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毛主席说《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华国锋等人进行重要谈话。

毛泽东同志对他们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

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

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何理解毛主席说的“我一生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推倒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实现了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除没有解放的岛屿，全国实现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件事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目的在于发动群众教育干部，也提高人民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认识。要所有人明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仅要消灭传统的所有制生产关系，还要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习惯实行彻底决裂。还要要建立一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服务的思想、文化、习惯、机构。防止出现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遗憾的是不仅“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更有一些人妄图趁机捞取权力、地位，或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就严重的干扰、破坏了这次运动。

好在广泛开展了群众性的“斗私批修”，人民对私心、修正主义的危害有了一定的认识，人民受到了一次革命的锻炼。

这两件事，现在在世的人，少数经历了建国前干的第一件事。多数人知道第一件事是从书上和经历过第一件事的老人口述得知。还在世的70岁往上的人经历过第二件事，健在的也会越来越少。第二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毛主席说：“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把这第二件事的来龙去脉客观、公正的对年轻人说明白。这才是对毛泽东同志的理解、尊重，也是对国家、人民负责。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毛泽东同志是清楚的。毛主席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做好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工作，我们基本完成了。第二件事应该就是要做好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决裂的工作。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此“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要继续革命。

共产党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生活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活生生的人，不可能不受到旧社会各种糟粕思想文化影响。

所以在井冈山、延安时期就有人腐化变质被枪毙。

建国后腐化堕落的人更多了。于是开展了“三反”与“五反”工作，对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公开审判处以死刑。

可是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思想文化觉悟的提高，肉体消灭也只能短期解决问题。

如何落实“两个务必”？尽管中央领导以身作则，开会喝茶都要交茶叶钱，毛主席下基层调查都交宿费、饭费。

可是党内还是有些干部有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公私不分，生活腐化，还有嫌弃原配夫人离婚另找的。

1956年2月14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世界56个国家和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大会。赫鲁晓夫一伙提出了一套修正主义纲领，赫鲁晓夫还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和否定，由此开启了去斯大林化和“民主化”，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局面。

苏共20大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以后苏共二十二大又通过了“苏共纲领”，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没有必要，宣布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已经改变，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这些错误的认识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极坏影响。当时苏联有一本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反映了当时苏联人民的思想状态。苏联共产党的错误也引发了东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

苏联变修是历史的必然。根源是斯大林完成了第一件事。对第二件事没有意识到，或意识到了却没有做。机会主义分子就在他身边，他不在了就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

在错误的政治纲领指导下。在资本主义国家生活方式的刺激、吸引下，苏联领导层腐化堕落问题越来越明显。苏联的修正主义纲领，苏联高层的腐败对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必然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某些人。这也让毛主席感到做好第二件事的迫切性。

鉴于中国共产党内部一些人的腐化，和苏联修正主义泛滥对国内的影响。毛主席于1957年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于1963年提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由于多数领导没有意识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内涵、重典，也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教育办法，所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矛头向下，效果一般。

1966年，毛主席才提出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多数领导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没有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意识，必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理解。所以毛主席才说“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王震临终前，他再次表达自己对毛主席彻底信服，并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五十年”。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

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时间延续，许多事情是靠时间延续，社会变化，才能得到正确认识。

共产党只要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革命组织。要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就只能、必须坚持“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如何实现，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找到最佳途径。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交代的：“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

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实现这两个“彻底决裂”的最佳途径。

至于收回那几个岛屿的问题，只是一个具体问题罢了。

根本问题还是要在实现两个“彻底决裂”上想办法，下功夫，让世事变化，沿着马克思指导的方向坚定不移的走到底。

[yongbing1993]

