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新华社

第1版，专栏：

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新华社政治记者

新华社20日讯 本社政治记者评论：4月18日在提斯浦尔经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一个理屈词穷、谎话连篇、漏洞百出的拙劣文件。

不顾中国是由汉族、藏族、蒙族、维吾尔族等几十个民族形成的统一国家的事实，这个声明一开始就鼓吹西藏人的所谓“独立”。

事实上，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在过去由十三世纪至十八世纪的几百年间由北京的中央政府陆续规定的，甚至达赖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不是西藏人自己规定的。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从来就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首先是侵略西藏的阴谋。这个声明从所谓西藏独立开始，证明了声明的起草者反映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意志，而根本反对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1951年协议一开始就确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声明却没有一句话说到这一点。只是这个事实，就使得声明所谓原西藏地方政府“尽最大力量来遵守十七条协议”的话，无法令人置信。

这个声明硬说，1951年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是“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造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后“西藏政府没有享受任何程度的自治”；甚至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权力，关于一切重要问题的决定都是由中国当局作出的”。

事实真相是这样：这一协议，是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从1951年4月下旬到5月下旬经过多次谈判和充分协商然后达成的。达赖喇嘛在协议签订后的1951年10月间给毛泽东主席的电报中曾说到这个协议是“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达成的，并且表示“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

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完全忠实地履行十七条协议。西藏原有的政治制度、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和职权均未予以变更；各级僧俗官员照常供职；宗教活动和当地人民的风俗习惯，都受到尊重；藏钞也继续流通。协议中规定的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藏军应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一直没有进行。

到1956年底，中央还向西藏地方政府宣布在1962年以前可以不进行民主改革。一句话，在过去八年中，西藏地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仍然同和平解放以前一样。西藏内部的事务，几乎没有那一件不是经由原西藏地方政府（即噶厦）负责进行。中央为了根据宪法在西藏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在1956年4月间成立了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这个筹备委员会之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正是由于原西藏地方政府的阻挠，因为他们根本不要区域自治，他们要的是帝国主义者所要的“西藏独立”。他们处心积虑地阴谋破坏十七条协议，从指使康巴叛匪骚扰一直到他们自己在3月10日这个日子公开发动全面的武装叛乱。

这个声明没有指出任何一件原西藏地方政府努力遵守十七条协议的事实，也没有指出任何一件中央人民政府违背十七条协议的事实。它所提出的唯一事实，是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原西康地方叛乱的平定。

但是全世界都知道，西康地方根本不属于西藏，以前是西康省，后来是属于四川省。人们知道，正是在1955年夏季，达赖喇嘛等一行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毕返藏道经四川的时候，西藏上层反动集团迫不及待，阴谋放火，指使康巴人立即举行叛乱。

他们的企图是以康巴叛乱为前线，掩护西藏本区驱汉独立。他们高估了康巴人的战斗力和地形的险阻。所以他们迅即决策，以为煽动康巴人首先叛乱是大为得计的。事实与他们的设想相反，这个叛乱是迅速平定了。在平定叛乱的战斗中当然会死一些人，损坏一些建筑物，这必须由叛乱者首先是叛乱的指使者负责。

除此以外，根本没有所谓许多喇嘛被杀、许多寺院被摧毁的事。这个声明举出根本不属于西藏的西康地方的叛乱来攻击中央人民政府违反十七条协议，不但反证了中央人民政府完全遵守这一协议，而且恰恰证明了西藏叛乱集团正是康巴叛乱的指挥者。
这个声明在谈到3月10日至19日发动叛乱的经过时也是歪曲事实的。大家知道，3月10日是发动叛乱的日期。

叛乱集团选定这个日期，是因为达赖喇嘛自己决定在这一天到西藏军区礼堂去看文艺表演，而看这次文艺表演的要求也是达赖喇嘛自己在一个月以前提出的。声明不敢直接否认这个事实，故意含混地说什么达赖喇嘛“同意”去看文艺表演，而3月10日这个日期又说是“突然规定”的，是谁规定的，声明可不敢讲。但是，达赖喇嘛在3月11日给中央驻藏代理代表谭冠三将军的信中说得很清楚，“

昨天（指3月10日）我决定去军区看戏，但由于少数坏人的煽动，而僧俗人民不解真象追随其后，进行阻拦，确实无法去访”。声明避而不谈达赖喇嘛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证明了写这个声明的人不敢面对事实。声明说人民解放军在3月17日以前就向拉萨和西藏增援，以及“3月17日，迫击炮朝着罗布林卡宫打了两三炮”，这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捏造。

编造谎言的人给自己预先开了一道后门：“幸而炮弹都落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去了”！但是，解放军既然要进攻，为什么偏偏只打两三发炮弹，而且在打进了池塘以后，就不多打一发呢？

声明中关于达赖喇嘛离开拉萨的说法也很引人注意。它说，“顾问们认识到对于达赖喇嘛人身的危险，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对达赖喇嘛、他的家庭成员以及他的高级官员来说，离开拉萨就成为十分紧迫的了。”

这一段话表明，并不是达赖喇嘛本人而是所谓“顾问们”认识到要离开拉萨。这是关于达赖喇嘛被劫出拉萨的真相的无法掩饰的流露。

达赖喇嘛3月11日的信中曾说到“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在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着危害我的活动”。

