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总是不懂从来没有先知先觉

开始总是不懂从来没有先知先觉

 

 

 

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没有先知先觉。为了走好自己的路，毛泽东还指出，学习和实践是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阶段。

毛泽东认为，“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在《谈话》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点。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苏共二十大给我们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的权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所以，他强调：“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毛泽东认为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管理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讲话》中，他指出：“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优越性，毛泽东主张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毛泽东还主张无论是中央部门管的，还是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国民经济只有在综合平衡下才能持续协调稳定的向前发展。

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页。】

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因此，在《谈话》中，毛泽东在工农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上，再次强调我国需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

毛泽东指出：“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毛泽东:“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与布局。通过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重大课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801页。】。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建设道路的构想，逐步由“实现工业化”向“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转变。

在《谈话》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这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任务的表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准确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毛泽东:“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这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家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于生产力、上层建筑是完全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即便是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认“完全适合”的前提之下。

对此，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起作用。他辩证地分析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毛泽东认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各阶段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复杂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希望找到一条中国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

所以，毛泽东始终重视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相比较，尤其是从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

毛泽东认为，“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创造性见解。择其要者，包括：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由于中国长期贫穷落后，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压迫，所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1954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打下一个基础。用十个五年计划即五十年时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

此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了他这个要准备长期奋斗的设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党中央及时纠正失误，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这个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按“五年计划”己经开始稳步发展。

毛泽东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波浪式发展。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首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反而办不成事，而且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稳步向前发展。

对此，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这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尽管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决不能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否则，只会如同1958年大跃进中刘邓刮起超越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风”，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困难。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是在误导全中国人民群众，没有按照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自然规律。

[yongbing1993]

只要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






多少年，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健康，但江青同志革命的斗志愈加旺盛。最近，江青同志又发出了这样的豪言：“我的雄心壮志一一只要我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希望同志们努力……”

六十年代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是江青。江青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畏艰险，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的文艺界，顽强战斗，冲破阎王殿的反革命封锁，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无产阶级的戏剧舞台上，闪亮了光芒四射的《红灯记》，展现了红日初升的《海港》的壮丽景色，坚贞不屈的《白毛女》和飒爽英姿的《红色娘子 军》以及《奇袭白虎团》和《智取威虎山》等工农兵形象登上了舞台，交响乐《沙家浜》奏起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壮丽头歌。江青同志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 线，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为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立下奇功!
无产阶级文艺明珠。

在毛泽东时代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江青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拚命封锁江青活动消息，以保密为名不传达江青的指示，甚至写文章做总结也不许提江青的名字。江青废寝忘食地奔走劳碌，到处留下足迹，可是那伙黑帮却连照片也不让照，企图抹灭无产阶级革命英雄战士的光辉。如果无产阶级革命派夺了权，江青就是为无产阶级工农兵的文艺大喊大叫，为无产阶级的文艺树立权威!

有几年，江青在上海养病，根据医生建议，通过文化生活来恢复听觉和视觉的功能，但是，作为一个毛主席的亲密战友、一个共产党员，岂能眼看文艺舞台上鬼蜮横行、毒草泛滥，江青不顾个人安危，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系统地研究了一部分文学艺术，发现“旧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古典的艺术形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那要不要革命？ 要不要改革？”要，要，一千个要，一万个要。但是，这正象江青十一月二十八日讲话指出的：“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又是一件非常细致、相当困难的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江青首先选择北京京剧院一团作突破口，点起了京剧革命的烈火，迎接了京剧革命的第一场恶战!

江青一到，彭真慌了手脚，立刻布下层层障碍，设置道道防线。他们采用了欺上瞒下、封锁消息的办法，甚至还派了爪牙监视江青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江青要一个剧团做试验田，贼彭三次刁难，大设关卡，不给演员，不拨剧场，向江青施加压力，甚至利用职权，以“粗制滥造”为名强行停演《芦荡火 种》，向江青示威。就在这关键时刻，毛主席观看了革命京剧《芦荡火种》的演出，并做了重要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

毛主席的指示是对彭真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致命打击。但是，他们并不死心，又以加倍疯狂，顽固地反扑了!彭真亲自出马把黑手伸进北京京剧一团，对演员说： “为什么不演传统戏呢？大专学校不是还上历史课吗？ ”妄图分化我们的队伍，拆无产阶级的台!

另一方面，彭真牢牢控制了实验京剧团，大搞黑试验，亲自动手整理 《除三害》、《将相和》，又搜罗了一百八十多个老剧目，用“政治任务”、“经济任务”强迫剧团上演，江青识破这一阴谋，顶住了这股逆流，义正辞严地回 击了他们：“不要单纯为了几个钱!”

