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片巨大的空地，是曾经拥有万名职工的重庆第三棉纺厂。每过几天，都有一个叫王素芳的80多岁的老工人来这里，面对眼前的一切大哭一场……
工程总投资：2053亿元
工程期限：1958年——1978年
“三线建设”，这个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保密，是不见于报端的。即使当时的人们说起，也十分神秘。今天的年轻人，更是少有所闻。
何谓“大三线”建设?
大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1964年至1978年间，展开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工业体系建设。简单地说，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什么要这样做?一句话，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战略大后方”。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假如我们遭到强敌的夹击，发生象日本侵略那样极端恶劣的形势，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源、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然后伺机反击。用心可谓极其良苦!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1938年到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对中国进行战略合围时，国民政府才仓促把华东和华中250余家工厂迁入四川。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是有计划地实施战略布局。由于“大三线”建设，是在一个比英、法、德面积总和还要大的区域，整个经济与文化得到再造，即使没有战争，也具有难以估量的战略经济学意义。
为了抗御外敌，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地区是第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地带，就是二线地区。
中国属于均衡型国土形状，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再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于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确定将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对新中国的威胁依然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建设重心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建设战略后方的问题并不紧迫。
1964年8月2日，美国挑起“北部湾事件”，轰炸北越海军基地，越南战争规模迅速扩大，并祸及中国境内。到1966年8月，驻扎越南的美军已经多达42.9万人，对东亚地缘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照片为1965年2月，游弋在南中国海的美军航空母舰CV-61突击者号(USS Ranger)。该舰是福莱斯特级的第三艘，1954年在纽波特纽斯造船厂开工，1956年9月下水，1957年8月服役，满载排水量81163吨，载机78架。越南战争期间，美军派出了22艘次航母参战。其中包括全部四艘福莱斯特级和小鹰号、企业号核动力航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什么要进行三线建设?
说到大三线的来由，就需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直接导致中印军事冲突。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美军航母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越南战争规模扩大，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面对战争威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决定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区，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离东南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面对战争威胁，中国人民不得不付出暂时不能更快地提高生活水平的牺牲。1969年，在珍宝岛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内地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面对再次的战争威胁，毛泽东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打一场恶仗”的号召，于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响彻天南海北，每一位中国人都同仇敌忾，全民备战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中国的三线建设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大三线建设历时1964---1978计14年，若包括1958---1964的前期6年共20年整，核心时间段为1964---1972计8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四川大三线建设头三年的最重要项目是“两基一线”。“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作为战时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解决西南地区交通问题，满足工业的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产成品运输。
四川省乐山市金口河大渡河大峡谷，成昆铁路关村坝隧道车站。1965年8月12日由铁二局以装药388吨，一次爆破395000立方米，完成了炸山填壑的壮举。夷平了山头，填平两个深谷，造就了这个隧道内的车站，关村坝车站也被称为“一炮炸出来的火车站”。当年打通关村坝隧道时，进出口创出了一个月双口过百米成洞的纪录，中央专门发来了贺电。中央为一条隧道的进度发贺电，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关村坝隧道长达6187米，最大埋深为1650米，是成昆铁路全线仅次于沙木拉打隧道(6379米，当时的全国第一)的第二长隧道，1966年5月竣工。1973年又在昆明端洞口外建明洞80米。在关村坝车站10公里外，建有中国第三个铀浓缩生产基地(兰州504厂迁建)。
工程奇迹——成昆铁路
1958年7月，成昆铁路成都至峨嵋段开工，钢铁基地上马。铁道部西南设计分局(第二设计院)及地质部先后调集了5000多名工程地质勘测人员，完成了1.48万平方千米的地质测绘，钻探量达21.27万米。经过数年努力，勘测比较线路1.1万千米，制定大小比选方案300多个，基本绘制出线路蓝图。
成昆铁路营业里程全长1090.9千米，北起四川成都，从海拔300米左右的川西平原，傍峨眉山麓南下，逆汹涌的大渡河转牛日河而上，攀越崎岖连绵的大小凉山，通过海拔2300米左右的岷江与雅砻江的分水岭，经过西昌，沿奔流湍急的孙水河、安宁河、雅砻江，下至海拔1000米左右的金沙江河谷，连接攀枝花矿区，再溯龙川江上至到海拔1900米左右的滇中高原，南止于云南昆明，纵向贯穿了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闭着的四川西南部和滇北地区。
成昆铁路沿线不仅地形复杂，地势险峻，由于历次构造运动的影响，地质情况极其复杂，存在着山坡崩坍、落石、滑坡、泥石流等各种不良物理地质现象，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铁路的人们心惊胆战。新的地质运动也较活跃，全线有500多千米位于烈度7～9度地震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修建现代化铁路，必然桥隧密集，工程艰巨。
为了跨越地形障碍，全线建有桥梁991座，总延长106.1千米，其中200米以上的大桥113座;开凿隧道427座，总延长344.7千米，其中3千米以上的长隧9座，桥隧总长度占到整条线路长度的41.6%。由于地形限制，沿线122个车站有42个不得不全部或部分建造在桥梁上和隧道里。从金口河到埃岱段58千米的线路就有隧道44千米，几乎成了地下铁道。穿越全线最高点小相岭(海拔2244米)的沙马拉达隧道全长6379米，是当时全国最长的隧道。
为了克服地势高差，全线设计了7处螺旋形、圆形、灯泡形盘山展线，13次跨越牛日河，8次跨安宁河，47次跨越龙川江。牛日河上的尼波和洪峰两站之间直线距离只有7千米，但高差达142米，自然坡度20‰以上，不得不将线路以16‰的最大限制坡度在山间三叠交叉，跨大中桥6座，隧道11座，线路延长了一倍。在地势险峻的龙川江峡谷，由于隧道在大山里迂回重叠，进口和出口竟出现在同一个方向，不过高度已差了几十米。
1964年8月，成昆线大会战拉开了序幕。一时间，原先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帐篷点点，红旗招展，在“气死猴子吓死鹰”的悬岩峭壁上，炮声隆隆，硝烟弥漫。工程在各方面支援配合下，进展顺利。1965年末，川黔、贵昆两线接近完成，铁道兵两个师转战成昆线，建设者增加到40万，施工很快达到高潮，按当时的进度原定1968年“七一”建成通车的计划完全可以实现。
