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独立》工农掌权有何不妥

《台湾独立》工农掌权有何不妥

 

 

 

《台湾独立》台湾的工农有本事掌权宣布独立有何不妥？不过台湾的工农需要的这种《独立》不是寄生在外国的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上的殖民地，而成为《反中国》的先头分子，这是《共产党》《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当然，当年的《台湾共产党》没有能实现《台湾独立》。

这是百年前的台湾，还是被日本殖民地的台湾。百年前的中国大陆还被几个外国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而又是一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貧穷落后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四分五裂各个地区的军阀占山为王各自为王，何来一个“统一“的中国？何来《台湾独立》？

这个时候一个二十多岁的湖南青年投书湖南长沙《大公报》。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

作者：毛泽东     吋间：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１），封面打了红色，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2）。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３〕，三个国会〔４〕，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５〕。波兰独立〔６〕，截克独立〔７〕，匈牙利独立〔８〕，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９〕。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这个专栏发表的第一篇。

〔２〕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为湖南《大公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是日该报封面（即头版）用红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５７页注〔３７〕。

〔３〕三个政府，指１９１２年起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１９１６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１９１７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

〔４〕三个国会，指黎元洪于１９１６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１９１７年８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于１９１８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

〔５〕德国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爆发了推翻威廉及其政府的革命，并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６〕波兰独立，指１９１８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

〔７〕截克，今译捷克。此处指１９１８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

〔８〕匈牙利独立，指１９１８年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９〕三个政府，指当时在海参崴、黑河和上乌丁斯克分别建立的海参崴和黑河两临时政府及远东共和国政府。

〔１０〕当时的行政区划。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等省。三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是指蒙古、西藏两地方。

百多年前《台湾》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之下，有一大批台湾人从事《台湾独立运动》。早在1895年《台湾民主国》运动中，台湾人就说过，“台湾独立（出日本）之后，仍属中国。”

后来的《台湾共产党》，也是力主《台湾独立》，但其目标并不是与大陆为敌，而是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继而寻求与大陆重新统一之可能。

当年《台湾共产党》人中就有许多人同时参与了中国共产党，比如：谢雪红等人，甚至《台湾共产党》人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比如：蒋孝干等人。

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共产党》的镇压剿杀是万分惨烈的，日本帝国主义所用的剿杀手法是极为残暴的，最终将台湾岛内的《台湾共产党》人几乎全部扼杀。

昔日《台湾共产党》的之《台湾独立运动》，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台湾共产党》是亲中国大陆共产觉的，是绝对没有仇恨中国及中国共产党的。

而今日之《台湾独立》，简称《台独》或《台毒》，不管是公开宣言要搞《台独》的台湾的民进党，又或是暗中要搞《台独》的台湾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都是有亲美国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都有献媚日本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不但如此，还都反共产党反中国反中华民族反毛泽东的，也都绝对没有亲中国的。

而毛泽东当时讲的《台湾独立运动》，根本就不是今日之《台独》。

早年有一次西方记者对周总理提问：请问，中国目前倒底有没有妓女？周总理答道：有！下面记者群“四座镇惊“。总理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在中国台湾省。

1949年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时刻不忘收复台湾。中美建交谈判时，双方争议最大的焦点，还是台湾问题。周恩来与毛泽东在事关台湾主权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与寸步不让，令基辛格有点惊讶。
毛泽东晚年时，还派92岁高龄的章士钊经香港与台湾联系。周恩来临终前，在病榻上还最后召见了主管台湾事务的官员罗青长，“但悲不见九州同。”

美国记者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记载：1936年7月16日斯诺到延安访问时曾向毛泽东询问：“中国人民是否要从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收复所有失地？”毛泽东当时回答：“不仅要保卫长城以南的主权，也要收复我国全部的失地。这就是说满洲必须收复。但我们并不把中国以前的殖民地朝鲜包括在内。当我们收回中国的失地，达成独立以后，如果朝鲜人民希望挣脱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枷锁，我们将热烈支援他们争取独立的战斗。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台湾。”又见1947年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在延安的广播讲话：“我们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武装部队，完全支援台湾人民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的斗争。我们赞成台湾独立，我们赞成台湾自己成立一个自己所要求的国家。”毛泽东依然还是主张台湾从日本占领下的独立和建国，不是让台湾从中国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在台湾海峡发生过三次危机。在这三次台海危机中，大家都责骂蒋介石，唯独毛泽东看出，蒋介石不想分裂中国。

第一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0年。当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台湾属于中国领土一部分。”“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毛泽东看到后表示，蒋介石还有一点良心，他不想分裂中国，不想成为千古罪人。