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美国国务院在本月五日发表的名为“中美关系”的冗长的白皮书和其他有关的资料，其主要内容现在已经为中国人民所知。从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和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声明中，中国人民应该得到什么教训呢？
应该得到的第一个和最基本的教训，就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对于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民主力量的根深蒂固的敌视。美国白皮书毫不掩饰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的侵略立场。美国政府公然厚颜的宣称“不干涉中国内政”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与“支持中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干涉中国内政，必须把中国看作美国的保护国，然后中国才能有所谓“统一与领土完整”！根据这种希特勒主义的武断，美国政府尽管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党是一群“与过去军阀并无区别的反动分子”，因而他们的政府“已经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是“为了显见的理由，仍旧继续倾全力援助”它，使它“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究竟是“为了什么显见的理由”呢？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反动的不受人民支持的政府以“较美国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援助数量为大”的援助，等于这个反动政府的“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美国政府究竟是为着什么奥妙的“友谊的”目的，“在运输武装和补给上”给予一个反动的而且本身已经“丧失了斗志”的军队以如此巨大的援助，供给了它的“军需品的大部分”，致使其竟能一度用战争的方法（记着：这在美国政府就叫做“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力求避免内战的发生”！）“推广其控制及于华北和东北的大部分”呢？凡是一个头脑清醒而有最低限度的推理能力的人，都不能不由此得到结论：美国政府是坚决地一贯地抱着侵略中国的目的。美国政府之所以看来毫无理由地援助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反动政府及其反动军队，来进攻中国的拒绝支持反动统治的广大人民，是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理由”的，这个“理由”就是：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既然违反中国人民的意志和中国民族的权益，美国政府就不可能指望得到中国人民的合作，就不可能不专横地干涉中国内政，以便用军事方法在中国建立一个可以与美国政府“合作”的季里诺式的卖国傀儡政府。难道除此以外，还有任何别的解释吗？
白皮书徒然地伪善地说了一大堆中美的友谊。这种友谊确是存在的，而且将永远继续存在，但是它只存在在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因为美国人民没有侵略中国的动机和必要，并且曾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人民作了令人永志不忘的互相援助。至于美国政府的侵略行为，甚至艾奇逊也不能不承认这是美国人民所“显然不会允许”的。艾奇逊在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美国今天如果采取进一步的干涉，则“势将引起中国民众的愤慨，并将受到美国人民的谴责”。多奇怪！如果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确是抱着友好态度，为什么扩大这种友谊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如果美国政府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援助中国人民而不是援助中国人民所反对的恶政府），就会引起这种友谊的一方的愤慨和他方的谴责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美国政府所抱的并不是什么友谊，而只是令人愤慨和必须谴责的侵略野心吗？既然如此，难道规定了这种侵略野心的范围和广度（比方说，日本侵略者不占领延安和重庆而停止在黄河东岸和贵州南部），就会叫人们停止愤慨和谴责了吗？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们妄想全世界都是愚蠢的，但是结果表明，真正愚蠢的只是他们自己。
而事实上美国政府又是怎样规定自己的侵略的范围和广度的呢？帝国主义者按照独占资本的要求所要求的扩张是不知道止境的；如果有什么止境，决不是因为畏惧人们的愤慨和谴责，愤慨和谴责的纪录难道不是已经堆积得比白皮书还要厚吗？这是因为帝国主义者自己的力量有所不能。关于美国政府援助国民党得到什么结果，艾奇逊写道：“我们的援助与鼓励，曾帮助他们抵抗。不幸的但亦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的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她能力的合理限度之内，所曾经做或能够做的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美国所未做的对于这个结果也没有影响。这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亦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看吧！这就是美国的贪得无厌的但是终于失败了的干涉者和侵略者向全世界所作的有益的供状！只有坚决的有效的斗争，将帝国主义者彻底地打败和打倒，帝国主义者的脚步就停止了，而到最后，帝国主义这个厌物就被消灭了。
但是今天的问题是：干涉者和侵略者在中国是就此干休了吗？不，在这种意义上说，他们的野心仍然是没有止境的。“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句格言并不能一般地适用于帝国主义者。尽管美国政府对于利用蒋介石国民党这个工具如何失望，但是只要国民党反动派还有一兵一卒或一个特务分子存在，美国政府就决不会中止加以利用。同一个艾奇逊在一个月以前，在七月六日还声明：“美国正向国民党中国输送它现在确能办到的一切经济援助。”但是即令对于国民党的心是死了，美国政府对于继续干涉和侵略中国，继续破坏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的心，却是不会死的。艾奇逊已经明目张胆地宣布：一切反对“中国内部势力”在今日所已经达成的人民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将受到美国政府的“鼓励”。艾奇逊并在白皮书公布的第二天即八月六日发表专门的声明，提出他的所谓五项原则，如果把这些原则不用骗术而用科学加以解释，那就是：（一）美国政府愿以每一可行之途径，鼓励凡能促中国成为美国殖民地之发展，俾能在国际事务中担任美国帝国主义分子之傀儡的任务。（二）美国政府愿协助中国建立一种经济与政治之环境，可保障美国帝国主义代理人之人权与自由，并可逐步地发展美国的殖民地经济与买办阶级的福利。（三）美国政府反对中国脱离其干涉而独立，反对任何一个不服役于美国独占资本利益之政权。美国政府反对任何外国以平等友好态度援助中国。（四）美国政府将继续与其他殖民于远东的帝国主义国家参照有关各国在整个远东之局势，咨商将有助于各该国在远东继续保持帝国主义特权之办法。（五）美国将强迫联合国达成上述目标，特别是有关维持帝国主义对远东侵略之努力。由此可见，美国政府决定继续从内部破坏人民民主的中国，并从外部压迫人民民主的中国。由此可见，只要美国仍然是帝国主义国家而没有变为人民的国家，美国政府就决意敌视中国人民到底。
中国人民至今只是努力恢复和保护自己的正当利益，从没有派一个兵或一个顾问，远渡重洋，到美国去干涉该国“内部势力”的发展，去支持该国的“统一与领土完整”，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然而美国帝国主义却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干涉中国，破坏中国人民的伟大爱国运动，强迫中国隶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服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因此，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不可调和的仇敌，这难道不是明明白白的事实吗？
因此，中国人民应该从美国白皮书得到的第二个教训，就是中国人民必须继续抵抗和防备敌人美国帝国主义的任何干涉和挑战，必须不堕入敌人美国帝国主义所设的任何陷阱。凡是敌人所害怕的，我们一定要做，凡是敌人所喜欢的，我们一定不要做。美国侵略者号召某些中国人（按照艾奇逊的话，这些人叫做“民主的个人主义者”），组织反共派别，借以推翻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在中国人民的经济困难面前利用某种暂时的表面的物质“援助”来勾引中国人民饮鸩止渴，放弃独立，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美国侵略者妄想挑拨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兄弟友谊，借以分化远东和世界的反帝国主义反侵略的同盟，每一个爱国的和自爱的中国人就一定不要这样做，中国人民也一定不允许这样做。
美国白皮书在美国人民、中国人民、世界人民面前散布了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种种荒谬的恶毒污蔑，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的国内和平不努力，例如说中国共产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与此同时，则竭力冲淡国民党的罪恶，并将美国侵略者在白日梦中所描绘的比国民党有用些的某种新工具称为中国的“民主政治的脊骨”等等。但是这些奇谈简直是幼稚到不值一驳。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真相，就已经被许多在中国的美国观察者，包括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物，报告给美国人民了。艾奇逊断言，“在不久的过去，外国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艾奇逊在这里的头脑，似乎还有些清醒之处。但是他接着断言，世界忽然大变了，这些严肃的抵抗者们自己忽然“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了；过一会儿（大概是一分钟），中国人民又忽然不赞成这种说法，而是“显然地认为具有它的土生性和国家性”了；倒是美国政府所努力帮助其恢复“主权”的国民党，被公认为“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而且中国人民老实不客气地指明这个外国帝国主义，首先就是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之流所代表的美国帝国主义。
美国帝国主义之企图控制中国，在中国人民看来，很清楚地就是外来的侵略，因此就遭到严肃的抵抗。另一件事也是中国人民很清楚地看到的，这就是苏联并没有干涉中国内政。甚至艾奇逊自己也不能不承认，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而中国内战双方的“军需品的大部分”都是美国供给的。那么，关于谁是侵略者及其代理人的问题，究竟是因失败而昏迷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看得清楚些呢，还是有数十年如一日的爱国立场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些？毫无疑问，艾奇逊尽管自己欣赏自己的自相矛盾的天才，却决不能使世界信服，决不能动摇中国人民对于客观真理的坚定信念于万一。
美国白皮书也攻击了国民党，其目的之一是诱使人们以为美国政府究竟也有一些客观态度。但是白皮书是为什么而攻击国民党的呢？这是侵略者对于他的走狗的攻击，犹如日本侵略者对于汪精卫的攻击。正如艾奇逊所说，攻击了国民党的魏德迈的报告，仍然是“对国民政府的各项问题表示同情”的。同情，但是不满，因为国民党“为外国帝国主义利益而效力”得不好，致使帝国主义援助归于无效，致使帝国主义利益归于灭亡。严格地说，美国侵略者对于国民党的攻击是不公平的，因为第一，国民党的反动无一不因美国政府“援助与鼓励”而加深，没有美国政府的“援助与鼓励”，国民党是不敢惹出这样滔天大祸的；第二，国民党的腐败是随着它的反动而来的，并且这种腐败至少因美国的榜样而加深。广州的国民党报纸在本月十日说得对：“美政府指责中国（国民党）官员贪污舞弊，此为不可否认之事实。但美国派来中国之人员，其贪污程度比诸中国官僚亦无不及。如战后之‘善后救济’事宜及近年之‘经济合作’等工作过程中，美籍人员之贪污舞弊事实诚不可胜数。”螃蟹责备它的儿子横行，沙士比亚喜剧中的丑鬼卡立班痛恨他在镜子里的尊容难看，这就是美国白皮书谴责国民党的真正意义。
总之，从根本上说来，美国白皮书确是一部颠倒黑白的杰作，这种颠倒黑白如果加以再颠倒，人们是可以从中获得种种有益的教训的。中国人民由美国白皮书进一步认识了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面貌，进一步认识了应该如何向美国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最后，还可以由此进一步认识这一斗争的前途。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因此它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艾奇逊说：国民党的“貌似强大的力量是弱的，他们的胜利建立在沙上”。完全正确，可是必须补充说，美国帝国主义者自己以及任何国家的反动派的“貌似强大的力量”都是弱的，他们的暂时的猖獗的基础也都是“建立在沙上”，或者更准确些说，建立在火山上。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国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因此，美国政府仍然要在中国国内外继续征募各种色彩的破坏分子来捣乱中国人民的庄严美丽的祖国，来捣乱苏联和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来捣乱东方和西方的和平。在中国事变中真正得到了教训的首先是中国人民自己。我们相信我们的曾经貌似弱小的力量是强的，因为我们的力量生根在中国人民中间，同时也生根在各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团结中间。我们既然战胜了为一千零五十四页的白皮书所见证的过去的困难，我们也必须战胜任何新的白皮书所将要恫吓的困难。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1949年8月13日】