1969年8月，在珍宝岛之战后紧迫的国际形势下，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成昆铁路务必于1970年7月1日全线通车”的命令，并指令新成立的铁道兵西南指挥部统一领导施工。筑路大军奋起响应，短短数十天内，数万铁路员工兼程返回工地。
9月1日，沉寂两年的成昆铁路北段全面恢复施工，建设者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工程一路突进。经过10个月的突击抢建，成昆线南北段终于按期在四川省西昌礼州实现了铺轨对接。7月22日全线试通车，1971年1月1日即正式交付运营。
按当时物价计算，成昆铁路总投资30.75亿元，平均每千米造价282万元，是当时普通平原铁路平均每千米造价的4倍以上，简单的量化折算，成昆铁路的建造难度是普通铁路的4倍以上，修筑一千千米的成昆铁路相当于修筑四千千米的普通铁路。
成昆铁路建设使我国的铁路修建技术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人类在险峻复杂的山区建设高标准的铁路创造了成功的范例。1985年成昆铁路设计及建设和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研究设计一起，首批荣获国家颁发的最高科学荣誉——“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成昆铁路建设者们创造出功垂千秋万代的业绩，谱写出新中国筑路史上的壮烈诗篇。成昆铁路建设工程转战在高山深谷之间，沿线环境艰苦、后勤保障物资供应不足，但建设者们士气高昂。在同隧道塌方等险情斗争上，许多铁道兵指战员、铁路员工冒着危险，排除险情，不少人光荣负伤，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一路上几乎每个新建火车站都有一个烈士陵园或墓地，默默注视着来往的列车。修建成昆线时所牺牲的铁道兵指战员、铁路工人和民兵的总人数，迄今未见权威详尽的统计数字，各种资料说法不一，从1000多人到3000多人不等。一般的说法，铁道兵牺牲达1000多人，根据《当代四川铁路》的介绍，铁道部第二工程局的一个单位因工牺牲的即达600多人，另一个单位在两次洪水、泥石流中就有130人殉职。成昆铁路建设是一场战争，牺牲的烈士们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虽然成昆铁路是作为国防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而诞生的，但实际上，它所起到的作用远不止是备战，一位社会学家评称：成昆铁路和攀钢建设至少影响和改变了西南地区2000万人的命运，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成昆铁路与贵昆、川黔、成渝铁路相连，构成了西南环状路网，并有宝成、湘黔、黔桂三条通往西北、中南、华南的通道，彻底改变了建国前西南几乎没有像样铁路的历史。在成昆铁路铺通的同时，1970年7月10日，攀枝花钢铁厂一号高炉正式投产。此后历经二十余年，攀枝花两期工程全部建成。最终在一片荒凉干热的河谷间，形成了中国最大的铁路用钢、钒制品、钛原料和钛白粉生产基地和西部重要的重工业城市。依托成昆铁路，重要的航天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也在70年代末被建立起来。
随着三线建设进一步发展，襄渝铁路也于60年代末上马，吸取了成昆铁路建设的经验教训，以铁道兵为主进行修筑，1973年便建成通车，沟通了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与华中地区的联系，并依托襄渝铁路，在湖北十堰建成第二汽车制造厂。同期，贯穿鄂西、湘西和桂北，作为京广铁路南段“备份线”的枝柳铁路(枝城长江大桥建成后扩展为从太原南下纵贯到湛江的通道)也开工建设。这两条西南三线铁路干线，也都是在地质地理状况十分恶劣的地区修建的。
在铁路交通先行的前提下，西南诸省的工业进行全面深刻的再造，建成了基本完备的钢铁、能源、有色金属、电子、化学、机械等重工业体系，奠定了现在的发展基础。其中一部分后来被称为西部脊柱，如攀枝花、酒泉、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六盘水、渭北煤炭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四川、江汉、长庆、中原等油气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等制造基地，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等科研机构。这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布局，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
国防科技工业方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以成都为中心的航空工业基地、长江上游的船舶工业基地以及以绵阳为中心的国防尖端科技研制基地，足以为现代化军队提供种类齐全的武器装备，形成了坚固的战略大后方，“中国的避难所”。
大三线建设也造就了不少人才。如文革期间分配到刘家峡水电站工作的胡锦涛、分配到湖北十堰市第二汽车制造厂工作的王兆国，还有后来担任重要工作的一大批干部，就是在三线建设的大熔炉中锤炼出来的优秀人才。
三线建设，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空前的建设战略工程。
2012年8月7日，拍摄的贵州安顺云马飞机制造厂住宅区旧址。云马飞机制造厂(130厂)成立于1965年，是011航空基地的主力工厂之一。近年来逐渐搬迁至贵阳、安顺等地。与其说云马厂是一个厂，还不如说它是一座小镇，有厂房，有住宅区，有菜场，有学校，有文化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山沟因工业化而兴，因市场化而废。随着工厂搬迁，山沟最终变为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
三线工程“凤凰涅槃”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83年12月成立，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初至今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设在成都)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到2005年，国家共规划安排调整项目201项，三线建设调改工作全部顺利完成。一些对原料依赖性强的加工企业搬到产粮、产棉区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中小城市如孝感、咸阳、宝鸡、沙市附近;一些生产家用电器、日用消费品、自行车、摩托车、汽车、拖拉机等机械、电子产品的企业，搬到人口较为稠密、有广阔消费市场、也有加工协作工业的中等城市，如襄樊、汉中、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还有一部分技术密集的现代化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搬到武汉、郑州、成都、重庆、西安、兰州、长沙等科研教育集中、信息交流频繁的省会大城市附近。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
经过以“军转民”为中心的调整改造、发挥效益的再创业阶段，大部分三线企业实现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凤凰涅槃。它们许多已经成为重要的民用企业，如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变为生产“神龙”轿车系列的东风汽车集团，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变成占世界产量第一的“嘉陵”摩托车集团;有些已经面向国际市场，如西昌导弹基地变为卫星城，用长征系列火箭为世界多个国家发射了卫星。如今，酒泉航天基地又实现了中国人邀游太空的梦想。
2000年，成昆铁路全线电气化完工，运能大为提高;今天，将成昆铁路扩建为复线的设想也已被列入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在国家经济实力和铁路建设水平大为提高的今天，这也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某种意义上接替了三线建设，成为中央政府新的对三线地区的经济政策。而目前中国年轻人对三线和三线建设大多已不甚熟悉了解。三线建设与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标本，已经逐渐走入历史。但是其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及其他社会影响并未结束。
三线建设形成了中国可靠的西部后方科技工业基地，初步改变了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带动了中国内地和边疆地区的社会进步，堪称中国历史上空前的西部建设战略。
三线企业作为一个特殊时代的工业标本，已经成为历史。但作为蕴含精神摇篮的产业，正期待着新生。
三线建设“基地”分布
011基地：贵州安顺。歼击机和教练机生产基地。
012基地：陕西汉中。预计建设成歼击机生产基地，1975年，中央决定西安飞机设计所研制的运八飞机由012基地继续研制，基地变为运输机制造基地。1979年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陕西飞机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产基地。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013基地(湖南航空)：张家界—长沙。管辖几个航空配件厂(主要是3028厂湘陵机械厂)和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第三设计院。