3月12日的信中又说，“昨天我通知噶厦，责令非法的人民会议必须立即解散，以保卫我为名而狂妄地进驻罗布林卡的反动分子必须立即撤走。”

这说明3月10日以后达赖喇嘛是被叛乱武装包围起来，并在3月17日被劫走的。声明不敢否认这些事实，使所谓达赖喇嘛“愿意断然声明”他离开拉萨是“出于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不是被劫持”云云，成为一种显然的欺人之谈。

声明中有种种迹象使人怀疑它究竟是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

第一，声明的内容同达赖喇嘛本人过去八年中所发表的许多谈话和文章，直到3月10日叛乱发生后达赖喇嘛的三封亲笔信，完全违反。甚至1956年达赖喇嘛在印度被反动分子包围的时候，他在同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也决没有表示过这次声明中那种分裂祖国而迎合外国侵略者的观点。

第二，这个声明是以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的形式发表的，可是在声明中却找不到一个第一人称的“我”字，一律是第三人称的“他”字，这完全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体或准欧洲文体。

声明中的某些观念和词句也是外国的，例如所谓“中国的宗主权”的说法，就是英帝国主义首创的，英国侵略西藏就是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掩护下进行的。在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种字样。

现在西藏的这一个叛乱班子，完全是英国人培养起来的。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继承了英国的这一份不光采的遗产，所以这个班子中的人们的心思，是里通外国，向着印度，背着祖国的。你看，他们双方是何等亲热呵！简直卿卿我我，难舍难分。声明中的有些词句，同最近某些外国的报刊和政治家谈到西藏叛乱事件时的词句，十分近似，例如“西藏人和中国的汉人是不同的”、达赖喇嘛是佛教徒的“精神领袖”，等等。从以上的情况看来，人们有理由怀疑，这个声明不是达赖喇嘛本人的声明，而是别人强加于达赖喇嘛的。

这个声明说了一个真理，就是西藏人同汉人不同。这个真理适用于蒙古人、满人、维吾尔人、回人、在广西的僮人、南方几省的苗人和瑶人以及其他几十个少数民族，他们都不同于汉人。

但是所有这些少数民族并没有要求独立，他们都在祖国的大家庭内建立了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西藏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中，从来不是独立国，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认为西藏是个独立国，同西藏发生外交关系。现在忽然说要独立了。所谓独立也者，实际上就是要使西藏变为外国的殖民地或者保护国。

在目前发表这样一个被称为达赖喇嘛声明的文件，大谈其所谓西藏独立，人们不禁要问：这是不是企图把达赖喇嘛置于同祖国敌对的地位，堵塞达赖喇嘛重返祖国怀抱的道路呢？这是不是企图造成一种形势，迫使印度政府允许西藏叛乱分子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呢？

北京的观察家指出，在印度提斯浦尔发表的声明，除了使西藏人民更认清西藏叛国分子的真面目以外，对于西藏的局势不会发生任何影响。声明中说希望西藏最近的“困难很快就会过去，而不再流血”。

这个希望倒是切合实际的。一个多月以前爆发的叛乱不要很久就会结束。人民解放军部队不但迅速粉碎了拉萨地区的叛乱，而且迅速粉碎了雅鲁藏布江以南地区的叛乱集团。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在平叛战斗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在过去几天中已经控制了喜马拉雅山北部我国的全部国境线。只有不大的一批康巴叛乱分子跑到印度去。在平叛战斗中，当地的藏族人民完全站在人民解放军这一边。被裹胁的分子纷纷脱离叛匪队伍，回家生产。不但流血将成为过去，而且落后、黑暗、残酷的旧西藏也将成为过去。

[yongbing1993]

毛主席逝世工人阶级成弱势人群





毛主席的遗愿：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中国革命走了一条特殊的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先是遵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工人工作，发动工人运动，但这条道路并不顺畅，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重点工作改为发动农民和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后回过头再次强调依靠工人阶级，高潮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依靠力量是谁？毫无疑问，还是工人阶级。

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达高潮。

走资派时代，《毛主席逝世工人阶级成弱势人群》。中国的工人阶级一夜回到旧中国。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历史依据。》

1968年8月，《红旗》1968年第2期发表了姚文元署名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毛泽东对此文加了批语并加写的一段话：“在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毛泽东年谱》第六卷，187页）

这段批语有非常明确的现实针对性。

一方面，是针对蒯大富一类富有革命激情但带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的。1968年初，北大、清华都发生了武斗事件，而以清华尤甚。清华武斗中死亡18人，受伤1100人，致残30多人，经济损失1000万。革命小将们将派性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让毛主席十分震怒。

另一方面，是针对明里暗里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工人阶级领导地位的那些人讲的。毛泽东在1968年7月28日接见五大领袖谈到，“四一四必胜思想我不能接受，但要争取他们中间群众，包括领袖中一些人。周泉缨的主要观点是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说蒯大富只能把权交给四一四。”“清华414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天下，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 “《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文章，我仔细读过了。它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是不能必胜的。”周泉缨是“四一四”的理论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派靠不住，必须依靠他们那样的“知识阶级革命派”。

