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谣言四起
第三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样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来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舆论，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础。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社会上谣言四起时，这伙反革命就与邓小平一唱一合，紧密呼应，煽阴风、点鬼火，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诽谤中央有什么“老派”、“新派”，“温和派”、“激进派”。
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和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制造所谓“总理遗言”，胡说什么“批邓就是反周总理”，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批邓的大方向。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谣言最凶的家伙。反革命政治谣言泛滥的单位，群众思想混乱，批邓就批不起来，坏人活动嚣张，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干得最凶。
他们无耻地吹捧邓小平，为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大造舆论准备。当去年邓小平大刮吉倾翻案风时，这些家伙就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认为只有邓小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胡说什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拼命顽抗，诬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什么“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突如其来”，“争权夺利”；攻击批邓是什么“无端弄笔出诽言”，“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是把老干部打下去的信号”等等。
他们竭力为邓小平辩护，胡说什么“搞阶级斗争阻碍生产的发展”，“抓不住老鼠的猫能是好猫吗？”说邓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毙”。有个反革命分子竟疯狂叫嚣说，他要是邓小平的秘书，就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散布邓小平是什么“党政军全拿得起来的唯一的人”，“当然的接班人”，还造谣说，邓是周总理“提议的总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门广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想“对中央施加压力”，“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
他们恶毒攻击大好形势，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用林贼《“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恶毒语言，攻击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是什么“政局不稳”，“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还诬蔑现在是什么“山河变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峦暗，环宇竟哀鸣”，是什么“风雨飘摇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动“有志不如趁势”，要“在这急风暴雨到来的时刻”充当“英雄”，要“不怕风险，不怕杀头”，用“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亡命精神”，“大干一场”。
他们还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直接制造舆论，别有用心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散布什么“周总理逝世时悼念活动受到了限制，群众的意志没表达出来”。公然叫嚣到清明节“要用花圈表达出人民的意志，有热闹可看”。在清明节前夕，他们大肆传播所谓“总理遗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谣说“南京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全国已经乱起来了”，胡说中央对南京事件“态度很软”。还造谣广州有人在大街上召开会议，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为制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秘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
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１０９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
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
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
人民公社成了与文化、科技结合的载体——培养农村人民公社i的新型农民即《社员》。
公社、大队、甚至生产队都办了各种文化科技阵地，并且与城市各种支农单位及农科所(站)、大学对接，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科技知识，开展科技种田，同时，也协助科研。
1965年全国农业中学(职业中学)61626所，教师19.7万人，在校学生443.3万人(1988年在校学生279.4万人)。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帮助下进行，1975年冬，湖南上万人的育种队伍到海南，制种3.3万多亩。
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以《一所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大学》为题，发表辽宁农学院朝阳分院的教育革命调查报告，宣传“朝阳经验”。这所学院原名朝阳五七农业科技大学。设有农学、水利、牧医、果林4个系，几年来先后举办了50多期短训班，为社、队培养了近万名各种农业技术人员。
经验是：
一、学生实行“社来社去”，即学生由社、队选送，毕业后仍回到原来社队当农民，为社、队培养农业科学技术骨干——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二、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出发组织教学，建立了教学、生产劳动和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以科研促教学。根据农业生产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若干课题组，围绕科研课题组织教学。
三、办学方式，实行“几上几下”，每年分期组织学生回到自己社队，参加当地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从而使教育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走向了社会。“上”就是在校学习，“下”就是回队实践。实例：
1973年6月16日新华社报道介绍“上海市川沙县六里人民公社政治夜校情况调查”。这个公社有75个生产队，从去年9月以来，分别办起了政治夜校，参加夜校学习的有4800多人，占劳动力总数80%以上，主要学习政治、文化。
