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是真小人民主党是伪君子

共和党是真小人民主党是伪君子

 

 

真小人、伪君子都自私自利，区别在于真小人明目张胆，而伪君子披着“善良正义”的外衣。伪君子获取支持而成功之后会马上翻脸，把好处都给自己，把危害推给对方。伪君子善于伪装自己，他的本性是恶的，而他竭尽全力用了一辈子来克制这种恶而表演伪装的“善良“，因此，伪君子不但不会得到谴责，而且还会令人尊敬。伪君子打着“善良“的旗号，并不是为了克制自己的私欲，而是为了图谋更多私利。伪君子伤害人的时候不一定要图穷匕见，他完全可以在伤害人的时候仍然戴着“仁义道德”、“为你好”的假面，所谓“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与美国民主党比，他更愿意同美国共和党打交道，我被“左派”架空。虽然共和党更反共，但共和党是真小人，而温和的民主党却是伪君子。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中，毛泽东在会见首次访华的共和党美国总统尼克松时表示：我喜欢西方的右派（政党），不喜欢西方左派（民主党）。右派敢公开反共，有什么坏心眼让人一目了然；而民主党，却是形左实右派，是伪君子两面派，口上喊着友好，背地里踹你，捅刀子。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呐。

中国走资派和亲美派们，特别是一些把自己身家资产仕途，都寄托在民主党身上的文人、公知大V、官员，与美国民主党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每次美国总统大选，都把宝压在民主党身上，捐款的捐款，摇旗呐喊的呐喊，可谓忠诚的狗仔队。总以为民主党要比共和党温和可靠，但是，事与愿违，中国走资派和亲美派们左右不了美国的选举！

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史，共和党虽然公开强硬反共，但中美外交的突破却是在共和党总统执政时期，中美关系最实在的也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即使双方有磨擦，共和党政府也是公开跟你对抗，有什么坏心眼让人一目了然。

而民主党虽然相对温和，但对中国使起阴坏来，却让中国防不胜防。面带微笑的民主党，对中国使用起“巧实力”“情报战间谍战”的隐蔽两面派手段。利用中国的右派，打击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都是在民主党政府任期内打起来的，《与台湾关系法》也是民主党总统签署的。

表面看起来民主党的总统都比共和党的总统似乎友善多了吧，满嘴仁义道德。但是，在背后却是男盗女娼，坏事做绝。例如阴谋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卑鄙勾当就是民主党的总统指挥的。现在，美国现任民主党总说，又在亚洲鼓动日韩、菲律宾、越南和印度，联合北约组织欧盟对中国宣战，指挥菲律宾搞“国际南海纵裁案”煽动亲美分子颠覆中国政权，逼迫中国给美国送钱送物资，稍不如意，就对中国大打出手。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和土匪山大王。所以说，伪君子往往要比真小人更难对付。因为真小人是明目张胆地跟你玩阴的，而伪君子是表面一套背地里又一套，常常口是心非。伪君子要比真小人阴险毒辣的多！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毛主席当年才会说喜欢跟共和党这样的“右派”打交道。

在美国历史上，共和党和民主党轮流执政，虽然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资产阶级政党，但其执政风格、政治主张以及对外关系上存在着一定的不同之处。

毛主席所处的时代，是美国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快速攀升的历史时期，产生过不少著名的总统，如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尼克松等，毛主席直接或间接同他们打过交道，并最终在与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共同努力下，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

毛主席跟美国总统打交道，总结出的经验是美国人傲慢，能不讲理的时候就不讲理，这是毛主席对美国人的总的看法，但也有所区别，他比较喜欢跟美国的哪个党派打交道呢？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谈到中美关系以及上台不久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表示要跟中国建立某种关系的意图，他表达了对美国两党的看法。

毛泽东说：“我是不喜欢民主党的，我比较喜欢共和党，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他如果想到北京来，你就捎个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开，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那么僵着？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他，两人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畅谈，谈到美国的总统竞选时。

毛主席说: “讲老实话，民主党如果再上台，我们也不能不同它打交道。你当选我是投了一票的。”

尼克松说:“我想主席投我一票，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

毛主席说: “我是喜欢右派，人家说你们是右派，你们共和党是右派，说英国的希思首相是右派，说西德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右派。我是喜欢右派，比较高兴这些右派当政。”

