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严重误解《毛主席取消高考》

被严重误解《毛主席取消高考》

 

 

转载《被严重误解的“毛主席取消高考”》作者：佚名

走资派复辟高考后的有一年，推迟一个月的高考终于又来了。但这段时间里，高考改个名被“顶替”，又或是“替考“等造假的事件再次又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当走资派特色政府出于担心“抹黑高考”的考虑，将舆论炮火引向“某某原考者说假话”的时候，真正该被关注的被“顶替”的作假问题本身被遮蔽了。

在关注“高考公平”的时候，走资派特色政府官方公共舆论反而忽略了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阶层固化》的今天，而高考能够带来的阶层流动已经很有限，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种流动更多局限在底层之间；而“高考改变命运”，“上大学离开农村“的忽修伪命题，反而为《阶层固化》的现状提供了合法性背书。

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高考》的历史。1905年，科举制寿终正寝，高考制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解放以前，主要实行的是各个高校自主招生考试，权力和资本寻租的空间是非常大的；1950年，新中国开始继续延续解放前的高校自主招生方式；1952年，新中国建立起来了更加体现公平性的全国统一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制度；1966年6月1日，教育部决定招生工作推迟；1970年，高校开始以“工农兵推荐入学”的方式重新招生；1977年10月，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制度。

1966年-1977年的这近12年的历史时间段，被后来的精英人士称为“取消高考”的12年，而饱受争议和批评。通常的说法是“毛主席取消高考导致教育荒废、人才断档，平民子弟失去上升通道……”这个论述其实存在一个极大的误解或者说歪曲。

“取消高考”的真相

1953年，北京一位参加高考的考生8门成绩只考了178分，该生平时成绩还可以，于是坚持认为试卷评分出了问题；问题反映上去之后，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尽管复查的结果显示，这位考生的考试成绩确实很糟糕，但另一个问题却暴露出来，引发了当时社会的大讨论：高考的成绩并不能体现考生平时的成绩，更与个人能力没多少关涉，特别是中小学生的考学负担过重。

此后，还出现了考生高考成绩不理想，想要跳楼自杀的问题；四川一位家长更是在考前对学生说，“考取大学，你就穿新衣服上学去，考不取，你就拿着棍子和破锅讨饭去！”

1955年7月，教育部发出新中国第一份“减负”文件《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负担的指示》。但是，在所谓的“现代考试制度”之下，考生的负担根本没办法减下去，城市学校比农村学校负担重，高年级比低年级负担重，一些高年级学校一周课时比规定超出5-10小时，多的高达24小时。

究其原因，虽然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前30年时间，一直致力于缩小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和体脑差别）。但新中国毕竟建立于一穷二白基础上的，为了快速发展起来，必须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然后再工业反哺农业。即便到毛泽东时代结束，城乡差别依然显著存在，虽然不像今天这么大；新中国农业人口占据了90%以上，很多农村家庭的子弟依然希望通过高考进入城市，改变个人命运；而城市工人家庭子弟也希望通过高考进一步实现阶层跃升。

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后来所指责的“平均主义”，毛主席直到晚年仍然“耿耿于怀”的是“八级工资制”。他认为，共产党人仅仅是因为要迁就现实，才不得不做这样的让步，但让步的结果，却让出一个“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的“等级制”来，“就不对了”（毛主席1974年语）。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承接的是旧的法权，共产党人一开始也只能迁就现实，但未来的目标必然只能是缩小差别，而不是拉大差别。我们所熟知的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六二六指示，就是针对城乡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指出的。教育资源事实上也面临类似的问题。

因为客观存在的等级差别和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知识分子不愿意到农村去，不愿意与工农结合，农村出来的学子也不愿回到农村，其结果就会造成农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的不断拉大。这与社会主义公平的目标是严重背离的，旧的法权更是不断侵蚀着我们的党和新生人民政权。建国初，周总理就发现了“干部子弟学校”的问题，并向毛主席作出了汇报，毛主席愤怒地指出，“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旧的考试制度、教育制度违背了社会公平，并威胁着政权性质，这在毛主席、周总理那一辈一心为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考里，是有共识的。

