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为什么胡耀邦被称为《胡乱邦》
毛泽东对胡耀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维护民族团结，必须相信依靠和动员群众，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优秀精英也是少数，但绝不是农奴的全部。放到国家大战略方面，毛泽东共产党超过国民党，甚至超过任何历史统治者。
一就是国家意志的统一，对防止外来侵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团结，这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难题，让千年以来的奴隶主和农奴平起平坐，而且让少数民族一夜越千年，极大地缩短了本民族的历史自然演变过程，从原始部落、农奴制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三就是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铲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权力的影响。
四就是民族的妇女解放。如中东妇女至今还在包头。
而《胡乱邦》则陷入了依靠精英农奴主的道路，否决了奴隶群众路线政策，将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从80年代以来在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体性的往右转，成了社会的混乱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问题的出现都说明《胡乱邦》思路的异化与定位的差异，严重缺乏战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虽然《胡乱邦》自命不平，时常用“开明“形象出现，但是管理国家从来是需要钢柔相济的。领导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满足大多数人的权利，对知识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导。《胡乱邦》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的弊端显露了出来了。《胡乱邦》仅仅用一个错误来批判另一个错误，而不是继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现如今的疆独、藏独成因邦乱的混乱局面了。
当提起胡耀邦的时候，不少少数民族兄弟有些敏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关系问题。但其实在这点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一阵线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层精英并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一定的“优待”。为什么要给优待打上引号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些优待算不上优待，却让汉族人气愤，给部分少数民族抹黑。
这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政策：依据“反动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的交流来看，维族人根本就不认可这个政策。他们看到的是很多宾馆在奥运期间不招待维族人，在车站对维族人查的更紧，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释放。原因何在？一个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维族人民有多少被两少一宽的机会？鼓励和纵容这批人不但没有惠及维族人民，还伤害了维族人的声誉。对少数民族表现好的查的更紧，对表现坏的却非常优待，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一个好的政策，是激励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祸害人民的人！
再说说《胡乱邦》对少数民族上层和下层的区别：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乱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乱邦》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热比娅》已逃亡国外。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胡乱邦》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贡献之一是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几百年的民族问题。在新疆，百万支边汉族同志和当地维吾尔同志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边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来自新疆，他们的父母是老一代支边青年，他们自小在新疆长大。他们讲，新疆人民待汉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们从来也没感到民族隔阂问题。甚至感觉不到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边人员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感谢他们。目前国家对他们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而《胡乱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层人士，全面抛弃各族下层。但因为他的“两少一宽”，一个伤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却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伤害了所有人 。
揭开了批判毛泽东的盖子，丢了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导致了社会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数民族信仰的坐标消失了，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严打，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势力豢养、庇护下的张狂。
胡耀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
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胡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胡耀邦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
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中国合法统治，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
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 “喇嘛书记”。
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亲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国模式，否定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胡耀邦极右路线的惨败。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作者：张春桥
凡是略为知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内部，从工农红军到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人民解放军，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后来广大的解放区，在那里，从来就是以军民平等、官兵平等、上下平等作为处理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根本原则的。这个原则，是在最早的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创立起来的。
在 " 井冈山的斗争 " 这篇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遍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
