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久也
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
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
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
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
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
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
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
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
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
《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关于美国白皮书和艾奇逊的信件，我们业已在三篇文章（《无可奈何的供状》、《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中给了批评。
这些批评，业已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民主人士的广泛的注意和讨论，他们并发表了许多正确的和有益的声明、谈话或评论。各种讨论白皮书的座谈会正在开，整个的讨论还在发展。讨论的范围涉及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一百年来的中外关系，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力量的相互关系，国民党反动派和中国人民的关系，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民主人士在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应取的态度，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在整个对内对外关系中应取的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新阴谋如何对付，等等。这种现象是很好的，是很有教育作用的。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
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需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
过去关于这种讨论之所以没有获得机会，是因为革命还没有得到基本上的胜利，中外反动派将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区隔绝了，再则革命的发展还没有使几个矛盾侧面充分暴露的缘故。
现在不同了，大半个中国已被解放，各个内外矛盾的侧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来，恰好美国发表了白皮书，这个讨论的机会就找到了。
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
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
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在几星期以前，在白皮书发表以前，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
老奸巨猾的英帝国主义及其它几个小帝国主义国家，至今还是如此。
后起的，暴发的，神经衰弱的，一方面遭受人民反对，另方面遭受其同伙中一派反对的美国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认为以公开暴露若干（不是一切）反革命真相的方法来和他们同伙中的对手辩论究竟哪一种反革命方法较为聪明的问题，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他们企图借此说服其对手，以便继续他们自认为较为聪明的反革命方法。两派反革命竞赛，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说我们的法子最好。争得不得开交了，一派突然摊牌，将自己用过的许多法宝搬出来，名曰白皮书。
这样一来，白皮书就变成了中国人民的教育材料。多少年来，在许多问题上，主要地是在帝国主义的本性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本性问题上，我们共产党人所说的，在若干（曾经有一个时期是很多）中国人看来，总是将信将疑的，“怕未必吧”。
这种情况，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五日以后起了一个变化。艾奇逊上课了，艾奇逊以美国国务卿的资格说话了，他所说的和我们共产党人或其它先进人们所说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结论来说，如出一辙。这一下，可不能不信了，使成群的人打开了眼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艾奇逊在其致杜鲁门的信的开头，提起他编纂白皮书的故事。他说他这本白皮书编得与众不同，很客观，很坦白。“这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凡是找到了的材料都没有删略，尽管那里面有些话是批评我们政策的，尽管有些材料将来会成为批评的根据。我们政府对于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能够感应，这便是我们的制度的固有力量。这种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正是右派和共产党的极权政府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
中美两国人民间的某些联系是存在的。经过两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联系，将来可能发展到“极亲密的友谊的”那种程度。
但是，因为中美两国反动派的阻隔，这种联系，过去和现在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
并且因为两国反动派向两国人民撒了许多谎，拆了许多烂污，就是说做了许多的坏宣传和坏事，使得两国人民的联系极不密切。
艾奇逊所说的“极亲密的友谊的联系”，不是说的两国人民，而是说的两国反动派。
在这里，艾奇逊既不客观，也不坦白，他混淆了两国人民和两国反动派的相互关系。对于两国人民，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美两国反动派的失败，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事，目前的这个时期，是一生中空前地愉快的时期。