对于现存的考试制度能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需要的真正的人才，毛主席也是深表质疑的：“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见毛主席1964年2月13日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1966年4月，教育部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很多人对考试制度提出了质疑，毛主席讲道：“高考把学生当作敌人，公开袭击，定期袭击。高考助长学生死记硬背，不是引导学生活泼主动的发展。高考按平均分数录取，要学生门门功课都好。高考超出中学课程范围，高考出难题，学生家长抱怨。学生紧张，高考每年总有人晕倒，把学生考焦了。家长紧张。老师紧张，全国考生集中在三天考试，如临大敌，气氛紧张。高考三天决定命运，偶然因素大。考生填那么多志愿，只从高校出发，不考虑考生的实际情况！”这些论述即便放到今天，也完全是切中要害的。

1966年6月1日，中央批转了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文件，随后，北京市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给毛主席公开写了一封信，指出现存的升学制度的问题：使许多青年不是为革命而学，是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成名”、“成家”、“个人奋斗”、“走白专道路”；使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而造成许多“特殊”、“重点学校”、专收高材生……把大批优秀的工农、革命干部子女排斥在外；对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

在汇集了种种意见之后，教育部宣布：从1966年起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对于现存升学制度的问题，当时党内大多数人只要是从社会主义角度出发、站在人民立场，经过深思熟虑后都是有着共识的，“取消高考”不是毛主席“独断”的结果；第二，“取消高考”是一次积极而大胆的改革与尝试，它并不是要简单地给旧的考试制度画上休止符，而是要接着探索新的教育升学模式。改革的效果究竟如何，我们接下来谈。

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

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教育部推迟招生工作的决定维持的不是半年，而是三年；随着大规模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不比治标不治本的“高考公平”强一千倍、一万倍？

这种全新的招生和教育模式，在1977年之后饱受诟病。那么，情况是不是真的那样糟糕呢？

电影《决裂》反映了当时两条教育路线的斗争，“马尾巴的功能”式的教育内容并不是工农群众生产斗争实践所亟需的。电影的内容放到今天，是要被知识精英嘲笑的。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专业院校逐步被综合大学替代，简陋的土坯房被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所替代，专业课被大大压缩，“文化素质”课大行其道，生产实践被模拟实验所替代。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林学专业的学生在黑板上“造林”、在纸上“育苗”……

不可否认，那么年代的教育主要强调的是偏技术、而非偏基础科学，强调的是实用性和可应用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低水平！

1972年12月，美国物理学会的杂志《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刊登了一篇美国科学家代表团到中国参观观感的报道，报道明确指出：“最近美国到中国的参观者发现中国集中于应用物理而不是基础研究，同时尝试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

报道对于当时中国在物理学方面的进步给出了高度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在应用物理的很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是最近7个美国物理学家参观中国并且跟我们讨论他们的观察以后得出的结论。他们看到了集成电路生产，受控核聚变实验，超导重力仪，望远镜--各种各样的科学仪器——全部产自中国。”

美国科学家发现：“学生不是在大学接受训练。当学生被录取，他们只接受一年新生的学习。到目前这些学生是在他们的第三年（已经开始科研和生产实践）。学生不再从高中录取，而是必须在公社、工厂或者军队里工作至少两至三年。他们是从同龄人里，按照智力，政治意识和健康的身体挑选出来的，但最终决定权在大学。”“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和中国整体的进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学习当作是他们可以为社会做贡献的方法。”“中国正在使科学训练，比之通常情况，比如美国，更加专业化……中国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快速的训练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才。”

另外，参观的美国科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全社会范围的试图使高等教育系统更加民主化的尝试。教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平等、更加友善，“已经没有考试了，而是代之以类似考试的课后作业”，“学生们现在有机会吐苦水，而不是像以前的教学体系那样。”

所以，那些对于毛泽东时代耽误了教育、耽误了科学技术发展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通道，毛泽东时代又怎么让新中国从解放初落后的农业国，跻身到世界六大工业强国的？

