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毛主席《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由来

《尚书·五子之歌》“皇祖训一”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其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

译文：我们伟大的祖先早有遗训：“对于人民只可亲近，不可下视之，更不可狗眼看人低，污蔑为‘刁民’，肆意盘剥、掠夺、欺凌、‘改揩’。”

人民是邦家的根本，根本稳固邦家才得安宁。从我(大禹)来看，这天下的人民，即使是任何一个愚夫愚妇，也能胜过我(大禹)。一个人总不免有三差四错，招怨的事未必都是那么明显，眼前看不见的过失，犹须要预防它的发生。我们统治着几百万人民，时刻都要战战兢兢，简直像用一根腐朽的绳索，驾驭着六匹骏马飞奔!作人民的君主，怎么可以对人民不尊敬?

“六祖坛经”诗云：问道有生有学知，生知即有慧能氏。目不识丁作佛祖，石破天惊启民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岭南自出慧能始，睥睨天下学问人。

其中一句：“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没意智。”白话云：地位卑微之人，也有过人之智慧;地位显荣之人，常常迷失了心智。这句话和毛主席所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几乎分毫不差。毛主席非常喜欢“六祖坛经”。

还有左传-曹刿论战：“肉食者鄙，未能远谋”。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一以贯之，毛泽东还讲，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1页

系统地解决问题才叫做科学，不是系统的而是零碎的，就是正确的也不是科学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02页

那么，毛主席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

1957年2月16日，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台30马力的单缸轮式拖拉机――“鸭绿江一号”在辽宁安东机械厂(现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有限公司)下线。一年以后的1958年5月18日，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鸭绿江一号”拖拉机生产制造的调查报告上作出重要批示，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巨大轰动。

小修理厂研制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

1955年，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向全党发出要用四五个五年计划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号召。1956年，为了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机械化工业建设成就，有关部门在北京举办了一个汇报展览，中央很多领导同志都参观了展览。在参观过程中，毛泽东对从事农业机械研究的专家说，我们的农业劳动还很繁重，农民还很艰苦，有了拖拉机，就可以解放劳动力，你们要为农民多造些拖拉机，多造些机器。在农业机械的生产制造过程中，要重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此时，正值全国广大农村掀起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这给正处于困境中的辽宁安东机械厂指出了新的发展方向，就是要面向广大的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适应这种新形势的需要，安东机械厂很快就为农村生产了大批耕种、排灌、运输等急需的农业机械。

安东机械厂始建于1952年，最初是为抗美援朝战争而成立的一个小型修理厂。建厂初期只有16人，工厂生产设备极其简单，只有4台旧皮带车床、3间破民房、2台钻床和1台小型翻砂炉。它主要为抗美援朝过江部队生产汽车防滑链、马蹄掌和制造一些简单的农具等。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工厂由军需转为民用，专门为农民维修农业机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生产任务不足，工厂经常处于停工待料状态，三班生产改为两班生产，最后又改为一班生产，半数工人编余学习，有时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

1956年春，安东机械厂接受安东市工业局的特殊任务，开始研制轮式拖拉机。在技术和经验成熟之后，工人常逢尧、杨廷贵、林辉生等人产生了自己动手制造拖拉机的大胆想法，立即得到厂领导的支持，并成立了以常逢尧为首的新产品研制小组。在研制期间，他们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没有资料，他们就赴外地考察学习。实地拆解拖拉机进行测绘，并结合我国农村特点设计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拖拉机蓝图。没有专用设备，他们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缺少原材料，他们除了到废铁堆里找，还开动脑筋，亲手制造出许多零件。

参加研制的工人废寝忘食，昼夜苦战，就连除夕之夜，也是在车间里度过的。没有厂房，他们就在院子里搭起临时苇棚;没有图纸，他们就奔山东省兖州中匈友谊农场请教专家，赴辽宁省北镇县(现在的北镇市)参观从匈牙利进口的GS35型单缸卧式拖拉机，并将其700多种、1000多个零部件逐一进行拆卸测绘;没有滚齿和插齿机，就用普通立式铣床做齿轮粗加工，再用锉刀进行细加工;没有热处理设备，就用木炭和牛骨加热对齿轮进行渗碳处理。从毛料的铸造、锻造到零部件的加工，从零件的装配到部件的总装配，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攻克道道难关。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100多天的连续苦战，1957年2月16日，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终于在鸭绿江畔诞生，研制的工人们激动地将它命名为――“鸭绿江一号”。

“鸭绿江一号”是30马力单缸轮式拖拉机。经过耕地试验证明，它构造简单，操作方便，耕作性能强，能带动三铧犁或四铧犁，每班(10个小时)可翻地60亩以上;不易出事故，安全性能较好;成本低，可用普通钢材和生铁制造。除了耕地，它还可以作为动力来运输、碾米、发电和排灌;不但可以用柴油，而且可以用重柴油和原油。然而，这个“新生儿”还是有很多不足，因为是单缸、卧式、二冲程的轮式拖拉机，开动起来振动较大，前面冒烟，后面喷土。

