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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辩证唯物论就省事少犯错误

(2024-07-03 17:03:57) 下一个

有了辩证唯物论就省事少犯错误

 

 


《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很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

《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很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第145页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章节名: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

页码:第145页

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

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

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

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很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引自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

“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很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这句话历来就是各政见不一矛盾产生的根本,自古多是领导者以唯心和主观主义行事,其结果必然多是失败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一九五五年三月)

毛泽东: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学说,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经验,在我国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即一九五二年,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这个总路线就是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期间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以求达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党的总路线以及党为着实现这个总路线而采取的各项重要的政策和办法,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

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但是我们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和错误。

我们的许多办法不可能在一切方面都规定得很恰当,这应当在实行中根据新的经验加以补充和修正。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

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一一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同时,必须很好地继续发展同伟大的先进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亲密合作,也要发展同资本主义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合作。

我们经常说,不要因为我们的工作有成绩就骄傲自满起来,应该保持谦虚态度,向先进国家学习,向群众学习,在同志间也要互相学习,以求少犯错误。

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我感觉仍然需要重复地将这些话说一遍。

鉴于种种历史教训,鉴于个人的智慧必须和集体的智慧相结合才能发挥较好的作用和使我们在工作中少犯错误,中央和各级党委必须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继续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必须懂得,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这样两个方面,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结合的。而个人负责,则和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独裁,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利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强大的,内部是团结的;而帝国主义阵营则是虚弱的,在它们那里有不可克服的重重矛盾和危机。

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们应该了解: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

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着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借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

如果我们在上述两方面都做了适当的措施,就可能避免敌人给我们的重大危害,否则我们可能要犯错误。

同志们!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六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

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

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

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

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

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

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

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

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

我们在一九二一年刚刚建党的时候,只有几十个人,那样渺小,后来发展起来,居然把国内的强大敌人给打倒了。

自然界这个敌人也是有办法制服它的。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

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

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

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

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毛泽东: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相当多的人,对哲学没有兴趣,他们没有学哲学的习惯。可以先看小册子、短篇文章,从那里引起兴趣,然后再看七八万字的,然后再看那个几十万字一本的书。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毛泽东: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bā]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单干是不好的,总是要有人帮,在这样的问题上尤其要有人帮。看是要看的,看他们改不改,但单是看是消极的,还要帮助他们。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毛泽东:戒“左”戒右。有人说,“‘左’比右好”,许多同志都这么说。其实,也有许多人在心里说,“右比‘左’好”,但不讲出来,只有诚实的人才讲出来。有这么两种意见。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乏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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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判断《社会制度》好与坏的标准






判断社会制度好坏的标准是什么?

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判断社会制度好与坏的标准应该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人当然希望生活得好一点,但是个人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社会制度好,人就会比较幸福。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好呢?

现在主要的社会制度是资本主义,看上去正要吞掉全世界。那么看看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吧。

美国是靠屠杀印第安人,霸占他们的土地而成立的国家,是最血腥的国家。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在灭绝印第安人的过程中指示其将军:“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接受任何和平建议。”杰弗逊总统称美国人必须“追踪并灭绝印第安人,要不将其赶往人迹罕至之地”。“伟大”的林肯总统下令绞死38个印第安人,无一人经法律程序,十分钟判一个,比希特勒干得还利索。尤其令人发指的是,该部落所有成年人皆被定为死罪,唯一的证据是其反对政府,并在战争中在场。

二十世纪美国首任总统,美国英雄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奥多?罗斯福也是一样,他说:“这是难以避免且最终是有利的,我不想走得太远去说只有死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但我相信十个好印第安人中九个是死的,而我也不愿深究第十个的死因。”这种对原住民进行的种族灭绝行动令人发指,表现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罪恶的本质。

美国总统都是靠美国军工财团和石油财团上台的,上台后自然要投桃报李。如何报答?发动非正义侵略战争就是个不错的选择。这种就是资本主义,霸权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维护剥削无产阶级条件的工具,资本家是国家的主人。