重视应用型技术的教育与研究，根本原因是我们比发达资本主义晚发展两三百年，服务于现代化的技术短板亟需补缺。而是基于当时的财力和人力水平，不可能大范围地支持基础领域的研究。当然，基础研究并不是不重视。例如，对于当时西方也是刚刚起步，在世界还处在非常前端的激光研究，毛主席在1963年指出，“死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要有一小批人吃了饭不做别的事，专门研究它。没有成绩不要紧。”这为今天中国的激光技术发展完全不逊色美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例子则是数学家陈景润，事实上，当时国家非常重视陈景润的研究，就连毛主席的夫人都曾亲自关心过问过陈景润的生活待遇问题。

在毛主席的战略视野里，务实性与长远性是兼而有之的！

完全可以预计的是，在四个现代化初步实现，物质条件、人才条件已经积累起来以后，基础领域的教学、科研必将迎来大发展、大繁荣，钱学森同志在晚年也不必发出“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大师级的人才”的天问了。

相信只要大家还能够尊重基本的历史事实，都能够对毛泽东时代的教育革命给出一个客观、准确的评价；进而，也应该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所谓的“毛主席取消高考”的历史了。

[yongbing1993]

喊：不要戒严！打倒独裁政权。






抗议者高喊：“不要戒严！”和“打倒独裁政权”。

“我们将与民众一起保护民主。”

保护民主？保护谁的民主？

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吗？

不是“民主国家“吗？

《反共华人》在天天狂吠的“民主国家“吗？

从英国的几个月内换三个头，到美国选出的“拜登民主“？还是“川普民主“？到今天的“民主国家“韩国还不到四年，就有抗议者高《喊：不要戒严！打倒独裁政权。》

《反共华人》不想说点什么？

《民主》是方法。《民主》不是目的和结果。《民主》更不是标签。

新闻：《尹锡悦为何突然宣布戒严又解除?当晚发生了什麽?》
文章来源: BBC中文 于 2024-12-03

韩国总统宣布戒严令后，警方在国会门口站岗。

周二（12月3日）晚上，韩国总统尹锡悦突然宣布实施戒严，这是近50年来的首次。此举震惊整个国家。

最新消息指，周三下午1:50，韩国反对党已决定针对尹锡悦宣布戒严一事对他进行弹劾。该动议在投票前尚需辩论，投票正式结果或在本周稍晚出炉。

尹锡悦晚上通过电视广播宣布戒严令，其中提到“反国家势力”和来自朝鲜的威胁。

但很快人们就发现，此次戒严并不由外部威胁造成，而是由于他自己深陷政治困境。

这个重大宣告使得数千人聚集在国会抗议，而反对派议员也匆匆赶往现场、推动紧急投票以取消该措施。

尹锡悦失败了，他在宣布戒严几小时后出现，接受议会投票并解除戒严令。

事情是如何发生的

观察人士称，尹锡悦的表现能看出他是一位身陷囹圄的总统。

在周二晚上的电视讲话中，他陈述了政治反对派如何试图破坏他的政府，然后表示他宣布戒严是为了“镇压造成严重破坏的反国家势力”。

他的戒严令暂时让军方负责，戴头盔的部队和警察部署到国会大楼，有人看到直升机降落在屋顶上。

当地媒体也展示了蒙面持枪部队进入大楼的场景，而工作人员试图用灭火器阻止他们。

当地时间周二23:00左右，军方发布法令，禁止议会和政治团体的抗议和活动，并将媒体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但韩国政界人士立即表示尹锡悦的行为非法且违宪。尹锡悦自己所在的政党、保守派的人民力量党的领导人也称尹锡悦的行为是“错误的举动”。

同时，该国最大反对党领袖、自民党的李在明呼吁其议员们聚集到议会投票否决该宣言。

他还呼吁韩国普通民众到国会抗议。

“坦克、装甲运兵车和持枪持刀的士兵将统治这个国家……我的同胞们，请来到国民议会。”