毛泽东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作批示：

“鸭绿江一号”国产轮式拖拉机研制成功的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1958年春天，国家计委副主任倪伟和机械局局长王光中亲自来到安东机械厂视察，知道这台拖拉机的研制过程后，被工人们敢想敢干的精神所震动，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进京参加农业机械展览会。正是这个决定改变了“鸭绿江一号”的命运。他们在详细听取研制拖拉机情况汇报后，于5月3日，写了一篇900多字的关于安东机械厂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克服重重困难试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调查报告，向中央汇报了安东机械厂工人破除迷信，自力更生，克服重重困难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详细情况，并把材料上报给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和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

“鸭绿江一号”进京后在担负平整展览场地的任务和操作表演中大显身手，深受领导和观众好评。特别在展览会上，它既适合耕田又适合跑运输及结构简单、结实耐用等诸多优点，受到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的重视，一致认为“鸭绿江一号”为我国拖拉机的制造和农机制造工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具有实际意义的研究材料。展览会接近尾声，在组建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拖拉机游行车队时，“鸭绿江一号”因外形不够美观而未能入选。但是，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5月1日早晨，原来计划参加游行的4台拖拉机中有1台在路上发生了故障，有关部门领导当即决定让“鸭绿江一号”替补上。于是“鸭绿江一号”幸运地同其他3辆拖拉机一起驶过天安门，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

5月18日，正在出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毛泽东接到李富春转来的、由国家计委呈送的关于安东机械厂小厂办大事，克服技术、工具、材料设备和资金上的种种困难，终于研制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报告。毛泽东对这份报告很感兴趣，就在材料的旁白处写下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12个大字，并写了近300字的批语，充分肯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批示的具体内容是：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此件印发大会各同志阅读。请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俗简明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这个工作。科学院和大学也应当做，各省市自治区也应当做。各方面同时并举。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证明这一点。那就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卞和献璞，两刖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难道不是的吗?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注 释

〔1〕 这是毛泽东为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印发倪伟、王光中一九五八年五月三日关于安东机器厂试制成功三十马力拖拉机给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副主任贾拓夫的报告写的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 倪伟、王光中的报告中说，安东机器厂是为抗美援朝建立起来的小修理厂，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五年生产任务不足，他们面向农村，为农业生产服务，制造了不少的拖拉机零件。一九五六年开始作生产拖拉机的尝试，虽然两次试制没有成功，但工人们摸索到了制造内燃机的经验，提高了试制的信心。他们想了各种办法克服技术上、工具上、材料设备上和财务上的困难，没有技术人员就依靠老工人，做发动机喷油嘴没有电火花设备就以手工方法钻孔，终于在一九五七年二月试制成功一台三十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他们计划今年五月以前再试制两台，下半年生产150台，一九五九年生产1500台，并计划改产捷克式的二十五马力拖拉机。

毛泽东批示的全文，被列为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之二十六，发至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中共中央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认真贯彻了毛主席的批示精神，说：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冲锋陷阵、树立先进和革命旗帜的人，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参加这次会议的安东市委书记肖纯接到文件后。立即把喜讯传回安东市委。整个安东机械厂立即沸腾了，工人们沉浸在欢庆的喜悦中，直接参与研制“鸭绿江一号”的常逢尧等3名工人骨干更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此后，这种象征中国工人阶级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精神的拖拉机很快投入批量生产，并几经完善，日益受到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的喜爱。 “鸭绿江一号”拖拉机陈列国家博物馆 。

毛泽东为“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作出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安东机械厂的干部职工，他们敢想敢做的生产劲头更足了。在后来的技术革命运动中，全厂涌现了大量的技术革新事迹。老工人谷维智、王安太等人创造的车煤气机机体的多头床子，提高效率18倍;由于工人们改革了设备，采用了新的操作方法，至1958年6月6日，已经赶制出60台煤气机，有利地支援了农民抗旱。

为纪念毛泽东的批示，1960年经批准安东机械厂正式更名为“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改革开放以来，五一八拖拉机配件厂不断发展壮大，现已发展成为“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3年12月，辽宁五一八公司与香港兆彩实业有限公司合资重组，成为股权多元化的现代企业，是全国机械工业行业500强之一，经营规模居于内燃机零部件行业前茅。

“鸭绿江一号”拖拉机一直存放在辽宁五一八内燃机配件(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直到2002年10月国家博物馆专程派人赴丹东，经考证后发来征集函，国家博物馆认为此拖拉机是见证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实物。并将“鸭绿江一号”轮式拖拉机作为珍贵文物永久收藏。2003年9月，作为我国第一台轮式拖拉机的“鸭绿江一号”正式陈列于国家博物馆。

[yongbing1993]

充满臆想和偏见下流的莫言小说





一个在民国时代的农村妇女，在本地农村以“母亲“的身份，“她为夫家连生八个女儿，直到最后第九个的时候终于生了对龙凤胎，出了个儿子。这么多儿女，没有一个是跟丈夫上官寿喜生的。“

“老大和老二是母亲和亲姑父生的，老三是和土匪生的，老四是和江湖郎中生的，老五是和一个未娶老婆的光棍生的，老六是和和尚生的，老七是被四个败兵强奸后生的，最后那对龙凤胎（上官金童和上官玉女），是跟一个瑞士牧师生的。书中还强调，只有这个洋人牧师给给她带来了“极致的愉悦”，一九三八年的初夏，在人迹罕至的槐树林里，上官鲁氏和马洛亚两人在一起了，在极致的愉悦中，上官鲁氏的眼睛里“溢出感恩戴德的泪”。