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 " 伙食尾子 " ，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正象大家所知道的，人民军队内部的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了革命根据地内部相互关系的模范。在军民关系上、在政民关系上、在军政关系上、根不相互关系上、上下左右的相互关系上，也同样遵守这种同志式的平等关系。人们不是靠手里有权、有枪，不是靠官架子，不是靠威风，而是靠为人民服务，靠说服，靠真理，处理相互关系。革命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也学著人民解放军的样子，处理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外来的人，一踏上这些解放了的土地，就立刻会发现：在整个革命根据地内部，由于正确地处理了内部关系，大家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是， " 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 " ，大家过著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生活，虽然因为工作的需要，生活水平略有差别，但相差不多。同时到处讲政治、讲群众路线，因此，工农兵学商，团结一致，亲如家人，艰苦奋斗，英勇杀敌。大家还记得解放战争时期大兵团作战的情景吗？为了支援人民解放军，成千、成万的民兵跟随大军南下，他们同军队一样地过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甚至也没有想到要发工资，更没有想到要实行什么 " 计件工资制 " ，他们是自己背著自己的粮食来干革命的，他们一心一意，只为打倒三大敌人，解放全中国。整个革命根据地，男女老幼，前方后方，心连著心，结成了战斗的集体。正是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标志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作风，毛泽东的思想作风，在亿万人民中已经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而这种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军队和人民，是无敌于天下的！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不是早已作了证明吗？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 " 供给制 " 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还是很吃香的。提到 " 供给制 " ，如同说到老革命、说到艰苦奋斗等等一样，人们认为是光荣的。一些革命青年刚刚参加工作，也希望是 " 供给制 " ，表示自己象老同志一样，是真心实意地来革命的。原来过惯了供给制生活的同志，也并不羡慕什么薪金制，人们喜爱这种表现一种平等的相互关系的生活制度。
但是，没有多久，这种生活制度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地说它是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
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在他们中间，谈论供给制的缺点的议论渐渐多起来了，谈论薪金制的优点的议论逐渐占上风了。
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 " 干不干，二斤半， " 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 " 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 " 又记在供给制的账上。工厂、商店没有经营好，赔了钱， " 供给制思想！ " 又是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象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
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 " 物质利益的原则 " 。据说，由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著不少旧的分工的残余，即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之间、工人劳动同农民劳动之间、熟练劳动同简单劳动之间的差别，因此， " 工作者从物质利益上关心劳动结果和生产发展的原则 " 就被说得神乎其神。什么 " 等级工资制 " 、 " 计件工资制 " 可以刺激工人 " 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表现最大的关心 " 呀，可以刺激 " 社会主义竞赛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率高，工资也高 " 呀，这种制度是 " 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杠杆 " 呀，道理多极了。不过，说穿了，说得通俗一些，还是那句老话： " 钱能通神 " 。只要用高工资 " 刺激 " ，就象花钱买糖果一样，什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都能够立刻买到手的。
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能够说些什么呢？在 " 供给制 " 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听到这种议论，每一个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的人除了感到是一种侮辱，还能说什么呢？就说在建设事业上吧，不是别人，正是那些被经济学家认为最关心自己工资高低的工人们，说出了同经济学家根本相反的意见。
上海的工人们，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尖锐地指出了这种理论和办法是 " 钞票挂帅 " ，而不是政治挂帅。真是一语破的，还有比这说得更清楚的吗？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如同马克思在 " 哥达纲领批判 " 中所正确指出的， " 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 资产阶级的法权 " 的不平等，还不能立即取消。只能 " 各尽所能，按劳取酬 " ，还不能 "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
但是，马克思的这段话，有没有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法权，资产阶级的不平等的等级制度，根本不能破坏，反而应当把它制度化、系统化、更加向前发展呢？是不是只应当片面地强调 " 物质利益 " 原则，而不应当从政治上、思想上、道德上加强共产主义的教育，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进行斗争呢？不是别人，而是马克思本人，答复了这种问题。他在 " 法兰西内战 " 一书中，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他特别著重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英雄们采取的这种措施： " 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他们的办公费，都随著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
请看，巴黎公社－－全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难道不恰恰是彻底破坏资产阶级的等级制度，并不讲究什么物质利益原则吗？难道马克思以及后来的恩格斯列宁都再三强调这条经验的时候，他们不记得还有资产阶级的法权等等吗？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没有给这些 " 见物不见人 " 、 " 见钱不见人 " 、 " 钱能通神 " 的经济学家帮忙。
列宁在 " 国家与革命 " 一书中，倒是愤慨的指责： " 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而许多人在提到这条经验的时候，总把它看作是 " 已经过时的 ' 幼稚行为 '" 。那些攻击供给制、主张钞票挂帅的人们，不是也说什么供给制是 " 游击作风 " 、 " 农村习气 " 、是 " 已经过时 " 的东西了吗？他们不是也 " 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乾乾净净 " 了吗？
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 " 供给制 " 、对 " 农村作风 " 、 " 游击习气 " 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们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一切剥削阶级、压迫阶级都是保护严格的等级制度的。他们不惜捏造各种神话，说自己是 " 天子 " ，是天生的人间的主人。
蒋介石这种人间的丑类，在 " 中国之命运 " 一书中，就不知羞耻地自称他的血统是文王的子孙，他的一本传记更具体地说他是文王的儿子－－周公的子孙。这种神话虽然只应编入 " 笑林广记 " ，却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于把自己化装成一个天生的中国 " 最高 " 。上海的买办们，也是以 " 高等华人 " 为荣的。阿Ｑ只因为说了一句他 " 和赵太爷是本家 " ，挨了赵太爷狠狠地一个嘴巴： " 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 " 在旧时代，整个社会上，从配不配姓赵，到穿衣、吃饭、住房子、走路、走路的快慢、抽烟的姿势，哪一条不要讲究身份、等级？哪一项没有 " 礼 " ？合乎礼、不合乎礼，也就是合法、不合法，处处都有资产阶级的法权。攻击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的人们，实际上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等级制度的礼、法来代替无产阶级的平等关系。他们说这样可以刺激生产积极性。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推行他们这一套的结果，我们党的干部中，原来生活水平相差不多的状况改变了，有些早已对艰苦朴素的生活忍耐不住的人，迅速地学会了绅士派头、高等华人派头、赵太爷派头来了。有些干部见面不称什么什么 " 长 " ，就不舒服起来了。这确实起了刺激作用。
