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韩丁：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周恩来：文革大方向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
珍贵历史资料：周恩来总理谈文化大革命
作者：韩丁
《周恩来与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谈文革》
这是原美中友好协会会长韩丁（William Hinton）1971 年访华期间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原文发表在美国《 New China 》杂志（美中友好协会会刊）第 3 期上。
韩丁：文化大革命是怎样开始的？
周恩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导致运动形势的最初标志，早在一九六二年就已出现了。八届十中全会（一九六二年九月）的报告就是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接着，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又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制定了十条意见。当刘少奇用自己的东西代替了毛主席的十点意见时，毛主席又在一九六五年制定了一个《二十三条》的批示。然后，一九六六年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五*十六通知》。文化大革命就正式开始了。
所有这些步骤都是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一部份。在中国整个社会主义时代，这种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始终是长期的和严肃的。激烈的斗争是从一九六六年夏天，当毛主席发出“炮打司令部”的号召，并动员千百万人民投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时开始的。这场斗争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韩丁：一九六二年（所针对）的问题是什么？
周：对于那些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人来说，必然只能选择“唯生产力论”。刘少奇说，生产关系的问题早已解决了。那就是说，我们已有了先进的生产关系（所有制、管理制度和分配制度），但是，生产力（资金设备、技术和工艺）落后。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教导说，生产力是受生产关系和社会上层建筑制约的。刘少奇在八大发表了他的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理论。根据他的看法，中国的社会关系已非常先进。生产力早已解放了。因此在生产关系中，再也没有进一步的变化能再搞大跃进了。所以他不相信任何跃进，他反对并贬低大跃进。他执行了一条形左实右的路线，这可以体现在极左口号之中——那种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口号。这确实企图破坏大跃进。
刘还通过保护固有的上层建筑来反对大跃进。他不愿意改变束缚着生产力的上层建筑。后来，陈伯达（一九六九年前任中央委员和中央文革组长）等人和刘少奇一起在农村反对毛主席的前十条。你肯定是看过这十条指示了。
韩丁：不，我不熟悉。
周：如我刚才所说过的那样，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制定了前十条来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用另一个十条来对抗。这个后十条既混乱又充满毫无意义的细节，是繁琐哲学的体现。刘少奇反对毛主席关于整党内走资派的提法。他用“四清”与“四不清”（经济、政治、组织、思想）的矛盾来代替毛主席的指示。任何人，不论官职大小，党内或党外，不论男女，只要犯了“四不清”就都可能被罢官。
由于这样的方案，打击的范围不得不大大扩大。在农村干部中，小私利确实存在——例如把集体财产中的一点点作为私用。如果这样的行动就使他们成为坏人，那么几乎全部农村干部，除极少数例外，都得打倒。例如：假使有什么东西掉在地里（篮子、麻包或一截绳子），一个干部拿回家去，自己用了，他算不算一个贪污者呢？如果这都叫做严重贪污的话，那后果就难以设想，不得了！
像这种行为只能归为小偷小摸一类。工厂干部也并不见得不干这类事。举例说吧，有人用工厂信纸写私人的信。社会还没有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阶段。人们不能都很清楚地区分公私。甚至到了共产主义，还会有许多形式的斗争。所以问题不在于“四清”或“四不清”，而在于你走哪条路。
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后十条。但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到桃园大队搞扎根经验。她完全执行刘少奇的指示，并且未经中共中央和主席同意就在全国到处做报告。
韩丁：怎样了解更多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
周：为了比较，你在去长弓村前，应该到别处走走。你不想去桃园大队吗？我自己没到过那儿。但如果有机会，我倒想去看看。
刘少奇以自己夫人在那儿的经验为基础，在一个公开集会上说，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今天已不再适用了，因为已过时了。他就这样狂妄地吹捧自己。
我主持了那次会议。我亲耳听到他说这种荒谬的话。以后我去彭真那儿，告诉他：“这些话不能在人民之中传播，必须从他的讲话中删掉。”因此，（刘少奇的讲话）最后以一个修改本公布了。
但王光美的未经修改的讲话却在各地传开了。录了音并且在全国广播了。我没听过录音带，不知道她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我知道关于报告的一些情况。那个桃园大队经验现在正在受批判。整个方法是主观的，不靠事实来检验，也没有调查。
刘少奇把共产党和政府的干部看成是没有一个好的，全是一团糟，他打击一大片。当他或他的工作组去一个村子“蹲点”时，他们搞所谓的“扎根串连”这种神秘化的工作。在掌权十五年后，他们还做什么秘密工作呢？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扎根串连，秘密调查”——这一切都是和群众路线背道而驰的。
刘少奇从不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作一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去落实。他把它变成一场干部之间“四清”和“四不清”之争。他们是贪污，还是没有贪污？还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毛主席曾强调说，走资派在党内），或好人坏人之间的斗争？由此看来，他一点也不要阶级路线。这样对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和阶级斗争、两条路践和两条道路的斗争的理论背道而驰的。
根据刘少奇的这种方法，可以撤换成批的干部并使另一批新的掌权。可把社教运动带到针对掌权者的无原则斗争中去。这就为通向资本主义复辟开了路。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座的一位在中国居住的美国人：在刘的路线下工作，干样样事情都得根据一个人是否喜欢别人。一个人掌了权，别人就送礼给他，请他吃饭。
周：当毛主席开始发起社教运动时，就是为了深入进行阶级斗争，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并为文化革命作准备。但刘少奇插手进来，改变了运动的形式，为资本主义复辟开了道。
你如果去桃园调查，你应当在那儿住上一段时问，把情况摸清楚。大寨、长弓和桃园这三个村子是三个集中点。大寨走的是毛主席指示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干扰之下，桃园走过资本主义道路。我不知道今天长弓的情况怎样。长弓一度走到十字路口。在你写的《翻身》一书中，你反映了那儿的一些挫折。据我所知，长弓还有问题，但大方向是正确的。你可以比较一下。
韩丁：文革的大方向是反对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对吗？
周：是的。沙石峪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它本来是一块不毛之地，除了石头以外，什么也没有。如今沙石峪人民在那儿耕作的泥土都是从别处运来的。我到那儿两三次。在文化大革命的六年中，沙石峪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儿的前党支部书记是农民出身，曾经做过乞丐，逃荒到了那儿。他领导人民开山造田。从土改起，通过社会主义合作社，到公社建立止，他在生产斗争的各个时期都领导沙石峪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虽然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当领导，但由于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被腐蚀而停留在某个阶段。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以前，整个沙石峪就只有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上大学。这是一种特殊待遇，而这两个孩子的行动也表现出了他们是特殊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中一个快要毕业了。她加入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回家保她那掌权的父亲。这使人们非常不满。大队队员起来造反，反对他的领导，我们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
