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丧心病狂

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丧心病狂

 

 

至于儒家说的什么秦始皇“残暴”，无非是指他消灭了六国诸侯，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焚书坑儒。林彪也大骂“秦始皇焚书坑儒”，还别有用心地攻击秦始皇“不民主”。其实，消灭六国诸侯，焚书坑儒，都是革命行动，是实现中国的统一，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所必需的，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

秦始皇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当然也是实行暴力统治的。

但儒家所说的秦始皇的“残暴”，显然并不是指这个方面，而是指他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是代表没落反动阶级的儒家。儒家满口“仁义道德”，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却十分毒辣凶狠。他们对革命人民和法家的镇压和屠杀，手段之残暴无所不用其极。

这帮反动家伙对革命人民哪里有什么民主? 在他们拚命要恢复的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对奴隶有什么民主? 赵高这个儒，代表着没落奴隶主势力，他上台后，就疯狂屠杀了大批法家革新派。

他对革命的劳动人民的镇压，就更加凶恶了。儒家杀人的血腥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复辟势力上台，革新者就会人头落地，广大劳动人民更要深受其害;对于复辟势力，只有实行专政，实行独裁，才能巩固新兴的社会制度，巩固国家的统一。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

这些反革命的儒、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存在，正是赵高篡权、妄图复辟的社会基础;也是后来乘农民起义之机大搞复辟活动的反动力量。

秦末农民大起义与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

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秦朝是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从封建制度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农民阶级和地主阶 级对抗性的矛盾。这是封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现。秦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应该从这种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去寻找。

秦始皇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王，在剥削、压迫劳动人民这一点上，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特别是他修造阿房宫、骊山墓，滥用了民力，妨碍了生产，激起劳动人民的反对。秦始皇在位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小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

但是，“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当时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基本上还是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也正在不断调整，大体上是相适应的，生产力有所发展。秦始皇坚持法家路线，打击矛头主要指向六国旧贵族，指向以儒家为代表的复辟势力。“焚书坑儒”，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是广大农民所拥护的。当时，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还没有激化到大规模外部对抗的程度。

钻进新兴地主阶级政权内部的奴隶主阶级的阴谋家、野心家赵高篡权以后，中断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逐步推行复辟倒退的儒家路线。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社会性质虽然还没有根本的变化，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却大大加重了。

这种奴隶主式的残酷压榨，使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激化起来，导致了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的爆发。“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历史并没有按照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的主观愿望向后倒退，而是恰恰相反，赵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秦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赵高操纵的正在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政权，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同时也沉重地 打击了奴隶主复辟势力，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这在客观上也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扫清了障碍。

赵高把持的反动政权是当时继续推行法家路线的主要障碍，不推翻它，社会就不能继续前进。新兴地主阶级革新派对于赵高的反革命行径曾经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斗争。

在赵高篡权之际，蒙恬、蒙毅看出了赵高是“孽臣逆乱”，上书反抗。在赵高篡权之后，李斯逐渐认清了赵高的反革命狰狞面目，想要起来进行斗争，曾上书揭露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建议秦二世铲除这个国家的祸害?。

他们受时代、阶级和自己的思想的局限，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帝王身上，而不是充分运用自己掌握的军事、 政治力量进行斗争，不依靠当时整个新兴阶级的力量，更不知道也不可能依靠和发动人民群众。

而且，大势已去，悔之晚矣!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而遭到复辟势力更狠毒的迫害和杀害。在赵高的反动统治下，“宗室振恐”，“群臣人人自危，欲畔(叛)者众”;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

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历史任务，自然地落到了革命农民身上。农民革命的风暴一起来，赵高操纵的这个貌似强大的反动政权，就象纸糊的房子一样倒塌了。

“散处闾巷之间”的“六国公族”是推行法家路线的又一障碍。秦始皇当权的时候曾通过迁徙、收兵器、焚书坑儒等措施，对六国旧贵族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防范和镇压。

但是，地主阶级毕竟也是剥削阶级，它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它对旧贵族采取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措施的局限性，不可能从思想上、政治上彻底清除这些复辟势力。

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这些以各种伪装潜伏在各地的反动家伙乘机纷纷跳了出来，也要“造反”，有的混进农民起义队伍，企图借农民军的力量实现自己的野心，“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

有的拥兵自立，割地称王;有的妄图用儒家的反动理论影响起义军领袖，以改变农民斗争的方向。农民革命的英雄们饱尝了诸侯割据的苦难，坚决粉碎了复辟势力“立六国后”的阴谋。

