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是靠实行《民主》战胜国军

红军是靠实行《民主》战胜国军

 

毛泽东1928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也说：虽然红军的质量还不算太好，“不过根本就没有饷发，雇佣式的性质还算极少。军中的训练还不错，兵士对于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都一样）”。

陈毅1929年9月在上海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说：“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引者注：指朱德）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毛泽东1936年告诉斯诺：1911年辛亥革命时，毛泽东热血沸腾响应号召入伍当了半年兵，当时“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收入比民国初年的普通列兵都少，谁还能相信红军士兵的“工资”是当时“行业内的最高工资”？

那么普通红军战士的“军饷”究竟是多少呢？由于红军实行供给制，主要的支出就是伙食费。对于伙食费，1932年，中革军委作出规定，每人每日为大洋1角（条件好时为1角5分）。一个月按30天计算，普通红军战士所得伙食费（由于红军经费短缺，其他经费项目诸如零用钱和草鞋费等难以按时下发）为3元（条件好时为4.5元）。这基本上就是红军战士的“工资”。

虽然毛泽东作为红军领导人会有其他办公费用，但在普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他的“军饷”不会比普通战士高多少，3至4.5元这个数额与他跟斯诺的谈话是比较吻合的。

为什么红军“军饷”那么低却有那么多国民党军俘虏兵愿意加入红军？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朱毛红军的成份非常复杂，有原先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老兵（因为战斗频繁死亡甚多，现只占部队的三分之一），有平江、浏阳、岳阳、湘南的农民，还有从国民革命军中俘虏过来的士兵（俘虏兵现在差不多占了部队的一半）。俘虏兵现在有当连长排长甚至营长的。

杨克敏的报告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基本吻合，这说明有大量的国民革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

有一句老话叫当兵吃粮，卖命拿饷。当兵吃粮拿饷银似乎是天经地义，从清朝的绿营、北洋的新军一直到国民革命军，士兵都是拿军饷的。如果以军饷多少作为判断标准，那么为什么红军“军饷”那么低，还有那么多国民党军俘虏兵愿意加入红军？

其实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总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粟裕战争回忆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上面这段话：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可见，吸引国民革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的是新型人民军队迥然不同的气象和作风，而不是所谓的“高工资”。

相比较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饷发放是这样的：

抗战前，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队虽然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定的薪饷表，在这个表里面规定了从士兵到特级上将的薪水和饷银，但由于其实际上是一个军阀的集合体，各部队千差万别，大多数没有按照其执行。而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根本没依照其执行，蒋介石依靠着中央的优势，以金钱为手段，对服从自己的多给点，对疏远的给的很少或完全不给，看人下菜碟，多寡不均十分严重，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定的规章，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类当然是老蒋的亲儿子，中央军的嫡系，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有第1.2.3.4.9.10.11.14.21.25.28.36.43.47.49.51.58.59.60.61.67.78.79.80.83.85.87.88.89.92.93.94.95.96.97.98.99师，独立第6旅共37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以及骑兵第7师及税警总团、教导总队。和几个独立炮兵团、工兵团等等，约40多万人，这些人是老蒋的亲生儿子，嫡系，所以装备良好且军饷优厚，而且这些部队大都经过调整，人员也充实，每师官兵达到约1.2万人，这些部队每师每月的军饷（包括办公费包干约1.3万-1.5万左右)一般约为25万左右。

有些人认为25万很多，一年就要300万，这40多万人，每年光军饷就要有1.2-1.4亿左右，但仔细算来，这25万只不过将将够而已，当时中央军的调整师编制有士兵1.15万左右，军官600-700名，每兵月饷8-12.5元（另外，骑兵和炮兵以及文书，技术兵的工资更高），每月这就12-13万，几百名军官，上尉连长就工资100元左右了，营长以上就更多了。这样，数百名军官的月薪就约9-10万元了，另外每月还有些伙食补贴和1万多的办公费包干，加起来就25万左右了。

当然，每个师的情况也不一样，如骑兵师因为兵员只有4000-5000，虽然官兵的薪饷也相对较高，但每月不足20万，教导总队人数多，每月就得30多万。至于税警总团的支出是在盐务支出里面，非常优厚，而又不在军费帐中列支，搞得很特殊。而其他的各个整理师因为编制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其月饷也都不同，不过大多在25万左右。这些部队都能保证按章发饷，从不拖欠。

第二类是一直依附中央军的部队，都是能听老蒋命令的部队，如原朱培德部（抗战前朱培德已死，该部有2个师），孙连仲部（4个师），原谭延恺系湘军（谭延恺也死去，不过该部因陈诚为谭延恺的女婿，过得也可以，该部有2个师），原五省联军被他收编的几个师等（第5.55.56.57师），一共十来个师，他们每月是16-18万，但有时还要拖欠一些（拖欠后一般不会补给了）。

这些钱就不太够了，但这些人还是有办法的，这些部队除孙连仲部以外大多都吃较多的空饷，这样一来不但把少发的钱给补回来，还能落几文。孙连仲的办法就是西北军的老办法，少发一些钱就是了，反正西北军很少发军饷，他扣了之后发的钱在西北军系统里面也算不错了。不过，南京政府经常拖欠军饷，拖欠之后基本都是欠30万50万的，一次说定发个10万8万就算结账，这些军阀由于实力较弱，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之后，他们的官兵也只能跟着吃这个亏，因而往往一年只发11个月甚至10个月军饷。