014基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河南洛阳。158厂南峰公司从汉中迁来，专门制造空空导弹。
061基地(江南航天)贵州遵义。防空导弹生产基地，航二院分建。
062基地(航天七院)四川万源—成都。火箭/弹道导弹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3基地(航天四院)：陕西西安。
064基地(并入062基地)：四川达州。
066基地(三江航天)：湖北远安—孝感。飞航导弹生产基地(红鸟)。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航天六院)：陕西凤县—西安。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湖南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四川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四川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贵州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闻喜东镇，厂区分布在山西绛县、翼城和垣曲。
大三线建设主要成就
中国二汽 (湖北省十堰市) 中国第二大汽车集团
江汉油田 (湖北省潜江市)
长庆油田 (陕西省) 中国第三大油田
酒泉钢铁集团 (甘肃酒泉)
西北铝加工厂 (甘肃兰州)
攀枝花钢铁集团 (四川攀枝花) 中国第五大钢铁集团
贺兰山煤炭基地 (宁夏石嘴山市)
酒泉航天发射中心 (甘肃酒泉) 中国最大航天发射场
西昌航天发射中心 (四川西昌)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 (甘肃金昌)
嘉陵摩托车集团 (重庆市) 世界最大摩托车生产商
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
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四川德阳) 超大型机械生产商
洛阳玻璃厂 (河南省洛阳市)
成都飞机制造厂
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
东方电机厂
东方汽轮机厂
东方锅炉厂
成昆铁路 (成都——昆明) 全长1091公里
焦枝铁路 (焦作——枝城) 全长 772公里
湘黔铁路 (株洲——贵定) 全长 905公里
襄渝铁路 (襄樊——重庆) 全长 895公里
青藏铁路一期 (西宁——南山口) 全长 814公里
刘家峡水电站 总装机容量122.5万千瓦，年发电量57亿度
丹江口水电站 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葛洲坝水电站 (湖北省宜昌市) 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61亿度
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012基地)。1964年10月28日经国防工业办公室批准，在汉中县成立“三机部陕南地区新厂筹建处”，拉开了汉中三线建设的序幕。1966年11月4日三机部向成都420厂(今天的成都发动机集团公司)下达包建任务，要求其在陕西汉中迅速建设一套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要求在两年内建成年产歼击机用涡轮喷气发动机整机1000台，以及相应的零备件。包建的发动机厂共六个：470总装厂(东风劲机械厂)、480大件加工厂(奔腾急机械厂)、490冲压焊接厂(震五洲机械厂)、370叶片毛胚厂(奋千均机械厂)、380叶片加工厂(清玉宁机械厂)、390中小零件厂(江山娇机械厂)。同时加上配套的精密工具厂、通用工具厂、铸造厂、机修备件厂、分仓库、油库等，一共是十厂二库。1973年2月21日三机部通知，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突出重点，加速汉中基地飞机工厂的建设，决定汉中基地的三个发动机厂(470厂、490厂、380厂)在“四五”期间缓建(实际上停建了)。 现在，182厂的运八飞机发动机由株州331厂提供。
贵州国营红林机械厂(143厂)始建于1966年10月，1970年建成投产，负责生产飞机液压部件和航空燃油控制系统。老厂区位于贵州省黔西县红林彝族苗族乡穿洞村穿洞组，建于一个大型天然溶洞中，洞长180米，高20米，宽30米，厂房为三层框架结构，建筑面积8670平方米，有215间房间，分为热处理车间、材料仓库、产品设计室、装配试验车间、机修、铸造、锻造、表面处理、装配车间等。1991年整体搬迁至贵阳。
湖北十堰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现在的东风汽车集团。
1958年甘肃地质局在金昌市祁连山北麓，发现中国最大的镍矿——永昌镍矿。1959年地质部决定成立永昌镍矿，1961年更名为金川有色金属公司。1964年金川公司生产出第一批电解镍，当年产量22.43吨。1966年建成年产万吨矿石规模的金川一期工程，形成我国第一条镍钴铂族金属生产线。照片为1960年代建厂初期的金川公司。2011年金川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106亿元，形成年产镍15万吨(世界第四)、铜60万吨(国内第三)、钴1万吨(世界第二)、化工产品280万吨的生产能力。
1958年9月，青藏铁路一期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分别在西宁和老关角隧道开工。这条铁路长约846公里，是我国第一条高原铁路。沿线海拔大部分在3000米以上，其海拔之高峻、环境之艰苦(高寒缺氧，最低零下35摄氏度)、技术之复杂、施工难度之大，在世界铁路史也属罕见。西宁铁路局、铁道兵第十师、第七师等近十万建设者参与了工程。其中老关角隧道长4009米，海拔3680米，通过11个大断裂层，每昼夜最大涌水量1万余吨，历时20年才建成。泉吉峡隧道群桥隧相联，要建13座短隧道和6座桥梁。察尔汗盐湖段打进5.7万根挤密沙桩，灌黄沙5万立方，建成135公里的盐湖路基。风火山试验段海拔高达4750米。此外还建成4条支线，总长139公里。直至1984年5月，青藏铁路一期正式通车。铁道兵共有309位烈士牺牲，其中十师201人，七师108人。一期工程积累的施工经验和实验数据，为二期工程打下了基础。2006年7月1日，总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全线通车。中国人用48年时间，终于建成了这条世界屋脊上的天路。
1958年10月成立的国营长虹机器厂(305厂，德阳迁至绵阳城郊)，是我国航空机载火控雷达专业制造厂之一，也是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1973年，长虹试制成功第一台301型16英寸黑白电视机，和401型18英寸彩色电视机。影像里这些阀木建厂的年轻人，便是中国第一代电子工业创业者。2011年，四川长虹集团实现销售收入723亿元，在职员工5.8万人。
1958年9月，上海华东钢铁建筑厂部分搬迁至广西柳州，创建了柳州工程机械厂。1960年7月1日，柳工试制成功80马力履带式推土机，开启了生产工程机械的历史。1966年10月1日，我国第一台轮式装载机——Z435型装载机，在广西柳州工程机械厂下线。该机装载量为3.5吨，斗容1.7立方米，装配165马力柴油机，共生产了3000多台，直至1982年停产。该机是中国装载机的鼻祖。2011年柳工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20亿元，在职员工1.6万人。
1960年代初的贵州都匀火车站老照片，当时站房还是平房。都匀于1958年建市，是贵州继贵阳、安顺后成立的第三个地级市。三线建设时，贵州有011基地(贵航)、061基地(遵义)、083基地(都匀)三个基地。1965年，四机部在都匀设立083基地三线建设指挥部，后来演变为电子部贵州管理局，下辖22个企业、4个事业单位，职工约3万人，分属雷达局、机械局、仪器仪表局等部门，分布在都匀、凯里、遵义等地。
1964年，上海柴油机厂抽调1473名职工，对口援建贵州柴油机厂，并供应全部135柴油机图纸、工艺文件和生产设备，1966年建成投产。该厂是西南地区第一座生产高速柴油机及其配套产品的专业化工厂。1960年代起，到1977年止，上海机电局先后有近百家企业，抽调4万多名职工和近万台设备，支援大三线工业建设。2005年，贵州柴油机厂破产。
1964年2月25日，二机部(核工业部前身)决定在核武器局(北京九局)和核武器研究所(九所)基础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对外称“二机部第九研究院”，青海海晏县金银滩221基地称为“221研究设计分院”。1965年5月，根据三线建设要求，中央专委批准建设核武器研制基地，代号“九〇二工程”，选址在四川绵阳和广元山区。主要基地在绵阳梓潼县长卿镇长卿村八社，长卿山西坡山脚“白家湾”内，1965年开始建设，占地面积581418平方米，建筑167栋，1969年初步建成。1969年10月，九院开始从青海金银滩搬迁至绵阳梓潼基地。这是我国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王淦昌、邓稼先、于敏、陈能宽等两弹元勋(16位院士)，在此工作十余年之久。在1969年至1993年的24年间，这片不起眼的穷山沟，是中国最尖端的核武器研制机构。1993年九院整体搬迁至绵阳科学城，此地荒废10年无人管理。直至2002年8月，四川铁骑力士集团整体收购了旧址，整修为红色旅游风景区。照片中的小屋，是当年邓稼先居住的宿舍，如今变成了“邓稼先故居”。如果邓稼先知道自己奋斗了一生的核武器研究院旧址，变成了收钱卖票的旅游区，不知道他会做何感想。
1964年，成都飞机制造厂在歼-5甲的基础上，研制歼教-5(歼击教练机)，1966年5月8日程荣生首飞，1967年11月30日交付首架。到1983年底共生产974架，到1986年生产1061架。1989年停产，总产量1091架，装备987架。曾经是八一飞行表演队用机，2009年全部退役，装备涡喷-5丁发动机。照片摄于2010年珠海航展。
