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丑陋老朽落后当新鲜

改革开放后丑陋老朽落后当新鲜

 

改革开放后丑陋老朽古董当新鲜。今年春节在大大小小《春晚》节目中出现的持继复古之外，还多了语言文字的复古。

例如《龙行龘龘》。什么意思？别说老百姓听不懂，看不懂。就是一般成年文化人也不懂。又难写。这些藏在故纸堆里本早已发霉腐烂的字，又挖出来干吗？显示有“学问”？让孩子们学习？这是语文的倒退，语言文字运用的污染，是文化上的装腔作势，是审美上的低级趣味。语言污染的危害，比环境污染更可怕。环境污染给身体造成的损害，只要换到干净的地方，假以时日，尚可以调养。但是语言污染带来的精神损害，往往终身难以治愈。

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中，别说共产党人，就是20世纪早期中国文化界中，一群受过西方教育即新式教育的留学生们发起了一次革新运动。1919年5月4日，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腐儒发霉丑陋繁杂的东东，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大文人们，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但也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即为新文化运动滥觞。在这一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这一运动并成为五四运动的先导。

这些发霉的古字突然被重新挖掘包装起来，这种装腔作势的危害不容小觑，因为风气的败坏，往往是从语言污染和腐败开始的。一百多年前就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独裁。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也提出著名的八大主张：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求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新青年派还有其他一些主张，包括废除孔学、废除汉字等偏激的主张，这和人文理性学术派学衡、文化与科学派国风等的主张或结论形成鲜明对比。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沿用的旧中国的文人们还是沉迷于腐儒之中，走资派借用这些腐儒右派文人搞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有了毛泽东的《文革》。《文革》也是新文化的继续。对于这些早已发霉腐烂的腐儒文化，要不要打倒、摧毁、砸烂甚至炮打？就是被打倒、摧毁、砸烂甚至炮打过一次了，在走资资派邓小平篡权复辟资本主义，所谓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只因抹黑了《文革》而将所有的丑陋老朽落后当新鲜了。而且还成复古盛世了。才有了这样的丑陋复古文化当新鲜。

又如农业单干，本来是一种老朽的东西，却当作新鲜。

小农经济，几千年了，已经发展到了穷途末路的尽头。到了近代，世界各国或先或后向小农经济说“拜拜”。几百年前，随着资本主义革命的发端，农民开始在资产阶级的引领下，向两极分化，少数成为农业资本家（农场主），多数成为雇工。土地向农业资本家集中，进行规模经营，发展成现代化的大农业。

这条资本主义道路，走了几百年，牺牲了劳动者几代人的幸福，才达到今天的富裕。一些先进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回望这一段痛苦的历史，试图探寻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免除劳动者几代人的受苦受罪。

其中的一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应该走集体化道路。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合作社都是相当成功的例证。

中国又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农村人民公社，经过毛泽东纠正了一线领导人左倾浮夸风的偏差之后，人民公社终于稳定在三级所有制的基础上。

到七十年代末，人民公社的社级财力已占30%以上，凭这个财力，已经到了全国农村实现大规模机械化的前夜。

事实上，一部分搞得较好的农村人民公社，已基本实现机械化。

八十年代以来，人民公社被走资派强令解散，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开头两三年，有点起色，接下来几十年，至今仍在原地匐行，发展不起来。

而少量顶着干保存下来的公社集体经济，却发展起来了，其中华西、南街等，短短二三十年，就实现了机械化、电气化、现代化，群众生活共同富裕、美满幸福。

由上可见，单干的农业，是一种老朽的、落后的、正在等待着被历史淘汰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创新的、先进的东西。集体农业才是一种历史的创新、历史的进步。走资派把老朽当新鲜，把倒退当前进。此其一。

其二，资本主义私有制，也是一种老朽的东西，也被走资派当作新鲜的玩意，引进来玩我们。

几百年前，确实，资本主义是新生的、先进的。但经过起初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进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经济发达，再进到现在的新殖民主义时期，已经腐朽了。它们为了延缓矛盾，吸收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企图通过这种改良性的表层进步，苟延残喘。于是，在这个世界上，就出现了一种惹眼的反差对照：两股互为逆向的流。一股是，人家老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先进的社会主义因素当中较为简单的部分，社会福利，缓解社会矛盾；另一股是，我们的走资派，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引进腐朽的资本主义东西当中最腐朽的部分，血腥的原始积累，孳生社会弊端。

此外，还有股市、保险、博彩、银行衍生物，还有公关、红灯区，还有普世价值、三权分立、还有自私、颓废、成功学、厚黑学，等等，都是陈旧腐朽丑陋落后的东西，走资派都把它们当作先进的宝贝疙瘩引进来或妄图引进来。而把人类社会迄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幸福美满的群众福利、强大凝聚力的政治思想工作，促人奋进的社会主义文化丢掉。

综上所述，可见，历史前进的路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曲折线；历史脚步所走的道路，不是一条直路，而是一条曲折路。七十年代末是个历史折点（或者叫做拐点），中国走歪了，进入邪道，走回头路，用政治术语来表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经济制度私有化，经济发展两极分化，官员腐化，劳动群众生活贫困化，生存环境毒化，社会关系恶化，劳资矛盾尖锐化，官民关系敌对化，文化、道德、思想堕落化，中美关系殖民化。

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几十年历史，前30年和后30年，形成非常严整、对称的镜像。

