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时代中的苦难中国

《中华民国》时代中的苦难中国

 

 

 

《中华民国》时代中的苦难中国，处在一个中央政府名不副实，国家实际四分五裂的战争状态。内部的主要原因，是辛亥革命打碎了旧的封建王朝，但却没能凝聚成统一的主权国家，沦为军阀割据的局面。外部列强的干涉不仅非常严重，而且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而演变，致使中国大地成了世界强国的利益竞技场。

此时的世界仍然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调整期。企图为一战后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巴黎和平会议，“和平”效果却非常糟糕。德国被大大惩罚但没有被彻底削弱，反倒引起了德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为日后的战争报复埋下了种子。意大利虽为战胜国，但其诉求被忽视，间接催生了法西斯主义从该国萌发。苏俄不仅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而且会议决定对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经济封锁。中国以战胜国之一的身份，却被会议裁定，战前德国侵占的山东胶州湾的领土，以及那里的铁路、矿产、海底电缆等，统统归日本所有，结果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怒火。

即使在该和会上获益最大的英国、美国、日本，也为下一场大战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海军军备竞赛。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任何国家，仰仗它急速膨胀的工业和金融实力，向世界头号海军强国英国发出了挑战。美国海军部长丹尼尔斯宣称，将在5年内建造 137艘军舰，“建设一支世界上最强大、最优秀的海军”。英国不甘示弱，首相劳合·乔治表示：“大不列颠宁愿花尽最后一分钱，也要保持海军对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势。”日本为了与美英一争高下，雄心勃勃地制定了“八八舰队”计划，即拥有两支强大的舰队，每支舰队有主力舰8艘，每8年更新一次。紧接着，法国和意大利也兴冲冲地加入了这场不见硝烟的军备大战。

但随着一艘艘战舰的下水，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各国财政纷纷捉襟见肘。列强们开始尝到了军备竞赛的苦头，各国人民要求裁军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总统沃伦·加梅利尔·哈定倡议召开限制海军军备的会议，得到了各国的响应，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华盛顿会议”的由来。

由于巴黎和会的失败，世界格局中的重要议题不仅仅是海军军备问题，还有很多影响和平的问题，尤其是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于是，出席华盛顿会议的扩大为9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

中国北京政府即北洋政府派出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为全权代表，余日章、蒋梦麟为国民代表，朱佛定为秘书，共130多人组成的庞大代表团出席。原计划还有广州国民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为代表，但是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要求自派代表团，不被各国接受，伍朝枢遂未赴会。

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上述9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国际会议。议程主要有两项：一是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二是太平洋和远东问题。为此组成两个委员会：“限制军备委员会”由英、美、日、法、意5个海军大国参加；“太平洋及远东问题委员会”则由9国代表都参加。两个委员会分别进行讨论。

实际会议的过程中，各国的发言权是严重不平等的。美国、英国、日本处于第一等级，参与决定所有重大问题；法国其次，有时被前述3国置之不理；意大利还不如法国，在一些议题上被排除；比利时、荷兰、葡萄牙重在参与，满足于分得一小杯羹；中国则处于最下一级，完全为维护自己被侵犯的权益而来，对其他议题没有什么影响。

会议经过长时间激烈交锋，各与会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协定和决议案。其中对世界均势影响最大的是《五国海军条约》，它规定五国主力舰总吨位限额为：美、英各52.5万吨，日本31.5万吨，法、意各17.5万吨。条约还严格限制了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吨位和建造，对于其他舰船也有相应的规定。

中国为自己达成了两项成果：一是中日双方签署的《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二是《九国关于中国事件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常简称为《九国公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在法律形式上结束了日本对山东的军事占领和政治控制，中国收回了部分丧失的主权。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不仅要偿付高额的铁路赎金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通过安插日本人任车务长及会计长，仍然牢牢控制着胶济铁路。

《九国公约》表示，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领土与行政的完整，确立各国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有关条文规定，九国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专门研究中国的关税政策。实际上使中国恢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

这次华盛顿会议，中国成功收回山东权益，是近代中国在没有武力后盾的情况下，外争国权的第一次重大成就。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解决山东问题时仰赖美、英的帮助，因而作为妥协，未能在取消治外法权、撤退外国军警、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势力范围等方面取得实质性成果。

华盛顿会议后，日本在山东的利益受到抑制，遂转为重点扶持东北的奉系军阀。从地缘政治上，东北直接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接壤，又是与宿敌苏俄利益交叉的地区，所以成了日本扩张势力的不二之选。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为了争胜中原，也需要靠上一个帝国主义后台。因此日本与奉系一拍即合。在这种有利条件下，奉系通过战争的胜利，已经雄霸东北和华北，把持了北京政府，成为中国最强大的一支军阀。另外，盘踞在山西的阎锡山也跟日本往来密切。

英国主要凭借两次鸦片战争的胜利获得了在华最大的势力范围，以不平等条约开放的商埠（经济发达城市）来计算，甚至比第二和第三位的日本和俄国加起来都多。由于其大多数条约商埠都在长江流域以南，所以扶持南方的军阀更能保护它的利益。于是，英国联合美国，支持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前者掌握着湖南、湖北、河南以及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后者控制着富庶的东南五省。