但是，并不是刺激起了生产的积极性，而是刺激起了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积极性，刺激起了铺张浪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刺激起了脱离群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积极性，有些最不坚定的分子就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贪污腐化分子。原来有人说供给制度会使人们懒惰起来。现在证明，恰恰相反，倒是等级制度把人弄懒惰起来了。有的干部多作一个小时的工作，也要计算加班费了。而在供给制的条件下，在革命战争中把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都贡献出来的人们，他们计算过什么什么费吗？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风气发展起来，干部同劳动人民的相互关系变化了，领导干部的 " 三风 " 、 " 五气 " 有了发展。政治挂帅，平等待人，对待群众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同群众打成一片，所有这些，在有些人，已经完全忘记了，甚至当党中央发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以后，还遇到他们的节节抵抗。这难道不是我们所亲身经历的事实吗？
回想一下这一段，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每个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的情况虽然不同，受到的影响深浅也不同，但是，都可以从这中间找到必要的教训。
因为党的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在我们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中扎下根的，它虽然遭受到某种破坏，恢复起来并不困难。现在，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经过伟大的整风运动，又把它恢复过来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已经做得很彻底。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国民党的官气，还影响著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受到某些人的抵抗。我们的前面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的斗争过程。但是，既然大跃进的形势迫切地要求我们在调整相互关系方面跃进、再跃进，一切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志们，一定能够站在运动的前头，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今天《疆独》《藏独》闹得欢，应该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胡乱邦远不止《两少一宽》这一大错。胡乱邦的严重胡搞失误远不止《两少一宽》犯下大错这么简单：
东突势力在过去的几十年内犯下了累累的罪行。如果到现在还否认东突势力对新疆的影响，粉饰太平，那是纯粹的自欺欺人。观察再稍微仔细一点，就会发现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将牛鬼蛇神放出来之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实际上是东突势力恶性膨胀的二十年。
这既与外部的国际环境有关，又与国内的政策有关。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犯下大错。看今天的东突分裂主义势力越演越烈就是最好的证明。客观上讲，正是这些胡乱搞的方针政策，加剧了民族矛盾。怂恿了疆独藏独问题的蔓延和发展。
王震在新疆建立了《新疆建设兵团》。这个平时为民，战时为兵的机构为新疆的统一和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可谓“呼之即来，逢战必胜”，养百万大军而不费一粒粮饷。王震在新疆大力打击分裂主义势力，保新疆几十年太平。
因为分离主义分子绝对不会因为政府的心慈手软而改变观点，相反他们就会认为政府软弱，就会大肆发展势力。等到他们坐大之后，不得不对付的时候，可能就成了正规军对正规军的大血战，所以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暴。
当时的新疆社会最为安定、民族矛盾最为缓和的时期确实是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生活在新疆的少数民族和汉族都有同感。
到了胡耀邦的时代犯下了拍脑袋主观主义的大错，那就是“新疆六条”和“西藏六条”。大致内容是：1． 充分自治；2． 修养生息；3． 采取适合西藏特点的特殊灵活政策发展西藏经济；4． 支援大量经费，促进农牧业生产用於西藏各族人民的迫切需要；5． 恢复西藏文化教育科学事业；6． 进藏 干部分批分期调回内地。
对比“西藏六条”，也就有了“新疆六条”。为了落到实处，中共新疆自治区党委决定在全区范围内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增加少数民族干部比例，汉族干部可以提前退休，也可以协助调回内地。
胡乱邦以为政策对新疆倾斜，经济发展了，少数民族就自然而然的心向汉族，自然而然就要维护祖国统一。谁知道少数民族中的少数农奴主和上层根本不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国家，有个西方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一个负责保管国旗的维族小学生，每天都要在收回的国旗上踩一脚！要怎样的仇恨才能导致这种举动？！胡耀邦的错误主要是这几个方面：
胡乱邦不知道治理新疆的真正所能依赖的力量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而不是少数民族中己经被赶下台的农奴主。开明的农奴主为足可以作为团结对象，不能是力量的主体。新疆六条中有几条是直接伤害汉族利益的，如60%政策——招工，参军和上大学新疆人要占60%，领导干部中，一把手必须是维族中放出来的农奴主。
这几条，把新疆的汉人至于事实上的二等公民地位，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必然遇到基层的阻力。相当在新疆的各族人之间终埋下一个冲突的火种，极大的增加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这种政策并不能增加维吾尔族人对汉族的好感，尤其 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机构的精简，国有企业陷入困境，这种60%的政策越来越成为另外一个包袱——下岗的人很多是维吾尔人，因为工作人员中它们的比例本来就大，素质又相对偏低。甚至连考大学的60%政策，也随着大学生就业的面向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包袱，而且是一个危险的包袱。他们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却又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对社会不满，然后呢？历史上，任何一次动乱任何一个组织的成功度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的参与，单靠一群文盲是无法成事的，而现在的新疆各大学，客观上正在制造着这样的人。
法律事实上对维族失效。按照新疆的一些公安的说法，如果真正严格按法律办事的话，一半以上的维族青年都要进监狱。话有点过分，应该也有点夸张，但却反映了新疆治安的无奈。网上有文章描述了在新疆发生的一些恶性案件，如买羊肉串被杀，罪犯却只被判2年徒刑等，无不引起极大的民愤。如果说60%的政策只是损害了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种治安状况的恶化，损坏的却是生存权利，如果听之任之，则只会引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和人口异常流动——新疆汉人向内地的流动！同样，维吾尔族的人是否感激这种庇护呢？让我们来看看一个疆独分子的发言：
“那个妇女把***的羊肉翻来翻去，到最后却不买了。旁边两个警察视而不见，结果***拔出刀，勇敢的捅死了那个妇女，杀了一个警察，自己也被另一个警察杀死。”（很抱歉，我找不到那个贴子的原文了，这是凭记忆自己写出来的）
在他们看来，看了肉以后不买就是死罪，而警察则有维护维吾尔族人的义务，否则就该杀。它们丝毫不考虑自己的法律义务，而这样的思维，却恰好是胡乱邦的政策惯出来的。而这种政策对汉族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
