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毛泽东的新中国便准备全神贯注于全国工业化建设和农村农民的社会主义化，并致力于创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国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新中国仍深怀敌意，毛泽东与周恩来因此便放弃了谋求解决争端的希望。由于美国断绝了同中国的正常国际贸易和援助，对新中国实施残酷的制裁禁运封锁打压。红色的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只得指望苏联的援助。但因为苏联一心致力于从二战中恢复元气，只愿给予有限的援助。
与此同时，中苏之间的一场根本冲突也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俄国害怕核大战，正寻求与西方和解。但是红色新中国却被美国的行动排除在美西方国家范围之外，这令人十分怀疑美国的意图。北京担心苏联会以中国为代价与美国结成同盟。
1959年6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出尔反尔，撤销了他在两年前达成的帮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协议。新中国毛泽东深信他是在讨好华盛顿。在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后不久，赫鲁晓夫建议毛泽东接受美国所提出的“两个中国”的方案。这是一项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1960年6月赫鲁晓夫将帮助中国发展工业的1400名技术人员全部撤回，并带走了图纸和技术资料。从此以后，两国间的敌意便公开化了。
1961年元月，约翰·肯尼迪当选总统，此时他本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利用中苏之间的分裂与人民共和国达成谅解，从而孤立美国的主要对手---苏联。但肯尼迪却暴露出了对中国的偏见，这一点并不亚于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他不仅不设法与中国解决纠纷，反而同俄国谋求谅解，并于1963年7月，建议美俄两国携手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对中国新疆罗布泊的核弹实验基地进行打击。但赫鲁晓夫未为所动。
在肯尼迪执政期间，继续孤立北京已毫无道理，因为中国的动机不再有任何可疑之处。十多年间，中国与各国间的相处十分审慎，抗美援朝的行动只是为自保，而当时也只是为了保护新中国本国的利益。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领导人陷入了理智的死胡同中。国共两党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在逻辑上就意味着台湾的地位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是无权干涉的。
蒋介石当然明白，如果没有美国的保护，他那早已失去人心的政权就会消亡。蒋介石和美国要规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逻辑推论，只能坚持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土生土长的分子，而是克里姆林宫指挥下的一个征服世界的阴谋集团的代表。根据中苏分裂、莫斯科努力同西方和解这一情况，认为红色中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阴谋集团的代表这一观念已变得荒谬可笑了。如果美国承认事实，他就根本无权控制台湾。但肯尼迪却不顾事实，继续坚持那套阴谋集团的鬼话。
1954年日内瓦会议之后不久，越南内战便死灰复燃，而约翰逊总统对越南内战也越发关注起来。他在印度支那半岛动用了庞大的美国军事力量，又在1964年末和1965年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北方。新中国曾对此提出抗议，但却私下传话给华盛顿，只要美国不派遣地面部队入侵越南北方，威胁中国边境，新中国共产党政府便不会对越共给予物力以外的援助。
这样一来，新中国当年入朝参战的理由及其在日内瓦会议上所宣布的必要条件再一次摆在人们面前：新中国不会容忍其边境上出现美国军队。约翰逊至少从朝鲜战争中对此有所了解，因而尽管其军事顾问曾力劝他向北越出兵，但他却始终未这样做。
与此同时，新中国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制造的原子弹，并于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氢弹，中国从而作为一个大国完全登上了世界舞台。这证明美国孤立中国的政策已变得极端危险，因为如果中国继续受到蔑视，并被拒于联合国大门之外，那么奢谈限制核武器就毫无用处。然而约翰逊得知中国爆炸原子弹后，却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应，他暗示中国要利用原子弹进行讹诈。而事实上此时周恩来已告诉约翰逊，中国永远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9年元月尼克松成为美国总统之时，很少有人认为他会改变美国对红色中国的既定政策。然而尼克松却成为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对中美关系进行透彻分析的总统，他还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认识到，让这个拥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重返国际社会是绝对必要的。
1972年2月，当尼克松及其夫人联袂访问北京时，他们得到了绝大多数公众的支持。这两个伟大国家也终于恢复友好关系。倘若没有朝鲜战争，两国的和解肯定会来得更早。这场痛苦而可悲的冲突就是这样在两国之间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阴影，并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负担。
摘自：《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国人的反思》
美化民国，曲解历史，历史，可以有争议，但绝不可以粉饰，更不可以以争议去洗地。历史，可以有争议，但不能任人胡说八道，更不能借争议之名行洗白之实。
【中华民国（1912年——1949年），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而事实上，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是1776年—1886年存在于南洋婆罗洲(现称加里曼丹岛)上的海外华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共和国，这个才是亚洲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说《中华民国》，是张冠李戴，强行美化啊。
