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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愿意为苏联提供空军基地

(2025-01-13 09:35:30) 下一个

蒋介石愿意为苏联提供空军基地

 

 

 


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达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彼得罗夫,正式向他提议举行中苏会谈: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很好,我们欢迎。不过,苏联对中国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这样一来,中苏合作就有了基础。

蒋介石还向彼得罗夫保证:如果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恢复满洲铁路,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还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

蒋介石的电报:......电报还强调:

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关于旅顺港问题,斯大林还是不容争辩的口气:港内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苏联。并且,中长铁路现在还不能归中国所有,因为这些铁路是俄国人出钱修建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况且铁路仍在日本人手里。


转载《蒋介石国民党出卖蒙古主权始末》

作者:佚名

人尽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于昏庸无能的蒋介石政府默许下由苏联策动独立——但实际上,苏联之所以敢于在1945年煽动蒙古独立出中国版图,其蒙古境内的“民意基础”,一定程度上来源于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关东军的蒙独战略。

而不论是面对日本还是苏联,作为当时国际上名义认可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国民党无力捍卫民族大义、拱手放弃领土主权的懦弱卑微均一览无余,永远不可洗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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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12日,罗斯福会见了魏道明,向他透露:

在会议上,斯大林对远东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维持外蒙古现状;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  苏联要在大连及其附近地区取得一个不冻港。

十天后,罗斯福离世,杜鲁门上台。

6月9日,杜鲁门在白宫会见了宋子文,向他通报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

杜鲁门显然知道这个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但是面对一个在对日作战战场上溃败不堪(意大利已投降、苏军已逼近柏林、共产党军队已收复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蒋介石竟然还能丢掉河南湖南广西福建的省会和两百多座县城)的中国政府,杜鲁门傲慢地对宋子文说:

一旦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那么美国政府对于《雅尔塔协定》不能不给予支持。

翻译起来就是一句话:没有苏联红军,你们国民党击退不了残存固守的日本关东军。

宋子文听后当然是非常震惊,当场作出了强烈反应。

然而杜鲁门不露声色,如今的中国显然已经不用在乎蒋介石政权的权威。

6月,苏联新任驻华大使彼得罗夫到达重庆。

第二天,蒋介石在官邸会见了彼得罗夫,正式向他提议举行中苏会谈:联俄,这是孙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这很好,我们欢迎。不过,苏联对中国应该采取明智的态度,这样一来,中苏合作就有了基础。

蒋介石还向彼得罗夫保证:如果苏联出兵东北,帮助中国恢复满洲铁路,中国愿意为苏联提供满洲铁路和商业港口的使用权,还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军基地。

几天后,彼得罗夫向蒋介石提出了中苏在谈判中需要解决的有关问题,涉及大连、旅顺、满洲铁路、外蒙古、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等。

彼得罗夫告诉蒋介石:中国只有同意解决上述问题,苏联才会同中国谈判,签订友好条约。

6月17日,宋子文从旧金山回到重庆,气愤诉状:杜鲁门只向我透露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除此以外什么也没说。

听了宋子文的话,蒋介石亦是无奈,不能指望美国人,他只能寄希望于苏联。

6月30日下午,宋子文携带蒋介石写给斯大林的亲笔信,与外交部副部长胡世泽、满洲事务专家沈鸿烈、钱昌照、蒋经国、张福运、卜道明、刘泽荣,乘坐一架美国飞机从重庆飞抵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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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宋子文与苏联高层举行初步会谈,整个谈话只用了十五分钟时间,据服务人员的调侃:

连面包都还没烤热,我们接待宋的会议就结束了。

宋子文当时向斯大林递交了蒋介石的亲笔信,并表示:

孙中山先生留下遗嘱,中国革命欲要成功,必须联合苏联共同奋斗。因此,我希望会谈能为中苏之间建立友好、紧密和长期的合作关系打下基础。

7月2日晚,中苏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谈。

会议大厅里,灯火通明,威严肃穆,双方代表陆续进场,然而大家就座后,斯大林却站了起来,把厚厚一叠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推:

你知道这个吗?如果你看过,就请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要在美国罗斯福签字的文件基础上进行。

宋子文低头扫了一下文件,原来是《雅尔塔协定》。上面,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的签字清晰可见。

宋子文禀照蒋介石的旨意,首先回避外蒙古问题:

6月12日,蒋总统已经同彼得罗夫大使谈过,现在不能解决外蒙古问题。我想,我们可以把这个问题暂时搁置起来。

斯大林一听宋子文的话就火了,立即反驳,且语气坚定:

苏联政府不能接受你们的意见,必须承认外蒙古独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否则,一旦敌国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比如日本打算这么做,那么苏联远东的利益就会陷入严重的孤立状态。

日本是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即使日本现在战败了,又有谁能保证它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那样,经过10年、15年东山再起?