江青还把亲笔题字的毛选送给大家，教育同志们：“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搞戏，我是在这里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 战斗”，教导大家很好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实践论》等光辉著作，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武装演员们的头脑，使他们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增添了斗争勇气。

在江青带领下《沙家浜》越战越强，连续揭穿彭真搞假现代戏《海棠峪》来对抗《沙家浜》的阴谋，冲破了彭真一伙的控制。在上海，在张春桥同志大力支持下，一板一眼，江青同志进行了十二次修改，这个京剧现代戏的样板，终于得到广大工农兵的批准。

这下，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老爷们暴跳了起来，破口大骂：“什么样板不样板，我就不知道!”好一副吓人的学阀姿态。难道我们无产阶级的样板戏还要你们资产阶级老爷批准承认吗？你们搞的那套牛鬼蛇神戏又什么时候得到无产阶级的批准呢？

一九六四年，在江青亲自指导下，上海京剧院排出了《智取威虎山》，江青坚定不移地把原来反面人物的嚣张气焰镇压下去，成功地树立了少剑波、杨子荣 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的高大英雄形象。

这个戏刚一“杀”上京剧舞台，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林默涵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让他的爪牙发表文章，别 有用心地提出要在舞台上突出座山雕等土匪头子的反面形象，恶毒地攻击江青．江青当即给以反击。她在七月那篇充满毛泽东思想光辉的讲话《谈京剧革命》中痛斥的那种“反对写正面人物”，“坐在反面人物一边的”就是指的他们。

阎王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暗害革命现代戏的企图又失败了。京剧《智取威虎山》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出戏!登上了无产阶级艺术高峰!

就在同一年，当《海瑞上疏》等大毒草统治着上海戏剧舞台的时候，是江青同志挺身而出，热情地肯定了淮剧革命现代戏《海港的早晨》，并要上海京剧院把它改编 成京剧，立志要让工人阶级的英雄群象登上舞台。

这时，那些叫嚣“工人上台，张口难唱，抬手难舞”的修正主义分子，按照刘少奇的黑指示，耍了个写所谓“培养 接班人”的阴谋，妄图偷换主题，大写“中间人物”内心复杂和精神分裂，以“中间人物”代替无产阶级英雄人物。

在一九六五年江青戳穿了他们的阴谋，又重 新组织了创作，并亲自领导了改编工作。不久，揪出了又一次钻进创作组的破坏份子，终于使中国工人阶级的高大英雄形象，第一次屹立在文艺舞台上。

在指导《红灯记》的过程中，江青指出：“要教育我们青年一代知道无产阶级江山得来不易”，“要鼓舞世界上被压迫人民的斗志”，给了京剧院一盏引导他们 在迷雾中胜利前进的红灯。

但是，京剧院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拒不执行这一指示，他们竟恶毒地咒骂江青。江青提出了上百条的宝贵意见，他们对群众严 密封锁，江青同志亲自修改的唱词送去，他们不用，江青十几次要求他们作总结，他们置之不理，胡说什么“没什么可总结的!”更甚者，他们竟敢对抗江青同 志突出李玉和形象的指示，故意删去了表现李玉和英雄性格的“粥棚”一场戏，并在“刑场”一场戏里大肆宣扬剥削阶级的“儿女情”，丑化英雄形象。

针对他们那种为了排斥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而提出的所谓保持“旦角”戏的完整艺朮构思的谬论，江青愤怒地斥责他们，“没有革命的先辈，哪来革命的后来人？”

经过了 长期复杂艰巨的斗争，才迫使他们不得不按照江青的正确意见来修改。而为了把工人阶级的高大形象树立起来，江青有时虽然身体不好，还坚持去看排练。

而且，从剧本改编到导演，表演，直到每一个动作，每一句唱词，每一个音符，都要经过反复修改，反复推敲，那怕一个字对英雄有损害也不放过。

为了攻克京剧这 个顽固堡垒，为了字斟句酌地修改剧本，有多少个辛勤的夜晚，江青同志彻夜不眠，为了点燃北方京剧舞台上这盏革命的红灯，为了使这盏红灯指引今后京剧革命， 我们敬爱的青江发扬了“对工作的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和“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毫无保留地倾注了她那火热的满腔心血!

继京戏革命之后，江青根据毛主席“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又接连地点燃了芭蕾舞、交响乐的革命烈火。而且在电影、评剧、歌剧等等方面也都播下了革命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盏京剧舞台上的红灯照红了整个文艺界。

一九六三年底，江青建议由北京、上海两个芭蕾舞剧团排演《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

可是，刘少奇，这个中国赫鲁晓夫、这个老反革命、这个镇压革命新生事物的刽子手，又跳了出来，说什么：“反映现代生活不能勉强，芭蕾舞，外国歌剧不一定能反映”!