只有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和其它美国反动派，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李宗仁、白崇禧和其它中国反动派与此相反，确是“生平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
艾奇逊们对于舆论的看法，混淆了反动派的舆论和人民的舆论。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
几年来，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反对美国政府的反动的对外政策，他们是充耳不闻的。什么是艾奇逊所说的“有见识的和批评性的舆论”呢？就是被美国共和、民主两个反动政党所操纵的许许多多的报纸、通讯社、刊物、广播电台等项专门说谎和专门威胁人民的宣传机关。
对于这些东西，艾奇逊说对了，共产党（不，还有人民）确是“都不能忍受，都不肯宽容的”。于是乎帝国主义的新闻处被我们封闭了，帝国主义的通讯社对中国报纸的发稿被我们禁止了，不允许它们自由自在地再在中国境内毒害中国人民的灵魂。
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极权政府”的话，也有一半是说得对的。这个政府是对于内外反动派实行专政或独裁的政府，不给任何内外反动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动的权利。
反动派生气了，骂一句“极权政府”。
其实，就人民政府关于镇压反动派的权力来说，千真万确地是这样的。
这个权力，现在写在我们的纲领上，将来还要写在我们的宪法上。
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
这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是一个护身的法宝，是一个传家的法宝，直到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的阶级被彻底地干净地消灭之日，这个法宝是万万不可以弃置不用的。
越是反动派骂“极权政府”，就越显得是一个宝贝。
但是艾奇逊的话有一半是说错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对于人民内部来说，不是专政或独裁的，而是民主的。
这个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
这个政府的工作人员对于人民必须是恭恭敬敬地听话的。
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评的方法，教育人民。
至于艾奇逊所说的“右派极权政府”，自从德意日三个法西斯政府倒了以后，在这个世界上，美国政府就是第一个这样的政府。
一切资产阶级的政府，包括受帝国主义庇护的德意日三国的反动派政府在内，都是这样的政府。南斯拉夫的铁托政府现在也成了这一伙的帮手。
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
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佛朗哥、蒋介石等人的政府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地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
美国政府现在还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国反动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颜色，比起华盛顿、杰斐逊、林肯的朝代来是差远了，这是阶级斗争迫紧了几步的缘故。
再迫紧几步，美国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
大家可以看出，艾奇逊一开口就错了这许多。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反动派。
至于说，他的白皮书是怎样一个“坦白记录”这一点，我们认为坦白是有的，也是没有的。艾奇逊们主观上认为有利于他们一党一派的东西，他们是有坦白的。反之，则是没有的。装作坦白，是为了作战的目的。
【胡耀邦是怎样搞乱西藏新疆的？- 邓力群 】
作者：邓力群
胡耀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邦、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
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工。
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
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
另外，本来阴法唐（时任西藏第一书记）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
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耀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干部。
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
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
问题解决不了，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耀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个离不开”。
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
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
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耀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
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胡耀邦反对安全生产，80年代初提出所谓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下，本来属于国家所有的矿山资源，成为各种社会势力争抢的对象，被少数人霸为己有，不顾后果的胡挖乱采。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矿主们挑肥弃瘦，大量本来可以采掘的珍贵资源被抛弃，原本可以开采数十年的资源，在群挖群采的无序状态下，矿山寿命大大缩短，早早就夭折了。
而且在“有水快流”政策指引下，取消了地质条件摸底和安全措施投资，导致最近20多年来，中国每开采百万吨煤的生命代价急遽上升五倍多。当胡耀邦提出有水快流政策时，原煤炭部部长韩英（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曾经坚决反对这一决定，并找胡当面提过意见，但一切都没用。
1979年3月，胡耀邦允许西藏流亡政府方面派出的代表团前往西藏。
1980年3月，胡耀邦召开“西藏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发表“六件大事”：