《中华民国》：孙中山当了四十三天临时大总统后，被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时期的中华民国不到几个月，就被袁世凯一纸调令即可把蔡锷从云南调到北京，北方牢牢控制在袁世凯手里，内蒙东北也是唯袁是从。随即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中华民国》即亡。
袁世凯死后军阀轮流执政，称《北洋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社会稳定吗？那连年的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土匪横行，这样的民国是社会稳定？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晋奉战争、二次北伐、河湟事变、蒋桂战争、二广战争、中原大战，……中原大地战火纷飞的时代竟然是黄金十年？
1933年3月8日，蒋介石国民政府颁布了银本位币制造条例，实行废两改元。然后货币超发，成为了世界罕见的恶性通货膨胀。大量国民财富化为乌有，肥了四大家族，导致国民经济全面崩溃。这其间隐藏在文字后面的民生艰苦又有谁能看到？
当时的人们绝大多数是文盲，能读得起书的，又有多少？
人均寿命35岁的社会，值得为之赞美不？何不食肉糜！
《中华民国》词条里说到宪政、共和、民主，又有哪一条落到了实处？独裁的蒋介石政府竟然在今天吸粉无数，这些充斥了虚假的历史信息的百科词条绝对功不可没。
是的，两种百科词条均声称其是开放的，人人都可以编辑词条内容。但又有几个人在看到词条不对或有问题时，能花费无数的时间与精力去考据与修改？
日本九一八以前，蒋介石政令不出江浙，南方稍有统治权，北方在军阀手里，东北满洲国。
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割据，蒋介石一年不到即被轰下台。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又一次亡了。
马英九去中国大陆大谈《九二共识》没有变，九二共识等于什么？等于放屁。《九二共识就是中华民国》吗？马英九在中山陵悼念孙中山时，孙中山会认同台湾是《中华民国》吗？马英九的中国行正对上蔡英文的过境访美，目的为选举拉票，结果如何？
到台湾后蒋介石从1948年到1975年当台湾领导人。
严家淦从1975到1978年当台湾领导人。
蒋经国从1978年到1988年当台湾领导人。
李登辉从1988年到2000年当台湾领导人。
陈水扁从2000年到2008年当台湾领导人。
马英九从2008年到2016年当台湾领导人。
蔡英文从2016年到2024年当台湾领导人。
这跟中国历史上的《中华民国》有何连续关系？
一个国家有国号，国土面积，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承认才行。
自说自话，胡编乱造，胡说八道就能自嗨自称一个国家了？
而且，就拿蒋介石也说，蒋介石败走台湾：中华民国早就灭亡了。
台湾民主进步党籍立法委员郭正亮日前表示，蒋介石1950年的确曾说过“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
根据1950年10月台湾国防研究院出版的《蒋总统集》第二册（演讲），1950年三月十三日蒋介石在阳明山庄对国民党干部讲话原文是：“我自去年一月下野后，到年底止，为时不满一年，大陆各省已经全部沦陷，今天我们实已到了亡国的境地了……我们的中华民国到去年年终就随大陆沦陷而已经灭亡了。我们今天已成了亡国之民。”.
就从《台湾领导人》来看，有哪一个是继续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了？还是继续了蒋介石的《中华民国》了？
就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有一絲一毫的一脉相传吗？孙中山的《中华民国》是联苏，容共，扶助工农。而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屠杀共产党和同情支持共产党的一切人。
《台湾领导人》继承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还是蒋介石的《中华民国》？
从历任《台湾领导人》来看，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一致吗？
蒋介石的《中华民国》，是要《反攻大陆》统一后的《中华民国》。
蒋介石儿子蒋经国的《中华民国》，己变了，明知《反攻大陆》统一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华民国》只是台湾的代名词。
李登辉就不认《中华民国》了。
陈水扁是继承李登辉的。
蔡英文也是继承李登辉的。
马英九执政八年。应该说是一个机会。
两岸《統一》，对谁有利？这个问号是指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后的两岸《統一》。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台湾》与改革开放后的两岸《統一》是有区别的。
再说两岸《統一》，对谁有利？
从大陆走资派政府来说，图个名，在其任上完成了中国统一。
从台湾来讲，好处多了。
一是对国民党有利。国“共“两党哥俩好呵，第三次合作。此时的走资派“共产党“己《废敌为我》，亲切地称《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亲》等。《惠台政策》从中央到地方千条万条。而《台湾同胞》《两岸一家亲》几乎只为国民党而为。
二是对台湾资本家。来大陆经商，优惠，优惠，再优惠。
三是对台湾名人来大陆捞钱。开放，开放，再开放。
马英九执政八年。与习近平密谈，马英九只要提一个要求，允许在大陆发展国民党党员即可。带着台湾和习近平统一了。马英九就可继续当台湾的头，大陆不会收税，一切照旧，国民党的官员到中央当官了。在大陆发展国民党党员一定很快超过共产党员人数，国民党的官员到中央当官的一定大量增加，这比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统一容易多了。
四是没有台湾民进党的事了。
五是台湾人真正在世界上有地位了。
然而，马英九听美国的。自己又无主见。只能无作为。无作为不要紧，默不作声也就算了。但马英九还是要作秀，阿Q自嗨。
1923年8月，孙中山特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4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3个多月。他们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博物馆等地；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国家领导人会谈。
蒋介石对军事方面特别重视，重点了解苏联红军的情况。蒋对苏军内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歩，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他还向苏方提出请求，希望苏联派军事顾问赴广州，支持孙中山的军政府。