中国是否承认外蒙古独立,这显然关系到苏联在满洲和中共问题上是否接受中国的要求。

斯大林的用意很明确,如果蒋介石政权不同意外蒙古独立,苏联就不会出兵东北,不会帮助中国消灭日本关东军。

面对斯大林的威严,宋子文几乎无法给出有效的回击。

随后关于旅顺口问题,斯大林作了让步:

为了满足蒋委员长的愿望和要求,我们打算用'联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词。

7月3日,宋子文将第二次会谈情况电告了蒋介石,在电报中提出解决外蒙古问题的三条方案:

第一,同苏联签订条约,在结盟期间,允许其在外蒙古驻军;第二,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并允许苏联驻军;第三,外蒙古军事、内政和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地的性质不同。

会议室里,天花板上吊着几台电扇,有气无力地转动着。蒋介石召集军政要员在这里开会,讨论宋子文的电报。

蒋介石心里明白,斯大林以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作为苏联出兵的政治条件,这似乎不可能有妥协况且——同时,慑于中国共产党的壮大,蒋介石深深恐惧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因而不敢对斯大林有半点忤逆。

7月7日晚,莫斯科举行了第三次会谈,斯大林一开口就直人主题:

如果外蒙古问题得不到解决,也就不可能讨论中苏条约的问题。

宋子文依据《雅尔塔协定》关于“外蒙古之现状,应加以保存”的字句,对维持现状作了解释:

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

可是,斯大林管不了这么多,大声嚷道:

我们绝不能同意。苏联政府出兵参战,自然是为了拯救苦难的中国人民。但我们决不能白干,是要报酬的!

对此,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国政府的意见、本人无权决定为托辞,没有答应。

斯大林继续逼迫:

你不能做主,那你来干什么?

面对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气势,宋子文只好以试探性的口气说:

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让外蒙古实行高度自治……

斯大林立即打断:

什么叫高度自治?

宋子文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解释说:

军事、内政和外交权归外蒙古,苏联政府可以派军队去。
斯大林要得到的并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他接着提出了四个协定草案:

一、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协定;二、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 三、中苏和平友好协定;四、外蒙古独立的声明。

宋子文看了这些草案后,不敢接受,当场就退还给莫洛托夫。不料,莫洛托夫的语气也很强硬,满脸怒容地对宋子文说:

你最好把它们收下。

第二天,蒋经国以其父的“非正式代表”身份去找斯大林讲理。

蒋经国当时任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长期在苏联留学,熟悉苏联的情况。

一阵寒暄之后,蒋经国向斯大林叙道:

您应当理解,中国七年抗战,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现在,日本人还没有赶走,东北、台湾尚未收回,大片国土还在侵略者手里,如果再将这一大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违背了抗战之本意吗?

可斯大林根本不吃这一套,脸上露出一丝令人难以捉摸的笑容:

假如一支军队从外蒙古进攻苏联,拦腰切断西伯利亚铁路,那么,苏联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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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彼得罗夫也表态:

外蒙古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接受苏联政府提出的声明,只不过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

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宋子文焦急万分,如果丢掉蒙古,他就是蒋介石投降政策的替罪羊。

情急之中,宋子文搬出了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请他征询美国政府的意见。

尽管美国提出要在中苏达成协议前发表意见,但实际上,华盛顿同时又宣称:

美国在莫斯科的讨论中不愿对《雅尔塔协定》中的任何一点充任解释者。

宋子文的最后一线希望落空了。

7月9日,双方举行第四次会谈,由于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加之美国不愿干涉,蒋介石选择妥协。

会谈中,宋子文公布了蒋介石的电报:

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中山总理生前与苏联合作之遗志。

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且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

第一,保证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中国准备和苏联共同使用旅顺港,大连港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二十年,但旅顺的管辖权属于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能够完整。中东南路干线由中苏共管,利润均分。铁路所有权归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的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二十年。

第二,阿尔泰山脉原属于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第三,中国共产党有单独的军事及行政组织,以至我军令政令未能完全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电报还强调:

外蒙古问题系中苏两国关系的症结所在,为了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中国政府愿在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独立。

关于旅顺港问题,斯大林还是不容争辩的口气:港内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苏联。并且,中长铁路现在还不能归中国所有,因为这些铁路是俄国人出钱修建的。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况且铁路仍在日本人手里。

宋子文依旧不敢多语……

见宋子文如此软弱,斯大林立刻乘势威逼:

蒋的电报说得不好听,好像这条铁路是中国人恩赐给我们的!

7月17日,宋子文从莫斯科败兴而归,抵达重庆;同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抵达波茨坦,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最后的收尾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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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毛泽东访苏关于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完整地收回了苏联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并终结了1945年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关于旅顺口之协定》是“不平等条约”。这的确是新中国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的一个特大成功。

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使新政权收回了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和各种特权。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数度交锋,充分体现出了外交上的复杂性。1949年初:新中国与苏联关于东北问题的首次碰撞。两国初次涉及收回东北特权的讨论是从1949年初米高扬访华开始的。

二战后苏联在中国的特权是以1945年《雅尔塔协定》为基础的,而后其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14日),确保其在东北、新疆和外蒙的多种特殊权益。可以说,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中国丧失了东北的部分关税权、铁路权益、港口权益、人事任命权等。

1949年2月:毛泽东首次与苏联代表谈收回苏联东北特权。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关于旅顺口为苏军基地、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有共管以及外蒙古独立的规定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1949年随着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的军事胜利,建国问题提上日程,中共的领导人也开始考虑收回主权问题。

斯大林十分担心毛泽东会否认1945年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有效性,他在会谈期间“不止一次发电报”询问柯瓦廖夫:“中国同志对中长路协定的真正态度如何,他们是否认为中长路协定是真正平等的条约”。

米高扬在会谈时坦率地告诉中共领导人:“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当然,可能在这个协定里,有关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此苏联方面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它。”(《远东问题》1995年第3期.第9-10页)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

毛泽东首次访苏初期想收回东北特权被斯大林拒绝。《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国在华特权,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外交基本方针。》但苏联拒绝。因此,能否废除与苏联的不平等条约,成为新中国政权外交的最大考验。1949年中共领导人密集访苏,一方面是想向苏联请教建国经验,另一方面则想与苏联协商废除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重新签订新的条约,以便收回苏联在华特权。

1949年12月:毛泽东首次提重新签订中苏条约,被斯大林拒绝。

1949年11月8日,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毛泽东便致电莫斯科表达了出访苏联的愿望,还特别说明访问期间要提出中苏条约问题。电报又补充说,如果要签订条约,周恩来将前往莫斯科签字。柯瓦廖夫也向斯大林报告说:“毛泽东曾经告诉他……他想与斯大林会谈,要签署新的中苏条约”。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正式访问苏联,到达当晚便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中苏重新签订条约的问题,而斯大林当即表示“最好暂时不要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两人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之间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问题。”

斯大林:“应该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弄清,是否应该宣布保留现有的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或者宣布将来进行修改,或者现在就对它进行相应的修改。众所周知,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议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津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最好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请求采取这样的措施。至于中长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到中方的愿望,也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对协议的有关条款做些修改。但是,如果中国同志不满意这个设想,他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

“条约保障了苏联驻军旅顺的权利,但是,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而是应中国政府的请求撤出军队。当然,如果这样做不合适,那么,驻旅顺的军队可以留下2年、5年或10年,就看如何做对中国有利。别让人们以为我们想从中国逃跑。我们也可以把军队留下20年。”

毛泽东:“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目前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匆忙从旅顺撤军一样。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呢?”(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从上述会谈记录来看,此前毛泽东并没有考虑到斯大林的顾虑,因此在会谈时明显地感到进退两难。尽管他当即表示能够理解,并承认“目前不必修改条约”,但就这样被斯大林堵了回去,他必然扫兴。

