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领袖收到礼物都怎么处理

共产党领袖收到礼物都怎么处理

 

 

 

转载《毛泽东家庭财产真相》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 畅 《 环球人物 》（2008年第14期）

《 10块金表和31.5公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的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主席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他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这些礼品中，珍珠玛瑙、金银翡翠都有。“送给主席的金表我就收过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的高级货。但这些重要的礼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吴连登和毛主席的礼品对账，都是晚上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时进行。“我按惯例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一般吃的东西主席就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但没有一次是给李敏、李讷的。他的孩子偶然好奇,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就放回去了，从没有一个孩子要过。”

吴连登说，1945年以前，毛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发现了。“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接受，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礼品库借了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等表修好了再还回去。’主席借用了金表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吴连登还记得，几乎每年金日成主席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也没法退，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侨胞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毛主席送来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那种极品燕窝，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且不说今天每斤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试探地问：“主席，是不是家里留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一点不留，全部送走。”于是，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10多后的1975年，吴连登看到年迈的毛主席咳嗽哮喘，心力渐渐衰竭，身体非常不好。他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了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才取回中南海。我每次瞒着毛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终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吴连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账期间，主席买书共花去8000元，家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

为了节约开支，毛主席的饭也是和江青以及孩子们分开的。“主席有个小灶，他对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全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在周六晚上。”

吴连登感慨，当毛泽东的子女很难，“主席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每周末吃饭，孩子们要和爸爸交流读书心得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

“毛主席还教育孩子，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同事，都要叫叔叔阿姨。李讷比我大，但现在还叫我叔叔，我说快别叫了。她坚持说，‘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不能变。’”

在国内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元勋是怎样对待礼物的：婉拒 付款 交公。

培养共产党人的清廉作风应从何入手？种种根本措施之基础，则在于思想教育与防微杜渐相结合，注意从平时的一点一滴抓起。礼物一事看似虽小，但论其本质却蕴涵不小。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等开国元勋堪称典范。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建立新中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一贯倡导清廉之风，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淡泊名利，甘当公仆。当礼物从四面八方纷呈而至时，他们总能头脑清醒地果断妥贴处置。这分明体现了他们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行为准绳的崇高风范。

毛泽东：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1929 年2 月9 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来到江西瑞金大柏圩，住在王家祠。当晚，毛泽东和朱德正在油灯下研究作战计划，一名战士进来报告说，有几位过去饱经兵荒马乱之苦的商人送来一包东西，留下一张纸条就走了。毛泽东等打开包一看，竟是令人眼馋的白花花的银元，纸条上写着：“红军长官尊启：贵军大驾光临，有失远迎，不胜惶恐，为表薄意，敝商号特奉上银元四百五，敬恳收下，勿辞……”落款是大柏圩小商号郑某、陈某和曾某。

毛泽东看后说：“这些商人把我们看成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以为我们红军也会抢他们的商店，侵犯他们的利益。这都是敌人放谣言破坏的结果。我们红军刚开到赣南，一定要执行保护商人利益的政策，维持地方正常秩序，把革命根据地建立起来。”

于是，毛泽东、陈毅一行人提着马灯，顶着风雪，挨家挨户地寻访，终于找到了送银元的商铺老板。陈毅将那包银元放到桌上说：“老板，我们是特地给你们退礼的，这钱请收回吧!”商人惶惑不安地连忙答道：“长官，千万别嫌少，我们可以再加点！”

毛泽东和蔼地说：“老板，这钱我们一个也不能要，请收回吧！”接着又耐心细致地向几位商人宣讲了红军各项纪律和政策，用事实说明了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使商人放下心来，高高兴兴地收回了银元。

当红军撤离大柏圩时，当地老百姓包括那些小商人，纷纷来到村口夹道欢送。望着远去的队伍，人们感慨地说：“红军真好呵！纪律严明，自古未有。”

1949 年3 月，毛泽东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强调：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为此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并提出：不祝寿、不请客、不送礼，不用人名作地名。

1953 年12 月26 日，毛泽东适值60 岁大寿。事先，老家湖南的一些亲友纷纷写信给他要求进京为他祝寿。毛泽东一概婉言谢绝。10 月4 日，毛泽东在给韶山老地下党员毛月秋的信中说：“为了了解乡间情况的目的，我同意你来京一行”，而不是“为了祝寿，此点要讲清楚”。毛泽东在信中还嘱咐毛月秋，只邀请他和另外二位亲友来京，“除你们三人外，其他没有预先约好的同志一概不要来。”还特别强调“你们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10 月25 日，毛泽东写信给家住湘乡大坪的表侄文九明说：“你有关于乡间的意见告我，可以来京一行。”并再次提醒说：“来时不要带任何礼物。至嘱，其他的人不要来。”

