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帮干部子女霸占一切优势资源

这帮干部子女霸占一切优势资源

 

 

《1972年，这种走后门的狂潮........》

《文革里的走后门。这些干部子女为所欲为，娘老子也放纵他们，毒化了社会空气。》

《高级干部子女，下乡的寥寥无几，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为数更少。》

《整个社会成了这帮干部子女霸占一切优势资源的狂欢场所。》

《几乎清一色的是军以上干部的子女。》

《他们表现如何？“懒散、特权思想、玩世不恭是那个时代军队高干子弟的通病。”》

《长期不请假，经常私自外出，一连几个月让部队找不到踪影。》

《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转发《文革期间的“走后门”问题》

来源:  博客

作者: 杜钧福

现在一些人讨论腐败或者说特权是什么时候开的头。有人说文革前的情况还是很好的，都是文革把风气搞坏了。这话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也有人说，从延安时代就有了，当初丁玲萧军他们反对的就是这个。这话也对，腐败之风源远流长。根本原因就是这帮干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和以前的农民起义领袖没很大差别，不能期望他们有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们年青时读到先烈方志敏的文章，读了《红岩》这样的书，全都感动得泪流满面。其中所反映的基本上是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想法。如果方志敏和《红岩》那里面的牺牲者活到“解放”以后，他们的命运还很难说呢。

50年代风气确实比较好。上层的生活老百姓看不到，中下层还是比较平等的。一般来说，极左越猖狂，社会风气越坏。我的同学李吉士回忆1958年以后，领导机关下基层，就普遍的吃吃喝喝了。但是文革这个运动，确实把腐败上了一个台阶。

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是，腐败从“红一代”传递到“红二代”。

就某种意义说，文革就是为了解决接班人的问题。1964年，提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口号，而且，针对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对外战争的可能性，层层布置了确定各部门各单位“第二梯队”的具体措施。权力中枢已执政十几年，可他们的儿女辈年龄尚幼，绝大部分还是中学生（中共“五老”之一董必武的儿子也是中学生）。如何实现这个政权的代际传递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这种思虑反映在他们的儿女身上，就是文革中红卫兵运动起源的思想基础。

正如一些老红卫兵所反思的，在当时的学校里，“黑五类”子女已不构成威胁，他们根本上不了大学，有些连中学也上不了。他们无法在学业上竞争的是中间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子女。所以，把“黑五类”子女剔出去的战略不管用了，必须把“红五类”择出来。这就是红卫兵的组织原则。“红八月”的屠杀和驱逐也是针对城市中间阶层的，因为经历频繁的政治运动后，北京城里真正的“黑五类”人员已不多。

当然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形势就不是他们所完全掌控的。这场风暴，到了“九大”以后，特别是“九一三”以后，就基本上平息了。“九一三”实际上宣告了文革的失败、旧制度的回归。老干部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对文革进行清算，也就是力图恢复他们在文革前的位置并为他们的子女寻找出路。这时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因为大风大雨他们已经经过了，况且他们凭借着“被林彪迫害”的道德优势。

这种依靠权势谋自家的利益的行为由来已久，但1971年以后大爆发。例如《鸿》的作者张戎自述1969年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西部山区插队。但她在那只待了26天。期间所干过的较重农活是上山背柴，她自己感觉背了63公斤，而现场称量结果为2.25公斤。然后她以伪造证明的方式转到成都郊区。在此期间她三分之二的时间住在城里，在农村时也很少干农活。1971年张戎母亲通过后门将其调入成都国营工厂。1973年再经其母的关系进入四川大学外语系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由于其母的积极活动得以留校任教。1978年在其母干预下获得公费资助到英国留学。

到了1972年，这种走后门的狂潮已经让国家领导人无法容忍了。在得知从山西选拔来送北大为科学院培养的学员都是干部子弟时，周恩来怒不可遏，但是又无可奈何。因为他知道，不能得罪这帮地方干部，稳定和维持九一三以后的局面，还全靠这些干部。毛和周的手里已经没有多少牌了。

1973年6月国务院召开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披露：“中央机关，各省市领导机关的高级干部子女，下乡的寥寥无几，至今仍留在农村的为数更少。”