1965年四川绵阳风洞基地建设老照片。在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科研人员在这里创业。经过五十多年不懈努力，这里建成了亚洲最大的航空风洞试验基地，拥有各型风洞五十余座，可与美国、俄罗斯比肩。
1965年前后，贵州都匀，铁道部都匀桥梁厂(现中铁15局贵州路桥工程公司)，该厂建于1958年5月，是国内最早的铁路混凝土预制品专业生产厂之一。都匀分局以前归柳州铁路局管辖，1975年湘黔铁路通车前，云南昆明、贵州贵阳到北京的火车，都要经黔桂、湘桂铁路进京。
1965年1月，根据三线建设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将沿海省份部分重点大学科系，搬迁至中西部地区建设分校，首批院校有七所，分别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内迁至四川绵阳(西南科技大学前身);北京大学数学力学专业与技术物理系、无线电系，内迁至陕西汉中(陕西理工学院前身);南京大学五个系内迁湖南常德桃源县开办分校(华南光电集团);上海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在四川自贡建设分校(四川理工学院前身);唐山铁道学院内迁至四川峨嵋县(西南交通大学前身);大连医学院南迁至贵州遵义(遵义医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内迁至四川合川(中国矿业大学前身);照片为1972年，上海华东化工学院四川自贡分院校门。三线建设对于平衡中国东西部教育资源分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965年4月25日，一群重庆的建设者按照中央三线建设要求，奔赴四川省宜宾南溪县新添乡的山沟里，筹建国营第216厂(国营长庆机器厂)。该厂由重庆长安机器厂(重庆国营第456厂)的一条54式12.7mm高射机枪生产线迁建而来，原址为四川省通用机器厂，1966年9月投产，1970年扩建，1978年军转民，生产外贸枪械。2006年12月全厂搬迁至成都。该厂在我国轻武器行业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照片为216厂原址生活区。谁会想到在这个荒僻的穷山沟里，竟然有中国最重要的一个枪械企业。大批建设者们为了祖国的需要奉献了一生最宝贵的年华。
四川省江油市松花岭，中航工业燃气涡轮研究院(代号624所)，发动机高空模拟试验基地，创建于1965年4月。这里建有亚洲唯一一座连续气源高空模拟试验台，历时三十年才建成。世界上拥有此类尖端设施的国家屈指可数。该设施主要用于在地面模拟发动机运行时出现的低温、高温极限气流环境。其中加温器能够把流量近70千克/秒的空气从常温加温到500°C，加温器运行一天所消耗的天然气，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44万户家庭)一天的消耗量。降温装置能够把近50千克/秒的空气从常温降至-70°C，其制冷量足够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在夏天人人享受空调。抽气机最大抽气容积流量达到27000立方米/分，如此强大的抽气能力能够在3分钟内将首都体育馆内的空气全部抽空，使其内部形成真空而被外界大气压力压垮。其总装机容量为17万千瓦，高空台试验一天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250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日生活用量。日耗水量相当于一个450万人口的大型城市日生活用水量!该基地至今己完成WP-7、WP-13AII、WP-13B, AL-25, RD-33、FWP-14, WS-10,推比10核心机等10多个机种的研究试验、排故试验和定型试验等任务。
1965年根据三线建设要求，辽宁沈阳中捷友谊机床厂(沈阳第二机床厂)立钻车间，整体搬迁至宁夏中卫县，建设宁夏大河机床厂。1991年宁夏大河机床厂搬迁至银川，2003年进行国企改制，拆分为三家。
1965年7月16日，甘肃省陇西县三品石，西北铝加工厂(国营113厂)建厂誓师大会。该厂是中国西北最大的铝加工基地，大部分人员设备由哈尔滨101厂(东北轻合金厂)迁入。现为中铝集团西北铝加工厂分公司。中铝集团旗下五大铝加工基地(西南铝、西北铝、东北轻合金、兰州铝业、山东铝业)，全部是毛泽东时期建立的冶金企业。2011年中铝集团销售收入2300多亿元，员工近20万人。
1965年9月20日上午10时47分，美国空军479联队一架F-104C型(56-883号)战斗机入侵中国海南岛西岸，并继续向广东徐闻方向深入飞行，企图横穿琼州海峡。10时58分，海军航空兵4师10团高翔、黄凤生奉命驾驶两架歼-6，打开加力进行高速拦截。11时33分，高翔率先从距离敌机291米处开炮，一直打到29米!三门航炮的炮火将F-104C打得凌空爆炸。高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打掉F-104C的人。美军飞行员菲利普·史密斯(Philip Smith)，在海南岛文昌县翁田镇抱虎港海面跳伞降落，上岸时被民兵符气合活捉。直至1973年3月，美国从越南撤军后，我国政府释放了美军战俘史密斯。
1965年10月1日，我国第一座重型汽车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在四川省大足县建成，引进法国贝利埃公司的GCH重型军用越野车技术。1966年6月15日，试制成两辆红岩CQ260重型越野汽车。装备重庆汽车发动机厂根据法国贝利埃仿制的6140型水冷柴油发动机，最大排量14升，最大功率290马力。在1965年至1976年期间，工厂先后试制出六种车型，其中红岩CQ260、红岩CQ261汽车量产成为军用装备。2000年改组为重庆重型汽车集团，2003年成立重庆红岩汽车有限公司，拥有红岩、斯太尔两大品牌。
重庆陵川机械厂的女职工合影。国营陵川机械厂(167厂)是1965年三线建设工程之一，南京晨光机器厂(307厂)部分军品项目，内迁至四川省华蓥山脚下的合川县清平镇，正式定名为国营陵川机械厂。实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搬迁、当年建成、当年投产的建厂目标，受到了国务院的通报表彰，打响了重庆兵器工业基地建设的第一炮。2000年陵川厂迁往成都，留下24万平方米的房屋建筑。
重庆市綦江区丛林镇海孔洞，是一个高18-35米，宽18米，深210米的天然溶洞。1938年江西南昌飞机厂因抗战迁至此洞，更名为第二飞机制造厂(海孔厂)，员工1200余人，1947年迁回南昌，1948年被国民党强令迁往台湾。1965年，山西晋林机械厂因三线建设迁入此洞，主要生产大炮。2003年晋林厂搬迁至四川彭州。此洞成为村民养磨菇、娃娃鱼的养殖场。
1966年筹建的国营庆岩机械厂(5027厂)，位于重庆南川县文凤乡石峨大队，到1970年7月正式投入生产。建成总投资4153.75万元，总建筑面积9.81万平方米，占地24万平方米。在三线建设中，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新建14个兵工厂，南川县就有5个(国营天兴仪表厂、宁江机械厂、庆岩机械厂、红泉仪表厂、红山铸造厂)。1997年，红泉、红山、庆岩三厂搬迁至重庆巴南区渔洞镇(川南布点的10个兵工厂均迁建于此)。
1966年，陕西汉中南峰机械厂(202厂)，从湖南省株洲市搬到陕西汉中市南郑县小南海镇，属于012基地，空空导弹总装厂，九十年代初搬迁到河南洛阳。1995年前这里曾是一个上万人的大厂。如今工厂迁走，人去楼空，占地1299亩的厂区一片萧条，山上主厂区90多幢建筑至今空闲有待利用。
1966年，四川德阳，中国第二重型机器厂从捷克进口的1.2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进入调试阶段。这是当时中国建设的第三台万吨水压机。该厂始建于1958年10月13日，原名西南重型机器厂，数万人参加开工典礼，1959年列入国家重点项目，筹建水压机、电炉、钢清、减速器、一号、四号、五号、铸铁、锻压等九个车间，1971年建成投产，以大型轧钢、锻压设备、电站设备铸锻件和大型火炮、航空锻件为生产方向。1993年更名为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列为中央直属关系国家命脉的重点企业目录。2011年二重集团实现营业收入72.2亿元，员工1.3万人。
1966年8月16日，河南洛阳第一拖拉机厂，以法国GBC越野卡车底盘为基础，试制成功“东方红LT665”型军民两用重型越野卡车。1967年月10月该车投入小批量生产，1970年正式投入批量生产，并实现了小批量出口。装备洛阳一拖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太脱拉发动机，仿制成功8120F型V8风冷柴油发动机，最大排量13升，最大功率210马力。该车装备部队后，主要用于牵引152毫米加农榴弹炮。毛泽东时期我国建立的大批重型汽车企业(济南黄河牌、重庆红岩牌、陕汽延安牌)，在引进消化吸收技术的基础上，积累了自己的技术能量。为我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与外国卡车巨头争夺中国市场份额，打下了雄厚基础。避免了轿车行业全军覆没的局面。
1965年8月20日，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将击落的台湾国民党流寇4架美制U-2高空侦察机残骸，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公开展出。1961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国民党流寇合作，在桃园基地成立“黑猫中队”，由美国提供U-2高空侦察机，台湾提供飞行员，深入中国大陆获取防空部署、核武导弹基地等航拍侦查照片，活动极其嚣张。1962年9月至1967年9月，解放军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上饶、漳州、包头、嘉兴等地上空，采用红旗-2防空导弹，击落台湾国民党空军U-2型高空侦察机5架，俘虏叶常棣、张立义等飞行员，李南屏、黄荣北、陈怀生坠机毙命。迫使台湾当局自1968年3月起停止使用该型飞机侦察大陆。
