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中国》《发展新农村》

《建设新中国》《发展新农村》

 

 

建设新中国，发展新农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有幸参与、认识、体味、弄明白这个过程，是我作为曾经知青一员无怨无悔的不竭动力。

转载《我是知青，无怨无悔》
 
作者: 范洪利

儿童时代，长辈就对我们进行热爱祖国的教育。踏入校门，印象最深的是《少年报》上的“小灵通”和“知心姐姐”，觉得他们就是生活中的好伙伴，为我们介绍爱国主义英烈志士的事迹易懂易记。长大中，影响最大的是方志敏烈士和他《可爱的中国》这部遗作，还有魏巍老师《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报告文学，恨不得掐死那个为虎作伥的“肥大头”，杀尽那些穷凶极恶的美国狗强盗。

回乡务农后，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按语》等著作，“热爱祖国”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遍地英雄下夕烟”所构成的一幅幅壮丽图景，慨然觉得：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值得珍爱，祖国的父老乡亲男女老少都值得敬重，志愿为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写出最新最美的文字”而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的红色种子。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回乡务农，支边赴疆，“献身革命即为家”，我毫不畏惧，从无悔意，改变“一穷二白”，想想我们的前辈为之付出了多少，做成了多少，就会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躺在他们的基业上坐享其成，碌碌不为。支农援边，在广阔天地里学习、体验和锻炼，经风雨，见世面，接地气，增知识，长才干，坚意志，热爱祖国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做起，怎么可能浪费青春呢？把自己看成一朵花，置身于时代之上，游离于群众之外，像个蹩脚的体育节目讲解员那样，“看人挑担不吃力”，指手画脚自以为是，夸夸其谈不着边际，甭说在农村在边疆，就是在城市在机关在条件最优越的环境里，充其量也只能是个“大事做不来、小时做不好”的“南郭先生”，用农民伯伯的话说，叫“造粪机”，那才是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糟践了。

为了新中国的创建，革命先辈南征北战戎马倥偬，浴血奋战在所不辞；新中国诞生后百业待兴，改天换地中，他们有的在边疆屯垦，有的成为铁道兵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有位叫甘祖昌的将军，还回乡当了农民。因为他们的流血流汗无私奉献，祖国才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现在的年轻人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新人，沿着先辈的道路，赓续先辈的事业，承传先辈的精神，把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是不负韶华，不辱使命，承先启后，意义深远。

建设新中国，发展新农村，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有幸参与、认识、体味、弄明白这个过程，是我作为曾经知青一员无怨无悔的不竭动力。从记事起，进入黄昏，我们点过灯草，点过羊油灯、煤油灯和蜡烛。六六年，电杆竖入我们村，家家户户都点上了电灯，再也不必担心微弱的灯火被钻入屋内多少风儿熄灭了。通了电，农机械化作业就成为现实。稻麦脱粒，祖祖辈辈凭力气靠手工，搁上门板，一把一把使劲甩，全队劳动力一道出动，扑下身子干得热气腾腾，那年都得忙个十天半月才能完。这个活我曾经干过，火辣辣太阳的热，麦芒飞入背脊后的痒，还有膀子的酸胀，滋味很不好尝。

一九六七年，队里买来了脱粒机，按上马达，接上电线，脱粒机瞬间转了起来，九名女青年、两名男中年一字儿排开，斗志高昂、神采飞扬，那快速，那效率，社员个个拍手称快。后来，又买来“大喉咙”，大把大把麦子塞进去，轰隆隆一声，吐出的是麦子，飞扬的是柴草。王队长与“小会记”估算了一下，这两个大件搭档着干一个小时，能抵得上全队劳动力半天的工作量，脱粒不再是重活难活了。第二年，队里买来了手扶拖拉机替代老牛，解放了好几个男劳力。社员们叹为观止，兴高采烈地说“点灯不用油，种地不用牛”，如今不都到来了吗。

农民煮饭烧水，历来“就地取材”，从河里拎上来，倒入缸里，一用数天。六五年起，建卫生队卫生村，七户人家打一口井，改善水源防止病从口入，卫生员和赤脚医生用小瓶子装上漂白粉，放入井里消毒。为遏制蚊蝇孽生，经常出动团员青年铲除杂草，填平坑坑洼洼，为粪缸加盖，不久又实施粪便集中管理，一系列生活方式除旧布新，加上一年数度为男女老少注射预防针，什么麻疹、天花、霍乱、疟疾、血吸虫等骇人的流行病都相继绝迹了。我们老家海风大，沙质地多，只能种植山芋和元麦。人民公社统一规划部署，发动社员热火朝天大干六五、六六年“腊底春头”，修成了贯南北的八条主渠和连东西的四十多条分渠，清流引来，沿海八个大队的沙泥地全部改造成为水灌地，能轮番间种水稻和棉花，结束了我们每年至少有两个月以山芋为主粮的食料历史。

面对“稻菽千重浪，棉田白茫茫，五谷堆满仓，社员心欢畅”的蒸蒸日上，与社员们分享“渐变”带来的成果和喜悦，我想：如果全国农村，都能像上海郊区那样发展，“誓把祖国变成天堂”还会在话下吗！读书学习，俯身田头，感受发展，引发、催生了我“当好新农民的决心和热情，拓宽了“胸怀祖国”的视野和境界，更要感谢的，是许多长辈、领导的指引和点拨，为我的健康不断注入高于生活的元素。一次，挑着棉花上供销社，看到江镇去新生大队的岔路口有块语录牌，写的是“世界上的事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什么是大道理，什么是小道理，小道理为什么要服从大道理？什么情况下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回家后我琢磨了许久。