群众还反映了这样的意见。当这个村子开始盖房子时，规定每家造两套。这个大队长已有了两套，但他又给自己多造两套。一九六六年五月，当我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到那儿去时，我发现了这个情况。我奇怪大队长的房子怎么会比别人的大出两倍。在紧接而来的热潮中，人们揭发了这件事，指责他们的大队长砍了村里的树替自己盖房子。
人们指责他这两件事是十分严肃的。大家把他从办公室轰出来，撒了他的党书记的职位。这是正确的。人们又进一步要把他清除出党，但这必须得到遵化县委的同意。六六年冬到六七年间，我第二次去遵化县时，听说他们还未决定他的党籍问题。在他的案件仍在考虑期间，他像大队别的社员一样劳动，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然后在一批二斗三改造的运动中和在整党运动时期，他们决定保留他的党籍。最近我听说，人们决定恢复他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
因为他曾经砍了村里的树去为自己盖房子——也就是说，他会为了私利滥用公共财产——那四套房屋已被没收作为公用。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你如果到这样一个地方去，你就应当在那儿住上几天，设法了解整个过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这样的事件是非常普遍的。甚至在士地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最早实行的、已做好大量工作的地方，领导仍有时不免会犯错误。由此可见，在某些地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民主集中制掌握不好，如果人民不适当地监督领导人，如果不是真正走群众路线，特权就会兴起，那么一个党书记，就会变成土皇帝或地头蛇。他可以欺骗群众，要大家不顾私利，但他自己却成为一个官僚主义者，而且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萌芽”。所以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必须将它进行到底。而且还不能只进行一次。也许我们这一代人只见到一次，但这儿的这些年轻人（指着韩倞和弗莱德*埃恩斯特）可能再见到另一次。他们将有权参加。
在资本主义围堵我们时，由于中国这样大，这些问题是不可能在一次运动中得到解决的。最近，阿尔巴尼亚的同志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说：“阿尔巴尼亚处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而且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们认识到，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内，阶级斗争不会停止。接受这种想法的人已经有相当多了。在中国，要几亿人民明白这个理论需要时间、教育和实践。
《高考》让少数穷人上升了，多数没有考上的怎么办？其实《高考》不但不公平，而且还在人为地制造划分人的等级，又在制造人类的分化成阶级。是在制造矛盾，制造阶级，从而引发阶级斗争。
随着高考成绩的查询，以及分数线的陆续公布，全国各地出现了多起考生自杀的悲剧。有媒体报道，营口市复读考生李新默默离家出走，在鞍山郊区投河自杀。警方发现，李新胸前书包中装着两块大石头。李新父母说，儿子去年447分已够二本分数线，但是，他最大理想是考上一本重点大学。
虽然每年这样的事件都在上演着，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化蝶而去，着实令人痛惜。透过这些悲剧的事件，折射出的是中国当前巨大的就业压力。
上学是为了什么，答案可能是好的大学，再往后推，便是有一个好工作。再加上竞争与媒体的报道，使每年一度的高考，早已经不是学生本人的事件，而是寄托着社会、家长、学校与学生的期望值和价值感，全社会过度关注使整个社会氛围格外紧张。很多考生认为这一环脱节了，人生就完了。
高考，已经排在了压力事件的前列，成为引起心理与精神障碍的重要社会因素之一。
每年高考已至，酷暑难挡，考生与家长如何调整心态? 施压过猛，情绪紧张，如何让考试失利、悲观自责的考生绝处重生? 盘点那些落榜后轻生自杀的考生，希望这些血的教训让考生与家长都能看淡成绩、看轻分数、......
不管是落榜后的考生自杀，还是落榜生的父亲自杀，血的教训告诉人们期望过高反而会让自己的落差变大，失望之至终会使情绪失控走向极端。看淡高考，看轻分数，放下大学这个独木桥的老观念，家长与考生都能把高考看的云淡风轻，发挥才能超常、心态才能平稳、行为才能理智! 不管是考生还是家长都需要一个身心健康大环境，人们应该共同营造方能减少悲剧!
不管是喝药跳海、还是割腕吞钉，高考落榜生之所以轻生只因分数压力过大，看淡看轻分数，重视知识与能力的提高，家长引导、媒体跟进帮助考生树立正确的分数观，打造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氛围，让考生对分数不那么敏感，降低分值的敏感度才能让所有高考学生远离轻生的怪圈!
在中国每年的六月，高考都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放榜的那一刻，无数考生经历着大喜大悲。在日趋逼仄的社会上升通道里，高考成为了许多家庭改变命运的唯一选择。然而，正是这种孤注一掷的生死状心态，导致悲剧频频发生。
2013年6月，四川崇州。女孩杨媛第二次参加高考，还是没能达到本科线，觉得愧对父母，喝农药自杀身亡。
2014年6月，四川旺苍。男孩尚飞参加完高考，仅考了170多分，发布微博：“原来我孤身一人。好绝望好绝望，一步错，满盘皆输。他寂寞的活着，他寂寞的死去。然后从自家后面200多米高的山崖坠下身亡。
2015年6月，辽宁大连。男孩洋洋第三次参加高考还是失利，于是从15楼纵身跳下，据说因为屡次高考落榜，生前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2016年6月，四川达州。男孩小斯参加完高考后，在QQ空间留下几千字的遗书：“考98分都被骂，感觉不到父母对我的爱，死了，我的心自由了，我宁愿从未在这个世上出现过。”几天后跳河自杀。
……
看到这些触目惊心的悲剧，人们会发现，十年寒窗苦读，一旦落榜，仿佛数载心血都灰飞烟灭，即使是成人也需要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来面对，更何况那些脆弱敏感的青春期孩子？希望能唤起更多有志之士的深思。
有个考生说, 在高考之前，父亲就再三强调过：“你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考大学，考上了，我们把你当坐上宾，考不上，你在这个家将没有任何发言权，谁都可以把你踩在脚下！”那些冷嘲热讽的谩骂让我倍感压抑。
可我到底落榜了，而父亲自然是大大的愤怒了，怀疑我是不是天生的弱智。而我也是心如槁木，万念俱灰，不止是因为高考的落榜，也不止是因为家人的奚落，更是因为觉得自己的命就是如此，从小就得在家庭冷眼下苟且偷生；长大了又得在应试教育下延口残喘，这样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
于是就下定决心投江自杀。
有个考生说, 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都很好，经常考第一名，中考时便是以全校第一名考入县城最好的中学。
高一的时候，我感觉到那些县城的优秀同学们瞧不起我这个家境贫寒，学业平庸的乡下孩子。
我还是落榜了，父亲大大愤怒了，激烈的竞争让我惶恐、挫败、焦虑，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又不知如何释放；
有个考生说, 在一个佼佼者如云的重点学校，这种激烈的竞争让我内心极为紧张、惶恐、挫败、焦虑。我从初中开始就寄宿在学校了，父母不在身旁，也没有知心朋友，老师一心只抓分数，根本没精力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我只能通过看通宵录像、打游戏机等来麻醉自己，像无数迷茫又迷失的少男少女一样，我也喜欢上了流行歌曲，收集一大堆歌星们的唱片，又故意留长发来彰显个性——我额前的头发垂下来，可以到嘴唇那么长，眼神迷离，表情冷漠。
此外，青春期荷尔蒙的躁动非常困扰我，但我不知如何释放这种压力，更不敢告诉任何人，只能通过看某些不良小说来缓解，但每次这样做后，我都会有强烈的羞耻感和罪疚感，觉得自己真是全然败坏，对不起含辛茹苦的父母，我那段时间甚是苦恼，甚至想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只能把所有的挣扎痛苦写在日记中。最后，我开始有了轻微的抑郁症。
然而高考后等到成绩放榜的时候，我简直五雷轰顶！万万没想到我居然考得那么糟糕，连省专线都没有达到！一向争强好胜又爱面子的我躲在家里大哭了半天。更糟糕的是，......
有个考生说, 高中毕业那年没有考上大学父母也很失望，于是苦口婆心劝我复读一年，——回首自己高中时代那种紧张、惶恐、挫败、焦虑、孤独，我依然心有余悸，..........对家庭、学校、社会而言，都任重道远。
有个孩子说, 我出生在江西某个小县城。其实，我从小成绩都不错，初中和高中都上的是重点学校。但高中分文理科时，我走错了路。
其实，我天生是理科细胞缺失的，对电力、几何、空间、概率之类总是脑子短路，难以开窍。父母没多少文化和主见，听周围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会读文科，怕别人看不起，最后就稀里糊涂的让我选择了理科。
读到一半，我有点想放弃，因为费了很多功夫也看不出学习效果。但妈妈给我打鸡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又说“其他家的孩子都能，你为什么不能？”还给鸡汤“科学家都可以克服那么多困难，你为什么不可以向他们学习?”
