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农民义务劳动工作热火朝天

工人农民义务劳动工作热火朝天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工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我和五位同志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干活。按照‘领头’同志的指挥，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轮对，在我们的肩膀和两个吊杆的推压下，轻快地从一条线路跳到另一条线路上。一对车轮撤掉之后，就换上一对新的。放好所有的轮对，我们就把那些磨损了的旧家伙顺着轨道迅速地‘打发到’棚子里去……一、二、三，——它们被一台旋转式铁吊杆吊到空中，轨道就腾出来了。那边，在黑暗中，响着手锤声，同志们在自己的‘病’车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着。既做木工，又上油漆，还盖车顶，工作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和政治委员同志都很高兴。那里的锻工们也需要我们帮忙。

在一座移动锻工炉上放着一根烧红了的‘导杆’，也就是车辆上用的钩杆，钩已经撞弯。白热的钩杆被钳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经验丰富的同志的指导下，我们灵巧的锤击使它渐渐恢复了原状。它还放着红光就被我们迅速地抬去，冒着火花安进铁孔里，——锤了几下，就把它安好了。我们爬到车厢底下。这些车钩和导杆的构造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里有一整套东西，有铆钉、弹簧……

工作热火朝天，夜幕降临了，炉火烧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志靠着一堆轮箍在‘憩息’，慢慢地‘品’着热茶。清凉的5月之夜，一钩美妙的新月悬在天空。人们有说有笑，互相开着玩笑。

——格·同志，收工吧，修好13辆不少了！但格·同志还没有心满意足。喝完了茶，我们唱着庆祝胜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的地方，不只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报》报道：“5月31日在特维尔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128名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劳动。三个半小时装卸了14辆车，修好了3台机车，锯了10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别的工作。熟练的工人党员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12倍。”

接着，6月8日《真理报》又写道：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6月5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5小时。”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1]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2]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3]），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4]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所以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职合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yongbing1993]

《抗美援朝》雪耻中国百年屈辱






纵观中国一百年以来的历史，自1840年以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都是逢外即败，割地赔款，受尽列强的蹂躏、糟蹋和欺侮，抗 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抗美援朝战争雪耻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打得当年洗劫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的主要参战国美、英、 法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是一场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战，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战。从而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被誉为东方巨人。 在世界战争史上由一个积贫之国和劣势装备击败世界最强大军事盟军，雪中华民族百年之耻，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正是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

毛泽东时代捍卫祖国尊严。

为了保家卫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亲自决策和指挥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抗美援越战争、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和西沙之 战，并取得了胜利。

特别是1950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正值新中国刚诞生不久，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使得国家满目疮痍，国力贫弱、百废待兴，而以美国为首 的16国军队却越过三八线，占领朝鲜首都平壤，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严重威胁着新生的红色政权。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也为了保卫的中国和平建设，毛泽东以一个伟人的宏伟胆略和气魄，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抗美援朝战争从志愿军入朝作战时起，始于鸭绿江，止于三八线。在这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中，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没有远程炮火支援，没有空中火力掩护，没有地面集群装甲突击的情况下，仅凭着毛泽东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志愿军的英勇作战，依靠着最原始落后 的装备，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6国“联合国军”和韩军，共计毙伤俘敌为109万，其中毙伤俘美军39万多人，沉重打击了美国的侵 略气焰。

毛泽东堪称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军队以劣势装备战胜了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打出了中国的国威 和军威，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粉碎了美国妄图干涉朝鲜内政、并吞全朝鲜的企图，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捍卫了新中 国的安全，保障了新中国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保卫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鼓舞了世界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侵略的意志 和决心。

纵观中国一百年以来的历史，自1840年以来的鸦片战争、甲午之战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都是逢外即败，割地赔款，受尽列强的蹂躏、糟蹋和欺侮，抗 日战争日本侵略中国更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抗美援朝战争雪耻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打得当年洗劫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的“八国联军”的主要参战国美、英、 法丢盔弃甲，一败涂地，是一场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之战，是重塑民族脊梁之战。从而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被誉为东方巨人。 在世界战争史上由一个积贫之国和劣势装备击败世界最强大军事盟军，雪中华民族百年之耻，只有毛泽东时代做到了。