教我逐渐明白这个道理的，首先是我的外婆。回乡不久，跟着年过半百的老年组学割水稻。望着黄灿灿一片，开镰一会儿，我们几个才走出校园的小年轻就累得热汗满身，直不起腰来，皱起眉头发起了牢骚：这么热，这么多，老年人干活慢吞吞的，割到日头歪西也完成不了。可是，别看大娘婆婆们动起来不紧不慢，但一刀接着一刀不停歇，一把接着一把还互相帮助，不到十一点，两亩多稻子全割完了。回家的路上，外婆对我说，干什么活，做什么事，不论是多是少，是大是小，是重是轻，是难是易，你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去完成，去干好，去做得比别人出色，如果明明是拈轻怕重而讨价还价，这也有难度，那也做不到，老是强调客观，让别人去做了，那就只是“不起路”的一堆废话。别人为什么能、为什么行、为什么做得好，你可是没少指头没缺心眼。一事当先，推三阻四的后果，是丢失颜面，得不到信任，让人家瞧不起。有了任务，与其绕着弯子推却，不如爽爽快快承担，开动脑筋做好。外婆目不识丁，话语却富有哲理，让我又想起了一条导师语录：“困难总是与解决困难的条件一起产生的”，而今聆听外婆这么一说，联系起来参悟思想，顿似云开日出，豁然明朗。这不是外婆把“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那些地方有困难有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这条毛主席教导“活学活用”了吗？！再想想，讲爱国主义是大道理，到田里割稻是小道理，因为热，因为腰腿酸痛，就宁肯在田埂上歇息与小伙伴一道怨天尤人，而不情愿帮老人们多割下一株多割下一把，私下里还附和着责备他们动作缓慢，我这不是犯下了“小道理”不能服从“大道理”、言行不一致的过错吗？

指点过我的第二人，是在建设兵团里，我们七连的事务长老陈。老陈读书不多，很有智慧，为人诚恳，做事踏实，吃苦耐劳身体力行。为了我们摆脱“菜荒”困境，他经常只身翻山越岭，到勐捧镇挑回乳腐酸菜，平时晚饭后，组织大家尽点义务浇水施肥拔草，为蔬菜助长。加入团组织的前一天，他约我谈话。当时我想，这又不是入党，你老陈是党支部的组织委员，要与我谈什么呢？黄昏时，我们面对而坐，我有点不以为然，他却很认真地说：“你是响鼓，我是重锤，直话直说吧”，就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多二话”的“毛病”，告诫我不予改进，就不利于个人进步，不利于团结同志。所谓的“二话”，是指包括牢骚怪话在内的不该说、不当说的“废话”。老陈这么说，令我一怔：觉得确实存在，平时虽不犯人，但冲动起来，就免不了不看场合顶上，不顾影响抗命，不留面子斥下，闹得对方尴尬难堪下不来台。老陈轻声细语，由浅入深，逐字逐句，令我背脊发凉，难以自己。回到宿舍梳理细想，觉得根子还是在于自己的幼稚肤浅，虽无目空一切但有傲骨骄气，是必须改、坚决改、非克服不可的小资产阶级“狂热通病”。

指点过我的第三人，是我们五营的高营长。之前，是我们连的麻指导员（满脸麻花）自讨没趣，以批评“无政府主义”为由，公然以“在民族地区工作的人有没有违反纪律”的诽谤性言论，在大会上旁敲侧击，指桑骂槐，惹得我怒火中烧，奋起反击。因为，我们连在民族地区坚持着工作的就我一人，另外一人因为比“同吃同住同劳动”多了个“同睡”而早被遣走了。而今我这才回来两天，你就阴阳怪气，凭什么“寻”我的“吼厮”？也怪自己血气方刚，还没学会“包容”，就毫不客气地与他针锋相对论了起来：老百姓给的是什么样的评价，咱心里可透明着哩。为人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上门，你说话别没脑心没肺没舌，请你收起“刁得一”阴阳怪气那一套，赶明天去扎苏板挨家挨户搜肠刮肚，请教和你一样担任着支书的老三同志、大队长安赳同志和全寨子男男女女老少爷们，逐个逐个刨根究底问个明白，扯长了两只耳朵别遗漏一个字，也别忘了带着文书帮你做笔录。一阵子连珠炮，职工们哄堂大笑，麻指导威风扫地，咆哮了两声“你等着”，就溜暗处去了。

赢了“口水仗”，痛快是痛快了，回宿舍坐定，觉得有点不对味，想了许久。这麻指导毕竟是组织任命的，毫不留情连讽带嘲，弄得他灰头灰脸，全然没有了“落场势”，他本来就水平不高能力不强，出了这么大的洋相，让他今后还有什么颜面对待职工安排工作？自己的做法，也很不妥当呀。于是，我托人给高营长捎去了一封检讨信。也巧，因为勐腊县要我去麻木树公社再度参加复查，领导正好要召我谈话，就来到了高营长家里。高营长和颜悦色，先是拿出勐腊县委的通知说：听说这次要安排你到澜沧江畔的寨子里工作，很远，条件也差，希望你能增强信心，克服困难，保证任务完成。我连忙接着说：请高营长和组织上放心，我会加倍努力，保证完成任务。高营长只字未提检讨书，我就忑忒不安地试探着问他，是否收到了我的认错信。他说：收到了，看过了。年轻人成长，犯错难免，可你这是犯了不该犯的错，是不可原谅的。但你能知错，还能挖出犯错的思想根子，这是进步。事情发生了，知错改错就好。要提醒你的有两点，一定不能犯过失性错误，一定不能犯重复性错误。事情过去了，你就别产生心理负担，背上思想包袱。你们年轻人朝气蓬勃，干干工作应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要学会自我控制，自我否定，善于吸取教训，善于把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在遇有复杂情况时多问几个为什么，善于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自我改造、自我提高的实践中去，才能沉稳、老练起来，团结同志，凝聚力量，下去后大胆工作吧。