西藏要有自主权，西藏干部要敢于保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对西藏农牧民实行免税、免征购。
变意识形态化的经济政策为实用主义的经济政策。
大幅度增加北京给西藏的财政拨款。
加强藏文化的地位。
汉人要把西藏的权力让给藏人。
他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遭到党内左派的强烈批评，认为是民族工作的错误倾向。邓小平决定收回胡耀邦的报告。当时西藏第一批汉族干部撤离已经完成，第二批撤离停止，一切恢复原样。胡耀邦继续坚持民族问题要批左，1980年、1984年他主持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都是批左。
1980年4月，胡耀邦在西藏进行实地调查，震惊于西藏的贫困，并承认之前的极左路线给藏民带来了许多苦难，这些举动令西藏人民对胡耀邦深切怀念。在1981年7月接见了达赖喇嘛的二哥嘉乐顿珠[62]，期间提出了“关于达赖喇嘛回国的五条方针”。
1980年5月29日胡耀邦和万里在西藏考察时，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西藏六条”，其中一条是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藏族干部占到西藏地区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汉族干部离开西藏是光荣的。并建议把80%的汉族干部从西藏撤离。
这些建议引起新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共鸣。同年7月10日至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新疆工作座谈会，胡耀邦提出了新疆六条，提出从新疆调回汉族干部的决定。但最后由于新疆民族主义高涨以及王震的反对，决议没有通过。
1981年，在胡耀邦的民族政策指示下，中国确定了蒙古语标准音，图兰语标准音和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拉丁图兰文及蒙古语音标。中央1984年5号文件关于对少数民族中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即“两少一宽”）。
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通过，正式确立了以少数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此外，胡耀邦在任期间，还出台了《一九八〇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规定》、《关于对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企业给予低息贷款的通知》，每年递增10％民族自治区定额补助的《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政管理体制的暂行规定》等对少数民族有利的政策文件。在他的民族政策指导下，全国新增了很多自治县。
年初五，福建一艘近海又是浅海作业区的小艇，在金门海域收渔网时，被台湾军方驱离撞击后翻艇，导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死亡。这种小艇不是渔船，适用于近海浅海放网收网时使用。
对此，大陆走资派特色政府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时强调：“多年来，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为保障两岸渔民正常作业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在沿海多地设立台湾渔民接待设施，为台湾渔船和渔民提供避风、补给、抢险、救助等相关帮助。反观台湾方面，一段时间以来，民进党当局以各种借口强力查扣大陆渔船，以粗暴和危险的方式对待大陆渔民，这是导致这起恶性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
《两岸一家亲》？！只是中国大陆走资派的一厢情愿。先回忆一下历史事实：
台湾当局再扣我五渔民：永远记得那些年对岸制造的血案吗 ？
不久前，台当局通过了《海岸巡防机关器械使用条例》，正式赋予了海巡部门的自主确定时机，在执行公务时开枪用炮的权利。其自主确定的两个条件是:受到武力威胁和联系不上上级，现场指挥官有权命令射击。
从这个法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清晰的事实，那就是台当局为弥补军队不足的困境，开始将海巡这样的行政执法部门武装化，其打着有利执法的口号下，到底是针对谁？一目了然。
在1990年的平潭县，清晨赶海的渔民，在海边发现一艘搁浅的渔船，船体上写着“闽平渔5540号”，当好奇的人们，走进船只，却发现空无一人，而船体完好，又不像是遭受了什么海难，于是有几个胆大的人登船查看，结果他们发现，原本装鱼获的舱室被人用木板在外面死死钉住。在撬开木板之后，里面的气息和现状让一众人瞬间吓尿。尸体，满仓的尸体。我公安人员闻讯赶到后，立刻安排将全部木板拆下，半个小时之后，两个船舱展露在人们面前，其中一个有11具尸体，另一个有14具尸体，和一名奄奄一息的幸存者。
面对如此重大惨案，大陆公安机关立刻进行了法医鉴定，确认这些人员无外力损伤，全部死于窒息。而经过救治，已清醒的幸存者林里诚讲述了他们的故事。
原来他们是常年游走两岸的渔民，因为大家都是同胞，语言也相近，于是就和对岸的渔民做起了小生意，这一次他们装载着中药材和酒水等小商品，前往交易。结果遇到了台军的检查，当时他们被对岸军警用胶带绑住了双手，全副武装的军警用木棒把他们赶到舱室，其中一个军官模样，背着冲锋枪的军官，拿来一包铁钉，交代下属，将舱门从外钉死，任其自身自灭。
船舱最矮处仅有0,76米，几十个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很快就缺氧，尽管他们大声呼救，但最终还是一个一个的倒下，林里诚靠着船舱边一个微小的缝隙，支撑到获救。
虽然不知道是否是台当局的命令，但参与该行为的台军执行人员的行径来看，完全是赤裸裸的有预谋，有组织的谋杀~
而对此，时任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嘉奖台军，并宣称他们的行为没有问题，要求岛内民众体谅一线执法人员的难处。并把大陆渔民的不幸归结为是他们自己的械斗和分赃不均。而我法医部门在第一时间就查验过，无任何表面伤痕，械斗说根本是推卸责任的伎俩。
一波未平，紧接着一个月后，又发生了闽平渔5202号事件，当时这艘船载着50名被岛内遣返的偷渡客，送回大陆。因为一个月前的惨案引起岛内哗然，这次还派了两艘巡逻艇和6名立法委员，记者随船监督。
可就在航行途中，突然台军文山舰全速驶来，发生碰撞，当时小小的渔船瞬间被撞成两半，而奇怪的是，随行监督的巡逻船只在旁边观望，完全不予以施救，不知道是向上汇报，还是另有目的，总之两个小时后，救援开始，但最终导致了21人遇难，仅有29人被解救。
而这次，台当局再次强调是因为作业困难和现场环境不好，等等因素。岩里政男仍然是为当事者站台，要求岛内体谅执法者的艰难，等等。
总之，这两项事件，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均没有得到最终的真相，亡魂依旧飘荡难安。