第二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5年。美国人则打算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搞了一个把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美国总统把台湾问题从中国一国之内的问题，变为必须经过联合国的国际问题。蒋介石却不接受美国总统的这个“好意”，不同意把台湾问题纳入联合国管辖。蒋介石说：“在4000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汉贼不两立”，这也是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还说：“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他强调，大陆和台湾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不容割裂。毛泽东看到蒋介石这个谈话材料后表示：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蒋介石和美国人考虑的不一样。

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在1958年。这一年6月至8月间，蒋介石频繁派特务、海军骚扰大陆，蒋介石还向美国人求援。美国总统从地中海、美国西海岸、菲律宾调来第六舰队的大量兵力，帮助蒋介石守卫金门。

毛泽东于8月17日做出了炮击金门的决策。从8月23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一连三天对金门实施了连续大火力炮击，给予国民党守岛部队以沉重打击。接着又多次集中炮兵火力轰击金门。突然而猛烈的炮击，使蒋介石和美国人都十分惊慌。

美国人以为他们帮助蒋介石守金门有功，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造成的声势使蒋介石害怕，觉得这是压迫蒋介石搞“台湾独立”、分裂中国的一个好时机，就由杜勒斯出面抛出了一个“划峡而治”方案。美国人的这一打算被蒋介石看穿了，他对美国人表示，决不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专门接见美联社的记者说“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也“只是片面的声明”，我“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这个谈话，表明他还是要维护中国统一的。后来毛泽东在《告台湾同胞书》中特意向蒋介石说了这样的话：美国人是靠不住的。

毛泽东与蒋介石在维护中国统一问题上见解一致，在挫败美国人搞“两个中国”阴谋问题上，配合也算默契，加上毛泽东在国际上公开了他关于支持蒋介石当“总统”的意见，因此，蒋介石有了与毛泽东建立特殊联系的打算。毛泽东也正想争取蒋介石，以便实现台湾和平解放，因此，也愿意与蒋介石沟通。周恩来于1956年5月5日在接见外宾时，请他们给蒋介石传话说：“蒋介石如果愿意将台湾归还祖国，就是一大功劳，中国人民会宽恕他的。”

毛泽东曾对传话的说：我知道蒋介石很惦记他的家乡和他在大陆的一些房产，你可以到处走一走，顺便去那些地方看一看。这样，曹聚仁就在当年10月先上了庐山。他在庐山住了一个星期，还专门拍摄了“美庐”的照片。之后，曹聚仁又去了蒋介石的老家奉化，看到蒋家祖坟保护得也很好。

传话者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详细介绍了“美庐”受到保护的情况，说：那里面的珍贵物品一样都没有少，都放在原来位置，连宋美龄用过的钢琴也放在原来的位置，餐厅里的银制餐具也一样没有少，蒋介石用过的轿子还摆在原来的房子里。

于右任1964年在重病之中写下了一首《望故乡》，很能够代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人的心情：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有国殇。

[yongbing1993]

毛泽东说：今天是祝针灸万岁！






加拿大首个中医学学士学位课程将在昆特兰理工大学开设。预计将于2025年9月开始招收首批学生。卑诗省政府与昆特兰理工大学7月26日宣布上述消息。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后，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１９５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１９５５年２月２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１９５４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１９５８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３００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 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１９５５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１９５７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

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３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１１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１９５９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１９７５年７月２３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Ｖ”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中国的针灸，已有２０００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１９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１８２２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１９５５年４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

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１９７１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７月２６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６２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１９７２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

[yongbing1993]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秘密到访延安







一九四七年蒋介石秘密到访延安，住窑洞坐矮凳，发现一个惊人真相！

一九四七年，盛夏八月的陕北高原，两架军用飞机先后降落在延安临时机场，蒋介石一行陆续走下飞机来。

由于这是一次绝对保密的视察行动，只有几名经过特殊审查的中央社记者随行，他们拍摄的照片不能随便发表，要交由军方作为“重大消息”对外公布。

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在1947年3月至1948年4月约一年间占领延安，这是中共党史和国共内战中一段特殊的史实。

蒋介石决定冒险来到延安视察绝非一时冲动，除了大造声势和政治宣传的需要，在这个国民党领袖的内心深处还有一种令他寝食不安的东西，说到底就是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迫使他来向老对手毛泽东“登门取经”。

抗战胜利重庆谈判，蒋介石依然没有把土里土气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但是仅仅时隔不到两年，事实证明他再次犯下致命的错误。