两个“提醒”，“四个善于”，是批评更是鼓励，是启发更是期待，是匡正更是指引，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听到，让我又惭愧，又感激，振聋发聩，心潮起伏，与他告别后，一直在耳际回响着。埋头走了大半小时，才长长地舒了口气，心中所有的不爽、不快、不适、不乐，风吹云散，消失殆尽。

外婆教我对待工作要乐观要自信；老陈教我为人处世要谦虚要谨慎；高营长教我“莫叫巴掌把眼挡”，实际上，都是在给我讲述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要学会用大道理管住小道理，小道理必须服从大道理，令我刻骨铭心，没齿难忘，在我的成长路上具有着“加油站”、“里程碑”意义。随之以后，我经常思考如何用“大道理”管住自己的“小道理”。尤其是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阅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著作中，进一步体悟到了大道理是客观规律的揭示，是指导小道理的“正确思想”，应用“正确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问题，说明问题，解决问题，就是在用大道理指导小道理，说明小道理，征服小道理，就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净化自己的主观世界。“喝过了知青这杯酒，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在以后的工作中，虽不是一帆风顺，但到那里都能受欢迎，得好评。

“良药苦口利于病”。在农村，在兵团，让我接受过多次“非正式再教育”、为我“治过病”、“疗过伤”的，还有许多长辈、领导和同事，他们一个个语重心长，鞭策我“有则改之”；一次次坦诚相告，督促我“惩前毖后”。这种“不是亲人胜亲人”的关心和热诚，爱护和温暖，我想，当年能有幸感受和体味过的，决不会仅仅只是一个“我”，而应该是兵团（农场）中的“一大批”“我们”！

[yongbing199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重大战略部署






尽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有就业安排等客观因素，但凡事都有主次之分。大量历史资料已经证明，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是毛主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重大战略抉择。

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怎样培养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事业成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遏制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对中国进行四面围剿，联合打压的同时，又提出了“和平演变”战略。美国和平演变战略的《十条诫令》第一条就包括“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等内容。

毛主席敏锐地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险恶用心，提出要把防止“和平演变”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党不变色、国不变质。而后来发生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更证明了毛主席的有关预见绝非杞人忧天。

早在1959年他老人家就指出：“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并且指出：“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不论新党员还是旧党员，都有一些品质不纯洁和作风不纯的人。那些人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还有变质了的资产阶级分子。……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

1959年12月，毛主席在组织有关人员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而要完全靠自己。”

1964年，针对苏联对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背离，毛主席又提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问题。

1964年10月，毛主席在接见一个外国代表团时谈到：“我们现在的青年人没知识了，没见过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他们是吃蜜糖长大的，所以要请你们当教员，给他们讲讲，告诉他们，不要忘记你们还在受苦。吃蜜糖长大的，我们赶他们下农村，他们不肯去。我的女孩子现在下去了。我告诉我的女孩子人家不知道你是我的孩子，你不要躲躲闪闪，你就说我说的，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笨了，要向你们学习请教。”毛主席这里所说的女儿，实际上是指大女儿李敏。但毛主席安排唯一在自己身边长大的小女儿李讷到农村去插队，却更动人。

李讷在大学毕业后，被安排在《解放军报》社上班，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一个涉世不深的小娃娃，哪办得了报？”于是，李讷先是被安排到井冈山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来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处处照顾她，锻炼不大，她想和广大青年一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于是便给主席写信提出要求。主席积极支持爱女的这一行动，于是李讷便来到了江西的一个山区农村，成为生产队的一名普通社员。由此也可以看出毛主席的伟大胸襟。这无异于给了那些认为“让插队”就是“受迫害”的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1967年5月，毛泽东在和另外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时又指出：“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综合上述一系列讲话、谈话可以看出，防止党和国家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改变颜色，是毛主席所考虑的重中之重。而和平演变最危险的群体，是“资产阶级分子”，但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却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潜在因素。因此，要防止党的各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一代产生上述“三个主义”，从而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毛主席早已在延安时期提出的“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相结合的过程，不仅是了解群众疾苦，听取群众心声的过程，更是建立和培养与群众深厚感情的过程。因此，当时不仅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包括机关干部和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文学艺术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军官等，每年也必须有一定的时间到农村、下基层，到车间，下连队，与第一线的群众打成一片，以了解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增进与群众的感情，激发事业灵感。

一项伟大的战略，往往需要若干年后才能看出其历史价值，且时间越长，看得越清晰。接班人问题，需要逐代过渡传承，更是需要在几十年后才能显现其真正的价值。党的十八大后，当年的知青逐渐进入高层政治舞台。据官方统计，十八大选出的205名中央委员中，有65人有过知青经历，占这一群体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位有过知青经历，占比28%；而最高层的政治局常委中，则有4人曾有知青经历，占比57.1%。十九大、二十大高层中知青占比也相当高。这种比例，是任何一个群体所没有的。

