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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假》
本来嘛，“特色”与“特点”是同义词（或者说是近义词），但是这个词已被走资派邓小平这个“总设计师”用来构成了一个伟大的词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成为一个专门的词组，一个对中国人思想具有指导意义和统领作用的词组。
“社会主义”是个大词，是用来讲大道理的。不讲道理，走资派邓小平不准讲道理，只听邓小平的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何谓特色？人无我有之谓也。扩宽一点说：别人普通，我突出。所谓突出，就是数一数二、名列前茅。或者倒数一倒数二、名列“后茅”的意思。按照如此约定，就来列举一下，当代中国社会有哪些特色，当代中国社会有哪些别国没有具备的或不够突出的特色。
《假》《假》《假》：
《 中国特色》最著名的是全世界甚至是古今中外独一无二的，不管是从品种多的第一的假，还是从数量上的第一假。还是高仿第一。
如假烟、假酒、假奶粉（包括毒酒、毒奶粉）、假广告、各种假冒伪劣商品。
还有假币、假证件、假身份证、假手印。
还有假劳模、假典型、假评比。
还有假新闻报导、假统计数字、假GDP。
还有假学术论文、假文凭、假考生、假学历。
一个科员诧异地问道：科长，你上个月的简历是高中毕业，这个月怎么就成了博士！？
还有：假警察、假共产党员。
更妙的是：穷人不叫穷人，叫待富者。
妓女不叫妓女，叫做小姐、性工作者。
资本家不叫资本家，叫做民营企业家。
阶级不叫阶级，叫做利益集团。
走资派不叫走资派，叫做改革者。
资本主义复辟不叫复辟资本主义，叫做转型。
一句话，这个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假的社会主义社会。
这个走资派特色政府国家，是世界排行第一的最假的特色国家。
为什么要作假？
第一，蒙骗顾客，捞点钱财。
第二，蒙骗别人，捞点实惠。
第三，蒙骗百姓，捞点光彩。
中国的走资派权贵们对其中的第三点觉得很重要，因为真共产党、真人民政府、真社会主义，曾经获得人民群众的巨大信任，享有无比崇高的威望，继续披着与其有关的这件外衣，在这件光辉外衣的遮罩之下，可以继承其余辉而沾点光，可以窃取继续掌权的合法性，从而掩饰其自身的污秽，躲过被指责为叛徒。
转载《别了，司徒雷登》
作者: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
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以脱卸责任为目的的白皮书，当然应该在司徒雷登将到未到的日子发表为适宜。
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组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侵略政策的一个重大的部分。美国侵略政策的对象有好几个部分。欧洲部分，亚洲部分，美洲部分，这三个是主要的部分。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是一个具有四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大国，夺取了中国，整个亚洲都是它的了。美帝国主义的亚洲战线巩固了，它就可以集中力量向欧洲进攻。美帝国主义在美洲的战线，它是认为比较地巩固的。这些就是美国侵略者的整个如意算盘。
可是，一则美国的和全世界的人民都不要战争；二则欧洲人民的觉悟，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兴起，特别是苏联这个空前强大的和平堡垒耸立在欧亚两洲之间，顽强地抵抗着美国的侵略政策，使美国的注意力大部分被吸引住了；三则，这是主要的，中国人民的觉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民众组织力量已经空前地强大起来了。这样，就迫使美帝国主义的当权集团不能采取大规模地直接地武装进攻中国的政策，而采取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
美国的海陆空军已经在中国参加了战争。青岛、上海和台湾，有美国的海军基地。北平、天津、唐山、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都驻过美国的军队。美国的空军控制了全中国，并从空中拍摄了全中国战略要地的军用地图。在北平附近的安平镇，在长春附近的九台，在唐山，在胶东半岛，美国的军队或军事人员曾经和人民解放军接触过，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多次。陈纳德航空队曾经广泛地参战。美国的空军除替蒋介石运兵外，又炸沉了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所有这些，都是直接参战的行动，只是还没有公开宣布作战，并且规模还不算大，而以大规模地出钱出枪出顾问人员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为主要的侵略方式。
美国之所以采取这种方式，是被中国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并不是美帝国主义的当权派——杜鲁门、马歇尔系统不想直接侵略中国。在助蒋作战的开头，又曾演过一出美国出面调处国共两党争端的文明戏，企图软化中国共产党和欺骗中国人民，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和谈失败了，欺骗不行了，战争揭幕了。
对于美国怀着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们，请你们看一看艾奇逊的话：“和平来到的时候，美国在中国碰到了三种可能的选择：（一）它可以一干二净地撤退；（二）它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军事干涉，帮助国民党毁灭共产党；（三）它可以帮助国民党把他们的权力在中国最大可能的地区里面建立起来，同时却努力促成双方的妥协来避免内战。”
为什么不采取第一个政策呢？艾奇逊说：“我相信当时的美国民意认为，第一种选择等于叫我们不要坚决努力地先做一番补救工作，就把我们的国际责任，把我们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统统放弃。”原来美国的所谓“国际责任”和“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就是干涉中国。干涉就叫做担负国际责任，干涉就叫做对华友好，不干涉是不行的。艾奇逊在这里强奸了美国的民意，这是华尔街的“民意”，不是美国的民意。
为什么不采取第二个政策呢？艾奇逊说：“第二种供选择的政策，从理论上来看，以及回顾起来，虽然都似乎是令人神往，却是完全行不通的。战前的十年里，国民党已经毁灭不了共产党。现在是战后了，国民党是削弱了，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这在前文已经有了说明。在那些从日本手里收复过来的地区里，国民党文武官员的行为一下子就断送了人民对国民党的支持，断送了它的威信。可是共产党却比以往无论什么时候都强盛，整个华北差不多都被他们控制了。从国民党军队后来所表现的不中用的惨况看来，也许只有靠美国的武力才可以把共产党打跑。对于这样庞大的责任，无论是叫我们的军队在一九四五年来承担，或者是在以后来承担，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我们因此采取了第三种供选择的政策……”
好办法，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毁灭共产党”，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完成美国的“国际责任”，实现“对华友好的传统政策”。
国民党腐败无能，“意志消沉了，失去了民心”，还是要出钱出枪叫它打仗。直接出兵干涉，在“理论上”是妥当的。单就美国统治者来说，“回顾起来”，也是妥当的。因为这样做起来实在有兴趣，“似乎是令人神往”。但是在事实上是不行的，“美国人民显然都不会批准”。不是我们——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等人的帝国主义系统——不想干，干是很想的，只是因为中国的形势，美国的形势，还有整个国际的形势（这点艾奇逊没有说）不许可，不得已而求其次，采取了第三条路。