有了台当局的偏袒，前线的执行者更加肆无忌惮。从1990年至1994年5月仅4年的时间里，因为遭到台军警的突然射杀，大陆渔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伤112人。
另一项统计显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间，台军警在遣返大陆私渡去台人员时，闷死、撞船淹死大陆人员计46人，越过所谓“中线”闯入大陆这一侧强行抓走大陆渔民的作业渔船达223艘，非法逮捕关押渔民3160余人。
更邪恶的是，台岛当局允许任何国家或地区的渔船入港避风，却唯独不允许大陆渔船入港，因此每年发生暴风时，几乎都有大陆渔民因被拒绝入港而发生船翻人亡的惨剧。
2006年之后，随着中国大陆海军海监力量崛起，加上两岸三通、服务贸易等惠台政策和项目开始启动或落实，这类情况才开始减少。
但是随着蔡英文的上台，有计划的献媚美日主子，同时又为了掩盖自身实力不足，不敢在军事上挑衅的现实。色厉内荏的他们，又再次规模的打着执法的外衣，有计划的针对大陆渔民开始了攻击。
2017年1月16日，日本渔船大量闯入抢夺大陆渔业资源，但台湾海峡另一侧的海巡则一方面要求台岛渔民禁止驶入该传统渔场，给“皇军”让路。一面对大陆大陆渔民越线着给予水炮攻击。
2017年5月7日，台澎湖海巡队6日清晨再次闯入所谓“中线”海域的大陆一侧查扣一艘中国大陆渔船，并且还公然开枪伤打伤两名大陆渔民。
2018年8月23日，一艘自福建省泉州市祥芝港出港的大陆渔船被强制登检扣留，船上渔获约2000公斤海产品以及部分渔业设备被台岛军警全部抛入海中，其余用具和18名船员被台方面非法扣留。
而这已经是当月台岛方面对大陆渔民进行的至少第6次袭击事件了。
2019年1月10日，以“越界”为由，强行扣走一艘大陆渔船及逮捕船上6名渔民。7月9日，在台中港外约28海里，再次扣押大陆渔船，将船上300公斤渔获实施海抛，并将船上35岁黄姓船长等11人逮捕，然后勒索120万元人民币必须交齐才肯放人。
2020年7月24日深夜，在大陆地区疫情肆虐的灾难时刻，对岸又非法扣押大陆渔船，将鱼获和设备抛弃大海，然后扣留全船渔民。
..........还有很多很多，统计的只是冰山一角，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2023年4月16日，一艘大陆渔船在苗栗外海作业，被台海巡部门强行要求检查，在遭到拒绝后，台海巡部门穷追不舍，强行登船，并将海货2000公斤海抛，大陆11名船员被抓走。
这件事也是台湾海巡部门此次设立开火权利的由头，他们的理由是，万一追不上，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执法，所以要求开枪开炮。
2023年5月17日中午12时许，马组海巡队，在东引水域查扣大陆渔船“霞下浒水0323”，并扣押大陆5名渔民。
桩桩件件，哪有亲中爱台，哪有“两岸一家亲““？政客的话术权谋，掩盖不了数十年来大陆沿海渔民的斑斑血泪。大陆走资派的强势崛起，解放军的日益强大，嚇阻不了这些魑魅魍魉，至今天，及将来，台湾海峡上空恐怕还不知道还要增加多多少大陆渔民的冤魂。
最后，我们只想问一句，大陆渔民在中国台湾省海域进行渔业作业，有问题吗？空喊口号有什么用？为了“两岸一家亲““？要用多少大陆渔民的血泪和命来祭。
人性中所体现的世俗、贪婪、丑陋、乖张、孤独。如何解决？在一切向钱看的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己成癌症。
世俗化：是指魔鬼撒旦统治下的此世。世俗化一词的使用，也曾有一个变化的历史。它最初用于宗教战争结束之时，表示原被教会控制的领土或财产从教会手中的转移。在罗马教会法规中，这个词又表示有教职的人回归世俗社会。后来，在反教权主义的圈子里，它开始被用来表示现代人脱离宗教保护而获得自由，而在与传统教会有关的圈子里，它则作为异教化、非基督教化的代名词因此受到攻击。
贪婪是一种强烈而自私的欲望，想要拥有更多的东西，通常是金钱或权力。圣经中有很多警告，告诉我们不要屈服于贪婪并渴望财富。耶稣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路加福音12:15)。"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马太福音6:19,24b)。耶稣追求赚取金钱吗？不。相反，他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哥林多后书8:9)，并且"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马太福音8:20)。耶稣也没有追求权力。他又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在服侍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作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3-45)。
贪婪和对财富的渴求是陷阱，会带来毁灭和破坏。"贪财是万恶之根，"基督徒被警告，"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见提摩太前书6:9-10,17-18)。贪婪，或者有想要更多的过度或贪婪的欲望，就是偶像崇拜。以弗所书5:5说："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需要记住的原则包含在希伯来书13:5中："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
问题在于爱钱，而不是金钱本身。爱钱是一种罪，因为它阻碍了对神的崇拜。耶稣说，有钱人很难进入神的国。当这位富有的年轻统治者问耶稣他应该做什么来继承永生时，耶稣告诉他卖掉他所有的财产，把钱分给穷人。"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见马太福音19:16-22)。通过教导他放弃他的金钱，耶稣指出了这个年轻人的主要问题：贪婪或爱钱。这个人不能追随基督，因为他在追随金钱。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妨碍了他对神的爱。
贪婪拒绝满足。通常情况下，我们得到的越多，想要的就越多。物质的财产不会保护我们——在今生或永远。耶稣在路加福音12:13-21中关于无知财主的比喻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再说一次，金钱或财富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们对它的态度。当我们对财富有信心，或被贪得无厌的欲望所消耗时，我们就不能给神应得的荣耀和敬拜。我们要侍奉神，而不是浪费时间去发财(箴言23:4)。我们内心的渴望应该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忧虑我们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见马太福音6:25-34)。
目前社会中的问题：普遍存在的丑陋与粗鄙化，以及人们对此问题的漠视，乃至反审美倾向下对“丑陋”的推崇。当然，这些问题不仅仅属于那些特定年龄特定阶层的中国男性，也同样属于同一社会体中的女性，以及文艺圈、作家圈和大众学术圈。看看正襟危坐的走资派官员们，看看体制内生存造就出的乌泱乌泱的拥有谄媚面孔和鄙俗灵魂的知识分子、作家们。看看教育制度下塑造出的一拨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说谎者，欺骗者。这些无论是身体还是灵魂都伤痕累累的人们，都呈现出某种反审美特征。这种丑陋是全方位的丑陋，既关系身体，也关系精神。