从专家学者的角度看，不少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没有这一经历的人也有着明显区别。他们尽管身处高位，但时刻不忘为最基层的农村老百姓鼓与呼，受到了普通群众的热烈。这与那些发布“现在的人，哪家没有50万元的存款？”“不能剥夺低收入阶层的纳税权利”等言论的所谓“砖家”们，所站的立场截然不同，当然归根结底还是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不同。而现阶段许多政策严重不接地气、且越来越走向官僚化、资本化，也与出这些馊主意的“砖家”们没有深入实际，与老百姓没有建立起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厚感情有着极大关系。当然，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参与政策策划论证的“海归派”和“公知”们，已经成为西方颠覆我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别动队”。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为人类一项最伟大的千秋伟业，不仅需要一大批与人民群众有深厚感情和实干精神的带头人和社会精英，更需要千千万万志同道合的普通人的价值认同和行动支持。而全国1700多万有过知青经历的人，无疑是当今这一队伍中的强大生力军。回想这部分人，在回城分配工作后，不仅在毛泽东时代苦干实干加巧干，迅速成为各条战线的中坚力量，而且即使在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面对下岗失业的困境，仍然识大体、顾大局，没有气馁、没有躺平，他们用插队时期培养出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忍辱负重品德，默默地告别企业，背起行囊，开始了自己重新创业，不少人也由此取得了成功。正像柳林县的一位知青曾经所说的那样：“正是由于有知青生活这碗酒垫底，才使自己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面对下岗失业等艰难困境，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

而一些步入仕途的知青，即使身在官场，由于有着和群众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为基础，继续心系百姓，成为老百姓称赞的“清官”“好官”。党的十八大后，山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先后有十几名省部级领导干部被查，但在山西有过插队经历的6位省级领导，无一人涉案。吕梁更是塌方式腐败的重灾区，据公开报道，仅2014年前，吕梁就有百余名县级以上干部涉案，此后又查处了更多的大案要案。但我们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13名县级以上干部、28名科级干部，无一人涉及其中。

出现这种状况绝非偶然，而是与知青特殊的经历有着必然的联系。

一是有过知青经历的人，与其他群体的最明显区别，就是从小在城市家庭中熏陶出的城市思维和城市意识，使他们比之纯粹在农村长大的人眼界更为开阔；而对最底层老百姓艰难生活的切身感受以及相濡以沫培养起的深厚感情，又是一直在城市中长大的人所不及的。这种特殊的经历，对这部分人的成长过程影响是巨大的。

二是大多数知青都是在二十岁以前就开始插队的，这个年龄段，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刻。他们通过在农村的艰苦锻炼，不仅体会到基层老百姓生活的不易，更与老百姓结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感情，这极大地影响到以后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

正像一位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所讲的那样：“只要心中有了老百姓，就不会走得太远”。前述山西以及柳林县有过知青经历的领导干部，在塌方式腐败中没有人被卷入，与此有着极大关系。

三是农村生活，使他们学会了面对实际，也学会了克服困难，培养出百折不挠的精神，这在未来事业的发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自古就有“公者千古、私者一时”之说。纵观毛主席的一生，除去为民族、为人民艰苦奋斗外，别无他求。尽管在这种奋斗过程中，特别是在“文革”运动中，包括毛主席的战友在内的一些领导干部受到过伤害，但对于主席来说，他考虑的只有人民立场和革命需要，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没有一个私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有不少曾经受到伤害的老同志，看到了毛主席的伟大及自己的短浅。

因此才有了王震将军“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的感慨，才有了罗瑞卿将军从秦城监狱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在天安门前对着毛主席像虔诚地敬礼，才有了许多高级领导人晚年因自己对毛主席误解而万般忏悔、痛哭流涕。

而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远见和实践道路，在当时自然也会有人持有异议。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一些抱着不可告人目的的人，迎合某种政治潮流，对此进行了无情诋毁和恶毒攻击。

总而言之，怎样正确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是共产党立党为公还是为私，是为“绝大多数人”还是为“小部分人”，是谋千秋伟业还是图一时之利？燕雀永远难知鸿鹄大志，侏儒永远难及巨人伟岸。

那些自私卑劣的小人，永远理解不了伟人之高尚和高远。他们所能做的，只是用疯狗般的狂吠来玷污伟大的灵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让越来越多的人们，更加清楚地看清这些小人的丑陋！

[yongbing1993]

青年人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



那时代青年人没人《躺平》。

转载《我是知青，无怨无悔》

作者: 范洪利
　　
留在城市也好，奔赴农村边疆也好，知识青年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把复辟希望寄托在第四代第五代身上的阴谋。青年人与工农相结合，接受再教育，既能经风雨，见世面，得到多方面的锻炼，又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增添力量，是“树人育才”的百年大计。只有毛主席这样关注“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装着世世代代人民福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才能雄才大略高瞻远瞩，运筹帷幄深思熟虑，把人民江山为人民、人民江山人民葆、人民江山不变色这样的千秋大业，通过组织千百万年轻人在如火如荼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劳其筋骨，苦其心志”，“空泛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实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通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立志励志，宏图大展，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并且一代一代往下传，一代一代接着干，“要为那天下的穷人争自由”，“不灭豺狼誓不休”。

反修防修，敲响警钟，但从下至上，一开始就有人对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战略部署不以为然，不能站在战略高度上去认识、理解和执行，对子女上山下乡与工农结合持抵触、排斥、反对的态度，有的通过权力，有的通过关系，千方百计把子女上调回城。所以，批林批孔时才“三箭齐发”，批林彪批孔老二还多出了一个“批走后门”。