第三类是与中央关系一般，但有地盘有影响的半独立军阀，这些军阀一方面有其独立性，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蒋介石，而蒋介石因为他们都有很大的实力，也不得不以补助其一部分军饷来维持双方的关系，如阎锡山虎踞山西，拥有十几万人（12个师），宋哲元占据平津有军队10万人（4个师），韩复榘在山东拥兵6-7万人（5个师），何健湖南有7-8万人（6-7个师），杨虎城在陕西有3万多人（3个师），还有一段时期的东北军20来万人（15-16个师），这些部队每月主要军费是他们自己地盘筹集，中央补助，大体上是每个师每月2-8万，不同部队，不同时期相差很大。不过这些部队因为都有自己的地盘，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不错，虽然薪饷有时候也不足，但基本还是过得下去的。发个七折八扣的军饷还是能保证的。对这些军阀，蒋介石有时也拖欠军饷，但因为他们有实力，敢于和蒋介石对着干，如韩复榘就曾因为南京政府拖欠其军饷，一怒之下命令军队接管山东的国税机关，自行扣款，宋子文没办法，只好找人说和，以后再也不敢拖欠其军饷。

第四类是没有地盘或有地盘但很小收入又少，并且与中央关系较好的军阀，这些部队如镇嵩军2个师，20路2个师，西北回军3个师，黔军几个师，第十军（原直鲁联军徐源泉部）2个师，共15-16个师，对这些部队每师每月发军饷10-15万，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两个月，拖欠的最后基本赖账。这些部队的办法很多，如马鸿逵等部队基本不发军饷，最多每人每月发3-5块钱维持费，人马的花销多靠士兵自己抢掠，甚至要求士兵自己带枪马，自带口粮，一副中世纪的领主摸样。20路的军官由于大多是土匪出身，为搞钱不择手段，甚至绑票、贩卖毒品无所不为。徐源泉的部队更是利用打红军之机贩卖人口。可以说，这些军队是国家养的一群土匪。

第五类是孤魂野鬼型的部队，这些部队没有地盘，又桀骜不驯，老蒋就用卡住其财政的办法逼他们就范，以达到消灭其的目标。这些部队吉鸿昌的22路军，梁冠英的25路军，还有甘肃的新一军，鲁大昌师，河南的原建国豫军改编的45师，方振武余部（1师1旅），庞炳勋部（39师），国民2军、3军的余部高桂滋部和高双成部等，老蒋对他们都是每月每师5-6万就打发了，还经常赖账，这些部队也不敢闹，只能咬牙忍住。军饷随之降成每月12万了，还长时间不发，弄到最后梁冠英只能辞职，老蒋很高兴的接受了其辞职。还有邓宝珊的新一军（只有2个旅和一个军部，直属队不到1000人），每月只给8万元，弄得他们每月士兵只发5块钱，军官发20元。

第六类，就是半独立的军阀，而且与中央关系较差，中央根本不能怎么样他们的，这些人如川军的刘湘（以他为代表的川军有30多万）、桂系的李白（7个师），云南的龙云（约3个师），广东的陈济棠（11个师），这些人的军饷老蒋只在用得着的时候给几个钱拉拢一下。

这些人的情况又分几种，广东收入多，每年8000-9000万，养活十几万军队绰绰有余，陈济棠还能办工厂，买军火，建立海空军。广西只有每年不到3000万收入，李宗仁白崇禧只能缩小部队，训练民团，并以和陈济棠联合的代价，换来陈济棠每月接济30万元，双方还成立鸦片专卖公司，每年能获利500-600万，对军队，李宗仁号召大家吃苦耐劳，仅发一部分军饷维持。龙云的云南只有2000来万收入，所以只能有3万多军队，好在其是鸦片主产地，光卖鸦片每年就获利千万。

[yongbing1993]

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所谓“痞子运动”》

国民党右派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这种议论，在长沙颇盛行。

我跑到乡下，听见绅士们说：“农民协会可以办，但是现在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啦！”这种议论，和右派的话是一个意思，都是说农运可做（因农民运动已起来，无人敢说不可做），但是现在做农运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级农民协会办事人，说他们都是些“痞子”。

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

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

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

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垅）。

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

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

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锋》

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

“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锋”，都是适例。

前面说了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

但是这种革命大业，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农民全体做的呢？不是的。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三种状况不同，对于革命的观感也各别。

当第一时期，富农耳里听得的是所谓江西一败如水，蒋介石打伤了脚，坐飞机回广东了。吴佩孚重新占了岳州。农民协会必定立不久，三民主义也兴不起，因为这是所谓从来没有的东西。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

“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

新奇得很，农民协会居然成立了好几个月，而且敢于反对绅士。

邻近的绅士因为不肯缴鸦片枪，被农民协会捉了去游乡。

县城里并且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

十月革命纪念大会，反英大会，北伐胜利总庆祝，每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起大小旗帜，杂以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队示威。

这时，富农才开始惶惑起来。

在北伐胜利总庆祝中，他们听见说，九江也打开了，蒋介石没有伤脚，吴佩孚究竟打败了。

而且“三民主义万岁”，“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等等，明明都写在“红绿告示”（标语）上面。

“农民万岁，这些人也算作万岁吗？”富农表示很大的惶惑。

农会于是神气十足了。农会的人对富农说：“把你们入另册！”或者说：“再过一个月，入会的每人会费十块钱！”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富农才慢慢地进了农会，有些是缴过五角钱或一块钱（本来只要一百钱）入会费的，有些是托人说情才邀了农会允许的。

亦有好些顽固党，至今还没有入农会。富农入会，多把他那家里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到农会去上一个名字，因为他们始终怕“抽丁”。入会后，也并不热心替农会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呢？他们的态度是游移的。他们想到革命对他们没有什么大的好处。他们锅里有米煮，没有人半夜里敲门来讨账。

他们也根据从来有没有的道理，独自皱着眉头在那里想：“农民协会果然立得起来吗？”“三民主义果然兴得起来吗？”

他们的结论是：“怕未必！”他们以为这全决于天意：“办农民会，晓得天意顺不顺咧？”

在第一时期内，农会的人拿了册子，进了中农的门，对着中农说道：“请你加入农民协会！”中农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时期，农会势力大盛，中农方加入农会。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甚积极，他们还要看一看。农会争取中农入会，向他们多作解释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从秘密时期到公开时期，贫农都在那里积极奋斗。