“将绵羊精子射入兔子或强迫某人吃被雕刻成“假驴鸡巴”的萝卜。“

“一个中国妇女脱光了衣服分开双腿等待日军人来操......。“

《丰乳肥臀》不仅政治上近乎反动，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伦。书中关于男女淫乱关系的描写，不仅触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

其中有姑姑怂恿自己的丈夫与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种”、向姑父说“肥水不落外人田”的。

有来弟因汉奸丈夫死后为消除性饥渴而戏弄七岁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诱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

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

有母亲为女儿偷情发出浪叫而在门外放哨、敲盆加以掩护的;有母亲为儿子拉皮条的。

有沙枣花脱下衣裙赤条条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来试试她是不是处女的。

还有更糟污的描写：领弟被哑巴强奸后，部队要枪毙哑巴时，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哑巴双腿间那个造了孽的家伙，对众人哧哧地笑起来”，“厚唇上浮着贪婪的，但极其自然健康的欲望。”

这是在宣扬什么？易文在肯定《丰》是“社会主义文学”作品时,指出它的惟一缺点只是“写得粗野一些”。

所谓粗野，是否就指上述描写呢？

那请读者想想，这是仅一个“粗野”打发得了的么？

莫言有一部非常出名的小说，叫做《红高粱家族》，绝大多数人只看过姜文主演的那部同名电影《红高粱》，实际上那部电影大大提升了这部小说的境界，并且删掉了很多下三滥的东西，原著只是一部充满臆想和偏见的三流小说，莫言对农民、地主一无所知，对抗日更是一无所知，他只是在编造他想象中的那个“旧中国”。

莫言笔下，抗日的是地主民团武装，不是八路军，八路军不但不抗日，还残杀掠夺“抗日百姓”，以至于百姓不欢迎八路军，反而要杀八路军。

不信，看原文吧：爷爷说：“妈的，我全不信你们（指八路军胶东大队），联合，联合，打鬼子汽车队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鬼子包围村庄时你们怎么不来联合？老子全军覆灭了，百姓血流成河啦，你们来讲联合啦！”

爷爷别别扭扭地掏出枪，瞄得那在万千人头中沉浮的土八路脑袋亲切，勾了一下枪机，子弹正中眉心，两颗绿色的眼球像蛾子产卵般顺畅地从他的眼眶里跳出来。

爷爷觉得，这个人的脸像一条漫长的道路，路上铺满土黄色的傲慢灰尘，灰尘中弥散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这张脸上打着鲜明的土八路的印记，是胶高大队！江小脚的人！土八路！

“同志们！冲上去，抢夺武器！”八路在人群里大喊。

清醒过来的黑眼和铁板会员们对准人群，胡乱开枪，每发子弹都咬肉，每发子弹都连续钻透几个肉体才余兴未消地停留在肉体内或沮丧地划着漂亮弧线落在黑土上。

爷爷看到了，在乱纷纷的人海里，土八路脸上鲜明的特征。他们像溺水的人一样拼命挣扎着，他们脸上那种贪婪凶残的表情令爷爷心如刀绞，往日里慢慢滋生的对八路的好感变成了咬牙切齿的憎恨，爷爷准确地打碎一张又一张这样的脸，他自信没有枉杀一人。

老铁板会员眼里的泪水被愤怒的烈火烧干了，他昂着狰狞可怖的头颅，对着同样被细麻绳反剪了双肩的胶高大队（八路军的队伍）衣衫褴褛的队员们咆哮着：“畜生！你们有本事打日本去！打黄皮子去！打我们铁板会干什么！你们这些汉奸！里通外国的张邦昌！秦桧……”

爷爷和父亲清点了一下子弹，又钻进了高粱地。他们往前走了一里路左右。就听到前面一阵吼：同志们——冲啊——上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口号声过后，军号又嘀嘀哒哒吹起来。好象是两挺重机枪在高粱地里咕咕叫起来。　爷爷和父亲异常兴奋，扑着那重机枪声飞跑过去。到了跟前一看，人影没有一个，只见高粱棵子上拴着两只铁皮洋油桶，桶里有两挂鞭炮正在爆响。军号声和口号声又在旁边的高粱地里响起来。爷爷轻蔑地一笑，说：“土八路，就会来这一套。”

父亲看到一个持枪的八路跪在地上，对着被洋马撞得乱摇摆的高粱棵子开了一枪，枪声破破烂烂，像摔了一个瓦罐。开过枪的八路拉着大栓退弹壳，怎么也拉不动。一匹洋马冲上去，父亲看到马上的日本兵把贼亮的马刀耍了一个花，对着那个八路的脑袋劈下去，那个八路扔下枪就跑，洋马追上了他，日本马刀把他的脑袋一劈两半，脑浆子滋到了高粱叶子上。

父亲在寻找爷爷的过程中碰到了三个八路的尸体，他们都是被马刀砍死的，他们的死脸在晦暗中显得狰狞可怖。

胶高大队采纳了成麻子的计策，趁着暗夜，偷走了我父亲和爷爷钉在村里断壁残墙上的一百多张狗皮，又盗走了爷爷藏在枯井里的几十支钢枪。他们依样画葫芦，四处打狗，补充了营养，恢复了体力，筹齐了避寒衣——每人一张狗皮。那年的漫长寒冷的春天里，高密东北乡广阔的大地上，出现了一支身披狗皮的英雄部队。大队长江小脚身披一张硕大的红狗皮——那一定是我家那条红狗的皮，走在队伍前头，小脚蹀躞，狗毛翻滚，粗大的狗尾巴夹在双腿间，狗尾巴梢尖拂动着地面。成麻子披着一张黑狗皮，胸前挂一个布袋，布袋里装着二十八颗手榴弹。他们披狗皮的方式都是一样的：狗的两条前腿皮用麻绳捆扎，套在人的脖颈下；狗皮的肚腹两侧，穿两个洞，拴两条麻绳，两根麻绳在人的肚脐处打结。胶高大队因为人人身披狗皮，确实像亢奋的狗群一样往敌营冲去.......