[yongbing1993]

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险恶





在当今特色社会中看得见的，但化了妆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险恶，尤其令人担心的正是生长《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那块土壤。碰一下那些只会发横财而不懂国家法律的法盲先富起来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权贵资本家老总官缭，也略有体会：不清不白的环境产生不伦不类的怪物，说不正常也正常。

在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下，四十多年来杀出一条血路来改革开放，不管黑道还是白道《先富起来》就是王道的《自私自利》灌教下的几代人，在如今社会中自私自利己名正言顺，在各级学校中尤其是大学中特别是名牌大学中，四十多年来培养了几代中国人中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各行各业担任着走资派官员和各行业的领头人领路下，致使全体中国人高举着《自私自利的大旗》，在中国又或是在世界各地横行霸道。中国富了。中国强了。

人，其实是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法国大文豪雨果在《悲惨世界》这部名著里对于人性的描写可谓是淋漓尽致：一个人有时会因为生活所迫而走到了危险的悬崖边上，推他一把，他会直坠下深渊，拉他一把，他就能获得新生。那对年轻的恋人，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在他们即将绝望的时候，如果有人伸出手来拉他们一把，他们是不会坠下深渊的，他们的灵魂也不会被罪恶严重侵蚀而使原本善良的人性丧失殆尽。那么，全民自私自利，谁来伸出这只手？

