。
四天之后，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应大力组织实行。
鞍山东山上突然间拔地而起一座大宾馆，住进了几百名苏联专家；厂房边盖起一长排三层高的新宿舍楼，迎来从全国各地抽调的技术干部；被鞍钢人称为“三角楼”的两栋大楼都被清理出来，接待应聘的专家和工程师。
从1952年3月开始，鞍钢从生产单位抽调了15名老干部，170名一般干部，180名技术干部和大批技术工人。
原来不大的鞍山城一时间沸腾起来。时任鞍钢炼铁厂副厂长周传典回忆说，办公楼彻夜灯火明亮，工地上人喧车鸣，到处搭起脚手架，闪烁着电焊火花。人们走起路来大步流星，像是在跑步。
1953年时新华社发表的《祖国建设的新气象》一文中说：“从去年3月到今年2月中旬为止，全国各地派去参加鞍钢建设工作的干部、技术人员、农民、大学毕业生和军人等就有4万多人。”
1952年7月14日，无缝钢管厂破土动工；8月1日，大型轧钢厂破土动工。次年春，七号高炉动工。
“三大工程”轰轰烈烈地上马了。
全国支援鞍钢
中共中央提出了“全国支援鞍钢”和“为鞍钢就是为全国”的口号，“三大工程”被列为全国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鞍山市则由此划归中央政府直接辖管。
安装高炉的工程最为壮观。为了抢工期，工人们创造了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的方法。工程高36米，人们就搭起了8层的架子，多工种的工人在架子上同时进行8种作业，里外三层，上下八段。
一个负责安装管子的组长，看见别的组8小时装21根管子，但自己的组才装12根，蹲在工地上就哭了。一抹眼泪，这个组长带着全组重新调整劳动组织，最后达到了8小时装42根管子，全工地超额13.8%完成任务。
当时，道道工序紧密衔接，如果上道工序不能按时完成，下一道工序就要停工。于是，建设者们便你追我赶。这个热火朝天的九月后来也被鞍钢人称为“难忘的九月”。
来自大、小兴安岭，赣江和湘江流域的两万多立方米木材、关内外67个水泥厂供给的数万吨水泥，大连和沈阳供应的石棉，重庆供应的重轨，上海供应的电缆电线……全国有57个大中城市和199个工矿企业为鞍钢制造各种设备，提供生产建设用料。大批物资经由火车、汽车，甚至是大轱辘车或马车，源源不断地向鞍钢运送。
“为鞍钢就是为全国”是当时工业领域最响亮的口号。无缝钢管厂建设时急需一批搭脚手架的架工，鞍钢向南方有关单位求援，但那时中南地区的大部分架工都到荆江分洪工程去修筑水闸了，随后，衡阳、广州、桂林几地都被发动起来，短短十几天内就招募了100多名架工，送到鞍钢。
大型轧钢厂建设中，原先订购的电焊条不够用，再订货也已经来不及，国内也无处调拨。得知后，大连造船公司把计划内的150吨电焊条全部送到鞍钢，哈尔滨工业器材公司也把刚刚批下来的4吨电焊条全都支援出来，哈尔滨机车修理厂原先库存的电焊条只有一吨，也立即献出了一半。
最让鞍钢副经理王玉清印象深刻的，是锦州电气厂承制变压器时发生的一段故事。
1953年8月15日，当一列火车停在鞍山车站时，从拥挤的车厢里走出来一个人，身背着一台小型变压器，径直向鞍钢设备处走去。
这个人是锦州电气厂的一名车间指导员。
原来，在一周前，鞍钢设备处给锦州电气厂打了一个电话，说鞍钢无缝钢管厂工程需要一台小型变压器。
锦州电气厂的厂长接到电话后，马上让工厂把其他工作停下，组织工程技术人员连夜赶工，用三天就造出了一台变压器。
怎么送到鞍钢呢？有人建议用火车托运，但马上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担心火车辗转耽误，影响了鞍钢建设。最后，他们决定从厂里派一个最可靠的人，亲自把变压器送到鞍钢。几经遴选，选出了这名车间指导员。
8月15日夜间，在这位指导员的强烈要求下，变压器直接送到工地安装完成。他说：“赶紧试一试，如果不合适，我们马上回去重新做一套。”当鞍钢设备处处长向这位运送变压器的指导员表示感谢时，没想到这位指导员反而郑重地说：“是我们应该感谢你们。当我们厂里接到鞍钢订货任务时，都觉得很光荣，是沾了你们的光彩。”
伏尔加河上
听见长江流水声
1952年8月，正是“三大工程”施工紧锣密鼓之时，周恩来率队登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他带领的这个阵容庞大的代表团，除了中国政府经济方面的领军人物陈云、李富春等，还有多名经济学家。
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一五”计划的编制情况，寻求苏联的帮助。
但是，对于如何开展即将开始的工业化建设，中国人显然没有多少经验，会谈是从苏联计划委员会14个副主席分别给代表团“上课”开始的。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周恩来和陈云回国，李富春等人留下继续与苏方商谈经济建设援助中的具体细节。
“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的援建项目，1953年5月15日，由李富春和米高扬分别代表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根据协定，1953年至1959年，苏联将援助中国建设与改建91个工业项目，加上1950年签约援助的50个项目，共141个项目。1954年10月，苏联又追加援助15个项目。这样三批加在一起，总共156个重点项目。