大浪淘沙，历史会检验很多东西。改革开放后，四一四派的周泉缨、沈如槐、汲鹏先后加入了胡德平与邓朴方的东湖公司与康华公司，投入“官倒”的怀抱。而据周泉缨回忆，胡德平与邓朴方并不否定414，胡德平说，在清华414问题上，邓朴方的观点是与他一致的，他们都认为414在文革的那一种极度困难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坚决和有效对抗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周泉缨：胡德平与邓朴方不否定清华文革414，http://blog.tianya.cn/m/post.jsp?postId=110703866）

“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这是他们的核心观点。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坐天下，也能够坐天下，这是原则性的问题。

而当代的人们解读毛泽东派驻工宣队进校，一般理解为针对蒯大富，这是不全面的，是一叶障目。毛主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无产阶级要打天下、坐天下，四一四派的人认为打天下的坐不了天下，而蒯大富一类的小资产阶级以为天下是自己打的，要自己坐天下，不懂得阶级的天下和个人或派别天下的区别。

随着毛主席的去世，“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句话就越讲越空，至今完全不提了。

今天，中国工人有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巨大数量，有着先进的马列毛主义的理论遗产，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但是，由于失去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处于严重的雇佣化、贫困化、无权化、分散化的状态（工运前辈刘实语）。

归根结底，是斗争的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相背离。这毫不奇怪，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的，这是根本的规律。然而，无产阶级运动的发生、发展，却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能动的品质。阶级斗争如逆水行舟，资产阶级的“水”逆历史潮流而动，无产阶级的舟须臾不可懈怠。就像近五百年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封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都是几十年一个轮回一样，十月革命以后的资产阶级是逆水而行，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也往往是几十年一个轮回。如果说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某些时期，两大阶级有过短暂的“同舟共济”期，在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去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任何幻想的空间。无产阶级的划舟人，如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又有阶级组织的手段，则在极艰苦的条件下仍能成就伟业。相反，划舟者对资产阶级的水性不熟，或路线不明，或划舟技巧太差，就算舟已足够强大，则仍有翻船或退行的可能。前者，如中共早期领导的工运，二三百万的产业工人，相对四亿人口的大国，可以忽略不计，却掀起了工人运动的惊天巨浪，后者，如改革年代的工人阶级，尽管有了上亿的规模，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的文革的训练，由于对党内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事物不熟悉，对西方资本主义有着粉色的幻想，复辟的惨剧仍然发生了。

客观条件是需要我们下大工夫研究的，以使得我们的工作尽量符合实际，尽管有些条件不以人意志为转移。主观努力是我们可以亲身践行的，主观的努力本身就可以化为客观条件，所谓“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马列毛主义者从来不将主观努力当成纯粹的精神方面。相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最理解、最重视精神的作用，毛主席在评论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

毛主席说的“唯心”，就是彻底的唯物辩证法：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精神与客观世界之间，加入了“人”这个能动的中介，绝不是资产阶级庸人们所说的“唯意志论”。将无产阶级当作物质武器，马、列、毛是一以贯之的。资产阶级很“唯物”，信仰拜物教，然而他们这个“唯物”是低级的、庸俗的，他们不懂得人的运动、社会的运动、阶级的运动是物质的高级运动形态。

今天，不存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政治条件，但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不是一句空话、一句套话，是毛主席和所有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不息、身体力行的一句话。也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否则，我们的一切奋斗就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毛主席本人就是中共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之一，他的革命实践活动主要是从工人运动开始的。他在长沙第一师范办过工人夜校，他曾争取和改组湖南劳工会，使之走上革命工会的道路。他七赴安源路矿，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建立了我们党的第一个产业工人支部——安源路矿支部和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他自述这段经历时说：教过两年书，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他在做工人运动的这两年期间，领导湖南地区工人罢工十次，只失败过一次，大部分取得了胜利。尤其是在安源，1.7万路矿工人罢工7天，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以他一贯的高瞻远瞩在为党的“七大”所作的结论中说：“农民运动，我们比较会搞，工人运动就比较生疏了。我们党走过的路是这样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再到工人运动。过去我们是从工人运动起家的，从工人运动到农民运动，比如内战时期，抗战时期都是搞农民运动，将来我们要再转到搞工人运动，搞大工业，搞正规军队等。这就是我们的预见。为着领导，必须有预见。”