谈到中国当时常用的“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修、反”的口号时。

毛主席说:“你可能就个人来说，不在打倒之列。可能他(指基辛格)也不在内。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嘛。”

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表达了跟美国交往的诚意。

毛泽东说：“我跟早几天去世的记者斯诺说过，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

1972年7月24日，尼克松结束在中国的访问回国。当天晚上，毛主席召集周恩来及其他外交界人士谈国际问题。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

毛主席说：“ 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上就是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一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

1973年2月1日，毛主席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行，谈到美国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过去总是讲美国人顽固得很。我看美国人不那么顽固，没有料到居然谈出这样一个协定，听说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事实上承认自己失败了嘛。它顽固不下去，早已是这样。至于美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那个时候，我们有些朋友们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请尼克松到北京来。美国困难大得很，别的地方紧张起来了，它一定要使东方有个缓和的局面才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它的国内，放在欧洲和地中海。他跑到北京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天天讲平衡，而这个世界就是不平衡，整个世界力量就是不平衡。天天讲从实力地位出发，实际上就是想跑嘛！”

1973年 4月20日，毛主席会见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谈到世界形势。

毛泽东说：“我们跟美国没有建交，吵了二十几年，尼克松为什么到这里来啊？就是他那个事情不大好办了，要找我们啊，然后跑到莫斯科去，压苏联一下。他自己不承认。今年二月基辛格来，我就跟他说了。他说，不是。我说，你们踩了中国人的肩膀跑莫斯科。你看，那么一个大国，打朝鲜没打胜，打越南也没打胜。现在算是和了，又是吵得一塌糊涂。还是要依靠美国人民。”

1973年7月29日，毛主席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古瓦比，谈到国际关系时说：“有时候在外交政策上也不得不搞，比如美国，他们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但是我们跟它往来因为现在那个左派好是好，但是没有权力，中间派也没有权力，就是这个右派，反共最厉害的，尼克松，他有权力。”

1973年8月2日，毛主席会见青年时代的朋友、美籍华人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谈到世界关系。

毛泽东说：“自从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就在这个地方，跟他谈了一次话，还有基辛格博士，后头又跟基辛格谈了一次，从此名声就不好了，说我是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勾结帝国主义。我喜欢美国人民。我跟尼克松也讲过，我们的目的是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帮助各国人民起来革命。我是个共产党员，目的就在于打倒帝修反。”

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不久，美国共和党内为尼克松筹划竞选连任总统的一些人，潜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安置窃听器，尼克松连任总统后不久此事被揭发，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根据收集到的证据通过弹劫尼克松的条款，尼克松被迫辞职，这就是著名的“水门事件”。尼克松尽管因“水门事件”而不再担任美国总统，但毛主席对这个共和党前总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好感和评价。

1975年7月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泰国总理克立时，谈起了尼克松。

毛泽东说：“尼克松总统，他来了，尼克松不错，他是很有能力的总统 如果方便，请代我问他好。他得罪了东部大财团。我的朋友倒霉，尼克松、田中角荣、希思、蓬皮杜。”

1975年10月21日，毛主席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谈话中，毛主席说：“第一，问候福特总统先生，第二，问候尼克松先生。”

1975年12月3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她的丈夫戴维，朱莉带来了尼克松写给毛主席的信。在翻译读完尼克松的信后，毛主席接过信，用英语念了信末的日期和签名。

毛泽东说:“很好，谢谢他。我还要见他， President Nixon (尼克松总统)，欢迎他。”

1976年2月23日，毛主席生命的最后一年，他以总统的“规格”会见了来华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夫妇，两人再次相见，依旧关心着他们一手建立的中美关系。

尼克松说:“美中两国虽然社会制度不同，只要我们两国能在世界范围内作出共同努力，我相信这一时期就将是和平能存在下去的可能性最大的时期。要想建设一段时间的和平的世界，我们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毛主席称赞尼克松讲得好。

在告别的时候，毛主席颤巍巍地端起茶几上的青瓷茶杯。

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是几十年的隔海老冤家啦！不是冤家不聚头，不打不成交嘛！我们应该为冤家干一杯！”

毛主席与美国共和党总统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建立起了震惊世界的中美两国的“新关系”，这种新关系被尼克松称为应归功于毛主席的“高瞻远瞩”。