1967年3月，西北导弹试验场(酒泉20基地)抽调人员，赶赴山西省岢岚县芦芽山主峰荷叶坪(海拔2783米)，建设华北导弹试验场(25基地)，代号3201工程。1968年12月18日，太原基地成功发射首枚东风-3型遥测弹，射程2517.3千米。这是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试验场。1976年1月正式成立第25试验训练基地。后来成为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照片为2011年2月22日，资源一号02C星发射，张晓祺摄。1967年4月1日，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简称二汽，现东风汽车集团)在湖北郧阳山区的十堰大炉子沟，举行开工典礼大会。该厂自1952年即提出建设计划，其后历经三次下马，出于军事战备考虑，1964年，毛泽东主席明确提出要在三线建设中考虑第二汽车厂。1965年12月21日，中央批准成立第二汽车厂筹备组，由饶斌(一机部副部长)、齐抗(原南京汽车厂厂长)、李子政、张庆梓等人筹建二汽，对外称“国营东风机械厂”。设计年产10万辆卡车(当时规模居世界第三位)，其中2.5吨军用越野卡车2.5万辆，3.5吨军用越野卡车2万辆，5.5万辆5吨民用卡车。最终选址十堰山区，十堰东北80公里有90万千瓦的丹江口水电站，南有襄樊作为依托。1969年2月襄渝铁路(襄樊-重庆)全线开工，在十堰设站。1971年二汽进入土建高峰时期，全国派来的施工队伍多达6万人。在190平方公里范围的21条山沟里，共建了发动机、车架、车桥、传动轴、底盘、车厢、铸造、车轮、仪表等共27个专业厂。还有供十几万人生活的住房、学校、医院、商场、公园、马路、甚至火葬场。这个穷山沟就此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卡车城——十堰市。
1975年1月3日，湖北十堰二汽召开实现小批量生产能力祝捷大会，刚下线的55辆崭新的EQ240型2.5吨军用越野卡车，像一条长龙停在张湾到公园的老白公路上。一条五六米宽的水泥公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1978年首批民用5吨卡车投产。这些车辆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1978年改革开放后，大批工业项目下马，二汽被国家计委列入“停缓建”企业目录，国家停发一切基建资金。当时二汽已有3万多名职工，2万多台套设备，国家投入16.7亿元，收支平衡。在二汽厂长黄正夏多方求援下，提出“不要国家资金，只要国家政策”，自筹资金分期建厂的方案，终于挺过了生死关。1980年3月22日，国务院下发批准二汽续建的文件。依靠东风5吨民用汽车取得的成功，到1985年，二汽产销量，上缴国家利税，均占全国汽车行业的60%。但是到了90年代，二汽经营再次陷入困境，到1998年累计亏损5.4亿元。1999年6月17日，二汽正式改制成为东风汽车有限公司。2000年扭亏为盈，产销量突破22万辆，盈利高达13.8亿元。此后东风成为中国汽车行业“合资专业户”。成立的合资企业有——东风雪铁龙(法国)、东风日产(日本)、东风本田(日本)、东风悦达起亚(韩国)、东风裕隆(台湾)。2011年，东风汽车集团实现销售收入4071亿元，产销290万辆，员工13万人。
1967年5月，沈阳第一机床厂部分搬迁到甘肃省天水市，建设天水星火机床厂。照片为1970年代天水星火机床厂生产车间。2011年，星火机床实现销售收入17.8亿元。三线建设期间，当时中国机床行业十八家重点骨干企业(当时称18罗汉)，向中西部地区对口援建了18家机床厂，后来成为“小18罗汉”。正是通过这种全国布局的工业体系建设，使得中国西部偏远贫困地区，得以迈入了工业化大门。而到了改革开放后，这种工业体系在市场化大潮中被严重摧毁。这种奇怪现象恰恰符合工业化悖论——单纯以赚钱盈利来发展工业的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工业化。正是毛泽东时期中国不惜代价的进行工业体系建设，才最终使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扛住了西方发达工业国带来的巨大压力，并赢得了与他们进行市场化竞争的机会。
1967年10月，贵州011基地筹建的贵航集团302医院临时医疗用房，位于贵州安顺虹山水库旁。1997年1月被评为贵州省首批二甲医院，2005年搬迁至安顺经济技术开发区，从企业医院转变为社会医院。三线建设不单为西部贫困地区建设了2000多家现代化工矿企业，也为西部地区的医疗、教育、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大力量，有效平衡了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
1960年代，奋战在成昆铁路建设工地的女民兵们。
1967年，中国第一重型机器厂，建成亚洲最大的30000吨级模锻水压机，装备重庆西南铝加工厂(冶金部112厂)。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模锻设备，至今能研制此类巨型机器的国家屈指可数。被誉为我国工业“四大国宝”之一。2011年，西南铝业实现工业增加值137亿元。
1968年，北京开关厂部分内迁至甘肃省天水市，建设天水长城开关厂。填补中国中西部地区输变电中压开关设备生产空白。现为长城电工集团，年产中压开关柜、断路器一万台套。照片为1970年代中期的天水长城开关厂厂区大门。2011年，长城电工集团实现营业收入18.4亿元。
1969年第1期《人民画报》增刊，1968年12月27日，我国第二次氢弹试验，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成功进行，首次采用含钚弹芯，轰五甲94号机(李文辉机组)空投，爆炸当量300万吨。
1970年5月，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601所)抽调500多人和物资，抵达四川成都空军第十三航校，组建第二歼击机研究所(番号称解放军第611研究所)，即现在的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协助132厂(成都飞机制造厂)，专门从事歼-9飞机的研制工作。
1970年，为了满足歼-9飞机提出的“双二六”指标(极速2.6马赫，升限2.6万米)，611所提出了采用鸭式布局的歼9“双二五”机腹进气方案和“双二六”两侧进气方案，分别在绵阳基地FL-21风洞中进行了气动试验。要知道当时世界上还没有采用鸭式布局的喷气式战斗机。直至1971年，瑞典Saab―37雷式战斗机(鸭式布局)才真正服役。由于歼-9计划中屡次修改战术指标，以及各种问题导致进展缓慢，最终在1980年终止研制计划。歼-9计划中采用的鸭式布局(歼9-VI“双二五”机腹进气方案)，后来演变为歼-10。歼-9计划中采用的“双二六”双发双垂尾方案(歼9VI-II)，可以看作是成飞研制歼-20第四代隐形战斗机的技术起点。
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厂总装现场。1970年5月，贵州黎阳公司生产的首台涡喷发动机在安顺平坝的菜花洞总装试车成功。同年9月18日，贵州011基地自行研制生产的第一架歼击机在安顺双阳机场飞向蓝天。贵州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建于1965年，由黎阳机械厂、新艺机械厂、红湖机械厂、贵州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和黎阳航空物资公司组成。“三厂、一所、一库”均诞生于三线建设时期，现有职工1.3万人，各种设备6000余台套，形成WP7和WP13两大系列共16种型号的涡喷发动机的产品体系。
1970年6月29日4点42分，四川攀枝花钢铁公司一期工程1号高炉建成出铁。攀钢1号高炉炉容1000立方米，高炉系统四万多吨设备，由全国26个省市的234家工厂承制，炉壳采用鞍钢生产的32mm 16锰合金钢板，由冶金工业部第19冶金建设公司(十九冶)安装。2011年，攀钢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25亿元，粗钢产量746万吨，铁精矿1155万吨。
1970年代，全国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四川重庆通用机器厂组织工人进行群众性体育活动。该厂前身于1925年在上海创建，1937年因抗战内迁至重庆，1952年改为西南工业部207厂，1953年更名为重庆通用机器厂，1962年迁至现址，位于重庆江北区华新村西约4.8公里的玉带山，是全国鼓风机、制冷机重点骨干企业之一。厂区占地23.3万平方米，设有重型金工、鼓风机车间和设计、工艺等科室及研究所。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主席批准兴建湖北宜昌长江葛洲坝工程(当时称三三零工程)。12月30日，工程在宜昌西陵峡口破土动工，上万名群众参加了开工典礼。湖北各县组织的施工民工达十万余人。1981年葛洲坝实现大江截流，1988年建成发电。该工程是我国在长江上建设的第一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277.7万千瓦，年均发电157亿千瓦时。坝长2595米，坝高70米，坝宽30米，设三座船闸。27孔泄水闸每秒最大泄洪量为83900立方米。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为沿江各省输送电力，极大改善了长江防洪和通航条件，为后期长江大型水电站建设，积累了宝贵的设计施工经验。1998年长江特大洪涝灾害时，葛洲坝参加了三次削峰调洪。
1971年1月1日，在四川绵阳基地投入使用的1.4米×1.4米低速风洞，试验范围10～60米每秒。 余江摄
1971年5月21日10点59分，四川攀枝花狮子山朱家包包铁矿，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万吨大爆破。由冶金工业部第19冶金建设公司(十九冶)组织实施，铁道兵、地方民兵等36个单位三万余人参与，采用分层延发爆破法，耗用9173吨胺油炸药和989吨硝胺炸药。朱家包包铁矿设计年产750万吨铁矿石，需要剥离70多米厚、1140万立方米的岩土覆盖层。爆破工程挖掘巷道24个，掘进14562米，设炸药室586个，挖掘土石方13379立方米。
