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我们《党》内有《党》

毛泽东：我们《党》内有《党》

 

 

 

1967年1月17日 下午，毛泽东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

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

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

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

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

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

1967年2月1日 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指出：

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1967年2月3日 会见卡博、巴卢库等，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在座。

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

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

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

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法，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讲了文革的历程--注)。

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

没有群众我们豪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

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

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

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

第四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

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就是反革命分子。

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

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

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五。

......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

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  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

......我也犯过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  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

[yongbing1993]

没有毛泽东就沒有穷人们的军队





《军队》，属国家中的《重器》。历来为资本掌握，也是为资本服务的。穷人们历来是一盘散沙，中国的几千年，世界的几千年，一直到今天都是一盘散沙。今天的中国，今时的世界，看中东，望加沙，都是一盘散沙。穷人们没有《军队》，也不配有《军队》。以致穷人们在战争来临时只有《逃》《躲》。《逃》不了的，《躲》不了的，只有被《杀》，去《死》。帝国霸权法西斯国家恐怖《军队》打来时，先”通知一下请离开“就可以了，没离开的被炸死是活该。就是因为穷人们没有自己的《军队》。

中国上世纪的穷人们很幸运，有了毛泽东共产党就有了《中国工农红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毛泽东就沒有穷人们的军队》。

当年，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后，瞿秋白说：土地问题党无一致的意见，“五大”讨论了，决定“耕者有其田”，这五个大字“什么问题都可包括了。”这说明瞿秋白没有下去过，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接着说，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不同意，他说现在是我们要到农村中去，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回答和规定。由于国际代表说了，会议就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从这里可以看出，能不能提出问题，提什么样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人了解实际多少，接触实际深浅，有多大的水平。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八七会议上决定要搞秋收暴动，但怎么搞只有大的设想，并没有具体规定。要搞暴动，非要军事不可，没有正规武装配合是很难成功的。所以，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不仅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和《安源工人纠察队》，还组织了卢德铭《警卫团》。毛泽东主张我们应有一部分从国民革命军过来的正规武装参加。没有这些，光是农民拿的梭标，能行吗?

毛泽东当时反复强调要有兵力的护卫。 毛泽东非常清醒、很实际，搞起义没有一定的武装不行；就是起义成功了，没有兵力也无法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走在他人的前面，与其经历不无关系。 毛泽东做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马日事变后又在湖南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做了一些斗争，这么丰富的经历在党内是不多的。在八七会议上他就讲，对于农民问题，未下去之前，对中央不妥的决议，无由反对。可是到了湖南呆了三十多天，考察了农民运动以后，我就有实际根据提出意见，向中央写报告。他说“我的意见是农民指挥我成立的”。

秋收暴动原计划是打长沙的，中央计划是全省开花。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同新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到湖南后，毛泽东强调了两点：

一是主张“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样组织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才有保障。

二是认为全省开花不行，坚决主张缩小发动暴动的范围，提出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东几县的秋收起义。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实践证明，不要说打下长沙，就连浏阳、醴陵这样的县城也拿不下来，起义军三路先后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放弃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计划。虽有不同意见，会议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毛泽东率领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从而将他提出的上山思想付诸实践。因为他感到一时难以攻打中心城市，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是统治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

在进军途中进一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那里原来就有党和群众基础。王佐、袁文才的土著军队既然可以在山上搞割据，我们也可以搞割据。这说明毛泽东善于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经验，审时度势，比较灵活，有可能就去争一下，宁肯冒点险也去争一下，不行就回来，决不去硬攻硬拼。

上井冈山后

上了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转折起点，有重要意义。但上山后，能不能站住脚是首要问题。工农革命军上了山，但群众并不知道你是什么队伍，还要看你的行动。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

因此毛泽东就规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