这156个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新中国工业化之路由此得以从点到面地铺开，因此也被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当时，中苏双方针对鞍钢工程签订了更进一步的协议书，协定从1952年到1955年加大由苏联向鞍钢提供设备、设计项目，派遣专家和接受实习生的力度。其中，设计文件的交接、各项合同的签订都放在莫斯科进行。
刚过完25岁生日的赵栋梁就这样成了鞍钢国外小组成员。
平均每两三天，赵栋梁就得往国内发一批资料，国际邮寄需要称重，到了年底，他把所有单据加在一起，发现在小半年的时间里，他处理了设计和技术资料6.5吨。
1953年春天，鞍钢七号高炉工程正式开工，赵栋梁的工作更加繁重，他平均每两天开一次会，往国内邮寄的资料更是大幅增加。
刚开始，来回送资料都是用皮箱，不够用了就在国外买，但资料太重，皮箱用一次就坏了，很不经济。之后，国外小组从国内运来帆布袋，在里面衬上防水布，又轻便又结实，只是每次装满资料后，都得靠两个人抬。
同期，苏联派来大批专家指导“三大工程”，最多时达到100多人。
在七号高炉的工地上，一个苏联专家为了研究技术难题，把自己关在屋里七天七夜，饿了就抓起身边的馒头啃两口，困了就趴在桌上休息一会。七天后，他带着解决方案从屋里出来时，只见他头发蓬松，胡子老长，满脸憔悴，把大家都吓了一跳。
面对人们奇怪的目光，这个专家本人倒毫不在意，还高兴地说，熬了七天就出了方案，值！
苏联时任在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上世纪80年代回访中国时，回忆了一件趣事，足见当时中国领导人对鞍钢专家的重视。
一次假期，几个年轻的苏联专家从鞍钢来到北京，无意间游逛到了中南海。他们向警卫人员出示工作证后，说想同毛泽东聊一聊。听说是苏联专家，警卫马上去请示，毛泽东最后真的会见了他们。
中方人员转告这几个专家的冒失举动后，阿尔希波夫大为光火，找到这几个专家质问。可他们却显得有点委屈，回答说：“我们怎么也没想到，毛居然亲自见了我们”，“在谈话中，我们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而毛泽东当时对苏联专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
上世纪50年代的鞍山，生活中弥漫着苏联文化的气息。俄语是中学必修课程，年轻的父母们会给孩子起一个好听的苏联名字。电影院里放映的是苏联的电影……一首歌曲广为传唱：
伏尔加河上听见长江流水声，
世界上再没有更亲密的友情……
鞍钢支援全国
最先竣工的是无缝钢管厂。
1953年9月15日，无缝钢管厂机组开始试车。10月24日，世界级冶金权威、苏联亚速钢厂总工程师罗曼可亲自坐镇，正式试轧热轧无缝钢管。
试轧现场一片紧张忙碌。调度室里的两台子母钟哒哒地响着，40多部电话不停地传达着指令，变电所、主电室、油库的工人眼睛紧紧盯着仪器仪表，加热工烧上了试轧的管坯，轧钢工调整好轧机，一切准备就绪……14时20分，第一根火红的无缝钢管顺利轧制成功。罗曼可检验各种参数后，满意地说：“就算在苏联，这也是质量上乘的。”
在这根钢管上，工人切下了长20厘米的一段，钳工邵明祥在上面刻下了“献给敬爱的毛主席”的字样，派专人送去北京。
这不是鞍钢送往北京的第一份“礼物”，却比其他的礼物更加意味深长。这是因为，“三大工程”中率先竣工的无缝钢管厂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个月，这足够使得他们赶在毛泽东60岁生日之前送上这段看似不起眼却意义重大的钢管。
1953年12月15日，鞍钢大型轧钢厂举行竣工移交生产签字仪式；12月18日，七号高炉竣工。至此，鞍钢“三大工程”全部完工。
1954年初，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向中央呈交了一份报告，上面写着：大型轧钢厂工期一年零三个月；无缝钢管厂工期一年零三个月又十三天；七号高炉工期仅五个月零十天。“三大工程”创造出新中国工业建设史上的奇迹。
报告中，确定了要建设包头钢铁公司（当时称五四钢铁公司）和武汉钢铁公司，将和鞍钢一起形成“三足鼎立”的大型钢铁基地布局。王鹤寿通知鞍钢，这两个钢铁公司生产准备所需的主要技术力量、管理干部和技术工人全部由鞍钢承担培训和支援任务。
“三大工程”为中国的钢铁业开了个好头。1956年1月，鞍钢支援包头钢铁公司建设的200名干部和技术工人启程，同时，武汉、包头和本溪钢铁公司6000名技术工人到鞍钢学习培训。
此后的两年间，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重点项目中有106个正式施工，29个投产。到1955年底，基本建设投资已经完成“一五”计划投资总额的51%，工业增长速度三年平均为17.4%，高于计划要求年平均14.7%的水平。
“十大关系”
1956年2月25日，王鹤寿站在中南海颐年堂门口时，早就打好了腹稿。
见到毛泽东，王鹤寿首先说，钢铁工业生产水平与解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提高。钢铁工业可以提前一年完成“一五”计划。听到这里，毛泽东很高兴，不断插话询问。
接着，王鹤寿说，目前我国钢铁工业的水平还十分落后，1955年钢的实际生产量，仅相当于美国1886年水平，落后70年；1956年钢的计划产量为447万吨，仅相当于苏联1928年的水平。如果按人口平均，落后情况就更为严重。在产品品种质量等方面，我国钢铁工业更是十分落后。
说到这儿，王鹤寿话锋一转：“不过，钢铁工业发展速度有可能快一些，因为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比美国、苏联建设钢铁工业的初期起点要高一些。”