在马店战斗中立了大功劳的成麻子竟吊死在村头一棵柳树上。一切迹象都证明他是自杀的。他上吊时也没把那张狗皮解下来，所以从后边看，树上好象吊着一条狗；从前边看，树上吊着一个人......

熟悉莫言文风的人一眼就会看出他的隐喻和褒贬，这甚至已经不是隐喻了，他小说中地主、民团都是正面形象，甚至日本人都是高大、英俊、有礼貌的，只有八路军的“胶东大队”的形象是极其丑陋的，他甚至把他们比成了“狗”。

莫言描写“二奶奶”面对日本兵时候的笔法，更加奇特；

一阵锥心的痛楚、一种无私的比母狼还要凶恶的献身精神，使二奶奶清醒了。她脱掉裤子，脱掉裤头，脱掉上衣，脱得一丝不挂，还把那个塞进裤腰的包袱用力摔到炕下，包袱硬梆梆地打中了一个年纪轻轻、容貌俊俏的日本士兵的脸。包袱掉在地上，那年轻小伙子发呆般地瞪着两只迷惘漂亮的眼睛。二奶奶对着日本兵狂荡地笑着，眼泪汹汹地涌流。她平躺在炕上，大声说：“弄吧！你们弄吧！别动我的孩子！别动我的孩子。”

我现在想，如果那天面对着二奶奶辉煌肉体的不是一个日本兵，二奶奶是否会免遭蹂躏呢？不，不会，当一个雄性兽人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由于没有必要猴子戴帽，他会加倍疯狂，他会脱掉那些刺绣着美好文章的楚楚衣冠，像野兽一样扑上去。在一般情况下，强大的道德力量会威逼着生活在人群中的野兽用漂亮的衣服遮掩住它们遍体的硬毛，稳定和平的社会是人类的训练所，正像虎豹豺狼在笼子里关久了也会沾染上部分人性一样。会不会啊？会？不会？会不会？我若不是男人，我若手中握有杀人的刀，我要把天下男人都杀尽！也许那天只有一个日本兵面对着二奶奶的肉体，也许他会想起他的母亲或妻子，想到此他也许会悄然而去，会不会啊？

六个日本兵僵持着，像参拜祭坛上的牺牲一样参拜着赤裸裸的二奶奶。谁也不愿离去，谁也不敢离去。二奶奶直挺挺地躺着，像一条曝晒在炎阳下的大狗鱼。小姑姑哭得嗓音嘶哑，音量减弱，间隔增大。日本兵其实被二奶奶的献身精神镇住了，当她以慈母的姿态躺在儿子们面前时，每个人都在追忆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认为，如果二奶奶能够再坚持一下，也许会赢得胜利。二奶奶，你为什么在躺倒之后又匆匆忙忙爬起来穿衣呢？你刚刚把一条裤腿蹬上，炕下站着的日本兵就骚动不安起来，那个被你咬破了鼻子的日本兵扔掉大枪就往炕上扑......

莫言似乎总结出了一种神奇的“道理”，如果二奶奶不反抗，日本兵或许会被她伟大的慈母精神打动？仓皇退却？

莫言还有一部非常著名的小说，叫做《丰乳肥臀》，这部小说曾经被文坛遗老遗少们吹的天上有地上无，被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甚至是“史诗一般”的文学丰碑。

[yongbing1993]

金、马、台、澎问题是中国内政





西藏问题解决了。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美国搬家，美军从台湾滚回美国去。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节选）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1）展现政治诚意

跑到印度的万把人，我看是要分化的。一部分会坚决反对祖国，一部分会感到没有出路，希望回来。当然，这是需要时间的，比如十年后，其中年纪轻的、被欺骗的，就会要回来的。对他们，要采取欢迎态度。

（毛泽东的政治主动。）

（2）群众路线、斗争策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

（毛泽东的团结多数，孤立少数）

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毛泽东的以退为进，引蛇出洞，成功掌握政治主动权。）　　

（3）西藏力量的发展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毛泽东的废除剥削制度，建立独立自主的人民的党组织、经济力量、武装力量。）　　

（4）对西藏各阶级的具体区分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毛泽东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5）不断在西藏扩大革命影响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毛泽东的扩大政治军事经济影响，走好群众路线。）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1]》全文