江青毫不退却，以自己的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回击了刘少奇和他的走狗爪牙的恶毒攻击，她激动地告诉大家；“不要当外国人的奴隶，要走自己的路。”“要把革命干劲，民族自豪感、对亚非拉的责任性树立起来。”

在创作中，江青对剧本，表现，服装，布景等提出了几百条宝贵意见，并亲自修改了字幕。用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击溃了一股股逆流，塑造了芭蕾舞台上的工农兵。

六四年七月八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芭蕾舞台上升起了红太阳，毛主席亲自观看了《红色娘子军》热情鼓励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 上也是好的。”今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又一次观看了芭蕾舞《白毛女》。这是芭蕾舞台上的盛事。是文艺界的大喜事!我们革命芭 蕾舞得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世界革命领袖毛主席的批准，芭蕾舞新生了!让那些修正主义老爷们叫嚷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让他们同旧芭蕾舞一起统统见鬼去 吧!

一个战斗接着一个战斗，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

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又风尘仆仆来到了中央乐团，给这里带来了明媚的春天的气息。她听了各种乐器演奏后鼓励大家说：“武器很好嘛，我看完全可以为人民服 务、为革命服务嘛!”她当面责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林默涵等人：“资本主义的交响乐已经死了，你们为什么要跟着洋人去死呢？”一句话，一声霹雳!划破乌云，点燃了乐团同志们压在心底的怒火!“对!要走自己的路，决不能跟着洋人去死!”

于是，根据江青提议，决定把革命现代戏《沙家浜》加工移植成交响乐，他们不怕高压，蔑视一切攻击诽谤。什么“京剧会唱坏嗓子”、什么“发挥洋唱法”全 都甩在一边，经过和江青同志一起昼夜奋战，世界上第一部无产阶级的交响乐在江青同志亲自指导下，在一九六五年国庆节登上音乐舞台，开始为工农兵服务，为革命服务!

文化革命的旗手

三十年代文化战线的伟大旗手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十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战线上，鲁迅先生投枪似的笔，直刺敌人的心脏。“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所捍卫的是毛主席的革命文化路线，鲁迅是中国文化的伟人。

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是江青。江青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不畏艰险，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统治的文艺界，顽强战斗，冲破阎王殿的反革命封锁，杀出一条血路来，在无产阶级的戏剧舞台上，闪亮了光芒四射的《红灯记》，展现了红日初升的《海港》的壮丽景色，坚贞不屈的《白毛女》和飒爽英姿的《红色娘子 军》以及《奇袭白虎团》和《智取威虎山》等工农兵形象登上了舞台，交响乐《沙家浜》奏起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壮丽头歌。江青同志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 线，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道路，为向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立下奇功!

多少年，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健康，但江青同志革命的斗志愈加旺盛。最近，江青同志又发出了这样的豪言：“我的雄心壮志一一只要我不死，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希望同志们努力……”

周总理无限感慨地回顾说：“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敬爱的江青同志呵，我们全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都衷心地祝福您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祝您把毛主席文化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更高!

[yongbing1993]

《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早就对过去旧的教育制度不满意，他有一个“教育革命”的思路。

毛泽东在他青年时代接受旧教育时，就对旧的教育制度十分不满。

毛泽东曾用干脆不进学校读书而是自己每天到长沙定王台去自学的办法进行反叛。后来，在父亲停止供毛泽东学费的威胁下，毛泽东才又进入学校去读书。但毛泽东对旧教育制度的不满始终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亲自领导之下，中国共产党对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造，建立起新的人民教育制度。对此，毛泽东是基本满意的。

但是，毛泽东从维护工人、农民及其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出发，认为中国的教育制度里面还存在不少弊端。对这些弊端，毛泽东不高兴，多次提出批评，并且积极探讨进行改革的方案。

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指出了中国教育制度里面存在的许多弊端，并且提出了一些改进意见。

当年的3月7日，毛泽东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时，就针对教科书、办私立中学、助学金、思想教育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毛泽东说：“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

毛泽东说：“中学办在农村里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乡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如果说办学质量差，孔夫子还没有受过这样的教育呢。这是要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唱戏也还有草台班子嘛。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质量。课程也可以简单些，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农业生产知识、政治等八九科就可以了，其他的今后还可以自学，这些学校主要是解决农民生产劳动中需要的知识，如要升学也不限制，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升学，有的不一定升学。苏联著名文学家高尔基没有进过中学，还不是自学出来的！萧楚女也没有进过什么正规的学校，办报还不错嘛。”

毛泽东认为，对助学金要调整，“按照当前的经济情况，准备两三年内将助学金扩大一些，使百分之七八十的农家子女能享受助学金，帮助农民解决一些困难。”、“苏联的教材，应当学的就要学，不应当学的就不要学。你们要来一个改革，不要照抄外国的，一定要符合中国的情况，并且还要有地方的特点。”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学校的政治思想教育问题。