“１９９３年在新疆喀什市发生的一件血案，至今想起都使人毛骨悚然，在新疆的汉族百姓命不如草。喀什市一汉族下岗女工在公园门前摆了一个台球案以谋生记，中午十四岁的妹妹和暑假归来的大学生姐姐来接替母亲，换母亲回家吃饭，从此这位母亲永远失去了这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女儿。母亲走后，几个维吾尔青年来打球，打着打着，其中一个便开始对妹妹不轨，当姐姐的自然挺身保护妹妹，一句愤怒的话没有说完，一把匕首就刺进姐姐的胸膛，姐姐当即毙命，这个杀人的维吾尔人在妹妹悲愤的哭喊中扬长而去，周围都是维吾尔族人，但没有一个人制止，也没有一个人报案。等母亲回来看到这突变的事件，才报案叫来了警察，警察向围观的人群询问，竟没有一个人说看见过凶手，包括和凶手一起来打球的！直到第二天，警察才在凶手家的床上将正在喝酒凶手抓获，凶手竟说，昨天喝醉了，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回来法院竟按酒后过失伤人，判了凶手两年徒刑。社会顿时哗然，死难者家属扬言将抬尸游行，政府有关部门纷纷来做家属工作，许以抚恤、工作等条件，软硬兼施，硬是息事宁人地将事情压了下去。”（引自《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作者：无奈）
再来看看胡耀邦干了什么愚蠢的事情：一九八零年，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重新开放少数民族地区的寺院、重印伊 斯兰教《古兰经》之后，新疆、宁夏、青海等省，重开过去被封闭的寺院和经堂，重修毁坏的寺庙和宗教遗迹。农村和城镇中的经文学校，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布各个城乡，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进入经文学校，学习念经和老文字。不少维吾尔族和回族家长索性让孩子不再去上汉文学校，或是政府办的少数民族语言学校，而只到经堂去诵习伊斯兰教经文。
一时经文学校人满为患，而公立学校却学生不足。从这一点看出，当时的中央。拍拍脑袋就想当然的以为，宗教在伟大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面前不堪一击，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在经过三十年的无神论宣传和意识形态灌输后，宗教对少数民族仍有如此巨大的号召力。更为愚蠢的是，1982年9月13日，以自治区立法的形式，宣布全面恢复使用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老文字，并使老文字与汉语并列，成为新疆自治区的官方语言文字，从而断送了毛泽东时代开始的文字改革——同化新疆的最重要的一环！
维吾尔族的文字改革，始于一九七一年。经过一段时间试行，由中央和自治区 强行规定，废止使用维吾尔族老文字，而在全自治区境内使用罗马字母改编的新文字，由小学到初中的教材，也一律改用新文字印刷。这种推行的文字改革，使得维吾尔族文化和宗教传统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在公立学校教育出来的年轻一代，不识维吾尔老文字，不能阅读老文字的历史文献，而 谙熟老文字的上一代，大都又不熟悉新文字——，结果当然是文化断层现象日益严重，汉化越来越普遍。而维吾尔族老文字，是载负本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最主要的工具，它也是使维吾尔族与其它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区别开来的特徵之一。如果这种政策持续下去，今天的新疆，也许会好办得多。毕竟，当年的中国在封闭中发展，可以不考虑国际的压力，而今天的我们，却经常不得不在国际压力面前退却，这种文字改革的事情，再也没有办法作改变了。
胡耀邦等人，靠着拍拍脑袋，就天真的以为恢复维吾尔族的老文字，就能向维族人示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还害了后来的继任者。怪不得新疆和西藏的干部称呼胡耀邦为“胡乱邦”(《天葬》，王力雄)。
再来看看维吾尔人是否感激这种政策：“中共在新疆的政策是对维吾尔人的高考教育实行“照顾制”，实际是变相地剥夺了维吾尔人生存和受教育的权利，想想看，维吾尔人从小学到高中受的是维吾尔教育，上大学学一年的预科汉语，其後再上四年的汉语专业课程，能学到什么。”从小受到维吾尔教育，结果不会说汉语，知识水平上不去，毕业找不到工作，原来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错。
胡乱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的一把手必须是维吾尔族人，更加客观上助长了东突势力的嚣张气焰。历史上新疆有很多维族高官参与过东突的活动，或者或明或暗的支持东突。很多时候，开枪的命令要征得维族一把手的同意才能下达，白白牺牲了很多战士。（详见新疆士兵亲历记）在基层，实际上维族领导只需要有意无意的偏向维族，就可以是汉族的生存环境大大恶化。
胡乱邦撤销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将军的领导下，响应毛泽东关于军队参加生产的号召，弘扬延安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1954年10月25日，新疆军区发布命令《公布成立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组织机构及管辖部队番号》，全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于同年11月1日正式运作。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新疆屯垦事业由原军垦农场开始逐渐转变为正规化国营农场，正式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企业化生产代替原军队自给性生产。60年代，全国大批知识青年到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建设兵团的发展，农牧团场基本实现机械化、水利化、园林化，新疆现代工业基础主要由生产建设兵团缔造。然而，1975年3月25日，某人主政军委工作后，认为比毛高明（时毛、周都已体弱高龄多病），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做出决定：撤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师建制，所属企事业单位全部移交地方管理。
胡乱邦几乎释放了全部民族分裂分子。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托乎提库尔班、尼牙孜·乌买尔、司马义·依不拉音·哈斯木帕尔沙等建立了全疆范围内的分裂组织“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将组织名称改为与新疆三区革命时期的人民革命党同名，并将成立时间定为1960年11月12日，与历史上的新疆分裂政权(1933年“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均于11月12日建立)。
1968年2月，正式建立全疆统一的集团组织，组成了以托乎提库尔班为主席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及由若干委员和候补委员组成的“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中央主席团”。
1969年8月20日，暴乱发生，其中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暴乱分子抢劫了县民兵武器库，当地公安及武警分别予以围歼，并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及其他凶器，阿洪诺夫等10名暴乱分子被击毙，其余均被俘获。这是一起新中国成立至1969年发生在新疆的规模最大的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有行动的分裂集团案件，据统计涉案人员达5000余人。在获取充分、确凿的证据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处理。
然而，走资派邓小平主政国务工作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体弱高龄多病），邓小平明示后，1975年8月自治区革委会对“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分裂集团案处理重新做了认定：除在暴乱中被击毙和做其他处理的要犯387人外，其余1165人均不定为该党成员，而以犯有政治错误作为结论。对部分罪恶轻、认罪服法的服刑人员也分别做了减刑或提前释放处理。改革开放后走资派邓小平胡乱邦复辟资本主义后又都被平反放了出来。今天《疆独》《藏独》闹得欢，应该是走资派特色政府自作自受。
六十年代，解放军两次出境入缅围剿国民党残兵。此为第二次。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作战目标和目的是清剿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
应缅方请求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
按预定的作战方案，战斗应在11月22日打响。然而20日，总参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通知王尚荣，要他向秦基伟转告毛泽东、周恩来在看到最新材料后所产生的一些担忧：毛泽东今晨看了昆明军区报送的材料，发现红线南侧的缅军兵力过于单薄，难于履行堵截配合作战的任务。要秦基伟赶快同负责与缅军联络的丁荣昌商议。在适当的场合，以妥善的方式，把中方的关注与担忧转告缅方。
21日晚21点30分，我军22支突击队迅速向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移动。据侦察，总参要求重点捕歼的敌军、师级军官，有5名在红线附近，而周恩来“谁活捉柳元麟谁就可以当将军”一句玩笑中说的敌首柳元麟，却不在红线区域内。坐镇昆明前线指挥部的秦基伟发出新的命令：“战斗打响后，如敌逃跑，命令部队，马不停蹄，跟踪追击!”