上山下乡，潮流所至，热血儿女衷心拥护，迎流而上，“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时刻听从党召唤，活着就要拼命干，一生献给新中国”，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但也有些了沾染小市民习气的子弟，从小就安逸于“饭来张口，茶来伸手”，内心世界中的边疆农村，是“苦海”“苦缸”，对上山下乡压根没有过印象和好感，在迫于现实、卷入浪潮之后，也从未安下心来参加劳动，念念不忘的，唯有如何伺机回城。进入兵团，游手好闲，偷鸡摸狗，在外面鬼混；探亲回到城里，一呆就是半年三月，家长面前叫苦不迭，牢骚满腹不思归队。在兵团这么多年，他们的出勤率经得起考查吗?这些自以为是的“高大上”者，在边疆这山望着那山高，回城以后，能洗心革面不再吊儿郎当了吗？

按当时政策，父母中有人支内，可以把一名子女调在身边。其中有个在二团的，他老爸亲自拿着上海市劳动局的函件到团部办调离手续。经办人员答复：这人一年多不见踪影了，发信函，上门打探，都没回音，我怎么能为一个失联者办理调转？据说，这项手续延了两年才办成。能指责这是二团有关人员在刁难人家吗？再问一句；要是都像这类“城里人”那样害怕艰苦，逃避劳动，边疆的发展又何从谈起？

置劳动锻炼于身外，视人民群众如草芥，在广阔天地里怨天忧人，不思进取，既不想学，也不想干，却把自己眼高手低、虚度年华的责任一棍子归咎于时代和兵团（农场），这不符合知青队伍勤学苦干的本质和主流。许多困难，诸如男女比例失调等，党组织不是一筹莫展、不予重视的。在当时的背景下，因为牵涉到户口、身份等政策性很强的现实问题，单凭兵团（农场）自身的实力，是难有作为、难以解决的。至于“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等，用老工人的话说起来，那叫“躺在金山上伸手讨饭”，伙食问题，粮食有国家供应，蔬菜得自己动手。领导班子不求作为，懒惰虫自己不愿动手，靠偷能解决吗？

四季如春，土壤肥沃，雨量充沛，资源丰富，西双版纳自然条件的优越和独特，几乎是得天独厚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七一年随行带了些种子，没有什么不能长、没收成的。七四年，我们五营组织连队干部到七营三连参观，这个连队撘了好多棚架，爬满了水瓜(我们上海郊区称为夜开花）藤，大大小小的水瓜，悬挂着的少说有150只；近十亩菜地，茄子刀豆卷心菜，葱姜韭菜空心菜，绿旺旺的一大片；猪圈里，喂养着的苗猪肥猪架子猪有四、五十头，圈外的场地上，还有一群鸡在啄食，这个连队也是知青居多，割胶为主，没人对伙食不满意呀。带队的张副营长问大家；我们有些连队为啥至今连一块像样的菜地也有不起？他指的是十连、十一连两个连队，尤其是十连，连续几年经常喝“玻璃汤”，干部汇报时都不好意思抬头说话。有个副连长私下里摇着头对我说：不是我们不种，是因为种下去等不到收获，就被偷得只剩秧飏头了。“只有成夜做贼的，哪有成夜防贼的”，你防黄昏他偷半夜，你防半夜他偷拂晓，偷盗成风，逮住了又能怎样？讲起来叫“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落后的群众”，但无政府主义残余的影响和表现，用湖南老乡话说，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人不要脸，鬼都害怕”。顽劣之性，屡教不改，偷得干部没精打采，偷得队伍人心涣散。你说，伙食长期得不到改善的黑锅，就该有农场干部给背着吗？

有些公知的心胸中，从来没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总是以讨伐者、批判者的教师爷嘴脸，站在被人民剥夺了“天堂”的“剥夺者”立场上，极端仇视新中国的一切，对上山下乡运动更是颠倒黑白，大肆挞伐，极尽诽谤污蔑之能。之所以要撕下那些无良文人的伪善包装，揭露他们的邪恶之心，是因为他们从动机、目的、语言到手段，都是在赤裸裸地造谣撒谎，对西双版纳数十万知青的凌云壮志、家国情怀、成长成才、青春奉献视而不见，只字不提，而对那些根本不入流的所谓“阴暗面”，那些“鸡鸣狗盗之徒”的所谓“受苦受难”，如同苍蝇逐臭般地饶有兴味，抓住不放，无限放大，炼成毒箭，箭箭射向兵团（农场），射向那个时代，这难道只是他们的食痂之癖吗？

与此相呼应的是，个别知青也不问问自己在边疆蹉跎岁月，是怎么过来的，多干了些什么，回城后，又是告状，又是控诉，为无良文人否定知青生涯、寻找“落难伤痕”脱裤子，裸身子，递刀子，送炮弹，以一面之词鸣冤叫屈，洗白自己。懒汉懦夫，俨然成了“反迫害”“反潮流”的盖世英雄。挺立在西双版纳群山上的橡胶树在抽泣滴血：翻转面皮忘恩负义、虚无历史否定过去，对得起当年栉风沐雨披荆斩棘、心手相连尽心尽力的老职工和战友们吗？

一棵胶树一颗心，一片胶林一片情。去西双版纳，我是以种植橡胶为己任的。但栽得不多，只有１７８株，１９７3年雨季里栽下的。75年８月去七连，顺便看了一下，长大了，高度有一米七，茎粗有四、五公分，山腰间，亭亭玉立，阳光下，熠熠生辉。５０年了，现在估计该是一抱多粗。那时说，苗儿长到第七年就能产胶，估计出胶至今，产量累加，能以“吨”论了。