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不拿薪水上义务课的好教员，他是如此诲人不倦地毫无隐讳地说出了全篇的真理。美国之所以没有大量出兵进攻中国，不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愿意，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有顾虑。第一顾虑中国人民反对它，它怕陷在泥潭里拔不出去。第二顾虑美国人民反对它，因此不敢下动员令。第三顾虑苏联和欧洲的人民以及各国的人民反对它，它将冒天下之大不韪。艾奇逊的可爱的坦白性是有限度的，这第三个顾虑他不愿意说。这是因为他怕在苏联面前丢脸，他怕已经失败了但是还要装做好像没有失败的样子的欧洲马歇尔计划陷入全盘崩溃的惨境。
那些近视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的中国人听着，艾奇逊在给你们上课了，艾奇逊是你们的好教员。你们所设想的美国的仁义道德，已被艾奇逊一扫而空。不是吗？你们能在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里找到一丝一毫的仁义道德吗？
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美国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美国有很多钱，可惜只愿意送给极端腐败的蒋介石反动派。现在和将来据说很愿意送些给它在中国的第五纵队，但是不愿意送给一般的书生气十足的不识抬举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当然更加不愿意送给共产党。送是可以的，要有条件。什么条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国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洒了些救济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弯腰拾起来。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中国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其它人等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但是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先进的人们，应当很好地利用白皮书对中国人民进行教育工作。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毛主席：辩证法
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 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毛主席：“左”和“右”
“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
毛主席：原子弹
即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来说，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来说，算不了什么。
毛主席：对帝国主义的奉告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主席谈：战争与和平
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我们有人民的支持。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人民踊跃报名参军。对报名参军的人挑得很严，百里挑一，人们说比挑女婿还严。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
毛主席：自我评价
“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毛主席谈：王明
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毛主席谈：反对大国主义
到现在还有人怀疑我们社会主义建不成功，说我们是假共产党，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些人吃完饭，睡完觉，就在那里宣传，说什么中国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中国建不成社会主义，要建成那才怪呢!看吧，中国也许要变成一个帝国主义，除了美、英、法帝国主义以外，又出现了第四个帝国主义——中国!现在中国没有工业，没有资本，可是过一百年以后，那才厉害呢!成吉思汗复活，欧洲又要吃亏，也许要打到南斯拉夫去!要防范“黄祸”呀!绝不会如此!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我们是爱好和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
毛主席谈：中国人的谦虚
现在中国人有谦虚的态度，愿意向别人学习，这也是有原因的，我们没有本钱。
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
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三十二年以后才在一九四九年取得革命胜利的。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
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
因此，就是有人想翘尾巴，也没有本钱，顶多翘一两公尺。但是我们要预防将来，十年、二十年以后就危险了，四十年、五十年以后就更危险了。
中国过几十年在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你们回去以后，请告诉你们的下一代，将来中国如果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就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那个时候我就不在了，去找马克思开代表大会了。
毛主席谈：斯大林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
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
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
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
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
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
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 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
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
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
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毛主席谈：群众来信
我国很少有人公开批评我，我的缺点和错误人们都原谅。
因为我们总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
我们虽然也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但是人民觉得我们做的好事总比坏事多，因此人民就多予歌颂，少予批评。
这样就造成偶像，有人批评我，大家就反对他，说是不尊重领袖。
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平均每天都能收到三百封信，其中总有几封信是批评我们的，但这都不署名，或署假名。他们并不怕我整他，而是怕周围的人整他。
毛主席谈：自己
你们提到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我和三十四个部长进行一个半月座谈的结果。我个人能提出什么意见呢?