毛泽东说：“学校要大力进行思想教育，进行遵守纪律、艰苦创业的教育。”、“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不要使他们像温室里的花朵一样。”、“中学应当有政治课。政治课要联系实际，生动有趣，不要教条式的，要使中学生知道一些为人在世的道理。讲猴子变人的社会历史如果同历史课有重复，历史课可以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讲起，讲胜利，讲困难，不过猴子变人还要讲，阶级斗争也要讲。”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一篇文章时，加写了两段文字，提出了“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和学生要“全面发展”的主张。

进入60年代后，毛泽东认为，我们教育制度中的弊端更突出了。

对此，毛泽东在1964年3月10日写的一段批语中指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的。”

1966年2月，毛泽东在同毛远新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教学不能都按照发展顺序来讲。“学历史，主要学近代史。现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才三千多年，要是到一万年该怎么讲呢？”，“讲原子物理，不必要从最早的那个学派的理论讲起。你们这样学，十年也毕不了业。你们学自然科学的，要学会用辩证法。”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提出：学校的“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集中起来，毛泽东对中国教育制度方面的意见，主要有三点：

一是认为学制太长，课程太多；

二是认为教学不得法；

三是认为不突出政治，以致出现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这些都不利于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

毛泽东下决心要对中国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

毛泽东所确定的改革的基本方针就是：教育要突出政治，教育要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教育突出政治，是第一位的。

在“文革”前，毛泽东一直酝酿着要按照这个基本方针，来一场“教育革命”。不料，这个“教育革命”还没有来得及搞，“文革”就爆发了。

按照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的思路，毛泽东决定“停课”。

在发动“文革”前，毛泽东就认为教育界里面存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很大一部分的学校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统治，因此“教育革命”势在必行。

但毛泽东还没有来得及搞“教育革命”，就已经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此时，毛泽东转而认为，教育界里面的问题不是孤立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全国一大部分政权已经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所掌握，教育界的问题只是这种情况中的一种，只有解决了全国性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教育界里面的问题。

由此，毛泽东形成了把“教育革命”与“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搞“教育革命”的思路。

怎样把搞“教育革命”与搞“文化大革命”结合起来？毛泽东一开始想从改革高校的招生制度入手。

1966年6月13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指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不利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不利于更多地吸收工农兵革命青年进入高等学校。这种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因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7月2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该《通知》提出：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下放到省市自治区办理。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毛泽东设想，通过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让一大批工农兵革命青年不经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进入高等学校。

毛泽东认为，这些工农兵青年进入学校是打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学校的统治，实行“教育革命”的基本力量。他早就认为，学校的基础有两个：一个是学生，一个是教师。现在，既然教师这个基础不可靠，就要用加大、加强学生这个基础，来促进对教师这个基础的改造。

《人民日报》在当年6月18日发表的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中，把毛泽东的这个思路点明了。社论说：改革招生考试制度是“彻底搞掉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个突破口。”

但是，还没等高校招生制度按照毛泽东的思路实施改革，高校就因搞“文化大革命”而学生运动起来了。北京和外地一些高校都发生了揪斗教师、校长甚至群众的事情。对这些事情，刘少奇、邓小平等在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决定严肃处理。1966年6月20日，刘少奇在批转北大工作组的一份简报时写道：“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而毛泽东却对刘少奇的批语十分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这是支持工作组压制学生。

毛泽东提出，现在就是要支持大中学校的学生造反，冲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依靠“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闯将”。

毛泽东决定：撤回中央派往高校的工作组，支持学生革命，而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中的统治。

毛泽东发现，贯彻这样的方针，受到了阻力。

毛泽东转而认为，由于在中央和各地有一大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准青年学生革命，根本谈不上搞“教育革命”。

因此，必须把原来设想的“教育革命”合并于“文化大革命”之中，通过搞“文化大革命”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教育界里的统治，才能真正实现“教育革命”。

为此，毛泽东采取了四个行动：一个行动，是毛泽东于1966年8月7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公开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第二个行动是他在1966年8月10日下午亲自到中央接待站，对庆祝《十六条》发表的部分大学和中学学生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三个行动是他于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第四个行动是他亲自决定：高校和中学停课半年，学生、教师集中时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在这四个行动中，停课是基础。只有停课，才能发动大、中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搞“文化大革命”才会有时间和精力的保证；只有停课，大、中学生才能专心搞“文化大革命”，真正做到“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决定一做出，北京的部分高校和中学（包括初、高中）率先停课。接着，全国各地一些高校和中学纷纷停课。停课的学生，一开始在本校闹革命。他们批斗校长、教师、群众，使全国各学校的领导班子基本陷入停课状态。

但是，无论北京还是外地，有的高校和中学停了课，有的没有停课；有的停了课，却没有闹“革命”。

毛泽东对这种状况不满意，毛泽东认为只有在青年学生中搞一个大发动，才能真正冲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统治。

为了来一个大发动，毛泽东决定，让全国各地的高校和中学之间搞大串连，交流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