美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因此早期在华势力范围还不及法国。美国意图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所以与英国联手支持直系军阀，包括吹捧吴佩孚，派遣顾问，派军舰掩护，等等。但是，美国人信奉实用主义，更重视商业实利，同时向直系和奉系两边都卖武器，大发战争之财。

[yongbing1993]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勃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

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

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

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

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

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所以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

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

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

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

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

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

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

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

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

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

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

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yongbing1993]

近三个时代工人农民的不同标配






《长工短工》《人民公社社员》和《农民工》成了三个时代的不同标配。有人问：【新中国解放了谁 ？】

《中华民国时代》：《长工短工》成了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被解放了。

《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成了领导阶级，拿着钱饭碗。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贫下中农组织起了成了工人阶级同盟军。

《走资派时代》：工人被下岗，工人阶级被解散。农村人民公社被解散，社员成了《农民工》《零时工》，又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打回到旧社会，只不过改了个名称，资本家改叫“民运企业家“，土豪，下岗工人，《农民工》，保姆等。

三个时代：旧中国民国时代。新中国毛泽东时代。中国走资派时代。

三个时代的不同标配：

旧中国中华民国时代，有资本家，地主、农民《长工短工》、佣人。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工人阶级，农村人民公社社员、贫下中农。

中国走资派时代，资本家，土豪，下岗工人，《农民工》，保姆。

[yongbing1993]

读《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






读《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一文有感。文中说：“文革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号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数学教师写了一本高等数学上下册。曾被评为优秀教材。因为该书把毛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融合在微积分的理论中了。

文革后上大学，学校说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只做为学生的参考书，可买可不买。主要听老师讲课。

由于对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很排斥，心想那本书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没有购买。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本当时倍受欢迎的苏联专家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学习。该书虽然好，看后习题也会做，但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对微积分的应用还是觉得隔靴搔痒，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学里的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高等数学有何联系。

一天听数学老师讲课，老师也是那套高等数学教材的作者之一。“

文中又说：“听完老师一席话，我突然领悟在”显微镜”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数学变”活”了，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微积分的应运开窍了。

我赶紧到学校的印刷厂买下了这套原以为是政治挂帅的书。细读和精读，受益很多。后来慢慢明白书中讲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纪起源的古典微分几何的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写书时把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后这本书已经改得面貌全非了。此后我再没有发现在国内高校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理论，让它浅显易懂，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内核的。大多过雨烟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文中最后说：”后来为人之父，为人之师。我尝试着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用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样对此易懂，易学，初等数学变”活”了。

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对立统一的。“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不仅是辩证法理论大师，而且是辩证法实践大师。辩证法是研究矛盾对立统一的学说，而矛盾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天下万事万物运动变化的原生动力，“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

早在1937年，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矛盾论》，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物辩证法理论。这是一部深刻的有着重大理论价值的哲学论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奠基之作和主要标志。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矛盾的普遍性，“按照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普遍性表现为矛盾斗争的绝对性，“矛盾的斗争则是不断的，不管在它们共居的时候，或者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都有斗争的存在，尤其是在它们互相转化的时候，斗争的表现更为显著”。

《文革》中毛泽东说：“现在的红卫兵当中也有不可靠的，是保皇派，他们白天不活动晚上活动，戴眼镜，戴口罩，手里拿着棍子、刀，到处捣乱，杀了一些好人，杀死了几个人，杀伤了好几百。多数都是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弟。”

毛泽东又说：“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资产阶级胜利，修正主义胜利，把我们打倒。第二个可能就是我们把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打倒。我为什么把第一个可能放在我们会失败这一点上呢？我感觉这样看问题比较有利。就是不要轻视敌人。“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不是哲学自发的形成，是人为的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仅仅是从本体论角度，也就是从“世界的以物质还是以精神为本源”来做区分的。这个区分方式出自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简称《费尔巴哈论》。

这里恩格斯所要指出《哲学基本问题》是有着深刻的历史目的和政治目的：当时的国际局势是，工人组织经常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修正思想，改良主义的侵蚀。

这种侵蚀使得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裂，而这种分裂往往是由于一些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将自己伪装为工人革命的指导思想。如果按照这种思想进行革命斗争，只能将革命引向失败。

类似的思想包括：无政府主义（立刻消灭权威和政党，构建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先走资产阶级革命，借助资产阶级的力量和平的完成社会主义过渡）、激进派（反对一切妥协，立刻掀起革命）、超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一种政策，因此只要帝国主义国家可以携起手来订立和平协议，世界就可以进入长久和平期）、拉萨尔主义（忽视现实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要求不折不扣的分配劳动所得的理想主义）。

其中，中国也有以胡适为首的社会改良派，宣称阶级斗争只能引起阶级仇恨，不应该用武力的方式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正是由他信奉的“实用主义”哲学所导致的。

现在我们看得到，这些思想，或多或少都偏离或完全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而对当时局势的解决，不是缺乏变通就是过于懦弱，要么则是过于理想主义而脱离了现实。