蒋介石比汪精卫小4岁，人生经历和性格禀赋与汪完全不同。他早年于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肄业，考取日本振武学校。在日本期间，蒋介石结识了孙中山的重要助手陈其美，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加入了同盟会。作为一个满腔抱负的爱国青年，为了求得救国救民的真理，蒋对日本国的观察非常认真。他认为在日本生活中，从铁路系统、人才教育和生产制造，样样讲究纪律和效率，因此促进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武士道”至死不渝之精神，他认为是日本军事成功的主要原因。因此，崇尚军事救国是蒋介石与汪精卫的最大区别。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追随陈其美回国参加军事斗争，开始有了实际的战场经验，担任过团长。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遭刺客暗杀身亡，蒋介石悲痛万分。从此他直接听命于孙中山，孙任命蒋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
不久，袁世凯暴死，中华革命军随之解散。蒋介石混迹上海，与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等人有往来。1920年，蒋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在上海合股经营证券买卖，成为交易所“恒泰号”经纪人，曾以所获之利资助中山的革命事业。
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介石前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完全赢得了孙的信任。蒋以此经历写了《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 1923年2月，他被孙中山任命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成为孙倚重的心腹大将。
1923年8月，孙中山特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一行4人，赴苏联学习考察，历时3个多月。他们访问了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党政军机关、学校、工厂、农场、博物馆等地；先后与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采林、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等国家领导人会谈。
蒋介石对军事方面特别重视，重点了解苏联红军的情况。蒋对苏军内实行政治委员、党代表制深表赞赏；对其军械武器的研究与进歩，也认为可与欧美各国相竞争。他还向苏方提出请求，希望苏联派军事顾问赴广州，支持孙中山的军政府。
由于列宁重病在身，蒋介石未能拜会这位革命领袖。但看到列宁病重期间，斯大林却与托洛茨基发生内斗，令蒋对苏联政治中“排斥异己”风气盛行充满失望。他通过谈判的过程，判断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独裁，在文化上不尊重传统并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对外行使霸权主义。
蒋介石在访苏回程中，写下了《游俄报告书》，包括在苏联3个多月旅行、考察和会谈所得资料和印象，其中不乏对苏联的认识和疑虑。回国后，他将报告奉寄给孙中山。
蒋介石看孙中山如同看待导师和父亲。对于导师的教诲，他理解的会相信，不理解的也会相信；对于父亲的命令，他尽可能服从，但有时意见不被采纳时，也会负气暴走，反正最后父亲要负责任。他自视甚高，经常看不起他的同级甚至上级。甚至于当孙让蒋负责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的筹建时，他还发牢骚，说只让他办学，不让他过问政治军事。有一次，恼怒之下干脆又甩手回老家了，直到被中山的亲笔回信打动，才迷途知返。当军校组建走向正轨时，他发现这才是自己大展宏图的天地。
黄埔军校的物质条件比较艰苦。整个军校除一间俱乐部是青砖瓦房外，教室、宿舍、伙房、厕所竟都是草房。新学员入校时，可以领到两套军装、两件衬衣、两双布袜、一条武装带，但步兵最重要的军鞋，却是三双草鞋。
然而，这里的气氛是完全不同的。学员除了周日可以自由活动或请假之外，天天都是集体生活，高唱着“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校歌，个个热血沸腾。每天雄鸡鸣白时，都要围绕黄埔岛公路列队跑步，一圈大约有15公里的路程。早餐后开始上课，军校参照日本士官学校教学内容，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和《实地测图》等课程，此外还进行单兵动作、连排营行军、平战中的联络等训练。
蒋介石和情侣陈洁如住在离黄埔军校不足一里路的长洲要塞司令部。他不抽烟、不喝酒，每天早起，上下班时总披着一件呢制披风，前由副官开道，后有若干武装精良的警卫护送，好不威风。
当得知孙中山被癌症夺走生命之后，蒋介石悲痛得不知所以。饮水思源，他要报答中山的知遇之恩，将陆军军官学校办成革命的摇篮；痛定思痛，他决心遵循总理的多年教诲，执行既定的方针，包括“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最终实现三民主义的理想。一年来，他像子承父业那样开始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即使有他人指责，有工作冲突，他也不再撂挑子，而试图忍辱负重，向前推进。同时，他认为自己是坚决革命的，别人妨碍他就是妨碍革命，因此，必要时他会动用武力来除掉这些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突然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遭到暗杀！当天，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参与和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由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成的“廖案特别委员会”。然而，此案极其诡秘，案发后不断添加的一些人为因素，更使案情扑朔迷离。
调查后的结论是，暗杀系国民党右派所为，并发现有一嫌犯为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从而使胡汉民有重大嫌疑。8月25日，当蒋介石派军队搜捕胡毅生时，士兵包围并搜查了胡汉民的住宅。汪精卫顺水推舟，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派胡汉民出国，又除去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
蒋介石既然帮了汪精卫一忙，他也要汪帮他一忙。当时蒋兼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的参谋长。9月9日，蒋向汪告状，说“许崇智不顾大局，把持财政，心欲限制本军的发展，可胜慨然”。然后，蒋介石竟于9月19日以广州卫戍司令的身份，以“解决反革命各军”的名义，宣布广州全市戒严。蒋的军队包围了许崇智的住宅，四面放枪，实行武力威逼。许向汪精卫求助，汪表示完全支持蒋。结果，蒋介石迫使许崇智出走上海，除去了一个争夺军权的障碍，已显示出他敢于操弄权力的政治胆量。