毛泽东时代的人见证了中华民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新中国后的即毛泽东时代的一段特殊的历史。他们亲身参加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参加过《上山下乡》呼吸过广阔天地的新鲜空气。他们在毛泽东时期度过了宝贵的青春岁月。将他们千锤百炼，终于铸造成坚实、管用、敢开拓、能创新并富有时代责任感的一代娇子！

毛泽东时代的人历经了史无前例的新时代的社会实践，心中始终充满着正气、希望和进取。毛泽东时代的人是特殊的一代，史无前例的一代，也是难得的一代。他们是一直对社会、对民族高度负责的一代人。他们正在追忆中看着社会，在以亲历者看着民族，在观察中寄予希望，希望毛泽东时代的人的种子在祖国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希望社会越来越和谐，希望民族越来越兴旺。

一位历史学家说过——50年内无历史。历史，应是对过去发生的事件及演绎这些事件的形形色色人物的真实记载，离得愈远，看得愈清。太短的时间，很难让书写者摒弃个人的荣辱恩怨，真实地反映历史。

因此，真正的历史，是需要时间来铸造的，时间是历史的试金石。

在文革中毛泽东时代的人，参加文革必须要使用过的“文革四大武器”，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也。大鸣大放是政策框架，大辩论大字报是运作形态。“文革四大武器”引上“舞台”，这是序幕。早在1965年11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开始了《文革》。1966年，北京的春天是那样清新迷人，但批判“三家村”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似乎预示着一场政治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5·16通知）。《通知》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这个高潮有力地冲击着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还保存的一切腐朽的思想阵地和文化阵地。《通知》强调：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通知》表明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5月18日，林彪发表谈话，称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于是，个人崇拜在那个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逐渐盛行。

从1963年起，毛主席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各级政府层一大部分权力。到了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

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腐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因此，毛泽东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掌控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

5月25日，在北京大学的一个饭堂的墙上，贴出了全国第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署名是以聂元梓为首的7名北大青年教师和学生。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大校长、党委书记。1919年的五四运动，就是从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炬。北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5月28日 ，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

6月1日，毛主席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上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当晚八时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6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民众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个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短短几天时间里，全国各地的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北大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

6月1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学生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以及北京四中的呼应倡议书。

6月13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1966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的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6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废除了高考制度。大学是上不成了。文化革命将成为一场持久战。

现在，机会来了，可以革命了。在学校的操场上，经常聚拢着一群一群的人，被围在当中的激情万分地在演讲，围观的人群热情高涨，高声附和；或者聚合成一支游行的队伍，边喊口号，边游行，演出一幕幕“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精彩画面。

出身革命干部和军队干部家庭的同学，经常后悔自己出生太晚，没赶上父辈那样的年代，没能在万里长征中浴血奋战，没能在抗日的战场上英勇杀敌，没能在三大战役中建功立业，没能在抗美援朝中保家卫国。现在，终于等来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包围之中，在苏联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之后，中国高举起世界革命的大旗，掀起了挽救人类命运的大革命了。克里姆林宫的红星已不再闪耀，“革命”的烈火正在中国燃起。使命感和幸福感交织着，巨大的兴奋与喜悦的浪潮在心中澎湃。

北京那幅著名的“血统论”的对联：“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传到了全国各地。由于多年来，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讲阶级斗争的理论，在人们的头脑里形成了阶级斗争的理念，认为：阶级斗争永远没有结束，老一辈革命家和干部子弟的父母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随时有变色的可能。一旦红色政权变色，千万人头将会落地，无数工人和贫下中农又将回到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之中。

现在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正在猖狂活动，配合党内的野心家准备卷土重来。这种理念在学校里的集中表现就是革命干部和工人、贫下中农子弟与地、富、反、坏、右分子子女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因此，必须划定阶级界线。在这场斗争中依靠的对象必须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称“红五类”），斗争的对象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社会基础，地、富、反、坏、右（称为“黑五类”）。在学校里，“红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依靠力量，“黑五类”的子女必然是革命的对象。

1966年8月1-1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7人列席了会议。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它提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理论。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称赞“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走上社会 破旧立新 戴上“袖章”，走上社会，大破“四旧”，大造舆论，这是第一幕

1966年5月29日晚，十几个清华附中的学生在北京西郊圆明园的废址上聚会。他们决定要像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青年近卫军”小组那样，组织起来，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在确定小组名称时，有人提议叫“红卫兵”，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红卫兵”三个字，最早出现在苏俄的十月革命。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夺取了沙皇的政权，革命导师列宁称赞他们是革命的堡垒、胜利的卫士，红色的卫兵。红卫兵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于是就这样诞生了。

6月2日，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出现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名称的出现，恍若天空中的一颗新星，迅速地吸引了越来越多惊奇的目光。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看大字报，并纷纷以某某学校红卫兵的身份来表示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

7月27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接着，又贴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明确地提出：“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就是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利用一次江青到清华附中视察的机会，将所写的这两份大字报交给了江青，并希望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后来毛主席亲自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说：“你们的文章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还说：“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主席给红卫兵的信虽然没有公开发表，但很快就传遍北京，传遍全国，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此后，红卫兵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进入了中国的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

[yongbing1993]