其实，这种励志鸡汤不是每个孩子都合适喝的，真的需要因人而异。
学校有不成文的偏见。历年以来，成绩好的学生们都一定会考到省外，去上海、北京、厦门等大城市，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会继续待在本省。而我考前屡次模拟考试，唯一超过120分的只有语文，其他科目都是惨目忍睹，总分也就400来分。于是，我想自己绝对是考不到省外了，只能做二等公民。谈不上多么绝望，更多是麻木，绝望之后的麻木。
老师给我们发了一篇上届某位学姐写的励志文章。她当时模拟考试考了580分，按这分数也只能上一个省城的二类本科，学姐不甘心，在家里显眼位置贴了一条横幅：“杀进复旦”，并以卧薪尝胆的精神自我激励，最后，如愿以偿，高考竟然考出650多分的好成绩，比上次模考多60多分。所以，她勉励我们这些师弟师妹“有志者，事竟成！”
所有同学看了师姐这篇正能量文章，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希望通过最后一段时间的冲刺翻身打个漂亮仗，我也这么幻想着。
高考那天，我骑上妈妈新买的自行车去应考。上午考语文，感觉还不错，结果出考场一看，我的新车居然被偷了，找了半个小时也没找到，我非常沮丧，哭了一中午。
回家后，妈妈心疼车，很生气地责备我：“你干嘛不走路去？非要骑车去？”其实我也挺自责，母亲甚至还跑去找校长闹：“我家车给丢了，让我家孩子心情受影响，你们学校得负责！”
下午考数学，本来我数学就不好，这事一闹，结果考得更差，如同新车被偷的宿命一样。最后，全部科目考完后按标准答案一估分，我估计自己考了400分，也就能达到个市专科线而已。
果然，我真就考了402分，被市里的财经专科学校录取了。而那一年，因为试卷总体难度比较大，本科线其实并不高，也就420分，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如果我再多18分该多好啊！
于是，我对家人说：“我放弃那个专科学校了，我要复读考本科！”结果，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不赞同我复读，她们认为我资质很差，即使复读也难成材。这让我更加自卑。
偏偏我亲戚的邻居是一个在北京某大学读自考的大三学生，他受了学校的委托，在家乡到处招生，每招到一个学生能获取1000元的好处费。于是，为了牟利，他不遗余力地在我家吹嘘，这个学校多么不错，校长多么厉害，就业前景多么光明……
可惜，当年资讯并不发达，没迈出小县城的家人们对自考完全没有了解，就听信了邻居大哥哥的花言巧语。尤其是我大婶，她虽然文化层度不高，但属于我们小县城人人羡慕的“铁饭碗干部”，所以，亲人们都更愿意听从她的意见。
结果，我去复读交学费的路上，被大婶一把拦截住。她让我赶快去照相：“我是为了你好，就别复读了！以你的水平，再复读一年，最多只能考到省城去上大学，现在直接去北京这个大学，以后毕业了，就是人人羡慕的北京人了。”
一周后，北京那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我只好听从大人们的安排。
等真到了北京清河的那所自考学校，我一看校园还没有我们高中大，不禁大哭了一场，对爸爸说：“我不想读了，我想回去。”可爸爸不同意：“所有人都知道你去北京了，你再回来，很丢人啊！”而妈妈则继续给我打鸡血：“人家可以在这读，你也可以的。”
就这样，我别无选择地读了这所自考学校。我们被忽悠了，自考学校有很多考试，强度远大于高考，弄得我们压力很大，虽然也有学校文凭，但含金量不够，我很多同学毕业时都只得到了学校文凭，没有通过完国家考试，等于四年学费，五六万学费只换来民办大学的文凭。一路艰辛，冷暖自知。
今天这个社会用分数、学历、地位、金钱将人划分成三六九等，阶层焦虑越来越严重，但我希望女儿将来能够确信自己乃是不以分数、学历、地位、金钱等等为自我价值的评判标准，毕竟，人生的唯一出路不在于金榜题名，人生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出人头地。
这个考生说得对啊! 人生的唯一出路不在于金榜题名，人生的真正价值也不在于出人头地。工人农民还是需要存在的! 工人农民总是占人群中的大多数! 人生中并不是只有《高考》这一座独木桥! 社会还需要各种行业的人员才是真实社会所存在的必需。
“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要使几亿人口的中国人生活得好，要把我们这个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富裕的、强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这项任务，更好地同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
毛主席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根本区别。”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摘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7期评论员文章：《抓住主要矛盾，掌握斗争大方向》——学习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
“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内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很可能是法西斯专政。”
1965年10月10日，毛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的谈话中说：“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1965年8月，主席在谈话中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变了，整个国家就会改变颜色。10月10日，主席在同大区第一书记和大军区司令员谈话时说，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966年3月4日，毛主席说：“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凡是有人在中央捣鬼，我就号召地方起来反对他们，叫孙悟空大闹天宫，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我对这一条比较积极，我是支持地方的。各省总要有个×万吨的钢铁厂，能制造机器，制造武器。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毛泽东同陶铸、王任重、陈郁、张平化谈话》记录，1966年1月12日)
“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不怕你们造反，我自己也是造反的，造了多少次反。袁世凯当皇帝逼出了个蔡锷造反。如果中央出了军阀，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可以造反。”(引自《中国20世纪大事全书》)
1964年5、6月间，毛主席在一次会上说，中国如果出了修正主义中央，各个省要顶住。6月14日又说，传下去，传到县，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国出了修正主义的中央怎么办?要县委顶住修正主义中央。(引自袁永松、王均伟著《左倾二十年》267页)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1959.7.23)
1965年10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央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不造反就犯错误，要准备造反。”
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央，“一个省可以造反，可以独立。”(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1965年6月8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2002年1月18日《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谈话》记录，1966年3月30日，见《王任重日记》，1966年5月11日)
毛主席在1960年谈到一些变质的干部时指出：“这些人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毛泽东传，1115页)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们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
毛主席接着说，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项观奇拜会戚本禹：毛主席谈他为什么要接见红卫兵)
“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三五页)
“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矛盾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立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2至373页)
“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国，总而言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终究是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世界上，现在还有许多人，在社会民主党的欺骗之下，在修正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帝国主义的欺骗之下，在各国反动派的欺骗之下，他们还不觉悟。但是，他们总会逐步地觉悟过来，总会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引自1970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
“先进的人们，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团结人民中国内部的中间阶层、中间派、各阶层中的落后分子、一切还在动摇犹豫的人们(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用善意去帮助他们，批评他们的动摇性，教育他们，争取他们站在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叫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这个道理是无产阶级从斗争中得来的，而马克思做了结论。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9页)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转引自《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赱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1967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社论)
“在世界上，不论什么国家，不论什么地方，哪里有压迫，那里必定有反抗;哪里有修正主义，那里必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它对抗;哪里用开除党籍等等分裂主义的方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里势必产生新的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产生强大的革命政党。”
“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毛主席《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
毛主席在1966年5月5日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时说：“有的时候我也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主席在6月10日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的谈话中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就是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呢？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主要论点就是："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
这些论点主要出现在"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中，并被概括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然而，文化大革命十年后的一九七六年，古稀之年的毛主席却不得不面对文化大革命失败，反修防修失败的巨大风险。这个我们可以从这年六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他的住地与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人最后一次集体会见时的谈话中可以见到。他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１９７７年３月２２日。）
为什么毛主席会觉得文化大革命会失败，反修防修会失败呢？毛主席的解释是"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帐，算文化大革命的帐。"这些反对文化大革命,要算文化大革命帐的代表人物就是邓小平，这个我们可以从《邓选二卷》某页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搞文化大革命，就是主席本
身的愿望来说，是处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对文化革命不理解、有抵触、不满意的代表人物则是叶剑英，这个我们可以从叶剑英国庆三十周年讲话稿中可以看出来"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好像原话是"啥子修正主义，谁也搞不懂？"。文革十年了，一大批老同志还不知道什么是修正主义？毛主席又如何能够取得反修防修的胜利呢？
那到底什么是修正主义呢？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的讲话中提到了修正主义，把修正主义等同于右倾机会主义。
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
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十几天后的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更是明确了修正主义，并提出了要对修正主义展开批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之于《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3页 。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我们知道马列主义的某些结论是错误的，如果全部照搬马列主义的结论，必定会犯严重的教条错误，就会断送中国革命，断送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多次发生教条主义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那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绝对不能否定呢？否定了它就是搞修正主义，坚持了它就是搞马列主义呢?