正是这场抗美援朝战争，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记得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势如破竹推进到“三八线”时，毛泽东授权周总理向美国发出 严正警告，“不得越过38°线，否则中国将出兵”。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根本不把中国的警告放在眼里，悍然指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占 领平壤，长驱直入至鸭绿江边，后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赶回“三八线”以外。

时隔十多年后美国又发动了越南战争，毛泽东又授权周总理警告美军“不得越过北纬 17°线”。后在长达十多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军一直没有越过17°线。这就是伟人的风采！

[yongbing1993]

假若还是军阀混战黄赌毒泛滥？







假若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仍然是一个军阀混战、土匪肆虐、黑帮横行、黄赌毒泛滥的国家，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就凭这一点，毛泽东就功高盖世。

毛泽东接手时的旧中国，是一个百年战乱、千疮百孔、国力贫弱、文盲占95%的极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

面对一个积贫之国，面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和 四个“五年计划”。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内，就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从电动机车、先进 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洲际导弹、两弹一星、核潜艇、导弹舰、远洋测控船、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人工合成胰岛素，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 各种化工原料无所不能造的世界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完成了最艰苦的工业基础和科技积累，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走过的路程，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繁荣 昌盛的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正是毛泽东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然而，毛泽东一生两袖清风，廉洁勤政，更 是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和无限敬仰。

毛泽东时代建设突飞猛进。

毛泽东接手时的中国，是一个百年战乱、千疮百孔、国力贫弱、文盲占95%的极其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工业上甚至连火柴和铁钉（被称为洋 火和洋钉）都不能制造，全国仅有的黄金储备也被蒋介石全部运往了台湾，真可谓是一穷二白。

但毛泽东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 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并以非凡的才智和胆识，以无比的胸襟和气度，领导全国人民在废墟上开始了前所未有的、轰轰烈烈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 设。

面对一个积贫之国，面对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组织群众，带领群众，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制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先后开展了土地改革、公私合营、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跃进和 四个“五年计划”。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短短的二十七年内，就把一个任人欺凌宰割、四分五裂、民不聊生、满目疮痍的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从电动机车、先进 战机、喷气式大型客机、洲际导弹、两弹一星、核潜艇、导弹舰、远洋测控船、高速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人工合成胰岛素，到工业成套设备、所有农业机械、 各种化工原料无所不能造的世界工业大国和军事强国，完成了最艰苦的工业基础和科技积累，走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百年走过的路程，把中国建设成了一个繁荣 昌盛的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的社会主义强国。

正是毛泽东打下的坚实基础，才有了后来改革开放的辉煌成就。

虽然毛泽东时代建成的遍布全国城乡的全民 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改革开放中转为了民运企业，但毛泽东时代建设的国防工业却保留下来了，现在十三亿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都是得 益于毛泽东。

有人信口雌黄地污蔑毛泽东时代发展缓慢完全是恶毒污蔑和无稽之谈！

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在严竣的国际封锁、战争威胁和修正主义压迫，甚至还要打赢多场战争，长期支援世界革命的恶劣国际国内环境下取得的：

一是建立起 了计划经济体制，实行有计划地建设、生产和销售，有效地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生产和制假现象，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浪费；

二是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制度， 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了全国人民的劳动热忱；

三是首先发展了钢铁水泥石油煤炭交通电力等基础工业；

四是建成了无数大中型水库，实现了江河整治、农田改造、 良种培育；

五是实现了灭毒绝娼、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

六是消灭了血吸虫、麻风、天花、鼠疫、霍乱、性病……，人民的健康水平极大提高，人均寿命 提高到67岁；

七是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儿童入学率达到97.1％、吃药住房基本不用花钱、工人退休有养老金、农村鳏寡孤独吃五保、工残有保障的极高社会福 利；

八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无通货膨胀。

在废墟上把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在短时期内建设成了现代化强国，并解决了当时八亿人民的吃穿问题，只有毛泽东时代做 到了。