毛主席和他喜欢的美国共和党谈成了一段历史的佳话，毛主席也因此成了尼克松最为钦佩的政治家，在尼克松的家乡加利福尼亚州约巴林达市的尼克松图书馆里，竖立着10尊与真人大小一样的世界政治人物雕像，排在最前面的是身着中山装、穿圆口布鞋、坐在沙发上健谈的毛主席。

美国200多年的驴象之争，是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集团利益之争。共和党的赤裸裸欺骗性“比较地少一点”，在特朗普身上最生动不过了。四年前特朗普上台时，有智库观点认为，特朗普的敌人主要是华尔街，中国不必介入其中，影响中美关系。这种观点自然是错了，但这种观点后面的思想倾向依然存在，看不到四年前白宫换马是对希拉里代表的华尔街的警告，认为建制派回归依然可以回到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由这样的“经济压舱石”主导中美关系。

特朗普作为产业资本的代表，像头野牛冲进了金融垄断资本秩序的瓷器店，退群毁约，贸易壁垒，遏制中国，谋求制造业回流，受到底层蓝领工人的支持，这种支持正如尼克松所说，是在两个坏东西中间选择好一点的一个。几年下来，招数用尽，在疫情中焦头烂额，还是得依靠华尔街印钞发债，解决美国社会问题，在建制派看来，又像是黔驴技穷。

资本主义在攫取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把可变资本交付给谁的问题。特朗普的制造业回归，不过是把可变资本给付予本国制造业工人，在誓师遏制华为5G时，身后站着两名工程着装的工人，就是其象征。而华尔街的全球化是要占据价值链高端，把可变资本给付予雇佣或者配合的科技、法律、媒体等，给付予来自剩余价值输出国的生产工人和供应链，然后再从巨额剩余价值中支付一点给本国的福利支出，缓和阶级矛盾，同时还要支付一点给剩余价值输出国的买办——养狗也是需要扔几根骨头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中冠冕堂皇的进行的，华尔街建制派满口人权平等，在等价交换中攫取巨额剩余价值。他们是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把有钱人新冠先监测，坦承为“这就是人生。”所以毛主席说“喜欢共和党”，较少欺骗性。

拜登上台后，什么样的美中关系令华尔街取得更大利益呢，是特朗普的豪夺，还是华尔街的巧取，答案不言自明。历史告诉未来，美国不变的是遏制中国，变化的，只是手段的软硬。四年来，特朗普给中国人充当了优秀的反面教员，这是毛主席当年“喜欢共和党”的证明。

[yongbing1993]

近代中国的《三个不同的时代》







《反共的华人》们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主义》。他们想消灭《共产党》的理由说是：《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坏？

走资派邓小平为什么一上台就不准讨论中国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要害，目的就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先进思想，资本主义是落后以至反动思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势不两立的，社会主义要消灭资本主义，埋葬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绝不能接受资本主义。目的就是要说《资本主义》好《社会主义》坏。

《马克思主义》为了创造一个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社会制度，而不能坑害老百姓。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沒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能各取所需，沒有贫富差距的人类社会。二是讲公平，人人有活干，人人有饭吃，看病、上学、养老有保障，不能穷的穷，富的富，两极分化。富裕和公平是人类社会。这是自形成以来，历代有识之士一直在追求的美好的社会理想。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上属于比较典型的封建专制独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所以，马克思预见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没落和必然要灭亡，当然，这是一个慢长的过程。列宁则进一步提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点都是世界各个阶级普遍承认的，从来没有争议。

在资本主义社会体系中，自从产生《马克思主义》运动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都有一些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元素引入，如八小时工作制，劳动节，妇女节，全民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低价住房等。难道能说是社会主义“坏“吗？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存在远远长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的弊端有多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治理等多个领域出现一系列乱象。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和制度性衰退问题。资本主义曾对人类历史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弊端不断显现和加重，周期性经济危机频现，并演化为时下的系统性危机。

