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今天是祝针灸万岁！

毛泽东说：今天是祝针灸万岁！

 

 

加拿大首个中医学学士学位课程将在昆特兰理工大学开设。预计将于2025年9月开始招收首批学生。卑诗省政府与昆特兰理工大学7月26日宣布上述消息。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后，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１９５８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３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１１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Ｖ”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中国的针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１８２２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７月２６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６２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

[yongbing1993]

毛泽东谈：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　　　　

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不要四面出击〔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

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１〕（一九五○年六月六日）　　　　

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　　　　

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因此，中央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今后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组织广大指挥员和战斗员，尤其是文化水平低的干部，参加文化学习。　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一九五○年　　八月一日）　　　　

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在我国的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中，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方针，广泛地开展了一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这同样是我国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在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的时候，我曾提出了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建议。现在，这个建议已经逐步地变为现实。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我们预祝这个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能够在稳步前进中获得更大的成就。三大运动的伟大胜利〔１〕（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１〕（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一　《书记动手，全党办社》〔２〕一文按语　　

我们要在党内外五百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和获得辨〈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结论的提纲〔１〕（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对于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高级知识分子，不应该将他们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而应该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他们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对于这种人，应该给以充分的时间，耐心等待他们的进步。　　

为了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进一步地进行对于知识分子的改造，大批地培养知识分子，以加速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领导。　　

过去六年中，各地党组织都没有注意吸收甚至拒绝吸收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中央组织部应当负责订出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年度计划和几年计划。根据毛泽东修改件刊印。　　对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１〕上发出的号召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同志讲了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根据　　一九五六年一月三十日　　《人民日报》新闻稿刊印。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　　　　

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是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那样办，就搞错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的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团结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６〕的文章，今天用不着。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过来呢？事实上已经有许多人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１〕（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　）　　

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　　　　

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　　

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压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时间，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说来是不对的。　　

[yongbing1993]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诸多法宝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的知识分子要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

一切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应该受到尊敬。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知识分子必须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感情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需要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专家学者们一方面帮助群众、指导群众，另一方面向群众学习，使自己的专门知识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专门家只有代表群众，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的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是党制定政策的基础。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工作中决定的因素，是发现哪些政策是人民大众接受的，哪些是有意见的、反对的。

只有证明为大众拥护的政策，才能成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的政策。革命的政治家是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领袖，革命政治家的任务是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的群众路线是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凡属正确的领导，就是经过研究，将分散的无系统的群众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把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

要了解情况，惟一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没有调查，实际工作者无法了解变化着的情况，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的人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共产党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是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了解情况就是认识世界。

全党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调查研究，第一是眼睛向下，而不是昂首望天。没有满腔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一定不能做，一定做不好。要当人民的先生，先当人民的学生;只有当群众的学生，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按照群众的需要领导群众前进。

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超过群众觉悟、违反自愿原则的命令主义是错误的，迁就群众中少数人的不正确意见，落后于群众、违反领导群众前进原则的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

有些群众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长远的、全局的、集体的利益。

不少青年人不容易深切了解中国人民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期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把发生的困难作真实的说明，和人民一起研究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革命战争伟大力量的最深厚根源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吸引革命人民的旗帜，党所领导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这个军队的惟一宗旨。

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一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不但是战斗队，而且主要的是工作队，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会生产，无往而不胜。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证着军队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

在革命战争中，群众是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正是由于人民的真心诚意的支持，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到人民解放军，从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到现代化装备，从消灭小股敌人武装、消灭日本侵略军和蒋介石反动武装到击败号称无敌于天下的美国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的军队，成为一支令剥削阶级和外国侵略者闻之胆寒的传奇般的军队。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之一。

在国内，唤起民众，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中国永远是党与非党联盟，长期合作。统一战线包括在一定条件下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矛盾、有区别地对待各种中间势力。

但是，必须坚决地揭露和清除民族叛徒，必须保证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

关门主义是错误的，投降主义和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也是错误的。在国外，联合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结成国际统一战线。这就是国内国际的两个绝大多数。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关于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工人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强大的革命阶级。它可以而且必须把绝大多数团结在自己周围，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

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一种政治制度，是保卫人民革命成果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武器，它要求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

它的第一个作用是压迫国内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的剥削者、破坏者，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作用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人民民主专政保证着人民在国家生活中的主人翁地位，是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发展的先决条件。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人民必须管理上层建筑。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文化是群众的。基本的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