按预定计划。战斗应在22日凌晨6点30分打响，然而，这次对中国军队来说十分新鲜的山地丛林战，却没有完全按计划进行。扑击的16个据点，最早的4点50分就开始了，最晚的7点50分才交火。由于中国军队的扑击实出残军意外，16个扑击点，只有两个扑空。最早打响的踏板卖据点，战绩最佳，全歼守敌。国民党残军第一军二师师长蒙宝业被击毙：5点40分打响的曼俄乃。虽然据点扑空，但在追击中，击毙了残军四军五师师长李泰。但我军伤亡也较大。
国民党残军不敢与解放军恋战。稍一接触就向密林深处溃逃，很快都退离到红线区域以外。由于中央军委只在红线内作战的命令规定得很死。参战部队只好在红线处停止追击。秦基伟得到战报后，命令突击队在红线内清剿残军，巩固战果;同时向总参请求与缅方协商，同意参战部队越过红线追击敌四军主力，但中央军委的决定依然如故，攻击不得不在红线处终止。
直到1961年新春，缅甸军方才开始实施打击国民党残军的“湄公河战役”。缅军调集了9个营约1万人，沿湄公河以西，由西南向东北推进。柳元麟采取以“引蛇出洞，将缅军诱入王南昆狭窄低洼地带伏击”的策略，瓦解缅军的攻势。柳部先佯装节节败退，来迷惑缅军，诱使缅军一步步落入其圈套。
1961年1月2日至9日，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率代表团在仰光参加缅甸联邦独立13周年庆典时，听到的还是缅方捷报频传，可没过几天，缅军就落入柳元麟圈套，被国民党残军挤压在王南昆至芒林的狭长山道间。缅军的远程大炮与飞机难以施展威力，缅军陷入孤立无援境地。
此时，周恩来、罗瑞卿等已离开缅甸，只有陈毅副总理还在缅甸继续访问，缅方向陈毅提出：请中国军队越过红线，南下百余公里，协助缅军作战。19日，缅方得到周恩来来自北京的回复：我们愿意参加这一联合作战的讨论。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商讨入缅作战中存在的问题。军委副主席贺龙、聂荣臻认为：我军在缅甸作战展开得过宽，兵力分散。从整体上看，参战部队过于单薄。
问题是在短期内，缅方要求中方在中缅边界地区集结更多的兵力，是相当困难的。再加上1961年中国正处在中苏关系交恶，以及经济困难的重重困厄之中，难以满足缅方的请求。
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1月21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中国军队前线指挥郝，请求中同军队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梦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歼灭国民党残军第三军与第五军主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的被困缅军。
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缅方的请求进行商议。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我们在缅甸访问期间。缅甸向我们介绍的都是胜利的情况，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可见他们现在处境困难。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到国民党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在国际上，缅方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方部队抓紧准备。”
就在罗瑞卿的意见报中央定夺的同时，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打电话向昆明军区传达了罗瑞卿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4000人。我们使用8个营、2个便衣队。梦百了2个营2个便衣队，梦百了以西2个营，索永2个营，重点梦百了。
22日下午，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计划。总参同时通知昆明军区：梦百了以西2个营不去了，以免口张得过大。争取25日打响。总参再次强调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定的范围实施;力求不伤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枪、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国民党残军的可以打。
自25日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中国军队对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森林阻碍了参战部队的奔袭速度，而国民党残军则正相反。经受了人民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国民党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定了遇解放军攻击就逃。在逃跑中抵抗，以抵抗掩护逃脱的策略。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以保存实力。因此，当国民党残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便主动放弃了对王南昆缅军的围网，仓促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人民解放军前后两次出国作战，取得了击毙敌师长2名、活捉副师长1名、共歼敌740人的战绩，捣毁了缅北国民党残军经营10多年的巢穴，协助缅方收回了拥有30多万人口、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中央军委非常重视中国军队此次跨国界军事行动。周恩来听取了有关作战情况的汇报，并亲自主持中央军委对此次作战经验教训的总结会。1960--1961年的中缅联合军事行动，是中国军队所经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地丛林突击战。这次跨国界军事行动保障了中缅联合勘界顺利进行，为稳定和平安宁的中缅边境扫清了障碍，更在共和国历史上写下了鲜亮的一笔。
毛泽东1928年11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明明白白地指出：“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
“湖南省委要我们注意士兵的物质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农的生活好些。现在则相反，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乎为继。仅仅发油盐柴菜钱，每月也需现洋万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给。现在全军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还缺少布。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也说：虽然红军的质量还不算太好，“不过根本就没有饷发，雇佣式的性质还算极少。军中的训练还不错，兵士对于革命二字，还有相当的认识”。“红军中的薪饷，早就废除了，只有饭吃，有钱的时候发一二块钱的零用钱，最近几个月来，不讲零用钱不发，草鞋费也没有发，伙食费也减少了。最近两月来，每天每人只发伙食费三分，四分油，四分盐，米一斤四两，三分钱一天的小菜钱，只买的一斤南瓜，洗衣剃头穿草鞋吃烟的零用钱没有发了，所以最近以来，士兵生活特别的苦（不论士兵官长以及地方工作的也都一样）”。
陈毅1929年9月在上海给中共中央的书面报告《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也说：“红军的官兵物质享受一样，所以官兵不能有什么分别。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引者注：指朱德）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伕头，同时到现在‘伙伕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浑号。”
“给养方面，每人每日伙食费大洋一角五分，在物价低贱或有土豪打，或有农会赠的时候，常常有剩余，可以分得伙食尾子。若没有帮助的时候，则常感觉太清淡了。红军废除了发饷制度，经济公开多时，每人每月可以发四元至五元的零用费，作洗衣、剃头、买草鞋之用。若钱少则少发或竟至不发。士兵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无闹饷的事，没有钱发，他只怪这几日筹款不到，不会向军长要钱。”
毛泽东1936年告诉斯诺：1911年辛亥革命时，毛泽东热血沸腾响应号召入伍当了半年兵，当时“我的军饷是每月7元——但是，这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要多。”作为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收入比民国初年的普通列兵都少，谁还能相信红军士兵的“工资”是当时“行业内的最高工资”？
那么普通红军战士的“军饷”究竟是多少呢？由于红军实行供给制，主要的支出就是伙食费。对于伙食费，1932年，中革军委作出规定，每人每日为大洋1角（条件好时为1角5分）。一个月按30天计算，普通红军战士所得伙食费（由于红军经费短缺，其他经费项目诸如零用钱和草鞋费等难以按时下发）为3元（条件好时为4.5元）。这基本上就是红军战士的“工资”。
虽然毛泽东作为红军领导人会有其他办公费用，但在普遍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情况下，他的“军饷”不会比普通战士高多少，3至4.5元这个数额与他跟斯诺的谈话是比较吻合的。