解放战争胜利前夕，毛主席又发挥他伟大的预见性，在党内很多同志还在向往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时，发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重要号召。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批判这种糊涂思想。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还是半心半意、假心假意依靠工人阶级，是要阶级斗争还是搞阶级合作，毛主席的社会主义革命方向与刘少奇的资本主义倾向之争，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文革爆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鉴于红卫兵小将的局限性，学生、知识分子无法再将革命向前推进，毛主席提出“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开天辟地头一遭，工人阶级取得如此崇高的政治地位，中国工人走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毛主席逝世后，尚未完全成熟的工人阶级失去了他们的导师，阶级力量对比顿时失衡。资本主义复辟了。工人们沦为雇佣奴隶，先是政治权利的丧失，紧接着是经济地位的下降。工人阶级慢慢回想起主席的教导，备感亲切，备觉透彻。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努力克服我们自身的下意识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身处资产阶级主导的社会，有意无意间，不可避免要沾染很多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风俗、习惯，当我们要融入无产阶级斗争的洪流时，这些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我们的工作，腐蚀我们的灵魂。于是我们通常自嘲我们是小资产阶级，就心安理得地放下工作，暂且偷安了。可是，阶级斗争无时不刻不在发生、发展，我们能休息，斗争却不会停止。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就要善于引导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小资产阶级的意识、特别是“左派”中的小资产阶级意识是我们批评的对象，批评即是团结的手段。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有两种发展的可能，引导的办法不是融入其中，更不是跟随其后。小资产阶级群众有自己的梦想，即所谓明君梦、清官梦、侠客梦，这是事实。引导的办法，第一，是在适当的时候打碎其幻想，幻想不打碎不行，打碎得太快也不行，散布幻想更不行。第二，让其感受工人阶级的力量，让其认识到，明君、清官、侠客都不能达到解放自己的目的，唯有依靠最有前途的阶级。有破有立，方能做引导工作。

我们纪念毛主席，是因为怀念他、热爱他，更是要践行他的主义，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他老人家留下的最深刻教诲之一，我们每一个自称毛泽东的信徒，自称的马列毛主义者，如果忘却了这个教诲，那就意味着背叛。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工人阶级胜利的曙光，我们已经看到了。主席离开我们44年了，千万个毛泽东却正在迅速成长，我们脚下这片沃土，不缺生长毛泽东的条件。前途光明，道路曲折，沿着主席指引的道路，我们脚踏实地前进，胜利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yongbing1993]

文革中工会是工人自己选举产生





1949年以后，工人从来不被真正允许拥有自己的组织，历届工会干部都是党所委派，而不是由工人自己选举产生。所以一旦文革中党对社会的控制力量减弱，工人便马上抛开工会，自己组织造反队。但1968年以后，党的权威重又恢复，所有的造反派组织被解散，再经过“清队”和“一打三反”，工人造反派在文革初期整合的力量就这样消散。

但是，上海工人造反派却始终守住自己的组织，在整合自己内部力量方面，做得非常有成效。

1966年底，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发起“康平路武斗”事件，以武力解散了对立的上海工人保守派组织“上海工人赤卫队”，旋即马上宣布欢迎赤卫队员加入造反队。由此上海的工人保守派绝大多数都加入造反派，保守派势力在上海从此不复以组织形式对抗存在。不像外地，造反派将被击跨的保守派排斥在门外，使保守派以造反的名义重新聚合成组织，重又成为对抗造反派的强劲势力。上海工人造反派吸收保守派的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对付反对力量的成本。1967年8月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又发动“砸联司”，一举扫除造反派内部的反对势力。从此，以王洪文为首的 “工总司”成为上海唯一的工人造反派组织。

1967年底， “工总司”，召开“上海工人造反派代表大会”，其实就是“工总司”一家的大会，成功地将自己的组织体系全盘保留，而且仍然保留“工总司”的名称。而在1968年这一时期，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都被解散。直到1972年，“工总司”才自上而下更改名称为“上海市工代会”。注意，是“更名”，而不是如全国各地那样重起炉灶式的召开。1973年上海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原“工总司”的骨干成员全部成为总工会的领导成员，各级基层也都是原来的造反派担任工会主任。上海工人造反派就这样成功地整合了自己的力量，保存了自己的组织体系。这使得上海的工人造反派始终有着可以作为依托的组织平台；而作为文革初期非常时期的群众组织 “工总司”，演变为本应是官办的总工会，又使上海工人造反派获得在党的权威恢复后的正常秩序中活动的合法资源。

文革中工人造反派掌握的上海市总工会与文革前的最大不同，就是与党的关系。

共产党执政後，对于工会与党的关系有过多次争议，每次都以试图维护工会独立的主体意识的工会干部被批判调离或撤职而告终。各级工会干部是由党组织推派，还是由职工选举，有过多次争论。原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1951年遭到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同党的关系上的工团主义”，因为李立三反对由党组织委派而不是工人自己推选工会干部，甚至提出“肃清委派制度”，主张工会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李立三因此遭批判被调离全总。李立三的后任赖若愚尽管不得不批判前任，但工会工作的固有本质还是使他将保护职工利益和权利作为基本任务，赖若愚同样遭到批判和离开工会的命运。工会从此实际成为同级党组织领导下的一个工作部门，必须无条件接受同级党委领导，没有自主权。在工会干部尤其是工会主席的任命方面，名为由工人自己选举，实际由党决定。党对工会干部不满随时可以撤换；即使撤换、选举或增补前与工会商量，也是“真主意，假商量”，工会只能服从。工会的中心工作就是组织劳动竞赛，即动员工人多干活，根本不敢再向党和政府为职工争取权益。

工会在文革初期一度停止活动，1970年以后，工会活动又开始恢复。上海市总工会完全掌握在工人造反派手里，上海工人造反派视工会为自己的组织，不许他人干涉过问。例如，当时的上海市总工会制定了审批局、区、县工会的规定，提出对这一级工会正、副主任和常委的委任或调动，必须经由上海市总工会同意和批准。1970年左右上海机电二局和上海城建局党委欲增加本单位工会常委，事先未同上海市总工会商量，上海市总工会就公开声称不予承认，并要这两个局的党委检讨错误，向上海市总工会补办手续。