汪精卫和蒋介石联手赶走了胡汉民和许崇智，同时就形成了联手控制广东党政和军队的局面。蒋介石为了巩固这一局面，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结为金兰。但是，陈璧君瞧不起出身青帮的蒋介石，自恃他们夫妇党内资历远高于蒋，坚决反对丈夫同其结拜。汪早已被悍妻训练得服服帖帖，只好对蒋婉言谢绝。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蒋介石担任总指挥。东征军力克惠州城，端掉了陈炯明的老巢。然后，蒋介石的总指挥部率第三师继续进攻。“黄埔三杰”之一的陈赓，当时担任蒋的警卫连连长。当第三师前进到华阳时，遭遇陈炯明主力林虎部，被林部击败。蒋介石急了，亲自跑到前线去督战也不顶用，全师溃散。
陈赓对蒋介石说：“校长，指挥部该撤退了！”蒋介石厉声叫道：“我不走了！我曾训诫你们，战败死则罢，不战死则杀身成仁，今天我要实现诺言，不辱黄埔之名！……”说着就去摸随身佩剑。陈赓大惊，赶紧夺过佩剑，急切劝道：“你是总指挥，不能自杀！这个部队的军官不是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不是你的学生。我们撤退到安全地点，再收拢部队，还可以再打。”
蒋介石本来说自杀就是给部下听的，实为效法曾国藩，等着部下救他，给他台阶下。经陈赓一劝，蒋就不自杀了，被陈拉着跑了一阵，不久渐渐体力不支，脚步沉重，喘着气说：“我跑不动了！”
陈赓见状，顾不得自己在攻惠州城时的脚伤未愈，咬牙背起校长接着跑，跑到一条河边，找到一条船，把蒋介石送上船。陈赓一面组织部队掩护，顶住追击的敌人，一面把船划向对岸。他们终于在对岸找到了一处安全之地，得以休整。此后，蒋介石对陈赓的救命之恩一直铭记在心。
第二次东征终以国民革命军击败敌人而结束，陈炯明被迫出洋。蒋介石作为主帅功 不可没。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夫妻双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癌症与世长辞。谁来顶替国民党领袖的位置，成了党内外瞩目的问题。一般认为，有可能继承这一领袖地位的主要有3个人，头一个是汪精卫，第二个是胡汉民，第三个是廖仲恺。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闭幕后，基本上形成了汪精卫主持党政、蒋介石主持军事的局面。汪精卫主持党政蒋介石作不了主。
42岁的汪精卫，已跟过去那个慷慨悲歌的热血青年判若两人。当年汪之激进精神，正如他在《民报》上发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所论：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薪，一作釜，而自己愿以生命充作革命之柴薪。
1910年，汪精卫亲自策划和实施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不幸事败，后与同党黄复生一起被捕入狱。他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其中一首《慷慨篇》感动天下，一时为国人传诵。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善耆看到汪诗中的“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禁大赞壮哉！
这位肃亲王亦非等闲之满清贵族，是清廷中难得的一位改革家，他认为：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不只一两人，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这个理由居然说服了摄政王，致使宣统皇帝下旨，免两人一死，改为无期徒刑。
服刑期间的汪精卫，在肃亲王善耆施展的各种软化手段面前，逐渐陷入左右矛盾的处境，产生了消极妥协的心理。善耆用睥睨一切的长者姿态，以探讨学理的贤士风度，广征博引，侃侃而论，慑服了这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
汪精卫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在狱中所作《有感》一诗中，已把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的殊死斗争，喻为兄弟相残。经过这一服刑的过程，其刚烈和冲动有所收敛，自省和忍耐有所增强，不自觉地从“革命之薪”向着“革命之釜”转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了。清政府为了缓和局势，只好一面起用袁世凯执政，另一面将汪精卫等人公开释放。
汪精卫出狱后，经梁士诒介绍与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颇相投契。其后，汪受邀登门会见袁世凯，被这位城府深厚的主人大肆夸奖一番。汪听后身感飘然，觉得颇为投机，只感相识恨晚。在袁世凯的建议下，精卫与克定结成金兰。
别后，袁世凯写信给梁士诒，嘱他筹款10万赠送于汪精卫，作为汪南下的路费。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见过如此厚礼，不免大吃一惊，认为非义之财万难接受，初始坚不肯要。经梁婉言劝说，汪接受大洋1千元，退还了9万9千元。
南北议和开始后，汪精卫被南方11省代表推举为议和参赞。12月 17日，汪由北京经武汉来到上海。他的情人陈璧君闻讯，专程赶来上海相聚。
陈璧君比汪精卫小8岁，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巨富之家，从小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相当完备，并有很高的爱国热情。通过同盟会的刊物《民报》，璧君读到精卫的论战文章，洋洋洒洒，笔锋犀利，如投枪，似匕首，驳得保皇派告饶投降。又听闻汪精卫风流倜傥，人才出众，在她心目中就有了白马王子的影子，欲求一见。终于在1907年，24岁的汪精卫到槟城宣讲革命，陈璧君每临讲演必到现场。当时有人称，汪精卫的讲演“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激愤时怒发冲冠，悲痛时声泪俱下。 璧君在下面，心魄都被勾住了，随之上下起伏，“汪喜亦喜，汪忧亦忧。”
陈璧君虽年方二八，但生得并无动人之处，小时较胖，还被人起了一个“肥环”的外号。尽管陈处处表现对汪的亲近，汪却对陈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并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怎奈汪越说不结婚，陈反而越痴情于他。
后来汪精卫不顾孙中山、胡汉民等人劝阻，执意组织暗杀团，“与虏酋拼死”。陈璧君坚决参加了进去。到了快要行动的日子，汪找陈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
汪说自己决意牺牲，而希望陈再认真考虑。陈回答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既然到了这个生离死别的地步，本来并不爱璧君的精卫，也为她的真情实意所感动，便答应了她的要求。后来国民党内盛传，当日陈璧君主动献身，两人初试云雨情。