改革开放《自私自利》横行霸道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后，打开了《私》的阀门以致自私自利横行霸道，贪官污吏代代相传，贪污腐败无处不在，无官不贪，反了一批新官上任继续再腐再贪，四十多年来一直喊着要“反腐“却越反越多。为什么反腐越反越多？是因为人人都有《私》。不反对《私》，不批判《私》。不人人都斗《私》。不管谁上台当官有了权力就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自家亲朋好友谋《私》利。就会腐就会贪。改革开放用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了一条真理：就是反腐最有效方法是文革《斗私》。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化社会实践证明腐败一直没有离开过人类社会。只有人人进行《斗私》才能减少腐败，只有人人不断进行《斗私》台上的官员不敢腐败。只有人人彻底经常不停地进行《斗私》才能制止腐败。这就是大民主，人人进行《斗私》监督官员。

《私》是什么？对于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取得政权之后，复辟资本主义就是《私》。贪污就是《私》。浪费就是《私》。当权者官僚主义就是《私》。行贿受贿就是《私》。偷税漏税就是《私》。盗骗国家财产就是《私》。偷工减料就是《私》。盗窃国家情报就是《私》。多吃多占就是《私》。自私自利就是《私》。损人利己就是《私》。

三反”运动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五反”运动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经过“三反”、“五反”运动只是打击了的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而滋生在人们头脑中的《私》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有了《文革》。文革中的《斗私批修》是最有效的《反腐败》方法。

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正如决议中所指出的，第一，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自私自利》。第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自私自利》。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自私自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 第一就是官员层面的《斗私》, 这是最关键的重要的指共产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就是意识形态内的《斗私》, 这里指的是全体人民尤其是教育文艺领域里的人；第三，改革, 这里的改革指的是去除旧的私有的一切丑恶的习俗, 兴起新的社会主义的风貌! 要完成这三项任务必须要放手发动群众, 让群众自己起来《斗私》而不是群众要听官员的旨意! 目的就是要扫除这堆《自私自利》的《垃圾堆》。只有清除了这个《垃圾堆》，然后就能消灭了大老虎和小苍蝇。

毛主席经常告诉共产党人应当无所畏惧。要“敢”字当头, 敢于《斗私批修》……有些同志直到现在仍是怕字当头，有人甚至怕得很厉害，很古怪，而且越发花样多。怕 字派说：“群众乱起来了不讲道理，不守规矩，闹得很糟，把习惯秩序打乱，使事情不好办。”又说：“文化大革命妨碍生产，一闹，生产就不好进行，计划无法保 证。”又说：“文化大革命会给反革命钻空子，右派闹翻天，闹得厉害得很。如：‘不安分’、‘野心家’、‘伸手派’、‘暴徒’、‘野蛮人’等等。他们给革命 师生，革命干部加了不少头衔。于是怕群众、怕大民主就有理由了，在群众中制造分裂，挑动群众斗群众……。一言以蔽之，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从好的方面说， 有的想做维持现状派，但有一种人越走越远，就只能为自己垮台创造条件。历史上从怕群众到反对群众，从怕革命到反对革命者不少。希望他们不要再蹈复辙。

有 些人口头上讲并不怕群众，不怕发动群众，但是叶公好龙，见了真龙，六神无主。毛主席这故事已讲了四十年，难道还不引以为戒吗？德国进步诗人海涅，自称是共 产主义者，但是怕共产主义革命。他说：“未来是无产阶级的，我是以忧虑的心情说这些话的。”从海涅看来，一旦共产主义革命胜利到来，无产阶级掌权，他喜欢 的艺术品会毁坏，他的诗也会毁灭。列宁说：“海涅是个无知者，他认识不到无产阶级革命在破坏旧世界的同时，还将保留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创造出资产阶级望尘 莫及的极其辉煌的新文化。”

冒昧地说：有些同志担心的恐怕比海涅更甚些，如怕丢乌纱帽，怕失尊严等，于是就同群众，同无产阶级大革命抵触起来了。 他们挑动工农、干部斗学生，标榜自己是受到多数拥护，他们主持的机关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把别人打成反革命也在所不惜。他们组织围攻，却说：“这不过是 辩论会。”围攻，辩论其界限是什么？其实只要我们屁股坐到群众一边，站到群众中去，这个问题是可以懂的。如果只在怎样对待群众上打主意，谁也不能代替回答 这个问题。对待革命串联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把全国文化大革命连成一片，并可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

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通讯社在看了红卫兵后断论，两个多月的历史，已成为七亿五千万中 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永久的组织，大概会影响中国人的政治和生活。还说：“如果西方世界的苏修集团，认为这种狂热只是流氓行为或短暂热情，那不仅是愚蠢的，而 且是危险的。”敌人的观察比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深刻得多，值得我们好好想想。本是我们祖国的事，为什么会使敌人感到危险呢？现在已经不是封锁国的时代，文化 大革命正在影响全世界，也更迅速，更高地促进国内的革命化。什么地方、什么单位、认真而不马虎地抓革命促生产，就可以大大促进生产积极性和工农业生产、科 学技术新飞跃，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在 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坚持阶级路线，善于发现不带括号的左派队伍，争取许多摇摆不定的，可东可西、可左可右的人，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资产阶级右派，揭露玩弄 权术的两面派。有人企图用宗派主义代替党的阶级路线，把革命原则抛到九霄云外，不理会各种派别带有政治性、阶级性，用血统论代替阶级性，企图混淆阶级阵 线，孤立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各地流行一种“自来红”的谬论，宣传谬论的人利用一些青年学生天真地提出的一付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迷惑 一些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地主阶级哲学，是彻头彻尾的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唯心的， 与马列主义阶级分析相对立的。毛主席和党是重视阶级成份出身的，同时反对唯成份论，人们都需要在斗争中长期考验自己，证实自己的世界观属于哪一个阶级。思 想意识不是天生来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或者反映这一个阶级，或者反映那一个阶级。