作者：毛泽东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

我们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开始解决西藏问题。西藏面积不小，有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十二个民主德国。可是西藏地区的人口只有一百二十万。有人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长久不解决西藏问题，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党过去很少与藏族接触，我们有意地把西藏的社会改革推迟。过去我们和达赖喇嘛[2]达成的口头协议是，在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对西藏进行民主改革。过早了条件不成熟，这也和西藏的农奴制有关。西藏劳动群众占百分之九十五，剥削者占百分之五，也就是说有六万人是剥削者。我们要分化他们，争取一部分。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要等到一九六三年了。这就要谢谢尼赫鲁[3]和西藏叛乱分子。他们的武装叛乱为我们提供了现在就在西藏进行改革的理由。叛乱分子拿起枪来打我们，这样就可以看清，他们谁是站在我们这边的，谁是搞叛乱的。
　　
全部藏族人口不是一百二十万，而是三百万。一百二十万在西藏，一百八十万分布在川西、甘南、云南及青海北部。这一百八十万人中也有过叛乱，我们进行了平叛，现在已经基本上解决了问题。外国人武装了藏族反动统治者，很多喇嘛庙都曾经是叛乱者的根据地。现在在这一百八十万藏民聚居的地区建立了党组织，进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农奴，建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过去喇嘛不参加生产，现在百分之九十的喇嘛都参加生产了。人民组织了武装自卫队。
　　
现在西藏问题好解决了，第一步是民主革命，把农奴主的土地分给农奴，第二步再组织合作社。六万农奴主中约有一万人逃到印度了，其余没有走的可分为左、中、右三派，我们将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区别对待。对有些人，还要看他们究竟如何，我们可以在斗争中观察他们。总之，我们要争取多数人，使他们赞成改革。
　　
我们在西藏的农村和城市中建立了党组织。藏族人民很好，很勤劳，和人民解放军一起同叛乱分子斗争，很快就能组织起来。我们已培养了近万名藏族干部。过去十年中，我们培养了青年藏族干部，他们学了汉语。在西藏工作的汉族的干部也学了藏语。在西藏，马列主义者和劳动者可以合作，而且合作得很好。
　　
再谈谈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暂时不能解决，问题是美国霸占着。
　　
台湾人民很不喜欢美国人，也不喜欢蒋介石。但是要蒋介石好呢，还是不要他好?现在要他好，他是亲美派，但他还想自己统治。另外一批人也是亲美派，但想完全投降美国。
　　
现在的一个具体问题是，蒋介石明年还做不做总统。美国不想让他做，但我们认为他应该做。他想要有自己的军队。你们知道，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湾人民打烂了美国“使馆”[4]。美国人怀疑是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搞的，他们认为蒋经国不可相信，因为他去苏联住了十来年，娶了苏联老婆。
　　
去年打金门[5]，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约关系[6]。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7]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8]。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9]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唯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给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10]，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
　　
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美国空军很守规矩，它总是和我们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离。有一次我们打下一架美国飞机，因为它越了境，但美国不做声，不要我们赔。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谈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议院代表团谈话的主要部分。
[2]达赖喇嘛，即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见本卷第46页注[4]。
[3]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4]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日，驻台湾美军士兵雷诺将路过美军住宅的中国人刘自然枪杀。二十三日，雷诺被美军顾问团军事法庭宣判无罪释放。二十四日，台北等地数万民众举行反美示威游行，要求惩办凶手。示威群众冲击并捣毁美国驻台“大使馆”和新闻处，包围美国军事顾问团总部和台北市警察局。
[5]见本卷第23页注[2]。
[6]指美国和台湾当局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一九五○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公开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同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美国为使侵略中国领土的行为“合法化”，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台湾遭到“武装攻击”时，“美国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其附近部署陆、海、空军的权利，还可扩及到经双方协议所决定的“其他领土”。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条约生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国政府就美利坚合众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发表的声明宣布，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予以终止。一九八○年一月一日起该条约正式废除。
[7]杜勒斯，一九五三年一月至一九五九年四月任美国国务卿。
[8]指中美大使级会谈。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八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声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同年七月二十五日，中美双方就举行大使级会谈达成协议，并于八月一日在瑞士日内瓦进行首次会谈。此后由于美方缺乏诚意，会谈中断。一九五八年八月对金门炮击开始后，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准备恢复会谈，双方随即于九月十五日在波兰华沙恢复会谈。迄至一九七ˉ年二月二十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举行了一百三十六次。由于美方坚持干涉中国内政的立场，会谈在和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上未取得任何进展。
[9]金、马、台、澎，指金门、马祖、台湾和澎湖。

[yongbing1993]

必须《废除农奴主的剥削制度》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阶级立场，必须立即坚决要废除农奴主的剥削制度。将农奴从农奴主手下解放出来。

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

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

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

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

有什么办法呢? 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 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

毛泽东（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

（1）阶级立场——废除农奴主的剥削制度

现在看来，西藏广大群众热烈欢迎平息叛乱。这些叛匪要吃、要穿，到处乱抢老百姓的东西，非常脱离群众。群众就非常拥护人民解放军，拥护人民解放军彻底平息叛乱。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

（2）已经注意了斗争策略

索康、帕拉等人发动叛乱，他们把形势估计错了，把我们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也估计错了。我们的方针，你们知道是六年不改革，六年以后是否改革，还可以根据情况决定。决定六年不改革以后，我们从西藏撤走了三万多部队，这样做的目的是团结他们，使他们有所进步。但是，他们却利用这一形势，组织一些从西康跑来的叛乱分子在山南等地发动叛乱。