大串连，就是北京的学生到外地学校中去串连，外地学生到北京来学习，外地的学校之间也可以相互串连。

于是，从1966年8月中旬开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离校进行大串连。

这样，一个纷纷嚷嚷的全国性大串连运动展开了。

大串连打破了一些高校和中学平静的学习状态，一下子就使全国各地再也没有不停课的高校和中学了，甚至连小学也开始停课了。

离开学校到社会上造反和进行大串连的学生，在1966年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当中，到北京大学搞大串连的造反学生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到17.9万人次。

[yongbing1993]

《国营企业》怎么就变成资本家






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国营企业是怎样被搞垮的？

走资派们推行法人代表制，向工人阶级全面夺权。

在工厂发生亏损以后，资改派们不是去认真的去研究亏损原因。竞然胡说什么，工厂发生亏损的原因是，厂长的权力太小了，共产党的党委集体领导限制了厂长的工作积极性。为了发挥厂长的工作积极性。所以必须实行厂长负责制，即在工厂内实行法人代表制。他们要集大权于厂长一人。

在资改派的鼓动下，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和被转为国有的集体所有制企业，都实行了法人代表制。法人代表成了一霸手。工厂一下子由国有企业，摇身一变成了厂长的私有财产。法人代表，集人，财，物大权于一身。他们夺了共产党的领导权。

这些法人代表们，无所不管，俨然成了企业的土皇帝。企业成了他们的私人领地。他们虽然权力很大，但是却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在他们在上台的时候，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实行扭亏为盈。要对工厂的一切亏损负责。如果不能达到目标，他们甘心受罚。并且他们还定下了扭亏增盈的时间表。

可是，这些人说话是从来都不算数的。这些人虽然都和各级政府订立了所谓的军令状。可是在后来，在企业发生全面亏损的时候，却没有任何一个法人代表对此负责。也没有任何一个法人代表，为此受到惩罚。所谓的军令状，只是一句笑话。自从实行法代表制以后，一切权力都归了厂长。当然，工人同时也就失去一切权力。

工人和干部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工人群众的权力受到打压，工人已经不再是工厂的主人了。工人由国家的主人，而是沦为奴隶，打工仔，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工人原先拿的是国家的铁饭碗。现在变成了法人代表手中的泥饭碗。

这个泥饭碗，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法人代表们打破。不仅是工人的权力受到打压，就是工厂里的一些副职，那些法人代表们的同级干部，甚至于被认为是法人代表的上级的党委书记也同样受到打压。这些同志在工厂内，在法人代表的眼中，成了多余的人，可有可无的人。

这些法人代表们也可以找出各种借口，对他们进行打压，克扣他们的工资，逼他们就范。无法，所以这些党委书记等老同志也只有被迫去巴结那些法人代表，配合他们，邦他们欺压工人。这些法人代表，根本上就没有把生产搞好的想法，他们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当官做老爷，趁机捞一笔。

这些土皇帝们在资改派的支持下，就全面的夺了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权。在工厂内也夺了共产党的权。他们肆无忌惮的挥霍国有资产。全国国有企业，便全面的发生了亏损。例如，我们县的柴油机厂，原先是由几十个的小小农具修理厂发展起来的。

二十多年来，工厂从小到大，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固定资产由几万元，发展到几千万元。该厂在国内外小有名气。他们生产的195柴油机质量可靠，价廉物美，畅销全国。并出口到非洲，东南亚，巴基斯坦等地，受到国内外商家的一致好评。

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星企业，经过资改派的这么一胡闹，这样好好的一家工厂，几年工夫，就被他们折腾垮了。该厂的老职工，对于资改派们的倒行逆施，毫无办法，只有眼睁睁的看着工厂倒闭。工人群众无不痛心疾首。真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那些经历过革命战争，参加过激烈的阶级斗争的老干部们。那些拥护毛主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志们，对于资改派们的胡作非为，大家提出质疑，提出不同意见。对于这些意见，资改派们答曰，不管白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要摸着石头过河。

不要争论什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资改派们就用这一套歪理邪说封堵人民群众的一切反对声音。他们宣布，过去革命时代的那一套，现在已经过时了。所以要这些老同志，将自己的旧思想换一换。并威胁的说，你们如果不愿换思想，不换思想就要换人。

资改派们说到做到，将这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老干部换下来。并美其名曰，是要这些老干部们退居二线。实则是要换上那些听他们的话，善于拍他们的马庇的小人上台。是要夺这些老同志的权。他们并且说，这是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是让年轻干部站到工作的第一线。

在资改派的瞎折腾下，这些好好的国有企业，想不发生亏损也难。工厂的正常生产已经渐渐的维持不下去了。这些法人代表们从来不为生产着想，只是一心一意的巴结领导。

其实，工厂的好坏也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一个工厂搞垮了，他们庇股一拍，或者还要高升一级，调到另一个工厂去继续当他们的官。这样的好事，他们是何乐而不为。他们决心要把国有企业搞垮。为了维护他们表面的政绩，在工厂不能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在工人不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他们竟然想出了在银行贷款交利润这一馊主意。