于是，整个社会成了这帮干部子女霸占一切优势资源的狂欢场所。请看当时空军34师人员的回忆。为什么是34师呢？

“34师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军队高级干部子女，一是由于空军是陆海空三军中待遇最高的军种；二是由于34师是运输机师，事故率、死亡率相对较小；三是由于34师是中央专机师，可以有机会接近任何一位中央首长；四是由于34师的驻地在首都北京，很容易和常到北京的父母相会。”（浪花《三十四师的高干子弟》，《红袖添香》，2002）

谁来了？“仅仅在我的视野之内，34师就有叶剑英元帅的儿子，刘伯承元帅的孙子，彭绍辉大将的儿子，韩先楚上将的儿子，许世友上将的女儿。军师长一级、中将、少将、大校级军官的子女足足有一百人以上，1973年分到34师的第四期女飞行员二十多名，几乎清一色的是军以上干部的女儿。”

他们表现如何？“懒散、特权思想、玩世不恭是那个时代军队高干子弟的通病。”

“前面提到的叶剑英元帅的小儿子，就是因为长期不请假，经常私自外出，一连几个月让部队找不到踪影而惹恼了他所在的102团2大队的行政副大队长。他在全大队的会上，将叶帅的儿子点了起来说：‘我不管你是谁的儿子，今后再这个样子，该去那去那，不要回来了。’”

“飞行大队的干部战士，当然支持这个副大队长的正义行为，他们联名给叶帅写信，说他的儿子是‘一个只拿钱，不干活的飞行员’。”

“这件事，不知为何被江青获悉。于是，引发了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叶剑英发难。造成了全国‘批林、批孔、批走后门’三箭齐发的局势。”

知道“批林批孔”运动中这件著名公案的来由了吧？

“不光叶帅的儿子如此，许世友将军的女儿许华山同样如此。1972年许华山已经连续几个月不在部队，没有向任何人请假。一天，许世友将军的电话打到了部队。问34师师长‘你们把我的丫头派到那去了，怎么几个月没有音讯？’。这一下可急坏了34师的大员们。他们原以为许华山在家里，谁知，家里反倒向部队要人。于是，34师调动所有的关系，满世界的找人。最后，还是从海军司令部的一个高干子弟那里得知，许华山这几个月一直在上海芭蕾舞团学习跳舞。把34师的领导们气的脸一个个憋的活像猪肝……”

“这帮高干子弟，在34师随心所欲，为所欲为。韩先楚上将的儿子，是按普通地勤兵入伍的，到了部队想干空勤。胡萍师长，亲自下令改为空勤领航员。领航员干了没几天，又要学飞行，于是又成了飞行员。这些普通人要经过几年航校培训的事，在他们身上，就是这样轻而易举地换来换去。”

后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提出反走后门，直到现在被认为是想搞乱军队。究竟谁在搞乱军队，是很清楚的，就是这帮不法的干部子女。

当然，不是所有干部子女都这样。也有相当优秀的，堪称表率。“34师的高干子弟表现有好有坏，差异极大。其中，刘伯承元帅在修理厂的孙子，有极好的口碑；独臂将军彭绍辉大将的儿子，是102团一名看似极普通的机械师，十分和气，没有一点干部子弟的架子。类似的高干子弟很多，这些极清高的人物，给原本高高在上的34师注入了一阵孤傲不群的清风……”

为所欲为的都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干部的子女；表现好的都是那些不当权甚至边缘化干部的子女。我也接触过一些干部子女，也感到有这种规律。例如我的老同事高凡，原名高莉莉，是原炮兵司令高存信将军的女儿，著名历史人物高崇民的孙女。她在哈军工读书期间就表现极为优秀，上过报纸，文革期间下放，后落实政策调到我单位，为人极为谦和。文革期间物资非常匮乏。我家偶然机会买到一辆小轮自行车，不想要，问谁要。几个女同事议论，说高凡遇事向来谦让，问她要不要吧。一问果然要，就让给了她。所以我感到她家没任何特权，也不争。可惜这样的好人前几年走了。我想，如果都是这样的“红二代”接班，就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了。

可惜，实际情况完全相反。怎样造成这样的结果？是老子位子高了，就“变修”了，还是本来就是逆向淘汰？我不知道。“那时的部队和社会就是如此的不公，父辈留给子女的‘遗产’，决定着他们人生的道路是顺利还是坎坷。”