栽种橡胶树，是我们新建连队的首要任务。七一年咋到，老职工指着北、东两处山上砍下的竹木野草，说这是他们奋战了四个月的成果，叫“砍坝”，接下来是“烧坝”。三月中旬（大概是23日）的一个傍晚，连长指挥我们进入“防火隔离带”，几个排长用旗语打着手势后，由二排长老钟哥率先点火。火光窜起，四处响应，火势哔哔啵啵地快速蔓延，烈焰升腾，火柱冲天，成了火的海洋，火的世界，持续到九点半才逐渐熄灭。烧坝后热冷空气对流，凌晨四点来钟，又打雷又刮风，迎来了入疆后的第一场大雨、第一个雨季。

接下来的任务是清坝，为下一道工序挖梯田作准备。就是把满山横七竖八、烧剩的残余树竹清理一遍，有的一烧了之，有的集中在一边，陆续扛到伙房作柴火用。烧山只需一夜，清坝颇费功夫，这活干了差不多一个月时，

接下来开始育苗。育苗不难，移来沙土，建了苗床，领来了有鸽蛋那么大、颜色和形状与蓖麻籽一模一样的橡胶籽，挑拣、晒过后，一颗一颗均匀地安放在苗床上，个把月就发芽了。还先得移植到另一块地上，长到一米来高锯断主干，有专人来嫁接，待到第二年才能再次移植种入穴中。橡胶苗不娇生惯养，成活率还是相当高的。

因为我被派遣到地方上搞阶级复查，回来已经是七二年的七月初，赶上了“打穴”。就是在整平了的梯地上，每隔二十米开挖一只六十公分占方、五十公分深的洞穴，清一色男子汉，一天的任务量是45只，包干到人，必须保质保量，且有专人验收，进度有快有慢，但没有不完成的。

打了穴，就是栽种了。这是再次嫁接过的树苗，嫁接处有一枝嫩芽，那得好好保护的。我领着全排人马，跟着老陈，到三连的那块苗圃地里，小心翼翼地挖出了幼苗，树桩大约30公分高，根系倒有25公分围园，挑回连队，置放在阴凉处。下午先是“酱根”，一株一株地把根系浸没在用猪牛粪和的稀泥坑里，稍后挑上山，放入穴里，竖直了，按照根须“长相”一层一层理直、理平，不可断，不能曲，保证根根完好，捏碎土壤逐层慢慢撮入，不能操之过急，是颇费功夫的。近乎精雕细琢的操作程序，有利于胶苗入穴后在短时内融入水土，发挥根系合力，吸收养料，保证种一株活一株和成活后的茁壮成长。老陈是手把着手为大家做演示的，告诉我们农场初创时期，领导和职工对胶苗培育的重视和精细，有人曾经因为把三株胶苗扔入山沟而被判过徒刑。所以，从刨出苗床到植入洞穴，我们都十分认真，觉得这是在履行一份责任，满足一份心愿，没有掉以轻心的，更没有偷工减料的。七五年我去看的时候，周围山上一片一片的绿油油，旺盛着哩。

栽树不足两百，少了。一是因为在连队只赶上一个能栽的雨季，其余从事的，大多是服务性工作，苗圃地护苗，胶林除草，盖茅屋，修公路，开菜地，等等，都是围绕主业开展的。其次，是因为我岗位变动，调到了营部，虽然要下连队参加劳动，访问采风，但锄头毕竟扛得少了。

开荒，砍坝，挖梯地，打穴，这些活计不算轻，但也不算重。1970年12月，我随大队民兵连参加川沙县组织的马家浜疏浚工程，北起凌桥，南至孙桥，就是一个生龙活虎、热火朝天的大战场。披星戴月，挑灯夜战，35天的工作量，我们24天就完成了。好几个晚上，回到宿舍，我还赶写表扬稿送广播站，为大家鼓劲加油。连续作战，不怕疲劳，开河工地上，我们东滨大队的民兵，谁也没休息过一天，得了公社的第一名，县里的第三名。进入兵团后，挖梯地，修公路，砍坝，经历了好多次“大会战”，露宿在山岭里，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平心而论，所有繁重忙碌的劳动，还没有遇到过其强度超过家乡三个“农忙高峰”和马家浜疏浚工程。那时虽然没有《劳动法》，但是正拉八经的八小时工作制，节假日和星期天都能休息，没听说有什么“疲劳作业”，“超负荷运转”，更没有什么“白加黑”或者“九九六”。生产任务按年度、季度、月度编制后下达到连队，每周、每天的工作量，一般按月度计划分配和执行，具体操作时轻重分类，男女搭配，一年四季，没有闲着的时候，除了应对突发性自然灾害外，也很少需要加班加点。有时候，为完成某项特殊任务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团组织义务突击，一般不会超过两小时，青年们踊跃参与，有的因为没轮上还不开心呢。不知《我要回家》那本书中，所言的知青如同流放者般地遭惩罚“服苦役”的现象，究竟发生在什么时段、什么地点、什么单位、什么人、多少人身上？我们江镇、川沙县的老乡，除了个别因为遇到意外而不归，决非是干活而累死的。79年回老家，谁也没缺胳膊少腿，告别边疆，牵儿携女，重新创业，都活得好端端的嘛。