人民公社极大地推动了医疗卫生网络向农村延伸，形成了以“赤脚医生”为骨干的新型医疗队伍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1963年9月28日新华社报道：全国2000多个县和自治区建立起以县医院为中心、公社卫生院、大队卫生保健站为辅助的农村医疗保健组织网络。
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
“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毛泽东对赤脚医生评价很高：“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为了提高赤脚医生的医术还建立了培训和进修制度。
1973年9月26日 新华社报道：全国农村合作医疗不断巩固发展，“赤脚医生”发展到100多万人。
但是，这个“新生事物”遭到走资派邓小平的反对：“赤脚医生不能一步登天”、合作医疗“是社会主义办了共产主义的事”。
人民公社在当时缺乏科技力量和化肥等生产力的支持下保证了农业的稳步发展，当时的农业贯彻了“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和“农业八字宪法”。
把“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解释成只重视粮，轻视或在实际中会造成普遍的放弃全面发展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这个方针真实的内涵是十分清楚的。
1959年，毛泽东指出：“农、林、牧三者相互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
1966年4月12日《人民日报》社论《重农不轻牧》：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不是单一的经济，它既需要有发达的种植业，也需要有发达的畜牧业，而发达的种植业又是同发达的畜牧业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毛泽东同志指出：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国民经济。
1972年4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提出“粮食生产和多种经营决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相互促进的。”“至于土地，在多种经营的条件下，比单一经营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有的同志划不清正当的多种经营和资本主义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种经营，忽视抓多种经营”“决不可把党的方针、政策所提倡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倾向批判。”社论还要求，在办好集体经济的条件下，应该允许和指导社员利用剩余时间和假日，从事适当的家庭副业;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应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牧、林、鱼区，应该分别以经营牧、林、鱼业为主。
从实际情况看：
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万亩)
总播种面积 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占总播种面积%
1952年 211884 185968 87.8
1957年 235866 200450 85.0
1979年 222715 178894 80.3
1984年 216332 169326 79.3
1988年 217303 165184 76.0
粮食与多种经营的比例，最高年份为1952年87.8%，其余年份的波动都不大。
全国大牲畜头数(万头)
1952年 7646
1957年 8382
1979年 9459
1984年 10839
1979年比1952年增长123.7%，1984年比1979年增长114.59%
全国肉类产量和猪羊头数
猪牛羊肉产量(万吨)肉猪出栏头数(万头)猪年底头数(万头)羊年底只数(万只)
1952年 338.5 6545 8977 6178
1957年 398.5 7131 14590 9858
1979年 1062.4 18768 31971 18314
猪牛羊肉产量1979年比1952年增长313.86%，比1957年增长266.59%;
肉猪出栏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86.75%，比1957年增长263.18%;
猪年底头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356.14%，比1957年增长219.13%;
羊年底只数1979年比1952年增长296.44%，比1957年增长185.78%;
而粮食1979年比1952年增长202.61%;比1957年增长170.27%，所以，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还是均衡的。(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农业八字宪法指“土、肥、水、种、密、保、管、工”等八个方面的农业增产措施，它是在实践中提出来，最后被毛泽东概括为农业八字宪法。1958年12月10日，农业“八字宪法”被写进了党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可以说它是中国农业第一部科技大法。后来，毛泽东告诉竺可桢，他已看到竺可桢的《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农业八字宪法“是管地没管天”，在八字外，还应加上“光”和“气”两个字。
农业八字宪法将农业发展描述为一个涉及工业、农业、科技等部门和城乡互动的综合系统工程，预设了农业增产必须的“人力投入”(如：兴修水利、扩大种植面积)和“科技成果”(如：推广优良品种、改良工具)两个条件，并把现实的条件与未来进步的可能性结合起来，在事实中坚持实践-认识循环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细作，放弃广种薄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
农业“八字宪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农业发展问题的文件中，几乎都有这样的要求。各地报刊都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仅《人民日报》发表的涉及“八字宪法”的社论就有近80篇。“八字宪法”对我国大幅度提升农业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参看2004年11月8日合肥晚报摘自《党史博览》郭圣福/文)
特别是在农田水利、种子、化肥等方面成效巨大。在种子研究领域，1964年，袁隆平开始了“杂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培育杂交高粱和杂交玉米获得显著成效。杂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产30—40%，1971年全国已种植杂交高粱2280万亩。杂交玉米一般可增产25—30%，1971年全国已种植6720多万亩，占全国玉米面积的三分之一。
1974年7月17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各小麦产区大力推广优质品种。1973年4月30日 新华社报道：中国化肥工业高速发展。目前全国小化肥厂已达1400个左右，生产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国化肥总产量的60%。据统计，1970年—1972年，全国化肥产量平均每年递增310万吨，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递增数，提高了将近7倍。1972年从国外引进化肥成套设备，建成投产后每年可产化肥400万吨。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北方农业会议。8年来农业生产连续丰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粮食已超过“纲要”。北方14个省、市、区粮食过“纲要”的县有84个，公社有1251个，大队有26613个。全国高产稳产农田总数达到4.5亿亩。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农业大面积大幅度增产。继1973年5个县粮食单产上《纲要》、过“黄河”之后，又有几个县达到这个水平。全区32万克(1克相当于1亩)冬小麦大部分单产过400斤。1974年粮食总产量比1973年增长15%。