农民起义军的杰出领袖陈胜坚决拒绝了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孔丘后代孔鲋要他“兴灭继绝”的反动 说教，他说：“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也!”毅然决然地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后来，由于六国旧贵族和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的反动儒生的破坏和起义队伍本身的某些 弱点，陈胜、吴广起义最后是失败了。但是，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奴隶主复辟势力受到了农民军的沉重打击。原关东六国各地仍然保存着的奴隶制残余也被进一步扫除。儒家的反动政治路线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在秦末农民战争之后，又经历了以项羽和刘邦为代表的儒法两条路线的大搏斗。这场大搏斗又以 法家路线的胜利而结束。刘邦继承了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在女政治家吕雉和法家萧何、张良等协助下，为创建和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封建王朝进行了多次重大的斗争。

刘邦、吕雉以后，文、景、武、昭、宣几个皇帝也都是坚持法家路线的。他们经过一百多年的反复斗争，基本上打垮了奴隶主残余势力的复辟活动，打败了不断侵扰的匈奴奴隶主军事政权，捍卫了新兴的封建制度和国家的统一。

秦始皇开创的封建大一统局面，到汉武帝的时候基本上得到巩固。正是在秦皇、汉武这个时代，我国初步形成了强大的统一的国家，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尽管文章写于1974年，内容又是分析秦朝覆亡的原因，可是读起来却感到其中每一个字都是在写当今中国，在写毛主席逝世后的中国40多年，甚至其中每一个具体事件每一个具体人物，都能够从最近40多年的历史演变中找到原型。

正是因为文章极其准确地预见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穷人政权覆亡的全部过程——准确得似乎不是在预见而是在回顾——才会让人读起来如此的惊心动魄，如此的感慨万千。之所以感慨万千，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早在1974年以前，包括江青在内的文革派，就知道了主席逝世后会发生什么，包括自己会被判处死刑等每一个细节，都预先知道得清清楚楚。

文中写得十分明白，秦始皇生前执行法家路线的所有人，后来全部被尽数处死，无一人幸免。可是，明知死到临头的江青却十分平静地端坐于寓所之中，既没有进行任何反击的准备，更没有提出投降求生的要求。

在此，我们十分真切地看到了理想主义者的内在悲剧：不是不能为之，而是不去为之。如同哲学家培根所言“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这既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变革者悲剧的共同根源，更是当代中国左派摆脱困境最大的道德障碍，是中国左派与右派相比最大的选择劣势。左派受内在道德的约束，往往只坚持选择那些高尚手段，而对明知成功有效的那些卑鄙手段，往往是连想都不想地便弃之不用;而右派则没有任何道德约束，在政治斗争中完全是不择手段。

由于左派总是有所顾忌，右派总是不择手段，所以吃亏的往往总是左派。大家从文章中可以看到，江青等对秦朝灭亡原因看得十分清楚：“秦朝之所以灭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革命暴力运用得还不够，对反革命的儒杀得太少，有一些漏网了，有一些养起来了，镇压反革命不够彻底。”这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胜利，就在于充分运用了革命暴力，仅一天之中判决的死刑犯就超过一千四百人。英国大革命同样是杀得反革命哀鸿遍野，革命领袖克伦威尔甚至意犹未尽地说“如果不是英吉利海峡的阻挡，我会把欧洲大陆的反革命也杀得血流成河”。所以，法国左派胜利了，英国左派也胜利了，包括对反革命进行暴力镇压的所有国家，左派全都获得了胜利，成功建立了民主制度。

唯独中国左派失败了，不仅没有镇压一个走资派，反倒遭到了走资派的全部镇压。连身为国母地位的江青都被判处了死刑，跟随造反的左派会被镇压多少，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说仅河南一个省份遭到镇压和处分的左派就约有上百万人。妖魔化文革的暴力己成丧心病狂。

 

 

[yongbing1993]

走资派特色政府中的《无原则》





《无原则》是走资派特色政府中的一大特色。

作为一个党或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首要的职责，就是带队领路，把准方向。首要的品格，就是原则性。在大是大非面前，态度清晰明朗，不能胡里胡涂。

可是，走资派邓小平叫大家《不管姓社姓资》，不管《姓公姓私》，面对如此重大的大是大非问题，《不要争论》，《不准争论》，要大家不管黑白摸着石头过河，强势推出驰名遐迩的邓小平“猫论”。