毛泽东听了，先是眉头一皱，说，要迎头赶上去，坚持不懈地干，总是可以赶上去的。当听到钢铁工业发展速度可以比苏联快一点时，他又说，应该是可以的。我们既有苏联的成功经验，又可以少走苏联走过的弯路。
这次在中南海的汇报，是王鹤寿主管钢铁工业以来，第一次详细地当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情况，“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这个说法，他也是头一次听到。40多年后，王鹤寿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当时主席提到的借鉴苏联经验，走我国自己发展工业的道路的思考，给了我一个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
而这个观点，毛泽东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
1956年是一个创造了许多“第一”的年份。
“一五”计划中的许多项目即将建成或者已经建成。包钢和武钢项目相继上马；新中国第一批12辆国产汽车开出了厂房；沈阳飞机制造厂生产出了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中国大地上第一次形成了工业体系的雏形。
鞍钢的七号高炉出现了压产，高炉需要陶瓷元件，但国产的陶瓷元件却屡屡不达标。1956年，轻重工业的建设比例达到极度倾斜的1：9，工业大量分布在沿海地带，不均衡的状况已经显现。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薄一波那里听说，刘少奇正在听取国务院一些部委汇报工作。他对薄一波说：“这很好，我也想听听。你能不能替我也组织一些部门汇报？”
2月14日起，毛泽东开始同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对34个部委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刘少奇召集国务院各部门汇报工作，是为起草中共八大报告做准备的。而毛泽东的调查，最终则超出了这个范围。
巧合的是，毛泽东调查开始之日，正好是苏共二十大开幕之时，这两件事情碰巧赶在了同一天。
苏共二十大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暴露了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间的一些缺点。这些，对正在思考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十分重要。
在中南海，63岁的毛泽东展开了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他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都是四五个小时。地点在中南海颐年堂。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
2月14日，是汇报的头一天，这天，毛泽东等听取了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的汇报。听汇报中，毛泽东主张，“把外国先进的东西先学来，就像小学生写仿一样。找到苏联的样本也好，捷克的本子也好……即使他是错的也得学，因为不学你不会知道他是错的。”
2月15日，电力工业部汇报；2月16日和17日，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汇报；2月19日和20日，建筑工业委员会和建筑工业部……到4月24日，毛泽东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
在这个阶段的汇报中，毛泽东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论十大关系》的完整思想呼之欲出。
4月19日，毛泽东把思考中的问题归纳出三个关系。他说：“三个关系必须很好地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次日，他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五个关系，又增加了地方与中央、经济与国防的关系。24日，毛泽东又归纳出“六大矛盾”，加入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不久，这六大关系之外又增加了四个关系，成为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他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成果。
十个关系中，前三条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是讲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的问题。第四、第五条论述的是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讲经济体制问题的。第六至九条论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以及是非关系，是讲在政治思想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最后一条则是论述的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是讲学习外国要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论十大关系》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思路逐步清晰起来。