我只是总结了别人的意见，不是我的创造。制造任何东西都要有原料，也要有工厂。
但我已不是一个好工厂了，旧了，要改良，要重新装备，像英国的工厂需要改装一样。
我老了，不能唱主角了只能跑龙套。
你们看，这次党代表大会上我就是跑龙套，而唱戏的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
毛主席谈：中国的前途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
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
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
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
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
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
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地发展下去。
毛主席偶尔也耍耍文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如今中国人中的底层百姓在一块唠嗑骂街。先从骂许家印开始，接着骂现在的官员腐败和不作为，骂部门办事难和吃拿卡要，骂医院的医生像屠夫一样无情，骂到处的假冒伪劣偷蒙拐骗......接着有老人就说道：“毛主席手上，枪毙了刘青山、张子善两个人就保证了新中国几十年的官场清廉，现在贪污受贿即使上了几十亿，一个也舍不得枪毙，要不贪官会越来越多......”
因为毛主席的反腐败，绝不仅仅是对腐败分子一毙了之那样简单，而是有一套完善的机制体制制度，来防止腐败的产生和发展。
一、公有制基础上确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使全社会充满了正气和正义，让腐败失去了生存环境
认识来源于实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价值形态。毛泽东时代，公有制经济基础必然形成“天下为公”的社会心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等，在那个年代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大多数人的自觉行动。
例如在毛泽东时代农村人民公社里，有一个用生产队的毛驴车为队里各家各户拉煤的人，在拉上煤后爬了进村的一道大坡，走到村头平处后，把驴栓到树上让休息一会，结果驴把树皮给啃掉了。有几个放学后的小学生看到，一边上前把驴头拉住，一边叫醒休息时已经睡过头的赶车人，怒斥“你怎么这样不负责任，让驴啃树是破坏集体财产......”后来这几个小学生还把问题反映到大队，这位赶车人在社员大会上做了检查，并补栽了10棵树才把事情了结。可见在那个年代，即使是小学生也是公私分明、有监督意识的。
另一件是某农村人民公社修了一个小水库，在“合拢口”时，适遇上游下了一股“过云雨”，水一下子大了起来，为合拢口准备的装着石头和土的草袋，甩下去就被水冲走。此时，民兵连长叫了一声：“跳，搭人墙”，自己便第一个跳下去，接着其他人也接二连三地跳下去，手拉手用脊背搭成一堵人墙，才挡住上面丢下的草袋，合住了龙口。待大家上来时，不少人的脊背都渗出了血。当时，笔者在另外一个公社放映队当放映员，这个公社自己没有放映队，为了庆祝合拢口并慰劳大家，其他公社的放映队被请去给放电影，为现场亲眼所见。
这两件事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但至今还历历在目。
请问，在全社会都是这样充满正能量的氛围下，腐败分子还有生存的土壤和条件吗？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社会主义高尚价值观的丧失则带有必然性。“无私奉献”价值观的核心是为了党和国家及其人民利益，“不计报酬”“不讲代价”“不求回报”。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却是在“等价交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等价交换”与“无私奉献”，是截然相反的两种价值理念。要让生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绝大多数人，不受所生活的整体社会环境影响，去践行“无私奉献”的价值观，犹如想养育一个健康的婴儿，却让他每天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环境中那样天方夜谭。这种价值观的倒置，绝不仅仅是一般民众，更包括高级干部在内的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在一定程度上讲，只有高层的沦陷，才有底层的沦陷。而全社会沦陷后，腐败就更加肆无忌惮，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很难有效治理。
二、人民的主人翁地位，决定了人民群众对干部有一种天然的监督意识及监督的不妥协性
毛泽东时代，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共产党人是人民的公仆。这一社会定位，决定了人民必然对干部有一种自觉监督的意识，也决定了监督的不妥协性。试想，有多少主人面对强盗拿走自己的东西时会无动于衷，一声不吭？因此，那个年代，只要有人敢于向国家财产和人民财产伸手，即使并未涉及到自己的个人利益，也会有许多人去维护正义，出面阻止或向上级反映。当绝大多数人都成为党和国家及其人民利益的维护者时，即使一些人想贪污受贿，也要顾忌铺天盖地的广大人民群众监督的眼睛，掂量其腐败的后果。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有贼心也不敢有贼胆”。