走资派邓小平的那个“猫论”，就是“不管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本来，这是一个十分生动的褒义民谚，当人们需要打破陈规陋习的时候，用以鼓励人们的创新精神。

但是这句谚语被板凳走资派邓小平加以理论运用，并进行广泛倡导之后，却变成了不讲原则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

不管黑猫白猫，不管用什么手段，那怕丧失原则也行，反正能捞钱就是好猫。

这就为各级官员们乱收费，搞灰色收入，贪污受贿，私吞国企提供依据，为走资派在私有化的路上狂奔提供理由。

将中国共产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一些人，也都偶尔摇卜郎鼓似的叮当几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当真吗？笑话，玩玩而已，走资派邓小平们是糊弄人民的。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了吗？被走资派邓小平们糊弄没了，变成有特色的不姓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当一部分中小城市的经济，已经百分百私有化了）。

第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了吗？被走资派邓小平们糊弄没了，变成专政无产阶级的工具(工人和农民都成了被专政的新的无产阶级)。

第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了吗？被走资派邓小平们糊弄没了，变成铲公党领导，专门铲除公有制。

第四，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吗？被走资派邓小平糊弄没了，变成由五块板块组成的理论。这五块板块是：猫论，摸论，不争论，允许官们先富论，最后转型“资本论”。　　

走资派邓小平们允许党员去当资本家，允许资本家来入党，模糊党的阶级性，变成走资派特色党。

中国共产党原本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共产党的理想和目标是共产主义。

一个资本家，不是“过去时”的资本家，而是“现在正在进行时”的资本家，他现在的身份就是资本家，怎么却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队员？

走资派邓小平们生产的资本家，现在正在干的是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怎么却是践行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走资派邓小平们生产的资本家，现在正在呕心筹谋扩展资本家和走资派合伙开的私企，怎么却有共产主义理想？

支部大会和党委会怎么就通过并批准了资本家加入共产党？

走资派邓小平们生产的资本家，中国真奇妙，能够为世界创建出如此奇妙的咄咄怪事。

而在“中共“党员中私营企业主（或资本家）所占的比例已达5.1％以上。嘿！更有甚者，不止是资本家可以入党，共产党员可以当资本家。

而且有几百个身为资本家的共产党员已经进入省、县、乡等地方各级党委领导机构，也就是说，资本家已经成了共产党的某一方面领导机构的主要领导成员。哈哈哈！　　

世界各国的领导，有如此无原则的吗？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丧失资本主义原则？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丧失社会主义原则？噢，倒有一个，戈尔巴乔夫。我们失掉排名第一，只好屈居第二。　

[yongbing1993]

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元旦,毛泽东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1949年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挥动如椽之笔撰写5篇评论文章,《别了,司徒雷登》是第二篇，全文共3000多字，其中涉及司徒雷登的文字约占全文的六分之一。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时，毛泽东为什么在评论文章中点名司徒雷登? 这文中的司徒雷登又是何许人也?

一语双关,揭开司徒雷登的“面纱”

司徒雷登,全译为约翰·雷登·司徒。美国人，但出生于中国杭州,父亲是传教士。青少年时期他回美国完成学业,此后,作为美国基督教南长会的传教士携妻子再次回到中国,1919年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经过不到10年的时间,他就把燕京大学办成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一流大学。从客观上讲,学校对提高中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人文修养都是有帮助的,也培养出一批人才。但在中国推行美国的政治制度,始终是司徒雷登的主要目的。

1946年6月24日,马歇尔就“国共两党和谈”调停失败。7月份,刚过完70岁生日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说:“马歇尔当初之所以把我拉进他所致力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事业,是由于我享有自由派美国人之声誉,对全体中国人都心存友好,以及并无对任何派别和思想学派的明显偏爱。”而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司徒雷登选定在中国实现他理想的人物是蒋介石。他始终认为“共产党问题”不是依靠军事手段所能解决的,所以“调停”期间,他特别热衷于帮助蒋介石开成“国大”。国共谈判破裂之后,他积极建议,在马歇尔主持下改组国民党军队,给蒋以技术援助,派技术顾问,用援蒋来压共产党就范。

在这其中司徒雷登扮演的角色是美国在中国推行政治制度的代表。司徒雷登是一个美国人,后来更成为美国政府的代表,虽然他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执行美国的侵略政策,这就使他不能不成为美国侵华的象征性人物。