《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系统的思路。三年之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经验时，仍然把它看作是一个转折。他在《十年总结》写道：“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开始反映客观经济规律。”
这时，远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正在为他的《美国与中国》一书第二版作最后的修订，书中不乏对新中国的批评，但是，在评述新中国的工业化时，费正清说：
共产党中国的工业成长是迅速的、动人的，而且也是可怕的--比任何一个不发达的亚洲国家都快。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么？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转引“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在5年内，第一，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0斤到2000斤。第二，皮棉每亩平均年产量达到150斤到200斤。第三，争取在5年内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能占60%以上，基本上普及小学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在10年内培养出一批又红又专的技术干部、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编辑、记者、教授、教员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5年内能够培养出300个有实际斗争经验的、有大学讲师以上水平的社会科学工作者。第四，争取3年内使上海市区和郊区基本上无蚊、无蝇、无鼠、无麻雀、无臭虫、无蟑螂、无钉螺，5年内彻底做到，并坚持到子孙万代；等等。
“那真是些令人难忘的日子，”农民技术员赵东旺说，“每当我想起那些日子，心里就特别高兴。那时我才21岁，多么伟大难忘的日子，那么多的人来到一起，他们的纪律性是那么强，每个人都能按时出工。大家怀着同一个愿望来到了一起，没有村与村的界限，不分你我。以前我们从没见过炼铁，可这次是我们自己亲自炼铁。”
“在等待铁水流出的时刻，大家都异常兴奋。我的任务就是看柴油机，它正常工作时，我就可以离开到别处去看别的炉子。这样，我在几个炉子间来回转游，把所看到的东西都装在了脑子里。有一天，我在沙滩上浇铸了几个大字“全民大炼钢铁”，然后把铁水灌满这几个字的每个笔划，铸成了六个大字，我们把它挂了起来。”
“当要我们第一次步行到西营的大坝上去劳动时，许多人都不想去，我们想象着这是一个又远又累又要挨饿的地方，所以和亲人、朋友告别时，大家都哭了。”党支书张贵才说，从一踏进西营村开始，那里的人就对我们很好，他们让我们住进他们最好的窑洞，每天小米饭管饱，每三天吃一顿羊肉。伙食那么好，和那儿的人相处得那么好，等该走的时候，谁也不想回家了。”
“在西四河大坝上劳动的有10万人，到处是飘扬的红旗，晚上工地上的电灯泡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把整个工地照得犹如白昼。所有的干部都下来和人们一道劳动，每个人的决心都很大，干劲都很高。”供销社主任师才元说，“10万人分三班轮流上工，到处都是人。如果你站在山头往下看，简直是一片人的海洋。”
“在铁路建设工程中每个人都辛勤劳动，大家都争当英雄，谁也不甘落后。人们气士高昂，所以很好领导。每次我叫开会，大家都来参加，那时候当干部也容易。”五队菜园领导五文则说，“我们开展了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有一个从天市来的妇女叫苗文英，她能推着装1000斤石头的平车上下坡。男人们都愿意跟她在一起干活，因为她把全身的力气都用在了劳动上。有时，我们展开速度竞赛，一个公社对一个公社，看谁往路堤上运的土多。苗文英用扁担挑两个大筐，没有哪个男人能比得过她，就连总在男人当中当冠军的老汉赵大元也比不过她，她与10个男人比赛，一次一个，都把他们给赢了。最后，我自报奋勇与她比试比试，大伙都说我不行，可我坚持要试一试，结果也败在了她的手下。”
张庄的人们就这样充满激情地讲述在“大跃进”这场群众运动中几个月内发生的事情。毫无疑问，这是1947年土改到1966年“文革”期间他们生活的至高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一些地方，最出名的是河南，合并了合作社，成立了人民公社，在这个新的大规模的组织的基础上，展开了生产的大跃进，另一些地方，为了加入已在全国展开的生产运动，人们通过联合迅速成立了人民公社。两个运动相互促进，相互加强。在两个运动过程中，他们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的重新吻合，掀起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改造自然、在农村建立工业大炼钢铁的运动。