数千人响应这项号召，纷纷涌向戒备森严的国会外。抗议者高喊：“不要戒严！”和“打倒独裁政权”。

当地媒体从现场播出的画面显示，抗议者和警察在门口发生了一些扭打。但尽管有军队存在，紧张局势并未升级为暴力。

议员们还绕过路障，甚至爬围墙翻进国会进行投票。

周三凌晨1:00后不久，韩国国会的300名议员中，有190人出席且投票否决了这项措施。尹锡悦的戒严令被裁定无效。

尹锡悦周二晚宣布戒严。

戒严有多严肃

戒严是行政当局被认为无法运作时，由军方在紧急情况下实施的临时统治。

韩国上次宣布戒严是在1979年，当时该国长期军事独裁者朴正熙在政变中遭到暗杀。

自1987年该国实行议会民主制以来，它从未被引用过。

但在周二，尹锡悦扣动了扳机。在一次全国讲话中，他称自己试图将韩国从“反国家势力”手中拯救出来。

尹锡悦对朝鲜采取的立场明显比前任更强硬，他将政治反对派描述为朝鲜同情者，但没有提供证据。

根据戒严法，军队被赋予额外权力，公民的权利以及法治标准和保护往往被中止。

尽管军方宣布限制政治活动和媒体，但抗议者和政治人物仍违抗这些命令。也没有迹象显示政府控制了自由媒体——国家通讯社韩联社和其他媒体继续正常报道。

尹锡悦为何压力巨大

韩国国会在尹锡悦宣布戒严后不久即投票否决戒严令。

尹锡悦于2022年5月作为强硬保守派当选为韩国总统，但自从4月份反对党在该国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以来，他一直是一位跛脚鸭总统。

从那时起，他领导的政府一直无法通过想要的法案，同时一直否决反对党通过的法案。

他的支持率也在下降，徘徊在17%的低点附近。他今年深陷多起腐败丑闻，其中一起涉及第一夫人收受奢侈品迪奥的手袋，另一起涉及股票操纵。

上个月，他被迫在国家电视台道歉，表示正在设立一个办公室来监督第一夫人。但与此同时，他拒绝了反对党一直呼吁的更深入调查。

就在本周，反对派提议削减一项主要的政府预算——该法案无法被否决。

同时，反对派以未能调查第一夫人为由，弹劾内阁成员和几名高级检察官，其中包括政府审计机构负责人。

现在情况如何

周二晚上，许多公民聚集在议会外抗议戒严令。

周三凌晨，国会投票否决戒严令后，主要反对党民主党领袖向媒体发表演说。

尹锡悦的声明让许多人措手不及。在六个小时的时间里，韩国民众也对这个戒严令的含义感到困惑。

但反对派很快就聚集在国会，并迅速获得了否决戒严令的足够票数。

尽管首都驻有大量军队和警察，但军方的接管似乎未能实现。

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国会多数议员投票要求政府解除戒严令，政府就必须解除。

该法也禁止戒严指挥部逮捕议员。

目前还不清楚现在会发生什么，以及尹锡悦接下来会面临什么。周二晚上聚集的一些抗议者也高喊“逮捕尹锡悦”。

但他的鲁莽行为无疑震惊了整个国家——该国自认为是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民主国家，自独裁时代以来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这被视为几十年来民主社会面临的最大挑战。

专家认为，这对韩国作为民主国家声誉的损害可能比2021年1月6日美国的国会山骚乱还要严重。

首尔梨花女子大学的教授莱夫·埃里克·伊斯利（Leif-Eric Easley）表示：“尹锡悦宣布戒严似乎既是法律上的越权，也是政治上的误判，给韩国的经济和安全带来了不必要的风险。他听起来就像一位被围困的政客，正在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来应对不断增加的丑闻、机构阻碍和弹劾呼声，（但他的所作所为）无疑会使得现在这一切都加剧。”

议长周三说：“我们将与民众一起保护民主。”

再看美国：《赦免儿子》和《赦免亲家公》

《赦免儿子》和《赦免亲家公》。这是独裁专制还是民主？

新闻：《赦免儿子,赦免亲家公,总统的赦免权可以赦免哪些人?》

当地时间12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赦免令，赦免自己的儿子亨特·拜登，使其免于因非法持枪和税务犯罪被判刑入狱。

拜登的这一决定受到美国舆论的普遍批评，也引发外界对美国总统赦免权的极大关注。那么，美国的总统赦免权是怎么规定的呢？

赦免儿子。赦免亲家公。美国总统的赦免权可以赦免哪些人?