“别了,司徒雷登”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一语双关,题面明言司徒雷登离开中国,题底隐喻美帝主义对华侵略政策的失败。它尖锐地嘲讽了司徒雷登的滚出中国和美国对华侵略政策的彻底失败。

一针见血，直指美国侵华的本质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的白皮书。

《白皮书》叙述了美国和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其中着重说明了1944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形势和美国的对华政策。严厉地指责国民政府腐败无能,透露了美国援助蒋介石的许多证据,呈现了美国助蒋反共的政策。

与白皮书同时见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从这封信中,人们能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例如在谈到抗战胜利后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使华的原因时,艾奇逊指出:“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党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事实证明,第一个目的由于双方都不愿意它成功,以致是不能实现的。在中共方面,他们拒不接受将削弱他们一贯坚持的目的——全中国共产主义化——之自由的条件;在国民党方面,他们不顾美国军事代表的屡次忠告,仍然抱着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幻想。”

所以《白皮书》一经问世,立即遭到中共的抨击,并在全国掀起了斥责《白皮书》高潮。

1949年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8月14日至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5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毛泽东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共产党的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一石三鸟，表达中国人民的心声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毛泽东用这段生动的文字既直白而又形象地描绘出了司徒雷登离华时的尴尬与无奈,也影射和讽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同时还明确地表达出了中国共产党对司徒雷登个人的看法,达到了“一石三鸟”的目的。

司徒雷登自1946年7月出任大使后,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与抵制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坚信蒋介石是中国唯一能抵抗共产主义的人,认为凡是反共者都是实现民主自由道路上的同路人,因而在某些方面比美国政府走得更远。

中国的知识界曾对司徒雷登的印象很好。但司徒雷登当上美国驻华大使不久,他那“爱中国也爱美国”的形象就开始崩塌。1946年11月,司徒雷登与国民党政府经过谈判,签署了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个条约使中国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美国,受到国内各方面人士的强烈谴责。

更令中国人愤怒的是司徒雷登对美国的扶日反共政策的坚决支持。1948年6月,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爱国运动时,司徒雷登公开发声,力挺美国扶日政策。司徒雷登在公开讲话中声称,扶日是为了“制止共产主义”。对此,全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大、中学生纷纷表示极大的不满。燕大学生自治会决议联络各校罢课以示抗议,并要求司徒雷登辞职。

1949年,国民党政权崩溃在即,司徒雷登意欲通过一些民主人士的朋友关系、燕京大学的师生关系,影响新中国的政策,继续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后来司徒雷登又准备访问北京,想与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面谈,遭到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否决,司徒雷登只得离开中国。白皮书中曝光了许多司徒雷登写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其中不乏他对中共的偏见,所以才有了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以及“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这样的说法。

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真实地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人民大众已经看清了司徒雷登虽然一向以中国人民的朋友自居,却一直在更为积极主动地执行着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

[yongbing1993]

毛泽东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






毛泽东为什么要写《别了，司徒雷登》等评论？《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是毛泽东当年为批驳美国政府发表的中美关系白皮书，为新华社撰写的五篇评论文章中的第二篇。白皮书到底是怎样的一部“书”呢？这还要从白皮书出台的经过说起。

1949年8月5日，就在司徒雷登一行抵达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所在地珍珠港的当天，美国国务院就中美关系问题发表了一部重点介绍从1944年至1949年期间美国对华关系的报告书，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

这部报告书（即白皮书）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征得了杜鲁门总统的同意后，组织国务院工作人员编纂的。全书包括正文八章，附件八章，外加收录在内的《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及《中美关系大事纪年表》，共1054页，100多万字。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用五分之一的内容，介绍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50年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美国对中国局势的看法及政府的对华政策。其余五分之四的篇幅等于是文件汇编，收集了近200篇美国政府官方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与对华关系有关的文件。其中既有美国总统有关的演说词、与国民党政府往来的函件及电报、声明，以及几乎所有与中国有关的条约、协议、法案，也有相关的会谈纪要、任命、国民党和其发表的社论、声明和文告等，还有相当一部分美国派驻中国的特使及大使给国务院写的例行报告。

与白皮书同时见之于公众的还有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一封信。在信中，艾奇逊把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其自身的无能，以及听不进美国的意见。从这封信中，人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了解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的用心所在。

由此可见，美国国务院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主要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其一，对内平息国会中反对党派和美国公众就总统对华政策失败而发出的指责，为自己辩护。