但毛主席逝世以后，情况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在刚取消人民公社体制时，笔者曾听过一位农村好友发牢骚：“过去我们叫社员，自己也感到是社会的一员，对社会有一种责任感和义务感。现在叫成‘村民’了，既然你是‘民’，就得规规矩矩地服‘官’管，至于社会的事，就更不用你去操心了。”尽管这位朋友的理解并不一定准确，但却暴露出一种民间心态。事实也确实如此，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这种责任感和义务感以及对自身利益的捍卫权，最终都被各级官员堂而皇之地“代表”了。至于被称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先是被改革为‘合同制身份’，成为雇佣劳动者，随后又完全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商品。在这种社会定位下，要让毫无社会地位的人民起来监督党和政府、监督官员，无异于痴人梦话。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必然逐渐变为“天下兴亡，与我何干？”
三、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双向制约”机制，既对官员产生巨大约束力，也同时加强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号召力
在毛泽东时代，老百姓对官员之所以形成巨大约束，就是因为法律赋予了老百姓维护自己权益和党和国家利益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后来饱受一些人诟病的“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笔者在这里不便评价这一武器的功过是非，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由于老百姓手中有这一武器，不少官员就得夹起尾巴来做人，不敢对老百姓扯高气扬，颐指气使，更不敢胡作非为，去贪污腐败。
毛泽东时代见过一位老农对县委书记的反驳。其缘由是县委书记带人下乡检查农田基本建设，指责村里的安排有问题，这时村贫协主任站出来说：“x书记。你说的不对，如果按照你说得那样干，不仅会形成窝工，而且会带来许多隐患......”接着老农仔细分析会出现窝工和后患的缘由。县委书记听了无话可说，最后临走时还专门过来特意和老农握了一下手。试想，这样的场景，在后来还可能再现吗？
但是，当时的环境下，在赋予群众巨大监督权利的同时，也并不是说老百姓就可以任意而为、无法无天。只要领导说得对，指挥得对，作为下属，必须服从，不服从就有相应的制约手段。当时，农村的生产队小队长，工厂的工段长安排工作，社员和工人都得服从，否则，农村生产小队长可以左右对你工分多少的评价（当时大多数农村记工为社员集体评价，工分联系着年终分红和工分粮），工段长对不服从安排的工人也有相应的制裁措施。把这种群众和领导可以互相制约的机制，称之为“双向制约机制。”
四十多年前，在高层召开的以“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为主题的一次研讨会上，某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在发言中曾提出：“加强党的领导，无疑需要高度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的领导权威，但也更需要加强各级组织包括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号召力，否则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就成为空中楼阁”。同时呼吁“必须在基层运作机制上，建立这种‘双向制约’机制。没有群众对干部的制约，一些官员就会肆无忌惮。而官员一旦自身有问题，腰杆就硬不起来，就不敢理直气壮地去管人管事，即使想管老百姓也不买账。而基层组织的堡垒作用一旦失去，大量的社会稳定压力就会逐层上传，最后直至传导到中央......”而几十年的事实已经证明，现实还是不幸被所言准了。也不知道对此该喜还是该忧！
当然，毛泽东时代之所以能保证几十年的清正廉洁，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原因，如普遍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领袖身体力行下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模范带头等等，在这方面有关学者已经研究探讨不少，在这里就不赘述。
近年来，中央一直强调“反腐永远在路上”，这一论断深刻表明了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认识。但我们反腐败的路，总不应该是越走越艰难，越反腐败分子越多，越查腐败涉案金额越大。否则，无以向人民交代，更无以向历史交代。因此，要想反腐败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不能老是围着粪坑打苍蝇，必须彻底地进行机制体制制度改革，要还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应有权利，使人民群众不仅对官员的升迁去留拥有话语权，同时要赋予对权力天罗地网式监督的相应手段。否则，产生苍蝇的粪坑永远难以铲除，而最近被炒得火热的类似“马树山案”的现象，也就永远难以禁绝。
相比贪官看看中国的工农大众很穷。同世界各国相比，比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亚洲还要穷，大概同非洲的穷国差不多。中国工人工资水平，不及泰国工人的1/2，不及巴西工人的1/3。