文革十年，中国粮食产量从1965年19453万吨，提升到1976年的28631万吨，增长147.18%，平均每年增长4.72%。1976年全国人均拥有粮食319公斤 /年(1952年288公斤/年，1988年362公斤/年)。(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9年中国统计出版社)人民公社时期的粮食增长主要来源于八字宪法中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精耕细作这些积极的人力投入。
而“科技成果”最重要的部分，如：袁隆平从1964年开始的杂交水稻研究至1975年才取得成功，1978年化肥施用量也仅有884万吨。而据专家研究，农村承包制后，粮食增长主要来源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化肥(1988年已达到2141.5万吨)，及其它科技成果。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征兵《科技对粮食增长的贡献及粮食科技发展的方向》一文对此进行了叙述：“科技进步对粮食增长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一般用科学进步贡献率来定量地测定科技对粮食增长贡献的大小。
研究结果表明，1978～1996年的18年间，粮食增产诸因素中技术进步贡献率最大，占48%，其次为化肥贡献率占35%，其他物质投入贡献率占14%，劳动力贡献率5%，而气候条件的贡献率为-2%(即造成2%的减产作用)。在当前我国粮食生产中，技术进步的内容是广泛的、综合的，但起作用最大的是优良品种、栽培技术、植保技术、低产土壤改良技术以及种植结构调整等5项。”这里所提到的“5项”都在八字宪法之中。
关键是，1984年全国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后，当年粮食达到40731万吨。然而，1985年粮食就减产，仅为37911万吨，数年之中都没有超过1984年的产量。所以，有专家据此判断，家庭承包责任制刺激的农民积极性在1985年就释放完毕。前后对比，显然农民长期的积极的人力投入与人民公社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密切相关。
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没有先知先觉。为了走好自己的路，毛泽东还指出，学习和实践是认识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阶段。
毛泽东认为，“任何人开始总是不懂的，从来也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
在《谈话》中，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要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进行实践，在实践中必须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进行研究，而且必须经过胜利和失败的比较。反复实践，反复学习，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有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4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坚持走自己的路。“以苏为鉴”，走适合中国情况的道路，是毛泽东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特点。1956年4月4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苏共二十大给我们的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毛泽东指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的权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所以，他强调：“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毛泽东认为如何完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问题解决之后，管理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在《讲话》中，他指出：“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页。】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优越性，毛泽东主张在保证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权，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都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毛泽东还主张无论是中央部门管的，还是地方各级管的企业，都要在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国民经济只有在综合平衡下才能持续协调稳定的向前发展。
在《谈话》中，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0页。】
在《经济建设是科学，要老老实实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3页。】
因此，在《谈话》中，毛泽东在工农业发展的总体布局上，再次强调我国需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
毛泽东指出：“苏联和我们的经验都证明，农业不发展，轻工业不发展，对重工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毛泽东:“要使重工业迅速发展，就要大家都有积极性，大家都高兴。而要这样，就必须使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轻重工业同时并举”【《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略与布局。通过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来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历史任务，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重大课题。对此，毛泽东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
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的富强”，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0—1801页。】。
从50年代中期开始，毛泽东对我国经济建设道路的构想，逐步由“实现工业化”向“整个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转变。
在《谈话》中，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进一步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这就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战略任务的表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业化的理论。
毛泽东还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不准确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页。】
毛泽东:“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0—131页。】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