《金融危机》的爆发周期性，使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混乱、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公平现象加剧。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难以解决，就打着反对恐怖主义的旗号，试图通过对外干预转移国内民众视线，造成阿富汗、中东等地的混乱。反过来，对西方干预的愤怒则转化为仇视性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一些恐怖主义组织频繁在西方社会制造暴恐事件，加上战乱导致的难民潮使欧洲各国疲于应付、不堪重负，加深了西方国家之间以及西方各国内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裂。西方国家民粹主义高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右翼极端主义思潮沉渣泛起，西方精英多年来精心描述的价值观和所谓“政治正确”遭到底层民众的质疑、嘲弄和挑战。从这些现象可以判断，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不是局部的、个别领域的危机，而是制度性、系统性危机。

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特点：波及的范围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政客撤下了自由贸易的幌子，公开鼓吹贸易保护主义，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设立各种壁垒。这不仅使资本主义的危机波及新兴经济体，而且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的纠纷。过去，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大肆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其商品市场和初级原料来源地；而当发展中国家有了一定的竞争力时，西方世界却想方设法进行贸易保护，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虚伪性。

涉及的领域多。当前，资本主义危机不仅表现在金融领域，而且涉及制造业、国际贸易，进而影响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以致出现价值观危机和文化危机。美国利用掌握金融手段的便利不断转嫁危机，这不仅导致欧洲经济出现紊乱，而且引起世界性的贸易萎缩和经济下行。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权利，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资本的逐利性和这些价值观的理想性之间就开始出现裂痕。西方国家的政客不断高调宣扬所谓“普世价值”，但一遇到利益冲突就暴露了真面目。

人类社会的存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一直由人类中的少数权贵资本家地主掌握执政权。而大多数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生活在低层。共运历史并不长，是新生的社会制度，还一直被强大的资本势力所打压剿杀，根本无立是之地。所以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后的如今中国社会的现实也正在显现出这些弊端来。

年轻人不懂不要紧。但不要跟着走资派忽悠误导年青人。

今天，大陆走资派的经济发展，是踩在《毛泽东时代》几亿工人农民打下的基础上得来的。没有这些工农业基础，让走资派邓小平在四九年建国时能行吗？让走资派邓小平在印度搞行吗？

说《毛泽东时代》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又穷。新中国创业初期到毛泽东逝世，进步了多少？装作看不见。只挑一些不好的说。

假如《毛泽东时代》不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再给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30年或40年又是如何？

反对者对《毛泽东时代》的看法只停留在1978年之前，而不想再来30年后的社会主义强国《新中国》。恐怕多少国家会来朝圣。毛泽东在世时，世界上多少国家来朝圣。尤其是《文革》期间，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来中国建交，或是参观学习，见到毛主席为荣。

而走资派经营了四十多年的今天中国还能撑多久？又有什么可供世界或人类仰望？是厕所改造吗？但厕所改造美西方早就有了。

改开四十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几乎都是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在掌权。

走资派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

蒋介石国民党留在大陆的《还乡团》之所以如此“惠台“，就是欢迎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的《还乡团》来大陆。

四十多年来《无官不贪不腐》，不就是这些《还乡团》。

近代中国的《三个不同的时代》：

蒋介石国民党的《中华民国时代》。

毛泽东共产党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

走资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

是谁欺骗了人民走资派邓小平。从1979年至今，也经过了40多年的实践。走资派邓小平正式掌握政权十年，垂帘听政八年，之后，没有走资派邓小平的邓小平路线也进行了二十多年了，加起来是将近三分之一世纪。它的成果是什么？今天走资派中国的劳动者，都有切身的体会。能再承认走资派邓小平理论的后果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历史又一次雄辩的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理论指导，用它来指导我们的斗争，就无往而不胜，离开了它，革命事业必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从今天现实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今天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最反动、最没落、最腐朽、最没有出息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

毛泽东对于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社会动态的了解程度，让许多外国人士感到惊讶。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王安娜在延安采访，惊叹于毛泽东对于外部世界的了解：“毛素有博览群书之称，看来是有根据的。他让我看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和罗素著作的译本”。“毛泽东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知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的话对我充满着魅力。他一次也没到过国外，也不像朱德和周恩来那样能说外语。可是，他对外国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却很有兴趣”。“毛泽东好几次和我讲到他对外国有趣的见解，这些见解是从以前的西欧小说和历史书上得来的。”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也提到“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他问到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泽东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得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1973年，毛泽东接见过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据惠特拉姆事后回忆：“我们的谈话范围涉及历史、当前问题、亚洲地区、文学和当代的一些人物。他很熟悉情况，知道西方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乐意对一些人物和问题发表意见。交换意见，显然使他感到高兴。听到来自不同社会的一个陌生人的意见，他从中可能得到某种刺激，不论我的看法多么错误。他的智慧和历史感深邃而又明晰。”