人民公社开始发展很顺利。1957—1958年的冬天，特别是在河南，党号召展开了一场引水灌溉旱田的运动。当时，这个省所有的农民都已加入了高级合作社，他们认为农村的人民已经找到了一种组织形式，有了这个组织的力量，就什么任务都能完成。但当运动展开以后，由100—200户组成的小规模的合作社很明显地妨碍着运动的发展，社与社之间在工地仍使用，路权、水权等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冲突，很少有人听从统一指挥。如果再向前迈进一步，迈向更高一级的合作社，这些问题就很容易解放了，这个更高一级的合作社将把一些小的合作社，甚至全县的有的合作社合并在一起，把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资源都合并起来，在大规模范围内分配劳力，这样，迄今为止仍是梦想的工程马上就可以变成现实。
为了满足眼下的需要，一个合作社的大联盟诞生了。在视察了河南和山东正在搞的这种大联盟以后，毛泽东把它们叫做“公社”。很快“公社”这个机构就发展开了，远远超出了搞土地基建简单联合的范围。因为一个公社包括整个乡镇，有时甚至包括整个县，所以不久就取代了政府的职能，它不仅负责农业生产，而且负责小型工业，后来又把权力范围拓宽到了领导所有的行政机构、商业、银行、文化教育和医疗保健，最后还接管了军事事务、军事组织、民兵和军事指挥权。
“在目前形势下，”1958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在这儿突然引进了“共产主义”这个概念，真使人大吃一惊。许多人认为真正妨碍国家建设，影响分配原则的是在中国仍存在着三大差别，即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人民公社具有在生产的各个领域开展技术革命的资源，具有在农村建设工业，同时发展全民教育的能力，具有发民文化生活和医疗保健事业的能力，所以能缩小并消除这些差别，把农村发展到城市水平，把农民变成工人，到少一段时间内可以使人兼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两方面的能力，这个过程每走一步就向远大目标共产主义迈进一步。迄今为止这还只是一个遥远的，一个不可能在10—20年时间内获得成功的目标。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用自己的经历向人们展示了如何组织起人民公社来实现这个远大的目标。卫星人民公社由碴岈山附近的27个农业合作社组成，在资源和劳力合并前，他们在搞重叠的、冲突的水利工程，1958年4月他们成立了卫星社。卫星人民公社的章程在全国各地第一次发行，就为后来的运动确定了调子，它开辟了一条先进的、大规模的合作社的生活之路，把9000多个家庭带入了一个多方面合作的集团。社员们不仅把原来合作社的生产资料合并了起来，而且把庭院中的自留地，房基、牲畜和林木等私有的生产资料也转为了公社所有；他们不按季节分粮而按月工资制分红，并保证每个人的免费粮食供应；他们组织了公共食堂、幼儿园和缝纫小组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合并了为了方便土地基建和工业建设的财政资金，所有物资材料，财政资源和劳动力实行统一管理，这个宠大的合作社不久又与乡合并了，这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乡长和副乡长在公社和乡享有同样的权力。评论家们说，这种政府与公社的合并是国家最低一级权力的消失，是朝着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消灭国家”迈开的第一步。
河南的第一个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毛泽东视察山东时讲了“人民公社好”以后，人民公社很快就遍及全国。公社成立后就围绕钢铁这个中心问题开始搞大小规模的改造工程，搞小型工业建设，并由此开始了“大跃进”。由于整个合作化运动和向公社化的迈进解放了大量的新的生产力，毛泽东又重申了他1956年提出的口号，再次号召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尽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当时人们之所以认为中国将能够在经济、社会方面获得迅速的发展肯定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确实，仍有大量的生产力尚未动员起来，仍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尚未发掘出来。几千万农民一直只是部分时间劳动，他们只在农忙季节辛勤劳动，农闲时由于没有别的可选择的劳动所以只是虚度光阴。合作社前，一个农民每年平均只劳动100—150天；合作社后为200多天，人民公社将保证每个农民每年要劳动到300天或更多。许多劳动日将用来搞基本建设，这样将大大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将建设起能容纳几百万农民上班的新型工业。