再回来说文革里的走后门。这些干部子女为所欲为，娘老子也放纵他们，毒化了社会空气，给解放军丢了脸。更值得忧虑的是，这样一批公子小姐接了班，会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江青在“批林批孔”中抓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三箭齐发”，只有这一箭发得对头，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我想，也符合解放军空34师官兵们的情绪和愿望。除此其它两箭，什么“批林批孔”，都是扯淡。

这件事后来如何发展，大家都知道，就是毛的一句话“走后门的也有好人”把它否了。毛的话，当然不错，但是用在这里，简直是混账逻辑。所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反走后门，以及毛对这个反走后门的否定，是文革中非常重要的事件。毛泽东这样的态度，是为干部们进一步腐化，以至于文革后实行集体世袭制开辟了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这也是广大参加文革运动的群众对毛的拥戴开始崩溃的起点。以前，他们将毛看作红太阳，看作救世主。社会上的一切苦难、一切不合理的事情，他们都认为是“走资派”干的。“经是好经，就是给歪嘴和尚念歪了。”现在，他们终于认识到，这个伟大领袖不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和历代的皇帝没什么区别。他们进而开始怀疑从少先队时期所被灌输的一切，理想主义完全破灭，随即开始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历程。

黑龙江造反派学生领袖范正美写了一本《秋梦追思》，总结文革历史。从书内容来看，属于左派思想范畴，算个毛派。但是他对毛在反走后门问题上的立场表示强烈质疑。他说：“毛泽东在我思想上屹于泰山的地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他还说：“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批示公开的如此强烈的非议在我知道的这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认定，走后门问题是干部利用特权破坏正常纪律和合法程序，与党的传统格格不入。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与后来不正之风的进一步恶性膨胀，不能说没有关系。”他把这归于毛老了，糊涂了。

毛当然不糊涂。毛和学生领袖一样，也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毛知道，这个理想主义不能当饭吃。毛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众多正在走后门的干部们把他拥戴上的，特别是军队干部是他最终的靠山。而叶剑英、许世友、韩先楚这些元帅将军，你跟他们说理想主义的话他们是听不懂的。他们之所以拥戴毛、跟随毛，就是为了他们可以走后门。

扯远点，秦国大将王翦率军出征楚国。大军出了国门二三十里，不走了。王翦派一个参谋回去向秦王要求再赏赐给他一些田亩。大臣们愤怒了，说这人怎么这样贪婪。秦王却不恼，如数赏赐给他，大军随即开拔了。王翦傻吗，贪吗？他知道，一国之君最不放心的就是大将带兵在外。所以他必须装出贪图小利，胸无大志的样子，叫秦王不起疑，不会在后方掣肘。

所以，你想，叶剑英、许世友的儿女成天玩闹、跳舞，林彪的儿子成天和几个谋士在小屋里筹划国家大事，还自称什么“联合舰队”，作为一国之君的毛，对哪种干部放心呢？九一三以后，毛彻底走向现实。所以，江青反走后门是可以理解的，也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但是毛否定这个，也是必然的。

江青说，走后门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其实毛的治国之道和马列主义没多大关系，马列主义只是个招牌。但是在这件事上，江青惹了大麻烦。如果江青没有反走后门这出戏，她的下场不会有那么惨，因为干部是得罪不起的。这就注定了江青及四人帮的灭亡。

[haiwaiyouzi]

毛时代的工人阶级是中国的主要领导阶级！

[yongbing1993]

《我为祖国献石油》中的《我》







《我为祖国献石油》中的《我》是谁？是王进喜。是薛柱国。是石油工人。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全体石油工人。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的这些石油工人不是以每小时拿多少工资来《我为祖国献石油》的。

这些石油工人：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 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红旗飘飘映彩霞，英雄扬鞭催战马。

这些石油工人：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云雾深处把井打，地下原油见青天，祖国盛开石油花。天不怕 地不怕，放眼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石油滚滚流，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 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红旗飘飘映彩霞，英雄扬鞭催战马。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云雾深处把井打，地下原油见青天，祖国盛开石油花。天不怕 地不怕，放眼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石油滚滚流，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热情豪迈的石油工人的英雄赞歌，不仅是激励一代代石油工人投身祖国建设的号角，也是优秀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英雄群像的整体写照。

1964年3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组织作曲家到大庆油田体验生活，创作一批反映石油工人的作品。