在毛泽东时代，由于没有军阀割据，没有内战，没有黑社会性质的帮派，没有匪患，没有黄、赌、毒，加之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有保障，中国的人口从解放 初期的5亿多人增加到了8亿多，这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时代是一个政通人和与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在中国的历史上，由于战乱和 大屠杀等原因，多次出现了中国人口不增反降的情形。就是国民党统治的三十八年（1911年—1949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也没有增加多少，而毛泽东领导 的新中国才二十七年（1949—1976年）人口就增加了近4亿。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不看主流，歪曲事实，甚至把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的死亡人数无限夸大， 来攻击和否定毛泽东。中国历史上因自然灾害死亡的人还少吗？何止千万！

当毛泽东听到身边的警卫员探亲回来说因自然灾害有饿死人的现象后，毛泽东迅速果断作 出了开仓放粮救济灾民的决策，避免了更多的悲剧发生。即使有一些人为因素，也应该归究于当时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浮夸风，谎报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所致。

假若 新中国仍然是一个军阀混战、土匪肆虐、黑帮横行、黄赌毒泛滥的国家，不知还要死多少人！就凭这一点，毛泽东就功高盖世。

毛泽东一生两袖清风，廉洁勤政，更 是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戴和无限敬仰。

毛泽东既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家和战略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诗人和书法家。

毛泽东是一位集大家于一身的 伟人，他 的领袖风度、人格魅力、文韬武略、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哪个人能够超过他。他给我们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

可是，却有人不顾事 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编造谎言，不遗余力地抵毁他和攻击他，只能说明他们是旧中国的残渣余孽及其后代，是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及地富反坏的孝子贤孙，是 帝国主义的走狗和代言人。他们的抵毁和攻击如同狂犬吠日，丝毫无损太阳的光辉。

历史足可以证明一切！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无与伦比！

这是谁也无法扭转的！这也是全世界人民必须公认的！

如果是一个中国人，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

都会拥护毛主席！热爱毛主席！

[yongbing1993]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七律二首·送瘟神》

作者：毛泽东

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

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对中国人民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3年前后就派出100多名医务人员进驻重疫区余江县除灭血吸虫病，治好千余人。

1956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并且把消灭血吸虫病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

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工作取得明显的效果，疫区余江县人们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口号，发挥冲天干劲，与瘟神作战，并大力兴修水利，填平沟壑，根绝血吸虫的滋生地，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根绝了血吸虫病。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报道了这个消息，刊载了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毛泽东读后十分欣慰，彻夜未眠，第二天早晨便写了这两首诗，并在诗题下用一段优美的文字描述了作诗时的喜悦心情。

这两首诗最早发表于《诗刊》1958年10月号和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同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毛泽东这两首诗手稿。发表时，题为《送瘟神二首》。收入1963年版《毛主席诗词》时，改作《七律二首·送瘟神》。

这两首诗是联章体，通过血吸虫病在旧社会长期流行，危害严重和新社会迅速被消灭的鲜明对比，揭露了旧社会给劳动人们造成的沉重灾难，歌颂了社会主义制度及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和改造山河的英雄业绩。

第一首诗是写历史，描写解放前旧中国血吸虫病长期肆虐，广大农村凄凉萧条的景象和劳动人民悲惨的处境，深刻揭露批判了旧社会。

首联“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其中“绿水青山”表明江南山清水秀，用山水的“枉自多”来暗示人民之稀少，揭示了血吸虫病危害之严重。

像华佗那样想救死扶伤的名医对血吸虫也毫无办法，以此说明长期以来人民深受血吸虫病之害。

这写出了疫区劳动人民的无限辛酸，也寄托着作者的无限感慨。

颔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两句形象地勾画出了广大江南农村遭受血吸虫病危害的悲惨图景：荒草丛生，秽污遍野，人们死的死，逃的逃，一片萧条冷落，人们能听到的似乎只有鬼的哀歌。

颈联“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两句是作者对时间过得飞快的想象，恢宏而形象地展示了悠悠岁月的流逝。