12月24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这次主要是谈越南.、日本、印度等一些亚洲兄弟党的事情,斯大林根本未提中苏条约的问题”。(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据说这让这就让毛泽东颇感不满,尽管25日斯大林仍来电话问候,26、27日他仍不得不继续与苏联领导人进行会晤,但他肯定心情不好,据说他还发了几次脾气,之后便开始“在别墅里睡大觉”。

1950年1月1日突然出现转机:斯大林同意重新修约。

在毛泽东首次提修约被斯大林拒绝后两周后,1950年1月1日,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斯大林改变观点了,同意修约。

目前还没有切实可靠的资料可以证明斯大林究竟是因为什么突然之间改变了反对缔结新约的想法,但多数研究人员都认为这与英国通讯社造谣说斯大林软禁了毛泽东直接相关。由于毛泽东多日没有消息:“没几天外电传开了,谣言四起,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中苏发生了严重的分歧。现在我们查到了,这个谣言是美国人造的,我看了美国国务卿给美国驻英国和驻苏联的大使电报,让他们造几个谣言,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还有一个谣言说毛泽东回不去了,朱德和刘少奇发生政变,毛泽东回不了国了,到处乱造谣,这样弄得斯大林非常被动,他就找了王稼祥,说你们能不能跟主席说说,好歹出来露个面,这样我们受不了。”同时,斯大林在1950年1月1日主动起草了一份以毛泽东名义答记者问的新闻稿。在这份稿件中,斯大林出人意料地写上了准备解决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贷款、通商等各项问题的内容。毛泽东毫不犹豫地表示同意以他的名义发表这篇答记者问。(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辑,第206页。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P81-93)

第二天,即1月2日,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同来到毛泽东的住处,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问题的意见。毛泽东对莫洛托夫说:最好是“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师哲《签订始末》,《党的文献》2009年第06期)

谈判中毛泽东如何迫使斯大林让步?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带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两天后,对苏谈判开始。在这场不到一个月的谈判中,中方与苏联几经交锋,终于迫使其基本放弃在华特权。

1950年1月20日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确定修约标准

1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同斯大林、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举行了关于修约的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中双方在旅顺口和大连问题上并没有出现多大分歧,但在中国长春铁路问题上双方产生了矛盾,苏联并不想放弃在这个问题上的特权。双方具体谈话记录如下:

斯大林:“我们认为,旅顺口条约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的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斯大林:“你们是否认为可以接受这样的方案:宣布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港协定依然有效,此后苏军撤出旅顺。或者可以提出另一种方案,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从旅顺撤军。哪一种方案更合适,就采纳那一种方案。我们同意任何一种方案。”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需要考虑考虑。我们同意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旅顺口协定应继续有效,签订和约后失效,苏军撤走。但是,我们希望在旅顺我们之间进行军事合作,我们也可以训练自己的海军。”

斯大林:“大连问题。我们不打算在大连保留苏联的任何权利。”

毛泽东:“大连是否保留作为自由港?”

斯大林:“既然我们放弃自己的权利,那么,中国应当自己决定大连问题:它是自由港或者不是。”

毛泽东:“我们认为,旅顺口可以作为我们军事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可以作为苏中经济合作的基地。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能力经营。我们要在当地发展经济合作。”

斯大林:“就是说,旅顺口协定在签订对日和约以前依然有效。签订和约以后现协定失效,俄国撤走自己的军队,我可以把说过的意思这样归纳吧?”

毛泽东:“核心就是这样,而且我们想写在新条约里的正是这一点。”

斯大林:“继续讨论中长铁路问题。请按照共产党人的态度告诉我们,你们有哪些疑问?”