马列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按照自己的社会地 位来说是容易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但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是那个工人阶级自发创造产生的，而是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 他们在那时按其社会地位曾是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斯大林以至于 毛主席也是一样。但他们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总结了国际工人运动各个时期的全部经验，创立和发展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引导工人阶级 前进。

有一些工人出身的并不一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如英国工党领导人成了反对工人阶级的工具，在苏联也有一批工人出身的……。现在学生接受“自来红”、 “自来黑”，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的观点，制造和散布这一观点的人，是要制造混乱，毒害青年，否认在革命前进中要不断改造，否认别人能够改造，自己 不愿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不重视阶级出身是错误的，唯成份论，不重视政治表现也是错误的。这些观点必须批判，离开阶级分析去看多数和少数也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党内，曾长期处于少数地位，却恰恰代表广大人民、马列主义，代表真理，而那些自以为正确的人都失败了，被群众抛弃了。不作阶级分析，处在超然地位，既不支持多数，也不支持少数，这是不行的，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做不到的。

无 产阶级在历史上代表最广大的人民，最伟大的阶级。毛主席七月卅一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中指出：我们要求你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按毛主席指出 的，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全人类，否则自己不能最后得到解放。毛主席又指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要防止宗派主义，即关门主义。他把关门主义策略叫做孤 家寡人主义，单兵独马的策略。无产阶级相反，是要招收广大人马，好把敌人包围消灭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孤立一小撮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取得一个个胜利。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超旧人。无产阶级的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一定取代资产阶级的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并未全部消失。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式上说：“决不要以为决定上写了所有的党委、所有的同志就会实行，总有一小部分人不愿实行……”事实证明了毛主席的预见。

毛主席在解放前夕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称号，但是经不起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

历 史的阶级斗争的确如此，被敌人威胁利诱，潜移默化，站到敌人一边，先进的变为落后，落后的变为先进，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地表现出来。我们有些同志以老革 命自居，做官当老爷，把自己的革命历史忘得一干二净，毛主席批评的官、暮、娇、骄四气他们全有。

在文化大革命中却不能让群众触动他们的缺德（不是缺点，是 缺德），而是只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动员一批群众保他们自己。四川南充一个妇女的话应当读一读，我引她一句话。她对两个街道干部说：“如果这两个 学生都搞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学生都是在学校受党的教育的，出这么多的反革命，地委就有问题了。”这位普通妇女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尖锐，何 等深刻！一位退休老工人说：“革命的地委还要我们去保？又不是国民党的地委，又不是旧政府，为什么怕群众？”这位普通工人把问题分析得多么明白，简直是毛 泽东思想的精通者！比某些干部不知高明多少倍。

事实是摆着的，两条路线还在斗争，还在继续，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阶级斗争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八月 八日通过了《决定》，不过十二天，有个大学的文革委员会就跳出来，提出了对抗纲领，而且印发得很广。有人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决定》不感兴趣，对他的 纲领却为之印刷、广播，不亦乐乎。另一高干子弟竟称赞说：“这适合我们的情况，对我们有利。”高干子弟中有许多好的，较好的，他们可能成为革命的接班人。 有些却要走修正主义的路。不分析，不一分为二，只醉心于高干子弟专权，是完全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们要用毛主席提出的五条标准去培养接班人。为什么高干子 弟要专权？因为他们血统高贵吗？

“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要斗私，批修”。斗私，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作斗争。批修，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反对修正主义，去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这两件事情是互相联系的，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我们要响应毛泽东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通过学习，帮助我们的老干部，新干部和革命小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头脑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思想政治水平，为人民立新功。

[yongbing1993]

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挥动如椽之笔撰写5篇评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全文共3000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为什么在评论文章中点名司徒雷登? 这文中的司徒雷登又是何许人也?

一语双关,揭开司徒雷登的“面纱”

司徒雷登,全译为约翰·雷登·司徒。美国人，但出生于中国杭州,父亲是传教士。青少年时期他回美国完成学业,此后,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会的传教士携妻子再次回到中国,1919年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他就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一流大学。从客观上讲,学校对提高中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修养都是有帮助的,也培养出一批人才。但在中国推行美国的政治制度,始终是司徒雷登的主要目的。

1946年6月24日,马歇尔就“国共两党和谈”调停失败。7月份,刚过完70岁生日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司徒雷登选定在中国实现他理想的人物是蒋介石。他始终认为“共产党问题”不是依靠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所以“调停”期间,他特别热衷于帮助蒋介石开成“国大”。国共谈判破裂之后,他积极建议,在马歇尔主持下改组国民党军队,给蒋以技术援助,派技术顾问,用援蒋来压共产党就范。

在这其中司徒雷登扮演的角色是美国在中国推行政治制度的代表。司徒雷登是一个美国人,后来更成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虽然他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美国的侵略政策,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美国侵华的象征性人物。

“别了,司徒雷登”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一语双关,题面明言司徒雷登离开中国,题底隐喻美帝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失败。它尖锐地嘲讽了司徒雷登的滚出中国和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彻底失败。

一针见血，直指美国侵华的本质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

《白皮书》叙述了美国和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其中着重说明了1944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形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严厉地指责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透露了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许多证据,呈现了美国助蒋反共的政策。

与白皮书同时见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能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所以《白皮书》一经问世,立即遭到中共的抨击,并在全国掀起了斥责《白皮书》高潮。