新中国成立后，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爱戴，曾给毛泽东送过一些礼物，这种举动本是发自内心的平常礼数，但毛泽东总是婉拒，实在无法拒绝的就或者依价付款，或者交公。

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给86 岁高龄的著名画家齐白石写去一信，字里行间充满着敬老尊贤的谦和之情，还邀请他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齐白石读信后兴奋不已。

为感谢毛主席的知遇之恩，1950 年国庆节前夕，齐白石从自己珍藏多年的国画精品中，挑选出一幅立轴《鹰》和一副对联赠给毛泽东。这两件作品均是他多年前所作的上乘佳作。其中《鹰》作于1941 年，对联是作于1937 年7 月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这次馈赠时，齐白石特意加上“毛泽东主席／庚寅十月齐璜”及“九九翁齐白石画藏”的题款。同时，还把自己收藏的一方端砚、一方歙砚和自己用了近半个世纪的一方发墨快而滋润、石质坚硬、视为传家宝的花岗岩圆石砚赠予毛泽东。

毛泽东收下这些珍贵礼物后，很是感动，便派人给齐白石送去了取自毛泽东工资或稿费中的一笔丰厚的润笔费，以示酬谢。

后来，毛泽东将齐白石送的这些礼物连同其他人送的许多珍贵礼品一律上交国库，由国家有关部门统一收藏管理。

湖北省蕲春县有一座海拔1244 米的云丹山，山麓附近的郑家山一带，盛产一种被称作“水葡萄”的优质稻米。用它做的饭洁白透亮，松软可口，香味扑鼻，而且营养特别丰富。

1951 年10 月，当地农民王金龙与王金和等人一起，为感谢党中央、毛主席并表达敬爱之情，就萌发了把优质水葡萄米当作“礼品”向毛泽东寄送的想法。人们一呼百应，纷纷找王金龙，找土改工作队，要求把自己家里刚刚收到手的新鲜水葡萄米寄给毛泽东。盛情难却之下，土改工作队答应了大家的要求，把各家拿来的水葡萄米，凑成整数寄到北京中南海，送给敬爱的领袖毛泽东。

50 斤水葡萄米寄出后的第46 天，王金龙到武汉参加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期间，湖北省领导张体学找到他说：“你们寄给毛主席的水葡萄米，毛主席收到了。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给你们寄来了钱和信。”说着就把钱和信交给王金龙。王金龙收下了信，可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他着急地说:“没有共产党、毛主席就没有我们穷苦农民的今天，他老人家吃这么一点我们自产的大米还要付钱？不行不行，这钱我不能收，郑家山人都不会收。”当时毛泽东像刚刚发行，还远未传至县城。张体学见王金龙坚持不肯收下毛泽东寄来的米钱，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大包领袖像交给王金龙，王金龙只好遵命，喜滋滋地收下了这份贵重礼物。

王金龙开完会回乡后先到了王金和家，迫不及待地一古脑儿讲述了毛泽东委托中央办公厅寄款复信的事。王金和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合不拢嘴，拿起毛主席像翻山越岭送到郑家山家家户户。郑家山人高高兴兴地把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挂在堂屋墙上，并奔走相告：“毛主席来到我们家啦！毛主席来到我们家啦！”

翌日，郑家山召开群众大会，王金和宣读了毛主席委托中央办公厅的回信：“……钱寄上，以后再不要向中央领导人寄赠任何物资，这是我们的党纪所不能容许的。”

建国初，毛泽东对西藏问题特别关注。每次达赖、班禅来京，毛泽东总在颐年堂会见他们。有一次，西藏头面人物托人送来一块金表，那表看上去金光闪闪，拿在手上沉甸甸的，含金量很高。

工作人员收下金表后，想要毛泽东把金表戴上，好让他把原来的旧表淘汰掉。

可是，毛泽东对金表毫无兴趣，吩咐工作人员说：“不换，明天就把这块表上缴特会室去。”特会室是专为中央领导同志管理经济的，也管礼品。

第二天，工作人员就遵命把这块金表上缴到特会室了。

1959 年9 月，毛泽东又收到一份寄自湖北鄂城县灵泉寺住持融广之手的礼物东坡饼。融广为报答共产党对被战乱所毁坏的该寺庙多次整修之恩，授命寺僧用最好的原料，采用传统工艺，精心制作了12 个当地名吃东坡饼，同时请鄂城县京剧团的同志代写一封书信，寄给毛泽东。

不久，毛泽东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给灵泉寺写了回信，大意是

寺僧亲手精制的东坡饼已收到，现寄来东坡饼款，并向你们表示感谢。中共中央早有明确规定，禁止任何集体或个人向中央领导赠送礼物，希望今后不要再寄。

10 月份，融广住持收到中央办公厅的信件后，立即组织全寺僧尼传阅，并激动地对大家说：“毛主席如此廉洁，老衲佩服，佩服！”