我们知道马列主义是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的理论，他宣扬的是劳动创造价值，人民创造历史。所以，个人认为这个不容否定的马列主义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就是："依靠劳动人民无产阶级，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同样的推理，资本主义理论的基本原则、普遍真理就是："依靠资产阶级，为资本家服务"。
如果中国共产党依靠的对象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无产阶级，那肯定搞的不是马列主义而是修正主义。只有依靠的对象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才能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如果依靠的对象不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剥削阶级那肯定会被资产阶级利益代表人逐步夺取权力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路线实际上就是妄想依靠资产阶级来为劳动人民无产阶级服务的路线。
建国以后，党的工作重心已经由军事斗争转为经济工作。军事斗争有路线问题，历史已经给了我们清晰的回答。经济工作同样有路线问题，同样有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来发展经济，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给了不同的回答。
毛泽东时代依靠谁大家都很清楚，至于邓小平时代依靠谁可能会有不同意见。用改革开放以来的两个名词来说明走资派邓小平到底是依靠谁？一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厂长负责制"，一个是现在的"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厂长负责制"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发展经济已经不是依靠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了，而是依靠一小撮精英厂长、经理们了。
改革了四十多年，发展经济所依靠的对象也变成了"海外战略投资者"，现在振兴中国喊的最响的就是"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依靠的对象也变成了外国资本家，振兴东北经济看来是要依靠美国、日本的剥削阶级了，这就是中央政府制定的振兴东北的国策。
现在中央政府的路线是马列主义路线还是修正主义路线，就不用再说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依靠的对象是剥削阶级，还能够走社会主义道路吗？只有那些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才会说能够。
这让我想起一个笑话"如何把一头大象装进冰箱？"，答案是：把一只猫装进冰箱，然后大肆宣扬猫也是大象来给无产阶级洗脑,还谓之曰"解放思想"。依靠剥削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实际上和大肆宣扬猫也是大象的人属于同一类。现在不是有主流学者宣扬股份制也是公有制吗？按这些人的推理，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股份制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国家也全部变成了公有制国家，也全部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什么叫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己成国策。）
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一直刮了四十多年了。）
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恶果己现。）
《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 作者：张春桥
这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发表的。
一九七六年《红旗》第四期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中国人要反对洋奴哲学》，深刻批判邓小平的洋奴哲学，全文如下：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还是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条路线的原则分歧，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去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一切为了现代化”的幌子下，又大肆贩卖洋奴哲学。他公开主张把发展生产、发展科学技术的希望寄托在外国，叫嚷“要拿出多的东西换取外国最新最好的设备”，还说什么“这是最可靠的”，而且是“一个大政策”。一时，祟洋迷外之风又刮起来了。国内劳动群众的创造受到议论讥笑，坚持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受到非难攻击，似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对了，推行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反而有理了。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国人民能够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完全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建设起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与此相反，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总是鼓吹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推行一条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完全对立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看不见人民群众的力量，根本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他们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的面前，甘心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甚至主张卖国投降，靠向外国乞讨过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全国人民扬眉吐气，发奋图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人造地球卫星按预定计划返回地面，新的石油勘探开采技术的采用，大型内燃机车、大容量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组、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电子扫描显微镜、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等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表明我们在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道路上正凯歌行进。
我们同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四个现代化”，而在于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点放在那里。毛主席早就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是我们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原则，是战胜一切困难夺取胜利的可靠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在革命战争胜利以后，我们又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禁运，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刁难破坏，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是，我们面临的任务仍然是很艰巨的。完成艰巨的任务靠什么？基本的一条就是靠充分动员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离开这一条，我们就不可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更要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绝对不能离开这个基点。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我们既不能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也不能依赖任何外国的力量来搞建设。吃现成的要受气，依赖别人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只有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充分利用和挖掘本国的资源和潜力，才能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们的国家更能经受风险，立于不败之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大唱反调，到处叫嚷要千方百计出口，去“换回好多好东西回来”据说这样就能加快资源的开发，加快工业的技术改造，加快科研的步伐，真是妙不可言。世上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国际上存在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工人群众从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说：“我们决不能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命运系在别人的腰带上”。这句话尖锐地指出要注意被别人卡住脖子，牵着鼻子走的危险。如果不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样样靠引进，为了引进，甚至把发展经济主要立足于国内市场的社会主义原则丢在一边，无原则地以出口换进口，势必造成那么一种状况：自己能生产的无限制地进口；国内很需要的又无限制地出口；买人家先进的，自己造落后的，甚至把矿山资源的开采主权也让给人家。这样下去，岂不是要把我国变成帝国主义国家倾销商品的市场、原料基地、修配车间和投资场所吗？那里还有什么工业化的速度，那里还谈得上独立自主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只能作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经济上丧失独立，政治上也就不可能自主。中国人民在历史上遭受过的创痛是很深的。一百多年前，清朝洋务派头子李鸿章、曾国藩，不就是鼓吹“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吗？这伙洋奴汉奸，一味想买外国的“制器之器”，搞所谓“自强”。结果呢，中国非但没有因此强盛起来，反而越来越深地陷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深渊。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只有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上，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真正赢得高速度。这已经为二十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无数事实所证明。我们的石油工业近十五年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靠的是自力更生，其速度之快，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的造船工业的发展速度也很快。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少奇宣扬“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机引进，船买进，眼睛盯着外国的一点技术专利，国产的货轮和船用柴油机长期得不到发展。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人群众、干部批判了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才改变了面貌。一九七○年，上海工人开始打造船工业翻身仗，到一九七五年的六年中，船舶的吨位和柴油机的马力都超过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总和。文化大革命前只造了一艘万吨轮，而这六年中万吨级以上的船舶就造了四十四艘。到底是自力更生快，还是搞洋奴哲学快，不是很清楚吗？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却偏偏闭住眼睛不看事实，真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