这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国家政治生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却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是完全适应于生产力、上层建筑是完全适应于经济基础的。即便是承认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也是在承认“完全适合”的前提之下。
对此，毛泽东指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乃至共产主义社会仍然会起作用。他辩证地分析指出：“从世界历史来看，……都是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毛泽东认为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各阶段发展的动力。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许多矛盾构成的复杂矛盾体系，其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希望找到一条中国应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道路。
所以，毛泽东始终重视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相比较，尤其是从反思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中思考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之路。
毛泽东认为，“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页。】。
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创造性见解。择其要者，包括：社会主义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由于中国长期贫穷落后，又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欺负和压迫，所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1954年6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打下一个基础。用十个五年计划即五十年时间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设想。
此后，毛泽东多次阐述了他这个要准备长期奋斗的设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通过党中央及时纠正失误，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使毛泽东更加坚定了这个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按“五年计划”己经开始稳步发展。
毛泽东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完整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的阶段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波浪式发展。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马克思主义也认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首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而且，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
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希望一蹴而就，反而办不成事，而且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稳步向前发展。
对此，毛泽东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这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尽管中国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但是决不能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否则，只会如同1958年大跃进中刘邓刮起超越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风”，给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全社会发展带来更多的矛盾和困难。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是在误导全中国人民群众，没有按照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自然规律。
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第五个问题，帝修反和国内地主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
这次，邓小平挑起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小撮反革命暴徒闹得最凶的时候，帝修反特别是苏修新沙皇，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认为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健康力量”，这一回可要“说出自己决定性的话”来了。
克里姆林宫从四月七号到现在，一直忙个不停地开动各种宣传机器，什么《真理报》》、《消息报》、《苏维埃俄罗斯报》、《共青团真理报》、《文学报》、《汽笛报》，还有“塔斯社”、“和平和进步广播电台”等等，又写文章，又发报道，又登照片，不遗余力地给邓小平撑腰打气，说什么邓小平的路线受到了“热情支持”，很多人“要求邓小平当总理”。
过去，苏修新沙皇曾经寄希望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幻想都破灭了。这一回又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满以为就要成气候了。可是他们高兴的太早了，还没来得及鼓掌，这股反革命逆流就很快被粉碎了，邓小平也完蛋了。
勃列日涅夫之流大为丧气，情不自禁地叫喊，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是“令人吃惊的”，是“感到失望的”。于是便歇斯底里大发作，叫嚷：“邓小平被撤职不是内战的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五月十八日，苏修“塔斯社”这个造谣公司，瞪着眼睛说：“上月底，枪毙了一个天安门广场游行的参加者，十人游行者被法院判处了十年徒刑”，这是多么拙劣，多么卑鄙！苏修对天安门事件这么热心，一喜一惊，一捧一骂，无耻造谣，就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要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总是把赌注压在党内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一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
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也错误估计形势，欣喜若狂，兴风作浪。就连盘踞在台湾的政治僵尸蒋经国，也像扎了一针强心剂一样，有气无力地嚎叫起来。
四月六号，也就是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第二天，蒋经国就急不可捺地在伪立法院会议上叫嚷，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什么“大陆同胞抗暴行动的新开始”，狂叫要给予“全力支持”，还提出所谓“特别预算”，“全力供给”。
四月七号，蒋经国又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会，制定所谓“精神入党”办法，发表《告大陆同胞书》，叫嚷什么“大陆所有同胞不分地域，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信仰”，都可以“自动地成为中国国民党的精神党员”。