此后，融广亲自将此信件用镜框嵌好挂在庙中大堂的右侧墙壁上，表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1959 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耳闻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收了地方一些诸如水果、茶叶、丝绸等土特产后，十分生气。当天，他就将跟随他长征、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汪东兴召上庐山，指示道：你回来吧，主管第一办公室，你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风！汪东兴回到中南海后，通过调查研究、批评和自我批评，摸清收受土特产的具体情况，形成一份材料呈报毛泽东处置。毛泽东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的话你们就是不听，遇到暂时困难都过不去，脱离了群众，你们还是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吧！”不久，在汪东兴的主持下，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人员调整。对情节较严重者，毛泽东不管这个人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仍果断决定将其调离中南海，另行分配工作。同时，为了挽回造成的不良影响，毛泽东还决定：凡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收受的土特产，一律作价从他的稿费中向有关省、市退赔，共计3 万多元。

[yongbing1993]

开天辟地头一回文革学生批老师







《老师》：师道尊严，严师出高徒，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然而，在《老师》队伍中，应该说，绝大多数是好的。少数的《老师》有没有不自重。恐怕没有人敢保证：没有！偶见于媒体的学生枪杀《老师》，学生割喉《老师》，学生毒杀《老师》，最最被炒作控诉几十年不放过的是文革中几个高干子女学生打死一个校长。显然这些都是犯罪，应该严惩凶手。

今天这里不讲这些的个案犯罪。讲讲《文革学生批老师》。这不是个案，几乎每个学校在一九六六年下一学期开始的文革，是从《文革学生批老师》开始的。这些《文革学生》的年龄从十六岁到二十二岁左右。这是一个普通的现象。也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因为中国几千年来学生读书要用《钱》。有《钱》才能去上学，有《老师》教。而学生和《老师》之间，如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不可以让学生批《老师》的。所以说，《开天辟地头一回文革学生批老师》。

为什么《文革学生批老师》？

这要从中国共产党说起，这帮由工人农民及穷人们在一批读书人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胜利了，成立了新中国。新中国要扫除文盲办各类学校，需要大量的《老师》。

这些中国共产党和工人农民及穷人们就延用了旧中国留在大陆的所有读书人来当《老师》。

这些《老师》几乎都是有钱人家出身的。受的教育均是私校私教及家教，而且在共产党土改时及公私合营时都被分了财产土地。

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这些《老师》中絕大多数都是全心全意为穷人及穷人家的孩子教书的。

但这些《老师》的教育方法是《旧式的私教式严厉的》，当然不排除个别《老师》对这些穷人家的学生进行阶级报复的行为。

在一九六六年上学期之前的新中国的学校中存在着这几种行为：

一，罚站。学生在听《老师》上课时，稍有分心如开小差同桌小声说话被《老师》发现时，立即被《老师》大声呵质，并开始罚站一节课时间。

二，关门外。学生迟到那怕在关门后一分钟也不行。只能在门外等一节课，被关在门外。

三，打手心。《老师》提问时，回答错了要打手心。有吋狠的《老师》耍学生的手放在台角上被打。

四，占便宜。收学生礼物，当然学生家长知道的。耍学生为《老师》做私活。

五，厚此薄彼。《老师》有喜欢的学生，和不喜欢的学生。

六，男老师对漂亮女学生的特殊待遇。

七，教育内容：理论脱离实践。教育方法：死记硬背。有的学生背不出来就被罚抄罚写等。

八，考试时把学生当敌人。

而学生们都是在反叛的年龄段。所以在《文革》的开始时，学生首先批判的是《老师》。

对这些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针要不要改变一下？这正是《文革》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革命。

毛主席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而不是对人民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出偏题，出古怪题，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彻底改革。我主张公开出考题，向同学公布，让同学自己看书，自己研究，看书去作。例如对《红楼梦》出二十道题，有的学生作出一半，但其中有几个题目答得很出色，有创造性，可以给一百分。 另外有些学生二十道题都答了，是照书本上背下来的，按老师讲的答对了，但没有创造性的，只能给五十分或六十分。“

毛主席说：“历代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进士，也不是翰林，韩愈、柳宗元只是二等进士，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蒲松龄、曹雪芹也不都是进士和翰林。蒲松龄是一个提升的秀才，要高一等，还不是举人。就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功的。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则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李后主文化多了亡了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大学士，而刘邦是个大草包。”（1964年2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我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

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劳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办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我主张题目公开，由学生研究、看书去做。例如，出二十个题，学生能答出十题，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创见，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题都答了，也对，但是平平淡淡，没有创见的，给五十分、六十分。

考试可以交头接耳，无非自己不懂，问了别人懂了。懂了就有收获，为什么要死记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试试点。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