搞社会主义，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道路。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打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旗号，到处鼓吹只要拿到先进的技术、设备，不管走什么路，用什么方法都可以。毛主席最近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其实，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完全依靠外国，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自己的独立经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有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系，只能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离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但搞不成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且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复辟资本主义，靠向外国乞讨过活。苏修就是一面镜子。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之后，官僚垄断资本向西方垄断资本买专利权，借贷款，甚至不惜把未开发的资源拿去作抵押。自称有强大工业基础的超级大国，外债却越背越重，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上半年，向西方国家乞求贷款竟达一百六十叁亿美元。一手向人家掠夺，一手又向人家乞讨，这是苏修叛徒集团搞假共产主义的一大特色。
我们提倡自力更生，并不是拒绝学习和研究外国的经验，包括好的经验和坏的经验。我们也不是反对引进某些确实有用的外国技术、设备。但是，对待外国的经验以及技术、设备，都要具体分析，加以鉴别，“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使其为我所用。学习要和独创结合，立足予超。决不能生吞活剥地照抄照搬，不管好的和坏的、成功的和失败的，适合我国需要的和不适合我国需要的，一古脑儿统统搬来。毛主席历来号召我们，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批判那种认为“外国月亮比中国的圆”的洋奴哲学。因为这些东西是窒息人民群众的革新创造精神、束缚人民群众手脚的精神枷锁。洋教条、洋偶像不扫荡，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焕发不出来。
那些盲目崇拜外国的人，看不起本国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在“洋”人面前矮半截，以为事事不如人，连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都不如。清代的学者严复就很赞赏“学我者病，来者方多”的说法，不主张生搬硬套，懂得后来可以居上的道理。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要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敢于攀登前人没有攀登过的高峰。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文化大革命以来，许多工厂试制成功的新产品、新材料，有不少就是工人群众发奋图强、土法上马搞出来的。工人们豪迈地说：西方资产阶级能办到的，东方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办到。而且办得更好；西方资产阶级办不到的，我们东方的无产阶级也能办到。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却把中外资产阶级的东西奉若神物，对于我国人民群众的创造从来看不上眼，只许永远跟着别人爬行。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从来是帝国主义的附庸，历来奉行洋奴哲学。民族资产阶级先天就有软弱性，既怕民众，也怕帝国主义。它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一面，在一个时期里有可能与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但它又有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一面，常常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崇洋迷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内的资产阶级。
在民主革命阶段，他们就是带着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跑进党内来的。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没有把立足点移过来，仍然代表资产阶级。他们害怕群众、害怕帝国主义的劣根性愈来愈发作，就不能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地位。阶级投降和民族投降是一对孪生兄弟。对内搞阶级投降，对外必然要搞民族投降，鼓吹洋奴哲学。
洋奴哲学，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的精神产物。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洋奴哲学的幽灵总会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徘徊。因此，批判洋奴哲学，是个长期的斗争任务，必须反复地进行下去。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批判洋奴哲学，更加自觉地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立功、立言、立德，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评价历史人物的三个价值尺度。然而历史上众多风云人物中，有的因立功名垂青史，有的因立言传颂后世，有的因立德受人敬仰，却极为罕见有功有言有德并立达到至高境界的人物。回望千年人类历史，毛泽东是唯一同时建盖世奇功、著天下雄文、扬人间大德，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历史巨人。
参与建立中国共产党，成就了“红船精神”。1921年7月党的“一大”，13位代表会开了一半，在由上海向南湖“红船”转移的路上就溜走了一人。十多年后，张国焘成了大叛徒，周佛海、陈公博成了大汉奸，4人声明脱离共产党，4人因信仰共产党而牺牲，红船十三人中只剩毛泽东和董必武二人坚持到新中国成立。董老未进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唯有毛泽东是驾驶“红船”破浪前行抵达胜利彼岸的掌舵人。
毛泽东孤身一人接管几百人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兵败将上井冈山，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首次打出镰刀斧头的工农革命红军的旗号。党中央命令进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决定率部挺进井冈山，点亮了终将形成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
旧军队中的残兵败将不改旧军人习惯无法成为工农红军。毛泽东决定“三湾改编”、官兵愿留下的留下，不愿留下的发路费放行。同时开会制定纪律，“古田会议”铸军魂。1927年9月底的“三湾改编”，实行了“支部建在连上”和成立“士兵委员会“强调官兵在政治上平等，经济上伙食标准等生活待遇上必须一致的制度。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则通过了毛泽东撰写的建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8个决议案。古田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成熟。古田是人民军队铸魂之地。
中国工农红军人员少纪律严又无军响和武器，又被蒋介石国民党军剿杀，战争分分秒秒都在开始发生。如何应对？毛泽东确立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听取意见后总结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针，打了很多以弱胜强的漂亮仗。
1930年12月，毛泽东为第一次反“围剿”誓师大会题写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对联生动概括了适合工农红军作战特点的战略战术。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是党和红军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中，在对生存与胜利的渴望中，选择了毛泽东。力排众议，打鼓新场脱魔掌；用兵如神，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泽东不负众望，带领红军虎口脱险，踏上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新征程。
1935年9月9日，野心膨胀的张国焘与党中央分道扬镳，发密电给在党中央附近的四方面军领导人陈昌浩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接叶剑英密报，毛泽东迅速与中央脱离险境。毛泽东多次说：1935年9月9日，是“最黑暗的一天”。
1935年9月底，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到达甘肃哈达铺。当毛泽东从报纸上发现陕北一带有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决定陕北为落脚点。毛泽东一扫胸中阴霾，心情豁然开朗，诗兴大发，佳作喷涌，在一个月内连作《七律·长征》《念奴娇·昆仑》《清平乐·六盘山》等诗词佳作。中央红军突破蒋介石布下的重重封锁线，尤其是1935年11月直罗镇大捷和果断纠正“肃反”错误，救出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红军领导同志两件大事，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举行了奠基礼。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反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导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当东北军停止与红军交战行动，毛泽东力主东征山西，为抗日开辟道路。大家对东征忧心忡忡，毛泽东却信心满满。东征途中所写《沁园春·雪》就是佐证。东征历时75天，歼敌7个团，扩军8000余，各类缴获颇丰。凯旋当日（5月5日），毛泽东宣布“反蒋抗日”变“逼蒋抗日”。
由“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在“逼蒋抗日”大背景下爆发。12月13日、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两次作主导发言，确定由“逼蒋抗日”变“联蒋抗日”。并于19日连发11封电报给在西安的周恩来，周恩来创造性贯彻了毛泽东电报精神，达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变“联蒋抗日”为“拥蒋抗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对在西安的承诺立场上动摇，态度上消极。毛泽东又适时提出“拥蒋抗日”，通过一系列艰苦卓绝、深入细致的工作，迫使蒋介石于1937年5月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达成国共二次合作。至此，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体形成，党和红军被中央军、晋绥军、东北军、西北军、宁青二马军等60多万大军包围的严峻局面得以破解。
领袖地位的巩固与敌后抗战新局面的形成。1937年11月，王明以钦差大臣身份回国，极力推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党内高层引起思想混乱，毛泽东的指示一度出不了窑洞。5月，《论持久战》发表，立即在敌我友各方引起震撼。1938年7月，共产国际明确表态，支持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共中央。9至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得以巩固。此后，毛泽东关于抗战战略战术思想得以顺畅贯彻，迎来了人民群众大动员、人民军队大发展、抗日根据地大开辟的新局面。