为什么穷，因为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一种很坏的社会现象：大量财富积聚到少数剥削者手中，大多数劳动群众贫穷了。这种不公现象会引发人民群众的怨恨、愤懑、动乱、革命。
深入探究一下，为什么会两极分化？原因大体如下：
第一，农村分田单干，走小农经济老路，农民搞“自发”，就会两极分化。少数农民发家致富，多数农民原地踏步、或迈进死路。
第二，城镇小资产阶级，做小买卖，开小店铺。这种个体经济，通过市场竞争，也会两极分化。少数发财，成大资本家，多数发不起来，甚至破产倒闭。
第三，改制。转眼间，官自己或自己的人就成了拥有千万、亿万资产的民营企业家，即资本家。与此同时，占企业职工总数20%的数千万职工下岗受穷。30年来，中国人民遭罪，千条罪，万条罪，最恶的一条罪，就是改制，把全民公有制改成万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中国人民受损，千损失，万损失，最大的一笔损失，就是改制，全民公有的资产流失达数十万亿元。
第四，垄断。尚未改制的大型国企，也改革成了带有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企业，利用其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拉大了社会各行业各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五，房地产、小煤窑等的暴利。房地产商做一个楼盘就可以暴富，房奴惨啰！小煤窑的煤老板一天可以赚得一百万，矿工惨啰！
第六，股市不能正常运行。大鳄操纵股市，一夜间，批量制造富人，与此同时，更大批量地制造穷人。官僚买办，向外国贱卖我国的银行股和企业股，稳定地，批量制造外国富人，更大批量地制造中国穷人。
第七，公务员一轮一轮调薪，高官高管一层一层加薪。官富了，民穷了。
第八，贪污腐败。
第九，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沿海地区建厂，生产劳动密集型、技术含量低的消费品，外销欧美。为了畅销获利，就要物美价廉；为了价廉，就要降低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就要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和压低工人的工资待遇。那么低的工资，有人愿意干活吗？有的。分田单干后的农村，农民更穷，就是这个更穷，迫使农民离乡背井不远千里拥到沿海打工，追求这份低得可怜的血汗工资。由此而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两亿民工潮，每年蔚为壮观的往返于内地和沿海的春运人流，耗费掉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在全世界独步翘首。就凭工人的低工资，20多年来，国家赚得的外汇储备增至两万多亿美元，居世界第一；老板和经理也都盆满钵满，富得流油；欧美的家庭，消费着廉价的商品，笑逐颜开；唯独中国的农民工仍然是那么一点微薄的工资，保持在每月千元左右的低水平线上徘徊不前，不能够追随国家每年GDP的增长比例同步增长，始终是个穷鬼。这种现象，世界罕见。
第十，除了以上原因以及未述及的一些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小原因：盛行的赌博和热烈的彩票。它不会增长社会财富，只会使多数人的财富转移到少数人的手中。
总而言之，30年来经济发展的结果是：在国家的财富增长了几十倍的情况下，广大劳动群众的财富增长近于零倍，或只增加一两倍，而少数富人的财富却增长百倍、千倍、万倍。50个富豪的资产相当于5000万农民年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9亿农民两年的收入。0.4%的巨富，占有70%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2008年已达0.47，2009年将接近0.5，远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这标志着，中国已变成世界上两极分化很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点，在官们拥有房产方面尤为突出，他们不但在国内拥有，在国外也拥有；不但拥有两三套、十来套，甚至拥有整座大楼；不但拥有普通住宅，而且拥有豪华别墅。所谓“先富带后富”，只不过是少数人先富，多数人“待”富。待多久？设计师说了：“要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一百年不变”。耐心地“待”着吧！老老实实地当个百年后的“待富者”吧！
贪官太多了。每个贪官的钱太多了。1700万就烧坏了3台点炒机。
已暴露的贪官有多少，网友们已经写了文章，提供了数据。
例如，《读史札记：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
或称《贪官名录给人们的启示》
作者：剑云拨雾，列出正厅级以上的部份贪官陈希同等一百三十多人的名单。以下是网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9/105743.html。
《八十年代末以来国内高官落马名单》/
或是《十八大以来落马的55个“大老虎”》
作者：美华，列出高官落马一百五十多人的名单。以下是网址：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8/99589.html。
本文不再赘述，只补充点特料。
首先，应该还是尚未暴露的贪官数量特多。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艰难看得出来。
早在20年前，就有人提出、接着还有联名建议在中国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可是对官员财产申报作出制度安排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至今申报制度仍然是千呼万唤未出来。