镜子这面，是左手，折射到那面，就是右手。镜子这面是高帽子，折射到那面，就是矮凳子。

前30年和后30年形成镜像对照的细部如下：

（这些镜像细部，实在是对仗得很工整，可以贴在国门上作为“门联”。横批是“中国的镜像对照”，上联、下联如下：）

前30年——后30年

魁梧伟岸——矮小猥琐

独立自主——崇洋媚外

爱写“社”字、“公”字——喜欢“资”字、“私”字。

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逐步消灭阶级剥削——不准提起阶级斗争，迅速孳生阶级剥削

逐步公有化——急步私有化。

为人民服务——民为官服务。

工农大众是国家主人——工农大众是弱势群体。

干部清正廉明——官员贪污腐化。

社会共同富裕——社会两极分化。

低收入家庭，不觉得上学看病是个负担——中收入家庭，也感到上学看病是个负担。

社会福利逐步提高、扩宽——社会福利逐步销蚀、丧失。

一排旧的三座大山已被推倒——两排新的三座大山重新垒起。

（读书、治病和购房三座大山；新资本家、新官僚买办和新殖民地经济三座大山）

没有妓女——千万妓女。

学习雷锋好榜样——嘲笑雷锋大傻瓜。

人们互相关心凝聚一体——人们感情冷漠一盘散沙。

社会风气纯朴诚实、团结互助——社会风气假冒伪劣、坑蒙拐骗。

看了这幅镜象对比，不免令人心中对往昔不胜怀念、唏嘘慨叹！并升起一片浮思遐想：如果不走那段弯路多好呀？！

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容不得遐想，历史过去了就不能改变。

是的，遐想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但遐想可以反省历史，可以总结历史经验，启迪对未来的思路。

既然这样，还是让我们信马由缰，放开遐想吧。

如果30年前，没有误入邪道，而是一直正道走来，会怎样呢？

先看农村，沿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大寨道路继续前进，就不只是华西、南街等散落各地约一千个左右的集体经济，而是全国农村范围的集体经济，凭30年前公社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力，三、五、七年即可实现机械化、电气化，再用三、五、七年就可实现现代化。经过这30年到今天，全国农村就会遍布数以万计的、像华西那样的、发达的社会集体。

再看城市，沿着公有制的大庆道路前进，凭30年前国有经济的发展势头，再经过这30年到今天，经济会增长十几倍或几十倍。

由于没有两极分化，国家财富增长多少倍，劳动群众的财富也都会大体同步地增长多少倍，这样，工人的工资就会在原基础上达到月薪万多元或更高的水平。全国范围，不管是城里人或农村人，都会同华西人一样，同等富裕。

由于没有贪污腐化，社会财富就免遭少数蛀虫的销蚀，全国人民都能共享成果。

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剥削，也就没有现在各种丑恶的社会弊端。大家团结互助，友爱相处。既有充裕的物质生活，又有健康的精神和文化生活。

惜哉！

历史的命运没有给我们眷顾！

历史给我们的宿命，无情而且残酷！

走了40年到今天，是一条邪路。

反思，

历史的前后对比和正反验证已经很清楚；

觉悟了，知道今后应该走什么道路。

无须向上帝祈求，无须问苍天何故，更无须自怜泣诉；我们不认输，不认输，绝不认输。

呐喊，

用激荡的呼声，宣传群众，发动群众。与群众熔为一炉。

有须眉，更有巾帼。有青丝白发，有血气方刚，也有初出茅庐。

让新生的热血输入革命队伍，在一条战壕里同歌共舞。

提醒你，早晚还会出毛主席，他是领袖，不是救世主。

未来的命运，靠工人农民们共同重铸！重铸！！

[yongbing1993]

胡耀邦包庇纵容西化自由化头目





胡耀邦包庇纵容西化，自由化头目。胡耀邦掌权后他适应国内外势力否定毛泽东，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模式的逆流，坚持对中央关于开除西化自由化头目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党籍和制止六四学潮的指示顶着不办，结果引起一大批元老的不满。老一代革命家认为《胡乱邦》不是真正的革命者，不具备领袖的素质，继续担任总书记是危险的。迫于元老们的压力，1985年，走资派邓小平让人传话：“现在外面有人说耀邦是党内的开明派，打着他的旗子反对我们”，“耀邦不讲反自由化，为什么不讲”？1986 年，走资派邓小平又对扬尚昆讲：“陆铿（香港《百姓》杂志主编）打着奉承耀邦的幌子来反对我们。”、“这几年我如果有什么错误的话，就是看错了胡耀邦这个人。”走资派邓小平即用非常手段将胡耀邦拉下马。

胡耀邦表面看好象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其实不然。当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从华国锋手里夺权的时候，完全是在破坏党章，背后搞阴谋诡计。所谓“真理标准”的讨论，也是背着华国锋搞的，又突然捅向社会，搞臭华国锋。而对“两个凡是”的具体制造者郑必坚，龚育之却大加重用。

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其实质就是翻案搞阶级报复，来彻底清理真正的共产党人。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其目的就是重组阶级队伍，为推行西化路线服务。胡耀邦批判华国锋搞“两个凡是”，胡耀邦却又对资改路线搞了“三个凡是”。凡是资改路线处理错的人不能复查与纠正。可见，胡耀邦为人处世处事，是为一已私利或小集团的利益。那有什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光明磊落。

胡耀邦的重大贡献，后果如何，对谁有利，如何评价，经过四十多年实践的检验，已经一清二楚。只是中国和西方立场不同，答案不同而已。只是阶级立场不同而已。

1.1976年清明，悼念周总理的那场运动，不是群众自发搞的，而是走资派邓小平胡耀邦等幕后策划的。

2.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把中央内部的不同看法，背着华国锋组织批判力量捅向社会，迷惑.欺骗百姓，为搞臭华国锋，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打开缺口（注：两个凡是，是郑必坚.龚育之提出并由他们写入华国锋的讲话稿。批判“两个凡是”后，郑和龚摇身一变，成为批华批极左的先锋。郑提为中央党校副校长，龚提为《红旗》杂志社长）。

3.为把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等中央领导搞下台，胡耀邦四处串连，煽风点火，不择手段地搞阴谋诡计。夺权成功后，胡耀邦当上了中共中央主席（后称总书记）。

4.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全盘否定毛泽东的革命理论与实践；否定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全盘否定反霸权，防止和平演变的斗争。坚持右倾，搅乱了全党全民思想，动摇信念，放弃原则，混浠是非标准，导致自由化泛滥，纵容反毛反共反中国模式势力发展壮大，成为当时中国的主流力量，把中国推向被颠覆的边缘。