要说完成的工作量和辛苦程度，除了挖梯地之外，我觉得原属水利兵团的战友们要比我们累得多。在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中，他们凭双手用锄头和铁耙,掏出了一筐又一筐坚硬的沙砾，修筑了总长达49.6公里水渠道；在波浪滔滔的南蜡河上，靠铁锨搅拌和推车运送，浇铸出底宽7米、高4米、顶长74米的拦河大坝。冲锋陷阵，英姿飒爽，攻坚克难，神采飞扬，狂风吹不倒，巨浪打不散，水利兵团中有近半数的女青年，进入施工现场，重活累活技术活，都拿得起放得下，使足十分劲，顶着半边天，巾帼不让须眉！修渠筑坝历时四年，他们群策群力，还自己动手，开垦了5460亩荒地，种粮豆，栽果蔬，喂养鸡鸭猪牛，肉菜基本自给。

“旌旗在望，鼓角相闻”，除弊兴利炮声隆，造福于民同心干，实现了勐腊县“要把山河重安排，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誓言，把丰厚的水资源开发成为发电和灌溉综合利用的现实。建成以后，不但消除了边寨缺水的困难，改善了生活条件，更利于地区的快速发展、规模发展和长远发展，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是上海热血知青与边疆各族人民携手并肩，顽强不屈，战胜艰难、征服自然的辉煌成果和精神象征。傣楼瑶寨哈尼村，龙仔咪涛老阿琵，各民族百姓都由衷感激，盛赞颂扬，知青美名，流芳百世。为祖国强盛，劳动光荣；为人民服务，奉献崇高。“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创造者默默无闻，“一不为名，二不为利”，“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yongbing1993]

《内卷》《躺平》为何屡刹不止







《内卷》与《躺平》是当下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治理下年轻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一个指向“过度竞争”，一个代表“退出竞争”，这两个截然相反的词语折射出年青一代对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社会，又或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中《竞争》白热化的挫折感。2021年《躺平》被评为年度十大流行语，2022年初《摆烂》又冲上热搜。如今中国的年轻人《躺平》《内卷》《摆烂》有多少？为什么？有谁思考过？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不断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走资派忽悠说：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多么好。以致改革开放一开始就《全民经商》，人人参与《投机倒把》官商勾结官倒成风，的确，成就了一小部分贪官污史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先富起来成为资本家了。而大多数人沦为资本家们的《打工仔》。之后，走资派和资本家及右派们忽悠人人尤其是年轻人大学生们都去《创业》致富争取先富。然而，成功者屈指可数。几次忽悠后人人失去信任了就都去《考公务员》找国企外企互联网大厂的工作。得到的结果是几百人上千人争一个职位，就开始《内卷》了。随之又《躺平》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间，对于享受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各种免费及资本的累积，以及“改革开放”实然归私有化《红利》的几代“少数人先富“的中国人来说，早有房有车、极少数己成富可敌国的大资本家，而“少数人先富“中的又一部分人及头脑灵光投机取巧的人也己成为中产阶级，这已经形成一条既定的中国人在社会地位或富有阶级上升通道，甚至不少是白手起家、成为千万富翁的“励志”故事也比比皆是。

但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年轻人们很快便意识到，市场的饱和与竞争的激烈超出年轻人的预期，想要赚钱已经不像祖父母或父母那一辈人那么容易了。大品牌和外卖平台几乎掌握了行业规则，年轻人即使开个小店进入市场也已经太晚。

一些小吃店为了竞争在外卖平台的排名，提高曝光度，他们只能尽量压低商品价格。标价50元人民币的一单订单，减去各种活动折扣后，顾客可能只需要付25元，而商家要支付活动折扣价格、外卖配送价格以及平台服务费。

“所有新商家为了活下来都在倒贴钱做生意，一个新店要做成功真的就像登天一样难。”哪怕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凌晨三四点回家，他们的小生意仍然没有起色。

2020年，有一家小店面对亏损100多万的现实，他们最终选择关掉这间店。在他们看来，自己的经历与许多同龄人在不同领域面临的困境一样，是“社会内卷化”的一种表现。“大家考虑的不是怎么真正去提高质量，而是相互消耗，真的像噩梦一样”，他们说。“结果就是大家都是输家”。同时，降价可以拿到台面上说，降低质量数量就不能说。

在一些年轻的公务员口中也能听到：“干得好不如躺得好”，“路见不平，绕道而行”，“毁灭吧，累了”……久而久之，消极情绪不断蔓延，人生轨迹也发生偏离。有的年轻干部刚迈进“机关门”就开始混日子，见到工作两手一摊，碰到问题两眼一黑。有的刚被提拔就打起“小算盘”，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还有的深陷腐败漩涡，甘心被“围猎”腐蚀，破罐破摔变本加厉，靠赃款奢侈消费来自我麻痹。玩女人赌博参与黑社会出卖情报当间谍等都有。

如今国内外形势复杂，又因缺乏信仰，不知如何要干，各行各业“内卷”日益加重，巨大的生活成本让年轻人感到“压力山大”。但更为关键的是，一些年轻干部在努力之后又无目的，因而产生了懒惰思想，遇到挫折产生了畏难情绪，在面对得失时怨天尤人、自暴自弃。

“内卷化”的背后，是已来自中产阶级的年轻人面对错过机会窗口期的一种挫折感。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眼见父辈分享中国从公有制转为私有制之间的红利，畅想自己也会面临这样的机遇，但现实已非如此。

现在的人们之所以担心是因为他们发现有太多竞争，不再像是90年代或者21世纪最早几年那样，只要有一个想法就有机会去创业迅速致富，那个发展的阶段已经过去了。

在数十年吃完“红利“后，中国已经实现几代领导人希望的“与世界接轨”，走资派特色中国己出现典型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状态。然而，与西方工业革命相比，中国实现这一阶段的过程十分短暂。这短暂到它仍停留在人们鲜活的记忆里。这些年轻人的父母，甚至只比他们大10岁的邻居可以在这个年纪获取那么多利益，但如今这个窗口对他们却关上了。某种程度上，这是中国几千年中历史性的一刻。