美国总统赦免权限于联邦案件，对违反州和地方法律的案件无赦免权

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美国总统拥有赦免权。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宪法此条规定赋予总统赦免、有条件赦免、减刑、有条件减刑、减免罚款、缓刑和大赦的权力。

但赦免权有使用范围，美国总统只能赦免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检方向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起诉的联邦层面违法犯罪行为，对违反州和地方法律的案件无赦免权。

美国宪法对总统赦免的权限没有具体规定，但美国司法部下设的总统赦免事务法律顾问会就赦免事务向总统提交建议，总统有权自行决定是否赦免。

《美国联邦法典》对申请总统赦免的程序做出了具体规定，包括申请人只有在被法院定罪5年后才能提出总统赦免申请。不过在实践中，美国总统可随时作出赦免，无需当事人提出申请，总统甚至能在当事人被法院定罪之前乃至受到正式指控之前就作出赦免决定。

2022年4月26日，拜登就任后首次动用总统赦免权，宣布赦免3人，并对75名非暴力罪犯减刑。

特朗普赦免“亲家公”

尽管特朗普称拜登赦免儿子是“滥用司法”，但实际上特朗普也曾赦免过亲属，他赦免的是自己的“亲家公”。

2020年12月23日，特朗普宣布了赦免26人和3项减刑命令。名单包括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的父亲查尔斯·库什纳，以及特朗普2016年竞选团队的主席保罗·马纳福特和他的前竞选顾问兼朋友罗杰·斯通。同时获得赦免的还有加州前共和党众议员邓肯·亨特已分居的妻子玛格丽特·亨特。

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多次行使总统的赦免权力。

2020年11月25日，特朗普赦免了其首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12月22日，特朗普又动用总统权力赦免15人，其中包括被控作伪证的“通俄”调查对象和被判枪杀伊拉克平民罪名成立的前“黑水”保安公司雇员。

2021年1月20日，特朗普卸任前也赶着赦免了一批人，包括自己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共和党筹款人埃利奥特·布罗伊迪在内的数十人。

颇具争议的赦免权

事实上，总统赦免权从一开始就颇具争议，不少批评人士称赦免权并未用于仁慈教化的目的，而是被滥用以实现政治目的。

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总统任期最后一天做出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总统赦免决定，赦免了参与威士忌酒叛乱的领导人物。

美国历史上一些著名总统赦免案例都不乏争议，包括安德鲁·约翰逊总统在南北战争后大规模赦免南方分裂政府官员；卡特总统大赦越战时期逃兵役者；老布什赦免涉“伊朗门”丑闻的数十人。

历史上最著名的赦免案例，当属水门事件丑闻后，尼克松的继任者福特总统赦免尼克松，当然这一极具争议的赦免决定也导致事后福特的民意支持率暴跌。

除真正意义上的总统赦免外，还有具有纪念和象征意义的总统赦免活动。

比如历任美国总统每年都会在感恩节时“赦免”两只火鸡，这两只被“赦免”的火鸡可以不进烤箱，安全返回农场颐养天年。美国总统“赦免”火鸡的传统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yongbing1993]

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个群众性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要在往年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雪地是块大石板，文盲写字写得欢”、“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读百本书、写万个字”、“读万言书，写千封信”、“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湖南)青壮年文盲”。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二）

第三次：1958年《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

1958年春，我国的工农业生产都出现了“大跃进”的做法，文教卫生事业当然也要“跃进”。毛泽东非常希望能够加快扫盲的步伐，要求尽快制定出新的扫盲规划来。

2月底至3月初，教育部、团中央、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扫除文盲协会召开扫盲先进单位代表会。全国扫除文盲协会会长陈毅在讲话中说：扫盲工作是使六万万人民“睁开眼睛”的工作，要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开步走，就要识字。从扫识字盲，扫文化盲，到扫科学盲。他号召来一个文化上的“原子爆炸”。会议向全国发出5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倡议。

陈毅关于扫盲工作气吞山河的号召显然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3月7日、5月2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掀起规模壮阔的扫盲大跃进》《用革命精神扫除文盲》。一个群众性的第三次扫盲高潮很快形成。