毛泽东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发展趋势的预见性以及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所具备的丰富的国际情况知识储备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知识储备又与他自青少年时代起，即关注世界、心忧天下，始终学而不厌地、主动地了解世界、认识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在毛泽东身上，真正体现了中国那句老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毛泽东一生仅出国两次，却对世界情况了如指掌，毛泽东这种关注世界、心忧天下的情怀，早在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即已养成。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的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三大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

八项注意：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工作中遵循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原则。这是人民解放军处理官兵关系、军队与人民群众关系和对敌斗争的基本准则。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体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是人民军队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一个根本标志，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政治基础。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强大威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对于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胜利完成各项任务，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官兵一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处理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的准则。主要内容是：官兵政治平等，干部爱护士兵，士兵尊重干部，团结互助，同甘共苦，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建立自觉的纪律。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官兵一致，是人民军队本质的体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根本标志。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参加这个军队的人，不是为着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者，政治上要体现当家作主的社会地位。新中国建立以后新中国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国家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人民的政治地位。宪法《总纲》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的政治地位，具体体现在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质，主要体现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有机统一于民主政治的整个过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不仅有维护自己合法利益不受侵犯权力，同时，也有对国家行政机关进行监督的权力，人民既有对自己合法利益正当诉求的权力，也有对损害人民利益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揭发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政治地位的保障在于经济基础。因此，社会主义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对于人们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整个过程都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它是决定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决定了生产的目的，并且影响着财富的分配和交换。生产资料所有制不仅仅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所体现的经济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它能最大程度地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劳动成果能够公平公正地分配给全体劳动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社会主义代表的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的利益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的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只有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才能保障剩余产品归劳动者所有，这是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是区别其他任何所有制的核心问题。

[yongbing1993]

《民主》共产党解释得透彻全面







关于《民主》，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解释的十分的透彻全面。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句话反过来思考，就了解了鼓吹多党民主和自由的人是本着什么样的意图。

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大多数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

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

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

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

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

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

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自由也是这样。

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

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的讲话》中重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毛泽东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

毛泽东也在这个《讲话》的后面指出了实行《集中》的原因：“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我们党在一九二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指出：“处在伟大斗争面前的中国共产党，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取得胜利……党内缺乏民主生活，发挥积极性的目的就不能达到。”

毛泽东还强调：“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必须建立和健全党内民主制度。明确的规章制度，是党内民主正常开展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这种规章制度“必须具体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的活跃，敢于和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指出：“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很多符合实际的党内民主生活的方法。比如，正确处理少数人与多数人意见的关系，在尊重多数的同时，要保护少数。毛泽东强调，“在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这样，大家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积极主动、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里，毛泽东科学地揭示了民主和集中的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包含了民主和集中两个并列的方面，二者既相互矛盾，又辩证统一。

民主和集中各自有确定的内涵，二者相互矛盾，相互制约。正如1937年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所指出的：“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跃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

民主和集中又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这里又包含了两个层面：首先，集中离不开民主，民主是集中的前提和基础。其次，民主也离不开集中，必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毛泽东认为，离开集中讲民主，必然导致极端民主化、无政府状态和无纪律状态。因此，毛泽东指出：“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这一个“更”字，突出强调了集中的重要性。

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团结统一。要维护和巩固共产党的团结统一，就必须维护中央权威。毛泽东在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的实践中，主要通过严格共产党的纪律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的途径，来维护中央权威和增强党的团结统一。

严格党的纪律，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倾向。1937年，毛泽东指出，自由主义使革命队伍失掉了严密的组织和纪律，要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

1938年，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服从”的共产党的纪律，并强调“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1945年，七大党章第一次把共产党的纪律写进总纲，同时，首次将“四个服从”作为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载入党章。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指出，“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破坏党的团结就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

要建立请示报告制度，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针对共产党内出现的无纪律无政府的错误倾向，1948年1月，党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从今年起，全党各级领导机关，必须改正对上级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不良习惯”。这是党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纪律无政府倾向的长期斗争在新条件下的一个发展。毛泽东强调，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克服这种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请示和报告制度，加强了中央权威，克服了一些地方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的错误倾向。