台湾、香港的反动报刊、电台，也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和广播，造谣诽谤，攻击诬蔑。狂叫“现在是反共的良好时机”，煽动要“发挥冒险犯难的精神，开展大陆工作”。邓小平挑起的这场反革命暴乱，连蒋帮都这样卖力地吹捧，不是很发人深省吗？
一些地富反坏，牛鬼蛇神，还有那些老右派，也从阴沟里爬了出来，暗中庆幸，大放厥词。当一小摄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行凶作恶的时候，他们手舞足蹈，妄想变天，胡说什么现在是“形势不稳”，已经是“一触即发”，“现状不好维持，局面不好收拾”，“前途演变正未可知”，甚至叫嚷什么“政权也得变一变了”。有的使劲地吹捧邓小平“威武不屈”，“真有骨气”。请大家听一听，这是什么腔调，这又是为什么？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一小撮阶级敌人遭到灭顶之灾，不甘心失败，仍在垂死挣扎，继续较量。
从四月六日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发生了近百起反革命案件，与往常相比大约增加五、六倍。其中，针对中央两项决议进行捣乱破坏的，就占百分之九十以上。
四月十一日，七○六厂有个反草命分子，在厂里公开跳出来狂呼反革命口号，恶毒攻击中央两项决议，被制止时竟接连对三名职工拳打脚踢，疯狂地行凶报复。
四月十二日，北京粮食局马连道仓库有个反革命分子，公然打出“要造反”的旗号，狂叫“文化大革命坑了我，也坑了邓小平”，穷凶极恶地闯进办公室，接连砸坏了三张办公桌。
四月十四日，中央民族学院有个反革命分子，竟在集体宿舍，公然将《党的基本知识》一书中引用的毛主席教导，全部涂毁或撕掉，并当众书写了三条反革命标语，为邓小平扬幡招魂。
四月二十日，从太原市流窜来京的反革命分子尚久大，跑到前门大街，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散发反革命传单，恶毒攻击周总理，无耻吹捧邓小平，狂呼反革命口号，当场被工人民兵抓获。五月一日凌晨，从新疆潜逃来京的反草命分子李林泉，连续在前门、西单、王府井、南长街等八个地方散发反革命传单，公然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邓小平和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进行辩护，当夜被北京站民兵、民警抓获时，从他身上搜出了同样的油印反革命传单三百九十三张，反动日记三本，已投寄给中央一领导同志的反革命信件底稿十四份。
五月七日，大兴县一个坚持反动立场的地主子弟，连续书写五条反革命标语，疯狂叫嚣“坚决支持右倾翻案风”，胡说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徒的活动是什么“自己解放自己”。
五月十七日，坚持反动立场的右派子弟王益民，从山西跑来北京，明目张胆地要往天安门东标语塔上贴反革命大字报，以《不理解这个纲》为题，猖狂攻击以阶级斗争为纲，胡说什么“为何以粮为纲，是不是有总纲、大纲、小纲，游击纲、临时纲”，“这究竟是不是以目乱纲，以目代纲”，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这个家伙被抓起来以后，还继续攻击，无耻吹捧邓小平“当个总理也应该”，诬蔑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是“故意闹意见”，攻击我粉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犯了错误”，咒骂社会主义制度“不自由，不如过去那样：海阔由鱼跃，天高任乌飞”，猖狂叫嚣“来京的目的就是为邓小平翻案”，“制造第二次大混乱”。这个反动家伙还恬不知耻地说：“大丈夫要有沉机独断之志”，“青云有路终需上，宇宙无名志不休”，“不能留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真是反动透顶。
上述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认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颇有启发，耐人寻味。对这一反革命事件，谁支持，谁反对？对粉碎这场反革命暴乱，谁害怕，谁高兴？对邓小平搞翻案复辟，谁赞成，谁抵制？不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吗！
同志们！今天向大家汇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市委二十六号文件精神，掀起一个继续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深入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追查反革命的新高潮。
具体地说：一是要学好。就是继续认认真真地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加深理解，武装头脑，掌握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是要批透。就是狠批邓小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罪行，进一步认清邓小平的反动实质，提高觉悟，划清界限，肃清流毒。
三是要深追。就是认真追查反革命，前一段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发动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形势很好。
截至五月十日，全市共揭发出可疑线索两千多件，有近七千人，主动交出抄录的反动诗词和所谓“总理遗言”近四万件，交出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拍摄的照片、底片四千多张。特别是所谓“总理遗言”这起反革命谣言，经过在全国开展追查，制造者已经有了着落，可以不再追查制造者了。
但是，追查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反动诗词、传单和其他反革命谣言的制造者，把这些家伙统统挖出来，任务还是相当繁重的，还需要进行艰巨的工作。为了不使反革命漏网，各级党委要把它作为一项政治任务，集中一段时间，集中精力，狠抓一下。特别对重点单位、重要案犯、重大线索，要抓住不放，不管追到谁，一追到底，一定要追个水落石出。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学、批、追、促，最重要的是学和批，要把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放在首位，认认真真地抓紧抓好。要深入批邓，彻底揭穿邓小平的画皮和极右实质。只有学好批深，才能把追查反革命和各项工作很好地开展起来。
因此，各级领导要站在斗争的前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把学、批、追、促抓紧抓好。领导干部要带头学，带头批，带头揭，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
要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争取更大的胜利！
原载《共识网》
这就是阶级斗争。在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后的一切说法都是站在走资派邓小平一边的，包括文件及媒体，可信度有多少？
第四个问题，为什么说邓小平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挂帅人物？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生死搏斗的突出表现，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修正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疯狂反扑。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就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挂帅人物。一小撮阶级敌人胆敢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广场制造反草命暴乱，就是因为有邓小平在那里挂帅，给他们撑腰。