狂妄自大的蒋介石就是在一再遭受失败之后终于放下架子秘密来到延安，他以一种自嘲的语气告诉学生：来而不往非礼也。两年前我邀请毛泽东到了重庆，今天我来到延安回访，可惜的是毛泽东没有邀请我，是我不请自来。

蒋介石取过小凳来亲自尝试：

八月的延安，烈日当空酷暑难耐，蒋介石一行在部下簇拥下视察了杨家岭、枣园、王家坪等地。他看得很仔细，提出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让胡宗南常常回答不上来。

在抗大旧址，蒋介石说，这就是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了。他看见共产党的黄埔军校不过是一排简陋的窑洞教室，一切因陋就简，几乎没有像样的教具。黑板都是用木炭灰涂黑的，礼堂是露天的，标准配备是每人发个小凳子，朱德总司令和各级军官都在这里听课学习。

蒋介石用手在黑板上轻轻一抹，手指就留下一个黑印。他又取过小凳来亲自尝试坐了一下，小凳子太矮，已经60岁的他很不习惯，险些坐在地上，吓得宋美龄和蒋经国赶紧扶住他。

军事训练场地只有一些自制的木马、竹天梯等教具，越野障碍则是一座陡峭的崖壁，崖壁上留下许多人体攀爬过的痕迹。

当蒋介石得知大多数共军高级将领都在这里学习过，他沉默一阵才感叹说，若论设备，我黄埔军校和中央军校不知道比这强多少倍，可是会打仗的人反倒越来越少，你们说说这是怎么回事？

人们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在一座山坡上，蒋介石看见大片土地被开垦出来。有人告诉他，共产党开展大生产运动、官兵一起开荒种田，比如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就是著名的劳动模范。还有彭德怀，经常下田劳作，董必武是有名的纺线能手。

连毛泽东、周恩来也经常参加劳动，自产的粮食蔬菜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蒋介石点点头，脸色阴沉。

下榻延安窑洞，一宿无眠

在王家坪，蒋介石走进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他看见窑洞地面是泥土夯实的，陈设简陋，炕上铺了一张木板。部下告诉他，毛泽东是南方人，不习惯睡炕。

一个吓得发抖的村民被带进来，蒋介石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

比如你见过毛泽东吗？答，是的，经常见。

问，他穿什么衣服？答，跟那些兵一样。

问，新的还是旧的？答，旧的，袖口打了补丁。

问，毛泽东穿什么鞋？答，布鞋，还有草鞋。

问，他跟你讲话吗？答，讲过。

问，讲些什么？答，他说额（我）家的红枣好吃哩。

问，你送给他的？答，没，他买的，给了额钱。

又问，还说什么？想想答，为啥陕北人不爱吃红辣椒？

问，你怎么回答？答，额说，吃了那家伙屁眼疼。

又问，他平时最喜欢吃什么菜？答，一个是南瓜，一个红辣椒。

问，平时有何爱好？村民想想回答，散步、逗孩子、开会、听匣子（收音机）。

问，几时睡觉？答，听说晚上不睡觉，早上睡觉。

村民走后，蒋介石走出窑洞，他登上山坡，看见天边已是夕阳西下，雄伟的宝塔山被灿烂的夕阳层层包裹，好像一支巨大的火炬在山头上熊熊燃烧。

这是一幅壮丽的图景，蒋介石心中一时涌出许多复杂的东西来，神情怅然若有所失。胡宗南低声向他请示，请回城里官邸用晚餐。但是蒋介石摇摇头，语气淡淡地告诉学生，今晚自己不走了，就住在这里。

是夜下榻延安窑洞，蒋介石一宿无眠。

《剿匪战史》(邓文仪主编)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

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

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妓院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他曾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持续的时间是6个星期，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来源：网络

[yongbing1993]

《湖南共和国》《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在二十多岁时投书长沙《大公报》，题为《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中说：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

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

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

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波兰独立，截克独立，匈牙利独立，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

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

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１９２０年９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十多年之后的1931年11月7日，就在俄国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的同一天，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中国工农红军作为国家的武装力量，并选举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4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为主席。

毛泽东：同志们，全体代表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今天成立了！

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国民党三次“围剿”，把赣南、闽西两个苏区连成一片，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央苏区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但尚未确定建立政权和开会的地点。1931年9月28日，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总部领导人在抵达江西瑞金的叶坪村宿营后，最终决定在这里的谢氏宗祠召开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日这一天，叶坪村张灯结彩，鼓乐喧天。来自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西、琼崖等根据地的红军部队，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以及各项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作《政治问题报告》。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大胆探索与尝试。作为当时全国苏维埃革命的中枢，对统一领导与加强全国苏区和红军部队的斗争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后各个历史时期乃至新中国的政权建设也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历史经验。

“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

1931年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叶坪村外的一片樟树林里举行。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决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行政机关。选举毛泽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主席”的这个称谓，就是从这时开始使用的。此前，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处于被分割状态的各根据地的指挥，在政治上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推动了各根据地的政权、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建设。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政权管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制度，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根据地进行三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数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在代表中一般占20％以上。.