对于资本主义的审美趣味更是颇多批判：消费时代通过传媒表达出审美意识形态，塑造出的美丽原型依然尤其阶级属性。那些“帅气”的人往往不是底层而是精英。不论人种，一个人，无论长相如何，拥有营养充足充分发育身体保持健康的身体，以及自由生长的灵魂和人之为人的起码尊严，都是看起来像模像样的前提，也是建良善的正常生活必须的前提。但这些，在当下中国社会依然是稀缺品。所以，现实的问题是，即便中国富有阶层或者知识分子努力健身，去美容院，买贵的衣服，所有这些都做到了，他们会看起来帅些吗？深表怀疑。
性格暴戾、乖张的人，不一定面相凶狠，而是喜好用这3种语气说话。一个真实的案例，在2018年的6月份，中科院一名硕士研究生谢某收到了很久都不联系的高中同学周某的信息，谢某兴高采烈地接待了周某，并且请周某在饭店吃饭。
就在吃饭的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生了，周某突然想毫无防备的谢某连刺数刀，在将谢某扑倒在地之后，又连捅了数刀，就这样，原本兴高采烈出来见老友的谢某倒在了血泊之中。
是什么导致了多年不见的老友做出如此穷凶极恶的行为？
原来，在高中时期，周某和谢某都是班上的顶级学霸，但周某的成绩更胜一筹。高考的时候，周某顺利地考入了四川大学，结果，大学生活还没过几个月，周某便退学复读了，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志不在此，清华北大那样的大学才是他应该读的大学。
但是，在第二年高考的时候，还是没能如愿，考到了西安交通大学 。
自此，周某每日郁郁寡欢，在上大学期间，沉迷于游戏无法自拔，成绩日益下滑，还有数门挂科的学科，由于一再挂科，周某也失去了本硕连读的机会，而当年与自己一同高考考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谢某，却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了中国科学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
问题的根源出在了2年前的一次大学同学聚会，当时谢某得知周某的学习状态不好之后，曾经规劝过他几次，没想到好心的规劝竟把自己送上绝路。
在警方抓获周某之后，问其杀人动机时，周某表示，就是因为谢某的话深深地刺伤了自己。
这个案件最可怕的就在于这个荒诞的起因，仅仅因为几句规劝的话语就对同窗好友痛下杀手，曾经那个一起读书吃饭，一起把酒言欢的同学，在多年之后竟把自己送上绝路，这是一般人都无法想象的。
也许看到这里你会感到震惊，因为你的潜意识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这个案件最根本的问题根本就不是出在语言上，而是出在心理上，人心即鬼蜮，你是否开始感觉到自己再也无法判断自己的那些话会不小心触动他人内心的禁地了？
但是，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的暴力，在心理学范畴之内，有一种叫做边缘型人格的人格缺陷，这种人格缺陷是指一种人际关系、自我形象、感情不稳定和显著冲突的心理学模式。
在《天才变态狂》一书中，将影响个体成为这类人的因素总结为以下三点：1、脑部受过外力损伤，造成例如前额叶皮质损伤；2、与成长环境、父母教育以及受教育程度相关；3、基因的突变，人体内有一种基因突变被称作是战士基因。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鉴别这类人呢？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对他外在形象的观察来看，人类的内心活动是隐藏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他的眼神、语言、动作等方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
而最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通过他的语言来判断。
从语言心理学的层面来看，真正携带暴力的人，并不一定是面露凶光的人，但是他们的语言一定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1、在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情况下，对他人发出命令式的语言；
2、在与人交谈的时候，不断地引导对方顺着自己的思路走；
3、在谈话期间情绪起伏比较明显。例如声音的变化，动作幅度的变化等等。
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他人或社会隔离与疏远的感觉和体验，而非客观状态； [1]是一个人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的自我封闭，孤独的人会脱离社会群体而生活在一种消极的状态之中。
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具有各种各样的社会需要，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当某种社会需要得不到满足，或者对社会关系的渴望与现实拥有的实际水平产生差距时，人们就会感到孤独。孤独是一种主观自觉与他人或社会隔离与疏远的感觉和体验，而非客观状态。一个人可在众人参与的生活环境中，或者在众皆欢乐的热闹社交场合而仍深感孤独，也可在漫长的独处中毫无孤独感。孤独是一种令人不愉快的负性情绪体验，在孤独心态下人们往往会感到寂寞、郁闷、焦虑、空虚、无助、冷漠甚至绝望，常伴有铭心刻骨的精神空落感。心理学家弗洛姆认为，人也许能够忍受诸如饥饿或压迫等各种痛苦，但却很难忍受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虽然轻微的、短暂的孤独不会导致心理与行为的紊乱，但长期的或严重的孤独则可引发某些情绪障碍，降低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因之而出现的各种无聊发泄的攻击行为或其他行为问题，以及各种心理疾病和思想问题理应引起人们的关注。
孤独产生的原因很复杂，它是一种综合因素的产物，是每个人所遭遇的内外环境中的种种不利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比如外环境因素的不利影响 ；有的环境很容易让人感到孤独，在人烟稀少的环境中，或独自一人处在某种环境中，即使有与人交往的愿望，但却没有交往的对象，如长期在工作、勘探的人，驻守边防的军人，单身独居的人，都会经常感到孤独。在陌生的环境中也同样如此，有些环境尽管热闹，但对某个人而言却是陌生的、不熟悉的，因为没有朋友、没有熟人，却要独自面对许多问题，承受许多压力，无法从他人那里得到帮助，也无法同他人进行必要的交流联络，于是就会感到特别孤独。
情感缺乏。在一切成熟的人际关系中，都免不了失望的成分。每个人都应该学会面对失望。但为什么有人做不到呢。心理治疗师莫·勒阿在巴黎主持一家心理咖啡馆，她解释说 ：“罪魁祸首就是这句抱怨：‘没人喜欢我’。”在她看来，这样的抱怨总是来自那些童年时期缺乏爱，或至少觉得没有得到足够爱的人。她认为：“没有哪家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但可惜有很多父母并不懂得如何表达他们的爱。”
溺爱：那么溺爱呢，“被溺爱的孩子也会造成同样的后果：溺爱环境下长大的孩子习惯了有人宠护着。成年之后，他们会向别人成倍地索求，觉得人人都该对他好。”他们对爱的无度索求和永不满足，往往吓跑身边的人。当然，毫不奇怪，其他人的这种反应更是让他们确信：“没人喜欢我”