尾联“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两句是紧承颈联而生发出来的。

作者的思绪因“巡天遥看一千河”，又想到天河边的牛郎。

牛郎可说是天上诸神中出身于劳动人民的代表，自然对民间的疾苦尤为关心，所以当牛郎问起人间瘟神肆虐之事，毛泽东便回答说，昔日血吸虫给人民带来的悲哀痛苦，如今已如东流去的水波一去不返了。

这是第一首诗意的结束，也是第二首诗的起点。

第二首诗是写现实，描写新中国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战胜瘟神，征服自然，使祖国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首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描绘出新时代新中国的画面，以明快的语言勾画出当前春光明媚的景象表达了对中国六亿人民精神境界和智慧的热情赞扬和高度评价。

颔联“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紧承首联“春风”句的境界，进一步开拓新中国欣欣向荣的烂漫风光。

“红雨”，“青山”突出了美丽明艳的色彩，令人耳目一新。

其中，“红雨”句虽是化用唐代诗人李贺《将进酒》中的诗句，但与李贺诗句的情调不同。

在李贺诗中，“红雨”触发了诗人的暮春伤感；而在毛泽东笔下，“红雨”却成为明丽的景象：花雨随心洒落，翻作红色的波浪。

“青山”也不再是“绿水青山枉自多”了，而是比旧时更明媚，更新艳，更富有生机了，它也不再是交通的阻碍，而是被人民所征服，成为沟通天堑的桥梁。

这两句诗既是写景，又是抒情，“随心”“着意”两词，景中寓情，把景色的美好与作者的内心喜悦之情很自然地融在一起。

颈联“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紧承“六亿”句，进步开拓诗境，描绘了人民群众劈山治水、改造河山的雄伟壮阔的劳动场面，从而体现了“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具体内涵。

尾联“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是对两首诗的总括，点明送瘟神的主题。

送走瘟神，原本是民间祛灾病、禳不祥、驱瘟神、除恶鬼的习俗，作者用这两句诗表明中国人民消灭血吸虫、送走瘟神的决心。

“纸船明烛”一经烧起，瘟神无处可藏，还欲何往，只好逃之夭夭。

称瘟神为君，用尊称，极富调侃，包含着对瘟神的嘲笑意味，给人一种战胜瘟神的幽默感，表现了作者积极豪迈的乐观之情。

总起来说，这两首诗既独立成章，又有机联系，前首写旧社会之悲，后首写新时代之喜，成为一个各臻其妙、相得益彰的统一整体。

毛泽东还为这两首诗专门写了一段《后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十二省、市灭疫大有希望。我写了两首宣传诗，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聊为一臂之助。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疫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数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劲渐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党抓起来了，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同日，毛泽东还致信胡乔木，信中写道：“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过一会，或须作点解释。”

第一首诗写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惨景象，旧中国血吸虫病长期流行，广大农村凄凉萧条，表达了对劳动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和对旧社会的强烈愤恨。

“绿水青山枉自多”，中国南方青山绿水、风景秀丽，可一个小小的血吸虫竟使大好河山萧杀黯淡，根本不可能成为百姓的福地。旧中国社会腐败、黑暗，即便华佗这样的神医也无法根治血吸虫病这样的顽症。

“千村薜荔人遗矢”，薜荔是一种蔓生的野草，指人居住的村落不见庄稼，到处杂草丛生。五代诗人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人遗矢”用廉颇故事写出人体弱多病的状态。“矢”同“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万户萧疏鬼唱歌”，千家万户人丁稀少，只有鬼在唱歌。李贺《秋来》诗云：“秋坟鬼唱鲍家诗，恨血千年土中碧。”毛泽东从视觉和听觉写出血吸虫病的流行之广和为害之深，饱含着诗人对深重苦难下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同时也是对黑暗的旧社会的强烈控诉。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由于虫害长期肆虐，人们只好坐在地球上，随着地球的公转茫然地巡游太空。毛泽东表现出一种非凡的时空意识，对人民的关切之情随着想象飞到天外，遨游广阔宇宙长河之中。然而，年年岁岁惨况依然，苦难依旧，人们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他们解脱疾病、消灭瘟君的救星呢？