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人家死了人，他去吹吹打打。他会弹琴、射箭、架车子，也了解一些群众情况。开头作过小官，管理粮草和管理牛羊畜牧。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到了。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

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才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有所发明的祖冲之，也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美国的佛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买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大发明家。

高尔基的学问完全是自学的，据说他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一是课多，一是书多，压得太重。有些课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学学一点逻辑、语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语法，什么是逻辑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体会。课程讲的太多，是烦琐哲学。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

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就有那么一些人把分数看透了，大胆主动地去学。把那一套看透了，学习也主动了。

据说某大学有个学生，平时不记笔记，考试时得三分半到四分，可是毕业论文在班里水平最高。在学校是全优，工作上不一定就是全优。中国历史上凡是中状元的，都没有真才实学，反倒是有些连举人都没有考取的人有点真才实学。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反对注入式教学法，连资产阶级教育家在五四时期就早已提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反？只要不把学生当成打击对象就好了。你们的教学就是灌，天天上课，有那么多可讲的？教员应该把讲稿印发给你们。怕什么？应该让学生自己去研究讲稿。讲稿还对学生保密？到了讲堂才让学生抄，把学生束缚死了。大学生，尤其是高年级，主要是自己研究问题，讲那么多干什么？教改的问题，主要是教员问题。教员就那么点本事，离开讲稿什么也不行。为什么不把讲稿发给你们，与你们一起研究问题？高年级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员能答百分之五十，其它的说不知道，和学生一起商量，这就是不错了。不要装着样子去吓唬人。学生负担太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

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请邀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实行。如何请酌。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20多年看不见稻、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么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我曾给我的孩子说：“你下乡去跟贫下中农说，就说我爸爸说的，读了几十年书，越读越蠢。请叔叔伯伯、姐妹兄弟做老师，向你们来学习。”其实，入学前的小孩。1岁到7岁，接触事物很多。2岁学说话，3岁哇啦哇啦跟人吵架，再大一点就拿小工具挖土，模仿大人劳动。这就是观察世界。小孩子已经学会了一些概念。狗，是个大概念。黑狗、黄狗是小些的概念。他家里的那条黄狗，就是具体的。

人，这个概念已经舍掉了许多东西，舍掉了男人、女人的区别，大人、小孩的区别，中国人与外国人的区别，……只剩下了区别于其它动物的特点。谁见过“人”？只能见到张三、李四。“房子”的概念谁也看不见，只看到具体的房子，天津的洋房，北京的四合院。

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文科不改造不得了。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

[yongbing1993]

官商勾结在商言商财富转移国外






《下海经商》特指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以来，走资派篡权后为了先富在国家干部的位置上，采取留职留薪或停薪留职等的方式下海经商。在大走资派邓小平等的黑箱操作下创下了很多发财的商机，走资派和太子党都纷纷下海经商，由此这些人在几年之后都成了富甲一方的商人大资本家。通过《官商勾结》达到先富, 大富之后就高喊着《在商言商》。《在商言商》就成了"创业教父"、"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推动美中关系杰出贡献个人”、“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全球最具影响力50大商业思想家”、"跨国经营商业领袖"、“中国杰出贡献企业家”、"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为啥?

《官商勾结》走资派篡权后不管黑白道摸石头大步快进争取先富号召下, 出台了官员可以下海经商的优惠政策。在当时能勇敢下海经商的官员中几乎都是还有在职在位有实权的后台当官背景的。某市市委决定在走资派官员中开展“离职锻炼、建功立业”活动。当年公务员，在“保留身份、保留职务、保留待遇”的政策承诺下，带薪下海经商。某省政策规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可以领取工资补偿，到私营企业上班。事实上，全国上下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诸如此类的“经济”下海政策。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合法地位。

《在商言商》人们所熟知的李嘉诚，他从一个修表店的店员一直到华人首富，这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人。他曾连续15年蝉联华人首富，多少商人将他视为偶像，改革开放为李嘉诚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李嘉诚是这受益者中的一员，他赚了中国人的钱，去帮英国搞建设、投资，有人称他是“买下半个英国的人”。对此，李嘉诚也做出了回应：他是一个商人，在商言商，他有商人的判断和选择，不要用常人的道德来绑架他。