“世界上最精干的中央政府”。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人民委员会设外交、军事、劳动、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人民委员（也称“部”），同时下设国家政治保卫局。后又被称为“九部一局”。

大会结束后，谢氏祠堂用木版分成了15个小间，除教育部和政治保卫局外，中央政府的8个部全在这里办公。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每个房间内设一部电话机，一张桌子，几条凳子。每个部连部长在内仅几个工作人员。一个小小的祠堂，装下了差不多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脑机关。毛泽东曾说，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

1934年1月召开二苏大会后，成立了最高法院和中央审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增设了总务厅、国民经济部、粮食部。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这些国家机构，是新中国成立后一系列国家机构的雏形。

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毛泽东在1934年1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郑重地提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在保卫苏区的斗争中，许多青壮年男子大批地参加红军上前线，农村劳动力缺乏。为拓展劳动力资源，苏维埃政府动员农村妇女参加劳动。各乡苏维埃政府之下都设立妇女劳动教育委员会，组织有经验的老农帮助妇女学犁耙、插秧。据《红色中华》1934年5月报道：“瑞金模范的武阳区，去冬只有两个妇女会犁耙，现在就有一百零四名会犁耙了，还有一百九十四人正在学习。”在1934年春召开苏区妇女劳动模范大会期间，代表中的犁耙能手还应邀到瑞金武阳区做示范表演，毛泽东到现场观摩指导，并给她们颁发绣有“学犁耙能手”字样的围裙和印有“妇女劳动模范”字样的斗笠。

苏维埃政府，规定对苏区所有儿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为满足小孩子上学的需要，苏区内各乡村都办起了列宁小学（或劳动小学）。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中的报告中列举说，在江西、福建、粤赣三省2931个乡中，有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在校学生占适龄儿童总数的50%左右。

苏维埃政府除推动分田运动外，还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文化事业等等。长冈乡的群众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自带干粮去办公，腰缠金条去乞讨。“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访贫农。”这首当年在赣南地区传唱的山歌，表达了人民群众对苏区干部优良作风的由衷赞叹。

1933年下半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苏区经济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苏维埃政府发起了“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的群众运动。江西省苏维埃主席刘启耀以身作则，带头响应节省运动，从家中带米去食堂吃饭，不要公家发伙食费。妻子埋怨他，身为省苏维埃主席，居然连口饭都赚不到吃。他回答说，共产党的干部是以为人民谋幸福为己任的，此外别无所求。刘启耀自带伙食办公的事迹被《红色中华》报道后被广为传诵，影响带动了一大批苏区干部。

要把每一粒粮食留给前方的战士。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特别是对食盐的产销、储存严加管制，推行所谓“计口售盐”等十分毒辣的手段，苏区的食盐短缺非常严重。苏维埃政府想尽办法购进食盐，用土法熬制硝盐等，但食盐短缺现象依然存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苏区干部与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食盐标准一降再降，谁也不准多吃多占搞特殊。

“腐败不清除， 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专门设立工农检察部，作为反腐的专门机构。何叔衡担任第一任部长。设立控告箱。木质箱体的顶部、正面、左侧、右侧都用毛笔写满了举报规则，字迹清晰可见。其中一面写着：“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的现象，苏维埃的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这个来自江西瑞金高兴区苏维埃政府，由工农检察部控告局制作的控告箱，是苏维埃政府厉行反腐的一个缩影。

1932年初，中央苏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惩腐肃贪运动。很快发现，时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牟取私利。他生活腐化堕落，诱逼奸淫妇女。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一定阻力。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判决，谢步升被执行死刑，成为我们党反腐败史上被枪毙的第一个贪官。

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反腐法令。

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这次大会后，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成立中央审计委员会。相关审计结果在《红色中华》上公布，在规范财政财务收支、查处贪污浪费、促进廉政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34年9月11日，中央审计委员会曾发布一份审计报告，得出结论说：“只有苏维埃是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这个结论，完全符合中央苏区的实际情况。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声音震动世界，这一瞬间成为永恒，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