5.平反所谓的冤假错案。胡耀邦当上中组部部长，利用职权平反冤假错案搞一风吹，得到国内外反毛反共反中国模式分子的支持与赞赏，评价甚高。

从建立新中国起，到文化大革命，当年的敌人几乎全部平反。

为他们恢复名誉、职务、级别、补发工资，提拔重用。

甚至双手沾满鲜血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沈醉也平反了，享受共产党离休干部待遇。

胡耀邦在为当年的敌人平反之时，又在全国开展了所谓清理“xxx”地方势力运动。上至省委领导，下至基层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县委、人民公社，贫协主席、民兵营、连负责人、积极分子统统被审查，很多人被处理。

如，胡耀邦指派的中央工作组到广西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运动，清理“xxx”势力，大抓“三种人。”全广西审查了上百万人，立案23万多人，核查“三种人”6.2万，定性“三种人”4万多，受各种处分116934人，判刑1894 人，判死刑22人，执行死刑12人，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老红军，老八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老战士，劳动模范。当年，他们南征北战，抗日寇，打老蒋，剿土匪，清恶霸，抓特务，搞土改，斗地主，批资本家，支援朝鲜、越南抗美斗争，开矿山，建工厂，筑公路，修铁路，造田地，修水利，搞科研，促生产，等等，为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中国流血流汗，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1978年以后，这些革命和建设的功臣们，被胡耀邦推行的极右路线反攻倒算，统统打翻在地。而过去的敌人及其后代却翻身作主人。胡耀邦的平反冤假错案，重组了阶级队伍，为在中国全面西化扫清了障碍，奠定了组织基础。

6.否定中共的西藏工作政策和巨大成绩，把翻身农奴重新打倒在地，让旧贵族，农奴主翻身掌权，培养藏独势力，为达赖反共和分裂祖国提供了最重要条件，造成严重的后果。

胡耀邦翻案，纵容自由化泛烂，让反毛反中国势力日益壮大，成为主导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否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让本已哀落的达赖分裂势力卷土重来，严重威胁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这些当然需要“过人的胆识。”难怪胡耀邦公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真是够胆的。这也显示了胡走西方化道路的决心。

李锐却赞美胡具有“过人胆识”，“扭转乾坤，推动历史前进”。真是验应了老话：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立场说什么话。

李锐为何拔高胡耀邦

李锐拔高胡耀邦，究其原因，无非是李锐曾因犯右倾错误被处理过，而胡耀邦为其平反，还让其当上了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感激不尽。李上台后，自然成为胡的得力干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黑色友谊。因此，在李锐眼里，胡耀邦当然是“最得人心”了 。

其实，其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及其本性决定了李锐自己也是这样干的。李上台后经常写文章，出专著，到处演讲，从国内到国外，公开咒骂毛，和中共，鼓吹走西化道路，要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1989年，李锐公开跳出来勾结美国中央情报局。这场大动乱把中国几乎推到了如前苏联一样被颠覆的危险境地。结果，李锐被撤职了。由此更加仇恨中国的一切。事实证明胡耀邦平反和重用李锐，正是他右倾的表现。而李锐赞美胡耀邦，也说明胡耀邦的确代表了什么集团的利益。他已经从红军老战士，老干部变为西化势力代言人及其利益的维护者。

[yongbing1993]

红军三湾改编时《伙食尾子账》







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夹在父亲每天都看的账簿里，离开韶山从此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泽东参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尝试将“年度结账”会计制度改为“半年算”，还率先向社会披露会计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户佃农张连初家进行试点调查，又用算账的方式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的贫苦生活，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之源。之后，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伙食账”。

红军三湾改编时《伙食尾子账》

“伙食尾子”指伙食费用的节余，是人民军队最早的津贴形式，最早出现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的报告(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中：“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从报告中可以看出，此时“伙食尾子”津贴制度已替代了军饷制度，且这种分配制度是有效的。

“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的基础是规范的账簿，这本伙食账是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亲自创建的。

秋收起义的部队受挫后，悲观情绪弥漫其中。毛泽东曾对斯诺说，部队撤退到三湾后，“当时部队的纪律差，政治训练水平低，指战员中有许多动摇分子。开小差的很多。”如何收拾这个局面，毛泽东想到的方法之一是：缩编人员，先淘汰“当兵吃粮”的动摇分子，既纯洁革命队伍，又减轻经济压力。

三湾改编的其中一项是建立士兵委员会制度。毛泽东当时给士兵委员会设计了两条职责，第一条职责是“参与军队的经济管理，派人到伙房监厨，与司务长结算伙食”。

从伙食和经济平等入手改革是受一件事的直接触动：9月29日晚上，何长工给毛泽东汇报工作，言及三团有个连队的“司务长带着两个伙夫半路上开小差跑了，锅子也丢进山沟里，五六十号人只得东一伙、西一伙地到处找饭吃，被苏团长一顿好骂。那些人也回骂说：当兵的也是革命，连饭都吃不上，你们做官的偏要吃几菜一汤，这是哪里来的道理。苏团长不晓得有多气，要用皮带揍这说话的人，被大伙劝住了”。有过半年当兵经历，对旧军队中的官兵不平等和伙食差异深有体会的毛泽东，决定先从伙食入手，废除军官“四菜一汤”待遇，在部队中推广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士兵委员会参与连队经济管理，也是由当时连队的主要经济支出是伙食支出所决定的。监管伙食必须在伙食单位—连队建立符合管理要求的伙食账。这既是士兵委员会监管伙食必须配套的核算工具，也是让制度落地的方法。毛泽东创造性地在旧军队账簿“记账、算账”的后面加上一个分配功能，创建出具有“记账、算账、分账”核算功能齐全的“伙食尾子账”：伙食费按人头拨到连队，伙食支出全部入账，结余的伙食费(伙食尾子)平均分配给官兵，替代军饷，满足官兵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这就为解决当时面临的军费短缺、吃饭、津贴发放以及官兵平等、经济民主等系列问题，提供了公平、准确的账簿核算数据。

1927年10月1日，“从这天的晚餐起，工农革命军实行了一项重大的管理制度变革—废除军官小灶，官兵同吃伙食。从前委书记、团长到士兵，无人例外。”