四川进行三线建设时，采用木排轮渡解决工业大件运输问题。照片背景为乐山市金河口区已经废弃的大渡河吊桥。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在那个交通还不完善的年代，进行大规模工业体系建设的难度，是今人所难以想象的。新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过发达工业化国家两百年的历史，那是几代中国人汗水摔八瓣才打拼出来的成果。
1971年10月1日，在四川绵阳基地投入使用的4米×3米单回流式低速风洞，照片为风洞导流片。试验范围10-100米每秒，电机功率2050千瓦。余江摄
1972年10月13日，湘黔铁路在贵州翁塘车站胜利接轨。该路从湖南株洲至贵州贵阳，全长905公里，设108个车站，是连接中国西南的重要通道，沿途地质复杂，工程艰巨。早在1936年从株洲田心站开工，因抗战停工，其后屡次重修，直至1970年进入大规模建设阶段，1975年投入运营。
1973年10月19日，襄渝铁路在陕西棕溪车站接轨。襄渝铁路(湖北襄樊-四川重庆)，是三线建设重点工程，全长895.3公里，全线有桥梁716座，隧道405座，桥隧总长占线路总长的45%。自1968年4月开始修建，1970年8月铺通至达县(今达州)，1975年11月临时运营，1978年6月，襄渝铁路正式全线开通，成为出川重要通道。
1975年，中国在四川绵阳基地建成的0.6米跨超声速风洞(FL-23)，试验段风速0.4-4.5马赫。是当时中国建成的第三座该类型风洞，沈阳飞机厂气动研究室，在1960年2月建成一座0.6米跨超声速风洞，试验风速0.3-4马赫。南京航空学院也建成一座类似风洞，70年代进行过技术改造。
1975年12月21日，贵州011基地(贵州飞机制造厂)生产的歼六甲全天候歼击机首飞。该机原为沈阳飞机厂和南昌飞机厂制造，后因质量问题，1974年空军指定贵州飞机厂重新研制，以便担负夜间作战任务。发动机采用2台涡喷-6发动机，单台推力25.497千牛，加力推力31.871千牛。
1976年第6期《人民画报》，柳州汽车制造厂。该厂前身为1954年创建的柳州农业机械厂，生产农用水泵，1969年转产汽车，仿制南京跃进牌130汽车，命名为飞跃牌(后改为柳江牌)。1973年正式挂牌为柳州汽车制造厂，1975年借用二汽生产的东风140型5吨卡车底盘，装配上海工农动力机械厂6105Q型柴油机，试制成功柳江牌5吨卡车，1981年停产，1983年成为东风联营厂，现为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2010年销售收入突破120亿元。
1976年第6期《人民画报》，柳州拖拉机厂丰收-37马力拖拉机。柳州拖拉机厂创建于1958年(原柳州动力机械厂)，是当年全国8大拖拉机厂之一，年产7000辆。1982年，柳州拖拉机厂开始试制微型汽车，1985年正式更名为柳州微型汽车厂，创立了“五菱”品牌;到1998年产销已经达到10万辆，是国内最大的微型汽车企业，2002年与美国通用汽车合资成立“通用五菱”。2011年上汽通用五菱销售收入460亿元，产销130万辆。
1976年第7期人民画报，秦川精密机床厂，测量机床齿轮精度。1965年6月，按照三线建设要求，上海机床厂部分内迁至陕西宝鸡，计划投资2000万元，职工2000人，新建秦川机床厂。现有职工3472人，2009年，秦川机床集团销售收入47.58亿元(含宝鸡机床)。
8mx6m低速风洞是目前亚洲最大的风洞，位于四川绵阳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该风洞始建于1971年，1978年建成，1983年通过国家鉴定。该风洞为直流闭口串列式双试验段大型低速风洞，全长237米。动力系统是三台品字形排列的巨型风机，单个直径达7米，总功率高达7800千瓦。最大试验风速100米秒。由科研人员的身高，便可以看出这个风洞规模有多么庞大。
红湖厂山洞厂房。贵州国营红湖机械厂，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县夏云镇，始建于1965年，占地63万平方米，是负责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可调喷口、扩散器、后机匣、火焰筒、工作总管)的专业制造厂。1981年6月，黎阳公司成立，红湖机械厂隶属于黎阳航空发动机公司。
三线贵航研制生产的涡喷-13系列发动机。1970年5月22日4时27分，三线建设的贵州生产出第一台涡喷-7发动机在安顺平坝县的460厂总装成功，23日5时15分，顺利地通过了工厂试车。压气机转子、静子、涡轮转子、导向器、燃烧室和后机匣、加力扩散器和带可调喷口的喷筒和各种叶片，以及主燃油喷嘴和大小加力总管等主要部件，都是011基地各发动机厂的试制品。涡喷-13从1978年开始研制，1985年开始在歼-8Ⅱ上装机试飞。1993年作为歼-7E飞机配套动力投入批量生产。
1966年9月，刘培仁从沈阳黎明飞机发动机厂携妻带子奔赴贵州支援三线建设，成为一名贵州航空工业的早期建设者。1971年5月18日，时任原贵州航空工业管理局安吉铸造厂基建木工排排长的他，在施工现场从6米高处摔落，导致外伤性截瘫。虽然卧床40多年，可他还是每天要用望远镜观看窗外工厂的变化。
贵州航空工业集团研制的歼教-7高级教练机总设计师于新民，退休后仍然关心新机研制工作。1981年起，贵州航空集团以歼-7II战斗机为原型开始研制工作，1985年首飞，1987年定型装备部队。1988年通过技术出口鉴定，曾出口至巴基斯坦和巴拿马等国。2004年，贵航在歼教-7基础上研制了山鹰教练机。
这片巨大的空地，是曾经拥有万名职工的重庆第三棉纺厂。每过几天，都有一个叫王素芳的80多岁的老工人来这里，面对眼前的一切大哭一场。照片中几位年过古稀的老工人，都在50年前进厂，将一生交给了棉纺厂。重庆国棉三厂在2005年破产改制，与山东如意集团合资。秦文摄
三线建设用20年时间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建设了2000多家现代工矿业企业及科研院所。这张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工厂，仅仅是贵州三线建设的一部分。三线建设为中西部地区建设了45个工业产品重大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包括煤炭、电力、冶金、化工、机械、核能、航空、航天、兵工、电子、船舶工业等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仅军工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就有20余万名。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德阳等一大批新兴工业城市，在荒原山沟里拔地而起，成都、重庆、西安、兰州、贵阳、安顺、遵义等一大批古老的城镇，在注入工业化能量后，拉近了与东部发达工业城市的差距。数百万建设者为此挥洒了青春和汗水，甚至是宝贵的生命。这种史无前例的工业化建设，在今天这个铜臭味遍地，眼里只认得钱的中国，是难以想象的行为。
——谁还会记得他们的努力和信仰?谁还会记得那个砥砺奋进的中国。
是谁在嘲笑他们?是谁在极力妖魔化那个时代?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基于战备需要，国家对全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了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
自六十年代中期（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中)至八十年代(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时），这十几年里有几百万工厂企业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毛泽东的文革时代号召下，他们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祖国内地，风餐露宿，挥洒青春，在深山峡谷建立了一批对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影响深远的《大三线建设》的国有企业。
如今这些《大三线建设》的国有企业大多已被走资派上台私有化后搬离山区，成了《让少数人先富》的资本家私人企业。但这段《大三线建设》的历史在这群《大三线建设》者们，又或是他们的后代人们可不曾忘记，这段历史值得梳理。有图有真相，让我们跟随作者的镜头，来一次“三线”之旅吧！
（文革中）1967年冬，地处均县（现丹江口市）江南的浪河区和丁家营农村人民公社，进来了一批神秘的军人，这些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军人，为选址建设全军军需生产片区，爬山涉水，不辞劳苦。
截至1971年，总后在浪河和丁家营地区共建成的《三线工厂》包括3541厂、3545厂、3602厂、3607厂、3611厂及2397军工医院等军需生产单位，俗称均县五厂一院。
这些军工厂为全军部队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改善了驻地的生存条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当年的军工单位留下的一批工业遗产，至今还在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余热。
《三线系列之21：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湖北江河机械厂》
原创2021-06-22 07:00·黑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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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系列之21：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湖北江河机械厂
原创2021-06-22 07:00·黑镜头