自恋：不习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总是归罪于他人，怪别人没有对自己付出更多，这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勒巴斯蒂认为：“他们对一切的解释都是从自己出发的。”在这种自我中心的背后，隐藏着深深的自我陶醉和过度敏感。艾丽·昂贝则认为，对他们来说，被人爱总意味着“最受宠爱”。她说：“他们寻求的不是爱，而是最爱。”为了保护自己，这种人往往不自觉地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人，就像勒巴斯蒂所说：“跟自责相比，责怪他人不爱自己当然更为容易。”
缺乏自信因为不自信而感到孤独。
与周围保持不好合适的距离（“哲学因素”）。
美学、社会学、生物学、心理学等各个学科著作中“可以”找到无数有关论述。具体地说，也是一种见不得别人变好的心态，原因在于：没有跟身边人建立起信赖关系（或说确立自己的交往信赖制度）。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作者：毛泽东（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
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美国资产阶级发言人艾奇逊，不但是因为艾奇逊明确地供认了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这样一种事实，使得中国的先进分子有证据地去说服落后分子。不是吗？你们看，艾奇逊自己招认了，最近数年的这一场使得几百万中国人丧失生命的大血战，是美国帝国主义有计划地组织成功的。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又不但因为艾奇逊公开地宣称，他们要招收中国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分子，组织美国的第五纵队，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因此引起了中国人特别是那些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人的注意，大家相约不要上美国人的当，到处警戒美帝国主义在暗地里进行的阴谋活动。中国人之所以应当感谢艾奇逊，还因为艾奇逊胡诌了一大篇中国近代史，而艾奇逊的历史观点正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观点，就是说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历史观。驳斥了艾奇逊，就有可能使得广大的中国人获得打开眼界的益处。对于那些抱着和艾奇逊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观点的人们，则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艾奇逊胡诌的中国近代史是什么呢？他首先试图从中国的经济状况和思想状况去说明中国革命的发生。在这里，他讲了很多的神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按照艾奇逊的说法，中国是毫无出路的，人口有了四亿七千五百万，是一种“不堪负担的压力”，革命也好，不革命也好，总之是不得了。艾奇逊在这里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他没有说出来，却被许多美国新闻记者经常地透露了出来，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将永远是天下大乱，只有靠美国的面粉，即是说变为美国的殖民地，才有出路。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吗？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个解决了土地问题的老解放区，难道还有如同艾奇逊所说的那种“吃饭问题”存在吗？美国在中国的侦探或所谓观察家是不少的，为什么连这件事也没有探出来呢？上海等处的失业问题即吃饭问题，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酷无情的压迫和剥削的结果。在人民政府下，只消几年工夫，就可以和华北、东北等处一样完全地解决失业即吃饭的问题。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5]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西方的影响”，这是艾奇逊解释中国革命所以发生的第二个原因。艾奇逊说：“中国自己的高度文化和文明，有了三千多年的发展，大体上不曾沾染外来的影响。中国人即使被武力征服，最后总是能够驯服和融化侵入者。他们自然会因此把自己当作世界的中心，把自己看成是文明人类的最高表现。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突破了中国孤立的墙壁，那在以前是不可逾越的。这些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带来了发展得盖世无双的西方技术，带来了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一部分由于这些品质，一部分由于清朝统治的衰落，西方人不但没有被中国融化，而且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艾奇逊说得很有点像。西方的新观念输入了中国，引起了革命。
革什么人的命呢？因为“清朝统治的衰落”，向弱点进攻，是革清朝的命了。艾奇逊在这里说得不恰当。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艾奇逊所说的“西方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八四八年）中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用恐怖的方法去改造世界。在这个影响或改造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需要买办和熟习西方习惯的奴才，不得不允许中国这一类国家开办学校和派遣留学生，给中国“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随着也就产生了中国这类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时并使农民破产，造成了广大的半无产阶级。这样，西方资产阶级就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都是帝国主义替自己造成的掘墓人，革命就是从这些人发生的。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
在这个反抗运动中，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艾奇逊是帝国主义政府的发言人，他当然一个字也不愿意提到帝国主义。他将帝国主义的侵略，说成“外来者带来了进取性”。看啊，多么美丽的名称——“进取性”。中国人学了这种“进取性”，不是进取到英国或美国去，只是在中国境内引起了“骚动和不安”，即是革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命。可惜没有一次成功，都给“进取性”的发明人即帝国主义者打败了。于是掉转头去学别的东西，很奇怪，果然一学就灵。