有人大代表进行“官调”（官们意见调查），发现97%官员反对申报。
此前有的调查，据说是，一个市的官员财产申报，会造成一个市的政权崩溃。
那么全国的财产申报，会不会造成全国的政权崩溃呢？太可怕了！可见申报难矣哉，也说明了，尚未暴露的贪官多矣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是当今世界许多大国普遍实行的制度，唯独中国例外，这一点，显得特别惹眼。
其次，贪官发展的速度特快。伴随着中央领导每年高喊反腐，结果是，越反越腐，前腐后继，越反腐越快腐，越反腐越大腐。贪污的金额由万元贪、百万元贪、千万元贪、发展到亿元贪。
贪腐的官阶由乡镇芝麻级、县地基干级、省部高干级发展到中央核心级。这个过程只经历了不过短短的十来年时间。
第三，是中国的贪官，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官场生态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贪不能生存，不贪也得贪。贪官好做官，不贪难当官。贪官变得更贪，好官拖成贪官。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大官不漏一笔小贪，小官争做几笔大贪。
于是就达到一种高境界：无官不贪，无贪不官。
这种情形，叫做“环境塑造人”。
例如：在资本主义的商界环境里，是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因为那种商界环境，把人塑造成奸商。
同理，在当代中国的官场环境里，就把人塑造成贪官。
有的人调侃：把带长字的官通通当作贪官，拉出去枪毙，不会有错案。这话显然过分，但不无几分道理。
第四，中国的贪官不犯法。
本来，贪官是犯法的，但中国的特点是可以变成不犯法，即所谓的“政策允许”、要“用足政策”、“钻法律空子”。
法律的条条是死的，人的脑瓜是活的、精的、尖的。
人可以在法律里头绕绕转，人可以把法律转绕绕。政府可以定规则、发指示、拟条例，同法律搞浆糊、变戏法、躲猫猫。
还有一种东西，叫做“潜规则”，“潜”是没有形状的，它可以感觉到，但看不见。
就这样，紧盯“先富”的目标，发挥“猫论”的智慧，遵循“摸论”的途径，犯法就绕绕地转化为合法。
少部分贪官是傻子，通过暗里贿赂，偷偷摸摸东藏西掖胆战心惊地变成了犯法的贪官。
大多数贪官才是精仔，他们通过明里的“改制”玩绕绕变成富豪。
第一步是政策弄邪，把全民所有制的“国营”，改为“国有”，化为政府所有，再改为“经理承包”。
第二步把本来效率高、收益大、经营良好的国企人为地刻意搞糟。
第三步掌控评估，把资产低价贱卖，然后转用公款，由自己或自己人买下来变为己有。
就凭操弄这几步玩绕绕的手段，干得比贪污分子光明、比江洋大盗文雅、比生意老板省劲，转眼间就堂堂正正、干脆利索、轻松愉快、政绩显赫地变成了“合法”的巨型贪官。
第五，贪官可以轻易地逃脱。这些年来，成功外逃的贪官有数千人，转移国家财产数百亿美元到海外，无法追回。有的估计是：外逃贪官万人，携款千亿美元。
第六，贪官可以没啥顾忌地、明明白白地准备外逃。
他们先让亲属移居外国，自己光身一人在国内做官，称为裸官，或称为“一家两制”，贪得的钱财就输送往国外，待条件成熟，察觉稍有异动，就溜之大吉。
截至2005年底，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子女已经超过百万，其中高干配偶子女有二十万人。如今双2024年了，外逃的贪官有多少？
一些外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成了裸官亲属（和外逃贪官）居住的社区。
例如：洛杉矶的二奶村。温哥华的大奶屯。这些地区的中国妇人们有豪宅、名车、但身边没有她们的男人先生。
这种情况，除中国外，世界上还有第二家吗？
让国家的政权、财权，被一些已经身为外国人的家人当官（裸官）掌控，这些官想干啥？这些官能干啥？这些官会干啥？
作为百姓，想到这里，毛骨悚然。
走资派的官太贪了。
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的??案件达到???385万件，查处408.9万人?，374.2万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
从2012年12月到2021年5月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392人、厅局级干部2.2万人、县处级干部17万余人、乡科级干部61.6万人。党的??十九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的强大震慑和政策感召下，已有4.2万人向纪检监察机关????主动投案。
自2014年??起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天网”行动以来，??中国从120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9165人。其中，党和国家工作人员2408人，??追回赃款??217.39亿元。??百名“红通”人员中，已有60名归案。
中央纪委已立案审查调查中管干部453人，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883.4万人，查处了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62.6万件。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21.7万件，处理了32.2万人。党的十九大后，查处涉及民生领域的问题、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39万余件，处理了35.9万人。查处扶贫领域问题28万件，处分18.8万人。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查处了9.3万个案件，处理了8.4万人。