为什么红军“军饷”那么低却有那么多国民党军俘虏兵愿意加入红军？
1929年2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在《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中说：朱毛红军的成份非常复杂，有原先参加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老兵（因为战斗频繁死亡甚多，现只占部队的三分之一），有平江、浏阳、岳阳、湘南的农民，还有从国民革命军中俘虏过来的士兵（俘虏兵现在差不多占了部队的一半）。俘虏兵现在有当连长排长甚至营长的。
杨克敏的报告与毛泽东的《井冈山斗争》基本吻合，这说明有大量的国民革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
有一句老话叫当兵吃粮，卖命拿饷。当兵吃粮拿饷银似乎是天经地义，从清朝的绿营、北洋的新军一直到国民革命军，士兵都是拿军饷的。如果以军饷多少作为判断标准，那么为什么红军“军饷”那么低，还有那么多国民党军俘虏兵愿意加入红军？
其实毛泽东在《井冈山斗争》中对此有过很好的总结：“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粟裕战争回忆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毛泽东上面这段话：也许现在的青年人不能体会到官兵平等、废止肉刑这些基本制度所产生的强大威力，因为他们是在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而当时，这些基本制度唤醒了被压迫者长期被压抑着的人的尊严，激发着对未来美好的无限希望，成为大家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牺牲的强大力量。这些新型的制度，是进行政治工作的强大武器。那时对于红军最有力的宣传就是：“红军官兵平等”，“红军不打士兵”。这简单的语言，对劳苦农民和广大士兵，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可见，吸引国民革命军俘虏兵加入红军的是新型人民军队迥然不同的气象和作风，而不是所谓的“高工资”。
相比较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饷发放是这样的：
抗战前，蒋介石国民党军的军队虽然都有一个统一的中央定的薪饷表，在这个表里面规定了从士兵到特级上将的薪水和饷银，但由于其实际上是一个军阀的集合体，各部队千差万别，大多数没有按照其执行。而其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根本没依照其执行，蒋介石依靠着中央的优势，以金钱为手段，对服从自己的多给点，对疏远的给的很少或完全不给，看人下菜碟，多寡不均十分严重，从根本上破坏了他自己定的规章，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类当然是老蒋的亲儿子，中央军的嫡系，这些部队在抗战初有第1.2.3.4.9.10.11.14.21.25.28.36.43.47.49.51.58.59.60.61.67.78.79.80.83.85.87.88.89.92.93.94.95.96.97.98.99师，独立第6旅共37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以及骑兵第7师及税警总团、教导总队。和几个独立炮兵团、工兵团等等，约40多万人，这些人是老蒋的亲生儿子，嫡系，所以装备良好且军饷优厚，而且这些部队大都经过调整，人员也充实，每师官兵达到约1.2万人，这些部队每师每月的军饷（包括办公费包干约1.3万-1.5万左右)一般约为25万左右。
有些人认为25万很多，一年就要300万，这40多万人，每年光军饷就要有1.2-1.4亿左右，但仔细算来，这25万只不过将将够而已，当时中央军的调整师编制有士兵1.15万左右，军官600-700名，每兵月饷8-12.5元（另外，骑兵和炮兵以及文书，技术兵的工资更高），每月这就12-13万，几百名军官，上尉连长就工资100元左右了，营长以上就更多了。这样，数百名军官的月薪就约9-10万元了，另外每月还有些伙食补贴和1万多的办公费包干，加起来就25万左右了。
当然，每个师的情况也不一样，如骑兵师因为兵员只有4000-5000，虽然官兵的薪饷也相对较高，但每月不足20万，教导总队人数多，每月就得30多万。至于税警总团的支出是在盐务支出里面，非常优厚，而又不在军费帐中列支，搞得很特殊。而其他的各个整理师因为编制并不完全一样，所以其月饷也都不同，不过大多在25万左右。这些部队都能保证按章发饷，从不拖欠。
第二类是一直依附中央军的部队，都是能听老蒋命令的部队，如原朱培德部（抗战前朱培德已死，该部有2个师），孙连仲部（4个师），原谭延恺系湘军（谭延恺也死去，不过该部因陈诚为谭延恺的女婿，过得也可以，该部有2个师），原五省联军被他收编的几个师等（第5.55.56.57师），一共十来个师，他们每月是16-18万，但有时还要拖欠一些（拖欠后一般不会补给了）。
这些钱就不太够了，但这些人还是有办法的，这些部队除孙连仲部以外大多都吃较多的空饷，这样一来不但把少发的钱给补回来，还能落几文。孙连仲的办法就是西北军的老办法，少发一些钱就是了，反正西北军很少发军饷，他扣了之后发的钱在西北军系统里面也算不错了。不过，南京政府经常拖欠军饷，拖欠之后基本都是欠30万50万的，一次说定发个10万8万就算结账，这些军阀由于实力较弱，往往只能吃个哑巴亏。之后，他们的官兵也只能跟着吃这个亏，因而往往一年只发11个月甚至10个月军饷。
第三类是与中央关系一般，但有地盘有影响的半独立军阀，这些军阀一方面有其独立性，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蒋介石，而蒋介石因为他们都有很大的实力，也不得不以补助其一部分军饷来维持双方的关系，如阎锡山虎踞山西，拥有十几万人（12个师），宋哲元占据平津有军队10万人（4个师），韩复榘在山东拥兵6-7万人（5个师），何健湖南有7-8万人（6-7个师），杨虎城在陕西有3万多人（3个师），还有一段时期的东北军20来万人（15-16个师），这些部队每月主要军费是他们自己地盘筹集，中央补助，大体上是每个师每月2-8万，不同部队，不同时期相差很大。不过这些部队因为都有自己的地盘，而且地方财政收入不错，虽然薪饷有时候也不足，但基本还是过得下去的。发个七折八扣的军饷还是能保证的。对这些军阀，蒋介石有时也拖欠军饷，但因为他们有实力，敢于和蒋介石对着干，如韩复榘就曾因为南京政府拖欠其军饷，一怒之下命令军队接管山东的国税机关，自行扣款，宋子文没办法，只好找人说和，以后再也不敢拖欠其军饷。
第四类是没有地盘或有地盘但很小收入又少，并且与中央关系较好的军阀，这些部队如镇嵩军2个师，20路2个师，西北回军3个师，黔军几个师，第十军（原直鲁联军徐源泉部）2个师，共15-16个师，对这些部队每师每月发军饷10-15万，但每年都要拖欠一到两个月，拖欠的最后基本赖账。这些部队的办法很多，如马鸿逵等部队基本不发军饷，最多每人每月发3-5块钱维持费，人马的花销多靠士兵自己抢掠，甚至要求士兵自己带枪马，自带口粮，一副中世纪的领主摸样。20路的军官由于大多是土匪出身，为搞钱不择手段，甚至绑票、贩卖毒品无所不为。徐源泉的部队更是利用打红军之机贩卖人口。可以说，这些军队是国家养的一群土匪。
第五类是孤魂野鬼型的部队，这些部队没有地盘，又桀骜不驯，老蒋就用卡住其财政的办法逼他们就范，以达到消灭其的目标。这些部队吉鸿昌的22路军，梁冠英的25路军，还有甘肃的新一军，鲁大昌师，河南的原建国豫军改编的45师，方振武余部（1师1旅），庞炳勋部（39师），国民2军、3军的余部高桂滋部和高双成部等，老蒋对他们都是每月每师5-6万就打发了，还经常赖账，这些部队也不敢闹，只能咬牙忍住。军饷随之降成每月12万了，还长时间不发，弄到最后梁冠英只能辞职，老蒋很高兴的接受了其辞职。还有邓宝珊的新一军（只有2个旅和一个军部，直属队不到1000人），每月只给8万元，弄得他们每月士兵只发5块钱，军官发20元。
第六类，就是半独立的军阀，而且与中央关系较差，中央根本不能怎么样他们的，这些人如川军的刘湘（以他为代表的川军有30多万）、桂系的李白（7个师），云南的龙云（约3个师），广东的陈济棠（11个师），这些人的军饷老蒋只在用得着的时候给几个钱拉拢一下。
这些人的情况又分几种，广东收入多，每年8000-9000万，养活十几万军队绰绰有余，陈济棠还能办工厂，买军火，建立海空军。广西只有每年不到3000万收入，李宗仁白崇禧只能缩小部队，训练民团，并以和陈济棠联合的代价，换来陈济棠每月接济30万元，双方还成立鸦片专卖公司，每年能获利500-600万，对军队，李宗仁号召大家吃苦耐劳，仅发一部分军饷维持。龙云的云南只有2000来万收入，所以只能有3万多军队，好在其是鸦片主产地，光卖鸦片每年就获利千万。
六十年代，解放军两次出境入缅围剿国民党残兵。此为第一次。
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作战目标和目的是清剿国民党反动集团武装。为中缅联合勘界扫除障碍。
国民党残军的存在是中缅边境“金三角”极大的隐患
就在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叛乱武装的清剿接近尾声之际，一场中国军队从未经历过的山地丛林战，悄悄地在中缅边境孕育着。从1957年开始，缅甸边防军就几次明求或暗示，希望中国边防部队在缅军对盘踞在“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攻击时。进入缅甸境内给予协助。但这跨国界的军事行动，地方部队是不能定夺的，只能等待双方最高决策层的决断。
1960年4月末，周恩来结束对缅甸、印度、尼泊尔的国事访问，在前往柬埔寨、越南之前，曾在昆明短暂停留。在此期间，他和陈毅副总理召见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详细了解了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情况。
1953年国军残兵撤离“金三角”