“牛郎欲问瘟神事”，在中国古代创造的众多神里，只有牛郎织女是劳动者。作为是劳动人民的化身神，牛郎十分关注瘟神肆虐之“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如何回答牛郎的发问呢？诗人的答词是：一切悲欢离合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成为过去了。这样写，人间天上浑然一体，极大地开拓了诗词包容的时空领域和思想蕴含，写出了旧中国带给人民的灾祸，那是天怒人怨，世所难容。

第二首诗写新时代新社会人民当家作主、改天换地的壮举和人民幸福安康、瘟神被逐的情景，浓情歌颂了伟大的时代和英雄的人民，情绪热烈、语调高亢，与第一首感情抑郁、语义哽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诗人的思绪陡然由天上转回人间，描绘出一幅意气飞扬的画面：春风荡漾，杨柳轻拂，万物复苏，生机盎然。六亿中国人民在翻身解放之后，发挥出前所未有的聪明才智和满腔热情，个个像古代圣贤尧舜一样奋发有为。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人民戮力同心，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景物完全化为了情思，自然景物变得通人心、随人意，人与美景交融一体。暮春的落花飘入水中，随人的心意翻着锦浪，一座座青山相互连接，就像专为人们搭起的凌波之桥，“绿水青山”焕发青春，大地日新月异。毛泽东是在盛夏时节写这首诗的，然而诗人却沉浸在浪漫的春天世界里。随心翻浪，着意化桥，正说明如今的中国人民正如圣贤那样能够主宰命运，已达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五岭，指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绵延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四省之间，泛指山脉。三河，指黄河、淮河、洛河，泛指河流。这两个地名，代表了整个中国。“银锄落”“铁臂摇”，写农民大力兴修水利。诗人只用两句话，就概括了当时社会主义建设的雄伟场面，渗透了“力拔山兮”的伟岸精神和自力更生的进取意识。作者写“送瘟神”，并没有具体写打针、吃药以及消灭血吸虫的过程，而是将其放到全国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实践中去，从而使诗作具有更深广的思想意义。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瘟君”是对瘟神的谑称。试问瘟神，你要到哪里去呢？人们已焚化纸船，点燃蜡烛，火光照耀天际，送走瘟神。作者“送瘟神”，却不见瘟神的影子，只是在最后一句才点出它的去向。瘟神逃脱不了灭亡的下场，最终会被送上西天。这与第一首中的“华佗无奈小虫何”遥相呼应，表达了对瘟神的蔑视和嘲笑，表现了胜利者的自豪和喜悦，而且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送瘟神》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杰作。其一描写旧社会，色泽暗淡，人悲鬼欢；其二反映新社会，色彩热烈，一片春意。作品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旧社会的黑暗与罪恶，热情歌颂了新社会的优越与辉煌。《送瘟神》想象丰富，对比鲜明，语言生动，情致高昂。诗人的内心世界随着神奇的想象、多变的画面得到了多方面的展示。既有理想，又有现实；既有科学，又有神话；既有对旧时代人民苦难生活的叹息，又有为新时代人民壮举的喝彩。两首诗浑然一体，以始终如一的爱民思想和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给后人以战胜瘟神，战胜邪恶，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无穷力量。

[yongbing1993]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毛泽东诗词欣赏

念奴娇　昆仑(1935.10)

作者：毛泽东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

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

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三截？

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

太平世界，环球也同此凉热。

【原注】

前人（编按：指宋张元，见《诗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

【注释】

念奴娇：词牌名，念奴是唐朝天宝时歌女。

昆仑：是我国最大的山脉之一，西起帕米尔高原，沿着新疆西藏边界向东延伸。东端分为北中南三支。南支可可西里山，是长江上游通天河的一些支流的源头。南支东延为青海境内的巴颜喀拉山，是黄河的源头。巴颜喀拉山东接四川的岷山和邛崃山处，是一片海拔六千米的雪原，毛泽东在岷山所看到的就是昆仑山的这片余脉。