如果几百万农民总是那样闲着，那么巨大的矿、水、荒地、边地和森林资源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由于首先是被地主——佃户制拖了后腿，然后又被分散的个体经济拖了后腿，中国大量的劳力一直没能用于开发国家的财富。现在，终于从个体经济中解放出来了，劳动的人民终于能够为国家出力了，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种曾经很活跃的力量就能使经济得到改造和发展，“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唤起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1958年全国粮食的特大丰收使人们非常乐观。丰收的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头一年采取的广深入的保护措施，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一年特别好的气候，全国既没有大面积长期干旱，也没有严重的洪涝灾害，适人的气候送给人们一个史地前例的丰收年。有了充裕的粮食，中国人民认为再没有他们不能完成的任务了，敲锣打鼓的人从一般的生活方式走了出来，几百万人走出幽静的山村拥向工地，在荒野上修筑大坝，开挖水渠改道河流，哪里有矿石和煤，他们就在哪里开挖，并在现场炼钢炼铁，吃饱了肚子，充满热情，他们在向大自然挑战。中国光明的未来就在眼前。
“现在，人民的热情已被唤起。”毛泽东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国家，时时被滚烫的热潮冲击着。有一句很好的比喻：我们的国家就象一颗原子弹，一旦爆炸将释放出无穷无尽的力量。我们将能够做我们的前人从未做过的事情。”
“全党大办钢铁，三年超英，七年赶美，十年超美”的指示。各县迅速掀起以钢铁生产为中心的新的“跃进”浪潮。机关、厂矿、学校、农村全力投入“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中，一时建起数千座小土炉。是年秋，在献铁活动中，各地搜尽废铁，甚至砸碎铁锅，完成献铁任务。
与此同时，各地还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交通、邮电、文教、卫牛等各行各业都积极投入，备县在大办工业、水利、电力等建设。
人民公社撤销区、乡建制，实行工、农、商、学、兵一体，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1984年4月，走资派取消人民公社，恢复乡镇建制。
1958年2月2日，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国大跃进”口号。
在中国历史上，由1958-1960年间发动的一场动员了庞大人口参与，特别是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化等方式，以求迅速解决中国工农业落后局面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大跃进足动。毛泽东希望依靠中国“人多力量大”来建设社会主义。
“大跃进”是毛泽东亲自挂帅推动的主要集体计划经济的社会运动之一，也是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它不仅在农村全面建立了“人民公社”，而且还要建设健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推荐“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在文中说，由这个合作社的事迹，看到“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
毛泽东指出：“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毛泽东还指出：“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有学者提出, 历史研究要努力践行“在时”的视角, 所谓“在时”, 即强调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历史事件时, 从事件正在发生的彼时彼刻去观察问题, 因为事件的发展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而事件的参与者不像后世史学家那样, 能够清晰地预知正在进行的事件的可能结果。 从这一角度来说, 在当代史研究中, 研究者多“从其自身所处时代的各项发展的角度检视过去”的情况比较普遍。如何做到当代史研究的“在时”视角, 值得思考。例如对“大跃进”的研究, 今天人们往往将“大跃进”囿于“浮夸风”、“小土群”, 乃至“吃饭不要钱”等“形象化概念”之中, 宛如盲人摸象。
若从历史事件的“在时”角度来看 ，仅仅就社会福利事业在“大跃进”就很完善。 社会福利事业的大跃进历程揭示了“大跃进”时期的真实的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初建成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社会福利事业一度与社会救济结合在一起, 统称“救济福利事业”，它的主要任务是尽快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流离失所、无依无靠、饥寒交迫的鳏寡孤独及残疾者的收容安置问题”，这些人员以妇女儿童、身体病残或遭受贫病灾害者为主，他们不但饥寒交迫，而且生产劳动能力差，迫切需要福利救济。