不料，在陈璧君奉命去日本买器材的时候，汪精卫却被捕了。璧君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四处奔波，求救汪精卫出狱。后来，她在别人的帮助下与汪取得了通信联系，两人的爱慕之情随着通信与日俱增。
现汪、陈二人历经艰险，久别重逢，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从此两人形影不离，生怕又出意外。
南北议和中，汪精卫极意斡旋于南北之间。显然，他已经完全被袁世凯所征服，到处散布总统非袁莫属的言论。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后，最初反对议和。汪竟反讥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这与革命党外的一派意见相呼应，令中山深感压力。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在留任期间，3月11日，他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4月1日，中山正式解职。
汪精卫成了开国功臣。革命成功了，他决定兑现结婚的承诺。1912年5月，汪把陈璧君介绍给全家族人，后正式举行了婚礼。
其时，未及而立之年的汪精卫还抱着理想，自命清高，主张退出政坛。他同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袁世凯念汪精卫斡旋之功，资助其偕妻陈璧君赴法国留学。汪屡受袁世凯资助，理想就打了折扣。孙中山曾多次电召他回来参与同袁的倒行逆施作斗争，他也时来时往，没有一直跟在中山的身边。法国从此也成了他的避风港，事业一有不顺，就去法躲避一时。
1916年，复辟称帝的袁世凯在国人唾骂中死去，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但实权却落入了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他们肆意践踏《临时约法》，拒不召开国会，孙中山在国内掀起了护法运动。1916年底，孙再次电召汪精卫回国。这一次，汪不再有顾虑，回国实际参加了革命阵营的工作。
1917年9月10日，广州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汪精卫为秘书并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从此，汪精卫一直跟随中山，奉旨行事。他与胡汉民一起，成为中山的左膀右臂。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施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又筹办军校，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当时国民党十分拮据。大家研究认为，惟一的办法只有向海外华侨募捐。因陈璧君系华侨出身，与各地华侨有一定的联系，于是决定由陈担此重任。她果然不负众望，远涉重洋，历经辛苦，取得了显著成绩，共筹款30余万元，解决了国民党人的经费困难，也解决了创办黄埔军校的一部分经费。这次募捐大大提高了陈在党内的声誉。
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夫妻双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层。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因患癌症与世长辞。谁来顶替国民党领袖的位置，成了党内外瞩目的问题。一般认为，有可能继承这一领袖地位的主要有3个人，头一个是汪精卫，第二个是胡汉民，第三个是廖仲恺。
当开会讨论起此事时，汪精卫故做清高姿态，再三辞谢，说难当此任。陈璧君也对人说，她不赞成自己丈夫负那种大责任。可事实上，此时汪不仅放弃了过去的“不做官主义”，而且生怕失去继承大位的机会。
1925年7月1日，政治会议进行选举，汪精卫偷偷给自己投了1票，造成“发出选举票11张，收回选举票11张，选举汪精卫的11张”的事实。顿时，其口是心非的伎俩不揭自穿，当场满面通红。
这样，汪精卫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陈璧君因而也成了党内第一夫人，从这时起，她的为人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颐指气使，威风八面，动不动就呵斥他人。汪本人也怕在公共场合被夫人呛，更不用说在家里了。
在华利益最复杂的是苏俄。
先是沙皇政府利用满清政府的懦弱和无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划走了大片中国国土，并在东北和新疆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1898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把旅顺和大连湾“租借”给俄国，获得了沙皇所梦寐以求的“不冻良港”。不多久，俄国侵略者就攫取了在东北南部地区的一切特权。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海上大战以“对马海战”最著名，而陆地战场却在中国东北，战争持续1年零5个月，最后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根据双方签订的《朴次茅斯和约》，沙俄将关东州（中国辽南旅大地区）的租借权和南满铁路转让给日本，北满铁路仍然留在沙俄手里。
日俄战争失败后，俄国改为侵略蒙古地区，并推动外蒙古独立为国。中华民国成立后，时任大总统袁世凯为获国际承认，与俄罗斯发表《中俄声明》。然后两国签订《中俄蒙协约》，中国可保留对外蒙古的宗主权，但明显已损失了国家利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北洋政府追随协约国拒绝承认苏俄新政权，为了争取比邻的中国，苏俄宣布无条件放弃在中国的特权，又取消两国间的秘密协议。列宁也亲自表示要废除中俄两国全部的不平等条约。列宁还领导各国共产党成立了“共产国际”组织，专门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
这一事件对中国的影响太大了。首先是刺激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核心的一群知识分子，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进而，他们成立了信仰这个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其次是唤起了孙中山对苏俄的好感，在其他帝国主义列强都不肯帮助他的时候，中山毅然改组国民党，与苏俄合作，接纳幼小的中国共产党，走上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道路。
历史常常在关键的时刻被重要人物导入某个方向。把中国的命运与苏俄联系在一起的，是列宁和孙中山。但是，这两位在各自党内的绝对领袖不幸都英年早逝！列宁由于被暗杀的枪伤严重损害了健康，于1924年1月24日与世长辞，年仅54岁；仅隔了一年多，孙中山因患肺癌不治，于1925年3月12日撒手人间，也不过59岁。这样，中国的国共两党与苏俄的关系就取决于他们的后继者了。而列宁的后继者，是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经过斗争产生的。