上海市总工会在工会干部的任命方面有着较大的自主权。不但对工会干部的任命，总工会还充分利用中央要上海“向党政机构输送优秀工人干部”的要求，进而对党政干部的任命也施加相当大的影响。

据文革中上海市总工会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回忆，当时的市总工会主要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施加影响：

其一是趁局、区、县重建工会之际，由市总工会直接委派或制定人员担任负责人；待局、区、县党委或革委会增补或调整领导成员时，便以工会输送工人新干部名义将这些人转入党政机构。市总工会这样做，下面的工会也层层仿效。许多工人造反派就是这样先担任工会干部，然后再以工人干部的名义“输送”进党政机构。

其二是强调党政机构中必须充实工人干部。市总工会认为哪一个局、区、县的党委或革委会里没有自己人，便以那里没有“文革中涌现的工人新干部”为由，由市总工会派去干部。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总工会副主任王秀珍规定：“总工会可以向各区、县、局派干部，不仅派工会干部，也派党政干部。”主持上海市总工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叶昌明1973年前还未入党，却可以推荐、指派人员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组室或办公室的核心，委派区党委副书记，以及其他党政成员。

其三是以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名义安排工人干部。为此，王洪文一再强调工宣队应由总工会负责管理。

其四是让已经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兼任工会领导职务，扩大工会政治资源，提高工会办事力度。王洪文从1967年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到1971年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以后又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期间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主任。而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王秀珍、市委组织部负责人金祖敏、市工业交通办公室负责人陈阿大，文革中都始终兼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总工会规定：在组建工会领导班子时，必须将担任党政负责工作的工人新干部安排工会职务，增强他们对工会的认同；凡被准备培养提拔担任各级党政干部的工人新干部必须先到工会“过渡”，即先担任一段时间的工会干部，培养对工会的感情，再去担任党政职务。靠着这样的政治资源，工会得以在党委中贯彻自己的主张。例如当“输送干部”等做法遭到党政干部抵制时，便由在市里担任领导的工人造反派以市委领导的名义直接委派。中共上海市静安区、普陀区的负责人就是这样直接由上海市委委派工人去任职的。

干部的任命，从来由党垄断。这一状况在文革中则被上海市总工会突破。总工会负责人叶昌明在1974年上海市委的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党组织发展共产党员和提拔干部，要征求工会的意见。身兼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和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的金祖敏1974年更是提出，要力争在二三年内使工人造反派在上海区、县、局的第一把手（即主要负责干部）中占50％。上海市总工会从1970年起，派出100多人担任上海各局、区、县以上机关（包括市委、市革委会各组、办）领导职务 ；此外，几次送往中央担任领导干部的工人干部候选人，也都由市总工会首先提名。

虽然，“工会是干部的学校”的思想早就由列宁提出，文革前党的组织部门也经常从工会选拔干部，但文革前工会的“输送干部”是被动的，即由党的组织部门挑选，唯独文革中的工会才有那么强的自主意识，不是等待被挑选，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主动输送，甚至主动向中央和国务院输送工人干部。

文革前的工会依附于党，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工会工作必须听命于同级党组织。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则通过以上办法，不但形成了一个活跃于党的系统之外的严密体系，而且还把势力伸进了党政系统，通过各级工会影响甚至控制各级党政。这种现象是文革前所从未有过的。这种状况，使得工人造反派的要求主张得以上下内外呼应。1969年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后党的权力日益集中，党的干部大都兼任行政干部的状况使得“党政合一”日趋严密。但在工会系统，工会干部兼任党的职务的状况反而分割了党的权威，削弱了党对工会的控制。在这一意义上，尤其是在参与及影响上海各级党政机构的政策方面，文革中的上海市总工会的地位，是1949年以后最高的。王洪文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工会在上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yongbing1993]

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毛泽东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毛泽东：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毛泽东：“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

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

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毛泽东：“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

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

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

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

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泽东：“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

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

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修改部分

1968年8月22日，毛泽东三次审阅修改姚文远的文章《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姚文远在送审报告中说：“根据您‘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的提示，我写了一篇评论，整理了您的两段重要指示，驳斥了一些错误的观点，不知能否作为社论或署名文章在《红旗》用。”

毛泽东当天审阅时，将文章题目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批示：“应确定《红旗》为半月刊，按期出版，每期由你写一篇评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对三次送审稿，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有：

（一）在文章第一段讲到当前斗批改的高潮处，于“在各个领域中引起深刻的变革，猛烈地冲击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之后，加写“教育广大人民，粉碎暗藏的反动派”。

（二）在第二段，将完成斗批改这个任务是一个中心环节，“是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

（三）加写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四）对第四段，将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删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并批注：“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在这一段讲旧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已被革命的风暴彻底摧毁了。它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教训，应为一切革命者所记取”之后，加写一句：“全国各地那些被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的公民们，也应当研究这个教训。”