（索康、帕拉等人发动叛乱，他们先叛乱，掌握政治主动权的就是我们的人民解放军。）　　

他们发动叛乱的目的，第一步是想赶走人民解放军，把我们吓走。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这次平息在拉萨发生的叛乱，只用了十个连，两天两夜就把叛乱平息了。在山南，只用了四个团。现在人民解放军在西藏增加两个半师，一个师在山南，一个师在昌都，半个师维护青藏路的交通。

打完仗以后，要组织同原藏军根本不同的人民自卫武装。有了人民自卫武装，就不需要驻这样多的军队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

（西藏人民自卫武装独立自主的枪杆子。）

（3）具体稳定局势的斗争艺术

你们对西藏的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 西藏是不是需要改革?(班禅:我认为西藏要改革是肯定的，不实行改革，西藏无法发展。至于怎样改革，周总理曾经讲过，要结合西藏的实际情况进行。我希望快点实行改革。)改革的具体政策需要商谈，而且需要确定下来。建议你们在北京同民委和张经武同志先商量一下，回到拉萨以后，再更具体地商量。

我看西藏可以分成左、中、右、叛四种人。所谓“右”，指的是那些并未拿起枪参加叛乱，也没有跑到印度，但是态度很顽固，反对我们、反对改革的人。对这四种人，在政策上应当有所不同。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斗争策略。）　　

你们站在爱国、进步方面，是左派，不要怕丧失你们的庄园以后没有饭吃。对左派和中间派，要采取赎买的政策，保证改革以后生活水平不会降低。对你们要同对上海、北京、天津、武汉、广州、西安、兰州、成都等全国所有大城市的资本家一样，同对荣毅仁一样。今天在座的就有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民主建国会的人。他们开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时，也有些不舒服，但是慢慢就习惯了，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稳固地团结的政策。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没有四面出击。）

除了资本家，还有民主人士，过去国民党政府的文官和武官，甚至像刘文辉那样的大地主，只要是愿意跟我们合作的上层人士，我们绝不会丢掉他们，也不会暂时同他们合作将来不要他们。对全国所有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开明人士，我们都是团结的政策。道理很简单，只有采取这样的政策，才对全国人民有利。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发展进步实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这次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同一九五四年的会议比起来，这两个会特别是政协会议增加了好多人，参加的人的范围扩大了。有些人我们还准备继续安排进去。

你们和索康他们不同，采取了同他们相反的政治态度。索康等到过北京，我见过他们。这些人和英国人搞在一起太久了，已经陷在里边了，一心想搞独立。他们计划很久了，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在山南建立根据地就是他们计划的。

（毛泽东做好最困难的准备，预见力，知己知彼。）

这也是为着准备退路，准备叛乱失败后，他们好从那里跑。

他们调动西康的叛乱分子，我们知道。他们要叛乱，我们也知道。过去他们闹事，我们没有去平息，请他们平息，他们认为我们害怕。我记得一九五六年就曾经有过一个风潮，那时他们就想搞叛乱。铁棒喇嘛要进城，我就说，让他们进城，要打就让他们打。这次西康的叛乱分子进城，铁棒喇嘛进城，我们的态度是要干就干。有什么办法呢?每天同他们讲和，他们不干嘛!两种对立的政治态度嘛!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实行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你们和他们不同，站在我们方面。还有中间派，是动动摇摇的。还有右派，没有同我们打。只要不同我们打，就还留有余地，你们就要对他们做工作。你们对中间派、右派做工作，比我们讲话好。

脱离人民是不好过日子的，站在人民方面是不会吃亏的。农民，藏语怎么讲?(翻译:藏语叫“米赛”。)米赛起来斗你们，你们怕不怕?只要你们站在人民方面，我们可以给米赛讲清楚，不要斗了。刘文辉就没有斗。我们可以叫米赛顾全大局，不要算历史上的旧账。这样可以使许多人安心。右派，是否要斗一下，很难说。我们把你们当作左派，你们可以劝中间派，告诉他们世界要变，要他们对米赛的态度好一点。他们这样做有三条好处:第一，政治上有地位；第二，生活上不降低；第三，免于被斗争。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行群众路线、统一战线。）　　

（4）制度改革和特殊地域信仰等等问题

现在，你们都是国家干部、人民代表，还分别是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政协常委，在西藏你们还有职务和工作。只要同西藏人民合作，讲民主，一定有你们的政治地位，生活上不降低，同过去一样，这一点由中央来保证。过去同米赛关系不好的，要改好一点，像刘文辉，工人、农民就不斗他了。这是第一步，走民主的道路。第二步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汉族地区和内蒙古、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都走了这两步。你们那里先走民主的道路，打完仗以后，就搞和平改革。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是循序渐进的进行。）

关于宗教，我们的政策很明白，就是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看来，宗教寺庙也需要进行改革。寺庙中有些人参加了叛乱，同叛乱分子合作，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等地都有这样的情况。

青海有个地方，大概是香日德，改革中有个庙被群众砸了，干部去阻止，群众同干部还起了冲突。其他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保护下来了。对宗教寺庙，过去人民政府就是保护的。五台山有些喇嘛庙，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要砸，我从那里经过，给制止了。现在，被砸过的寺庙，当地人民政府正在组织重修。（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宗教政策）　　