有媒体报导. 广州市有6名处级以上干部辞职下海经商，其它地方也有干部辞职下海经商。吃皇粮的国家干部下海经商, 甚至形成了蔚为壮观的“全民经商潮”。10亿人民9亿商，还有1亿待开张。走资派邓小平的改革初期，下海经商风起云涌，几成全民皆商之势。这一口号尚有若干版本及衍生版本，比如“10亿人民9亿倒，还有1亿在寻找”，等等。那是一个随便在路边摆个摊都有望成为“万元户”的时代, 以官员下海经商先富为诱惑, 那也是一个迷乱不已的时期，仅一“倒”字足以道破个中奥秘。财富那么让人陶醉，“投机倒把”的大盖帽却又如此冰冷地被走资派从文革的垃圾桶中翻了上来。很快走资派就把“投机倒把罪”从刑法中废除，而万元户的民众早就用脚投了反对票。“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但走资派和太子党的下海经商是得到走资派官方推行政府机构改革时以自上而下各级政府出台的各种激励政策的积极支撑，如鼓励干部停薪留职下海经商、带薪进修学位、实行离职买断补偿金制度等。下海经商的干部，都是正当盛年且下海经商前都身居要职；下海的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尤其在方兴未艾的高科技产业、非公有制企业；下海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国家掌控着资源的基本调配权，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都整体受制于一体化的国家权力，市场和社会的活力都是有序的，对于投机倒把私有资本发展的空间更是受到挤压的，走资派为了打破这些限制就忽悠民众暗箱操作。以改革开放之名，走资派以市场的力量重新主导资源的配置权和分配权，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去发现创造财富的机会成为一种下岗经商官员的选择。做官不再是成功人生的唯一标准，人生价值取向也不再只是做官一条路，整个社会出现了一种一切向钱看的迹象。与此同时，政府自身的改革进程以及相应的激励措施，助推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与90年代初期全民一切向钱看的社会现象。

全民都在低头向钱看，抬头向前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上世纪80年代初，彼时的“中国第一农民企业家”禹作敏可谓语出惊人。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里的“前”隐指“社会主义”。意思是，只有发展经济，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尔后，“向钱看就是向前看”几经辗转变为“一切向钱看”；版权亦屡番更迭，或谓出自权威经济学家于光远。于是波澜乍起，引发80年代中期一场大批判。无论当年批判指向何人何方，“一切向钱看”思维居然挥之不去，遂酿成经济恶性发展一祸根。当年说这句话的人，也已不在人世间。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改革自农村起步，农民和个体户乃市场化最早受益者。一时之间，“脑体倒挂”怨气冲天。“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亦出自此阶段。就此而言，标语成了改革初期一本“变天帐”，反映彼时社会阶层之变动。然则彼一时此一时，如今该靠边的还靠边，分了田的(一部分)还被征了去，“不三不四”(个体户、民营企业)依然穿着小鞋蹒跚前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极易被漠视的一句口号，盖因耳熟能详耳。殊不知，1982年袁庚将之树立于蛇口工业区之时，曾引起轩然大波。直至走资派邓小平表态，争议方才烟消云散。标语一时风靡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响亮的口号，似乎是透露了一个国家谋求少数人先富的迫切心态。同时，它也不幸地预示了改革今后可能走入的误区。多年后的效率与公平之争，即发端于此。时间就是金钱，但对996长时间加班的农民工和打工仔而言，时间就是金钱也未必如此；效率就是生命，但效率有时也可能谋害生命。走资派的这个口号遮蔽的另一面真实却不提了。

随着走资派操作的资本家阶级形成, 走资派特色政府出台了实施《个人独资企业法》及类似法规制度，为走资派和太子党下海经商创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走资派各级特色政府对发展民营经济的高度重视，对于招商引资的近乎到了《着迷》的程度。走资派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特色政府强制干部下海的目的不管黑道白道就是要引进外资台商港商来发展各地方经济。从而崛起了一大批新兴大中型民营企业及其对于“社会资本”丰富的政府官员的特别青睐，为下海经商者提供了可成就一番事业的平台和收入甚为丰厚的中高层职位。所有这些共同将新世纪走资派官员下海经商推向了高潮。

在市场经济初期，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经济，鼓励走资派下海，还为走资派大开方便之门，这种下海往往是留有归路、官帽犹存的“半下海”，有人称之为拴着保险带、套上救生圈的走资派下海。这一方面是为了增加政策吸引力，二是解除“勇士”们的后顾之忧。某市市委决定在走资派官员中开展“离职锻炼、建功立业”活动。当年公务员，在“保留身份、保留职务、保留待遇”的政策承诺下，带薪下海经商。某省人事厅出台的旨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民企人才政策”令人更为安稳无忧。该政策规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公务员可以领取工资补偿，到私营企业上班。事实上，全国上下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诸如此类的“经济”下海政策。

形成了官商勾结的合法地位。官员下海经商多数是一种权力私有化、资本化的延伸形式。实际上是对国有资源的转移和垄断，本身并没有给市场和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增长和机遇，只不过是市场赢利者发生了转移为少数人先富创造机会，实际上是与民争利。发展经济根本不足以成为干部下海的理由。此类“半下海”根本不可能促进市场经济，相反，官商勾结只会扰乱经济秩序、破坏市场公平，其弊远远大于利。