击退反共高潮，维护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汪精卫，都有盘根错节的媚日亲日情结。汪精卫1938年底投降日本。蒋介石则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连续出现了三次投降危机，并伴随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撰文电告国内外，及时揭露蒋介石的投降行径，并指挥部队以有理、有利、有节的自卫行动，击退和粉碎了三次反共高潮。
延安整风与精兵简政。1939年到1943年，毛泽东在延安发起和领导了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以反对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党八股”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以及其间开展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和随之实行的“精兵简政”。这一连串的重大举措，矗起了延安精神，凝聚了党心民心，夯实了夺取抗战胜利的力量基础。
未雨绸缪，进军东北。对于东北的战略地位，毛泽东早已了然于胸。1945年8月12日，即日本宣布投降的前3天，毛泽东开始进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即电令毗邻东北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率所辖4个军分区司令员、4个地委书记，组成东进指挥部和东进工委，率部2万余人分3路挺进东北，夺得经略东北的主动权。
重庆谈判与戳穿蒋介石“灭共”阴谋。蒋介石为独占抗战胜利成果，为向日本占领区运兵争得时间，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并断定毛泽东不敢来重庆。毛泽东“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8月28日赴重庆，一边与束手无措的蒋介石周旋，一边做国民党上层和民主党派的工作，同时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粉碎国民党军的武装挑衅，并命令华东、华北八路军、新四军选派主力挺进东北。10月10日《双十协定》达成后，党内部分同志被“和平民主新阶段”所迷惑，产生了到国民党政府当官过太平日子的思想。毛泽东告诫大家，蒋介石仇共灭共的本性不会改变！从“双十协定”签订到1946年6月，毛泽东对即将到来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了周密谋划和准备。
运筹黄土高坡，决胜各个战场。全面内战爆发之初，拥有400万正规军的蒋介石，夸口要3至6个月肃清共产党。毛泽东在世界上最简陋的司令部里，指挥最大规模的人民解放战争。先是在延安的窑洞里（1946-1947.3），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又在陕北的沟壑间（1947-1948.3），挫败了蒋介石对山东、陕北的重点进攻。再在西柏坡的小山村（1948.3-1949.3），实现了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重大转变。不到3年，蒋介石的幻想被击得灰飞烟灭。
拒绝“划江而治”，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赢得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触动了多方的利益神经。苏联、美国和国民党都以不同方式，向中国共产党施压，“革命到此为止”，以求“划江而治”。毛泽东愤然指出，决不允许再出现“南北朝”！随即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动员令。解放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直下东南、华南和西南，进军西北、新疆和西藏，完成了祖国大陆的全部解放和空前统一。
新中国国体、政体和政协制度的总设计师。对于革命胜利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早在1931年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时，就作了最初探索。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又对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领导制度作出递进式构想和设计。从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到开国大典，毛泽东科学设计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清除一切污泥浊水。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110年间，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民国政府同列强签订了上千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欠下了永远还不清的巨额债务。在殖民主义、封建主义形形色色物质鸦片和精神鸦片长期的污染和毒害下，整个社会落后和丑陋程度令人发指。毛主席关于废除旧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庄严声明，使重压在中国人民身上巨额债务一朝清零！又几乎在一个早上就将“黄、赌、毒、黑”等社会毒瘤铲除干净，为新中国创造了晴朗的政治和社会环境。
力服众议，定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抗美援朝是毛泽东一生最艰难的战略决策。刚刚诞生一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实在没有与世界霸主美国一决雌雄的资本。党和国家大多数领导同志不同意出兵是非常正常的。但毛泽东看得更远，想得更深，以“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的充分理由，说服了大家，由彭德怀挂帅，出兵抗美援朝。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血洗天津和北京。50年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国为首的两个八国联军（17国）打趴在三八线上，赢得了一场中华民族的百年雪耻之战，新中国的立国立威之战！
以大跃进速度完成工业化完整体系。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工业水平，比欧美落后200年，比日本落后80年，比印度也要落后30年以上。毛泽东把工业化称之为“第二个革命”，于1953年启动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仅用20年，我国就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世界顶级成果，一举超越印度，赶上了某些西方发达国家。
以农业为基础的各项建设成就显著。中国什么问题最大？吃饭的问题最大！毛泽东对农业基础建设抓住不放，毫不放松。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设想，1956年展望“高峡出平湖”的三峡工程。1950年代，指导完成了农业合作化之后，又亲自制定了包括“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八字宪法在内的农业发展六十条。全国范围内共修建大中小各型水库，达84000多座，粮食产量由1950年的1.3亿吨，增加到1975年的2.8亿吨。
打赢“准战争”时代的所有战争。新中国成立时，解放战争尚在进行中。几乎与抗美援朝同步，国内展开大规模的剿匪作战。至60年代，共剿灭土匪数千股，200多万人，根除了几千年的匪患。东南沿海同国民党军的作战，持续了近20年。反侵略战争方面，先后赢得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60年代中期抗美援越作战，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1974年收复西沙之战。
60年代中期，当美苏两霸均以中国为敌，大规模侵略战争危险空前严峻，毛泽东主席又作出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部署。从1964年到1976年，中国西部地区崛起40多座工业城市，基本形成毛主席所要求的“山、散、洞”战略布局。
文革是批斗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而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在土改时，在批斗地主富农时是最积极的，又是过激的，志在表现出比工农干部更革命的行动来，得到共产党的重用。在反石斗争中邓小平任主要领导，反右扩大化的主要责任人。又在文革初的五十多天里刘邓走资派又将批斗对象对准了“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为的是转移批斗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派的目的。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又猫哭老鼠给右派分子放了出，结成同盟军。而右派分子搭上走资派的《先富》战车着实成了土豪劣绅砖家叫兽。所以联合起来抹黑攻击《文革》。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作者：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七六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多次重要谈话纪要
清华大学刘冰〔1〕等人来信告迟群〔2〕和小谢〔3〕。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
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
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4〕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5〕，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
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
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
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6〕，还有形势开始好转。
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
刘少奇〔7〕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
林彪〔8〕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
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
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
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
为什么呢？
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
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
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
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
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
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
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
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
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9〕。
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
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
周荣鑫〔10〕、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
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
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
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