为什么逃入缅甸的国民党残军会引起周恩来如此高度关注?原来就在周恩来访问缅甸期间，缅甸国会刚刚批准了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中缅关于两国边境问题的协定，并依此协定两国将共同勘界，而勘界过程中有可能会遭到国民党残军的骚扰。在1959年5月4日，毛泽东就曾在昆明军区呈送的内参文件上作了批示：“应引起警惕，派得力人员去调查并研究对策，中央军委亦应派员去云南具体落实。”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便对盘踞缅甸“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军更加关注。
这批国民党残军原属国民党第八军九十三师二七八团，是在人民解放军追击打击下，于1950年3月逃入缅甸“金三角”地区的。由于这一地区重峦叠嶂，民居寥落，大部分处于原始森林覆盖之下，缅甸军队在此几乎没有设防，这千余败兵便扎下脚跟。得以喘息。缅甸军方发现这支国民党军后，勒令其撤离缅甸国土。但这支走投无路的溃败之师。似乎除了盘踞“金三角”之外，难觅立足之地。于是缅甸政府决定以武力驱赶，可绝境求生的国民党残军，竟顶住了万余缅甸正规军的攻击。
此情形传到台湾，蒋介石惊喜异常，中缅边界居然还有如此能打的国军。蒋立即召见原国民党第八军军长李弥，命他赴金三角统率旧部。后经李弥的苦心经营，该地区国民党残军数量渐渐扩充近2万人，占据了比台湾面积还大的地盘。
作为主权国家的缅甸。难以容忍自己国土被异国军队长期盘踞。1953年春，缅甸调集了8000名剽悍骁勇的刻钦族士兵，近4000名用重金招募的国际军团印度兵。对“金三角”地区的国民党残兵发起了新一轮清剿，可作战又一次失利。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并没有使李弥在“金三角”站稳，缅甸政府将国民党残军侵犯缅甸主权的照片、文件、实物，以及新闻媒体的各种报道，统统搬到了联合国桌面上。世界为之震惊，纷纷谴责台湾当局和美国粗暴干涉缅甸主权的行径。美、蒋迫于国际舆论，决定将国民党残军全部撤往台湾。
1953年11月18日，美机开始运送国民党残军赴台。大部分残军被运走了。但仍然有一部分人潜留了下来。两年后。蒋介石再次想利用中缅边境一带的国民党残军，企图从云南进犯大陆。蒋委派号称“游击战专家”的国民党原第八军副军长柳元麟秘密潜入缅北，搜罗残部，使该地国民党残军再次发展到3000余人。1959年，蒋介石指示柳元麟，命他设法策应云南、西藏等地匪特暴乱，并许诺增加经费和补给供应，以巩固扩充其实力。柳元麟返缅后积极招兵买马并声称：“不仅缅敌找上门来要打，而且要打进云南，以击引暴，以暴致乱。”柳亲自拟定了袭扰云南的“突击计划”。
1960年春，台湾向缅北残军驻地空投了400人的“特种部队”，柳元麟也加紧了窜扰云南的准备，并培训2000余名作战骨干。
缅北国民党残军的存在，严重威胁着我国西南边境的安全与稳定。周恩来、陈毅正是在这个时候出访缅甸后，来到云南，听取昆明军区介绍缅甸境内国民党残军情况的。显然，中缅两国都认为国民党军残部的存在是极大的隐患。
中国军队出境作战。毛泽东说：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
中国和缅甸边境线长达2000多公里。由于历史上两国关系十分友好，中缅之间没有十分明确的疆界。1955年底。在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黄果园附近，双方的前哨部队由于误会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那天清晨，边境线上大雾弥漫，几步外什么都看不清。中国军队巡逻到黄果园附近时，同缅甸部队相遇，由于弄不清情况，互相开了枪。由此，中缅边境局势一下子变得异常紧张。更严重的是，黄果同事件发生后，缅甸《民族报》歪曲事实，攻击中国军队侵入缅甸，并且把两国正在协商中的边界问题全部公开。与此同时，美国借黄果同事件大做文章，极力渲染中国对外进行“扩张”。并且支持马尼拉条约国搞军事演习，制造紧张空气，威胁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黄果园事件的发生，不得不促使中缅双方进一步加快边界的勘察工作。1960年6月27日至7月5日，根据中缅边界问题协定成立的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在缅甸首都仰光举行第一次会议，就中缅边界进行必要的勘察、竖立新界桩和修订、改立旧界桩等事宜，商讨具体细节，确定日程安排。谈判中方首席代表是中同驻缅甸大使姚仲明，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任谈判首席顾问。缅方由缅甸国防军副总参谋长昂季任首席代表，缅北军区司令官山友准将任首席顾问。
中缅双方在谈到勘界警卫问题时，姚仲明大使根据周恩来的授意向缅方表示：云南解放之际，国民党残部千余人窜逃至缅甸，盘踞掸邦地区。他们不时骚扰中国边境，对缅甸居民为非作歹，还可能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破坏中缅联合勘界。为保护勘界人员的安全，必须对国民党残部给予必要的打击。
缅方代表听了姚仲明这番话，非常受感动，他们认为周恩来把问题看透了，缅甸政府对国民党残军干扰破坏勘界也深感忧虑。双方一致认为，中缅应携手打击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以绝后患。
为部署中央军委就中缅联合作战的指示。11月初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派总参作战部边防处处长成学俞前往昆明，与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丁荣昌一起。同缅军代表举行中缅边界联合委员会警卫问题专门小组会议，并联合签署了勘界警卫问题协议。协议规定：为执行警卫作战任务，中方部队根据需要可进入缅甸境内20公里。清剿国民党残军的行动，双方应在同一时间进行，暂定于1960年11月22日左右。
协议签订后，昆明军区立即制定警卫作战方案，确定以3个战群22个突击队。奔袭国民党残军的16个据点。虽说此次军事行动是针对国民党几千名残军作战，但毕竟是中国军队首次出境缅甸与缅甸军队协同作战，而且是从未经历过以突击队方式进行的山地丛林作战。为做到万无一失，中央军委与总参领导多次交换意见，总参作战部还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及几位老帅的意见，及时传达给坐镇昆明指挥的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
中国军队出境作战，在国际上会产生什么样的政治影响?会不会引起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惊恐与不安?使他们以为中国借口打击国民党残军炫耀武力?会不会给国际上反华势力诋毁中国提供口实?毛泽东、周恩来对此次行动所造成的影响与后果十分关注。中央军委对参战部队的要求十分明确，强调将冲击强度压低，把20公里的出击纵深用红线标出，发给突击队。毛泽东的话，分量相当重：“谁越过红线就杀谁的头!”同时，担任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则几度重复他的作战原则：“断退路，先围而后歼。”
在作战方案审议过程中，中央军委和总参确定了周民党残部设在孟瓦、阵马、孟育、踏板卖的据点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并拟订了重点捕获的敌6名军、师级军官的名单。
文革在许多工人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蜜月。那个时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领导阶级》。
1949年以後的中国始终称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而到了文革时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地位被提得更高。
用毛泽东那句被姚文元作为一篇文章题目的著名口号说，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工人阶级与今天打工人农民工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中国的阶级论的划分，所谓工人阶级，其实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被称作“产业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户口在城市者，也被划作工人阶级。而农村人们公社管辖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则被划为人民公社社员。
直至今天，工人被下岗了，工人阶级解散了。被称作“打工人“，“农民工”。
而“工人阶级”在1949年以後的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全民所有制工厂的生产工人始终被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成员。文革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从所有的报刊文章、中央文件等来看，“工人阶级”显然只限于这部分基本成员。
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全国文革局势影响之大，也是堪称领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阶层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党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被作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领导。