（五）改写第五段（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粗体标明）：“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现实的状况告诉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六）在第十段的“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这句话中的“一切”后面，加写“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在这段话之后，加写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七）改写第十七段：“首先的任务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使工厂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这往往是同大批判和大体上清理阶级队伍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做的。”

（八）在第十八段讲“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使“党员的政治状况、组织状况基本上弄清楚了”之后，加写“并且吸收一批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参加党组织，使党增加新鲜血液”。

（九）加写第十九段：“在工矿企业中的运动是如此，在文化教育事业中，在党、政机关中的运动，也大体是如此。”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八年第二期。

[yongbing1993]

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





工人们齐声赞誉地说：“老严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是一个心眼，一片忠心，一股拚劲，这就是咱们工人阶级的本色！”

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严日升这位普普通通的炼钢工人，以领导阶级中的一个成员的姿态，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在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遵照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带头起来造了厂内走资派的反。

在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破坏生产时，他和广大革命群众日夜守在厂里，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在全厂实现革命大联合时，他又奔走于制氧站、食堂和各车间班组，积极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了全厂的革命大联合。

《毛主席的工人，心比炉火红》

今年二月，辽宁钢厂一工段革命委员会在阶级斗争的暴风雨中光荣诞生了！

欢庆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大会刚散，原革命群众组织的一个负责人、老工人严日升怀里揣着毛主席的书，乐呵呵地回到了生产岗位。他穿上工作服，拿起钢钎，重新战斗在钢花飞溅的铁炉旁。

严师傅又当炉前工这件事，立刻传遍全厂。工人们齐声赞誉地说：“老严听毛主席的话，‘抓革命，促生产’是一个心眼，一片忠心，一股拚劲，这就是咱们工人阶级的本色！”

毛主席亲自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严日升这位普普通通的炼钢工人，以领导阶级中的一个成员的姿态，勇敢地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

在中国赫鲁晓夫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遵照毛主席“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教导，带头起来造了厂内走资派的反。

在走资派和一小撮阶级敌人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破坏生产时，他和广大革命群众日夜守在厂里，一起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在全厂实现革命大联合时，他又奔走于制氧站、食堂和各车间班组，积极宣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了全厂的革命大联合。

今年年初，酝酿成立厂革命委员会的时候，一工段的工人们纷纷议论：“严师傅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那里艰苦他到那里，那里危险他出现在那里，这回一定把老严选进革命委员会中。”

可是，严师傅却丝毫没有想到这些。他心里想的是怎样才能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厂革命委员会及早建立起来。临选举的前几天，他所在的革命群众组织中的一些人，听说各派群众组织选出对等人数的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就想不通。

有的人跑来找严师傅提意见：咱们这个组织大方向一贯正确，二百多人才选一名代表，有的“战斗队”只有六个人，也选一名代表，不合理。一工段革命三结合的工作暂时顶了牛。

严师傅看到这种情景，心里非常着急。这时，毛主席“革命委员会好”的教导响在他耳边，他想，毛主席向我们挥手了，咱们工人阶级就一定要按照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引的道路往前闯。

严师傅站在无产阶级党性立场上，主动提议不要选自己，并且提议选老工人张师傅。他认为，张师傅是在旧社会受尽剥削、压榨的老工人，对毛主席无限热爱，对工厂的情况也比自己熟悉，选张师傅进入革命委员会比自己更合适。

当时，有的人想不通，严师傅就耐心地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大家一起逐字逐句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

严师傅还语重心长地和同志们说：“我们工人阶级跟着毛主席闹革命，并不是为了弄上一官半职，搞个人的小山头，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保卫工人阶级的领导权。

争席位、争核心的事咱们工人阶级最讨厌，最反对，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干！”工人们听了都说严师傅说得对，是工人阶级的心里话。

就这样，他所在的这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二百多名革命群众，一致推选对方组织的负责人张师傅参加“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工段的革命委员会很快建立起来了。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严师傅并不认为自己的责任减轻了，而是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想：我们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当革委会的委员一样要起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要作出好样子。

因此，他经常帮助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出主意、想办法。张师傅在革命委员会工作积极、肯干，获得同志们的好评。但是张师傅是水电焊工，对冶炼这一套不熟悉，在处理问题中有时觉得困难。严师傅知道后，就主动找张师傅谈心。

两人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教导，一起回忆厂内走资派迫害工人的种种罪行，两人越说越亲热。严师傅说：“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切，也能够领导一切，你就放开手脚大胆干吧！我们工人阶级有一颗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张师傅听了心里热呼呼的，劲头更足了，工段上革命和生产一月比一月好。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每当铁水出炉的时刻，严师傅总是手持钢钎干在最前面，他望着奔流的铁水，满脸挂笑，飞溅的钢花把他的笑脸映得更加通红通红。

“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严师傅是毛泽东思想哺育出来的千千万万工人中的普通一员。

沈炮宣

[yongbing1993]

文革中的教育改革是为工农兵的





毛泽东：“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学校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才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工人阶级掌握了学校大权，这是一场大变革，是一个大革命。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捣乱。

因此，今后的阶级斗争会更加深刻、更加复杂。

工人阶级必须管大学，也一定能管好大学。

驻上海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指战员和红卫兵小将座谈纪要

东风浩荡，喜讯频传。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又发出了极其重要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刚刚进驻上海复旦大学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驻校的空军部队军训团，以及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姚文元同志的重要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并且举行了座谈。下面是座谈纪要：