要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歌颂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暴露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使帝王将相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的舞台恢复历史的真面目。

中国共产党获得政权，一草一木归人民。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权利，就没有保证。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的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属于权利问题。

人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

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权利。

毛泽东在治理新中国时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应该采取民主的方法来解决。所谓民主的方法，就是讨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关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独创性见解。

这些要点所显示的，不是若干互不相关的观点，而是一种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理论体系的大厦。

对于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对于忠诚的共产党人来说，在任何意义上，“人民群众”都不是一种政治标签、文件术语、竞选口号和表演姿态，而是渗入血液和神经的安身立命的根基。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每一次胜利，都来自人民群众的支持、信赖、智慧和英雄主义。

毛泽东和黄炎培1945年讨论的历史周期律问题具有深刻的内涵，是一个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没有任何党敢于面对和找到破解之路的问题。

一个政治集团和它所代表的阶级，一旦通过斗争和反抗摆脱压迫和剥削，就发生社会地位向对立面转变的情形，成为新的压迫者和剥削者。

于是开始新一轮的压迫和剥削，开始新一轮的反抗和斗争。

随着中国共产党取得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这种在私有制基础上已经循环重演数千年的历史，丧钟敲响了。这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新路”。其理论成果，就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人民群众历史地位、关于党同人民群众关系问题的系统学说。关于《文革》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十年《文革》的社会实践。《文革》继续革命的理论是马列主义的发展和社会实践的第一次试行。

在世界马列主义运动史上，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地位和作用为全球所关注，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神圣而艰巨。历史告诉人们的真理就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群众路线能够救共产党。只有《文革》继续革命的理论才能使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得更远。

[yongbing1993]

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近代以来，中医饱受争议。

支持者甚众，反对者亦不在少数。

许多重量级的名人都曾著文激烈反对过中医，如曾国藩、梁启超、严复、孙中山、陈独秀、鲁迅、胡适、陈寅恪、郭沫若、周作人、丁文江、梁漱溟、傅斯年、钱钟书、巴金、李敖等等。这些人物都是大人物，在民国时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其中不乏过激之词，如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

大学者陈寅恪说：“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鲁迅说：“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

连同一向用词平和的巴金也曾这样说：“干净彻底消灭旧医，平生所愿，活得长些再长些，一定要亲眼看到它的死亡，亲眼看到人人都清楚认识到旧医就是巫术，像老鼠过街一样人人喊打”……。

那么，一代伟人毛泽东是如何看待中医的呢？这个话题相信许多人都会感兴趣。

毛泽东学贯古今，对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与实践自然有着很深的研究。他曾多次在写作与谈话中谈到过中医，多次接受中医治疗，并与不少中医名家交往过。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毛泽东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长征到达延安后，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陕北著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吃了第一副药叫您胳膊抬得起来；吃了第二副药叫您胳膊能转动；吃了第三副药您的胳膊就自由了；吃完第四副药就能让您爬单杆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以及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都收到了满意的疗效。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所取得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曾谈笑风生地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第二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第三是麻将牌。不要看轻了麻将，你要是会打麻将，就可以更了解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关系。麻将里有哲学……”尽管当时可能是随意一说，但他把中医放在“三大贡献”之首，充分表明了对中医的看重。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1954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

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接着，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研究院于1955年12月成立，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4年，毛泽东还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

1955年1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6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同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原因是中医在野西医当权。中医药是人民群众赖以防病治病的主要力量，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应当看到中医有本事，要当专家来看，按专家待遇。今后医科大学毕业生要学两年中医。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不仅对中医药情有独钟，而且还与许多中医名家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5年4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中医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3月23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建国后，毛泽东还几次接受中医治疗。1950年，毛主席发烧，一个多星期了，打了些针，吃了些药，烧还是不退。毛主席对保健医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孔伯华说：“麻烦你给我吃点中药吧”。孔伯华给毛主席诊了脉，看了病，开好药方，请毛主席吃两到三付。结果，毛主席吃了两付，烧就完全退了。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服用刘惠民开的药3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11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询问唐由之叫什么名字，得知其名字后，毛泽东立即风趣地说：“这个名字好。你的父亲一定是位读书人，他可能读了鲁迅先生的诗，为你取了这个‘由之’的名字。”接着，毛泽东就背诵了鲁迅悼杨铨的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闭上眼睛在听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