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他们毫不迟疑地向土豪劣绅营垒进攻。

他们对着富农说：“我们早进了农会，你们为什么还迟疑？”富农带着讥笑的声调说道：“你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有什么不进农会！”

的确，贫农们不怕失掉什么。他们中间有很多人，确实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他们有什么不进农会？

据长沙的调查：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贫农中，又分赤贫、次贫二类。全然无业，即既无土地，又无资期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据，不得不出外当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当乞丐的，都是“赤贫”，占百分之二十。

半无业，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资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终年在劳碌愁苦中过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农（富佃除外）、半自耕农等，都是“次贫”，占百分之五十。

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贫农，因为最革命，所以他们取得了农会的领导权。所有最下一级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委员，在第一第二两个时期中，几乎全数是他们（衡山县乡农民协会职员，赤贫阶层占百分之五十，次贫阶层占百分之四十，穷苦知识分子占百分之十）。

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

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

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他们损伤了土豪劣绅的体面。

他们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绅在地上，并且踏上一只脚。

他们在革命期内的许多所谓“过分”举动，实在正是革命的需要。

湖南有些县的县政府、县党部和县农会，已经做了若干错处，竟有循地主之请，派兵拘捕下级农会职员的。

衡山、湘乡二县的监狱里，关了好多个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这个错误非常之大，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

只要看拘捕了农民协会委员长、委员，当地的不法地主们便大高兴，反动空气便大增高，就知道这事是否错误。

我们要反对那些所谓“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的反革命议论，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帮助土豪劣绅打击贫农阶级的错误行动。

事实上，贫农领袖中，从前虽有些确是有缺点的，但是现在多数都变好了。

他们自己在那里努力禁牌赌，清盗匪。

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

有些地方真个道不拾遗，夜不闭户。

据衡山的调查，贫农领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变得很好，很能干，很努力。

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习惯。这只能叫做“少数不良分子”，决不能跟着土豪劣绅的口白，笼统地骂“痞子”。

要解决这“少数不良分子”的问题，也只能在农会整顿纪律的口号之下，对群众做宣传，对他们本人进行训练，把农会的纪律整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捉人，损害贫农阶级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的气势。这一点是非常要注意的。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个民族的苦难，往往就是从毁灭英雄开始。一个民族的兴起，往往是跟一个英雄的诞生开始。华夏的多次绝处逢生，是因为有英雄辈出。匈奴的兴起，始自冒顿单于。蒙古的雄风，来自成吉思汗。美国的独立战争，是流氓、囚徒、流放犯跟宗主国的争权，实际就是两个痞子的战斗，却被赋予正义和崇高的意义，因为美国是因为此战而独立。

一个民族要存在，靠的是本民族的文化和植根于本民族的精神，英雄，就是弘扬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载体。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一个自立不起来的民族，最终会走向消亡。一个有了英雄而又不尊重英雄的民族，就是一个没有民族意志的民族，他也只能在饱受欺侮中走向消亡。

为什么历史会循环？为什么一个统治秩序只能维系几百年？为什么老的权贵会在仇恨中毁灭，新的权贵又会走老权贵的路？

在群雄中，最苦难的一群，就是揭竿而起的农民，被称为流寇，其中的成功者，如刘邦、朱元璋，前者被描述成痞子，后者则为暴君，他们，实际是历代的儒家嘲讽的对象。

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多数时期是权贵之间的游戏，所以儒家所推崇的是尧舜的“禅让”，对于破坏秩序的农民起义，总是讥为暴民造反，儒家从来不反省统治者的罪恶，不反省自己理论的缺陷，却仇恨底层人民的反抗，扼杀底层人民的生存，实际上扼杀了中国人思维的进步。

儒家。从理论到思考，都是自私和狭隘的，历史的循环，就是儒家的没落导致的。

1945年，毛泽东和黄炎培对话论天下，直面的就是中华兴亡律。

68岁的黄炎培直言相问：“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于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

53岁的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是那个时代，所有人无法企及的思想，他属于毛泽东。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因为只有毛泽东，是站在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上思考民族的未来，毛泽东独立的人格，注定了未来中国不可阻挡地要走向崛起。

那个蒋介石日记抗日、地图扩疆、满嘴仁义道德、内部安葬龌龊的人物，自然被遗弃在台湾，继续在日记中自淫。

毛泽东的后半生，一是坚持不懈地在致力于阻止资产阶级复辟，二是坚持不懈地致力于阻止共产党的变质和共产党干部的蜕变。正是因为这两点，让1957年就决定要退休去考察黄河、做学术研究的毛泽东，一直为人民站岗到生命的终结。《文革》的诞生。

毛泽东给予人民以权力，这种权力，就是人民监督合批评政府的权力，人民直接参加政府、管理国家的权力。工人、农民成为了政府领导。“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你可以直接给政府官员施加压力，因为监督和批评政府，是国家赋予你的权力。

毛泽东用人民民主的办法，成功阻止了资产阶级复辟和GCD的蜕变。毛泽东建立了独立自主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建立起比较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国家的科研水平和创新能力，发展到了极致，国家的文化教育机构，延伸到偏远的乡村，老有所养，幼有所依，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干部跟农民同吃同住向农民学习，黑恶势力销声匿迹，劳动成为最崇高的职业。儒家幻想了几千年的的大同世界，也达不到毛泽东的文治武功的地步。

资本是一个逐利的东西，是一个逐利的没有理性的怪物，谁控制了它，它就为谁创造财富，为谁构造美好的生活，别的人，都是它剥削的对象，就只能是穷人。由于资本本身的世袭性，资本建构下的一切权力，就都是世袭的。资本与社会公共权力结合，会创造出最大的利润，所以资本无时无刻不在寻找与权力结合的机会，最后是权力也会变成资本的附庸，所以，资本控制下的权力，是要为资本服务的。资本与媒体结合，可以制造出有利于资本的舆论氛围来，“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资本却可以轻易做到，资本控制下的舆论，可以让你失去判断能力，跟着造就的舆论导向一起走，你永远不可能看到真相。