因为有相当多的思想家，都认为应该等待统治阶级自我反省，主动帮助人民实现解放。

然而很明显，这都是基于唯心主义的看法。他们认为，思想是高度独立于现实的，甚至是思想支配现实，因此只要统治阶级“想”这样做，他们就可以解放人民。并且他们相信人的理性天生趋向于自由民主，只要统治阶级觉醒了这种天性，自然会推动社会向更文明的方向发展。

但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则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完全由自身决定的，更是由社会状况和经济条件决定的。因此寄希望于统治阶级自身的觉醒，无疑是缘木求鱼。

很明显，这两种基本观点之下，各自提出的政治观点也必然是不同的路线。

在这种背景之下，恩格斯就必须提出一种高效的辨别方法，来将一切“唯心主义的思潮”从党内驱逐出去，坚定科学的理论指导，否则革命一定会失败。

于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就诞生了。

这一理论，寄托着全世界工人组织能否坚定马克思主义科学指导，反对一切修正主义的侵蚀的愿望。其有深厚的哲学背景和政治背景。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一些人出于“宗教狂热”一般的情感，非常武断的在任何研究方式中大谈特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忽视了“哲学基本问题”这个学说提出本身的目的和背景，这实际上把这个划分庸俗化了。

因为虽然绝大多数的各娄学派都可以以此划分，但是它们的研究侧重未必是这些基本问题。如果上来就大批特批，就属于人家要做个蛋糕，你不品尝蛋糕反而说它托盘的花纹不好看。

另外一些人读了一些哲学史，认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论纯属无稽之谈。这实际上也是不了解这个理论所提出的背景，导致评价片面化。

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哲学基本派别，本没有问题。因为基本上所有派别，都要提到“何者为本源”的问题，即使声称超越二者分立或者二元论的学派，也会最终落脚于物质和意识之一。因此片面强调基本派别划分是僵硬的，而片面否定基本派别划分则是带有强烈个人偏见的，这同样是狭隘。

但是如果因此而过度贬低唯心主义，或者过度贬低唯物主义，则是另一种狭隘。

一、哲学的基本派别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物质是本原，意识是派生的，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决定意识。

《唯物主义》有三种基本形态：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意识是本原，先有意识后有物质，意识决定物质。

《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类型：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

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派别

(一)唯物主义：

1、古代朴素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金、木、水、火、土等是世界的本原。

进步性：否认世界是神创造的，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坚持了唯物主义的根本方向，本质上是正确的。

局限性：A.是一种可贵的猜测，没有科学依据。

B.它把物质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2、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原子是世界的本原，原子的属性就是物质的属性。

进步性：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

局限性：仍然把物质的具体形态等同于物质。具有机械性、形而上学性、不彻底性。

3、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基本观点：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物质的本质属性是客观实在性。

进步性：终结了唯心史观，创立了唯物史观，做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二)唯心主义

主观唯心主义：把人的精神当成世界本原。

客观唯心主义：把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精神”当作世界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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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

文/万湖小舟

文革中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教材要改革的号召下，某著名高校的数学教师写了一本高等数学上下册。曾被评为优秀教材。因为该书把毛的哲学思想，把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对立统一，矛盾的观点融合在微积分的理论中了。

文革后上大学，学校说这本教材可能要作很多修改，只做为学生的参考书，可买可不买。主要听老师讲课。

由于对文革中”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很排斥，心想那本书一定太政治化了，就没有购买。跑到学校图书馆借了本当时倍受欢迎的苏联专家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来学习。该书虽然好，看后习题也会做，但对微积分的理论和对微积分的应用还是觉得隔靴搔痒，知其大意，不得甚解。更看不出中学里的初等数学和大学里的高等数学有何联系。

一天听数学老师讲课，老师也是那套高等数学教材的作者之一。他这样讲到(大意):

同学们大家在初中时就学过梯形面积公式: (上底+下底)x高/2。但梯形的边如果是曲线就不能用这个公式，因为直和曲是矛盾的，不能互换。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曲边梯形分成有若干个小的梯形。由于这些小梯形的曲边比大梯形的曲边弯曲程度小，接近直线。 我们能够用梯形面积公式求出这些小梯形的面积，在把他它们加到一起，就得到了大曲边梯形的面积。

同学们一定有疑问，这样会带来误差，不精确，因为那些小梯形的边仍然还是曲的。误差和精确是矛盾的，不能相互代替。误差的产生是因为我们把这个大的曲边梯形只做了有限次地划分。设想我们把这个曲边梯形划分成无限多个细小的梯形。细小的程度连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它的曲边了。让我们在显微镜下看，在这样无限细小地划分下梯形曲边从量变发生了质变，曲线变成了直线，矛盾统一了。在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放心地使用梯形面积公式，求出每一个无限小的梯形的面积，然后在把这些无穷多个的无限小的梯形的面积加起来，其结果就是精确的曲边梯形的面积。积分的理论就是求无穷多个无限小量的和。

积分的过程体现了从有限到无限，从误差到精确，从曲线到直线的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的规律)、质量互变(量变到质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现在让我们来讲述积分的理论和求积分的方法。....