三湾改编时做出的决定，很多“是在部队离开三湾后才逐步贯彻执行的，团的首届士兵委员会也是在离开三湾以后才选举产生的”。但账簿记录必须依据“日清月结”的规则及时记账，不然就不能保证记账的准确性。1号开始记账，也便于结清旧账，设立新账。由此推断，“伙食尾子账”应在10月1号当天开始记录收支。

“伙食尾子账”是一本相对简单的收支账。方强在《我在连队当政治委员》一文中回忆：“那时，红军的伙食钱都是按十天或一个月发下来，银圆用米袋装着，由连长背。”这背回来的银圆就记在“伙食尾子账”收入方。核定的伙食费数额也跟打土豪的成效有关—打的土豪多，伙食费就高些;经济困难，伙食费就核定得低些，甚至是每天三五分钱。士兵委员会的监管重点是伙食支出、月底结账和节余分配。

工农革命军走上井冈山后，“伙食尾子账”很快推广到袁文才、王佐的队伍。朱德的部队上井冈山后，也开记“伙食尾子账”。彭儒在《从湘南到井冈山》一文中证实：“毛党代表规定无论官兵每人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工农红军里根本无饷可发的，只是每个月，每人可以分上三五分或毛把钱的‘伙食尾子’作为零用钱。”

1929年1月12日，滕代远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介绍：“红军官兵待遇一律平等：自平江暴动以后无论官兵每月发给光洋12元，继续发都是一样，穿衣吃饭亦都是一样……现在的生活力求劳动化，每月的伙食决定一元五角，废除饷银制度，变为发零用钱。”证实彭德怀的部队在1928年12月10日上井冈山后，也立即推行了“伙食尾子账”核算制度，官兵伙食费每天核定为5分钱，用节余发零用钱。

黄连秋在《忆毕占云起义》一文中还证实，从国民党部队起义的毕占云也“取消了干部小厨房”，执行“伙食尾子”津贴制度，建立“伙食尾子账”。

方志敏的《在狱致全体同志书》记述：“每天要站八小时的岗，一个月连伙食尾子只得两元，每站一小时的岗，只得两个半铜圆……”证明“伙食尾子账”已推广到了红军各个部队。

这本简单的收支账，除了分配“伙食尾子”，配合政治工作，在当时还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方强到七团十一连当政治委员时，了解到“连长结了小团体，和他的几个亲信天天到菜馆里去吃喝”。就通过算“伙食尾子账”，搞清了连长贪污，让连长退赔后，“把‘伙食尾子’分给大家做零用钱”。方强说：“连队在算伙食账后，又加上整个红军的政治影响，连队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战士们觉得政治工作不是讲空话，心里有底了。”

士兵委员会取消后，红军队伍依然保留着“伙食尾子账”。据曾志在《回忆在井冈山的战斗生活》一文中记述：“后来明确了士兵委员会只管红军战士生活。以后又取消了士兵委员会，只成立伙食委员会，专门监督管理红军伙食，算伙食账，分伙食尾子等，这已是后来的事了。”由此可见，“伙食尾子”津贴制度是经过实践检验后保留的有效制度。

上井冈山后，在“伙食尾子账”的基础上，红军部队也逐步建立了越来越规范的会计制度。据范树德回忆：“湘南部队上山后，我们部队扩大了，就规定过会计制度，有‘银钱换算簿’，主要是因为货币不统一。”他还详细记述了他的管账工作：“当时有少数现款是由我们供给机关掌握的。我们供给机关便根据现存的款子和部队人数算出维持一天要多少钱，休整一个礼拜总需要多少钱。确实算出我们的存款可维持一个礼拜，再将真实数字报告给毛泽东同志。他是很关心这个问题的，不能光注意敌情，而不注意吃饭问题。”

“伙食尾子账”作为毛泽东的创新，为废除雇佣性质的薪饷制，改革旧军队后勤供应制度，创建具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度，奠定了重要的会计核算基础。

[yongbing1993]

毛泽东创造的《伙食尾子》津贴







毛泽东与账本的渊源已久。1936年9月，毛泽东在保安窑洞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说：“我刚识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账。”还说到他父亲脾气暴躁，常常打他和两个弟弟。“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从9岁到17岁，毛泽东一直给家里记账。1910年秋毛泽东留下一首“孩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夹在父亲每天都看的账簿里，离开韶山从此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1920年毛泽东参与创办长沙文化书社时，尝试将“年度结账”会计制度改为“半年算”，还率先向社会披露会计信息;1926年12月下旬他入户佃农张连初家进行试点调查，又用算账的方式写出《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的贫苦生活，寻找中国革命的动力之源。之后，他在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又留下了三本重要的“伙食账”。

延安时期的“菜金账”

毛泽东创造的“伙食尾子”津贴制度一直延续到长征途中。成仿吾在《长征回忆录》一书中记述：“每个伙食单位都按人数领取伙食费，由于自己动手生产，每月伙食费常有结余，这种结余分给每人自用，叫作‘伙食尾子’，从几角到几元不等。突围以来，又由于没收豪绅的粮食、家畜等，‘伙食尾子’更多。很多人长期以来积累了不少纸币，红军占领遵义后，全市商店顾客盈门。”“伙食尾子”津贴制度经过长征后，得到了延续，逐步对接了后来延安的供给制。很多回忆录把延安时期发放的伙食费之外的生活津贴，还称为“伙食尾子”，足见这个平均分配的津贴制度深入人心。

限于延安的自然条件和反动派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初到保安的伙食水平可从邵华《毛泽东之路》的一段文字中大致得知：“父亲平时的伙食十分简单，加上陕北本来就缺少蔬菜，所以他的菜常是一盘辣椒，一盘青菜，偶有警卫员费尽心机弄来一点儿肉，主食是小米、馒头，有时前方会捎来一点儿缴获的火腿、罐头等。来了斯诺这个客人，他们的饭菜也只是加了一份子珍妈妈用野果自制的甜食。有一次，斯诺吃饭时，看到餐碟里有西红柿炒辣椒，‘感到很奇怪’，由此可想见他们平日饭桌上的内容。”

也是在这个艰难的时期，“伙食尾子”平均津贴制度逐步过渡到略有差别的供给制。1939年中央颁布《各机关津贴标准》，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5斤，1.4斤;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毛泽东的级别应该享受每天“1角”的标准，即每月3元菜金。