对于“被卷” 感到不满的年轻人发现，他们的沮丧无法被已经获得成功的上一代资本家们理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打工仔与他们的雇主也是资本家之间的对立日益明显。

在最受中国年轻人青睐的互联网行业，一群程序员因为不满行业常见的高强度加班“996”工作模式（每天早9点一直工作到晚9点，每周工作6天），他们在网络上发起一场抗议运动。他们提议所有人准时下班回家，还建立了一份“996”黑名单。中国年轻人与资本对立的情绪也日渐高涨。资本家将“内卷”解读为“欲望与惰性的差距”。而许多的年轻人认为，这代表了“资本家”的典型观点。

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是曾经创造中国式成功神话的马云。他曾支持“996”，称这种工作模式一种“福报”。而这几年间，他已跌下神坛，不仅阿里巴巴收到中国政府开出的182亿元反垄断罚单，他本人的形象也从“马爸爸”变为“吸血鬼”与“资本家”。

在中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同时，这种“仇富”心理存在范围的扩大似乎不出意外。根据《福布斯》发布的2021年全球富豪榜，包括香港与澳门在内，中国有698位亿万富翁，数量居全球第二，今年新增210名亿万富翁，比全球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与此同时，中国前总理曾在去年公开表示，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仅1000元左右。

《内卷》在流行半年多以后，一个与“内卷”截然相反的新词——“躺平”横空出现。《躺平即是正义》的帖子吸引了许多目光。“两年多没有工作了，都在玩，没觉得哪里不对，压力主要来自身边人互相对比后寻找的定位和长辈的传统观念……人大可不必如此，”文中写道。

“躺平就是我的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才是万物的尺度。”，“只要我躺得够快，资本就剥削不到我”，“社会险恶，先躺为敬”，许多人纷纷这样附和。躺平是年轻人对“内卷”的一种反抗，是以放弃他们认为无意义的努力来退出竞争。“只要我还在工作，内卷就会一直存在于我的生活，“虽然这个概念并没有提供不同的行动方案，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好事，说明大家开始反思过去的发展模式。

为什么一个可以在清理街上小贩问题上那么严格的政府，对私人企业的劳工条例不认真看一眼？最重要的不是哪里出了问题，而是怎么才能形成一种社会合力。现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找不到可以突破的地方，因为其中有很多利益，都是靠不合理来吃饭的。就如《劳动法》白纸黑字明文规定就是明目张胆地违抗。当然要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些问题，还得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

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中，除了没有私有，没有资本家外，还有为年轻人量身定制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涉及千家万户的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是中国共产党一贯主张。

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年5月4日，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讲话，讲话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就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为此，毛泽东认为“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就是改造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必由之路”。《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24页，详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530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毛主席身体力行，让自己的儿子成为走这一道路的带头践行者。1946年，为了让从苏联回来的爱子毛岸英适应中国革命的环境，了解中国的真正国情，毛主席把刚从苏联回国的毛岸英送到农村，拜当时最有名的延安劳动模范吴满有为老师，去当农民。主席对毛岸英说：“虽然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但是你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你还没有上过中国的‘劳动大学’，因此我希望你能够去农村拜农民为老师，在这所农村大学里，你能学到之前课本之中学不到的很多知识，你看好不好？” 毛岸英深知父亲的良苦用心，服从了父亲的安排，直到手上磨出了老茧，才从“农业大学”毕业。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形势，毛主席一直关注着中国青年的发展方向。1955年，毛泽东在看到许昌地委报送的《大李庄乡合作化规划的经验》材料中，谈到郏县大李庄、邱庄、吴堂、杨庄四个村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这在当时也算是知识分子了）回到村里参加农业合作社，有效地解决了合作社缺乏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时，敏锐地捕捉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一条极佳途径，于是批示道：“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哪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495页。 此后“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成为影响整整一代人的口号。

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指导思想，1955年，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又提出：“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

此后，从50年代底开始，就有一大批城市青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志愿报名到农村去插队落户。2009年9月被评为新中国成立以来100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以及2019年9月再次被授予“最美奋斗者”荣誉称号的邢燕子，就是1958年插的队；同样于2019年9月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号的天津宝坻县知青侯隽，是1962年插的队。在这些先进典型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的广大城市青年纷纷报名到农村、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据不完全统计，毛主席的批示和党中央的《纲要》下达后，山西省就有51个县的8万多青年自愿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参与，团省委在其中挑选了1038名优秀青年组成志愿者垦荒队，由各地团干带队，到内蒙古的河套地区支援边疆建设。乔晋湘《对山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考察》， 知青问题研究 2017.9.2

196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进一步明确提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这是首次以中央的名义专门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发出的文件，也是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培养“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联系起来。

此后，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如火如荼，从60年代初开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达到一个新高潮。所以成为上山下乡的高潮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况所决定的。一是建国以后，由于国内环境稳定、医疗条件和生活条件相对改善等原因，使中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口出生出现井喷式增长。而在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普及，受教育人数急剧增长。到六十年代底至七十年代初，这部分人大多步入成人。在当时情况下，中国国内经济基础还相当薄弱，客观上难以安排这么多的青年在城市就业。因此，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到农村去插队落户就成为必然选择。二是在“文革”开始后，1966至1967两年，国家没有安排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使中央《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中提出的每年安排100多万知青的任务，集中到1968年后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