听完老师一席话，我突然领悟在”显微镜”下，微元分析法把初等数学变”活”了，把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有机地联系起来了，微积分的应运开窍了。

我赶紧到学校的印刷厂买下了这套原以为是政治挂帅的书。细读和精读，受益很多。后来慢慢明白书中讲述的那些微元分析的方法是18世纪起源的古典微分几何的分析方法。只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在写书时把这些方法提高到了哲学的高度，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

遗憾的是这本书不再出版了，可能文革后这本书已经改得面貌全非了。此后我再没有发现在国内高校的高等数学教材中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理论，让它浅显易懂，让学生深入了解其内核的。大多过雨烟云，没有留下深刻印象。

后来为人之父，为人之师。我尝试着用老师传授给我的用辩证法来讲述微积分，觉得孩子们和我一样对此易懂，易学，初等数学变”活”了。

看来唯物辩证法是个好东西。教材需要改革，要教给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想方法。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矛盾都是普遍存在的，是对立统一的。

[yongbing1993]

蒋介石《中华民国》统治二十二年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现了表面上的中国的统一。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延续22年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统治，颇受文艺创作者的青睐，以这一时期为创作背景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而在文学创作的影响下，不少网民对民国进行美化和浪漫主义描述，认为民国时期是一个崇尚民主、自由、知识的时代，认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自由，更有甚者认为当前对蒋介石统治集团与国民党军队的种种负面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污蔑攻击。那蒋介石的民国是否真得像部分影视剧或文学作品中所说那么美好吗？

蒋介石专制独裁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是代表地主阶级、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和军事独裁统治，通过建立庞大军队、推行特务统治、实行联保连坐等方式巩固专制统治，与民主政体背道而驰。

1929年3月，蒋介石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规定：“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要由蒋介石国民党“独负全责”。

1931年5月，蒋介石国民党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第30条明确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将权力集中于蒋介石个人。

蒋介石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军队，1929年3月官方材料披露，“全国军额达二百万”，还大力加强地方反动武装，将人民置于武装力量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之下。

蒋介石扶植“CC”派和复兴社势力，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如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以及“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大规模推行特务政治，以增强对各种政治力量及广大民众的有效控制。

蒋介石国民党大力推行保甲制，1934年12月经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行政院通令各省市普遍办理地方保甲，强制实行联保连坐，加强了对广大群众的控制束缚。《乡镇保甲长须知》中规定“各户户长应联络甲内全体户长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不为匪通匪纵匪，如有违反者，他户应即报明，倘瞻徇隐匿，联保各户实行连坐”。

蒋介石思想禁锢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力推行文化专制，用封建法西斯主义对人民进行思想禁锢与精神控制，与思想自由背道而驰。《训政时期约法》虽规定了人民的结社集会之自由、发表言论及刊行著作之自由、请愿之权等，并强调“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为了控制舆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大肆剥夺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从1929年起就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严格限制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还设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禁具有进步倾向的文化作品，对进步作家进行监视、拘捕甚至枪杀。

1930年至1933年间，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洪灵菲、潘漠华、应修人、宗晖等先后牺牲。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6年制定的《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被查禁的文艺书籍和社会科学书刊就多达1040种。为了与敌人周旋，保存革命文化阵地，鲁迅这一时期使用过的笔名达70多个。

蒋介石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在1931年5月国民会议开幕词中提到，法西斯蒂政治理论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而且“合于大同原则”。此后，“CC”派和复兴社开展了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竞赛，大力鼓吹“三民主义为体，法西斯主义为用”。蒋介石亲自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目的也在于禁锢人们的言行，正如他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所说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礼义廉耻，也被蒋介石视为“根本剿灭土匪之最良武器”，用以加强全体民众的反共意识，使民众俯首帖耳地服从国民党反动统治。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官员上下贪污腐败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和措施，控制全国经济命脉，对广大群众进行超经济的榨取和掠夺，与为民谋利背道而驰。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高级官员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公开勒索、贪污、投机倒把、借款、发行公债和增加税率等手段，把许多国家财产变成由他们任意支配的私产，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一大批新的官僚兼买办的资本家。他们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结合，成为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垄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成立“四行联合办事总处”，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为滥发纸币、大规模发行公债打开了道路。

从1927年到1936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发行26亿元公债。抗战期间，发行17种国内公债，共计法币151.92亿元，关金1亿金单位，英金2000万镑，美金2.1亿元。政府发行公债是以捐税作为担保，公债发行越多，人民承受的捐税负担就越重。

1934年，湖北省田赋附加税达61种，江苏省更是多达147种。而公债又由“四大家族”控制的银行以低价承购，通过高利率还本付息获取暴利。官僚资本集团通过资源委员会和工矿调整委员会对民族工业进行大规模掠夺和吞并，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官僚资本已占到整个工业资本的2/3。官僚资本不是在正常的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而是官僚资产阶级利用超经济的特权，主要在从事金融和商业投机的过程中，在充当外国帝国主义的买办的过程中，通过掠夺广大劳动人民和兼并民族工商业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各级军政官员在收复区内进行掠夺性接收，以“接收”名义加以侵吞。以北平为例，被接收的日、伪物资，入库的数量不足五分之一，其余绝大部分被接收官吏据为己有。《大公报》于1945年9月27日发表的社评称：这种行为“几乎把京沪一带的人心丢光了”。