工　人　阶　级　必　须　管　大　学

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常委、红卫兵小将谭启泰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告诉我们，学校必须由工人阶级来领导，才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今天，毛主席亲自派来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是我们复旦历史上的转折点。看见工人同志来了，我们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我们决心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同工人、解放军一道，彻底埋葬资产阶级教育制度，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政委唐金文说：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们听了一遍又一遍，读了一遍又一遍。毛主席和我们工人阶级一个心眼啊！过去我也想进大学，也进过大学。是去读书吗？不是。在资产阶级掌权的旧社会，我连饭都吃不上，怎么能读得起书呢！我过去是给那些戴眼镜的洋学生、“少爷”捡球，挣几个钱来维持生活。解放前，我们为什么受苦受难？还不是因为没有权！解放后，在中国赫鲁晓夫的包庇下，一小撮坏蛋仍然控制着学校的领导大权，专我们的政。这一小撮坏家伙拚命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妄图把学校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前哨阵地，变成他们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阵地。一句话，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叫我们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我们决不答应！我们必须把领导大学的权紧紧地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要叫大学的天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天，要让大学的地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地，要让大学的人变成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誓把复旦大学改造成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必须把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老工人沈明兴说：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散布种种反动谬论，说什么“工人没有知识”，“学校不同于工业部门”，等等，硬把领导学校的大权从我们手中夺去，交 给他的孝子贤孙，让一群坏蛋专我们的政。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要我们工人阶级“永远领导学校”，要我们把“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历史彻底颠倒过来，这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决不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一定把这个重担挑好！

无产阶级的学校，就是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只能依靠无产阶级自己来培养。关系到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教育领导大权，我们不管谁管？！难道还让资产阶级老爷们管吗？不！绝对不能！

我们工人阶级不但要管工厂、管机器，还要管学校、管教育，还要管全国、全世界，我们工人阶级就是要管一切！

复旦大学学生、红卫兵小将王世清说：我们是劳动人民出身的子弟，抱着学知识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决心，跨进了学校的大门。可是十几年来，在学校听到、看到、学到的东西，使我非常失望。在学校里，找不到真正的老师，学不到真正有用的知识。指导我们学习的是资产阶级“权威老爷”，学习的是封、资、修的那一套腐朽没落的破烂。今天工人阶级跨进了复旦的大门，我心中非常激动。毛主席派来了工人阶级，冲开了被资产阶级统治的高等学府的深宅大院，庄严宣告工人阶级应该领导学校，而且要永远领导学校！从此，我们真正的老师永远进了学校。过去我们做的是资产阶级“权威老爷”的学生，今后我们要老老实实地一辈子做工人阶级的小学生。

工人阶级一定能管好大学

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团长郭三珍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有了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有了一切。我们工人阶级最忠于毛主席，心最红，眼最亮。有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有毛泽东思想给我们引路，我们什么也不怕，什么事情也难不倒我们！

当然，我知道，我们进大学后，会遇到困难，会有曲折，会有斗争。但是，只要我们坚决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坚决依靠革命的红卫兵小将和革命师生员工，在解放军战士的支持与帮助下，我们一定能管好大学，一定能搞好教育革命。

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第四连连长袁春华说：有人胡说什么“工人没有知识，不懂教育，管不了大学”。我说，不！大学有什么了不起！拥有九百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七亿人口的中国，我们工人阶级都管得了，几个大学有什么管不了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工人阶级和亿万劳动人民赶跑了霸占我国的外国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又摧毁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实践证明，真正不行的不是工人阶级，而是那些好摆臭架子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主席教导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工厂就有这样六个工人，他们都没有进过什么大学；可是，他们凭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在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样机的情况下，制造了生产上迫切需要的划线机。当这部划线机投入生产的时候，从外面跑来两名赫赫有名的所谓“权威”工程师。他们“依胡芦画瓢”，照着工人制造的划线机绘制成图，但是回去后却一直造不出划线机来。你看！两个称为“权威”的工程师，原来是两个大草包和大饭桶！那些不相信工人能管好大学的人，咱们走着瞧吧！

空军驻复旦大学军训团战士何佩真说：工人阶级心最红，眼最亮，最仇恨一切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言行，最痛恨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教育制度，最反对某些知识分子破坏国家财产、阻碍斗、批、改的“打内战”行动，最讨厌言行不一的空谈习气和两面派作风。学校大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就能保证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迅速落实，就能保证大学永远是无产阶级的天下。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指路明灯

上海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驻复旦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副团长郭三珍说：我们今天跨进了学校，掌握了领导大权。我们靠什么来领导，靠什么来完成斗、批、改的历史使命呢？最根本的就是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复旦后，就是要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突出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忘记狠抓两个根本。第一要狠抓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首先要抓好自己的学习，只有学好了，才能宣传好。我们工人阶级千带头、万带头，首先要带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头。对毛主席的每一个最新指示都要逐条逐句地认真学习，迅速贯彻落实，坚决反对“嘴上呱呱叫，行动不对号”的资产阶级恶劣学风。第二要狠抓阶级斗争不转向。毛主席教导我们：“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抓不抓阶级斗争，是工人阶级能不能长期占领学校的关键。我们要狠狠打击混进学校的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只有这样，工人阶级在学校才能永远扎下根，永远领导好学校。我们还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不断提高我们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只要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不忘工人阶级的本色，就一定能够在大学里站得住，立得稳，就一定能够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解放军誓做工人的坚强后盾