有人说,在美国可以骂总统,当然这比封建社会不能骂皇帝进步了,但是人不能靠骂总统生存。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必须在资本家需要时,靠出卖自己的劳动才能生存。所以说:可以骂总统,但是不能骂老板。

在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不可能有尊严和积极性。 资本主义国家,一切都是资本的奴仆。西方媒体所宣称的“言论自由”,“客观报道”都是虚伪的。如果是传统媒体,资产阶级控制得牢牢的,没有雄厚的资本根本没有话语权。资本主义确实不是有利于大多数人生存和发展的好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作为新生事物,虽然由于认识上的原因,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但是比资本主义更加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生存和发展,是比资本主义好的社会制度。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比较两种制度的好坏。

从经济地位上看,资本主义从法律上明文保护私有制,保护剥削。资本家是社会的主人,官员是资本家豢养的打工崽,无产阶级是资本家的挣钱工具。社会主义则既注重保护公有制,也保护合法、守法的经营。在公有制,大家的社会地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无产阶级是国家的领导阶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革命阶级,“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74页,黑体字是原文有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资本家情况很复杂,有的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有的则是完全的吸血鬼,食利者。相反,无产阶级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如果共产党员连这个常识都忘记了,那真是数典忘祖、令人悲哀的事情。

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允许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是“左”的思想,与迷信资本主义的右倾思想一样都是有害的。但是允许人们赚钱一定要看合法还是非法;对国家和社会有益还是有害;对员工有人性还是无人性;对环境有污染还是没有污染等。资本主义一个重要特征是只考虑自己赚钱,不管别人、社会、国家、环境等。现在发达国家把污染企业搬到第三世界国家就是典型的例子。社会主义则不同,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既考虑经济,又考虑社会、国家、环境等。至于说社会主义发展不快,完全是错误的没有任何根据的胡说。如果说传统社会主义还没有表现出更快的发展速度,那是正确的看法,因为现在的社会主义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完善之处,一旦社会主义完善了,资本主义就该寿终正寝了。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不可能不含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种社会的特征。也就是说,超过可能性硬要提前消灭私有制,或者在可能时,不消灭私有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必然长期存在,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斗争只是幻想。私有制当然有腐蚀作用,但是违反客观规律地取消自留地,“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不是反而造成资本主义的大泛滥了吗?所以应该允许资本主义因素的存在,但是始终要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斗争,无私奉献思想和自私自利思想的斗争,守法和违法的斗争等。社会主义一定要在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成长、发展、壮大、直到最后取得完全的胜利。

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没有经济地位,肯定没有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理论上应该大家都有积极性,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我认为那也是认识上有问题,只是暂时的现象,是可以改正的。无产阶级在不同社会制度的情况下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方式是不相同的。

在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没有地位,是被迫(被棍棒和饥饿逼迫)地工作;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是自觉地工作。举个容易理解的例子,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仗。共产党官兵同心,群策群力;国民党当官的拿枪在后面逼着士兵说:“给我冲,谁不冲我毙了谁”。结果当然大不相同了。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这里就应该包括改造自己的私有观念,贪图享受的习惯,不劳而获的习惯,好逸恶劳的习惯,自由散漫的习惯,不求上进的习惯,被迫劳动的习惯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靠棍棒和饥饿逼迫人们劳动,社会是能发展,但是这种几千年来传统的被迫劳动的方式与人们自觉地劳动的方式相比,是落后的、低级的、不人道的、效率差的、终究会被废除的方式。当然社会主义要对人们进行思想教育,也不排除劳动纪律的必要性,但是与资本主义相比要优越得多。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没有阶级的时候,仍然要按劳分配呢?就是因为人和传统观念决裂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单位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时已经全部是公有制了)都要实行按劳分配,但是两个阶段有明显区别。

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马克思指出了几点特征:1、不存在剥削者,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2、劳动者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而是以劳动量计算;3、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4、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5、平等的权利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等。

在资本主义社会,名义上人人平等,但是穷人和资本家是不可能平等的。需要钱吗?抛弃良心,用肉体和知识为资本家服务吧!马克思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的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3页)。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钱多者是上帝,钱少者是奴隶,其实钱多的上帝也是钱的奴隶,最后所有人都成为钱的奴隶!