其二，揭露蒋介石政府过去几年与美国的实际关系，以表明国民党政府的倒台主要责任不在美国政府方面，而是由于国民党本身的无能。

其三，推卸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责任，对外重塑和平者的形象。

白皮书一经问世，便在中美关系史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甚至包括那些美国政府内部与国务院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意见相左的人，都对白皮书的发表做出了异乎寻常的强烈反应。

白皮书里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的，特别是司徒雷登有关中共方面的片面的报告更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8月12日，即在白皮书发表的一周后，新华社以《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为题，发表了第一篇评论文章。紧接着，在从8月14日到9月16日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以新华社社论的形式陆续公开发表，对白皮书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与批判。

毛泽东认为，通过对白皮书的讨论，人们可以对中美关系、中苏关系、100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等，有一个全面的、清醒的认识。因此，白皮书的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一件好事。

可见，毛泽东在对白皮书进行批判时，更多的是把它作为一个反面教材，引导那些对美国仍然抱有幻想的人透过现象看本质，去认识美国当权者向国民党提供多达21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其打内战，导致中国老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真实面目，从而一方面争取更多的中间派人士对革命和对共产党的支持，一方面进一步激发解放区广大军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决心。


《无可奈何的供状一一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

毛泽东又亲笔撰写了五篇评论文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别了，司徒雷登》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友谊”，还是侵略?》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

[yongbing1993]

横渡长江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

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

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

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转载《别了，司徒雷登》

作者: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它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yongbing1993]

毛泽东关于《西藏平叛》谈话





关于西藏平叛[1] 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有些人对于西藏寄予同情，但是他们只同情少数人，不同情多数人，一百个人里头，同情几个人，就是那些叛乱分子，而不同情百分之九十几的人。在外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对西藏就是只同情一两万人，顶多三四万人。西藏本部(只讲昌都、前藏、后藏这三个区域)大概是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二十万人，用减法去掉几万人，还有一百一十几万人，世界上有些人对他们不同情。我们则相反，我们同情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而不同情那少数人。

那少数人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剥削、压迫分子。讲贵族，班禅[2]和阿沛[3]两位也算贵族，但是贵族有两种，一种是进步的贵族，一种是反动的贵族，他们两位属于进步的贵族。进步分子主张改革，旧制度不要了，舍掉它算了。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地方大，现在人口太少了，要发展起来。这个事情，我跟达赖[4]讲过。我说，你们要发展人口。我还说，你们的佛教，就是喇嘛教，我是不信的，我赞成你们信。但是，有些规矩可不可以稍微改一下子?你们一百二十万人里头，有八万喇嘛，这八万喇嘛是不生产的，一不生产物质，二不生产人。你看，就神职人员来说，基督教是允许结婚的，回教是允许结婚的，天主教是不允许结婚的。西藏的喇嘛也不能结婚，不生产人。同时，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才可以维持长久。你们不是要天长地久、永远信佛教吗?我是不赞成永远信佛教，但是你们要信，那有什么办法!我们是毫无办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决定。

至于贵族，对那些站在进步方面主张改革的革命的贵族，以及还不那么革命、站在中间动动摇摇但不站在反革命方面的中间派，我们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个人的意见是:对于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庄园，是不是可以用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办法，即实行赎买政策，使他们不吃亏。比如我们中央人民政府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你横直剥削农奴也是得到那么一点，中央政府也给你那么一点，你为什么一定要剥削农奴才舒服呢?

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贵族坐在农奴制度的火山上是不稳固的，每天都觉得要地震，何不舍掉算了，不要那个农奴制度了，不要那个庄园制度了，那一点土地不要了，送给农民。但是吃什么呢?我看，对革命的贵族，革命的庄园主，还有中间派的贵族，中间派的庄园主，只要他不站在反革命那方面，就用赎买政策。我跟大家商量一下，看是不是可以。现在是平叛，还谈不上改革，将来改革的时候，凡是革命的贵族，以及中间派动动摇摇的，总而言之，只要是不站在反革命那边的，我们不使他吃亏，就是照我们现在对待资本家的办法。并且，他这一辈子我们都包到底。资本家也是一辈子包到底。几年定息[5]过后，你得包下去，你得给他工作，你得给他薪水，你得给他就业，一辈子都包下去。这样一来，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得到了土地，农民就不恨这些贵族了，仇恨就逐渐解开了。

日本有个报纸哇哇叫，讲了一篇，它说，共产党在西藏问题上打了一个大败仗，全世界都反对共产党。说我们打了大败仗，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总有一个打了大胜仗的吧。只有人打了大败仗，又没有人打了大胜仗，哪有那种事?你们讲，究竟胜负如何?假定我们中国人在西藏问题上打了大败仗，那末，谁人打了大胜仗呢?是不是可以说印度干涉者打了大胜仗?我看也很难说。他打了大胜仗，为什么那么痛哭流涕，如丧考妣呢?你们看我这个话有一点道理没有?