资本的力量是强大的。所以，控制和节制资本，是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资本为私人控制，即实行私有制，资本就只为资本家服务，满足资本家的私利，它就会永远给大多数人制造贫困，与大多数人为敌。民主、平等、公平、正义都被利益所代替。在私人资本下，大多数人，就是生产的奴隶，命运不如一台机器。资本为社会控制，即实行公有制，才能保证资本为大多数人服务。才会有民主、平等、公平、正义。人才能够成为人。

在有钱人的意志成为法律时才知人民要吃“二遍苦”，预言成真。

[yongbing1993]

美军又来了台军又杀大陆渔民了





驻台美军又来了。是《“友谊”，还是侵略？》

台军又杀大陆渔民了。是“同胞“还是敌人？

走资派不讲《阶级斗争》？可敌人会听吗？

走资派“命运共同体“了，敌人会听吗？

走资派只会忽悠百姓，遇弄百姓，维稳百姓。.

侵略来了，敌人杀渔民了，就当缩头乌龟。

驻台美军又称驻华美军。随著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通过，驻台美军人数逐渐减少，随后华府、北京在1972年的《上海公报》中更明确指出美国将从台湾撤出所有部队和军事设施。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后，美军结束在台驻军编制。

1975年3月26日驻金门马祖的美军顾问小组撤出。

1976年1月7日，随著负责台湾空防的第327航空师解散，台北通讯站于3月2日关闭。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1979年1月时，美军在台剩馀的主要单位为：美军总部营区、陆军通讯司令部、第6217空军基地中队。美国国务院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于该年2月28日正式闭馆。同年4月，美军协防司令部和顾问团撤销，最后一任协防司令林德少将于4月28日离台，最后一名美军在1979年5月3日离台，美军结束在台湾的正式活动。1980年1月1日，《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终止。

闽平渔5540事件：台海巡署用铁钉封死船舱，闷死大陆25名渔民！

2023年7月，有台湾渔民不知何故落水浑身湿透，大陆渔民及时将其救助上船，并安全移交当地海巡署，海巡工作人员更是大呼感谢同胞。

然而，在2024年阖家欢乐的春节期间，台当局伪海巡署以“越界”为由追查大陆渔船，在暴力执法的过程中，最终酿成了渔船倾覆，2人死亡的恶性事件。

1990年7月12日，一艘普普通通的捕鱼船“闽平渔5540”号从福州平潭出海打渔，里面有26名福建渔民。台岛海警突然出现，并以“走私”为由将他们逮捕，渔船也被扣押。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渔民并没有被遣散回来，也没有被押送到台岛，反而被台岛海警用棍子全部赶到船舱中。由于他们的暴力行为，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年渔民，不肯进入船舱，立刻被他们用棍子打了一顿。就这样，26名福建渔民被他们用黑布蒙住双眼，强行关进一米来高、三米见方的船舱内。不仅如此，他们还用六寸长的全新圆钉将船舱顶盖钉死，而且还在船舱顶盖压上重物，就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人逃跑。然后命令船工将船开到海峡中线附近，并警告出海后也不准打开船舱。

为了保险起见，他们“亲自护送”，沿途还检查了好几遍，确认船舱盖没有被人撬开。当时正值七月份，气候很热，船舱又是封闭的，气温很高，在长时间的航行过程中，船舱内的氧气逐渐耗尽，造成严重缺氧。由于缺乏足够的氧气，25名渔民不幸死亡，活活的被闷死，仅有一人幸存。真的难以想象，这些渔民在临死前遭受到了怎样的痛苦、折磨和绝望。据说，这位幸存者能够存活，是因为他偶然发现船舱隔板上有一个很小的孔，仅有绿豆大小，他通过这个小孔贴近呼吸而幸存下来。

事后，“闽平渔5540”上的一名受害者的家属，更是捶胸顿足，悲愤说道：“台湾有人来到平潭，我们都把他们当做亲人一样，而我们的亲人却被这样残害，实在是心寒。”

然而台湾省那边对待大陆渔民有多残暴？据台湾方面持续八年的统计数据，八年期间驱离大陆渔船近万次，扣留四百多次，沉没了八十多艘船。相当于八年中大陆这边每个月沉没一艘，每周被扣留一艘，每天被驱离三四艘，这还不算禁渔期。

从1990年至1994年5月仅4年的时间里，因为遭到台军警的突然射杀，大陆渔民一共被打死46人，打伤112人。

另一项统计显示，自1989年到2010年期间，台军警在遣返大陆私渡去台人员时，闷死、撞船淹死大陆人员计46人。

越过所谓“中线”闯入大陆这一侧，强行抓走大陆渔民的作业渔船达223艘，非法逮捕关押渔民3160余人。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

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友谊”，还是侵略？》

作者：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

为了寻找侵略的根据，艾奇逊重复地说了一大堆“友谊”，加上一大堆“原则”。
　　
艾奇逊说：“从我们历史很早的时期起，美国人民和政府就关心中国了。虽然距离遥远，背景又大不相同，把中美两国隔离开了，可是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许多年来种种善意措施便是证据，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和战后对中国的大规模援助等等。美国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这是有案可稽的。”
　　
艾奇逊当面撒谎，将侵略写成了“友谊”。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