托洛茨基在苏共和苏军中的资历更深，也更得列宁的信任。他是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的主要指挥者、苏联红军的缔造者和第一任总司令。在1918年到1922年间的俄国内战期间，他领导红军对抗支持沙皇的白军，反抗14个协约国的武装干涉，最终赢得内战。托洛茨基在革命理论和观念上有些与众不同的味道，早期与列宁有过分歧，但后来两人的合作远远大于分歧，到列宁的最后时日，托洛茨基却成了列宁所能委托希望的人。
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大1岁，但在早期的俄国革命中比后者级别低，在红军中也接受后者的领导。他的革命手段更激进、更无情。但在苏共中央内，与不太讨喜的托洛茨基不同，斯大林得到了比较多的支持。斯大林说自己是列宁的学生，从不在列宁面前坚持与老师不同的主张，甚至在列宁去世后也一直不承认什么“斯大林主义”，只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列宁病重后，1922年4月3日，斯大林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颇有接班人的势头。
列宁在晚期发现了斯大林缺点，于是在遗嘱中写道：“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同时列宁通过妻子的联系，寻求与托洛茨基再次合作。斯大林得知后，在电话里辱骂列宁的妻子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得知后曾愤怒写信给斯大林，并以绝交威胁他道歉。斯大林选择低头认错，最终事情平息。
从1923年3月中旬起，列宁已完全中止了政治生活。托洛茨基则遭到了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共同反对，不仅没能树立起权威，而且被大家所冷落。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布哈林、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并列为苏共（布尔什维克）主要的6名领导人。
克鲁普斯卡娅在列宁逝世后把丈夫的遗嘱交给中央政治局。在苏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了。斯大林根据列宁遗嘱的建议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总书记。
托洛茨基对政治斗争很不在行，在《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的两篇文章里，竟然直言不讳地批评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促使两人与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他们3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并非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苏俄国内的政治变化对中国产生了长期的重要影响。
在俄国内战期间，白军败退到国外，苏俄红军就进攻到国外。不少白军败逃到了中国新疆境内，苏军也就追杀到了新疆，并同当地的政治势力联系到了一起。这样，不仅旧沙俄在中国北方的权益没有归还给北京政府，新苏俄反而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1923年底，在中国西北地区起家的“国民军”军阀冯玉祥，受到孙中山《建国大纲》等书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思想的影响，开始倾心于苏俄，仰慕社会主义，还在室内悬挂列宁肖像。1925年，冯玉祥邀请中共中央的李大钊担任国民军政治部主任，后由中共党员刘伯坚代理。冯还结识苏俄驻华大使加拉罕，邀请苏俄军事顾问进入国民军，开始接受苏俄的武器援助，并派遣一批年轻的军官赴苏联留学。
不过，冯玉祥的部队在奉、直军阀联合进攻下被打败，不得不于1926年元旦通电下野。但冯的主要部队并没有散，他本人继续保持对苏俄的好感，并于同年前赴苏俄考察。
当然，苏俄对中国的关键性影响还是在南方的广东。而将深受欧美民主思想影响的孙中山推向苏俄一方的，其实是那些受其他列强支持的各路军阀。其中一个广东军阀所起的作用至为关键，他名叫陈炯明。
陈炯明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3月的黄花岗起义中，陈炯明为敢死队第四队队长。孙在后期能以广州为基地开展护法运动，陈的军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孙曾赞陈“不好女色，不要舒服，吃苦俭朴，我也不如。”
但是，陈与孙的政治理念不同。陈炯明接受了梁启超提倡的“联省自治”的理念，主张建立与美国相仿的联邦政体，首先在广东搞好民主宪政，逐步向全国推广，再走向和平统一。孙中山经过了建国和护法的种种失败，坚信必须采取“中央集权”，要以武力“北伐”来统一中国，以重新建立全国政权。两人最终产生激烈冲突。
1922年夏，孙中山公开罢免陈炯明的职务。陈炯明的亲信大将叶举，于6月16日发动兵变，炮轰总统府和粤秀楼。孙中山撤退之际，夫人宋庆龄不愿与孙同行，认为“目标太大，容易被叛军发现”，并对孙说：“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我请求你先走吧！”只身出走的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
在此之前，孙中山已经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有过接触，对俄国革命及列宁本人表示赞赏，很想多了解俄国新政权之成就。此刻，中山对自己的失败极为失望，在其他列强各国都不肯出手相助之际，他终于下决心寻求苏俄的帮助。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决议，认定中国国民党为中国共产党之唯一伙伴，并指示中国共产党参加中国国民党内部运作，同时要保有组织和活动自主。
在孙中山“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下，苏俄援助他建立黄埔军校，中山才感到走上了切实可行的统一国家的道路。尽管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从广东大本营出发北伐，打倒所有的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仍是他留给继承者们的历史重任。
苏俄仅仅为了黄埔军校，就援助了300万卢布的经费，飞机9架，大炮几十门，机枪几十架，约万枝步枪，还有配套的弹药等等。另有一笔1000万元的援助经费，供广州国民政府建立中央银行。可以说：没有苏俄的援助，就没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本钱。
而在资本主义列强看来，社会主义苏俄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广州国民政府则是苏俄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当国民革命军向北方进攻时，他们必然支持自己的代理人而放下内部的争斗，团结对抗这个南来的“洪水猛兽”。