但是，当时全国14岁到40岁的青壮年文盲，单在农村中就还有1.5亿，如果照以往8年的平均速度来扫，即使一年扫300万，也得50年才能扫完。所以，如果要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文盲，那就必须每年扫掉3000万到4000万，要在往年扫盲速度的基础上加快10倍以上才行。于是，一场你追我赶的扫盲“大跃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中蕴含着无穷的创造力，一些扫盲口号应运而生：“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工业化、农业化，没有文化不能化”、“技术是个宝，没有文化学不了”、“文化跟着生产走”、“生产到哪里，学习到哪里”、“雪地是块大石板，文盲写字写得欢”、“千人教万人学，万人教全民学”、“一切识字的人都要动员起来教人识字，一切不识字的青壮年都要组织起来努力学习”，“工业大跃进！农业大跃进！扫盲也要大跃进”、“读百本书、写万个字”、“读万言书，写千封信”、“一年突击，两年扫尾、巩固，三年全部扫光全省(湖南)青壮年文盲”。

受当时普遍存在的浮夸风的影响，扫盲“卫星”竞相升空。1958年1月，黑龙江省宁安县率先宣布成了基本无文盲县。随后，黑龙江省提出了“乘卫星，坐火箭，赶上宁安县”的口号，经过3个月的大干，成为全国第一个无文盲省。

在示范效应下，其他各省的扫盲“跃进”步伐也大大加快，参加扫盲的人数和已实现基本扫除文盲的地区数不断攀升：

4月底，全国有137个县基本扫除了文盲；

6月底，全国参加扫盲学习的约9000余万人，444个县基本上扫除了文盲；

7月底，全国有639个县、市基本扫除文盲，占全国县、市总数的28?1%，其中，基本扫除文盲的省有黑龙江、吉林、浙江和甘肃。全国有4100多万人摘掉了文盲帽子；

8月，扫盲数字又大大上升了。据报道，从1月到8月，我国扫除了近9000万文盲，在全国2257个县、市中，有1516个即67?2%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12个省相继宣布为基本扫除文盲省；

10月中旬，数字达到了顶峰。据称：全国有1799个县、市单位基本上扫除了青壮年文盲，即79?7%的县、市基本扫除了文盲；有17个基本无文盲省；从1958年1月到9月共扫除青壮年文盲1亿人。

历史往往令人哭笑不得，有时确实无法以理性的目光去审视。中国仿佛一夜之间就甩掉了文化落后的帽子，完全陷入一种自我陶醉的狂热幻想中。

对于这一时期扫盲运动中出现的浮夸现象，毛泽东也发现了，并对之作出过批评。在1958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谈到“作假问题”时，他说：“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比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我就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扫除了就不错。”

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现在回头再来解读1958年扫盲的这些数字时，我们必须辩证地认识。一方面，这些数字多是浮夸的，但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当时全民动员、参与的扫除文盲运动也确实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绩，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

第四次扫盲后：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扫盲运动经过三次疾风暴雨的高潮后，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新中国的文盲已经大大减少。但是，怎样加快扫盲速度、巩固扫盲成果和提高广大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仍然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道难题。

1960年4月，一份来自山西省委的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报告说，山西省万荣县过去10年来一贯重视扫盲工作，但复盲现象严重。1958年10月，万荣县决定在全县广泛地推行汉语拼音方案，采取注音识字的办法，高速度地开展扫除文盲和业余教育运动。1959年10月，县委进一步总结了注音扫盲的经验，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一鼓作气，在全县范围内掀起了万民教、万民学的注音扫盲高潮，取得了预想不到的成效，仅2个月即实现了青壮年无文盲县的目标。他们所采取的注音识字的步骤是：一是学习掌握汉语拼音方案，二是借助注音字母认识汉字，三是大量阅读注音书报，不断扩大识字量。

正在为复盲现象苦恼的毛泽东看后，非常高兴，激动地提起笔来亲自为这一报告拟题：《山西省委关于在全省推广万荣县注音扫盲经验，争取在1960年使山西成为无盲省向中央的报告》。《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册，第150页。他指示将这一报告印发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并在党报发表。他还满怀信心地希望经过1961年的努力，争取全国比山西迟一年完成扫盲任务。4月22日，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这一指示。

这年的5月1日，《人民日报》在重要位置发表社论，要求认真学习、大力推广万荣县的注音识字经验，争取提前扫除文盲。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注下，1960年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推广注音识字的指示》，指出：“山西省注音识字经验，是我国革命文化中一项重要的创举，应当在全国迅速推广。”