民不聊生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滥发纸币，使经济危机加剧，通货膨胀严重，贫富差距巨大，广大群众的生活陷入极度困境，与安居乐业背道而驰。

据江苏省民政厅统计，1928年至1934年间，省内拥有1000亩以上土地的大地主共374个，其中77个为国民党官吏，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府必然要维护封建土地占有关系和地租剥削制度。苛捐杂税众多，加之灾害频发，广大农民挣扎在饥饿和死亡线上。

1937年出版的《中国救荒史》记载，从1928年到1930年，全国因受灾而死亡的人数达1000万，1931年受灾人数超过5000万。由于国民党政府到处抓兵拉夫、横征暴敛，造成田园荒芜，农民逃亡。

1946年，湖南、广东已有40%的耕地荒芜。国民党政府实施的币制改革，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使官僚资本极大膨胀。为了应对猛增的军费开支，弥补财政赤字，国民党政府无限制地滥发纸币，更是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急剧上涨，使百姓遭到洗劫，民族工商业走向破产。

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电讯发表一则材料，称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只鱼，1946年为一个鸡蛋，1947年为三分之一盒火柴。

到1948年8月，法币发行额已比1937年全民族抗战前增发47万多倍，物价暴涨725万多倍。美国学者易劳逸曾评价道：贬值的货币就像染上白血病的血液在这个国家流淌，“使整个机体、军队、政府、经济和社会普遍虚弱”。

1947年，工业产量较1936年减少30%，农作物产量减少33%-40%，各地饥民达1亿人以上。1947年3月至7月，38个城市发生抢米风潮，17万城市贫民参与其中。

当时的报纸感慨道：“中国不亡于日本，如今却要亡于经济总崩溃”。严重的经济危机，给全国各阶层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不得不团结起来，同国民党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

四面楚歌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破坏团结抗战大局，大肆迫害爱国民主力量，镇压日益高涨的人民运动，将自己置于了人民的对立面，与民族大义背道而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也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

1939年1月蒋介石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方针。后国民党成立反共的“特别委员会”，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大肆进行反共宣传，设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并且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残酷镇压人民的抗日民主活动。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国民党统治集团公然违背中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肆意破坏和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全面内战。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深，民众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

先后爆发“一二·一”运动、抗暴运动、“五二〇”运动、反美扶日大游行等，其中参加抗暴运动的学生总数达到50万人，“五二〇”运动则波及60多个大、中城市。仅1947年，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就达到320万以上，波及20多个大中城市，涉及50多个行业。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还对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满敌意，不断进行残酷迫害。

1946年2月10日，制造“较场口事件”，在重庆举行的庆祝政协成功大会上打伤民主人士郭沫若、李公朴、施复量、章乃器等多人。

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国民党特务先后暗杀著名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和闻一多。

1947年10月7日，杀害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1947年10月27日，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许多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在人民解放战争接近最后胜利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都团结在了中国共产党周围，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完全孤立，已经处在了全民的包围中。

可以说，正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和腐败没落，促成了中国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

这样一个与民主政体、思想自由、为民谋利、安居乐业、民族大义背道而驰的政权，其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丧尽民心的腐朽政权，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

一些文艺作品中对民国时期与国民政府的讴歌，只是对历史一厢情愿的想象。不能以精英阶层的幸福生活掩盖底层大众的种种苦难，因为创造和书写历史的正是广大群众。

[yongbing1993]

共产党要进北京毛泽东建立规矩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毛泽东的经典名句。这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呢？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西柏坡给东北野战军负责人和各中央局、各前委负责同志发出一封电报。

此时，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进行，平津战役即将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的节节胜利使得原来预计需要5年的解放战争进程大为缩短，中国革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

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从根本上打倒蒋介石国民党。

但毛泽东同时又告诫：“要全部解决蒋介石国民党并占领全国，则尚须要更多的时间。我党我军仍须稳步前进，不骄不躁，以求全胜。我们的口号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自进入1948年后，毛泽东一直在强调抓纪律建设。为什么在中国革命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如此强调加强纪律性呢？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向来是以严格的纪律著称的。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三个重要转变，即战争形式由游击战转向正规战，工作由分散转向集中，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此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自身思想状况与新形势、新阶段的工作要求不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现象。

这些违反政策、破坏纪律的行为，其危害是严重的，最可怕的是把民心推向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造成中国共产党背离民心和政治孤立。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的危害性和严重性。

毛泽东指出，进入1948年，国民党蒋介石在全国人民面前已经孤立起来。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正确，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那就还是不能胜利，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国共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

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全党同志须知，现在敌人已经彻底孤立了，但是敌人的孤立并不就等于我们的胜利。我们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取得胜利。具体说来，在战争、整党、土地改革、工商业和镇压反革命五个政策问题中，任何一个问题犯了原则的错误，不加改正，我们就会失败。”