对于这3元菜金的管理，从1936年4月就开始担任毛泽东警卫员的贺清华在《回忆毛主席在延安》一文中记述：“主席的伙食标准和我们的伙食标准是一样的，都按供给部的规定，每月3块钱。标准低，稍不注意，就容易超支。”贺清华说的伙食标准，就是菜金标准。

可当时毛泽东的客人太多了。前线回延安的部队首长，都想见见毛主席，毛泽东也需要跟他们了解前线的情况;各部门的干部也经常来家跟他汇报工作;各界人士甚或普通民众，也常到主席家串门。为了详细地了解情况，毛泽东一谈起来就废寝忘食。只要赶上吃饭时间，毛泽东都热情地留他们吃饭。“每月3元的伙食费本来就少，最怕的是招待客人，往往到了月底，主席就没钱买菜吃，有时只好烧点辣椒，蘸盐面当菜吃。”

为了管理3元菜金，严防超支，毛泽东让炊事员老周学着记账，精打细算，计划开支。毛泽东交代：“老周，你不要每个月才结算一次，这样一超支，就没办法了，以后你每十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如果前十天超支了，以后十天还可以想办法节省出来，最后十天超支了，也超不多，下月还可以节约出来。”

从三本“伙食账”看毛主席对自己和家人有多“刻薄”

毛泽东的家庭生活收支报表

这本“菜金账”开记之后，账面也总是入不敷出。王涛的《在延安的艰苦岁月中》一文记述：“主席还经常过问自己的伙食标准。如果有一个月吃超了，就要问为什么?如果我们说不上理由，主席就批评我们，并且一定要从下个月的伙食费扣回来补上。”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写出了大量指导中国革命的著作，经常熬夜写作，身边工作人员总想为毛泽东改善伙食，但毛泽东不同意：“伙食标准是供给部门统一规定的，大家都一样，我怎么能特殊呢?现在虽然边区的情况好了些，可是河南还闹灾荒，蒋管区的人民生活更苦啊!我们每月3元钱的伙食费也就不算少了，井冈山时期，每天才5分钱呢!”他始终遵循3元菜金标准的规定，并“不断检查老周记的账目”。

[yongbing1993]

为什么胡耀邦被称为《胡乱邦》





毛泽东对胡耀邦的评语：此人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

维护民族团结，必须相信依靠和动员群众，而不是依靠精英，即使优秀精英也是少数，但绝不是农奴的全部。放到国家大战略方面，毛泽东共产党超过国民党，甚至超过任何历史统治者。

一就是国家意志的统一，对防止外来侵犯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二就是民族的团结，这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是难题，让千年以来的奴隶主和农奴平起平坐，而且让少数民族一夜越千年，极大地缩短了本民族的历史自然演变过程，从原始部落、农奴制社会进入了现代社会。

三就是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铲除了土匪和家族封建的非公道权力的影响。

四就是民族的妇女解放。如中东妇女至今还在包头。

而《胡乱邦》则陷入了依靠精英农奴主的道路，否决了奴隶群众路线政策，将某些精英人物不分良莠，一律重用平反。具有巨大讽刺意味的是，某些精英从80年代以来在重视知识分子政策的翅膀下，集体性的往右转，成了社会的混乱源泉。自由化、民族矛盾等问题的出现都说明《胡乱邦》思路的异化与定位的差异，严重缺乏战略智慧的政治短板。

虽然《胡乱邦》自命不平，时常用“开明“形象出现，但是管理国家从来是需要钢柔相济的。领导者遏止某些人的私欲满足大多数人的权利，对知识分子既要重用信任，也要引导。《胡乱邦》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的弊端显露了出来了。《胡乱邦》仅仅用一个错误来批判另一个错误，而不是继承上的提高，也就陷入现如今的疆独、藏独成因邦乱的混乱局面了。

当提起胡耀邦的时候，不少少数民族兄弟有些敏感，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提及他便是要提到民族关系问题。但其实在这点上，汉族和少数民族是同一阵线的。胡耀邦的政策就是扶持上层精英并对各少数民族进行一定的“优待”。为什么要给优待打上引号呢？主要是因为他这些优待算不上优待，却让汉族人气愤，给部分少数民族抹黑。

这就是《胡乱邦》的“两少一宽”政策：依据“反动网站”维吾尔在线论坛的交流来看，维族人根本就不认可这个政策。他们看到的是很多宾馆在奥运期间不招待维族人，在车站对维族人查的更紧，而不是小偷小摸可以立即释放。原因何在？一个民族的小偷小摸的人有多少？而普通的维族人民有多少被两少一宽的机会？鼓励和纵容这批人不但没有惠及维族人民，还伤害了维族人的声誉。对少数民族表现好的查的更紧，对表现坏的却非常优待，这难道不是一个笑话？一个好的政策，是激励那些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民，而不是那些祸害人民的人！

再说说《胡乱邦》对少数民族上层和下层的区别：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乱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

就这样，拥护中央的藏人下层积极分子被抛弃了，而农奴主却杀回来了。中央所拨的款项，都被官员和喇嘛拿走了。试问，如果你是藏人，你会感激《胡乱邦》的恩情吗？新疆也是一样，《热比娅》就有幸在他当政期间成为《新疆首富，政协委员》。但这些“精英分子”靠得住吗？你给他们再多的恩情，也比不上他们自己掌权来的爽，这点道理难道很难去理解吗？《热比娅》已逃亡国外。

还有那些支边的各族人士，来到这么艰苦的地方献了青春献子孙，反倒要被《胡乱邦》谴责，就因为他们的花的国家经费太多。难怪他们要起绰号“胡乱帮”。

毛泽东对中华民族伟大贡献之一是基本解决了困扰中国几百年的民族问题。在新疆，百万支边汉族同志和当地维吾尔同志平等和睦相处，共同建设边疆。我身边的朋友，有的来自新疆，他们的父母是老一代支边青年，他们自小在新疆长大。他们讲，新疆人民待汉族青年如同一家人，非常和睦，他们从来也没感到民族隔阂问题。甚至感觉不到他们是不同民族的人。老一代支边人员为国家的安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家应感谢他们。目前国家对他们的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而《胡乱邦》就是扶持各族上层人士，全面抛弃各族下层。但因为他的“两少一宽”，一个伤害双方利益的政策，少数民族和汉族却形成了分歧。殊不知，他的政策伤害了所有人 。