你们在精神上要有准备。改革以后，有一个时期喇嘛可能要减少。有些喇嘛要回家，但他们不是不信佛教了。当然年老的还是愿意留在寺庙。你们要把工作范围放广大一点，在寺庙和不在寺庙的佛教徒都是归你们领导的。宗教寺庙如何改革，我想你们应该考虑一个办法。达赖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不好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这个思想。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给进步势力充分信任、在和顽固势力斗争中充分留有余地、争取最小的损失。）　　

（5）继续展现政治诚意，充分留有余地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显示充分的诚意。）

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赤江等人是犯了罪的，是叛乱的领导分子。我们不准备采取杀的办法，保留他们的生命，慢慢地改变他们的脑筋。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更有利于争取政治主动。）

但办事是不能让他们再办下去了，因为他们是叛国分子。你们要同阿旺嘉措、喜饶嘉措、黄正清等很好地团结起来，为着共同目的，把西藏的事情搞好。西藏要发展，人口、文化、经济和政治都要发展。　

[yongbing1993]

毛主席逝世工人阶级成弱势人群





毛主席的遗愿：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中国革命走了一条特殊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先是遵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工人工作，发动工人运动，但这条道路并不顺畅，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重点工作改为发动农民和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后回过头再次强调依靠工人阶级，高潮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依靠力量是谁？毫无疑问，还是工人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达高潮。

走资派时代，《毛主席逝世工人阶级成弱势人群》。中国的工人阶级一夜回到旧中国。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历史依据。》

1968年8月，《红旗》1968年第2期发表了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对此文加了批语并加写的一段话：“在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87页）

这段批语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一方面，是针对蒯大富一类富有革命激情但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的。1968年初，北大、清华都发生了武斗事件，而以清华尤甚。清华武斗中死亡18人，受伤1100人，致残30多人，经济损失1000万。革命小将们将派性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让毛主席十分震怒。

另一方面，是针对明里暗里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那些人讲的。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谈到，“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清华414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周泉缨是“四一四”的理论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靠不住，必须依靠他们那样的“知识阶级革命派”。

大浪淘沙，历史会检验很多东西。改革开放后，四一四派的周泉缨、沈如槐、汲鹏先后加入了胡德平与邓朴方的东湖公司与康华公司，投入“官倒”的怀抱。而据周泉缨回忆，胡德平与邓朴方并不否定414，胡德平说，在清华414问题上，邓朴方的观点是与他一致的，他们都认为414在文革的那一种极度困难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坚决和有效对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周泉缨：胡德平与邓朴方不否定清华文革414，http://blog.tianya.cn/m/post.jsp?postId=110703866）

“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是他们的核心观点。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坐天下，也能够坐天下，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而当代的人们解读毛泽东派驻工宣队进校，一般理解为针对蒯大富，这是不全面的，是一叶障目。毛主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要打天下、坐天下，四一四派的人认为打天下的坐不了天下，而蒯大富一类的小资产阶级以为天下是自己打的，要自己坐天下，不懂得阶级的天下和个人或派别天下的区别。

随着毛主席的去世，“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句话就越讲越空，至今完全不提了。

今天，中国工人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数量，有着先进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遗产，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由于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处于严重的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的状态（工运前辈刘实语）。

归根结底，是斗争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背离。这毫不奇怪，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这是根本的规律。然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却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能动的品质。阶级斗争如逆水行舟，资产阶级的“水”逆历史潮流而动，无产阶级的舟须臾不可懈怠。就像近五百年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封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都是几十年一个轮回一样，十月革命以后的资产阶级是逆水而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也往往是几十年一个轮回。如果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时期，两大阶级有过短暂的“同舟共济”期，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去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任何幻想的空间。无产阶级的划舟人，如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又有阶级组织的手段，则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能成就伟业。相反，划舟者对资产阶级的水性不熟，或路线不明，或划舟技巧太差，就算舟已足够强大，则仍有翻船或退行的可能。前者，如中共早期领导的工运，二三百万的产业工人，相对四亿人口的大国，可以忽略不计，却掀起了工人运动的惊天巨浪，后者，如改革年代的工人阶级，尽管有了上亿的规模，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的文革的训练，由于对党内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事物不熟悉，对西方资本主义有着粉色的幻想，复辟的惨剧仍然发生了。

客观条件是需要我们下大工夫研究的，以使得我们的工作尽量符合实际，尽管有些条件不以人意志为转移。主观努力是我们可以亲身践行的，主观的努力本身就可以化为客观条件，所谓“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将主观努力当成纯粹的精神方面。相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最理解、最重视精神的作用，毛主席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

毛主席说的“唯心”，就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精神与客观世界之间，加入了“人”这个能动的中介，绝不是资产阶级庸人们所说的“唯意志论”。将无产阶级当作物质武器，马、列、毛是一以贯之的。资产阶级很“唯物”，信仰拜物教，然而他们这个“唯物”是低级的、庸俗的，他们不懂得人的运动、社会的运动、阶级的运动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态。