正是站在这样的政治高度，毛泽东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

理论上清醒才有政治上的坚定。1948年，毛泽东下大气力抓党内军内纪律建设。建立报告制度，是毛泽东抓纪律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从1月至10月，为建立健全党内报告制度，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一系列党内文件和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全党全军，包括《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补充指示》、《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定》、《各中央局、分局、前委应向中央报告的事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等等。

毛泽东不仅亲自起草制定制度，而且花了很大气力亲自推动督促制度的落实。对于报告制度执行好的，提出表扬。对于不重视、不遵守请示报告制度的行为，毛泽东提出严厉批评，责令改正。

1948年1月7日中央《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发出半年多后，林彪和东北局迟迟未向中央作综合报告，毛泽东几次去电对其严加督促和批评，直到8月13日东北局才给中央复电，强调了他们未作综合报告的原因。毛泽东对此复电很不满意，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一封给林彪和东北局的长达两千多字的电报，严厉批评林彪的“敷衍态度”和“无纪律思想”，并指出所谓“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收到毛泽东措辞严厉的批评电后，林彪在15日当天即向中央作了检讨，并送来综合报告。

1948年毛泽东和党中央抓纪律建设，有力制止了党内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保证了党中央领导的集中统一，不仅为争取即将到来的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于以后从严治党、从严治军，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红军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1948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复刊之际发表的毛泽东的题词。这个题词，精炼概括了加强纪律性和革命胜利的关系。

此前，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时就指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突出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极端重要性。“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口号鲜明响亮、朗朗上口、深入人心，有力地凝聚起全党共识，很快化为各级党组织和党领导下的军队的行动。

“保护城市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工厂、商店，禁止拆毁机件、搬取物资或私自没收强购……”开封博物馆收藏着一份解放战争时期的入城纪律守则。现在看来是泛黄发旧的一张纸，纸上的内容却是当时战士们严格遵守的铁律。

1948年6月，开封战役前，中央军委就颁发了入城纪律守则，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也向攻城部队颁布了政策和纪律，号召大家当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革命纪律的模范。在一次巷战中，某班同志进入一座漂亮的洋楼，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展现在眼前的是床上的红绸缎、绣花枕头皮和精致的被单。部队前进时，屋里一切东西都原封不动。野战军不“野”，每个同志都做到了秋毫无犯。

纪律就是形象，正是铁一般的纪律，让解放军深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正是有了人民群众这个后盾，才无往而不胜。

开封战役开始时，解放军某部进入离开封十余里的一个村庄，该村群众因受国民党谣言欺骗，大部分离开了。部队领导号召战士们为房东看好门，保存好东西，喂好牲畜。解放军到村外地里找老乡宣传，向他们揭穿国民党的谣言，说明解放军的政策，后来群众慢慢地回来了一些。房东大娘起先还很害怕，但刚一进门，战士就端开水给她喝，又看到她的牛已被战士们喂得肚子圆圆的，大娘可乐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群众很快都回来了。老乡们说：“解放军这样爱民，古今中外哪里去找这样的好队伍。”于是群众们纷纷磨面、蒸馍、绑担架，支援解放军解放开封……

朱德曾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能执行政策，遵守纪律，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拥护，我们才能胜利。”无数事实也证明，严明的纪律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预言，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为此，他提出了加强作风建设的要求，即要求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就是被我们党始终牢记和坚持的“两个务必”。

“一进城市，大家对居住、生活条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爱从好的方面去布置。”“似乎大家都变了，要能维持简朴的作风，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诱实在太大。”这是杨尚昆在1949年初写下的一则日记。杨尚昆时任中央秘书长兼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中央机关向北京转移的具体事宜。这则日记是他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北京记录下的个别机关纪律松弛的现象。

杨尚昆所记载的事件并非个例。面对迅速到来的重大胜利和可喜局面，一些中国共产党员干部的精神开始懈怠起来，头脑中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享乐思想。这些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我们难免有重蹈李自成覆辙的危险。

“两个务必”的提出恰如一针清醒剂，警示全党要防止出现、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行为上的“病灶”。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勇于直面问题、常怀忧患意识的鲜明体现。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20个字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时间内的行动方针。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使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人民解放军已经由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在装备上也有了很大改善，建立起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也进一步提高。

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到了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5.3%。

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经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可用于一线的仅有174万人，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虽然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是却遭到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其统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

随着解放故争的顺利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也日益发展壮大，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了300多万名党员。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党的发展，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被敌人分制的战争环境下，为了发展革命曾经给了地方许多自主权，但是随之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和地方主义、游击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仅会成为革命的障碍，而且有可能会对中国共产党即将在全国执掌政权产生不好影响。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高度一致，成为摆在全党面前重要而迫切的任务。

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党是不可能有领导力的，一个没有铁的纪律的军队是不可能有战斗力的。加强纪律教育，严明纪律，无疑是夺取解放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