揭开了批判毛泽东的盖子，丢了毛泽东的思想，就是根源所在也。导致了社会的信仰之塔的倒掉，少数民族信仰的坐标消失了，社会正义性的价值观消弭，所以有了80年代的严打，少数民族地区的骚乱，民主分子、分裂分子在外部势力豢养、庇护下的张狂。

胡耀邦上台后，与万里到西藏考察 9天。此行虽然也讲了几句共产党的好话，但整体上却是否定毛泽东时代党中央的西藏工作政策和成绩。公开指责当时的政策是极左路线。不尊重西藏民族自主权；汉族干部多，压迫了藏族干部；中央对藏的拨款被汉族干部职工吃了；中央对藏工作采取“一刀切”的错误做法；不尊重宗教工作和上层人士，对这些“极左”政策要彻底纠正。撤销任荣西藏区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任阴法唐为第一书记，解散人民公社，要将汉族干部调离西藏。

万里定调，藏族干部要占80％以上。后来，胡耀邦还表态，欢迎达赖在国外亲自培养的所谓“教师”回藏执教（实际是分裂势力人员）。达赖兄弟讲先回来三、四十人。胡耀邦说、达赖回来，将担任相当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级别的职务。

《胡乱邦》还亲自听旧贵族，农奴主控诉共产党，满足他们的要求，落实统战政策，为大批旧贵族，农奴主，宗教界802名人士平反，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大批昔日的阶级敌人被请进各级人大，政府，政协，佛协，高官厚禄养起来，享受各种照顾特权。

到1988年就安排了2100名上层人士当官。他们的儿女都要送进中央民族学院，西藏民族学院深造镀金，毕业后也都当干部掌权。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旧贵族吉普，曾是达赖手下五品官，也当上了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当年，党的积极分子失去了原有地位，沦为贫困阶层。胡耀邦的政策还引发了新一轮宗教狂热。宗教活动场所，僧尼人员迅猛扩张。从1982 年的64座1288人增加到1987年的928座14320人，胡下台后扩张势头不减，到1994年达到1787座46380人。

藏传佛教成为藏独的重要宣传阵地，公开否定中国合法统治，喊出“西藏独主，汉人滚蛋”的口号等等。阴法唐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强烈抵制胡耀邦的所谓西藏政策改革，遭到斥责，阴法唐 1985年6月被胡撤职，另派伍精华任西藏区党委书记。

伍精华变本加利推行胡的极右路线，让更多的流亡海外活佛回藏原寺作法，还派高级轿车迎接。伍精华亲自穿藏袍参加各种宗教活动，提拔重用旧势力人员，实行“抑汉捧藏”政策。许多高级干部出身于旧贵族家庭，同达赖分裂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伍精华被称为 “喇嘛书记”。

藏独活动日益嚣张猖狂，在拉萨策划了许多分裂事件，2008年大规模的打砸烧抢事件，正是多年来藏独分裂活动的结果。藏独势力东山再起，越演越烈，中华民族面临分裂危险，斗争日趋激烈，其重要原因，就是胡耀邦亲自操作，先否定毛，再否定中国模式，否定斗争理论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也是胡耀邦极右路线的惨败。

[yongbing1993]

走资派中国应该称《特色官国》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有的国家称《合众国》，有的国家称《帝国》，有的国家称《酋长国》，有的国家称《共和国》。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就被称《共和国》。按照当代中国走资派的特色政府，如今的中国应该称《特色官国》。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官太多了。

说官多，不只是说官的绝对数多，而且是说官与民的比例数大。

1950年，600个民配一个官（1/600），官民比数是很小的。

到2007年，26个民配一个官（1/26），官民比数增大几十倍。

有的人认为，个别地方，已经浮肿到9个民配一个官（1/9）的程度。

其次是，官太富了。

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离发达国家还有相当距离，可是官们的个人收入、私车、豪宅，已直逼发达国家。

官们除了有工薪收入外，还有算不清是工薪收入多少倍的灰色收入。

挂名“出国考察”的官旅游团，在外国花钱的大手阔绰，强力吸引国外旅游业的眼球。

公务员一轮又一轮的长薪，致使对公务员优厚待遇的艳羡而引起的考公务员热，以成百成千个考生竞追一个名额的录取率而成为世界上的一大亮点。

第三是，官太奢了。

上面的“官富”是指官的个人收入富。这里的“官奢”是指官府的奢华、行政开支的奢侈。

有的城镇并不富，但官的办公楼富丽堂皇，同当地的民居形成强烈对照。

有的地方的官邸甚至模拟美国白宫。

国家行政管理费每年大跨度飞升，“三公”开支是个惊人的数字，2005年，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

相当于教育投入的5倍。
　　
第四是，官太淫了。

在港商、台商、外商那里，只是个二奶。

在官这里，则是三奶、N奶。

有的官把N个奶组建成建制班，进行管理。

有的人揭露：有的官员居住区，已成“寡妇村”，官员下班不回家，官太成了“寡妇”。

有的人编段子：“官，老婆叫你回家睡觉！”

第五是，官太僚了。

这里说的“官太僚了”，是说官僚主义作风很严重的意思。

原本的干部称谓，没有了，变成官员。

原本的干群鱼水关系，消失了，变成官民油水关系。

官们都很牛、很雄，很威。

官的眼里，视民为屁民。

官的心里，牢记住为上级党说话，却忘掉了为老百姓说话。

官的屁股，总是挨着贴着同资本家、外商坐在一起，远离了人民群众。

官的两手，不要两手，只要一手，就可以遮天。

一群官簇拥着一个首长，到下层一个单位。

下面的人就背地里嘀咕：“来了一群蝗虫”。

第六是，官太霸了。

一个官屁股，霸占两个茅坑拉屎。

既在行政当官，又在人大当代表。

中国各级人大代表，官员占70%，人民代表大会变成官员代表大会。

建国头三年，工人农民在人大代表中占三分之一。

到十届人大两千九百多名代表中，工农被排挤只剩34名。
　　
第七是，官太贪了。

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达到???385万件，查处408.9万人?，374.2万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已有4.2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