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据有人统计，美国教会、“慈善”机关在中国的投资，总额达四千一百九十万美元；在教会财产中，医药费占百分之十四点七，教育费占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宗教活动费占百分之四十七点一。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战时和战后的对华援助”，据白皮书说是四十五亿余美元，据我们统计是五十九亿一千四百余万美元，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
　　
所有一百零九年（从一八四○年英美合作的鸦片战争算起）美帝国主义给予中国的“友谊”，特别是最近数年帮助蒋介石杀死几百万中国人这一项伟大的“友谊”，都是为着一个目的，就是“始终维持并且现在依然维持对华外交政策的各项基本原则，包括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等等”。
　　
杀死几百万中国人，不为别的，第一为了门户开放，第二为了尊重中国行政和领土的完整，第三为了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门户，还向艾奇逊们开放着，第一个神圣的原则在那里“依然维持”着。其余的地方，比如上海吧，解放以后本来是开放的，现在却被人用美国的军舰和军舰上所装的大炮，实行了一条很不神圣的原则：门户封锁。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一小片地方的行政和领土，还算叨了艾奇逊第二个神圣原则的光，“依然维持”住了它们的“完整”。其余地方，一概倒运，行政和领土都是破碎得不像样子了。
　　
现在，只有广州、台湾等处地方，叨了第三个神圣原则的光，把“任何外国的控制”，连同美国的控制也在内，都给艾奇逊们“反对”掉了，因此还被中国人控制着。其余的国土，说来要掉眼泪，一概完了，都给外国人控制住了，中国人统统当了奴隶。至于是什么外国呢，艾奇逊老爷行文至此，还没有来得及点出，下文自明，无须多问。
　　
不干涉中国内政，是否也算一条原则呢，艾奇逊没有说，大概不能算吧。美国老爷的逻辑，就是这样。看完艾奇逊信件的全文，就可以证实这一项高明的逻辑。

[yongbing1993]

生僻古怪的语言文字去糊弄百姓




　　

过年期间，自从央视推出了“龙行龘龘”这个发霉的旧词之后，许多霉体（媒体）推出的各种生僻字、怪异字扎堆涌现。除了“龙行龘龘”，还有“前程朤朤(lǎng)”、“生活??(yè)”、“百业骎骎(qīn)”、“财运??(màn)”等等，眨眼之间，中国仿佛又回到了秦汉年代。许许多多藏在故纸堆里本已发霉腐烂的字，不知何故，集体还魂了。于是，为了写这些和读准这些字，人们翻辞海、查词源，其中不少就是已经在字库里稀少出现或者没有了。

到底怎么看这个事?这到底是文化的发展和进步，还是其它？央视作为最为重要的媒体，带了一个极其不好的头，它助长的是语文文字的倒退，有装腔作势之势，无传承文化之意，完全是审美上的一种低级趣味。

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曾列举党八股八大罪状，痛批那些以脱离群众、让百姓看不懂、不明白的生僻怪语、怪字，以为自己便有水平，便高人一等的做法。

毛主席表示深恶痛绝，把这种现象看作为败坏党风文风的敌人，号召全党非要根除不可。文革中批判并废弃了。走资派特色政府眼下由发霉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装起来，这种现象不可小觑，因为这种风气的败坏就是党八股的又一种在资本横行年代的最新表现。

这种表现的特征就是以蔑视群众为光荣，从语言污染和腐败开始，弄一些玄而又玄的提法，让老百姓一头雾水。

这些年，老百姓对经济问题的一些打着改革名义的新理论之所以称看不懂，就是因为这些。一些走资派公知们惯用的就是这样一种手法。你老百姓看不懂了，就没有办法质疑和批评。何况在引导上又提倡“不争论”，所以一些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始终在横行无阻。那些戕害经济发展的所谓“接轨”理论搞了几十年改革，忽然间百姓变穷了，国库好像也不充实了，弄得老百姓好像一下子打回到了旧中国。这一切，都是走资派霉体利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新词洋词，愚弄百姓的结果。

文字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号召，语言文字进步的标准就是让田间地头的草民百姓听得懂看得懂，而不是用一些生僻古怪的语言文字去糊弄百姓。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要以老百姓能够接受为标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语言学之父陈原就在《语言与社会生活》中说，“如果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充斥着许多看起来很正确，但实际上已不传达任何有效信息的语言，那么语言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们经历到的一种污染灾难。”

陈原先生说这是灾难，这话说到了要害。事实其实就是这样，语言污染的危害，其实比环境污染更可怕，因为语言污染，最后毁害的人的灵魂，环境污染给身体造成的损害，只要换到干净的地方，假以时日，尚可以调养。但是语言污染带来的精神损害，往往终身难以治愈。

这些年，走资派霉体在党八股问题上，在语言脱离群众的问题上已经走的太远了。这个“龙行龘龘”、“前程朤朤”、“生活??”之类，不过是一种典型表现，是打着文化传承的名义，对广大群众的一种蔑视。特别是主流媒体带头这样做，这种审美观念是一种倒退。其实，在考虑满足群众娱乐需求的同时，必须追求高尚的审美趣味。

今年春晚的个别节目审美趣味是很值得商榷的。比如那个歌曲《难忘今宵》的重要节目就不怎么样。群众批评说：“黄某某唱出了寡妇的心酸、光棍的煎熬、大龄剩女的惆怅、囚犯的悔恨、低保户的艰难、失业者的无奈。”这个本来是全民喜庆的节目被唱出了这种感受，你能说节目过审过程不需要反思吗? 群众给出的许多适合演员可以说都会唱出人民的喜庆，唯有这个黄某某外加几个准娘炮的表演，大大破坏了人们的节日喜悦欢乐之情。群众的批评虽然有几分刻薄，但是多少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实在值得相关媒体三思。

走资派特色媒体有些机关部门，自以为用那些生僻古怪的字词便是显得了水平。其实，这是大大错误，你向群众讲话是干什么的，是要群众懂得明白你的讲话，而不是要群众一头雾水。

今天的走资派媒体是在想那些别人没有用过的古字怪词新鲜词，这样才能让领导一鸣惊人。这样一种出发点，这不是糊弄群众吗? 问题是现在各级领导的讲话，那些省部级司局级大人物的侃侃而谈，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习惯套路。从中央到村官都是这个套路。