从而造成各级特色政府托市，私人企业圈钱的怪事贯穿中国特色股市之始终也。中国股市肇始，便定位于为国企融资服务，其“政策市”特点异常鲜明。2000年，经济学家吴敬琏痛批股市黑幕，一语点醒梦中人。股市“赌场论”，顿时甚嚣尘上。时至今日，中国股市几轮牛熊，仍然难以摆脱先天基因，企业前赴后继圈钱，股民前赴后继入局。不无吊诡的是，只要股票大跌，便有企业、股民、学者异口同声吁请“救市”，莫非中国股市不是个“市场”，“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只是说说而已？

而对于国营企业走资派特色政府宁让烂光不如卖光卖光不如送光。国企改革之惨烈，于此可见一斑。整个国有企业改革史，从厂长负责制、承包制到卖光、送光，一言以蔽之，解套而已。时在90年代初，山东诸城市市委书记陈光一举卖掉全市272家国有(集体)企业，人称“陈卖光”。1996年，朱镕基赴诸城考察，直至离开，均无表态。随后，诸城经验得到肯定，“一卖就灵”流行神州。不同之处，就在于“卖给谁”而已——卖给经营者，美其名曰“MBO”；卖给民营资本，则曰“国退民进”。其最终结果，便是造就今日一批叱诧风云、风光无限的国有垄断企业党员资本家的产生。

做大了的走资派资本家企业在入世后，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国际竞争？这就是2001年海尔张瑞敏给出的答案。“狼论”逻辑为，入世以后就是与狼共舞的时代，而资本家不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因此要使资本家先变成狼。果然，国内大大小小走资派资本家的企业争先恐后扮演“狼外婆”，来割农民工打工仔的韭菜。而这些走资派资本家只是冲出国门厮杀者少，在国内市场上横冲直闯者多。于是乎，在一些有狼性而无人性的企业眼里，消费者成了可怜的羔羊。“狼与羔羊”的故事，前有“大头娃娃”今有“结石婴儿”，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

走资派资本家企业都在努力与国际接轨。改革四十年，“接轨说”始终流行不衰。举凡制度、典章、服饰、生活习惯，无不以此为标杆。抬眼望去，铺往现代化的一条条却是轨道或宽或窄、高低不平，甚而方向相反。可见与谁接轨、如何接轨，大有文章可作。在某些人看来，接轨无非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 有接轨接到第三世界的，有该接轨不接轨、不必接轨乱接轨的，更有油价这东西——国际价格上涨喊接轨，下跌时竟不接轨了。感觉不爽？还有一句话相送: 国情不同。

走资派资本家的企业都成了世界加工厂。迄今为止这是对“中国制造”最为形象的概括。2005年5月，时任商务部部长薄熙来曰:“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意在平息欧盟贸易代表对中国出口纺织品的怨气。孰料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国内引发激辩。“衬衫换飞机”式的经济发展路径，由此进入深层次反思阶段。低成本、低价格、低工资的“中国制造”还能走多远？这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难题。

走资派资本家开发商只为富人造房。在赚钱赚到手软的房地产界，任志强是个异数。别人忙着闷声发大财，就他时不时煽风点火，巴不得老百姓群起而攻之。冷静对之，却也有几分道理。此言还有后半句，即“为穷人造房是政府的责任”。在一个市场化社会，此论言之有理:在开发商眼里，房子乃贵重商品，有钱者得之；不为富人造房而为穷人造房者，那是慈善家。问题是，国内房价畸高并非有钱人竞相购买(市场因素)所致，而是官商合谋的一个恶果。正因如此，房价高，百姓苦；跌，百姓亦苦。

有人认为，纳税人出钱培养的干部辞职下海经商，不仅会给本地或本部门的工作造成被动，而且从人才培养、管理角度来看，对国家和集体造成的“隐性损失”也是巨大的。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党政机关干部都比较看重忠孝传统的老百姓。他们往往比较强调“知恩图报”、“从一而终”，强调“公”高于“私”、集体优先于个体、纪律超越权利。因此，干部下海就被视为缺乏组织纪律观念、见利忘义、缺乏忠诚感。基于这样干部下海就等于由公而私，等于抛弃公共利益专营个人利益。干部下海是一种败德行为。又如干部队伍精英人才流失、官商勾结、影响市场公平、洗钱、权力期权化、权力资本化等，也是存在的。“为官发财，应当两道”，既然担任了公职，为公众服务，就要断掉发财的念想。

美国联邦政府高级官员离职后从事商业活动，在美国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国政府也多次通过多种立法对高官“弃政从商”进行限制。早在1962年，美就通过了所谓《联邦官员离职后生活法》，该法禁止联邦高级官员在离职后1年内代表任何公司或机构与其前受雇的政府部门进行联系或出面游说。如曾担任项目经理或项目承包官的联邦政府官员，离职1年后也不得到自己曾监管过的公司工作，特别是合同金额超过1千万美元的项目。该法还终生禁止曾亲自充分参与某个事项的前官员对相关政府部门的官员进行游说。