“中国共产党是在二十年代初期，在俄罗斯革命的思想推动之下建立起来的”。艾奇逊说对了。这种思想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思想，和艾奇逊所说的西方资产阶级的“为以往的侵入者所从来不曾带入中国的高度文化”相比较，不知要高出几多倍。其明效大验，就是和中国旧的封建主义文化相比较可以被艾奇逊们傲视为“高度文化”的那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一遇见中国人民学会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文化，即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就要打败仗。被中国人民学会了的科学的革命的新文化，第一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第二仗打败了帝国主义的又一名走狗蒋介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对于中国红军的拦阻，第三仗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汪精卫，第四仗最后地结束了美国和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及其走狗蒋介石等一切反动派的统治。
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
非常奇怪，“苏维埃的学说和实践，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和原则，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和党的组织方面，有相当的影响”。被艾奇逊们所傲视的西方的“高度文化”，对于孙先生的影响怎么样呢？艾奇逊没有说。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当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艾奇逊不敢说苏联人是帝国主义侵略者，孙中山是向侵略者学习。那末，好了，孙中山可以向苏联人学习，而苏联人并非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什么孙中山的继承者，孙中山死后的中国人，就不可以向苏联人学习呢？为什么孙中山以外的中国人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了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并使之和中国的特点相结合，发动了中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就叫做“受苏联控制”，“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呢？世上有这样高明的逻辑吗？
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比方美国的国务卿艾奇逊之流，他们对于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认识水平，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普通战士的水平之下。
至此为止，艾奇逊以一个资产阶级大学教授讲述无聊课本的姿态，向人们表示他在寻求中国事变的因果关系。中国之所以发生革命，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你们看，他好像是一个因果论者。接下去，他就连这点无聊的伪造的因果论也不见了，出现了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变。中国人就是那样毫无原因地互相争权夺利和猜疑仇恨。斗争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的精神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莫名其妙的变化，一方极度下降，降到零度以下，另一方极度上升，升到狂热的程度。什么原因呢？谁也不知道——这就是艾奇逊所代表的美国的“高度文化”中所固有的逻辑。
除夕夜，电视开着，家人一致集体吐槽春晚越来越没意思了。是啊，制作规模倒是越来越大，可内容倒是越来越不敢恭维。
不只“才子佳人”早已回到春晚，近几年更是添了不少新花样。今年春晚对唐朝独霸天下的辉煌可是很欣赏，几个节目都与唐朝有关。
一群现代人，穿着唐朝的衣服，教导现代人温良和礼仪，实在是有点搞笑。在唐朝，老百姓在马路遇到官老爷们的轿子，还得跪着迎接哩！如果唐朝李氏能做到对农民温良，也就没有黄巢的事了。
当然，这样的吐槽也只是过过嘴瘾，抱怨几句，对于想探寻本质的人，显然是没有力度和。切西瓜就得用刀砍，劈一刀，左一瓣，右一瓣，拿根绣花针捅来捅去，实在是没啥劲。
从表面来看是导演、编剧、明星们对人民群众的生活不了解，对老百姓的诉求不关心，导致春晚逐渐流于形式，成为了一项为了完成而完成的任务。
毕竟站着和坐着的不少人，12小时的收入就抵得上普通老百姓家庭一辈子积蓄，一顿饭就是打工人一年工资，他们是不晓得老百姓的艰难，不晓得有些大娘为了省三两块钱，宁愿在寒冬里多走两里地去便宜的菜市场买更便宜的打折菜。
从根本来看是工人逐渐成为弱势群体，成为社会的底层，哪个会看底层的眼色？我自己满意就好，老百姓，哪懂什么是艺术、什么是表演。
我认为比较好的春晚节目是早期牛群的一些小品，比如1990年《小偷公司》和1988年《巧立名目》，小时候过年时期经常放映。
《巧立名目》里国企科员通过编造原因申报，拿人民的钱消费，吃完国外科学家纪念日，又准备吃国内科学家纪念日，讽刺简直拉满。
《小偷公司》里100个人的“小偷金融有限公司”，只有两个小偷负责偷窃，剩余98个全是领导干部，小偷意识到危险，上报领导，领导层层上报，结尾小偷公司被整个抓铺，小偷叹息“官僚主义害死人”，对于讽刺社会现象深刻又生动。
里面那副对联，“上联：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不服不行”，对社会实是真实写照。
想想看，这些小品已过去了30多年了。春晚从80年代末到现今，作品中的群众立场和艺术水准总体是逐年下降。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荧幕上工人的形象变化根本原因是工人阶级在现实社会中地位的变化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具体体现。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刚踏入“春天的故事”，资产阶级还在萌芽，阶级对立还不凸显，思想界和文艺界还留有较浓的毛主席时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文艺工作者和导演们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还是较为了解，工人阶级还有一定的力量，所以春晚的一些作品挺受当时群众欢迎，现在看还有较好的艺术批判力。