一花引得万花开。“学万荣、赶万荣”的注音识字运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也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第四次全民扫盲高潮。

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果然很好，注音扫盲一般经过100小时左右的教学，学员即可达到扫盲标准：能写书信、诗歌和阅读报纸。广大群众对注音扫盲极为欢迎，他们用朴素的语言赞颂说：“注音扫盲真正好，文盲识字如飞跃，认一个来得一个，三年五载记得牢。”

这次扫盲高潮的时间并不长，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扫盲运动也进入了调整。但扫盲工作仍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64年，我国开始第二次人口普查，同时也对国民的文化素质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1亿多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现在，我国国民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了，这与毛泽东当年在扫盲方面的不懈努力无疑是分不开的。

(本文摘自《魅力毛泽东》　刘继兴 编著　新华出版社出版)

[yongbing1993]

毛泽东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部署4次扫盲（一）
　　
毛泽东打过几次“人民文化”翻身仗？

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明确地指出，在80%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要让人民在政治上翻身的基础上实现在文化上的翻身。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先后部署掀起四次扫盲高潮，并取得了巨大成效。

曾有过这么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真实故事。

1949年初秋，一封紧急密信送到黑龙江省宁安县某村长手上。

村长不识字，连夜挨家敲门找人来读，可村里识字的人太少了，更别说是读信了。终于，村长找到了一个号称“秀才”的村民，“秀才”看完信，很快就逃跑了。

原来，这是一封“追凶密信”，信中让村长监控的疑犯正是“秀才”本人。

这个真实故事，折射出这样一个严峻的现实：第一，新中国成立时，文盲占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第二，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如果不识字，做睁眼瞎，不能在文化上翻身，就不能彻底翻身。

为此，从来不畏任何险阻的毛泽东下定决心要迅速改变这一严重落后的面貌，要让人民在文化上也真正“站起来”。

第一次：研究汉语拼音方案，创造《速成识字法》

新中国刚刚成立，就将教育工作提上议事日程。1949年底，在毛泽东直接关怀下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新中国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1950年6月，毛泽东又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要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和旧有社会文化的改革工作。”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新中国很快对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组织进行了改革。人民政府收回了教育主权，改造了全国30余万所大中小学，使之纳入社会主义的办学轨道。之后，有了基本生活保障的人民，终于可以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了。旨在改变6亿人口中有4亿多文盲的现状的扫盲工作也同时展开了。

“推行识字教育，逐步减少文盲。”这是1950年9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的基本精神。为了鼓励和推动学习，毛泽东在9月27日接见了与会的全体代表，并与学习劳模亲切握手、合影。于是，一场“政府领导、依靠群众组织”的识字扫盲运动从政府机关开始，向全国各地迅速展开。

毛泽东非常关注扫盲的方法。早在1949年8月25日，华北大学校长、中国文字改革的坚决倡导者吴玉章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为了有效地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对吴玉章的建议，毛泽东极为重视，把信批转给郭沫若、茅盾等人研究。在毛泽东的关心下，1949年10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其中一项任务就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

典型的力量是无穷的。此时，军队中出了一个扫盲的典型人物，其方法切实可行。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这是一种借助注音字母的辅助作用，利用汉字字形、字义、字音相同与相异的不同特点，来提高识字速度的方法。1951年，西南军区在1?26万名干部、战士中试行《速成识字法》，一般只要15天时间，能识字1500个以上，能读部队小学课本3册，能写短稿。某野战军采用这一方法，于1952年3月底彻底扫除了文盲。

祁建华的创造很快引起了高度的重视。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介绍了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1952年1月11日，新华社发表了祁建华写的《“速成识字法”的创造经过》。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举行颁奖典礼，奖励发明者祁建华的杰出贡献。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扫盲运动的第一次高潮迅速形成。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的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的工人农民中间普遍地推行速成识字法，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已是当前刻不容缓的重大任务。”9月6日，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在工人群众中推行“速成识字法”开展扫除文盲运动的指示》。9月23日至27日，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座谈会。会议一致认为，在广大劳动人民及工农干部中扫除文盲，是我们国家实行经济建设和民主建设的必要条件，同时是一项迫切和重大的政治任务。各级领导应以历次革命运动的精神来领导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运动，并须定出计划，以期在今后五至十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文盲。会议还指出，扫除文盲的标准，就是使文盲半文盲认识2000字左右，能够阅读通俗书报和写三五百字的短文。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19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任命楚图南为主任委员，李昌任党组书记，以《速成识字法》闻名全国的祁建华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另一名副主任委员是林汉达。