今天，不存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政治条件，但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套话，是毛主席和所有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不息、身体力行的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否则，我们的一切奋斗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主席本人就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主要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办过工人夜校，他曾争取和改组湖南劳工会，使之走上革命工会的道路。他七赴安源路矿，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建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和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他自述这段经历时说：教过两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他在做工人运动的这两年期间，领导湖南地区工人罢工十次，只失败过一次，大部分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在安源，1.7万路矿工人罢工7天，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以他一贯的高瞻远瞩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结论中说：“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主席又发挥他伟大的预见性，在党内很多同志还在向往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时，发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重要号召。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糊涂思想。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依靠工人阶级，是要阶级斗争还是搞阶级合作，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倾向之争，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鉴于红卫兵小将的局限性，学生、知识分子无法再将革命向前推进，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开天辟地头一遭，工人阶级取得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中国工人走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毛主席逝世后，尚未完全成熟的工人阶级失去了他们的导师，阶级力量对比顿时失衡。资本主义复辟了。工人们沦为雇佣奴隶，先是政治权利的丧失，紧接着是经济地位的下降。工人阶级慢慢回想起主席的教导，备感亲切，备觉透彻。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努力克服我们自身的下意识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身处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有意无意间，不可避免要沾染很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当我们要融入无产阶级斗争的洪流时，这些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腐蚀我们的灵魂。于是我们通常自嘲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就心安理得地放下工作，暂且偷安了。可是，阶级斗争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发展，我们能休息，斗争却不会停止。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善于引导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特别是“左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我们批评的对象，批评即是团结的手段。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两种发展的可能，引导的办法不是融入其中，更不是跟随其后。小资产阶级群众有自己的梦想，即所谓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是事实。引导的办法，第一，是在适当的时候打碎其幻想，幻想不打碎不行，打碎得太快也不行，散布幻想更不行。第二，让其感受工人阶级的力量，让其认识到，明君、清官、侠客都不能达到解放自己的目的，唯有依靠最有前途的阶级。有破有立，方能做引导工作。

我们纪念毛主席，是因为怀念他、热爱他，更是要践行他的主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他老人家留下的最深刻教诲之一，我们每一个自称毛泽东的信徒，自称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忘却了这个教诲，那就意味着背叛。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工人阶级胜利的曙光，我们已经看到了。主席离开我们44年了，千万个毛泽东却正在迅速成长，我们脚下这片沃土，不缺生长毛泽东的条件。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沿着主席指引的道路，我们脚踏实地前进，胜利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工会是工人自己选举产生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8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 “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1967年底， “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1968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 “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後，对于工会与党的关系有过多次争议，每次都以试图维护工会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工会干部被批判调离或撤职而告终。各级工会干部是由党组织推派，还是由职工选举，有过多次争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的关系上的工团主义”，因为李立三反对由党组织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选工会干部，甚至提出“肃清委派制度”，主张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调离全总。李立三的后任赖若愚尽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会工作的固有本质还是使他将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作为基本任务，赖若愚同样遭到批判和离开工会的命运。工会从此实际成为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必须无条件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没有自主权。在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主席的任命方面，名为由工人自己选举，实际由党决定。党对工会干部不满随时可以撤换；即使撤换、选举或增补前与工会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会只能服从。工会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竞赛，即动员工人多干活，根本不敢再向党和政府为职工争取权益。

工会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动，1970年以后，工会活动又开始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视工会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过问。例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制定了审批局、区、县工会的规定，提出对这一级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公开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

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的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不但对工会干部的任命，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据文革中上海市总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回忆，当时的市总工会主要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施加影响：

其一是趁局、区、县重建工会之际，由市总工会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员担任负责人；待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以工会输送工人新干部名义将这些人转入党政机构。市总工会这样做，下面的工会也层层仿效。许多工人造反派就是这样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义“输送”进党政机构。

其二是强调党政机构中必须充实工人干部。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县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没有“文革中涌现的工人新干部”为由，由市总工会派去干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任王秀珍规定：“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也派党政干部。”主持上海市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1973年前还未入党，却可以推荐、指派人员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组室或办公室的核心，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党政成员。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安排工人干部。为此，王洪文一再强调工宣队应由总工会负责管理。

其四是让已经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会领导职务，扩大工会政治资源，提高工会办事力度。王洪文从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文革中都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总工会规定：在组建工会领导班子时，必须将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会职务，增强他们对工会的认同；凡被准备培养提拔担任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会“过渡”，即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工会干部，培养对工会的感情，再去担任党政职务。靠着这样的政治资源，工会得以在党委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当“输送干部”等做法遭到党政干部抵制时，便由在市里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领导的名义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静安区、普陀区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职的。

干部的任命，从来由党垄断。这一状况在文革中则被上海市总工会突破。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 ；此外，几次送往中央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

虽然，“工会是干部的学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宁提出，文革前党的组织部门也经常从工会选拔干部，但文革前工会的“输送干部”是被动的，即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唯独文革中的工会才有那么强的自主意识，不是等待被挑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输送，甚至主动向中央和国务院输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通过以上办法，不但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严密体系，而且还把势力伸进了党政系统，通过各级工会影响甚至控制各级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状况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yongbing1993]

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毛泽东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毛泽东：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毛泽东：“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

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

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泽东：“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

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

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

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泽东：“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

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

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修改部分

1968年8月22日，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姚文远的文章《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姚文远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

毛泽东当天审阅时，将文章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批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对三次送审稿，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有：

（一）在文章第一段讲到当前斗批改的高潮处，于“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二）在第二段，将完成斗批改这个任务是一个中心环节，“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

（三）加写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四）对第四段，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在这一段讲旧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之后，加写一句：“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五）改写第五段（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粗体标明）：“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六）在第十段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这句话中的“一切”后面，加写“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七）改写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八）在第十八段讲“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使“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后，加写“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

（九）加写第十九段：“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