倚天抽宝剑：宋玉《大言赋》，"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李白《大猎赋》，"于是擢倚天之剑"。
遗：赠送之意。

【作法】

连着三个"一截"，只为立意新奇，平仄破了又何妨？

作者原注：

前人（编者按：指宋代张元，见《诗人玉屑·知音·姚嗣宗》）所谓 “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

【赏读】

《念奴娇·昆仑》是一首十分复杂的词，其主题的丰富性可能会使细心的读者应接不暇，而又扑朔迷离。毛泽东的胸怀在这首词中不仅仅是容纳了祖国河山，而且容纳了整个人类世界，其气魄之大堪称穷尽八荒，涵盖寰宇。那么，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作者在1958年12月21日为这首词的批注中曾向我们揭开了谜底：“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接着作者继续批注道， “改一句， ‘一截留中国’，改为 ‘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民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

当读者在读到 “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时，也许一定会问，毛主席为什么要把昆仑一分为三赠予英、美、日呢？根据作者的解释是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循着这一思路向前，就会豁然开朗了。

纵观毛泽东的一生，从来都是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不屑于一寸一地之得失，他输得起也赢得起。他胸怀世界的抱负，是从青年时代就开始的，且随着岁月的流逝没有丝毫减退，反而越来越高涨，一浪高过一浪。终于在1935年10月，借昆仑山为着眼点或壮志之出发点，一举表达了他对于全世界的义务、责任及抱负，这一切都是很具体的，说到底就是要把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而且要铺开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形成燎原之势，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毛泽东对于世界革命的整套思想体系露出了最初的光芒，从这一天开始，直到后来他提出了第一、第二、第三世界学说，在最大范围内团结了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革命同志，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为此，“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即是把中国革命的经验以及毛泽东思想传送给他们，而不是真的把昆仑砍成三段送给他们———以上也可说是此诗的思想境界之美。

再谈此词的艺术之美。对于如此复杂的主题本身，要表达清楚已不容易，而且要同艺术相结合就更非易事了，但天公 （即昆仑）出来帮忙了，作者 “横空出世”般的胜任了。

词之上阕写昆仑山之壮丽，从冬天一直写到夏日，冬天的酷寒、夏天的水祸，功过是非，谁曾评说。作者在此以昆仑象征祖国，高屋建瓴地评说祖国几千年历史的功过是非。气势流畅，有一泻千里之感，从大象入手，又有细节描绘，“飞起玉龙三百万”化用前人 “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两句，正如作者所说借此一句来形容雪山。此句用得灵妙自然、恰切精当。再有 “人或为鱼鳖”一句，意象突兀，如超现实主义诗歌中的奇异比喻，指夏日从此昆仑横流下来的江河湖水已泛滥成灾，加害于人，同时又暗指中国旧社会的黑暗之云。

关于 “飞起玉龙三百万”，作者有两次自注。第一次在1957年年初，注中云：“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扇灭了火，所以变白了。”这则注特地点出孙行者征服火焰山的民间传说，是有深意的。它表明作者非常敬佩孙行者，而且其与 《昆仑》词所蕴含的要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作者写昆仑山的 “过”时，则化用 “微禹，吾其鱼乎”的典故，直接地道出昆仑山的积雪使 “江河横溢”，为虐成灾，殃及苍生，抒发了忧国忧民的情感。昆仑山的形象，经过 “横空”“出世”“莽” “阅尽” “飞起” “搅得” “横溢”，层层铺叙之后，使读者的心灵为之震撼。至此，诗人奇拔的意象却突然一顿，然后破空斗胆一句提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几千年来，昆仑山作为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衍有功也有过。可是，有谁从国计民生的高度对昆仑山做过公正的评价呢？只有放眼乾坤、纵观古今的历史巨人，才会发出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的慨叹。这样，就把昆仑山的自然运动与人类的兴盛衰败联系了起来。