扫盲运动有如星火燎原，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为了把更多的迫切要求学文化的人组织起来，多种多样的学习方式被创造出来：工厂的“车间学校”、煤矿的“坑口学习小组”、农村的“地头学习小组”、妇女的“炕头学习小组”等。

“以民教民，能者为师”，“教师条件很平常，识字就能教文盲”。“扫除文盲人人有责，教人识字是一项光荣的任务”，“亲教亲，邻教邻，夫妻识字，爱人教爱人，儿子教父亲”等口号迅速响彻全国，使神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片“读书声声响，处处是课堂，互教又互学，师生大家当”的热烈场面。到1953年止，全国扫除职工文盲近100万人，扫除农民文盲308万人。许多从“扫盲班”毕业的学员升入了业余学校，得到了进一步的深造。

第二次：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

光阴荏苒，新中国步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时期。随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对人民的文化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毛泽东看到了这一点，他希望借社会主义改造的春风来扫除文盲。于是，1955年，扫盲教育工作再次成为全国工作的重点。

9月，毛泽东看到了《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十分欣喜地表示：“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毛泽东在这份报告的按语中，提出了消灭文盲的问题。他说：“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他认为在这方面，“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很赞赏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以本乡高小毕业生为教员，以合作社为单位办记工学习班的扫盲经验。他号召说：“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并就教学内容和教材作了详尽的指示：“第一步，为了记工的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这样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每处自编一本，不能用统一的课本。这种课本不要审查。第二种课本也应由从事指导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根据一个较小范围的地方(例如一个县，或者一个专区)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区)的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这种课本，各地也不要统一，由县级、专区级或者省(市、区)级的教育机关迅速地加以审查。做了这样两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以后还要有继续提高的课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机关应当给这件事以适当的指导。”《毛泽东文集》,1999年版，第6卷，第455-456页。

在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谈到了扫盲运动：“扫盲运动，我看要扫起来才好。有些地方把扫盲运动扫掉了，这不好。要在合作化中间把文盲扫掉，不是把扫盲运动扫掉，不是扫扫盲，而是扫盲。”《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之后，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每人必须认识1500到2000个字”的扫盲标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481页。

就在这种背景下，扫盲运动又再次发动起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第二次扫盲高潮。

12月1日，共青团中央发布《关于在七年内基本扫除全国青年文盲的决定》，指出“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文盲，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是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为了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必须加快扫盲的速度。”

1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要在七年内基本上扫除全国青壮年文盲》的社论。

1956年1月30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评奖扫除文盲优秀教师、优秀工作者、优秀学员、先进单位的暂行办法》《颁发识字证书及业余小学、业余中学毕业证书暂行办法》。

2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把扫除文盲运动推向高潮》的社论，提出：广泛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大规模地开展扫除文盲运动。于是，扫盲运动的第二次高潮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为了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会长由陈毅元帅担任。

3月29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扫除文盲的决定》，将扫盲提高到了空前的高度，第一次把扫盲作为国家发展大计。《决定》指出：在全国范围内积极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扫除文盲，使广大劳动人民摆脱文盲状态，具有现代的文化，这是我国文化上的一个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旗鼓地开展。《决定》还制定了扫盲的原则、对象、标准和目标。

在扫盲运动高潮中，人民群众创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学形式。当时，工矿企业采取了“长班短班结合、集中分散结合、脱产业余结合、自学辅导结合”等形式，农村采取了“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忙后复学”等形式，做到了“学习方法大家找，怎么方便怎么好。安排活茬挤时间，能学多少学多少”，“见物识字”，“见字问字，见人问人，处处是课堂，一片读书声”。

春耕夏种不言苦，喜看秋后果累累。到1957年上半年，全国原有文盲中已有2200万人脱盲，并已有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毕业文化程度。

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学习文化后，生活和生产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学员在扫盲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文化技术，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