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
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
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
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11〕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12〕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13〕、聂元梓〔14〕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错误。
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15〕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这是中国的。
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16〕的《论孔丘》，冯天瑜〔17〕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18〕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小平提出“三项指示为纲”，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国务院也不商量，也不报告我，就那么讲。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19〕。
(小平）说“每次运动往往伤害老工人和有经验的干部”，那反对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反对王明、张国涛，反对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伤害了吗？
(小平）说“教育有危机，学生不读书”。他自己就不读书，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小平从不谈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讲话，也不听群众的意见。当领导此作风是大问题。他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
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邓愿作自我批评，而刘、林则根本不愿。要帮助他，批他的错误就是帮助，顺着不好。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对犯有缺点和错误的人，我们党历来有政策，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互相帮助，改正错误，搞好团结，搞好工作。
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解放后，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走资派还在走，“永不翻案”靠不住。
作者：毛泽东
〔一九七五年十月——九七六年一月〕
《这是毛泽东同志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多次重要谈话纪要》中的注释。
注释：
〔1〕刘冰，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刘冰，和另外两位党委副书记柳一安、惠宪钧，党委常委吕方正，拼凑了《关于迟群问题的材料》、《关于迟群同志的错误补充情况》等材料，经过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胡乔木转给邓小平上书毛泽东。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一九六八年七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及附件》即中发［一九七五］二十三号文件，全文附录了这两封信。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冰做了检查：“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处分；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我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2〕迟群，原任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一九六八年七月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年上半年教育部所属机构撤销。同年七月成立国务院科教组，接管原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成为科教组的主要领导成员。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担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国务院科教组副组长。
〔3〕谢静宜，原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一九六八年七月和迟群一样成为进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负责人之一，担任清华大学党委常委，一九七一年下半年担任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中央委员、北京市市委书记。
〔4〕小平，指邓小平，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代替病重的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5〕“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的工作整顿中使用的一个提法。一九七四年下半年，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针对某些问题，先后作出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学习理论反修防修”三条指示。邓小平用“三项指示为纲”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抓思想斗争，只抓生产，并积极打击左派。
〔6〕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发布的公报，“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7〕刘少奇，原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解放后，曾提出“阶级斗争熄灭论”，一九六八年被诊断为“肺炎杆菌性肺炎”，在七月中旬的一次发病后，虽经尽力抢救，从此丧失意识，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次全会公报，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一九六九年十月，在战备大疏散中被疏散到开封，同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
〔8〕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主张设国家主席〔毛泽东主席明确表示要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并组织人企图压服中央，犯了错误，被毛泽东主席识破，对其进行了警告和批评，并等待其认错达一年之久〔从一九七○年九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不料，其子林立果狂妄自大，趁毛泽东南巡之时，妄图谋杀毛泽东主席，事情败露后，九月十三日夜，林立果挟制林彪和叶群驾机逃往苏联，最后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史称“九一三”事件。后，林立果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被发现，因此，中央认定，林彪叛国。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9〕“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句话出自陶渊明写的《桃花源记》，大意是说我们住在这与世隔绝的桃花源中，不知道有汉朝，也就更不知道魏晋了。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批评。毛泽东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分缺点，七分成绩”。邓小平却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暴露了他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立场。
〔10〕周荣鑫，时任教育部部长。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收到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的信，告周荣鑫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
〔11〕英国工党，英国两大执政党之一，工党纲领的传统理论基础是费边社会主义。主张生产资料、分配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管理，以达到公平分配。但从五十年代开始，随着英国经济的发展，工党内出现意识形态分歧。右派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了，社会主义应是“增加社会福利，实现社会平等”，而不是以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化为目的；反对以新的社会制度代替现存的社会制度，主张在现存制度基础上追求更高程度的完善。这些思想在工党内占了上风。
〔12〕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美国劳联和产联合并。劳联，全称“美国劳工联合会”，是美国熟练工人的行业工会联合组织。成立于1886年。产联，全称“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按产业原则建立的工会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是美国老牌的工会组织，也是最大的工会组织。它的影响力已经足以左右一次总统选举。在劳联－产联的历史上，其大部分时间是在执行一条反动的劳工外交路线。它策划并参与推翻一些国家民主选出的政府、伙同一些独裁者反对进步的劳工运动并支持反动的劳工运动去反对进步的政府。这些都是举世公认的抹煞不掉的事实。
〔13〕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四厂工作。一九七○年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工作。
〔14〕聂元梓，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曾贴出由她领衔的《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被毛泽东称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隔离审查。一九七三年审查结束后，她被安排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加劳动，吃住在厂。一九七五年转到北大仪器厂工作。
〔15〕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16〕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7〕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18〕郭老，指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流氓》，中文词语。一般是指不务正业、经常寻衅闹事、文化素质较低的人，也指对他人不尊重、对他人有语言攻击或行为攻击的人。
《流氓》，常用恶劣下流的行为对待良家妇女。例如：对良家妇女耍流氓，对妇女施展该妇女不愿接受的下流手段、把妇女当玩物以及放刁撒泼等恶劣行为调戏妇女。
1931年，鲁迅在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作题为《流氓与文学》的讲演时，曾对“流氓”一词作过如下界定：“流氓等于无赖子加上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慢慢地演成了‘流氓’。” 文中的“无赖子”、“壮士”、“三百代言”都是日语词汇，即无赖、流氓、痞子的意思。这里使用日语词汇，大概与此文先期刊发于日本有关，不过，除了“三百代言”一称外，其他如“无赖子”、“壮士”等称，中国自古即有之，也作流氓解。
看来《流氓》在中文或日文中都有表述。因此，骂《流氓》者大致有以下几种场景：
日本侵略中国时，小鬼子进村时，其中一大恶就是对村里的妇女《耍流氓》。全中国人都骂日本军人是《流氓》。