四十年来中国有多少贪官？从1982年到2011年的30年间，因违犯中共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中共党政人员逾420万人。反腐十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审查调查438.8万件、470.9万人。
贪腐金钱的数量：
有官平均每天贪10万。
有官买房专门为了藏钱。
有官收受多个住房单位和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41亿余元。
有官被查时，“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大量黄金、钞票，用箱子分装在一起，足足拉了十余车。其中有部分钞票都受潮发霉了。”
有官其家中被搜出现金1.2亿元，黄金37公斤，当时当地行长亲自带着几名工作人员携点钞机到场清点，钱都是一扎一扎地包裹在塑料袋里，外面还绑着塑料绳，码在纸皮箱里，清点的时候工作量巨大，最后人和机器都不堪重负。
有官利用职务之便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索取、收受财物共计价值折合人民币1.1125亿元。
网上有一个段子很火：“16台点钞机，竟然点坏四台！看后真是令人气愤！难道这样的假冒伪劣产品，就没人管吗？对于伪劣点钞机生产企业，一定要严查到底！”
这显然是一个调侃的段子，借调侃点钞机，来表达这样的事情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真正烧坏点炒机的是这些贪官对现金的贪婪。
因清点贪款烧坏点钞机的事并不是个例，据媒体报道，2012年8月，时任东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欧林高被广东省纪委双规。随后，办案人员从其住处查获大批现金。为清查暂扣的1700万元赃款，银行派了8名专业点钞员，连续工作12个小时，烧坏了3台点钞机。
1700万就烧坏了3台点炒机，如此看来，用来清点魏鹏远案件赃款的点炒机质量还是不错的。
点炒机是怎么被烧坏的？记者就此采访了业界人士。据一家国内点钞机生产厂家的客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点钞机连续工作很容易发热。一般情况下，一台性能完好的60W点钞机，能连续点钞3小时左右，点钞机很可能因为过热而烧坏。这样的点钞机每分钟点钞量在900张左右。
据此分析，一台点炒机能连续清点超过1620万的现金就有可能被烧坏。
如果有1亿元现金码在一起，空间上有多大呢？据湖北一家银行专业人员向记者描述，应该在2立方米左右，比一般家里普通卫生间略小一些。以至于有人调侃，“魏司长这是在用钱来搭房子呀！”
五花八门的“藏金术”
盘点近年来落马的一些贪官，可以发现在家里藏现金的不在少数。为了把钱藏好，官员们充分调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展现出五花八门的现金藏匿手法。大致可以分为几类：
【藏法一：放身边】一些官员选择在家里藏钱，放在身边随时可以看着。藏钱的地点可以是密码箱（柜）、床底，甚至可以是厕所。如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将4个装有共939万元的纸箱藏于新居厕所中，因厕所渗水被发现。
话外音：钱放身边看似安全了，但做恶梦的几率估计也会比普通人高得多。
【藏法二：假道具】江西赣州市公路局原局长李国蔚家里有一个特别定制的煤气罐，用来藏数百万赃款。另外他还将装有280万元的密码箱埋在一个垃圾堆下。
话外音：太有创意了，这哥们真不怕哪天被人当成真煤气罐给点上啊！
【藏法三：租房子】有些贪官用专房来藏赃款。如广东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原所长罗耀星租了一处豪宅专放赃款，屋内放满干燥剂，但最终1200万元仍发了霉。
话外音：看来金屋不光是用来藏娇的，更是藏金的。
【藏法四：藏室外】室外藏钱的案例很多，地点隐蔽得出乎意料。重庆公安局原副局长文强将2000万元用油纸包住沉入一口鱼塘中。而江苏省建设厅原厅长徐其耀则将受贿的400万元，部分现金用塑料纸包裹藏在树洞、灰堆、稻田、粪坑里和屋顶瓦下。
话外音：难为这些官员了，放在战争年代，估计个个都能做个好的谍报人员。
【藏法五：埋地下】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在父母曾经住过的一处废弃的平房院子里，埋下了一个精心包裹的大包，里面有1500多万元公款。
话外音：这是要把钱藏着以后当文物卖钱吗？
贪官为什么愿意“屯现金”
贪官愿意把贪来的现金藏起来，这固然是怕被别人发现，但同时，也是一些贪官对金钱近乎变态的追求和无尽的索取。
与贪官们将大量金钱藏在身边相对比的一个现象是，很多贪官对外却是以生活简朴甚至近乎吝啬如葛朗台一样的形象示人。如把1500万元公款埋在地下的原秦皇岛市煤炭检验中心主任李小林平时生活低调，常年开着一辆长城皮卡，单位领导让他换台新车，他总是说“没钱”。
专家认为，个别贪官已经把屯钱当成了一种爱好，就像集邮等收藏活动一样。他们的兴奋点不在于花钱，而在于怎样搜刮到更多的钱。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表示，好多贪官怕被外面发现蛛丝马迹，藏钱也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掩盖腐败、蒙混过关的心理。无论藏得再好，手法再复杂和隐蔽，都是在掩耳盗铃，最终还是要露馅。
贵州省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姚贵阳则担忧，一些官员屯钱数量惊人，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能导致钱荒，社会资金不能有效盘活。