编者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基于战备需要，国家对全国生产力布局进行了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自六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几百万工厂企业干部职工、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奔赴祖国内地，风餐露宿，挥洒青春，在深山峡谷建立了一批对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建设影响深远的“三线”企业。如今这些“三线”企业大多已搬离山区，但这段历史不曾忘记，这段历史值得梳理。有图有真相，让我们跟随作者的镜头，来一次“三线”之旅吧！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1967年冬，地处均县（现丹江口市）江南的浪河区和丁家营公社，进来了一批神秘的军人，这些来自解放军总后勤部的军人，为选址建设全军军需生产片区，爬山涉水，不辞劳苦。截至1971年，总后在浪河和丁家营地区共建成包括3541厂、3545厂、3602厂、3607厂、3611厂及2397军工医院等军需生产单位，俗称均县五厂一院。
这些军工厂为全军部队后勤保障做出了极大贡献，同时也改善了驻地的生存条件，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这些当年的军工单位留下的一批工业遗产，至今还在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发挥着余热。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第三六零七工厂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是原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的直属工厂，全民所有制企业，中等规模，主要生产服装机械、汽车配件和金属纽扣三个系列产品。
据《当代湖北工业·企业卷》（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9月第1版）和网易号“三线记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六零七工厂大事记（1969——1990）”记载，3607工厂，隶属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需生产部，由武汉3604厂包建，是以生产被装机械为主的三线工厂，是我国生产工业平缝机最早的厂家之一。1967年9月，3607工厂于均县（今丹江口市）丁家营公社选点建设 ；1968年9月，调整建厂地点，迁至均县浪河区串塘沟开工建设；1970 年4月15日正式投产。
工厂筹建初期隶属于总后勤部工厂管理部第二生产管理局（武汉局）；1969 年属总后勤部中南物资工厂管理局；1976年划归武汉军区后勤部工厂管理局；1981年收归总后勤部军需生产管理部领导；1989年归属中国新兴（集团）总公司。
1981年4月20日起，该厂对外正式使用第二厂名“湖北江河机械厂”。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本着边建设、边投产的方针，1970年该厂开工生产就完成了中速平缝机929台，工业总产值85.9万元。
后来又完成了新建工程121项、改建工程10项，形成了较完整的生产、生活体系，成为中型企业。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是国内生产工业平缝机最早的厂家之一，1953年在武汉市硚口区就开始生产212-1型平缝机；搬到丹江口山沟后，从第一代产品到第三代产品312-3中速平缝机，已经不太适应服装行业的需要，该厂70年代开始试制成功高速缝纫机，但因当时经济体制的限制无法进入销售渠道。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1983年，该厂产品缝纫机滞销。工厂立即组织技术力量研发新产品，先后开发了212-6双针机、X-5A旋梭、212-3E自动切线机、φ26mm公安扣和汽车配件门锁、玻璃升降器、气缸盖、机油泵、水泵，增加了企业经济效益。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企业历年来贯彻执行“军民结合”的方针，坚持面向部队、面向社会、面向国内外市场。
80年代由于部队减员和经济体制改革，军品任务大幅度减少，工厂随之实现了以民用产品为主的战略转移。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截至1986年，该厂占地面积4.14万平方米，房屋建筑面积7.18万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1586万元，设备总台数776台。拥有铸造、锻冲、精密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机加工、齿轮加工等生产能力。
工业平缝机年生产能力10000台；可生产小型通用机床、汽车配件、金属纽扣等30多个品种。
1985年产值1364万元，利税总额395万元，创历史最好水平。到1986年底累计创造利税总额1864万元。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有职工100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65人；职工来源以占职工总数40%的三六零四工厂调来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为基础，和接收大、中专毕业生近200人为主力。
该厂设有13个科、3个办公室、4个生产车间、39个生产班组，附设1个分厂、服务公司、子弟学校和幼儿园。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该厂继212-3中速平缝机被军需生产管理部评为优质产品后，1986年EQ140气缸盖被军需生产管理部评为优质产品。
1982年，该厂被湖北省授予先进单位光荣称号。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被评为全军工业普查先进单位。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八十年代根据中央军委三线企业战略转移的决策，工厂先后在临近的老河口市和襄阳市建立了分厂，形成老河口分厂以生产汽车配件为主，襄阳新厂以生产缝纫机系列为主，丹江口老厂生产其它产品的“三位一体”的生产经营格局。1997年总厂搬至襄阳市。
2005年，3607工厂终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走完了历史赋予她光灿灿的36年历程。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2019年9月作者前往丹江口市3607老厂拍摄时，厂房沿着山沟散点分布，大多已废弃。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傍晚时分，一缕阳光从窗户射入，寂静的破旧厂房顿时生动起来。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湖北省丹江口市第3607工厂（周国献2019年9月拍摄）
【背景知识】：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当时经济相对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沿边沿海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的三道线。一线地区指位于沿边沿海的前线地区；二线地区指一线地区与京广铁路之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的东半部；三线地区指长城以南 、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小三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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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系列之16：湖北省国营险峰机器厂
三线系列之15：国营三八八厂，国营中南光学仪器厂
三线系列之14：国营二八八厂，国营长江光学仪器厂
三线系列之13：国营二三八厂，国营湖北华中精密仪器厂
三线系列之12：湖北省国营红峰机械厂
三线系列之11：湖北省华光器材厂，5108厂
三线系列之10：湖北省国营东方化工厂，525厂
三线系列之9：湖北省汉江机械厂
三线系列之8：湖北省国营建昌机器厂，4504厂
三线系列之7：湖北省国营旭东机械制造厂，5107厂
三线系列之6：湖北省国营红山化工厂，295厂
三线系列之5：湖北省国营漳河机械厂，9626厂
三线系列之4：湖北省红星化工厂，中国航天四院四十二所
三线系列之3：湖北省国营汉光电工厂，国营4404厂
三线系列之2：湖北省国营红旗机制厂，9611厂
三线系列之1：湖北省鄂西化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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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
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2]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
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
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3]。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
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