“要想根治贫困、失业问题，还是必须从发展社会经济、增进国家建设的角度去着手。”为了救济贫困而组织的“以工代赈” 兴办市政工程, 是1949年后较早将生产与救济福利事业联系起来的实践活动。
1950年开始，取得和平的全国大部分地区均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战后修复性建设。例如“上海、南京、天津等城市纷纷采取这种方式 (以工代赈) ， 仅在一年多时间里就翻修马路824.5公里，整修下水道243公里”。因此，这一时期，虽然社会福利与救济界限划分不清，但政府采取“以工代赈”的传统救济方式,，使地方政府仅用少量资金，就将救济贫民与建设城市联系起来，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显然, 当时人们所理解的“救济福利”的内涵, 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解差距很大, 正如时任内务部长董必武1950年4月16日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所讲:“加强生产节约, 救济灾荒失业”是“当前的救济福利工作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救济福利事业, 应该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 以人民自救自助为基础而进行的人民大众的救济福利事业”。
1952年起, 一些城市本着“生产自救”的方针, 开始组织烈军属和城市贫民参加手工业或小型工业生产, “尽管当时这种生产大多是季节性、临时性的, 参加生产的对象也主要是失业、无业贫困人员, 但它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开创了以生产自救方式解决某些救济对象生活出路的途径”。
这种带有福利性质的生产方式, 在1953年的全国民政会议上获得大力肯定, 会上正式提出:“必须大力组织革命烈士家属、革命军人家属、革命残废军人中有劳动力或其他生产条件的, 积极参加各种生产自救, 对无法维持生活的贫苦市民, 应鼓励和帮助其自谋生路, 必要时应扶助他们进行各种经常的、或季节性的、合作社性质的手工业及小型加工生产, 或参加以工代赈。”
而生产自救的形式, 可以“采取合作社的形式, 扶助他们从事有原料、有销路、用资金少、劳力多的手工业, 或简单易学的加工工业, 由小到大, 逐步发展”。在此政策的鼓励下, 全国各城市的民政部门很快组织生产小组、工程队、合作社和小型工厂等形式, 发动了50多万烈、军属和贫民 (包括残疾人) 参加了各种不同类型的福利生产。
通过两年多的实践, 1954年内务部、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中国人民救济总会联合发出《关于建立城市烈属、军属、贫民生产和教养机构生产的联合指导机构的通知》, 要求各城市在党、政统一领导下, 由民政、合作、地方工业和救济分会等几个部门共同组织生产指导办公室或委员会, 用于领导组织城市烈军属和贫民参加生产。
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 这种带有救济福利性质的生产单位得到迅速扩张。1957年, 内务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又制定了对此种生产单位的税收减免和贷款优惠政策, 而内务部、国家经委、商业部等部门又给予这种生产单位以原料上的优先供给 , 确定了城市社会福利生产单位所享有的国家优惠政策与扶持框架, 也开启了全国福利生产的初步跃进之势。到1957年底, “全国的福利生产单位发展到8000多个, 参加生产人员达58万之多”, 实现“生产总收入1.59亿元”。
1949年后的社会福利事业, 经过几年摸索, 基本摆脱了最初福利与救济不分家的困境, 1955年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召开以后, 内务部开始设立专门的社会福利管理机关, 这也标志着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事业的正式划分。
此后, 国家正式建立“社会福利服务机构”, 专门收养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无正常生活来源的孤寡老人、孤残儿童、精神病人、残疾人等, 这些人在民政材料中通常被称为“三无”人员。
而1949年以来社会福利事业逐渐确定的以“生产自救”为主的发展思路, 既是对中国共产党革命时代的生产运动经验的吸收 , 也是对1949年以来全国各地救济、福利事业的实践经验的总结。
当时, 社会上多数人认为, 社会福利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领域, “优抚救济工作是必须由国家或集体花钱的工作, 没钱是不能办事的, 钱少也不能把事办好”。
因此, 别说是“大跃进”了, 要想实现自给自足都很困难。但是, 1953年1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 确立了“生产自救”为核心的社会福利政策, 民政部门在工作中大力推行福利生产, 用实际行动驳斥了这种“保守”观点, 不但宣扬“不用国家一分钱办福利”, 还努力将救济、福利工作转为“以生产为中心”的生产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