资改派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大笔一挥，成百万，成千万，成亿的向银行贷款。这些贷款，一是、供自己花天酒地的挥霍;二是、冒充工厂的利润，上交给上级领导部门装门面;三是、用于向上级行贿，为自己的升官发财开路。在这些贷款中，并没有一分钱是真正用于工厂的正常生产的，没有一分钱是用于发放工人工资的。

当时，那些法人代表们竞相贷款，贷款成了一种能力，成了这些人的政绩。能够贷得到款的人，就是有本事。至于如何利用贷款发展生产，对不起，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在不长的时间内，工厂的债务就象是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原来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到后来都是债台高筑，资不抵债。

当时的老百姓，对于资改派们挥霍国有资产的行为，用顺口溜调侃的说，别看我们厂子小，厂长座兰鸟;别看厂子不赚钱，厂长有座大丰田。经过走资派们这样的疯狂折腾，工厂已经是资不抵债了。

凶相逼露，瓜分国有资产。

国有企业因为资改派们的瞎胡闹，而发生亏损。那些资改派们拍着胸脯说，三年以内，一定要扭亏为盈。工人们听了此言，一阵高兴，以为他们真的良心大发现，要将国有企业搞好。

然而善良的人们做梦都没有相想到的是，他们的扭亏为盈竟然是要工人下岗，是要买掉国有企业。他们先是说要抓大放小，只卖小企业，只卖亏损企业。

可是实际上，他们是大小一齐卖。好的企业，赚钱的企业先卖，并美其名曰，叫做靓女先嫁。由于资改派们的瞎折腾，造成的国有企业的亏损。竟然成了他们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这时资改派们露出了鲸吞国有资产的狼子野心。他们说国有企业发生亏损的根本原因是产权不清晰。

现在要建立现代化的产权制度。就是要改制。什么是改制?一句话，就是要将国有企业低价买给那些所谓的富人，成功人士，买给法人代表们自已。不过，这些富人，成功人士，他们可并不是依靠自己的聪明能干，经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勤劳致富的。而是依靠权力，依靠关系至富的。他们是从权力中衍生出的一群富人，是些红顶商人。

说实话，什么是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这个问题，那些资改派的精英们，连他们自己恐怕自已也都没有弄明白。

资改派们要用超低价出卖国有资产。他们忽悠群众说，要公开拍卖。

但是实际上，这种超低价的国家资产，不是任何人想买就可以买得到的。他们只是要买给那些特殊人物。即那些和他们有关系的人。或者说干脆就是他们自己。他们的所谓公开拍卖的把戏，只不过是在忽悠咱们老百姓而已。

他们要卖给谁? 要卖多少钱? 他们是早已定好。其它人想卖，那是门都没有。

他们编出各种理由拒绝卖给普通群众，最简明的一条就是钱。一个拿工资的工薪阶层，要一下子拿出一笔钱来买个企业，没有银行的支持，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而银行已经成了富人，成功人士的提款机。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从银行贷到款项。所以只有他们才有权力购买企业。

有人说，国有资产是用低价卖给资本家的。其实，这是对资改派们的恭维。

资本家们根本上就是空手套白狼，他们做的是无本生意。他们一分钱也没花，就把几十万亿元的国有资产瓜分了。

他们是如何不花一分钱就瓜分了国有资产的呢?

总结起来有大约有以下几种方式。

1，隐瞒资产。

资改派们利用职权，将工厂的大量现金，外欠款，原材料，隐瞒下来。然后，他们再和国资部门签署收购合同以后，再以个人的名义，将隐匿下来的钱拿出来购买国有企业。其实，这些钱都是国家的，他们是用国家的钱购买国家的企业。

2，化公为私，曲线瓜分国有资产。

资改派们利用自已控制的权力，先是利用自已家人的名义，注册一家私营公司。他和自已掌控的国有公司经营着同一产品。他们利用职权，将优质客户拉到自已的私营公司。将优势资源控制起来，将国有公司挤垮，将自已的私营公司越办越好。此消彼长，然后再将国有公司收入口中。资改派们并无耻将这一鲸吞国有资产的无耻行为称之为，资产重组。是用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

3，空手套白狼。

资改派们先用空头支票，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证弄到手，然后再用产权证到银行贷款。他们只不过是在银行的贷款合同中签个字而已。他们不过是用国家银行的钱，购买国家的企业。在这种交易中，他们不仅可以不出一分钱，相反，还可以大赚一笔。例如，一个企业的价格如果是以100万元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们可以用这个企业的产权证到银行去贷款200万元～300万元。他以100万元作为购买企业的钱，上交给政府。另外的100万元～200万元，就轻轻松松的流进了他们的私人腰包。这样，他们鲸吞了国有资产不仅不花一分钱，反而能够赚上几百万元。这真是地地道道的无本生意。他们真是发财有方。