自2014年??起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以来，??中国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其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人，??追回赃款??217.39亿元。??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0名归案。

中央纪委已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53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6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1.7万件，处理了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9万余件，处理了35.9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8万件，处分18.8万人。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查处了9.3万个案件，处理了8.4万人。

四十年来中国有多少贪官？从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间，因违犯中共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中共党政人员逾420万人。反腐十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

贪腐金钱的数量：

有官平均每天贪10万。

有官买房专门为了藏钱。

有官收受多个住房单位和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

有官被查时，“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黄金、钞票，用箱子分装在一起，足足拉了十余车。其中有部分钞票都受潮发霉了。”

有官其家中被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当时当地行长亲自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携点钞机到场清点，钱都是一扎一扎地包裹在塑料袋里，外面还绑着塑料绳，码在纸皮箱里，清点的时候工作量巨大，最后人和机器都不堪重负。

有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财物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1.1125亿元。

网上有一个段子很火：“16台点钞机，竟然点坏四台！看后真是令人气愤！难道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没人管吗？对于伪劣点钞机生产企业，一定要严查到底！”

这显然是一个调侃的段子，借调侃点钞机，来表达这样的事情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真正烧坏点炒机的是这些贪官对现金的贪婪。

因清点贪款烧坏点钞机的事并不是个例，据媒体报道，2012年8月，时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林高被广东省纪委双规。随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查获大批现金。为清查暂扣的1700万元赃款，银行派了8名专业点钞员，连续工作12个小时，烧坏了3台点钞机。

1700万就烧坏了3台点炒机，如此看来，用来清点魏鹏远案件赃款的点炒机质量还是不错的。

点炒机是怎么被烧坏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业界人士。据一家国内点钞机生产厂家的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点钞机连续工作很容易发热。一般情况下，一台性能完好的60W点钞机，能连续点钞3小时左右，点钞机很可能因为过热而烧坏。这样的点钞机每分钟点钞量在900张左右。

据此分析，一台点炒机能连续清点超过1620万的现金就有可能被烧坏。

如果有1亿元现金码在一起，空间上有多大呢？据湖北一家银行专业人员向记者描述，应该在2立方米左右，比一般家里普通卫生间略小一些。以至于有人调侃，“魏司长这是在用钱来搭房子呀！”

五花八门的“藏金术”

盘点近年来落马的一些贪官，可以发现在家里藏现金的不在少数。为了把钱藏好，官员们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出五花八门的现金藏匿手法。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藏法一：放身边】一些官员选择在家里藏钱，放在身边随时可以看着。藏钱的地点可以是密码箱（柜）、床底，甚至可以是厕所。如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装有共939万元的纸箱藏于新居厕所中，因厕所渗水被发现。

话外音：钱放身边看似安全了，但做恶梦的几率估计也会比普通人高得多。

【藏法二：假道具】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家里有一个特别定制的煤气罐，用来藏数百万赃款。另外他还将装有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在一个垃圾堆下。

话外音：太有创意了，这哥们真不怕哪天被人当成真煤气罐给点上啊！

【藏法三：租房子】有些贪官用专房来藏赃款。如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租了一处豪宅专放赃款，屋内放满干燥剂，但最终1200万元仍发了霉。

话外音：看来金屋不光是用来藏娇的，更是藏金的。

【藏法四：藏室外】室外藏钱的案例很多，地点隐蔽得出乎意料。重庆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将2000万元用油纸包住沉入一口鱼塘中。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则将受贿的400万元，部分现金用塑料纸包裹藏在树洞、灰堆、稻田、粪坑里和屋顶瓦下。

话外音：难为这些官员了，放在战争年代，估计个个都能做个好的谍报人员。

【藏法五：埋地下】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在父母曾经住过的一处废弃的平房院子里，埋下了一个精心包裹的大包，里面有1500多万元公款。

话外音：这是要把钱藏着以后当文物卖钱吗？

贪官为什么愿意“屯现金”

贪官愿意把贪来的现金藏起来，这固然是怕被别人发现，但同时，也是一些贪官对金钱近乎变态的追求和无尽的索取。

与贪官们将大量金钱藏在身边相对比的一个现象是，很多贪官对外却是以生活简朴甚至近乎吝啬如葛朗台一样的形象示人。如把1500万元公款埋在地下的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平时生活低调，常年开着一辆长城皮卡，单位领导让他换台新车，他总是说“没钱”。

专家认为，个别贪官已经把屯钱当成了一种爱好，就像集邮等收藏活动一样。他们的兴奋点不在于花钱，而在于怎样搜刮到更多的钱。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表示，好多贪官怕被外面发现蛛丝马迹，藏钱也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掩盖腐败、蒙混过关的心理。无论藏得再好，手法再复杂和隐蔽，都是在掩耳盗铃，最终还是要露馅。

贵州省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姚贵阳则担忧，一些官员屯钱数量惊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导致钱荒，社会资金不能有效盘活。

“官员屯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官员亮家底、晒财产的制度还需进一步强化，今后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统筹监管，从根源治理腐败、做到正本清源。”姚贵阳说。

[yongbing1993]

毛泽东：要《将革命进行到底》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战争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时候，他们军队的数量约等于人民解放军的三倍半，他们军队的装备和人力物力的资源，更是远远地超过了人民解放军，他们拥有人民解放军所缺乏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工具，他们获得美国帝国主义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并且他们是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的。

就是因为这样，战争的第一年（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表现为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国民党在一九四六年，在东北占领了沈阳、四平、长春、吉林、安东等城市和辽宁、辽北、安东等省[1]的大部，在黄河以南占领了淮阴、菏泽等城市和鄂豫皖、苏皖、豫皖苏、鲁西南等解放区的大部，在长城以北占领了承德、集宁、张家口等城市和热河、绥远、察哈尔的大部，声势汹汹，不可一世。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每个月平均歼灭国民党正规军的数目约为八个旅（等于现在的师），终于迫使国民党放弃其全面进攻计划，而于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将进攻的重点限制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