历史证明，正是有了中央权威和全党的团结统一，中国共产党才领导着全国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

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讲《民主》必懂得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如不懂，或假装不懂，笼通地对任何人讲《民主》行吗？

毛泽东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毛泽东又说：“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它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yongbing1993]

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工作时间







马克思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夜间紧张工作，一种叫做“痈”的病痛复发严重，差一点送了马克思的命。

在1866年2月，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坐’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说来自然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

这也难怪，毕竟，在伦敦“离群独居”、闭关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接近20年后，马克思终于可以满意地将它交付出版。

这一刻，如马克思自己形容的那样，他“痛快得无以复加”，虽然他曾预言，这部著作甚至不会给他带来写作时所吸香烟的钱。

《资本论》：资本的利润，利润的权力就是《暴力》的根源。人世间的《暴力》来自于资本的利润，利润的权力。在没有消灭《利润》之前，《暴力》将永远伴随《利润》而来。

“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1867年4月中旬的一天，伦敦通往汉堡的航线上，狂风肆作，呼啸的海风卷起汹涌的海浪拍击着轮船，船上的桌椅噔噔作响。马克思紧紧靠着船舷上的栏杆站着。他晕船，但是他还是和几个旅客聚在一起饮酒作乐、相谈甚欢，他感到船上的生活是相当的有趣、相当的愉快。

这也难怪，毕竟，在伦敦“离群独居”、闭关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接近20年后，他终于可以满意地将它交付出版。这一刻，如他自己形容的那样，他“痛快得无以复加”，虽然他曾预言，这部著作甚至不会给他带来写作时所吸香烟的钱。

如果他能穿越到2008年10月17日的法兰克福的一家书店——这家书店叫“卡尔·马克思书店”，他不得不承认，被自己的这个预言打脸了。因为这天，《资本论》（第一卷）在这家书店宣告暂时脱销。2008年9月14日，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前后仅半年时间，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新一轮世界经济危机由此拉开序幕。《资本论》再次成为人们寻找危机根源的指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资本论》（第一卷）列入《世界记忆名录》，这部著作属于“人类的记忆”。

《资本论》包含三卷，约230万字，这是什么概念呢？这大约相当于一个人完成了20本今天中国的社会科学类的博士学位论文。这部巨著从开始研究到完成撰写，马克思用了他近半生的时间！

马克思说：“我为了为工人争得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我自己就得工作16小时”，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夜间紧张工作，一种叫做“痈”的病痛复发严重，差一点送了马克思的命。在1866年2月，他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坐’自然谈不上，这在目前对我说来自然很困难，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我也还是躺着继续苦干”。

马克思为什么如此死磕于《资本论》的写作？据1834年的统计，利物浦工人的平均寿命只有15岁。19世纪40年代，法国工人的平均寿命不超过30岁，并且工厂中大量存在雇佣童工的情况，许多工人每天需要劳动达18小时，工人厌恶劳动、捣毁机器、遭受惩罚的状况屡见不鲜。为什么大多数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生活处境还是这么的艰难？这个疑问，盘亘于中学时就立志为人类幸福而工作的马克思心中。古典政治经济学说依靠“看不见的手”，人们就可以过上美好生活；启蒙运动说要实现“自由、民主、平等”；现在看来，都是别人家的美好生活。现实和理论出现了强烈的悖反！

而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约1个半世纪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人们又抗议道：“我们代表99%的人口，反对那些掌握40%财富的1%的人！” HISTORY REPEATS！无怪乎《资本论》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再度热销！

那让我们来听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诊断的资本主义经济的毛病吧！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广大工人没有生产资料，可是每个人不都得吃饭、穿衣、养活家庭以及向往过上美好生活嘛？于是，工人就只有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作为少数人的资产阶级，运用他们手中的资本，购买生产资料、雇佣工人，从而进行生产。对于资本家来说，一个工人没有了、还有千千万万个工人，更何况还可以通过使用机器来替代工人；而对于工人来说，他们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之外，别无选择。