沈阳音乐学院院长李劫夫也接到了通知，要求他务必在3月20日到黑龙江省的萨尔图报到。由于身体的原因，学院准备找一位年轻人陪同，经李劫夫院长提议，由秦咏诚陪他同去。19日晚的车上，秦咏诚询问，萨尔图是什么地方。李劫夫告诉他：萨尔图是个大油田，叫大庆油田，当时还保密着。辗转到了大庆后，许多音乐家同住在大庆石油指挥部的招待所。

从第二天开始，油田为音乐家们安排了介绍有关石油方面知识的课程，从勘探、钻井到采油、炼油等一连十天，一天一个内容。十天后，油田又安排他们深入一线体验生活。

秦咏诚和李劫夫、王莘被安排在“铁人”王进喜担任队长的“1205英雄钻井队”，并在井队里和王进喜朝夕相处，一起生活了三天。

这期间，王进喜向秦咏诚讲述了他1959年在北京开人民代表大会时，看到北京的公交车由于缺油背着煤气包而心情沉重，还听他讲述了大庆石油大会战的情景。

1960年春天，王进喜的钻井队正在玉门油田，听说北方发现了大油田，全国要在那里举行大会战，当即向上级请战。

他们告别了亲人，穿着单衣登上了北上的列车。面对着恶劣的气候、艰苦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简陋的设备，石油工人为了让国家早日甩掉“贫油”的帽子，打破西方敌对势力的经济封锁，以战天斗地、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响亮口号。

“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气概，使秦咏诚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和巨大的冲击。

特别是同王进喜和他的钻井队朝夕相处的几天里，秦咏诚对石油工人的认识得到了极大升华，情感上产生了强烈共鸣。

结束三天体验生活，秦咏诚回到招待所，油田党委宣传部为他们准备了一批反映大庆油田和石油工人工作生活内容的歌词，希望作曲家们谱曲。

在老作曲家们挑选完后，秦咏诚也挑了挑。这时，一首歌词跳入眼帘，是石油工人薛柱国写的《我为祖国献石油》。

歌词形象生动，人物鲜活，将石油工人豪迈、乐观的情绪和战天斗地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描绘得入木三分。

秦咏诚越看越激动，在招待所食堂里，仅用了20分钟，就写完了这部作品。

秦咏诚回到学校后，将作品唱给朋友和学生们听，听取并采纳大家的建议，将原来最后一句比较简洁的旋律改成了现一气呵成的拖腔。

同年，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的刘秉义在一份音乐刊物上看到了《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曲谱，随口哼唱了几遍，忽然发现它振奋人心，给自己的感觉就是节奏感非常强，演唱起来肯定非常铿锵有力，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演唱这首歌。

《我为祖国献石油》歌词：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 地不怕，风雪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红旗飘飘映彩霞，英雄扬鞭催战马。

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莽莽草原立井架，云雾深处把井打，地下原油见青天，祖国盛开石油花。天不怕 地不怕，放眼世界雄心大，我为祖国献石油，石油滚滚流，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首热情豪迈的石油工人的英雄赞歌，不仅是激励一代代石油工人投身祖国建设的号角，也是优秀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英雄群像的整体写照。

受到歌词意境的启发，歌曲的前奏采用了较快的速度，明快而富有弹性的节奏，跳动起伏的旋律线，好像满载着石油工人的列车驰骋在祖国的锦绣河山，从祖国的大西北风驰电掣般地驶向千里之外的大东北。

而后，引出了石油工人豪迈的歌声：“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歌曲旋律宽广，曲调清新流畅，生动地刻画出了石油工人的豪放气概，以及充满自豪与自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跨骏马”的“跨”字上，旋律吸收了说唱音乐的因素，采用了下滑音，既符合汉语四声的声韵而“不倒字”，又铿锵有力，更能突出石油工人那豪放、爽朗的性格。

“头顶天山鹅毛雪，脚踏戈壁大风沙，嘉陵江上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这四句则是抒情性的段落，形象地描绘出了石油工人转战南北、四海为家的豪情斗志和乐观向上的精神。

[yongbing1993]

文革中周恩来关于走后门的谈话






文革中的1972年7月14日晚，中国总理周恩来接见了任之恭等组成的美籍中国学者参观团及“保钓”运动代表并发表了讲话。

时值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以后，中美科学界开始学术交流，以美籍华人学者为先锋。

周恩来主要介绍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并向他们宣布了林彪事件。 当然他们实际上已经知道此事。