还有个美国人，名字叫艾尔索普，写专栏文章的。他隔那么远，认真地写一篇文章，说西藏这个地方没有二十万军队是平定不了的，而这二十万军队，每天要一万吨物资，不可能运这么多去，西藏那个山高得不得了，共产党的军队难得去。因此，他断定叛乱分子灭不了。叛乱分子灭得了灭不了呀?我看大家都有这个疑问。因为究竟灭得了灭不了，没有亲临其境，没有打过游击战争的人，是不会知道的。我这里回答:平叛不要二十万军队，只要五万军队，二十万的四分之一。一九五六年以前我们就五万人(包括干部)在那里，一九五六年那一年我们撤了三万多，剩下一万多。那个时候我们确实认真地宣布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如果还不赞成，我们还可以推迟，是这样讲的[6]。你们晓得，整个藏族不是一百二十万人，而是三百万人。刚才讲的西藏本部(昌都、前藏、后藏)是一百二十万人，其他在哪里呢?主要是在四川西部，就是原来西康[7]区域，以及川西北就是毛儿盖、松潘、阿坝那些地方。这些地方藏族最多。第二是青海，有五十万人。第三是甘肃南部。第四是云南西北部。这四个区域合计一百八十万人。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开会，商量在藏族地区搞点民主改革，听了一点风，立即就传到原西康这个区域，一些人就举行武装叛乱。现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族地区都改革了，人民武装起来了。藏人扛起枪来，组织自卫武装，非常勇敢。这四个区域能够把叛乱分子肃清，为什么西藏不能肃清呢?你讲复杂，原西康这个区域是非常复杂的。原西康的叛乱分子打败了，跑到西藏去了。他们跑到那里，奸淫虏掠，抢得一塌糊涂。他要吃饭，就得抢，于是同藏人就发生矛盾。原西康跑去的，青海跑去的，有一万多人。一万多人要不要吃呢?要吃，从哪里来呢?就在一百二十万人中间吃过来吃过去，从去年七月算起，差不多已经吃了一年了。这回我们把叛乱分子打下来，把他们那些枪收缴了。比如在日喀则，把那个地方政府武装的枪收缴了，江孜也收缴了，亚东也收缴了。收缴了枪的地方，群众非常高兴。老百姓怕他们三个东西:第一是怕他那个印，就是怕那个图章；第二是怕他那个枪；第三，还有一条法鞭，老百姓很怕。把这三者一收，群众皆大欢喜，非常高兴，帮助我们搬枪枝弹药。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作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叛乱分子完全能够灭掉，不需要二十万军队，只需要五万军队，可以灭得干干净净。灭掉是不是都杀掉呢?不是。所谓灭掉，并不是把他们杀掉，而是把他们捉起来教育改造，包括反动派，比如索康[8]那种人。这样的人，跑出去的，如果他回来，悔过自新，我们不杀他。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9]。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有些人，像印度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点，他们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非常不高兴，非常反对我们三月二十日以后开始的坚决镇压叛乱，非常反对我们这种政策，他们同情叛乱分子。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跟我们闹翻，他们想到过去几千年中国跟印度都没有闹翻过，没有战争，同时，他们看到无可奈何花落去，花已经落去了。一九五四年中印两国订了条约[10]，就是声明五项原则的那个条约，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领土。他们留了一手，不做绝。英国人最鬼，英国外交大臣劳埃德，工党议员这个一问，那个一问，他总是一问三不知，说:没有消息，我们英国跟西藏没有接触，在那里没有人员，因此我无可奉告。老是这么讲。他还说，要等西藏那个人出来以后，看他怎么样，我们才说话。他的意思就是达赖出来后，看他说什么话。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关死门，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又发表了他的三封信[11]。这次人民代表大会，周总理的报告[12]里头要讲这件事。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13]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西藏问题的部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在外国势力支持下，蓄意破坏《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实行，公开宣布“西藏独立”。十七日，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十九日，叛乱分子发动对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和中央代表机关的全面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二十日对拉萨叛乱武装实施反击，并相继平息了其他地区的武装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
[2]班禅，即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九三八——一九八九）。
[3]阿沛，即阿沛·阿旺晋美，一九一一年生，西藏拉萨人。
[4]达赖，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一九三五年生，青海湟中人。原西藏地方宗教和政治领袖之一。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九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时逃往印度。
[5]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
[6]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三十日，周恩来在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中说，毛泽东主席让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过六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西藏地方政府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
[7]西康，即西康省，一九五五年撤销。撤销时，原辖区划归四川省。
[8]索康，即索康·旺清格勒，曾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9]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字适之，安徽绩溪人。一九一九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一九四八年去美国，后到台湾。
[10]《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
[11]指《人民日报》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发表的达赖喇嘛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六日先后写给中央驻西藏代理代表、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的三封信。三月十一日的信中说：“昨天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相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使我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又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三月十二日的信中说：“对于昨天、前天发生的、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三月十六日的信中说：“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置，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线。一旦几天之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之后，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12]指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13]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yongbing1993]