4，收受贿赂，坐地分红。

这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最常用的手法。如一个企业原值1000万元，资改派们作价100万元买给他人，他人净赚900万，实际上他人可赚400万，另外的500万用于贿赂各级官员，各级官员们依照权力的大小，分得他们各自的份额。这叫做，有好大家得。利益均沾，你好我好，大家好。现在发了案的大多是这类贿赂问题。

5，暗中参股。

先由各级官员的利益有关人，即他们的家人，近亲属，参股。这种做法主要是在那些有权的职能部门的官员们，那些能够为他们提供保护伞的有权人士。而那些富人和成功人士也非常需要这些的保护伞。权钱结合，就成了鲸吞国有企业的基础。这种情况，在煤矿企业中比较普遍。

总之，资改派们鲸吞国有资产的手段层出不穷。现在全国大部分资产已经落入了资改派们的腰包。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经过这多年的折腾，资改派们在经济上，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已经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接下来他们要干什么?只要不是傻瓜，只要脑子认真的想一想就会明白。

资改派们，搞垮国有企业，进而侵吞国有资产，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一步一步的将国有企业往绝路上逼。搞垮国有企业，进而瓜分几十个亿的国有资产，他们真是恶毒至极。我们的社会主义阵地就这样被这些狼心狗肺的资改派们摧毁了。

工厂被卖，几千万工人被迫下岗。工厂是工人的全部所在，工厂是工人的大靠山。工人全家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孩子的上学，没有一样不是依靠工厂。工厂没有了就是工人的靠山没有了。工人又成了无业游民，又是一无所有，又成了一盘散沙。

本人在当时是一个小县城内，一个地方国营小厂的一名普通工人。本人一些亲戚朋友也全部是普通工人。照时下的说法，是一些没有任何背景的老百姓。

我的这些至爱亲们现在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无限感慨。无限的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的社会主义辉煌。我们含着眼泪，大声的呼唤社会主义何时能够归来。

本人从65年起，就在工厂内当工人，目赌了国有企业从兴旺发达，从辉煌走向破产的全过程。目赌了资改派们瞎折腾，搞垮国有企业，进而侵吞国有资产的全过程。今天回忆资改派们的倒行逆施，对于资改派的丑恶行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也更加使我们认识到毛主席的伟大，社会主义路线的正确，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正确。

更加加深了我们工人阶级对资改派的痛恨。

也对我们自己，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轻信了资改派们的甜言蜜语，轻信了他们的无耻谎言，而深深的自责。

世上没有后惭药，这些苦果只有工人自己痛苦的吃下去了。

来源：老兵论道

[yongbing1993]

农村人民公社实践了农业机械化
　　






在农村人民公社实践了采用先进的机械进行生产作业和从事交通运输，会引发农村根本性的变革，随着生产方式的革命，中国绵延了2000多年的小农经济的思想、生活、行为等样态将会结束，农民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会跟着机械的运用大幅提升，人民公社会在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装备中巩固、完善和进一步发展，城乡会因机械化为中介加强合作。

为此，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1966年2月19日毛泽东同志看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后，给王任重复信提出农业机械化规划问题：各省、市、自治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是年3月1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提出兴办农业机械化的原则：以地方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多产农林牧副鱼等品类;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国家积累不要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总设想分为三个阶段。

一、以5年至7年为期，机耕面积由1965年的2.3亿亩达到4亿亩以上，灌溉面积由5亿亩达到8亿亩左右，基本做到农产品加工的机械化和运输的半机械化，化肥每亩耕地施用量由13.5斤达到30斤左右。

二、以10年为期，到1975年，机耕面积达到8亿亩，灌溉面积达到9亿至10亿亩，进一步提高农产品加工运输的机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亩施用量达到50斤左右。

三、以15年为期，到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拟订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草案)提出今后10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1980年使中国农、林、牧、副、鱼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全国农用拖拉机要达到80万台左右，排灌动力机械要达到6000万马力左右，平均每亩耕地施用化肥达到80市斤左右。在10年规划的前五年，即到1975年，全国平均耕作机械化水平，由现时的占可机耕面积的25%，提高到50%左右;全国灌溉面积，由现时的6亿亩增加到7.5亿亩，基本上实现粮、棉、油、糖、饲料加工、脱粒的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每亩耕地施用化肥40市斤;实现农业人口平均每人1亩高产稳产田。

1974年6月26日至7月12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农业机械会对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标作了适当调整和补充：使农、林、牧、副、鱼各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以上，全国农用拖拉机拥有量达到80万台左右;手扶拖拉机达到150万台左右，机耕面积达到9亿亩左右;排灌动力由原计划的6000万马力调整为7000万马力，灌溉面积达到8.5—9亿亩;化肥年产量达到6000—6500万吨;全国粮食总产量争取达到8000亿斤。