在接见这个代表团之前，周恩来还和一些参与接见的科学家及相关单位负责人员谈了一些话，涉及高等学校招生事宜。

下面是其中的一段，取自当时的传达笔记：

周恩来（对周培源）：北大应招一些条件好的学员，给科学院培养。 （对物理所、数学所的人）你们是见证，今天说了。 （对杨德中）新学员水平问题怎样？

周培源：新学员水平有困难。

秦力生：科学院从山西招了一百多学员，交各大学培养，都是县委书记的子弟，水平不够。

周恩来（很生气）：都给我退回去！

秦力生：也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反正都是干部子弟。

周恩来：我也知道不都是县委书记子弟。 都退了，名单给我。

秦力生：我和岳志坚同志商量过，觉得这事不好办。

周恩来：你们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 只在旁边说，不敢负责，没一点文化大革命后的样子。 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 以后这样就得搬开。

其中秦力生是中国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岳志坚是国务院科教组一位负责人。 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就此结束，因为要接见的代表团就要进来了。

对于这一走后门事件，秦力生必须向周恩来汇报，他自己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但是他知道，即使依靠周的权威，这件事也解决不了。

周恩来虽然讲的话很愤激，但显得底气不足，批评了一顿，事情也没坚持办下去而推给了“以后”。

看到一国总理居然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他说的话跟老百姓发牢骚差不多，我们的心情极其失望，因为看样子这批走后门的学员不可能退回。

我们的预料不错。 1976年，这批工农兵学员经历了四年“上大学管大学改大学”以后，毕业分配到我们所里了。

也许是毛泽东说的对，走后门的也有好人，也许是秦力生说的太绝，这批人里也有不走后门的，也许是其中有些不属于这批人，我们无从查对，总之其中有个别学员 还是很努力的，经文革后进一步培养修成了正果，成了骨干。

但大多数人基础太差，不能胜任任何工作，在院里专门给他们开设的补习班里补习一些知识后，一些人员才在不同岗位上得到安置，大多数人最后离开我院，特别是在 后来的经济大潮中下了海。

但是分配到我们研究室的两位山西籍学员肯定属于秦力生说的那批。 其中一位思想严重极左，来所后正逢反击右倾翻案风。 他如鱼得水，推波助澜，进入了所里的政工组，为大众所侧目，不得人心，文革后很快离所了。

另一位不很关心政治，只顾经营自己的事情，但业务一窍不通，且品质极差，甚至小偷小摸，显得很猥琐，为人所不齿，后来调回家乡，居然在一个市里担任了局长， 说明其确为地方干部子女。

没有什么比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更能说明周恩来提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了。 特权在文革前也有，但是以一种暧昧、隐晦的形态出现，如今却变得明目张胆、厚颜无耻、肆无忌惮，连总理都管不了。 文化大革命所宣扬的所谓防修反修目标不但没有实现，反而越离越远。

在当时，这件事对某院业务工作的实际损害远不及对大家思想上的冲击。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光环已逐渐褪色，大家开始以“中南海二老”来称呼他们，并在算计他们身后的日子。 报纸上那些仍然疯狂的语句被看作陈词滥调，不屑一顾。

仍然活跃在台上的一些积极分子被看做毫无原则的投机者，不代表任何群众。 无论是前造反派、保守派，都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群众之间的裂痕开始消弥，思想开始趋同。 这些思想变化为几年后的四五事件准备了条件。

即使到现在，为什么连周恩来也退不掉山西的走后门学生仍然模糊不清。 据我们了解，他们确实只是县委一级干部子女，没什么特别显赫的背景。 所以问题可能在于省委一级坚持不退。

周恩来在文革中权倾一时，特别是在林彪事件发生后，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但有人说周恩来在文革中“身不由己”。 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我们看到另一种身不由己。 不但周恩来，而且毛泽东在走后门这个问题上恐怕也是身不由己。 “主席讲了，有些地方就是不办”，估计不是一打三反、抓五一六之类。 这样的事，不但要办，而且雷厉风行，层层加码。 不办的事，只能是精兵简政、不许走后门之类。 “

林彪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看是什么话了。 和自己利益抵触的话，说不办就不办。周恩来、毛泽东只能听之任之，特别到了文革后期更是如此。 有一股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更厉害的无形的力量，即走资派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左右着一切。 周恩来、毛泽东他们不得不顾及这个政权所依靠的基础，即各级干部阶层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