“官员屯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对官员亮家底、晒财产的制度还需进一步强化，今后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统筹监管，从根源治理腐败、做到正本清源。”姚贵阳说。
1937年毛泽东曾写"祭黄帝陵文" 被评抗日"出师表"
2015年07月21日 09:28 陕西日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祭黄帝陵文手迹碑 （资料照片）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促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此背景下，1937年4月5日，在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之际，为进一步营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联合抗日的社会氛围，国共两党分别派出代表，共赴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桥山黄帝陵，举行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仪式。这是国共两党自成立以来，首次共同公祭黄帝陵。中国共产党派出的代表是林祖涵(林伯渠)，中国国民党派出的代表是张继。两党代表在公祭仪式上宣读了各自的《祭黄帝陵文》，其中，中国共产党的“祭文”由毛泽东亲笔撰写，全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而致词曰：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毛泽东
毛泽东的这篇《祭黄帝陵文》，激奋昂扬，读之顿生民族豪情，这是近现代以来民族危亡时刻，中华儿女抗击外侮的《出师表》!
这篇“出师表”，采用传统祭文撰写形式，开头说明致祭时间、致祭人、致祭人委派代表、致祭祭品等情况。正文采用四言古体，共56句，可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前8句)，高度概括了轩辕黄帝建立华夏民族的丰功伟业；第二部分(第9句至第28句)，追溯了自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发动和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华民族正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境界；第三部分(第29句至篇尾)，毛泽东昭告明志：誓死保卫祖国江山，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直到“还我河山，卫我国权”，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同时提出“民族阵线，救国良方”的抗日主张，呼吁各党各界，团结坚固，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使赫赫始祖之伟业，如凤凰之再生。
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这篇《祭黄帝陵文》，除4月5日由林祖涵在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仪式上庄重宣读外，还于4月6日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公开发表。《新中华报》编辑部所加按语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会议结束后，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一行，专程由洛川到中部县桥山拜谒黄帝陵。据《任弼时年谱》记载，此时轩辕庙内的供案上，还陈列着毛泽东手书的《祭黄帝陵文》。任弼时认真品味领会祭文的深刻思想后，言简意赅地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奔赴前线誓死抗日的‘出师表’”！
诸葛亮《出师表》中的“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受命之日，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同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中所言之事虽异，但情志相类。视毛泽东《祭黄帝陵文》为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师表》，是准确的定位，其在当时发挥的巨大鼓舞作用毋庸置疑。如今，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已勒石立碑，耸立在黄帝陵轩辕庙碑亭，每天接受数以万计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和国际友人的瞻仰。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的今天，再读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依然使人热血沸腾！深刻领会其中的思想和精神，对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苏宇/文 作者系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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