马克思问，工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在你每天辛苦“搬砖”的那么多个小时中，有多少小时是为维持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而工作，又有多少个小时是为资本家在战斗呢？假设，维持你和家人一天的生活只需要付出6个小时的工作，但是你每天必须得工作10小时甚至更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多出来的4小时是在为资本家生产价值，这就是剩余价值。于是资本家犯了狂想病，假设工人工作6个小时工资是24元，工作10小时工资也是24元，如果可能的话，资本家希望工人一天可以工作25小时、一年工作366天！这样，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更多了！

没错，经过工人的长期斗争，好不容易争取来了8小时工作制，但是，工作强度的提高，使得工人变成了流水线上的卓别林。后来，资本家还给工人配上了电脑，好让工人回家也可以继续干活儿。造成这种地位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

恩格斯说：“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社会体系所依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

马克思说，工人朋友们，资本家赚取了剩余价值，使得他们越来越富有、你们却越来越贫困，后果是很严重的！为什么呢？只需追问一个问题：工人越来越贫困，那么生产出来的产品谁来买呢？资本家吗？可是资本家每天也只能喝的下两杯牛奶，他们生产牛奶的初衷就不是为自己饮用而生产的，而是为了追逐利润！多出来的牛奶就只能倒掉了，这就是为什么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发生资本家将过剩的牛奶倒向密西西比河的原因。

为什么不把牛奶分给工人们呢？这时，资本家却对工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出来还不能成为到手的利润，要成为真金白银，还需要商品卖得出去，按照这种工人越来越贫困的趋势推算，商品总是会出现相对过剩的，因此，马克思把商品出售环节称为“惊险的跳跃”。

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小女孩问她爹：“家里为啥这么冷啊？”她爹说“咱家没有煤了。”小女孩又问：“为啥没有煤？”她爹答道：“我失业了。”小女孩继续追问“那为什么你失业了？”她爹回答道“因为煤太多了”。

后来，资本家为了使这一跳跃不那么惊险，发明了消费信贷，资本通过在消费领域的扩张，将原本已经分配给劳动者的、由劳动者自己争取而来的剩余价值又吸收了回去，劳动者好不容易分享到劳动果实，瞬间在高昂的物价和贷款利息面前消失殆尽。

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大家一定都听过。“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资本为了追逐利润，总是有能力提高生产力，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资本有它天使的一面，也有它魔鬼的一面。资本的天使，使人类社会能冲破落后的封建社会枷锁，资本的魔鬼则使他成为自己的枷锁。所以，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这就是马克思给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判决书。

经过一个半世纪以后，资本主义依然存在，于是，一些人对《资本论》的科学性产生了疑问。可是，马克思是个预言家，他预言的是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未来走向，他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为资本主义的终日确定一个时间表。

实际上，资本主义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引入“看得见的手”、股权分享、实行高福利。可以说《资本论》中描述的那种资本主义的丧钟其实早已敲响，通过各种修正手段，资本主义试图自我修复，但是，每一次修正都更加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距离《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资本主义1.0版本更加遥远。

《资本论》的出版是人类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1871年4月25日，李卜克内西写信告诉马克思：“在全德国人们都在读着根据你的《资本论》所作的关于剩余价值和标准工作日的报告”。在马克思诞辰100周年之时，李大钊曾经撰文说：“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以资本家为本位。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

《资本论》从无产者的立场解释世界，振聋发聩！四年后，法国人民想要改变世界，1871年春天的巴黎，一场革命就要来临。

马克思说的很好“如果有20%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

有些污染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这些企业的存在难道“人民政府的环保部门”不知道? 难道污染企业的负责人是法盲? 难道环保部门的负责同志是法盲?他们为了利润(资本)敢践踏一切的法律。

抓获的贪污大官和将军们，有很多是博士、硕士的学历，有的还是院士，这些人大多数是“人大代表”，是中国法律的制定者或监督执行者，他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比广大老百姓懂的多，可是他们敢于贪污受贿，敢于践踏一切的法律。

有的企业(集团)，为了利润，大肆发展黑恶势力，建立“自己的武装”，践踏人间法律。

有的贪官，为了收取贿赂，把造假文凭、假简历的人，用“潜规则”的方法，提拔重用到领导岗位。

这样的事例还很多很多。以上所说践踏法律的人，哪一个不懂法律，哪一个不是“知法犯法”，正是给了“资本”的自由，才使“资本”敢于践踏法律。

在资本主义横行的时代，怎么能实现依法治国？国家只有控制住“资本”，消灭《利润》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