空军驻复旦大学军训团战士郑朝阳说：工人宣传队进驻大学是伟大的创举，它标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时代永远结束了，无产阶级自己掌握教育大权的时代开始了。复旦大学过去是中国赫鲁晓夫及其代理人把持的重点学校，阶级斗争一直很尖锐，很复杂。现在，工人阶级掌握了学校大权，这是一场大变革，是一个大革命。“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一定会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捣乱。因此，今后的阶级斗争会更加深刻、更加复杂。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柱石。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毛主席支持我支持。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长期留在学校，永远领导学校的过程中，我们要坚决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坚决支持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一切革命行动，誓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们要在实现教育革命的伟大战斗中，和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不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决不收兵！　（据新华社上海三十日电）

[yongbing1993]

刮起了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





毛主席：“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迅速传遍钢都，极大地鼓舞了鞍山广大军民。同鞍钢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斗争多年的老工人钱连发，听到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心情无比激动，手捧红色宝书，面对着毛主席像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钱连发这个一贯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的老工人，是鞍钢第三炼钢厂的锻工。十年前，他看见控制钢水流止的钢水罐压棒机常常控制不住钢水，焊了铸车、模子和运输铁道，一些技术“权威”眼看着却没办法。一九五九年，钱连发串连了一些老工人，决心要摸一摸这个“老虎屁股”。

几个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听说工人们要搞技术革命，脑袋晃得象拨浪鼓一样，压根儿就不相信工人阶级能搞出什么名堂。

当钱连发和一些工人搞出技术革新方案时，那几个光靠书本吃饭的技术“权威”连看都不看，就同党内走资派串通一气，对工人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革新方案打入了冷宫。

一九六三年，帝、修、反掀起反华大合唱，中国赫鲁晓夫和他们在各地的代理人也遥相呼应，刮起了一股复辟资本主义的妖风。

历史的车轮不容倒转，革命的烈火永远不灭。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掌舵，几只嗡嗡叫的苍蝇，丝毫阻挡不住工人阶级前进的步伐。

就在这时候，钱连发和一些老工人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的无产阶级感情，连续搞出四个革新方案。他们说：多炼一炉钢，就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也是对世界革命的有力支援！他们选定一个“外上塞头”方案，报送有关部门，准备进行试验。

被鞍钢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捧上了天的几个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摆出了一副资产阶级老爷的架势说：“老钱，你们的那个方案我们看了，可是我们查了二十多天资料，这个东西我们国家没有，外国也没有，根本不能进行试验。”

钱连发反问道：“照你们的意思，我们得永远跟着外国人屁股后面爬行，不能超过他们啦？”

一个反动的技术“权威”阴险地说：“科学实验不是开玩笑，你讲讲道理看？”

老钱理直气壮地说：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只要有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能创造一切！”

几个反动技术“权威”被老钱说得哑口无言，灰溜溜地溜走了。

一九六五年，钱连发来到钢铁研究所。那个鞍钢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望着图纸，别有用心地说：“老钱，你是一个锻工，搞这个东西干什么？”

老钱斩钉截铁地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支援世界人民革命！”

反动技术“权威”眨眨眼，好象不理解老钱的话，又问道：“你搞这个东西知道需要什么材料？用什么仪器测量？知道怎样计算吗？”

老钱一听，心中的火不打一处来：“你们说的那一套，没啥了不起的，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工人阶级更知道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为毛主席争气！”

大“权威”又威胁道：“我搞了几年了，用电动机带动都没有成功，你的图纸搞的还是用手开动，那能行吗！”

老钱说：“没有试验，下不得断言，反正我们有决心搞成功！”

工人阶级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老钱他们在和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派激烈斗争中，克服重重困难，反复实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绩。

钢水罐压棒机迎着阶级斗争的风雨就要诞生了。

听说要试出第一炉钢，鞍钢那个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从大楼上晃荡下来，远远地站在一旁准备看笑话。

钱连发这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工人，凭着一颗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忠诚的红心，熟练地掌握着出钢技术。

吊车刚把钢罐吊到钢锭模上方时，老钱转动堵头把手，没费劲就把钢罐口打开了，钢水象一条火龙倾泻下来，反动技术“权威”用电动机都不能打开钢罐口的神话彻底破产了！

工人们的心象钢花一样盛开怒放，顿时群情振奋，欢声雷动。革命职工的欢呼声象炮弹一样重重地打在一小撮反动技术“权威”的脑袋上，那个鞍钢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象斗败了的公鸡一样，缩着脖子不敢吭声了。

从小就给地主放猪扛活的钱连发，被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认为“什么也不懂”的普通工人，在科学实验的战场上连打胜仗，捷报频传。

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高贵”人物却在科学实验道路上出尽洋相，连栽跟头。正如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指出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鞍革新　向东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