谎话和脏话哪个《危害》更大?






有人问：谎话和脏话哪个危害更大? 这个问题表面上看上去好像是一个人的文明素质的问题。统治集团的走资派资本家权贵们和穿西装的砖家叫兽们，他们一定瞧不起说“脏话“的下等人的。而说“脏话“的这些下等人不会说谎话。所以，谎话和脏话哪个危害更大?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阶级属性的问题。站在极少数剥削阶级立场上，肯定会认为脏话要恶于谎话。但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天道天理的立场上，则肯定会认为谎话要恶于脏话。

道理很简单，统治集团的走资派资本家权贵们和穿西装的砖家叫兽们天天在说谎话，他们就生活在谎言之中。谎言是他们这个阶级存在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他们绝不会把谎话入罪入刑。一定会把说脏话的下等人给于入罪入刑。

因为脏话是被剥削阶级被压迫人民特别是弱势群体，除了革命造反之外唯一的发泄愤怒和减轻痛苦的方式。除此之外他们再也找不到任何一种发泄愤怒和减轻痛苦的方式。然而就是这个唯一的减压方式，也被权贵们用脏话入罪入刑给剥夺掉了。

可见一个说脏话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修养但是充满人性的社会。

而一个说谎话的社会，则是一个富有修养而没有人性的社会。

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政治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只要看看这个社会法律上对说脏话和说谎话的不同规定，就能够准确地判断出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判断出这个社会还有没有最起码的人性以及还有多少人性。

美国精英集团和美国人民越来越反中反共的一个最重要的客观原因，就是美国人接受不了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官员的反毛立场。这是世界各国不仅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同时也包括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反中反共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拒绝跟着中国走资派来反毛泽东，包括世界上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那些与中国关系很铁的国家，也拒绝跟着中国走资派们反毛泽东。

在中国反毛泽东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在他们与中国亲密无间的时候，在反毛泽东问题上也绝不附和中国走资派，宁可保持沉默让中国不高兴，也绝不反毛泽东。

这也是许多中国小兄弟越来越不受中国待见的原因。虽然这些国家不像美国精英集团那样是从政治文明的角度感受到了毛主席的伟大，而是站在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立场上感激毛主席的支持和领导。

但是无论他们从哪个角度来赞扬毛主席，都对中国人躺在毛主席打下的江山上，却反对否定和辱骂毛泽东的做法感到十分齿冷，由此而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恶劣的看法。

有一位藏族学生与汉族学生争吵时骂道：“你们汉族连毛主席都反对，可见都是些什么玩意儿”，可以说这个藏族学生的态度基本上也是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人的态度。世界各国越来越普遍的反中浪潮就是由此而形成的。

毛主席是中国的，可是唯独中国走资派对毛主席说三道四，进行了什么玩意所谓的“三七开”的根本否定。

为什么说“三七开”是一种根本否定，道理很简单，因为“三七开”中的所谓三分“错误“，《文革》！《文革》恰恰是毛泽东思想最辉煌的部分，是毛主席创建的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先进的政治文明——大众政治文明。

大众民主，是政治文明，又是当今人类社会摆脱丛林法则的指路明灯，是未来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是人类走向和平与大同的未来之路，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

所以，否定毛主席开创的大众民主的人类社会的政治文明，就是对毛主席的最根本否定。

如果中国走资派悖逆历史潮流，与现代政治文明对着干，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世界人民对着干，继续对毛主席进行“三七开”式的根本否定，那么中国将会越来越走向道德洼地，被世界政治文明所抛弃。