所以，群众就经常批评一些似是而非的古怪词汇。

比如，裁员和失业，似乎是嫌这两个词丢人似的，偏偏叫灵活就业、优化，或者慢就业。

比如，前些年用一些新词将某种行为污名化，于是就有了“恶意返乡”“恶意讨薪“、“恶意躺平”这些极其荒唐的说法。

有人给有关部门工作提点意见，说你是“带节奏”“吃人血馒头”等等。

明明是减产不说减产，却说这是“负增长”。

明明是贫苦户、返贫户，不，表达时一定要说时“待富人群”。

这种文字游戏，实在让人啼笑皆非。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破坏语言，造新词说假话的歪风，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恶劣程度。

这种歪风造成的结果，让中央的高层难以了解基层真相，把被歪曲的事实当成了普遍现象，结果很难做出正确而果断的判断。

“龙行龘龘”、“前程朤朤”之类，不过是语言文字被恶意污染的表现之一，生活中这类情况已经充斥于方方面面。

像治理环境污染一样，下大功夫治理语言污染，根除党八股给人们的工作造成的危害，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去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将中国的汉语作为联合国主要使用语言，在这个时候，保护中文的语言安全，时下显得更为迫切。

现在，对语言伤害最大的是某些短视频，满篇就是错别字，已经让人不知就里。

试想，既然把它作为新媒体看，为什么就不能加以严格管理和清理呢?比如，只要在错别字标准上不达标，就可以停止经营，试试看，不信解决不了。一个简单办法就会立即生效。问题是这是私营媒体，没人过问，因为这与资本有关。但凡一挂上资本，便无所措手足，这就是眼下的顽症所在。

汉语的星空本来璀璨无比，无数先贤的经典诗文，就像一颗颗璀璨的星星，照耀着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天空。

可惜，今天的中文汉语世界，充斥着空话、大话、假话、废话，甚至脏话，让人绝望窒息。亲爱的同胞们，保卫中国的汉语，维护它的纯洁性，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哪怕它贵为央视、贵为人民日报，在语言文字问题上，都应该也必须责无旁贷地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要闻过则喜，不要动不动就动用权力去搞删稿公关，那不是共产党的作风。

[yongbing1993]

中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还远吗





美军又来金门驻军了，台湾当局又来屠杀大陆渔民了。是《“友谊”还是侵略?》

渔民说，两岸渔民过去常有往来，这次遭遇台当局如此粗暴对待，“实在是太失望了”。死者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需要他维持，老人需要他赡养。他就这么没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悲伤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泉州渔民的命走资派当局保护得了吗？

金门炮战，戳破了美国虚张声势、协防台湾的谎言。打破了台湾当局挟洋滋事、反攻大陆的美梦。挫败了美国企图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阴谋。炮击金门的战火，因宣示国家主权而起，因同属一个中国而熄。如今，战火硝烟已经散去几十年，当初的战场早已成为两岸交流交融的前沿。但两岸老一辈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捍卫国家统一的深谋远虑令人难忘，在以民族大义为重、抵制外国势力分裂中国上达成的默契载入史册，他们创造的炮火为媒介的交流方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奇观。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改革开放的特色政府实行私有制和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后，越来越接近美西方帝国霸权针对新中国的目的了。如今的走资派习政权一样《怂》，没有自己的意见，不敢反抗。软弱无能。既无文又无武，手下的一群《怂》货，将军封了几百个，有一个懂战略战术吗？掌握这么多高端军备，不会也不敢使用，也只是一堆被弃的废铁。遇事时当缩头乌龟，事后了出来摆摆谱。躺在皇宫内享福。

实行私有制和扶植“走资派”，只是美西方帝国霸权一个图谋彻底演变新中国的表面的“前奏”，或曰“过渡手段”。他们的目的，是指望把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再次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看近期美西方帝国霸权从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胁迫中国的频繁动作，似乎有点急不可耐。

美西方帝国霸权对其“目的”的实施，软硬兼用、明暗互动、花样百出，从十九世纪末叶就对中国提出了看似文明善意的“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主张，意在让所有的帝国主义任意吞噬中国这块“肥肉”……。

毛主席纵观历史，早就看透了美西方帝国霸权的狼子野心，并带领新中国坚定不移地抵御、抗击，遏制住了美西方帝国霸权的险恶行径，并将其排斥于国门之外。

新中国抗美援朝反霸的的英雄气概，得到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深切同情和积极地支持，形成了我们的朋友和同志遍天下的、坚固的铜墙铁壁般的世界格局，使美帝无从对新中国“下口”。

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团结社会各界进步团体、人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中国革命的征途中，早就高瞻远瞩的告诫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帝国主义列强……，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1840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1844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人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友谊”还是侵略?》

“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毛主席的教导震彻心扉，他老人家已经为身后的新中国指明了方向。经受过毛泽东思想哺育的、觉悟的、广大的人民群众心明眼亮，必然会痛定思痛，形成反击美帝及其走狗们的巨大正义力量，在世界大变局中显示身手，一定能战胜他们，让他们殖民中国的图谋再次化为泡影。

转载《美国又驻军我国金门，台当局又杀害大陆渔民！我们该如何回击？》

作者：李光满 发布时间：2024-02-17 来源：李光满说公众号
　　
最近在金门岛及附近海域发生了两件事，使金门再成大家关注的焦点话题。

第一件事，据环球网报道，据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台媒2月14日报道，台“海巡署第12巡防区统筹舰队分署第九海巡队”声称，14日在金门县北碇东0.5里海域发现1艘大陆籍快艇“越界”作业捕鱼。台媒报道称，该大陆船只在海巡队追缉过程中翻覆，船上4人落海，后被全数救起，其中2人生还、另2人送医抢救后不治。