1949年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8月14日至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5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毛泽东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一石三鸟，表达中国人民的心声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毛泽东用这段生动的文字既直白而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司徒雷登离华时的尴尬与无奈,也影射和讽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同时还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个人的看法,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出任大使后,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与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坚信蒋介石是中国唯一能抵抗共产主义的人,认为凡是反共者都是实现民主自由道路上的同路人,因而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政府走得更远。

中国的知识界曾对司徒雷登的印象很好。但司徒雷登当上美国驻华大使不久,他那“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形象就开始崩塌。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与国民党政府经过谈判,签署了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受到国内各方面人士的强烈谴责。

更令中国人愤怒的是司徒雷登对美国的扶日反共政策的坚决支持。1948年6月,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爱国运动时,司徒雷登公开发声,力挺美国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开讲话中声称,扶日是为了“制止共产主义”。对此,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中学生纷纷表示极大的不满。燕大学生自治会决议联络各校罢课以示抗议,并要求司徒雷登辞职。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司徒雷登意欲通过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后来司徒雷登又准备访问北京,想与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面谈,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否决,司徒雷登只得离开中国。白皮书中曝光了许多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其中不乏他对中共的偏见,所以才有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的说法。

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人民大众已经看清了司徒雷登虽然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更为积极主动地执行着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

[yongbing1993]

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优秀又有丑陋






百年前中国的先人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丑陋进行批判，而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进行继承。

在中国古代有这样一句俗语，叫做“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一种典型的儒家学说教义，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一直强调忠君思想，如果皇帝叫一个臣子去死，那么做臣子的只有以死谢恩，这才算一个合格的忠臣，即使这个皇帝的想法是错误的，然而当臣子的也只有去执行，因此在中国古代也出现了很多愚忠的现象，哪怕宁愿一死，也绝不背叛朝廷。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就是丑陋的文化。是现代文明民主文化所不容的。这种文化就是封建独裁文化。

那么这句话最早出自哪里呢？其实这句话出自孔子之口，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者，一直强调忠君思想，孔子曾说：“君待臣有礼，臣事上以忠”，后来这句话被后世逐渐演变成“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到了汉朝，董仲舒正式将“忠君”纳入三纲五常的范畴，从此三纲五常思想便逐渐约束着人们的思想。

其实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后面还有另外一句，这句话同样和三纲五常思想挂钩，它就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三纲五常思想中，父亲和儿子之间也有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作为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亲的命令，父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因此在古代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类的婚姻就十分普遍了。

在三纲中，除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外，还有一条是夫为妻纲，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女子的地位十分低下，而这三纲也组成了三纲五常思想中最基本的框架，而三纲五常思想也在很大程度上约束限制了人们如臣臣、子子、妻子思想的发展。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总有人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批孔颇多微词，认为它破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应当予以否定。这个看法是不客观的。

那么，当年的批孔或者说反传统文化中的丑陋，有没有问题呢？当然是有的，当然被一些老古董老顽固老守旧分子认为有些偏激、有些过头。然而，他们不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偏激或过头是有其思想的和历史的必然性的。

对于思想上的原因，毛泽东曾在1942年做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31-83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事实正是这样。

除了像胡适这类全盘西化派以外，即使是一些国学修养深厚的爱国学者，也难免这种偏颇。例如鲁迅，激愤之下也曾提出要“扫除”“助成昏乱的物事(儒道两派的文书)”(《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

而在钱玄同看来，则是连汉字都要不得的。

尽管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曾以不同方式肯定过孔子和“孔学优点”(例如李大钊曾说：“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但是这种表态很快被淹没在对孔学激烈批判的浪潮中，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

批孔是当时的潮流所向，激烈批孔的学者是当时文化界的耀眼明星。例如四川学者吴虞，就是因批孔而声名大震，以至被胡适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从历史原因上说，则是因为孔学被一切反动势力所利用，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那时的孔学，占第一位的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存在，而是政治意义上的存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却未能推翻封建专制。

封建地主阶级仍然盘踞在广袤的乡村。

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来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成为束缚广大农民的四条绳索，让他们备受剥削、压迫而无力反抗，也无心反抗。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闰土等等，绝非纯粹的艺术虚构，而是辛亥革命以后底层众生的真实写照。

至于上层，孙中山之后的总统、总理之类，无一不是改头换面的封建统治者。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多少复辟倒退、祸国殃民的丑剧假孔子之名而行!

袁世凯称帝要尊孔，张勋复辟要尊孔，军阀争权要尊孔，土豪劣绅作威作福要尊孔，甚至连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要尊孔(如美国传教士李佳白曾于1913年出版《尊孔》一书)。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也尊孔。立孔像，兴修孔庙，孔子学校开到世界各地。借着“传扬中华文化“的幌子，贩卖孔老二的封建独裁统治。而在世界各地同时又喊著“民主“？岂不怪哉！

当时为给守旧势力张目，康有为于1916年公开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要求宪法立孔教为国教，并复行拜圣之礼。

事实毋庸置疑地表明，到了五四前夕，孔学原典中的那些崇实、进取的优秀文化已经消耗殆尽，而它的僵化、保守因素则被放大到极致，此时的孔学已经变成异常腐朽的学说，此时的孔子则被梳妆打扮成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守护神。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如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驱们以一种学究的态度来对待孔学，一边批判它的缺点，一边又充分铺陈它的优点，那就根本不可能改变当时的思想文化格局。