毛泽东:“基本想法是,在新协定中要写明,共同经营和管理今后还要继续下去。但是,说到管理,那么中方在管理中应起主要作用。然后,要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问题和规定双方的投资规模。”

莫洛托夫:“在涉及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项企业的情况下,通常规定双方平等参与以及轮流担任领导职务的办法。在旧协定里,铁路管理归苏方,但今后我们认为必须规定轮流执行管理的职能。例如,可以每隔2-3年轮流一次。”

周恩来:“我们的同志认为,现有的中长铁路理事会以及铁路局长的职务应该撤销,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代替它,而且要规定,委员会主席和局长职务要由中方担任。但是,鉴于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这个问题必须再考虑一下。”

斯大林:“如果是说共同管理,那么,领导职务就必须轮换担任。这样做更合理一些。至于协定的有效期,我们不反对缩短。”

周恩来:“要不要修改双方的投资比例,把中方的投资比例增加到51%,以代替现行的平均投资?”

莫洛托夫:“这与现行的双方均等原则相抵触。”

斯大林:“我们确实有同捷克和保加利亚的协定,规定了双方均衡、平等的原则。既然是共同管理,那么就要平等参与。”

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要从保障双方利益的角度再研究一下。”(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4期)

从谈话记录可以看出,斯大林完全抛开了当初拒绝修约的理由——《雅尔塔协定》,基本放弃了在旅顺和大连的特权,但是其仍然坚持在中国长春铁路问题上至少与中方享有同等权利,而不愿完全归还中方。

1月23日,双方正式开始举行会谈。首先由苏方提供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这个草案中仍规定中国长春铁路中苏共同占领、经营,旅顺港等到对日合约签订以后再还给中国,而且没有提到大连港的问题。

1月26日,苏方突然提出了一个关于大连港协定的草案。要求中国政府“从大连港内划拨出一些码头和仓库转租给苏联;凡经大连港的苏联进出口货物等均免征关税;大连的行政管理机关虽隶属中国,但港口正副主任的职务须由中苏两国人员轮换担任;在缔结对日和约前,大连港实行同旅顺海军基地一样的军事管制”等。(《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216-217页)但之前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时已经明确表示放弃对大连港的所有权利。

苏方的做法明显是不愿放弃在东北的各方面特殊利益,这种态度让毛泽东很不高兴,他让周恩来重新起草了一份草案。

经过与毛泽东商议后,周恩来花了两天主持起草了一个新的《关于旅顺口、大连和中国长春铁路的协定》草案,明确提出:第一,中方主张立即一揽子解决所有协定的重新审议问题。第二,中方提议苏联放弃租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的权利,放弃在大连和中长铁路的一切权利和利益,同时声明将上述所有权利和义务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中方要求目前由苏联临时代管或租用的在大连和旅顺口地区的一切财产,均由中国政府接收。第四,中方希望对日和约签订或本协定生效三年后,苏联政府即将中长铁路及其所属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国所有。第五,中方在同意苏军于对日和约签订后撤出的前提下,要求加上如果“由于某些原因阻碍了对日和约的签订,而本协定生效已超过三年期限且未再缔结相应的条约,则苏军将立即撤出旅顺口地区”等文字。(《周恩来致少奇同志并中央政治局电》,1950年2月8日;《维辛斯基致斯大林》,1950年1月26曰。见苏中关系资料。)

可以说,除了旅顺撤军的问题外,中方的草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方原来的方案。

周恩来的草案让苏方颇感意外,权衡利弊,斯大林最终作出重大让步。1月28日苏方通过师哲转交给中方的协定修改稿,同意“一俟对日和平条约签订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将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同时不仅肯定“大连的行政完全隶属中国管辖”,而且规定自协定生效后,中苏将具体讨论苏联方面将临时代管或苏联方面租用的在大连的一切财产,交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接收的问题。(《关于1950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第67辑,第218-219页。)

双方谈到中国长春铁路时,苏方虽然很痛快地承诺中长铁路至迟三年无偿移交一切权利和财产,但是希望中方能够在铁路运输方面给予苏联方面以优惠。比如,第一,对于苏联三年内运入、调出旅顺口的物资和原料免征一切税收;第二,上述物资和原料免受中国海关检查;第三,苏联军队和军用物资可以沿中长铁路自由调运,其运费按中国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转引自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签订60周年之际》)

中方谈判代表周恩来对此的反应是:“一、二两条均可照办,唯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的规定,必须增加相应的条款,即“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将自由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过赤塔一新西伯利亚一阿拉木图到伊宁市(新疆省)调运,并沿西伯利亚和土尔克斯坦一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以及阿拉木图一新疆运输线返回,其运费按苏联军队调运的现行价格计算”。(《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谈判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即周恩来要求中国的军队和军用物资也可以使用苏联境内的铁路从东三省向新疆进行调动,以显示双方权利平等。