下阕，作者挺身而出，直面昆仑，用力于 “而今”，直抒己意。“而今我谓昆仑”，作者直接向昆仑山发难了。“我”是指包括作者在内的革命力量。上阕写昆仑，它的形象够高大了，它的力量够雄伟了；而在下阕中， “我”却要抽出耿介的倚天之剑，把这么 “高”、这么“多雪”的宇宙奇观裁为三截，分赠三家！经过如此奇特的畅想，经过高大雄伟的昆仑山的反衬，使读者不由得不深信， “我”实是古今无双、寰宇无匹的伟人！李白 “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是抒发自己的抱负，与作者引用倚天剑典以抒发裁昆仑山为三截的抱负无法相比，此词中“我”之所以伟大，根本原因在于“我”胸怀改造全世界、造福全人类的伟大理想：“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这样，就把昆仑山这个客体与 “我”这个主体连接起来。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 “华北事变”，迫使国民党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 《何梅协定》，此协定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中共中央酝酿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毛泽东于当年10月填这首词，也许是受时局的激发。作者认为，只有打倒帝国主义，才能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 “太平世界”，昆仑山之类 “有罪”的大山也就可以化虐为利了，环球就可以 “同此凉热”了。作者的这种共产主义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全寄寓于对昆仑山的新颖立意和瑰丽设想之中。

最后两句带有预言性质，在未来的和平世界里，全人类将共享一个冷暖适宜的气候，这是字面之意。但它的潜在之意是，作者坚信他所捍卫及奉行的理想属大道中正，必将普行于全人类。这理想是世界革命进行到最后胜利，彻底埋葬帝国主义。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中西医结合医疗服务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大搞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结合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和医治，在全中国取得的公共卫生成就是巨大的。各种传染病如霍乱很快在新中国绝迹，鼠疫1955年就基本得到了控制，性病是在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被消灭了，天花在1960年代初已告灭绝，结核病的死亡率从建国初期的250/10万下降到40/10万，脊髓灰质炎、麻疹、乙脑、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等传染病的发病率明显下降。全国各地各级政府的卫生部门都下设“防疫站“，专门负责各种传染病的预防医治工作。

接生员的队伍的数量至1965年已经增长到685740人，产妇的产褥热和新生儿破伤风显著减少，母亲和婴儿的健康得到了一定保证。1952年底，全国90％的地区建立了县级卫生机构，1965年农村医疗卫生保健网基本建成，卫生技术人员达88万人，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城市。但新中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并未就此停步，相反，毛泽东多次对卫生部提出尖锐批评。毛泽东以异常尖锐的方式给卫生部以当头棒喝，正是毛泽东的“六二六”讲话，将中国的卫生事业提升到了一个划时代的新高度，尤其是对农村人民公社从此开始普及基本医疗服务。

毛泽东五十年代就提出了中西医相结合、发展中医药以后，卫生部已经开始着手培养医生了。但远水解不了近渴，短期内医生还培养不出来。于是卫生部还采用另一种形式，派城市的医生组成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4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越南外宾时，批评北京医院只对高级干部进行保健是搞特殊化，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助长生活特殊化的现象。8月10日，毛泽东又在卫生部党组《关于改进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在毛泽东的督促下，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撤销专门为高级干部设立的保健机构，取消专职保健医生、保健护士的制度，并向群众开放专为高级干部看病的所有高等特供医院。

1965 年之前国家还陆续出台了许多方案，要求各级医院临时组建下乡巡诊的医疗队去农村为农民治病。1965 年 1 月，毛泽东和中央又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加入其中，深入农村送医。到 1965 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 2800 名医生下农村巡诊。但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稍微大一点的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医治疾病的目的。

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仍然存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卫生事业的人力、物力、财力仍然主要集中于城市，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转。统计显示，1964年，高级卫生技术人员中有69%在城市，县以下的只占10%；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城市占57%，县以下的占27%。全年卫生事业费9.3亿元，其中用于公费医疗的为2.8亿元，占30%；用于农村的2.5亿元，占27%，其中用于县以下的占16%。[i]换句话说，用于830万享受公费医疗人员的经费，比用于5亿农民的还多。