到了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1999年黄宏小品《打气》里“咱国家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搭配1997年刘欢《从头再来》“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进风雨，……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真是好戏连连。
像刘欢、黄宏这样的名人是不会担心下岗捡烂菜叶吃，吃烂白菜叶的只有下岗失业的工人。
国企面临改制，几千万的工人被辞退自谋生路，工人成为被挑来挑去的雇佣商品，东北逐渐成为一些黑势力的理想家园，工人成了“个体万元户先进代表”们的耗材。
春晚比较有典型代表的是赵本山。赵本山从早期1990年《相亲》中饰演徐老蔫这个还算淳朴老实的老百姓到1995年《牛大叔提干》中为人正义的牛大叔，到21世纪前后的2001年《卖拐》、2002年《卖车》2005年《功夫》中饰演的角色成了职业忽悠人为生的骗子，剧情中徒弟们“苦肉计”给范伟下跪的场景体现了浓厚的封建师徒制，这和平等实在相差甚远，这跟赵本山本人收徒，徒弟要下跪“三拜”，此刻艺术和现实重合！
以至于现今电视剧、电影等作品中穷人几乎消失，要不就是被贴上愚蠢、素质低、没文化、好吃懒做等的标签。而与之相反的是，曾经的镇压对象资本家们，成了个个富有涵养、品味高雅、聪明智慧、谦逊有礼、关心员工、救济穷苦的大善人形象。这跟打工人在现实里遇到的996资本家们，好像是俩种生物。
工农兵在影视剧中形象的变化，是随着中国的企业产权而变化的。
中国的企业大概经历了这样的阶段：
一阶段（1949—1956）清点改造
建国初，扣押原国名党官僚资产阶级和阻碍解放，逃亡海岛的资本家占有的企业和资产，（稍值钱的基本都被带往东南边的海岛、香港、国外，带不走的机器被毁坏、炸毁），同时在全国推进土地革命。
1953年后实现三大改造，其中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推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大发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通过赎买的方式购买私人资本家企业股份，迅速把生产资料少数人私有的方式转变成为了社会主义大多数人掌握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这个时期虽然原私人资本家还掌握着大量分红现金，但已经不能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雇佣工人的方式去获得利润，增值资本！
二阶段（1957—1976）工人领导
摒弃了苏联的一长制（由厂长全权处理工厂所有事，只上级负责），实行鞍钢宪法，加强政治挂帅（突出企业的生产的目标是更好的服务工农兵群众，而不是服务少数人），对过去那种只信任和依靠厂长、主任、专家少数人的方式进行了全国的批判，搞群众运动，提高工人对企业的领导权。
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两参”是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是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是企业领导干部、技术或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鞍钢宪法”体现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管理企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稳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地位。
到1975年，全民所有制占81.1%，集体所有制占18.9%。需要说明的是，这时候的企业叫国营企业，国家只有经营的权力，产权属于全体人民群众。
1949到1976年，影视中工人的形象大都是正面，自立自强、热心能干、聪明活泼，参与管理工厂企业，充满了社会主义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
以1972年《海港》为例，影片刻画青年工人韩小强对自己的工作不以为然，在装运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稻、麦过程中，不慎造成错包事故，被敌人钱守维趁机将玻璃纤维放在麦包内，企图破坏中国国际声誉。
党支部方海珍一面教育批评韩小强，一边带领大家连夜翻仓，查清散包，追回错包，胜利完成援助第三世界国家工农争取当家作主的伟大任务。
三阶段（1977—1992）放权让利
具体内容为前期扩大经营自主权，厂长（经理）负责制，中期推行经营承包制，后期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工人正式成为签订合同的雇佣工。
工人失去铁饭碗，工厂成为依靠厂长、专家领导和治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铺平了企业进入市场经济的道路。
四阶段1993—2002所有制改变
1992年10月，十四大，会议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向欧美学习，对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股份制，引导国有企业确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国有企业领导体制逐步从厂长负责制转向由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会治理的市场经济。
于1993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诞生，于1999年8月30日修订通过，自2000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1995年1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五阶段（2003—2012年）国资委管理
以2003年国资委成立为标志，主要任务是由国资委负责监督管理国有企业。
六阶段（2013—至今）资产资本化
国务院国资委从以管理企业资产为主到以管理资本为主，并且出现一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
总体来说，是从建国初对原官有（国名党官僚资产阶级所有）、私有（私人资本家所有），少数人占有生产资料的行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7年后逐渐形成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以及很小比例的个体——再到1977年后成为大家所熟悉的国企和私企。
现今，普通人想出头是实在难于上青天。春晚对描写996打工人的劳累、农名工排着长队在劳动仲裁所等候登记、资本家们随意罚款和辞退、医院走廊里蹲的看不起病的病人、伪劣的产品用了几次就冒烟、手机上退不完的“砍一刀”、官老爷们数坏十几个验钞机堆满整辆整辆卡车的人民币，这些人民群众关心、贴近打工人生活的事情是不感兴趣的，节目组更多感兴趣的是莺歌燕舞，衣着光鲜的“俊男靓女，模范家庭”演绎的幸福生活。
历史在前进，新的风暴在酝酿，乌云遮不住太阳，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