为何要增加这一对等条款呢?周恩来明确讲是出于国内民意的考虑:“如果中国不同时拥有通过苏联领土的运输权,文件中的这种内容将不会……在中国得到理解。”(李克农和罗申关于美国侦察机关在华活动的谈话,1949年11月17日)

苏方谈判代表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对此不能理解:“作为同盟者,苏联无偿地转让了巨额财产:中长铁路、大连、旅顺口以及在这些地区我们拥有的一切权利,而中国却连苏联在一条铁路上调动军队都不愿意同意。如果连这样的让步中方都不能做出,那我们还算什么同盟者呢?”(《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

最后,米高扬提出,如果中方不做让步,“他建议取消苏方的这些建议,而采纳周恩来关于缩短中长铁路租赁期的建议,其方式是把已经缩短的现有协定的有效期再保留十年。”(《维辛斯基关于与周恩来会谈情况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党史研究资料》,1998年第5期)也就是说,中国收回这条铁路的时间要延期到1962年。鉴于这种情况,周恩来在请示了毛泽东之后,不得不放弃了先前的要求,只是坚持苏方须作口头承诺,中国必要时可以沿西伯利亚铁路从东北向新疆调运军队。对此,苏方算是勉强接受了。(《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287-318)至此,中苏结盟谈判中的最大冲突总算化解了。

其实,在此次中苏谈判中做出让步的实际上是苏联,斯大林几乎放弃了苏联在东北的所有特权。那么,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尽管这中间有斯大林出于国际局势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在其作用,但苏联方面之所以能让步,与中方在谈判中涉及外蒙古问题不无关系。

尽管1945年蒋介石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后,外蒙古以全民公决的方式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毛泽东在西柏坡时提到过蒙古统一的问题,但被斯大林断然拒绝,而后毛向斯大林承诺不再提起此事,同时,刘少奇访苏时已明确表明承认蒙古独立。但在正式谈判中中方是否还要旧话重提,斯大林实无把握。

就在1月26日中方递交了关于中长路、旅顺和大连的议定书而使苏方大伤脑筋的时候,周恩来突然提出了蒙古问题。虽然名义上周主动提出承认外蒙古独立的既成事实,并建议以两国公告的方式解决此问题。(《师哲回忆录:峰与谷》P65-66)但照会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宣布外蒙古独立的声明必须与中苏双方宣布废除1945年条约同时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组成部分。”即顺利地解决蒙古问题是以废除1945年中苏条约及协定和所有附件为前提的,否则中苏同盟条约将无法成型。这就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必须在外蒙古和东北两者之间做出选择。

谈判于2月中旬结束,1950年2月14日晚6时,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以及《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文件。新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

“第一条:缔约国双万同意苏联政府将共同管理中国长春铁路的一切权利以及属于该路的全部财产无偿地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此项移交一切对日和约缔结后立即实现,但不迟于1952年末。第二条: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侯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并将该地区的设备移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第三条:缔约国双方同意在对日和约缔结后,必须处理大连问题。至于大连的行政,则完全直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福建政报》1950年02期)

根据这一文件,双方废除了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附件,废除声明如下:

“根据今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我仅以此声明,缔约双方在如下事项中达成理解:一、由于上述条约和协定的签订,缔约双方同意宣布: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和大连的协定及其所有附件全部无效。二、缔约国双方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这一点因为1945年在外蒙古进行的证明其要求独立的公民投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业已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而获得了充分保证。”

在签订中苏条约之后,条约和协定的有关条款得到了比较好的落实。1950年7月,中苏两国政府成立联合委员会经办苏联移交中国的财产事宜。8月28日,移交工作全部完成,移交给中国的财产共有320处(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1952年底,中国长春铁路的移交工作如期完成,两国在哈尔滨签署了完成移交的议定书。1952年,中苏两国外长互相换文,延长苏军从旅顺口撤退的期限(当时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主动提出延长苏军撤退期限),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发表联合公报,规定苏军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从旅顺口海军基地撤退并交还该地区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杨帆《毛泽东访问苏联与的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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