毛泽东、朱德在带领红军第四军自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布告中就提出：“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他们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一)不拿工人、农民、小商人一点东西;(二)打土豪归公;(三)一切行动听指挥。毛泽东强调“严格地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指出：“红军纪律是一种对群众的实际宣传，现在的纪律比前松懈了，因此给了群众以不好的影响。”“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讲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也做得不充分”;重申“严格地执行三条纪律”。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严肃地指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他还在会上说：“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

毛泽东在延安领导的整风学习运动也与加强纪律性有关。整风学习运动分学习、改造学习、整风学习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标志是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整顿就是用纪律来解决问题。当时，毛泽东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改造我们的学习》用的是劝导的方式，《整顿党的作风》用的是加强纪律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并用，对打败教条主义，坚定地走从实际出发的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军队要有统一领导和纪律，才能战胜敌人。党也需要统一领导和纪律。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与纪律严明是密不可分的。

[yongbing1993]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喊这个口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后提出来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之后的十年内战期间没有喊这个口号。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也没有喊这个口号。抗日战争胜利后还是没有喊这个口号。还在重庆谈判后签了一个“双十协定”。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

1947年，中国命运的十字路口，转战陕北途中的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战斗号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从黄土沟壑中飞出的口号，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心声，激励着军民斗志。一时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军歌嘹亮，冲锋，冲锋！这响亮的口号伴随人民解放军挺进大别山、打过长江天险，覆灭蒋家王朝。

红旗漫卷，前进，前进！这有力口号宣告中国共产党从劣势转为优势，带领广大人民迎来新中国的诞生。

两座大山山脚下，坐落着延安王家坪。这里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驻地。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对中原解放区发动疯狂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纠集大军进攻延安城的枪炮声，打破了王家坪的宁静。

国民党军集中了34个旅（师），共23万余人，由胡宗南等率领，妄图一举占领延安；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仅有不足3万人。一时间，“希望之城”延安圣地告急！（不是加沙告急。）

“面对国民党军的来势汹汹，延安有人表示要誓死保卫延安。

但毛泽东经过再三考虑之后，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主动撤离延安。好多人不理解，毛泽东就给大家做解释工作。毛泽东说：“留人失地，人地皆存；而留地失人，人地皆亡。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来换取全中国，不要在乎这一城一池的得失。”

也有人出于对领导安全考虑，坚持要“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到较安全的地方”。

而毛泽东再次站在全局的视角，明确指出自己不能走，并要求党中央也最好不要走，从而达到拖住胡宗南为其他地方争取有利条件的目的。最终，中共中央同意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由毛泽东领导一部分中共中央机关人员继续留在陕北指挥作战。由刘少奇带一部分转移。

1947年3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就从王家坪出发，踏上转战陕北的征程。

1947年4月，转战中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曾在这里停留了58天。窑洞内的墙上，挂着毛泽东的题字——“光明在前”。

这是在王家湾停驻时，应任弼时女儿任远志的要求，毛泽东所题写的。转战之路险象环生，困难时刻，这题字却如此坚定，给人无限鼓舞。

从延安撤离，毛泽东便化名李德胜，取“离得胜”之谐音，也就是“离开以后取得胜利”的意思。周恩来化名“胡必成”，“胡”来自他那长长的黑胡子，战争岁月他实在无暇天天剃须，干脆让它长个够，而“必成”则是“必定成功”之意。

“从安塞到靖边，面对敌人四个半旅的追击，在小河几乎和敌人迎面相遇。在天赐湾，毛泽东按兵不动，唱了一出‘空城计’，让敌人顺沟过去。在佳县，敌人10万兵马南北扑来，大雨连绵，河水猛涨，面对渐渐逼近的敌兵，毛泽东毅然决定沿着葭芦河向黄河相反的方向翻山而去，脱离险境……尽管辗转劳顿、危险重重，但丝毫都不影响毛主席对前途的信念、对胜利的信心。”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挥下，八路军运用“蘑菇战术”与敌巧妙周旋、牵制，并歼灭其有生力量，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转战中尽管有艰难、有危险，战士们有时会感到非常紧张，但他们从不曾感到消沉，从不曾产生过失望。

“在那段日子里，部队依然不断传出玩笑和嬉闹声。因为有毛主席在，有毛主席运筹帷幄，部队就会无往不胜。”战士们说。

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对战争必胜的信心，时刻都在激荡着全体军民。正是有了这个信念，毛泽东等领导人虽处一隅，却始终放眼全国；虽居险难，却永远心向光明。

而转战陕北的结局也正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仅仅一年多，敌人在损失兵力10万余人之后，不得不狼狈逃出陕北，落了个“人地皆失”的局面。

当地群众不管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有主动为解放军带路的老大爷，有赶着牲口給解放军送粮的村民小队，有运送一捆捆军鞋的女青年们……在黄河渡口，为了让解放军顺利渡河，老大爷甚至赶着牛车，送来了自己的棺材板当船用。

那时候解放军打仗粮食短缺，一天到晚人肚子都是饿的，有时候连野菜也吃不上。但村民们只要有点粮食，每家每户就会蒸馒头、烙成饼或者做成窝窝头，给路过的自己的解放军部队送去。