战争在第二年（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已经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的人民解放军，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国民党方面则不得不由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不但在东北、山东和陕北都恢复了绝大部分的失地，而且把战线伸到了长江和渭水以北的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攻克石家庄、运城、四平、洛阳、宜川、宝鸡、潍县、临汾、开封等城市的作战中学会了攻坚战术。人民解放军组成了自己的炮兵和工兵。不要忘记，人民解放军是没有飞机和坦克的，但是自从人民解放军形成了超过国民党军的炮兵和工兵以后，国民党的防御体系，连同他的飞机和坦克就显得渺小了。人民解放军已经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

战争第三年的头半年（一九四八年七月至十二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人民解放军不但已经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国民党的强大精锐兵团。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为增加了。试看歼敌营以上正规军的统计（包括起义的敌军在内）：第一年，九十七个旅，内有四十六个整旅；第二年，九十四个旅，内有五十个整旅；第三年的头半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一百四十七个师，内有一百一十一个整师。半年歼敌整师的数目比过去两年歼敌整师的总数多了十五个。

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同军事战线上的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经济战线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因为这样，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现在在全世界的舆论界，包括一切帝国主义的报纸，都完全没有争论了。

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的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他们就一天比一天地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现在一方面正在利用现存的国民党政府来进行“和平”阴谋，另一方面则正在设计使用某些既同中国反动派和美国侵略者有联系，又同革命阵营有联系的人们，向他们进行挑拨和策动，叫他们好生工作，力求混入革命阵营，构成革命阵营中的所谓反对派，以便保存反动势力，破坏革命势力。

根据确实的情报，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了这样一项阴谋计划，并且已经开始在中国进行这项工作。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部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英国和法国的帝国主义者，则是美国这一政策的拥护者。这种情形，现在许多人还没有看清楚，但是大约不要很久，人们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现在摆在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面前的问题，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呢，还是使革命半途而废呢？如果要使革命进行到底，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将自己头上的封建的压迫和官僚资本（即中国的垄断资本）的压迫一起掀掉，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先决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

如果要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使全国回到黑暗世界。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是否能够真诚地合作，而不致半途拆伙，就是要看它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否采取一致的意见，是否能够为着推翻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而采取一致的步骤。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这些盗匪的历史，没有哪一个是可以和美国帝国主义分得开的。

他们依靠美国帝国主义把四亿七千五百万同胞投入了空前残酷的大内战，他们用美国帝国主义所供给的轰炸机、战斗机、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动步枪、汽油弹、毒气弹等等杀人武器屠杀了成百万的男女老少，而美国帝国主义则依靠他们掠夺中国的领土权、领海权、领空权、内河航行权、商业特权、内政外交特权，直至打死人、压死人、强奸妇女而不受任何处罚的特权。难道被迫进行了如此长期血战的中国人民，还应该对于这些穷凶极恶的敌人表示亲爱温柔，而不加以彻底的消灭和驱逐吗？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这个真理难道还不明白吗？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中国人民的敌人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了（请读者记着，这种可怜相，今后还要装的）。最近做了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孙科，在去年六月间，不是曾经宣布“在军事方面，只要打到底，终归可以解决”的吗？这次一上台却大谈其“光荣的和平”，说什么“政府曾努力追求和平，由于和平不能实现，不得已而用兵，用兵的最后目的仍在求得和平的恢复”。

合众社上海十二月二十一日的电讯，马上就预料孙科的声明“在美国官方人士及国民党自由主义人士中，将遇到最广泛的赞扬”。美国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应该怎样来对付这些君子国的先生们呢？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

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而且老老实实地认为：凡是耍着花腔，说什么要怜惜一下这类恶人呀，不然就不合国情、也不够伟大呀等等的人们，决不是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像蛇一样的恶人为什么要怜惜呢？究竟是哪一个工人、哪一个农民、哪一个兵士主张怜惜这类恶人呢？确是有这么一种“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或非国民党的“自由主义人士”，他们劝告中国人民应该接受美国和国民党的“和平”，就是说，应该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当作神物供养起来，以免这几种宝贝在世界上绝了种。但是他们决不是工人、农民、兵士，也不是工人、农民、兵士的朋友。

我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扩大，必须容纳一切愿意参加目前的革命事业的人们。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需要有主力军，也需要有同盟军，没有同盟军的军队是打不胜敌人的。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需要有自己的朋友，应当记住自己的朋友，而不要忘记他们。忠实于人民革命事业的朋友，努力保护人民利益而反对保护敌人利益的朋友，在中国无疑是不少，无疑是一个也不应被忘记和被冷淡的。我们又认为中国人民革命阵营必须巩固，必须不容许坏人侵入，必须不容许错误的主张获得胜利。处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国人民除了记住自己的朋友以外，还应当牢牢地记住自己的敌人和敌人的朋友。

如上所说，既然敌人正在阴谋地用“和平”的方法和混入革命阵营的方法以求保存和加强自己的阵地，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要求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并驱逐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那末，凡是劝说人民怜惜敌人、保存反动势力的人们，就不是人民的朋友，而是敌人的朋友了。

中国革命的怒潮正在迫使各社会阶层决定自己的态度。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正在发生着新的变化。大群大群的人民正在脱离国民党的影响和控制而站到革命阵营一方面来，中国反动派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绝境。人民解放战争愈接近于最后胜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将愈加巩固地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决地主张彻底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一直达到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的民主的和平。

与此相反，美国帝国主义者、中国反动派和他们的朋友，虽然不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虽然会发生无穷的互相争吵，互相恶骂，互相埋怨，互相抛弃，但是在有一点上却会互相合作，这就是用各种方法力图破坏革命势力而保存反动势力。他们将要用各种方法：公开的和秘密的，直接的和迂回的。但是可以断定，他们的政治阴谋将要和他们的军事进攻遭遇到同样的失败。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一九四九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一九四八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一九四九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一九四九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一九四九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