要终结腐朽的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

而要造成强大的舆论定势，就必须对腐朽的儒家文化采取激烈批判的方式。大势所趋，情绪偏激、说话过头，是很难避免的。

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些问题的同时，还应当看到：如果没有这种激烈的批判，就不能祛除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深重毒素，中华传统文化就有可能因为毒素的持续扩散而趋于消亡。

从这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是破坏而是挽救了包括孔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

作为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今人，人们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用它的某些偏颇来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进步性。

事实正如毛泽东所说：“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同上，第832页)

正是因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因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正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忠实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的同时，也纠正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片面性。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19年以后，毛泽东就提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53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

历史的逻辑就是这样吊诡，能够纠正五四新文化运动偏颇的，能够让中华传统文化焕发青春的，正是带有某种偏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培养起来的新的文化力量。正是《文革》中的批林批孔，斗私批修，批右倾翻案风。毛泽东逝世后，一切丑陋文化都复辟了。有人想当皇帝，官员资本家们，以及一切权贵名人明星都在做着“世袭“的中国梦。

孟子说：“彼一时，此一时也。”(《孟子·公孙丑下》)

在今日走资派特色政府中国，占居主导地位的早已不是社会主义文化。而是资产阶级腐朽的封建主义特色文化。共产党的理想早已被赶到边缘地带。

[yongbing1993]

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新中国






在没有毛主席的四十多年里，中国的工人农民懂得了什么？

在没有毛主席的四十多年时间里，毛主席的形象在现实的教训面前变得血肉丰满，时时刻刻都在工人农民底层老百姓心中。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已经深刻懂得珍视毛泽东思想的珍贵遗产。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已经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就是中国的代名词。

中国，因为有了毛泽东，才叫新中国!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知道中国的中国的工人农民永远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使中国摆脱了一千多年来备受帝国主义侵略，一步步摆脱崩溃的危局，重新走向民族复兴的道路，而在今后，我们仍然迫切需要毛泽东思想的指引，才能突破困局。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知道人民永远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打破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制度对人民的束缚，以及近、现代以来中国官僚买办剥削集团对人民的压迫，创建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但历史的发展总是会有迂回的现象出现，今后劳苦大众的幸福还要靠每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工人农民们知道世界永远需要毛主席。

毛主席和他的战友们领导人民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开创了民族解放、人民解放的道路，进而在朝鲜、在越南击破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的人民的肆意侵略，为几百年来一直受到新老殖民主义侵略的全世界的被压迫民族昭示了方向、增强了信心和力量;为50、6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运动的兴起和旧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彻底破产提供了光辉的范例。

在毛主席之后，再没有谁如此真心实意地援助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

毛主席的出现，是中国的幸运，是中华民族的幸运，是所有被欺负的落后国家的幸运。

历史将证明，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乃至世界的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交流、融汇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毛主席为了实践自己的理论，为了发展自己的理论，实现自己的理想，进行了伟大的实践活动。

是毛主席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地位得以大大提高。如果没有毛主席，中国最大的可能是与非洲国家一样，人民遭受苦难。

毛主席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功绩在于：他看到了并用实践证明了一个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毛主席的理想太宏大了，他在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一切敌人——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反动派、美国侵略者后，他通过光辉的示范形象改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培养了与人民始终保持有血肉感情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

思想家与政治家一般应当是保持着一定距离的，毛主席却是一个例外，既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正如中国老百姓所说的：毛泽东是“神”，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了这么一个真“神”，其他人，有谁可以和毛主席相比呢?

那么，他这样的“神”，正如他所说的，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传说中的“神”，没有理论，但毛主席说出的话写出来的文章包含着极深的理论，就像《老三篇》，语言朴实无华，可是里面包含着的内容，却有着任何一部百科全书也不及的丰富的思想，再例如《论持久战》等等，举不胜举。

毛主席是怎样的“神”?经济困难时期，他和他的全家人，和全国人民一起饿肚子;抗美援朝时期，毛主席派他的大儿子上前线，血洒异国他乡，而不是让自己的儿子当高官;毛主席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六位亲人。这，足以证明，毛主席不是普通的人。

毛主席，具有伟大而坚定的理想，他出口吟出的诗词，都是大境界的，常人想不到，也吟不出来。

毛主席只有一个，但作为巨大的历史存在，爱也好，恨也罢，赞美也好，诅咒也罢，总之，对他，你必须是直面的，想绕都绕不过去，你必须直面他的眼睛，正如今天他还在天安门正中每天都用他那炯炯的目光审视着神州和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毛主席只有一个，但毛泽东的化身却不只一个。以前，是万岁的毛泽东，之后，是妖魔化的毛泽东。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最早是从人民中间，掀起了第一轮毛泽东热。

多年过去了，毛泽东热却没有降温，而是越来越热了，于是，那些妖魔化毛泽东的人士如坐针毡。这些妖魔化毛泽东的人，迟早会死去，但毛泽东却常在人间，与他深爱着的，也是深爱他的亿万人民一起。

对于毛主席，需要通过对中国历史和现状的深入学习与探讨，通过对毛主席的全部理论与全部实践的深入研究，通过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交流与联系，才有可能取得对于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

邓力群同志非常重视毛泽东思想研究工作，他组织编印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并在湖南韶山召开了专家研讨会，力求从历史遗产中发掘有利于今天的丰富精神营养。

邓力群同志虽然走了，但他给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三本书，《导师毛泽东》《新中国往事》《五十年来》，这三本书均为邓力群同志主持编写。它们都是使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流好书，是渴望了解真实情况、学习理论的读者的好书。是喜欢思考、探求真理的实际工作者难得的读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