目前全世界劳动人民普遍崇拜和敬仰毛泽东，对世界和中国来讲具有双重作用。

一方面，站在世界人民的角度来看是一件大好事，全世界人民信仰的统一，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这个科学信仰的统一，将奠定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基础，形成全世界99%人民大众联合起来的精神纽带，从而形成人类走向大同世界的根本前提。

另一方面，在中国99%的人民大众比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强烈崇拜和拥护毛主席的情况下，一旦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打着崇拜和敬仰毛主席的旗号侵入中国，在信仰上与中国人民融为一体相一致，那么就会对仍然坚持对毛主席进行“三七开”式根本否定的中国走资派，形成致命打击和灭顶之灾。

如果中国走资派不肯定毛主席大众民主革命的《文革》，不尊重99%劳动人民群众信仰毛泽东思想，中国必将在走资派手中解体。如果是希望中国在走资派手中实现崛起。不要再继续否定毛主席晚年的继续革命，因为这样做已经成为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解体中国的一把政治尖刀，越来越威胁着中国的存在和发展。

总之，在当今崇拜和敬仰毛主席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信仰时，在世界各国精英集团即便是反中反共也不反毛的情况下，习政权应该对毛主席重新评价了。否则，99%热爱毛主席的中国人民，将会在中外之间对待毛主席的不同态度上，被迫面临无法作出选择的痛苦选择。如果习政权失去大多数民意之后必将垮台。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方针是一定的阶级为培养本阶级的接班人而制定的。因而教育方针是有阶级性的，体现着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体现着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

新中国成立以后，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了。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毛主席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针。

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毛主席还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

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他老人家运用马列主义原理，联系人类的文明史，联系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实践而制定的。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显著地抓住了无产阶级教育的本质，就是要培养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无产阶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德育是放在首位的，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因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无产阶级政治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服务的。因此，培养的人才必须是劳动者，而不是剥削者，并且不是一般的劳动者，而是必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

“有社会主义觉悟”是极其重要的，必须使受教育者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它们本质上有什么区别?从而会自觉地捍卫社会主义事业，自觉地“防修反修”，防资止本主义复辟。

智育必须全面发展，全面发展必须分清主次。这样才能掌握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体育也必须全面发展。这个全面发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各种体育项目必须都要掌握，而是指全面地理解体育理论，并在实践中运用。就是要让学生“思想好、学习好、身体好”。

在那火红的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多年代里，“又红又专”常常出现在媒体上，出现在各级领导的讲话中，出现在群众语言里，出现在课堂上，出现在标语中……。

“红”指思想红，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用马列毛思想武装头脑，突出“为人民服务”。“专”指要刻苦钻研文化科学知识，要精益求精，掌握好为人民服务的过硬本领。“又红又专”是毛主席教育方针的生动体现。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根据苏联赫鲁晓夫上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结合我国的修正主义苗头，强调防修反修，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他老人家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毛泽东1964年6月16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讲话提出了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一、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二、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和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

三、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95%。

四、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五、自己有了错误，要做自我批评。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

讲话强调：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引自《百度百科》党史百科工作组)

这五个条件本质上是毛主席教育方针的延伸、深化与提高。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思想得到大普及。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几千万知识青年到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成长。各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知识青年中选拔人才上大学，当时称为“工农兵学员”。这些都是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实践，都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毛主席逝世不久，这些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都被扼杀在摇篮中了。

至今，许多学校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都不提了，而是立孔子像，提倡“弟子规”。

问题在于孔子是代表哪个阶级的，为什么值得大树特树?大树特树孔子的人们又是代表哪个阶级的?他们要培养什么阶级的接班人?

难道不应该深思!

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是代表无产阶级以及其他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指路明灯。因此，必定再放光芒!

毛主席平时就有深厚的来自群众的思想、理论及文化的积淀，所以到了关键时刻往往信手拈来各种格言、警句。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说法就是这么来的，后来这一说法成了一句名言。

这一名言出自毛主席1949年6月30日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里摘录其中一段：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在这个时期中，以苏联为主力军的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了三个帝国主义大国，两个帝国主义大国在战争中被削弱了，世界上只剩下一个帝国主义大国即美国没有受损失。而美国的国内危机是很深重的。它要奴役全世界，它用武器帮助蒋介石杀戮了几百万中国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之后，进行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完成的列宁主义体系。

毛主席在道层面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器层面结合中国具体实际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在道器层面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体系——毛泽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