社会主义社会,因为是公有制为主,大家的政治地位完全平等,基本上不存在上面那种人与人实际上极不平等的情况。群众不用怕领导,厂长不能炒工人的鱿鱼。上学不愁交不起学费,毕业不愁找不到工作。结婚不怕没有房子住,生病不怕医院见死不救。有困难,找领导,生老病死有人管。没有人比别人高人一等,也没有人比人矮上一截。人人诚实善良,不谋私利。社会主义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请看1966年初法国《十字架报》的文章:

“你尽可让自己旅馆的房门敞开着,或者,你作为外国人,有一辆车子,车子打开车窗,停在那里,从没有人碰一碰。如果你丢了一件东西,把证件丢在旅馆里,请放心,大家都会动手去找,并且赶紧把东西送还给你。一次,有人想扔掉一条旧裤子。人们两次送来,一直送到上飞机的扶梯上,把裤子还给那位先生。我曾以为自己丢失了两卷胶卷,当我对向导讲了以后,他便在我们所经过的地方到处寻找,他担保说,如果我真的丢了,那么一定会找到的。可是没有找到……后来,当我回到巴黎以后才发现,胶卷并没有丢。”

你是愿意生活在1966年初那样社会风气的社会里,还是愿意生活在今天不锈钢笼子中?毫无疑问,对大多数人来说,1966年初的社会主义更加优越。

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正如上面马克思所说的,一切职业都是资产阶级“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所谓“自由、平等、博爱”只是画上的饼,永远不能充饥。中国走资派特色社会现在文化方面出现了腐朽、色情、暴力、荒诞、恐怖、无聊、沉沦等对人特别是对青年人极其有害的作品大肆泛滥的情况,就是资本主义化的表现。

今天的新闻媒体大部分时间在宣传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诲淫诲盗的作品,用活灵活现的描写刺激人的感官,毒害年轻人,诱导他们走上犯罪的道路。年轻人的偶像是歌星、明星是社会畸形的表现,是社会的悲哀。与其相反,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核心是“无私奉献,积极进取”。一个是“拔一毛以利天下也不为”,一个是“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你说你愿意生活在哪个社会中?

现在主张搞资本主义的走资派都说,社会主义因为不如资本主义先进,所以失败了,这完全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十月革命、中国革命能够成功?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革命胜利后人民会迸发出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两国会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苏联能够打败不可一世的法西斯?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中国在十分疲惫之时能够与世界第一强国打成平手?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苏联能够首先把人送上天?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中国能够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取得国防工业的巨大成就?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能够抵抗两个虎视眈眈的超级大国?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中国在世界上会有与经济实力不相称的国际威望?如果社会主义不先进,为什么第三世界的人民要把中国当作他们的榜样?

新生事物都需要有一个完善的过程。不完善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全世界资产阶级都想在社会主义不完善的时候把社会主义消灭,他们说社会主义不应该存在。全世界无产阶级正相反,他们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必须捍卫并完善社会主义。
yongbing1993 回复 悄悄话 中国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忠实信徒






《文革》中批走资派。《改开》之后完完全全彻彻实实用社会实践被证实了。走资派邓小平的机会主义两面派手法得逞了。也是对于信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育者。中国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忠实信徒,不但在中国国内大搞孔孟之道,还要将孔孟之道散布到世界各地,似乎要将孔孟之道驯化全世界的人。世界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孔子学校“布下了不少。