列宁的逝世对国共前途的影响是逐渐显现的。列宁本人虽然坚持世界革命的理论，但在国家关系的处理上并没有放弃本国利益。斯大林继承了大位以后，暂时延续过去对中国的政策，可大国沙文主义变得越来越赤裸裸。列宁那些带有国际主义道义的话，从斯大林口中再也听不到了。
由于过去托洛茨基在苏共和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在列宁去世后的几年里，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左翼反对派，对苏俄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仍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当时在苏俄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也被卷进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有些人因此受到政治迫害，遗恨终生。
同样，在中国的共产党人也无法幸免。托洛茨基开始就坚决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托洛茨基派”（简称“托派”）不仅是苏共政治斗争的对象，而且中共也必须跟着念这个“紧箍咒”。
《谎言》一，走资派邓小平“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乱臣贼子汪东兴说：没有毛主席，邓小平什么也不是。没有华国锋，邓小平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尽管汪东兴与华国锋背叛毛主席的教导，违法党纪国法伙同走资派发动反革命政变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但对于邓小平的评价是符合事实的。毛主席说，邓小平当过逃兵，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个定论任何人休想改变得了！
邓小平：“保证永不翻案”，结果翻了个底朝天。把一个好端端社会主义祖国演变成一个千疮百孔的资本主义社会。文革中邓小平向中央写了《我的自述》，他说，“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分。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邓小平在《写给毛主席的信》中，再一次发誓：“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登上权力的尖峰以后，掀起的翻案风席卷神州大地，在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难道说还不令世人“刮目相看”吗！？
《谎言》二，《四人帮是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
事实是走資派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实线证明他们才是真正的走资派，反毛泽东，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复群资本主义道路的人。
1967年7月20日邓小平还说：“他们就趁机把中国带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刘少奇就是这种人。要不是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把资本主义和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斗争通过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来使我们认识清楚，我真会让刘少奇拉着鼻子走。这说明什么？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思想模糊了，路线搞不清楚，很多同志也会有这种错误，现在基本上扭转过来了，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首功。所以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主要是保住了党的本质，也保住了江山不改色。毛主席的伟大之处也就可以在这里体现出来。”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内的二号走资派，对党中央和毛主席表明这样的政治表态，应该说是正确的。邓小平的这个政治态度，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知道的，是清楚的，是记在心中的、是眼睛看着的。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逐步登上政治权力的尖峰。
《谎言》三，《文革是十年内乱、十年动乱、十年浩劫》。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正如邓小平自己在《我的自述》中说的一样：“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谎言》四，《走资派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
在1972年8月3日写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的确，邓小平是一个“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这也许是邓小平不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内心世界吧。
邓小平“垂帘听政”，重权在握，居高临下，又不出任总书记或国家主席，最后还是要自封为“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而且还有那么多追随者随声附和，连篇累牍地为“核心”论寻找依据。
《谎言》五，《阶级斗争熄灭论了》。
走资派邓小平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逐步导致国内外敌对势力越来越猖獗，特别是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气焰越来越嚣张，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他否定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否定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人民公社体制；让5000万国有集体企业工人买断、下岗、失业、受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解散人民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让两亿农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为资本家打工，受尽剥削和压迫，成为全世界唯中国独有的“农民工”现象。