“自己的党、自己的部队”，每当解放军路过时，在当地老百姓的心中就是这样的认知，村民们倾其所有支持共产党和解放军。

1947年10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转战到佳县，与胡宗南部将展开一场恶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佳县一带已被胡宗南部抢掠一空，解放军方粮草十分吃紧。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12万斤粮食。

时任佳县县委书记张俊贤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

战役打响了，佳县老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解放军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战斗胜利后，应张俊贤的请求，毛泽东在一块白布上挥笔写下“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这13个大字。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的历程，就是一幅壮丽的人民战争画卷：前方人民解放军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后方游击队紧密配合、神出鬼没、捣毁敌营，战,斗在各地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参加，用最高涨的革命热情支前、助战。

据清涧县统计，转战陕北之初，全县支前超过28万人次，出动牲口23万次，运送军粮10万多石，做军鞋2万多双，有2100名青年自觉主动参加了解放军。据绥德县统计，从1947年6月开始，全县应征公粮5.98万斤，超征6700斤；应征公草1100万斤，超征200万斤。

为什么陕北群众会如此拥护共产党？在杨晓红看来，这是因为共产党心中同样装着群众。

中国共产党的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10多年的时间里，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始终为老百姓谋福利。老百姓得了实惠、得了好处，自然觉得共产党好，自然心甘情愿听党的话、跟党走。”当地群众说，“真正赢得老百姓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恪守了自己的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了群众，才可能一切依靠群众。”

转战陕北的过程中，每当遇到危险和困难，党的领导人总是惦记着群众。1947年6月7日中央撤离王家湾时，转移方向确定了，毛泽东对警卫人员说：“马上通知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撤离。”

有人担心这样会暴露中央机关的行踪，建议不要把部队的行动告诉老百姓。毛泽东严肃地批评了这种意见，他指出：“现在军民已凝成一体，我们应该对群众负责到底。一定要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乡亲们跟上部队转移。”

共产党对人民群众的关心爱护赢得了陕北人民的真心拥护。在安塞王家湾村，村民们说：党中央从王家湾撤离之后，国民党进驻王家湾，老百姓坚壁清野之后，全部避到山上。毛泽东的房东薛老汉被抓住以后，被国民党剁掉手指，也没有说出毛泽东他们的去向。

在王家湾村民高庆凯的记忆中，完全没有父亲的身影。“父亲牺牲时，我才一岁。根本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高庆凯说。转战中，他的父亲志愿为部队抬担架，刚去了20多天，就牺牲在羊马河战役中。

在子长县余家坪乡羊马河战役烈士纪念碑上，记者找到了高庆凯父亲高焕明的名字。上面刻着：“高焕明，男，汉族，1917年出生，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坪桥镇王峁湾村人，担架队民工，1947年在子长县羊马河战役中抢救伤员牺牲。”羊马河战役中，解放军以伤亡479人的代价，毙伤俘敌4700余人。

高焕明的尸体被拉回到村子后，毛主席正在王家湾。村子里给高焕明开了追悼会，当时中央警备团、王家湾的官兵都参加了，毛主席也参加了高焕明的追悼会。在这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心中，群众是铜墙铁壁，人民就是江山。

疯狂反扑也未能挽救国民党在各个战场的溃败。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再经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消灭，决定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开始转入共产党人手中。

6月底，刘伯承邓小平12万大军一举强渡黄河天险，随后挥师千里进军大别山，由此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不久，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大军挥戈西进，三支大军与国民党军逐鹿中原，创建了江淮河汉之间新的中原解放区，完成了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任务。

1947年10月，在佳县神泉堡，毛泽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并于10月10日颁布，响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这个口号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喊出这句口号5个多月后，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在陕北转战了一年的中央纵队，从吴堡县东渡黄河，前往河北西柏坡。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从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川口村渡口东渡黄河。历时1年零5天的转战陕北结束，中国革命进入新的篇章。在抵达东岸的山西后，毛主席下船回望对面苍茫的陕北大地，深情地说：“陕北是个好地方！”

黑白老照片定格的瞬间中，老船工薛海玉头上包着白羊肚手巾，手里拿着旱烟袋，如陕北大地一般沟壑纵横的脸上绽放着淳朴的笑容。73年前的料峭春寒中，薛海玉撑着木船将毛泽东摆渡过黄河。那天浑浊的黄河水比以往平缓，但依然夹杂着冰块撞击船身。薛海玉凭丰富的经验避开了漩涡和险滩，让木船顺利靠岸。

彼时的薛海玉没有意识到，自己亲身参与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1935年10月落脚陕北时，中央红军仅剩7000余人；1948年3月党中央离开时，人民军队兵力已达280万，解放全中国胜利在望。

在宣言发出之时，解放军已着手进行战略反攻，历52天的辽沈战役，人民解放军以伤亡6.9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精锐部队47.1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句口号也就随着三大战役的推进，从北到南，越喊越响亮，一路喊过长江、喊到南京。

这简洁有力、气势恢宏的口号，配合解放军的所向披靡、战无不胜，一路凯歌。这句口号成了解放军的精神旗帜，成了蒋家王朝的丧钟挽歌，真正声震全国、声震全世界。从此以后，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屹立在了世界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