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4]。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5]。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6]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正是当年的军工人顶着夏日酷暑、迎着冬日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熊国信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中央作出了《大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文革中）1969年4月，肩负国防军工重任的江山机械厂，在老河口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1969年7月1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首批筹建人员进入苏家河村。为了早日出产品，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仅用一周，便建起铸造和锻造工房。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工人们从设计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
同年9月，工厂克服基建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成立生产准备组。年底，成功组装出第一门某型号火箭炮样品并在武汉展览，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熊国信回忆，当时，地方组织民兵支援三线建设，打造出一批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涌现出“小老虎排”，“铁姑娘班”等先进集体。
“大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项基建技术，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工件，实现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提起当年的建设场景，熊国信无限感慨。
从1969年到1979年，经过十年发展，工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
从此，江山重工研究院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新中国共和国增添了一处后方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十几年间，工厂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武器2000多门（辆）。
《湖北5133厂：创造军工奇迹的火箭炮制造基地》
文章来源 : 中国工业新闻
湖北5133厂（江山重工研究院）曾经的“江山机械厂”，是我国“三线火箭炮总装厂旧址”。20世纪60年代，根据中共中央将生产力布局由东向西战略大调整的三线建设战略，按照“靠山、分散、隐蔽”方针，江山机械厂于1969年4月在湖北襄阳开始了其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从设计到施工，从设备安装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1969年年底，江山机械厂便装配出了第一门107火箭炮，并在武汉进行了展览，余秋里、张连奎等领导驻足观看，赞叹工厂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从1969年到1979年，江山机械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此后，江山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共和国增添了一处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成为我国在鄂西北地区兴建的大型军工企业。如今，公司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布雷车等武器设备2000多门（份），荣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进步奖50余项，多次参加国庆及建军阅兵大典。
江山重工研究院，这支隶属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位于华中腹地、汉水之滨的兵工劲旅，历经五十多年风雨坎坷，从三线建设的艰辛、保军转民的奋争、创新发展的探索，如今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火箭炮武器科研生产制造基地、国防科技工业双保军企业。
核心物项有：建设指挥部，北办公楼，301工房，302工房，305工房，铁路专用线，工人俱乐部，招待所，溜冰场，篮球场；车床等机床16台/套，滚齿机，插齿机，圆刻线机，剪板机，长刻线机，投影仪，光切显微镜。
如今，江山重工研究院的襄阳江山科技园、老河口基地“一厂三区”总体布局日益完善；创新江山、质量江山、精益江山、数字江山、幸福江山建设全面推进。江山重工研究院将聚焦装备研发和技术研究体系建设，对标世界一流，坚决履行强军首责，奋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在“五型江山”建设的宏伟征程上阔步前行。摘自《国家工业遗产》（第三批）。
《创立52年来，江山重工研究院产品数次亮相国庆阅兵 大山深处造出“远程火箭炮”》
湖北日报2021-10-26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通讯员 杨德义 舒含
“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二战期间，经典老歌《喀秋莎》曾激励前苏联军民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在中国，有一个“喀秋莎”同样声名远扬。位于我省老河口市洪山嘴镇苏家河村的原国营江山机械厂，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所属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前身。这里曾是我国“喀秋莎”火箭炮研制和生产基地。
10年生产出4型火箭炮
“正是当年的军工人顶着夏日酷暑、迎着冬日严寒，克服重重困难，才有了一座座厂房拔地而起。”9月28日，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退休职工熊国信对湖北日报全媒记者说。
上世纪60年代，中共中央作出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1969年4月，肩负国防军工重任的江山机械厂，在老河口开始筚路蓝缕的创业之路。
1969年7月1日，工厂正式开工建设，首批筹建人员进入苏家河村。为了早日出产品，他们边设计、边施工，边安装、边生产。仅用一周，便建起铸造和锻造工房。400多平方米的带锯房，从设计到调试生产，只用了1个月。
同年9月，工厂克服基建任务繁重的巨大压力，成立生产准备组。年底，成功组装出第一门某型号火箭炮样品并在武汉展览，创造了“当年定点、当年产出”的军工奇迹。
熊国信回忆，当时，地方组织民兵支援三线建设，打造出一批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的队伍，涌现出“小老虎排”“铁姑娘班”等先进集体。
“大家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项基建技术，生产出各种型号的工件，实现从无到有的巨大飞跃。”提起当年的建设场景，熊国信无限感慨。
从1969年到1979年，经过十年发展，工厂基本完成第一期工程建设，并形成一定的生产能力，4个型号的火箭炮产品先后投入生产。
从此，江山重工研究院犹如雄鹰展翅，为年轻的共和国增添了一处稳固的兵器工业基地。十几年间，工厂累计向部队提供各式火箭炮武器2000多门（辆）。
数次亮相国庆阅兵
“1970年，我跟着父母从东北来到襄阳，小时候跟着父亲进车间看生产线，我也想成为这样的‘总装人’。”51岁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孟繁胜说话略带东北口音。
1992年，孟繁胜子承父业，来到江山重工研究院总装分厂。在江山重工研究院工作近30年，为了新一代远程火箭炮的研制，他已经习惯多年和家人两地分居的生活。
“那个年代，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大家迎难而上，打造出一款全自动化的某型远程火箭炮。”孟繁胜说，以前的火箭炮都是半自动控制，可现在的远程火箭炮光单体系统就有几十个，已经实现全自动控制。
依靠自主研发和产学研结合，江山重工研究院瞄准世界尖端科技，不断创新，书写了我国火箭炮武器发展的一个又一个崭新篇章。
1984年，在国庆35周年之际，由江山重工研究院生产的3型火箭炮武器首次被列入天安门受阅装备，参加阅兵仪式，为兵器工业赢得无限荣光，在军工发展史上留下光辉一笔。
继35周年阅兵式后，由江山重工研究院生产的火箭炮方阵又先后在国庆50周年、60周年阅兵庆典上精彩亮相，向国人、向世界展示了雄厚的国防实力。
2017年7月，远程多管火箭炮、轮式综合扫雷车参加了建军90周年阅兵式。
如今，江山重工研究院荣获省部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19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获得专利216项。公司成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充分展现了企业强大的科研能力。
“为国铸‘箭’、为军服务，这是军工人肩负的崇高使命，要勇担重任，不断为国家制造精品。”孟繁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