对此，毛泽东极为不满，终于在1965年6月26日这一天，毛泽东按照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作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全国现有 140 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 9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毛泽东听到这组数字，发怒了。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严厉地说：“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 15% 工作，而且这 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毛泽东又说，“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以及“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医学教育用不着收什么高中生、初中生，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的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脱离群众，工作把大量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难的疾病上，所谓尖端，对于一些常见病，多发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少。尖端的问题不是不要，只是应该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应该放在群众最需要的问题上去。

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后一年、二年的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都到农村去。四清到××年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没结束啊！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六·二六”讲话最大的硕果就是《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叫法是首次在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出现的，这个公社于 1965 年夏就开始办医学速成培训班，学期 4 个月，学的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及对常见病的简单治疗方法。学员学成后，回公社当卫生员。在第一批学员中，有一个叫王桂珍的，来自江镇公社大沟大队，后来文革时期拍了一部片子《春苗》，就是以她为原型创作的。在学习医学知识的过程中，王桂珍十分刻苦。老师让晚上 9 点熄灯，她拿个小的手电筒在被子里看到 12 点。王桂珍拿自己做实验，拿自己练针，熟练了以后再去给别人针灸，那时候的赤脚医生都是这样的。结业后，她被安排在江镇公社当卫生员，实际上相当于公社一级卫生院的实习医生，或者是护士、护理员。但王桂珍结业后却与别人不一样，没有选择待在卫生院等农民上门治病，而是背起药箱，走村串户甚至到田间地头为农民们治病，农忙时她也参加农业劳动。经王桂珍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大家开始宣传她，找她看病的人也越来越多，她开始在农民中享有了声望。

此外，王桂珍和同伴们还在村边一块坡地上种了 100 多种中草药，在村里专门建了土药房，利用自己有限的医疗知识，想出各种土洋结合的办法，让身边的老百姓少花钱也能治病。当地农民因多种水稻，平时劳动时是赤脚下水田的，所以当地农民早就有一个朴素的观念——“赤脚”和“劳动”是一个意思。当地农民见王桂珍在为农民看病之余也经常参加一些劳动，就称她为“赤脚医生”。实际上，“赤脚医生”就是不脱离劳动同时也行医的意思。

1968年，《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报道了王桂珍、黄钰祥等人事迹，毛泽东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此后，全国各地在县一级已经成立人民医院、公社一级成立卫生院的基础上，在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一级都设立了卫生室，构成农村三级医疗体系。在大队一级卫生室工作的医务人员，都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与此同时，各级卫生部门开始下大力气，按照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做法，着手大批培训“半农半医”人员。当时，也正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农民青年要高，也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大为改观。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及时治疗。

专业医护人员不够一直是毛泽东时代突出的问题，尤其广大农村，原有以专业技术人员为导向的培养体系无法满足农民群众对医护卫生服务的需求。中国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要想改进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出路还是要依靠农民自己。不仅要依靠农民自己动手，积极主动地消灭血吸虫病等传染性疾病赖以生存的环境，要保护水源、改良水质和加强对粪便的管理，还要为农村培养大量能解燃眉之急的医生，这些都是后来赤脚医生的职责。赤脚医生不脱产、不离乡、活跃在农村和工厂，为广大人民群众治疗常见的小伤小病。到20世纪70年代，全国赤脚医生人数达180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赤脚医生等的规模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所拥有的卫生人员总量(220万名卫技人员)。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曾经在1980—1981年年报中指出，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1972年，一部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它真实记录了当时“赤脚医生”针对农村常见病，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药物和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的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那时候，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赤脚医生”手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译成50多种文字，面向全世界发行。世界卫生组织把由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医疗卫生模式，尤其是农村合作医疗称为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了满足民众基本医疗需求的最高效益的范例，称之为“以最小投入获得了最大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并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该模式既满足了农村卫生防疫工作发展需要，又有效控制了疫病的发生与流行。后来据此形成了至今仍有影响力的“阿拉木图宣言”，以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推行初级卫生保健的典范，提出了“2000年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可悲可叹的是，2000年中国三农危机爆发，医疗重新成为工农群众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