198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1474.6亿瓦特;比1965年农业机械总动力109.9亿瓦特，增长1341.7%;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83.7万台，比1965年农用大中型拖拉机(混合台)7.2599万台，增长1152.9%。

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187.4万台，是农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机0.003956万台的47371倍;大中型机引农具136.9万部，比1965年大中型机引农具25.8万部，增长530.6%;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63万台540亿瓦特，比1965年农用排灌动力机械55.8万台66.7亿瓦特，分别增长1009%、809.6%;联合收割机23028台，比1965年联合收割机6704台，增长343.5%。

农用载重汽车97105辆，比1965年农用载重汽车11063辆，增长877.5%;机耕面积4099.0万公顷，比1965年机耕面积1557.9万公顷，增长263.1%。

机电灌溉面积2531.5万公顷，比1965年机电灌溉面积809.3万公顷，增长312.8%;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56.4 %;(1965年机电灌溉面积占灌溉面积比重24.5%)。

化肥施用量1269.4万吨，比1965年化肥施用量194.2万吨，增长653.7%;农村用电量320.8亿千瓦小时比1965年农村用电量37.1亿千瓦小时，增长864.7%。(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yongbing1993]

人民公社成了文化科技结合载体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培养农村人民公社i的新型农民即《社员》。
　　
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同时，也协助科研。

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

经验是：

一、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二、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

三、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实例：

1973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介绍“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况调查”。这个公社有75个生产队，从去年9月以来，分别办起了政治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4800多人，占劳动力总数80%以上，主要学习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毛泽东对赤脚医生评价很高：“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术还建立了培训和进修制度。

1973年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

但是，这个“新生事物”遭到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对：“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

[yongbing1993]

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八字宪法》






人民公社在当时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产力的支持下保证了农业的稳步发展，当时的农业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农业八字宪法”。

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解释成只重视粮，轻视或在实际中会造成普遍的放弃全面发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这个方针真实的内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重农不轻牧》：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它既需要有发达的种植业，也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而发达的种植业又是同发达的畜牧业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提出“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进的。”“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社论还要求，在办好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林、鱼区，应该分别以经营牧、林、鱼业为主。

从实际情况看：

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万亩)

总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占总播种面积%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粮食与多种经营的比例，最高年份为1952年87.8%，其余年份的波动都不大。

全国大牲畜头数(万头)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长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长114.59%

全国肉类产量和猪羊头数

猪牛羊肉产量(万吨)肉猪出栏头数(万头)猪年底头数(万头)羊年底只数(万只)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猪牛羊肉产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长313.86%，比1957年增长266.59%;

肉猪出栏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86.75%，比1957年增长263.18%;

猪年底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356.14%，比1957年增长219.13%;

羊年底只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96.44%，比1957年增长185.78%;

而粮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长202.61%;比1957年增长170.27%，所以，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还是均衡的。(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农业八字宪法指“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农业增产措施，它是在实践中提出来，最后被毛泽东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1958年12月10日，农业“八字宪法”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可以说它是中国农业第一部科技大法。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两个字。

农业八字宪法将农业发展描述为一个涉及工业、农业、科技等部门和城乡互动的综合系统工程，预设了农业增产必须的“人力投入”(如：兴修水利、扩大种植面积)和“科技成果”(如：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工具)两个条件，并把现实的条件与未来进步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事实中坚持实践-认识循环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细作，放弃广种薄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

农业“八字宪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各地报刊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涉及“八字宪法”的社论就有近80篇。“八字宪法”对我国大幅度提升农业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参看2004年11月8日合肥晚报摘自《党史博览》郭圣福/文)

特别是在农田水利、种子、化肥等方面成效巨大。在种子研究领域，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1971年全国已种植杂交高粱2280万亩。杂交玉米一般可增产25—30%，1971年全国已种植6720多万亩，占全国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

1974年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1973年4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年—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成套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化肥400万吨。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北方农业会议。8年来农业生产连续丰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粮食已超过“纲要”。北方14个省、市、区粮食过“纲要”的县有84个，公社有1251个，大队有26613个。全国高产稳产农田总数达到4.5亿亩。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继1973年5个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达到这个水平。全区32万克(1克相当于1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过400斤。1974年粮食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

文革十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965年19453万吨，提升到1976年的28631万吨，增长147.18%，平均每年增长4.72%。1976年全国人均拥有粮食319公斤　/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增长主要来源于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精耕细作这些积极的人力投入。

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的杂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仅有884万吨。而据专家研究，农村承包制后，粮食增长主要来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达到2141.5万吨)，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

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5项。”这里所提到的“5项”都在八字宪法之中。

关键是，1984年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当年粮食达到40731万吨。然而，1985年粮食就减产，仅为37911万吨，数年之中都没有超过1984年的产量。所以，有专家据此判断，家庭承包责任制刺激的农民积极性在1985年就释放完毕。前后对比，显然农民长期的积极的人力投入与人民公社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