毛主席在《文革》中反复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全党全国人民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这些党内走资派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斗争,积累了极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在深入批邓的斗争中,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总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研究和掌握党内走资派的特点和活动规律,对于弄清楚资产阶级在哪里和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问题十分有益。

走资派搞修正主义,总是要抛出反马克思主义的纲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任何政党,任何政治派别,都有自己的纲领,它“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集中地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鲜明地反映出这个政党所执行的路线,“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9页)。

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一类走资派,为了复辟资本主义,总要抛出修正主义的纲领,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相对抗。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三自一包”等等,到林彪提出“克己复礼”和炮制《“571工程”纪要》,到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并授意炮制《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尽管不同的时期,说法有所不同,花样也可以“翻新”,但其纲领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实质,则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他们的纲领所表述的基本观点,都是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的纲领所规定的政治任务,都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就是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党内走资派的修正主义纲领,不仅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复辟愿望,而且指导着他们的复辟行动。党内外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都聚集到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之下,一个个跳了出来,“拚老命”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就是证明。阶级斗争的事实说明,哪里贯彻执行“三项指示为纲”最“坚决”,那里的翻案妖风就刮得最凶;那里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就受到压制和迫害;那里就会出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被“全面整顿”掉的严重局面。因此,我们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中,一定要抓住他们纲领性的东西、抓住他们修正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这个要害,深入批判,充分揭露其极右实质,更好地识别他们,战胜他们。

中国走资派是孔孟之道和新老修正主义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之类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都是不读书,不懂马列,是孔孟之道和新老修正主义的忠实信徒。叛徒、卖国贼林彪曾说,儒家的《四书》是“中国政治思想的蓝本”,这当然是胡说。但是只要在“中国”二字后面加上“历代反动派包括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内走资派”几个字,这句话就比较确切了。在走资派那里,孔孟复辟之道,新老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理论,是兼收并蓄、融为一体的。

孔孟之道是他们的重要思想根源,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是他们的重要理论基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都把儒家的“忠恕”、“仁义”、“中庸之道”等同新老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揉合在一起,作为腐蚀革命队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严酷的事实告诉人们,走资派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力论,搞的却是惊心动魄的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斗争,搞的是孔老二式的“克己复礼”,要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制度。

走资派要搞复辟倒退,他们的思想路线必然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他们不可能懂得客观世界的发展规律,总是以自己的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他们以为凭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可以任意摆布历史发展的进程,因而必然根本否认“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的真理。他们把儒家的“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实用主义的“有用的便是真理”,乃至马赫主义的唯我主义等等,奉为至宝。他们的思想路线适应着反革命政治的需要,是为他们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一条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要比从组织上打倒一两个机会主义头子艰巨得多。在当前批邓的斗争中,我们要把批判邓小平同批判中外机会主义头子的言行结合起来,同批判孔孟之道结合起来,把邓小平反
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深批透。

走资派总是要搞修正主义组织路线。走资派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必然搞分裂,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裂革命群众队伍。他们就象列宁所说的,“总是最恶毒的分裂分子”(《工人的统一和选举》,《列宁全集》第36卷第178页)。他们从上到下大搞宗派分裂活动,既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又是欺骗群众,保护自己,妄图达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目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党的一贯政策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以实行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坏人的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邓小平这样的走资派们则总是千方百计破坏党的政策,“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实际上是要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

走资派要复辟,必然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织搞修正主义的队伍,另立资产阶级司令部。邓小平一重新工作,就提出“首先抓班子”,到处攻击老中青三结合原则,叫嚷关键是要“整顿领导班子”。邓小平的这种“整法”,就是要从上到下组织一支敢于复辟,顽固坚持搞修正主义的干部队伍。不管老的、中的、青的,凡是右的他都要“依靠”,甚至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清查出来的叛徒、特务留在党内,以便日后东山再起。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都要“搞下去”。他选择任用干部,根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实际上是要引诱干部跟他搞修正主义,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邓小平推行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就是企图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队伍。