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 4个名额，以后越来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届人代会更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虽然以工会领导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领导一则脱离工厂已经很长时间，二则不是工人选举产生，只是共产党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说，至少在上海，政权对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来最多的。
许多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
在上层，从1967年初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的比例都远比文革前高。
在政府机构中，最初的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额最多的。
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还是最多的。
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
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视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
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进入了上海权力中心，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更是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在各工业局、公司和基层工厂，工人也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据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的统计：当时全市工宣队总人数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文革前也这样做。
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去的，长期的党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
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没有相应权力。
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党的权力虽然更为集中，但党的威信却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产党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神圣不可批评。
文革中担任领导的工人就是因为造党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选拔进入党政机构的，因此他们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那样事事听命于党的干部，许多人甚至在整个文革中与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关系始终不融洽，尽管他们自己也担任了党的干部，这些新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党的干部。
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权威。分割党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时不刻地注意自己这个群体在党政机构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希望对党政机构施于尽可能大的影响，甚至左右党政机构的决策。
而在事实上，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象在文革中那样委屈求全于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干扰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
这种现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虽然那时已再三强调恢复党的权威。
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影响着整个上海的局势。
从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上海所有的风波都首先由他们掀起，各派力量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尊重，都想方设法与工人造反派稿好关系，工人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甚至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也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
工人造反派拥有的也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力。他们争夺席位，就是向干部阶层争夺更多的政策执行权。
干部阶层对工人造反派的渗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使工人造反派参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参政，首先必须入党。而干部阶层能够制约他们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们入党，因为入党必须由党员举手通过。许多工人造反派因此迟迟入不了党，因此也就进不了党的领导机构。
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这个问题才有所突破。
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队”和“一打三反”，给干部阶层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机。在上海，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九个工业局，到1973年，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
而在上海10个区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更是明确反对“直升飞机”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调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当权的领导班子。干部阶层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党政机构中的席位相对文革前虽然增加许多，但相比党政机构干部的绝对数，还是不高。
因此，尽管工人造反派占领了领导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生怕有朝一日时局复辟，那把“秋后算帐”的达摩克利特剑始终悬在他们头上。这其实是对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惧的延续，也是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强势集团“永不翻案”之类保证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始终是认同的，对毛泽东文革的方向，始终 “坚决拥护”。
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以工人的身份对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表示过怀疑，在关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他们与当政者没有任何分歧，而且还积极拥护。
文革8年不加工资，取消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5元月奖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严重损害工人经济利益。这些已经当权的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跟着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在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政策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子女去农村。
工人造反派关心的是“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政治斗争，参政的目的是为自己群体争取更多的党政席位，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他们比较多具有的是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搞私有化的道路之争。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将这些工人干部赶下台，并将工人下岗，解散工人阶级队伍。不就证明了这是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