中国特色的走资派资本家与国际接轨时, 对他们有利的就接轨, 不利的就不接轨了。所以走资派官员《下海经商》《官商勾结》《在商言商》只为私人赚钱先富而己。

[yongbing1993]

工业品西方有的毛泽东时代都有








众所周知，毛主席是划时代的伟大人物，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有外国元首说：“中华民族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就是诞生了毛主席”，“像毛主席那样的人物，在一个世纪，也许一千年里只能产生一位”。中国人永远应当珍惜毛主席，因为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结晶。

中国老百姓讲：毛主席是中国民众的“大救星”。毛主席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新中国的国父。在建国之初，毛主席面对的是，经过长期战争，被日本鬼和蒋介石洗劫一空的烂摊子，全国人口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不过35岁! 毛主席创建了世界最清廉的政府，在这个一穷二白基础上，面对国外封锁和极端困难局面,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自力更生,敢于勒紧裤带，顶住苏美“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威胁，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

毛主席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四分五裂、满目疮痍的支离破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变成为一个新兴的、统一的、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共和国，而且是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成为了真正的强国，当他在天安门上宣布不再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的时候，我们能感到毛主席的激动，更能从心底感受到一个民族失落太久的尊严!

毛主席把几千年来的社会丑恶现象一扫而光，没有妓女，没有赌博，没有抢劫，没有偷盗，没有剥削压迫，没有吸毒贩毒，没有走私贩私，没有尔虞我诈，没有黑社会组织，没有假货。

毛主席创造了思想高度文明，政府清正廉洁，官员两袖清风，无私奉献，统一思想，民族团结，路不拾遗，门不闭户的世界第一辉煌的奇迹!毛主席统一了中国，提高了工农的地位，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的政府。

毛主席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他是一大13位共产党创始人代表之一，并且毛主席为中国共产党注入了党魂——毛主席思想，在领导党同国内外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作战中，在长期的艰巨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中，用毛主席思想锻炼和培养了我们的党。事实证明，谁真正的领会了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的精髓，谁就是当今世界的王者，就所向披靡。

在毛主席思想指引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从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发展成为有八千多万党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

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是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是毛主席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和培养了新中国的军队。他很早就作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后来与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残余部队会师，继而为军队注入了党魂民魂，继而形成军魂，打造了人民拥护的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他领导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胜利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毛主席指挥一支长征后不到三万人的军队，转战南北，通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彻底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武装的蒋介石领导的八百万军队。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毛主席的“兵法”军事战略独步天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数不胜数，“毛主席真是用兵如神!”是世界军事史上公认的奇迹。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终其一生，在任何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他从来都能抓住对手，牵住敌手的鼻子。从来没有发现他被对手，被他的敌人牵住鼻子走的情况──这才是真正的战略家!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毛主席是世界全能冠军级的兵家泰斗。

美国西点军校开设毛主席战略思想课程；军校的将军说过：美军不害怕中国军队现代化，而害怕中国军队思想毛主席化。现在仍然是美军西点军校教科书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毛主席军事理论的代表著作。

毛主席是务实、顶尖、伟大的经济学家。毛主席时代的经济非但不“崩溃”，其实比世界列强发展还要快!那是一个经济腾飞，人心齐，泰山移，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创造了世界辉煌奇迹!毛主席使中国二十多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世界主要工业强国。

毛主席时代，中国实现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毛主席去世前夕，几乎所有西方有的中国都有了。经过28年高速发展，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80年，工业规模已超过老牌工业强国英法两国，直逼第三把交椅的西德。GPD年均增长13%，如果按市场经济算法将普及基础教育、大型公用工程建设、其它社会福利计入劳动力成本，GPD增长应该在18%-20%.在毛主席领导下中国的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倍。“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平均发展速度也在10%以上。其中重工业增长了90倍。钢铁产量从140万吨增长到318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长到61700万吨；水泥产量从300万吨增长到6500万吨；电力从70亿千瓦/小时增长到2560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空白变成了10400万吨。

毛主席使中国经过四个五年计划的执行，在工业等方面，完成了合理布局，一机部到八机部中央骨干企业和地方国营、大集体、小集体企业交相辉映，军工和民企大批掘起；在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中西部地区完成了规模宏大的三线战略工业基地，好一派大好形势。毛主席建立起千万个全民所有的国有企业，各地的重工业，大型国有企业，支柱产业，大多都是毛主席时代创造的，大庆油田，首钢、一汽等就是千千万万中的光辉范例!