大量事实充分证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完金是邓小平一手挑起来的。邓小平重新工作不久，一旦大权在握，就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施展全部反革命政治斗争经验，有纲领、有舆论、有组织、有部署地向党发起全面进攻，拚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妖风，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黑旗一举，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纷纷聚集在这面黑旗下，亦步亦趋，紧密呼应。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手舞足蹈，欣喜若狂，叫嚷什么：“春天来了，空气新鲜，精神爽快”，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说成是“光明路线”，争当吹鼓手、马前卒。
邓小平大造反革命舆论，争夺“思想阵地”，带头制造政治谣言；天安门广场的这伙反革命就拼命摇旗呐喊，为其篡党夺权做舆论准备。邓小平大叫“各方面，问题都很严重”，“积重难返”，一再部署要“全面整顿”；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鹦鹉学舌，大肆叫嚷各方面问题“日久积年”，“不下重药，恐难收效”，必须“大刀阔斧”，“改弦更张”。
邓小平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一切为了四个现代化”的修正主义口号；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四个现代化日，我们一定设酒重祭”。邓小平恶毒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胡说什么“有大野心家、小野心家”；天安门广场这伙反革命就狂叫要“真正的马列主义”，“要打倒阉割马列主义的秀才们”。
所有这些，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完全是邓小平煽动起来的，是邓小平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刮右倾翻案风的必然恶果。
大量事实还充分证明，邓小平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集中地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复辟愿望；在天安门广场进行暴乱的这伙反革命分子，就是邓小平反革命复辟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让我们剖析一下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被抓获的都是些什么人物，就看的更清楚了。
一种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他们对文化大革命耿耿于怀，切齿痛恨。邓小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兴高采烈，得意忘形。
邓小平受到批判，他们兔死狐悲，狂叫要“豁出去”，要用“希特勒的胆量和冒险精神”，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
有一个老子在十次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人，在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中，几乎全家出动，东窜西跳：这个家伙拿着半导体喇叭，站在广场纪念碑的台阶上，声嘶力竭地朗读他自己写的反动诗，他妹妹、未婚妹夫和姐夫在一旁观战，他哥哥在一旁给他拍照、打气，不断叫好，煽动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如，搞反革命组织的齐国治，文化大革命中是混进群众组织的坏头头，因思想反动，搞打砸抢，被拘留审查近两年，一直怀恨在心。这次跑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串连，妄图成立“全国罢工委员会”，狂叫要“占领电台”，“左右中央”，“把邓小平抬出来”。
再一种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一步限制了资产阶级法权，阻碍了这些人升宫发财、成名成家的道路，他们恨之入骨。
有的就直言不讳地说，邓小平搞物质刺激，白专道路，扩大三大差别，“能给自己的家庭和个人带来好处”，可以“住上好房子，找个好工作”，在城市“过上舒舒服服的生活”。反革命分子周忠铉，早就幻想成名成家，一心盼着邓小平当权，说，“只有邓小平上台，才有出头之日”，还说什么“不管什么路线，只要能提高工资，提高生活水平，能成名成家就行”。
对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十分反感。他除了进行反革命串连外，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还连夜书写五首题为《清明有感》的反动诗，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公然写出“东风无力”，“坑灰未冷”，“煎豆相煎“，“王莽篡权”的反动词句，恶毒地进行攻击。
还有一个参加冲人民大会堂和解放军营房的坏家伙，认为只有邓小平才重用象他父亲那样的“技术干部”，邓小平不垮台，他父亲“还有提拔的希望”，“自己也有出头之日”，因而希望天安门广场事件闹得越大越好。
还有一种是受过打击，仇视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有的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有的是多次被关押的罪犯。他们唯恐无产阶级的天下不乱，早就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又苦又涩”，“简直无法忍受”，“咬着牙根活着”。
邓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他们本能地感到给自己带来了希望。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在邓小平的身上，疼在他们心上。这些家伙反革命本性大发作，也跑到天安门广场推波助澜，趁火打劫。
前边说的吉林的李广德，就是一个典型。这个家伙四十岁，十三岁就开始犯罪，曾被判刑两次，加刑一次，劳动教养一次，现在还戴着坏分子帽子。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也跑到北京来搞反革命串连，在天安门广场“大显身手”。
再如，被开除党籍的蜕化变质分子姬传贤，四月四日纠集几个人到中山公园，策划成立什么“工农兵反修红旗兵团”，公然提出“取消阶级，不要成分，放出罪犯”的反革命口号。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一切反动阶级要实行复辟，总要推举他们的政治代表，作为他们的领袖和靠山。而反动阶级的代袭人物，必然要提出和推行一整套反动纲领和路线，作为“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把一切反动势力集合在这面黑旗之下。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在这次事件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就是按照邓小平的煽动，跟地主“还乡团”一样，又烧又打，疯狂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有的还直接向邓小平“上书”，献计献策，说什么“君若姑息，身必自危”，要邓小平“奋袂而起，登高而呼”，“组织起自己的人和他们干”。
有的甚至狂叫“干柴已备，待点燃者。”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把自己比作“干柴”，把邓小平当作反革命邪火的“点燃者”，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出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后台和打手、主帅与喽罗的密切关系。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显，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次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证明了毛主席这一科学论断，无比英明，无比正确。也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头等大事，必须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