走资派都是搞阴谋诡计的。一切修正主义分子,特别是党内走资派,都是反革命两面派,都是玩弄阴谋诡计的专家。这是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邓小平矢口否认自己是两面派,硬说他搞修正主义“是光明正大的”。这既说明他虚伪,也说明他顽固。他因袭一切反动派“以屈求伸”的“韬晦之计”,抛出假检讨,赌咒发誓要“悔过自新”,“永不翻案”,但一重新工作,就翻脸不认帐,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抛出“三项指示为纲”,强加在党和人民头上,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到处煽动别人写诬告信,并授意捉刀代笔,上书言事,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他造谣言放暗箭,恶毒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妄图分裂党中央,分裂革命群众队伍,但却高叫“团结”,比叫喊什么都厉害,这难道是“光明正大”吗?如此等等,完全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两面派行为。邓小平就象马克思所痛斥的野心家巴枯宁一样,“如果说他在理论上一窍不通,那末他在干阴谋勾当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致弗·波尔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5—396页)

邓小平这类走资派玩弄两面派手法,对革命的危害很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些人的手法也不断翻新,伪装越来越巧妙,因而有更大的欺骗性。现在邓小平虽然垮台了,但是走资派还在走。他们仍在继续玩弄阴谋诡计,干扰批邓的大方向,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

走资派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拚命争夺舆论阵地。“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走资派搞复辟总是要与无产阶级拚命争夺舆论阵地。他们或亲自出马,或指示其追随者炮制种种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鼓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提出蛊惑人心的反革命口号,制造耸人听闻的政治谣言,妄图首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就是从大造反革命舆论开始的。在天安门广场闹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首先打出这个“拳头”,以反革命舆论作为反革命暴力的前奏。邓小平除了伙同少数几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采用到处讲演,大肆放毒和拟提纲,筹办刊物等手段外,最恶毒的是用谣言来作为翻案复辟的武器,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鲁迅先生曾经说过:“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三》)从邓记谣言公司炮制出来的五花八门的弥天大谎中,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一类走资派手段和目的的卑鄙,进一步看清党内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腐朽性和疯狂性。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必须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十分重视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抓好革命舆论的工作,用革命舆论压倒并战胜反革命舆论,使人人都知道走资派,使走资派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

走资派总是要竭力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社会主义社会出现走资派,有它深厚的阶级根源和经济基础。毛主席指出:“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在今天我们的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在生产关系三个方面,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与此同时,旧的资产阶级、大量的小资产阶级,大量的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还存在,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到处都有。这一切就是走资派存在的土壤和条件。

走资派,特别是那些搞修正主义的“大官”,总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为他们自己,为新旧资产阶级谋取很大的利益。他们在不改换社会主义名称的情况下,把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蜕变为走资派实际控制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他们欺压工人、农民,欺压学生,欺压小官,把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变成雇佣关系,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他们以暴发户的贪婪性,通过某些合法和大量非法的手段,侵吞工农群众的劳动成果。总之,他们是一伙“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

但是,广大工人、农民对此是不能容忍的。他们要求继续革命,不断限制和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这必然引起走资派的刻骨仇恨和拚命反抗。因此,对资产阶级法权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邓小平疯狂地仇视和扼杀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就因为那些新生事物有力地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下达以后,邓小平气急败坏地叫嚷:“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要有一个物质基础,没有,怎么限制?”实质上是用唯生产力论来取消阶级斗争,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甚至授意一些人在翻译上做文章,妄图取消“资产阶级法权”这个概念,充分暴露邓小平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也表明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打中了走资派的要害。列宁指出,对于产生阶级统治和阶级斗争的基础,无产阶级的利益总是要求消灭它,“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也就应该指向这种基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列宁选集》第1卷第86页)我们深信,只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种基础必然最终要被完全摧毁。这是无论走资派怎样跳,也无法阻挡的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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