毛主席为中国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铸造了辉煌!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时代的GDP增长以军工、装备工业、高科技产业为主，比如两弹一星、杂交水稻等，另外，大量基础建设如水库、军事、大量的土地、资源、房地产及医疗、教育等设施的价值，没有计入GDP统计，因为当时都是免费或要保密的。现在的GDP，以房地产、资源及低附加值的产业为主。如果除去卖地、卖资源的钱，数据怕要打折，而且全国土地也是毛主席时代打下来的，不然现在有卖吗?

改革开放的起点，和毛主席时代的起点相差十万八千里，从财富定律可知：我们是在巨人的肩膀上起飞呢!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裴宜理说：“中国经济腾飞的基础是毛主席打下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经济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成就!”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永远记得毛主席的丰功伟绩!秋石客先生在《世界最前卫的经济学家》写道：“讲演完了，回答了一个学生提问，他说有人说中国一流经济学不超过五个，你怎么看?我说按我的标准一个也没有，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马克思的弟子就是斯密、凯恩斯、哈耶克等的二流学生，谈何一流？中国超一流的倒有一个，那就是毛主席。”

毛主席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末解决的几亿人的吃饭问题。毛主席重视国民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毛主席时代的中国既有“帝国主义封锁”，也有“修正主义”压迫。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毛主席坚持发展经济，亲自写下了指导国民经济发展的《论十大关系》，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一举改造成为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逐步走向繁荣的新中国。毛主席甚至对农民的种地也亲自提出了著名的“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八字方针。毛主席一再向全国发出“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最高指示重视发展经济。

毛主席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全国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修建8万4千座水库、17万公里河堤，新增3亿亩灌溉面积，把灌溉动力从12.8万马力增加到7122万马力，根本解决了产粮区旱灾问题。农业大发展，为粮食增产打下了基础，解决了世界最大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修几万个水库经济核算要几万亿人民币，别人想都不敢想?当时极端困难，完全是靠人力来做，可他却奇迹般办到了。

化肥是粮食增产第二个要素，从无到有达到1000万吨。中美关系改善后，毛主席就着手从国外购买化肥生产设备，1973年在全国修建十三个大型化肥厂。这些化肥厂于1977年后陆续投产，化肥的供给问题最终解决。

杂交水稻培育成功于1974年，小麦良种培育也始于那时。优良品种，解决了粮食增产最重要要素。使粮食产量提高了30%以上。因为大面积育种需要一个过程，其推广应用则在毛主席去世后的1979到1985年，随着面积逐年扩大，中国粮食总产量几乎年年大幅增长。

正是水利、优良品种和化肥三个因素，保证了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人民衣食无忧；而这三个因素实际上是毛主席从根本上解决了的，后人只是坐享其成罢了。水利、优良品种和化肥三个因素，保证了现在中国粮食和副食品的充足供应，人民衣食无忧；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几千年来吃饭问题的突破是毛主席打下的基础!而完全不是因为土地私有化(几千年都是土地私有化，为什么没解决吃饭问题?)。

在科技方面，毛主席最重视集中力量搞科技，毛主席还以极短的时间使科技进入世界先进行列。毛主席非常重视科技发展，早在建国初期，我国用四名被扣押的美国飞行员换得钱学森等留美科学家回国。毛主席诚挚地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主席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作为一名科学家，钱老两次接受毛主席的特殊邀请，一次是到毛主席的家中“聊天”，另一次是参加毛主席一生中惟一的一次公开请客的生日宴会。还有两次是接受毛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还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就这样，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主席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后来，经过钱学森等人的努力，搞出了两弹一星!运载火箭、核潜艇、各种喷气式飞机，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大批高精尖工业设备、大型计算机、人工合成基因等，1964年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进了轨道。毛主席与人民共甘苦，搞出了两弹一星!核潜艇、各种喷气式飞机，汽车、火车和轮船，卫星、导弹、原子弹样样俱全。否则我们就是弱国，就要受美帝制裁!中国“新四大发明”全部产生于毛主席时代: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人工合成胰岛素，复方蒿甲醚。

从政治上，毛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成就，是和毛主席博大精深的世界顶级经济学思想和天才的治国策略分不开的，取决于毛主席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取决于先进的政治体制。世上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经济行为，我们无法想象美国会将爱国者导弹出售给中国，哪怕你出双倍价钱，因为它不允许先进技术出售给“潜在的敌人”，这就是政治!毛主席发明了创新的国家体制，包括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也不同于西方的多党制，而是一种多党合作制。

这是完全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由人民参与管理的和由人民参与监督的国家制度。政府里有“老、中、青”三结合，“工、农、兵”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实行领导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参加的三结合领导制度。要说特色，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搞社会主义制度，强调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人民服务，这是5000年来没有的。变农业国为工业国，要知识分子向劳动人民学习，这是5000年来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