第二件事，据台湾地区“联合新闻网”2月5日的报道，根据美国“202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将从2024年起派美军顾问常驻金门、澎湖“陆军”两栖营，并不定期驻训各特战营。根据计划，美国现在驻台湾地区的“特战合作组”先行扩大驻军模式，“特战合作组”由10多名具备各类军事专长的美军特战小组官兵组成，到2024年，美国“特战合作组”率先常驻金门、澎湖。此次进驻台湾地区的是由美军陆战特种作战群“绿色贝雷帽”第1总队第2大队1中队，以三人小组为单位进驻“台湾陆军”两栖营和“高空特种勤务中队”集训。美军进驻主要以6人小组作为基本编成，计划驻扎于澎湖、金门、马祖等离岛地区，主要执行的任务是海域巡弋、越界渔船驱离、水文侦察、运补护航、海上救难等等任务，代号叫“海龙蛙兵”。

金门县隶属于福建省泉州市，由金门岛、小金门岛、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北碇岛等12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51.656平方公里，与大陆最近处仅2300米，与台湾岛相距210公里，现由台湾当局实际控制。

1958年，溃逃台湾岛的国民党政权在美军第七舰队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蒋介石多次偷偷飞抵金门岛检查反攻大陆准备情况。8月23日18时30分，解放军用340门大炮分别从厦门、大嶝、小嶝、深江、莲河、围头等处向金门发起炮击，2小时内，对金门岛发射炮弹57400发。这并不是一次象征性的炮击，而是实实在在地对国民党驻军实施炮火打击，国民党军驻守金门的陆、海、空三个副司令吉星文、赵家骧、章杰当场阵亡，前来视察的“国防部长”俞大维被击伤头部。8月25日，当天台湾派出的5艘补给船被解放军鱼雷快艇击沉两艘，其余逃跑，金门补给线被切断。9月7日，在美国军舰护航下，蒋军补给舰向金门进发，解放军毫不留情向蒋舰开炮，将5艘国民党军舰击沉，而美舰并没有对蒋舰进行保护，转身逃离战区，开到安全区。炮击金门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后来炮击金门改为单打双不打，直到1979年炮击金门才正式结束。

以上发生在金门及金门海域的两件事，我有两点感想。

一是解放军炮击金门、美军撤离金门之后，现在美军又回来了，而且是长期驻扎并训练“台军”，这是历史的轮回还是新的挑衅?

二是台湾当局又开始在金门海域残暴地杀害大陆渔民，这是否预示着两岸关系进入了新的对抗甚至战争阶段?

大家都在想，我们该如何应对?我想可能会有以下五个选项：

一是作为普通民事渔业纠纷处理，要求台当局道歉并向死亡渔民家属赔偿。

二是坚决追凶，缉拿并严惩凶手。凶手是谁?台湾“海巡署”及所属第12巡防区统筹舰队分署第九海巡队所有船只和人员，如果是更高层下令，则直接追凶到最高层。

三是恢复对金门炮击，炮击强度与1958年8月23日相同，什么时候停止炮击则视情况而定。

四是解放军以武力解放金门及澎湖列岛，中央政府恢复对金门及澎湖列岛管理。

五是以此为契机，一举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

这五个选项，哪一个更适合更有利?这里我还想提几点看法。

一是1958年，在美国仍然驻军台湾岛、美国第七舰队控制台湾海峡的情况下，中央毅然决定对金门炮击，对美国的护航舰队也是毫无所惧，而且炮击金门一直持续二十多年直到1979年才结束。我想这是在向美国发出明确信号并体现坚定意志：中国绝不惧怕战争，中国必将解放台湾，必将实现国家统一，这是绝不会动摇的国家战略、民族意志和军人使命。

二是国家强大和民族复兴的标志是什么?除了经济强大、人民幸福安康，还应包括国家统一，主权完全独立，没有任何国家和势力敢欺负和污辱你，昂首挺胸，意志坚定，受人尊敬。如果领土不统一、部分主权不独立，人民受欺辱甚至被杀害，那么这种复兴和强大又有什么意义?

三是近两百年来，中国从衰落到重新强大，经历了无数苦难，最终我们能够打败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能够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其法宝之一是绝不惧怕任何强敌，绝不惧怕任何战争，在残酷的斗争中经受考验，不怕牺牲，敢于斗争，冲锋向前。

四是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如果不敢在敌人的肆意挑衅面前展示力量，不敢发出敢战能胜的信念，那么这个国家无论经济多么强大，身体多么肥硕，最终都只能是敌人待宰的羔羊。因此，我们一定要敢于展示自己绝不惧怕战争、敢战能胜的坚定意志。如果我们始终不敢出手，别说美国，就是台湾当局也会加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大陆同胞，就是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也敢上来踢你几脚、抽你几耳光，鄙视你，欺负你。我们要一直忍让吗?有时候忍让是一种智慧，而更多的时候，忍让是懦弱的表现，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屈辱和灾难。

五是有人说如果中国发动解放台湾战争就是掉进了美国设的战略陷阱里，我不这么认为。解放台湾是一场统一祖国的正义之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法回避的历史使命，绝不存在什么阴谋和陷阱，除了正义还是正义，除了国家利益还是国家利益，如果美国和日本军事干涉，干就是了，没有什么好犹豫的，更不必患得患失。解放台湾，统一祖国必然会付出代价，但所有付出的代价都是值得的。想想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那么多英雄烈士，你问他们值不值?你问他们是为了什么?

美军又来金门驻军了，台湾当局又来屠杀大陆渔民了，我们该如何回击?我想这绝不应是一道选择题，而应是一道必答题，答案早已写在毛主席的那句题词里：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完成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一种使命、担当和责任。

我很欣赏南昌舰95后女操舵手徐文茜面对外舰挑衅时说的那句硬气又霸气的话：“干就完了。祖国利益高于一切，包括生命。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到了，不上等什么呢?”