《谎言》六，《文革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
走资派邓小平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十年内乱”，是一场“浩劫”，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到“双崩溃边缘”。说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是“搞错了对象”。他否定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给毛主席下了一个“三七开”的定论，说毛主席晚年犯下“严重错误”。把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江青、毛远新等亲人投进监狱，判以重刑，以德报冤。
《谎言》七，《邓小平是“无产阶级革命家”》。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而没有富起来的工农大众，成为相对贫困或者绝对贫困，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两亿（按照世界标准）。中国百分之零点四的人口占有百分之七十的社会财富，反映财富分配的基尼指数，中国0.5，美国是0.4，其他发达国家0.28以下，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之最。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以富人和官僚资本为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
邓小平由于疏于学习，没有读过多少书，读一点书，也从来不写字，不划道，不记日记。对马列毛主义从来就没有一篇具有系统性理论性思想性特别突出的好文章。所以，他作为特色社会主义“总设计师”提出的理论，都是自相矛盾的奇谈怪论。
《谎言》八，《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小平说：“世界上有多少种社会主义？”“你说不上不要紧，哈哈，我也说不上……我看世界上的社会主义，总有一百多种吧。”“没有定规么，中国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金庸，和金庸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没有定规么”。按照邓小平的说法，从《共产党宣言》、马恩列斯毛的经典著作，到共产党的所有文献资料，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实践，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都没有对社会主义作出理论上的任何“定规么”。
邓小平曾坦言：“我读的书并不多。”他的女儿邓榕回忆，邓小平没看过马恩全集，看的是选集，通读了列宁全集。他的儿子邓朴方回忆说，“他看书从来不在上面写字，连个道都不画，熟记在心，融会贯通，他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
《共产党宣言》把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并且要用暴力革命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什么是社会主义？老祖宗马克思说得最明白：“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就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
列宁曾指出：“只要还存在市场经济，只要还保持货币权利和资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无法消灭不平等和剥削。只有建立起大规模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一切土地、工厂、工具都转归工人阶级所有，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谎言》九，《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忘掉得一干二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谎言》十，《不当“皇帝”，结果自我包装成“核心”。》
邓小平说：“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这１０年我们党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岗位，我不当党中央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但实际上我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核心。”
邓小平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本质要求。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讲无产阶级专政；不讲消灭剥削和压迫；不讲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讲按劳分配为主；不讲人民当家作主；不讲社会主义大民主；不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也难以设计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他提出了“摸论”。没有方向，没有一条到达彼岸的社会主义道路，只能号召13亿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摸了30多年，13亿人民越摸越糊涂了。
邓小平提出了“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并把它运用于社会政治经济领域，不管什么主义、什么道路、什么社会制度、什么办法措施，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的，就是对的。
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邓小平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的实质是怕争论，怕“争论”不得理，怕一争论，自己那套东西推行不下去。“不争论”的结果是，使改革开放走上邓小平自己担心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邪路上去。
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极具诱惑力的。于是，有权的、有路的、有本事的争先恐后地富起来，如邓小平家庭早已进入全国500富，富可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