《泉州红会派员陪同家属抵金门处理渔船事件善后》
　　
新华社金门2月20日电（记者陈键兴）台湾有关方面追逐大陆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员陪同遇难者家属20日来到金门，处理相关善后事宜，并接回2名生还人员。

14日下午，福建一艘渔船在金门海域被台方海巡舰艇追撞，致船上4人全部落海，其中2人遇难。这一恶性事件发生后，福建省、泉州市有关方面与船员家属沟通，决定由泉州市红十字会等派员陪同家属赴金门处理善后事宜。

20日上午10时30分许，泉州方面人员与遇难船员家属乘船经由“小三通”抵达金门。在金门水头码头，泉州晋江红十字会高级顾问李朝晖受访表示，2月14日是农历大年初五，正值春节期间，台方粗暴对待福建渔船致2名渔民遇难，性质恶劣，令人愤慨，严重伤害两岸同胞感情。我们来金门就是要了解事实真相，协助家属善后，接回2名生还者。我们要求台湾有关方面认真对待家属的正当关切，配合处理善后事宜，避免对家属造成进一步伤害。

当日，2名遇难者的多位家属来到金门县殡葬管理所，对遗体进行查看和确认，他们全程面色凝重、神情哀戚。

“我岳父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生计需要他维持，老人需要他赡养。他就这么没了，留下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悲伤真的无法用言语形容。”面对媒体，一位遇难者的女婿几度哽咽语塞。

他擦拭泪水、平复心情后说：“我们需要的是，一定要查明事情的真相，还给我们一个公道！”

李朝晖当日受访时还表示，我们强烈要求查明事件真相，查看事发现场完整录像和我方船只，了解人是怎么死的，这是最基本的诉求。台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人命关天，希望台方公布事实真相，严惩有关责任人，配合家属做好善后工作，给遇难者家属和两岸同胞一个交代，告慰遇难者在天之灵。

[yongbing1993]

如今中国处处都有资产阶级法权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作者：张春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 " 井冈山的斗争 " 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 " 伙食尾子 " ，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 " 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 ，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 " 计件工资制 " ，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 " 供给制 " 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 " 供给制 " ，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 " 供给制 " ，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

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

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

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 " 干不干，二斤半， " 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 " 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 " 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 " 供给制思想！ " 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 " 物质利益的原则 " 。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 " 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 " 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 " 等级工资制 " 、 " 计件工资制 " 可以刺激工人 "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 " 呀，这种制度是 "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 钱能通神 " 。只要用高工资 " 刺激 " ，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在 " 供给制 " 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

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 " 钞票挂帅 " ，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 "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所正确指出的， " 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资产阶级的法权 " 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 "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还不能 "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

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 " 物质利益 " 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 " 法兰西内战 " 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 "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

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 " 见物不见人 " 、 " 见钱不见人 " 、 " 钱能通神 " 的经济学家帮忙。

列宁在 " 国家与革命 " 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 " 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 " 已经过时的 ' 幼稚行为 '" 。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 " 游击作风 " 、 " 农村习气 " 、是 " 已经过时 " 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 " 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 " 供给制 " 、对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 " 天子 " ，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

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 " 中国之命运 " 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 " 笑林广记 " ，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 " 最高 " 。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 " 高等华人 " 为荣的。阿Ｑ只因为说了一句他 " 和赵太爷是本家 " ，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 "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 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 " 礼 " ？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 " 长 " ，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

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 " 三风 " 、 " 五气 " 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yongbing1993]

疆独藏独闹得欢走资派自作自受





今天《疆独》《藏独》闹得欢，应该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乱邦远不止《两少一宽》这一大错。胡乱邦的严重胡搞失误远不止《两少一宽》犯下大错这么简单：

东突势力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现在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是纯粹的自欺欺人。观察再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将牛鬼蛇神放出来之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犯下大错。看今天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胡乱搞的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藏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王震在新疆大力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保新疆几十年太平。

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就会认为政府软弱，就会大肆发展势力。等到他们坐大之后，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成了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所以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暴。

当时的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时代犯下了拍脑袋主观主义的大错，那就是“新疆六条”和“西藏六条”。大致内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养生息；3． 采取适合西藏特点的特殊灵活政策发展西藏经济；4． 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复西藏文化教育科学事业；6． 进藏 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

对比“西藏六条”，也就有了“新疆六条”。为了落到实处，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

胡乱邦以为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汉族，自然而然就要维护祖国统一。谁知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农奴主和上层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要怎样的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胡乱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赖的力量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而不是少数民族中己经被赶下台的农奴主。开明的农奴主为足可以作为团结对象，不能是力量的主体。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中放出来的农奴主。

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至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层的阻力。相当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间终埋下一个冲突的火种，极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政策并不能增加维吾尔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越来越成为另外一个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的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然后呢？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的参与，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人。

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说法，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有点过分，应该也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网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如买羊肉串被杀，罪犯却只被判2年徒刑等，无不引起极大的民愤。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坏的却是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则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同样，维吾尔族的人是否感激这种庇护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疆独分子的发言：

“那个妇女把***的羊肉翻来翻去，到最后却不买了。旁边两个警察视而不见，结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个妇女，杀了一个警察，自己也被另一个警察杀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个贴子的原文了，这是凭记忆自己写出来的）

在他们看来，看了肉以后不买就是死罪，而警察则有维护维吾尔族人的义务，否则就该杀。它们丝毫不考虑自己的法律义务，而这样的思维，却恰好是胡乱邦的政策惯出来的。而这种政策对汉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引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作者：无奈）

再来看看胡耀邦干了什么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 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

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看出，当时的中央。拍拍脑袋就想当然的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一九七一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 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 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徵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作改变了。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拍脑袋，就天真的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人示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害了后来的继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再来看看维吾尔人是否感激这种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後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胡乱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把手必须是维吾尔族人，更加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东突。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白白牺牲了很多战士。（详见新疆士兵亲历记）在基层，实际上维族领导只需要有意无意的偏向维族，就可以是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

胡乱邦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军委工作后，认为比毛高明（时毛、周都已体弱高龄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乱邦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

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至1969年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处理。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主政国务工作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体弱高龄多病），邓小平明示后，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复辟资本主义后又都被平反放了出来。今天《疆独》《藏独》闹得欢，应该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