帮助日军领路的中国人名叫：伪军，身背匣子枪头戴大沿帽走在日本前面带路。对日本人点头哈腰，对中国妇女也《耍流氓》。
蒋介石国民党军对中国妇女也《耍流氓》。
唯有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有铁的纪律：不准调戏妇女。不《耍流氓》。这是满世界人都知道的事实。
骂《流氓》者，自己就是《流氓》。骂别人只是贼喊捉贼而己。
就骂《流氓》者个人而言，会不会被《耍流氓》了，才骂的？
从骂《流氓》者祖辈说起，
祖母、外婆被日军、伪军、国军中的一些人《耍流氓》了，才骂？
母亲、岳母被《流氓》《耍流氓》了，才骂？
妻子、姐妹被《流氓》《耍流氓》了，才骂？
女儿、孙女被《流氓》《耍流氓》了，才骂？
这是常态。比如被《耍流氓》了，才脱口而骂：你是《流氓》。
所以骂人《流氓》己登堂入室，上了台面，进入文章。
因而有了鲁迅的《流氓与文学》联系在一起了。
原来是孔儒之专利。被一群不务正业、经常寻衅闹事、文化素质较低的反共产党反毛泽东分子们利用了。
其实骂《流氓》，己太老套了。
现如今叫《性侵》。
《性侵》是犯法的。
骂《性侵》要有证据的。
骂共产党《共产共妻》己成谎言。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共妻》了吗？私有化自由化下才有《共妻》！
不用多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宪法规定：一夫一妻制。
而全世界人类中有些国家有些地区有些少数民族是有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是有存在的。
如在美国，至少6万人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 一夫可以多妻 "，这样的事情若是发生在一百年前，或是在非洲某处原始部落是不会让人感到惊奇。可就是没想到，它竟发生在当下，而且还是在号称现代化文明的美国。
2020 年，美国犹他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将 " 一夫多妻制 " 在自愿的成年人当中不算重罪——基本和违章停车差不多，最高处罚 750 美元罚款，或者社区服务。这基本相当于，一夫多妻，在这个州算是得到承认了。
在婚姻制度上，很多人都认为美国全都是一夫一妻制，但其实美国也有可以有多个配偶的地方，美国的犹他州今年通过了一个法案，就是如果在自愿的情况下，美国犹他州的人，若是有多个配偶，将不算犯罪。这其实也不算是合法化，只是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将不再算重婚罪。
美国允许一夫多妻的地方，最高纪录有40个妻子。美国的宪法规定是一夫一妻制，所以不可能出现同意一夫多妻或是一妻多夫的情况，不然这算违宪，但却可以规定这种行为不犯法，除了犹他州外，在美国摩门教是一个盛行一夫多妻的宗教。
加拿大群交换妻俱乐部完全大揭秘。当进入21世纪的时候，物质世界乃至天体宇宙都会获得深刻的研究和长足的认识，那么有待开发的未知领域就剩下人类本身了。这实在是一语中的，也是一种具有参透力的哲学概括，说明人类最难把握的正是自己，从精神到肉体的自己。
在魁北克官方旅游网站上，有一个称为“Auberge 1082”的景点，位于蒙特利尔。对该景点的描述文字是：星级旅店，有浴室、夜总会等服务设施，周围有自行车游道。
从蒙特利尔市中心驱车向北，行一小时左右，在一个绿荫匝地的僻静角落，就到了Auberge 1082这个地方。但初来乍到者还会不明就里，只有潜下心来驻扎下去，才会发现原来这里乃是全加拿大最大的群交换妻俱乐部。
确切地讲，这个地方以“群交换妻俱乐部”闻名于世浮出台面，还是近年的事情。据知情人透露，这里实行较为严格的会员制，大部分会员散布在加拿大各地，东西岸都有。还有一些会员来自境外，远至北欧、南美的都有。
这些会员被称为“食肉一族”，在这里尽情享受“肉体大餐”。他们除了按年交一笔会员费外，每次活动还要另外单交数量不等的费用。名为L’Orage的俱乐部内外有别，第三层是组织群交的地方，但这里的活动一直是严格保密的，每个会员都有密码。
妓女更是《共妻》一族。
美国境内的妓女数量，超过100万。在世界各国中，只有2个国家的妓女和红灯区是完全合法的，那就是德国和荷兰。目前，妓女和红灯区在美国也是半合法化的。众所周知，美国下辖了50个州。每个州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针对妓女和红灯区，各个州的态度和处理方式，可能完全不一样。在50个州中，内华达州推行妓女、红灯区完全合法，在这方面，向德国、荷兰看齐。
因此，在内华达州，到处都是红灯区，而且根本不用担心警察。但在其他49个州，情况完全不一样。有的州打击力度很大，严禁任何形式的红灯区，几乎堪比东亚和西亚各国的水平。大部分州则是“雷声大雨点小”的模式，禁止明目张胆的红灯区，但妓女和“各种休闲场所”则是合法的。
美国的历史很有意思，美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因此，英国国内的红灯区模式和妓女问题，也曾经在美国非常流行。美国建立之初，国力非常淡薄。因此，美国无心介入欧洲列强的争霸，而是依靠太平洋、大西洋的两洋堡垒，采取了“闷声发大财”的发展方式。在此期间，美国利用战争、赎买、交换等一系列的办法，不断扩大自己的国土。
到了19世纪后期，基本上形成了美国现有的地块版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德奥意等欧洲各国，基本上都饱受战火破坏。美国彻底确立了自己世界第一的优势地位，在二战之后，美国的黄金储备、外汇储备、工业生产总值，基本上都占了世界的一半左右。针对红灯区问题，美国一直没有专门的法令出台。因此，截至19世纪末期，仅仅是美国纽约，红灯区机构就高达200多家。
当时，仅仅是纽约各个红灯区上缴“特别税，”就高达630万美元。比纽约一年的航运税还高，由此可见，当时的市场多么庞大。1929年，经济危机席卷美国以后，很多妇女为了生计和家庭，沦为了妓女，造成了妓女数量大大增加。对于这样的情况，美国各方面非常清楚。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根本无法禁止。直到二战之后，美国才腾出手来，治理红灯区问题。
从50年代到70年代，20多年时间里，除了爱华达州之外，美国的各个州基本上陆陆续续通过了各种法令，通过这些法令，红灯区被基本禁止，属于违法的。但妓女是合法的，仅仅是不能在街头“揽客”而已。为了应付这些法令，各个州的红灯区开始“改头换面，”成为了各种“娱乐场所。”由于妓女们不仅在街头，在六七十年代，收音机广播和电话对暗号的情况，比比皆是。
对此，连美国警察们也无可奈何，因为这些情况不在打击范围之内。对于各地的妓女和红灯区问题，各个州的打击力度完全不一样。有的州仅仅是做做样子，有的州下手非常狠。例如纽约，在4年时间里，逮捕了5800多人，并且公布了104名屡教不改者的信息。其他州则没有这样的情况，在部分州，情况与内华达州非常接近。
按照一些机构的预测，美国的妓女总数，有可能超过了100万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2012年，当时的新闻报道，曾经3次参加奥运会的美国著名中长跑田径运动员苏茜·菲沃·汉密尔顿，已经成为了1名妓女。这件事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很多人表示接受不了。
在美国社会中，妓女中的美国女性，比例并不算高。根据美国一些机构的统计，美国境内的各种类型的妓女中，大部分都来自于东欧、亚洲、南美洲等地。尤其是美国的邻国墨西哥，很多墨西哥女性进入美国以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最终沦为妓女。与此同时，一些人贩子还会拐骗东欧各国、南美各国的女孩，这一情况甚至形成了产业链。
走资派特色中国政府中有多少妓女？
走资派特色中国政府中的男盗女娼场境：先说盗。大街上一阵骚动，夺得小手提包的盗贼在前面飞跑，被夺的女士在后面紧追，只追了几十米，就哭丧脸停下来了，路人就像受阅的部队向检阅的司令官行注目礼那样目送他（她）俩疾驰而过，接着恢复平静。这是一幕常见的街景。
撬门入盗，住屋失窃，公车扒手，楼道的摩托失踪，是平常的话题。
有的出租车司机是强盗，乘客害怕；有的乘客是强盗，出租车司机害怕。出租车就都装了隔离网。居民住宅也都普遍地装了防盗网。这些网，是中国在世界上一幅特别的风景。
再说娼。夜灯亮了，仅是一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发廊，里面的小姐们，穿着挑逗的妓装，一字摆开排排坐，门口围观一群下班的民工，无“财”点“秋香”，只能在门口围观欣赏。不一会儿，一部小车开来，走过来着装笔挺的有“财”者，排开众人，进去点了两个带走，围观的民工让开通道，馋眼目送。
一个青年仔，挎上摩托，正准备起动，迅即在后座窜上一个不认识的妖装女郎：“带我去玩玩。”
一个男人，在街上走着，会有一个异形女人，擦身而过，悄声问你：要玩吗？
上述这种常态妓女，数以百万计。
此外，还有一种具有中国特色，噢，讲错了，应该是中国特点的妓女，是“承包制妓女”，俗称二奶，在港商、台商、外商、官僚那里，大面积存在。
还有一种很特殊的妓女卖淫现象，叫做“被嫖幼”。本来，与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发生性行为，不管任何情况，都是要以强奸论罪、处以重罚的。可是，经司法加以修订解释，叫做嫖幼，就“被”变成了妓女卖淫。把强奸化为卖淫，重罪就可以轻判。进一步，再把卖淫作为市场经济的自由买卖，为增长鸡的屁作贡献，就可以听之任之。
还有一种更特殊的妓女，叫做处女妓女。这里的意思，不是说某个处女去当妓女，而是说某个被定罪为妓女的女子却仍是个处女。怪吗？中国特点就是怪。事情是这样的：公安机关抓来了一位女子，诬她卖淫，女子否认，公安就威胁她：你坦白认罪，供出嫖客，就从轻发落，否则从严处理。女子被迫，供出某某嫖客若干名。公安就去把那些“嫖客”抓来迫供，你们坦白认罪，交罚金若干，释放无罪，否则从严处理。“嫖客们”被迫交了罚金获释。这种案例，不是孤例，而是有若干例，其中有数例受害人心不甘，曝露真情，原来是无辜处女被诬为妓女，舆论大哗。
中国的各种妓女，准确数量难以统计，估计在千万左右。绝对数是世界第一，人均数也名列前茅。再重复一下：在中国，卖淫是非法的。在一个卖淫是非法的国家里，却盛行笑贫不笑娼，有妓女千万，这个特点真是够特的了。
卖淫嫖娼被归于旧中国社会的丑恶文化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明令取缔娼妓，采取了果断措施，彻底根绝了卖淫嫖娼活动。走资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使得这种卖淫嫖娼现象成了中国历史之盛世。社会的贫富差距和家庭的贫困状况是引发卖淫等不良行为的重要原因。
《文革中妇女不当妓女》这是事实。中国几千年的旧中国社会里的妓女是一直存在的，唯有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新中国的妇女是不当妓女的。
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方政府承担起消除《妓女》的责任。1949年2月3日，中国共产党接管北平之后一个月，叶剑英的北平市人民政府宣布了一项管制市内众多妓院的规定。11月21日晚，警方出动2400余名警察进行扫荡，随后北京224间妓院全部被关闭，1286名性服务者、434名妓院老板及拉皮条者被拘留。中国共产党认为：“北京这次迅速、激烈的行动，很快被当作历史性的胜利和全国的模范，表明了新政府对政体革新的愿望和能力。”上海拖到1951年11月才禁止，一批妓女在从劳动教养所出来后“自愿报名”去新疆与建设兵团的士兵完婚。
到1960年代初，这种方法基本上消灭了全国的妓女。新中国政府声称，在成功管制《妓女》的同时，《性病》也几乎从中国大陆全部被清除。为此，全国29间性病研究机构在1964年被关闭。
共产党中没有《共妻》！
私有化自由化下才有《共妻》！
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面世近60多年来，广为传布。其主创人员之一周巍峙有言：“这是一株革命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奇葩。它撷取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的一些重大事件，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的战斗历程。这部艺术精品是在周恩来总理的精心指导下集体创作出来的。”
《东方红》的酝酿
1960年11月，周恩来在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归国汇报演出时指出：“建国十一年了，在艺术方面总要有新东西，总要有提高。开国初期看看大秧歌《人民公社庆丰收》这类歌舞还可以接受，现在还保持那样的水平就不行了。”据作曲家陆祖龙回忆，《东方红》的创作源于朝鲜的革命歌舞剧：
1960年贺龙元帅带领总政歌舞团访问朝鲜，当时朝鲜为了欢迎我们，他们的演员在飞机场搭了舞台，表演了名叫《三千里江山》的歌舞剧。当时歌舞剧中大概有三四千名演员，演出效果特别震撼。贺龙元帅看过后说，回国我们也搞这样的大歌舞，这就是大歌舞在中国的最初渊源……大概到了1964年的7月底，中央正式决定要创作名为《东方红》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我估计贺龙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东方红》脱胎于196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和1964年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演出的大型歌舞《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会的宗旨是“努力促进音乐舞蹈革命化、民族化”，由3000人演出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更是被《人民日报》誉为“充满着革命激情和具有伟大时代气魄的大型歌舞，以磅礴的气势反映了40多年来中国人民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1964年7月13日晚，周恩来应陈毅之邀在上海考察观看了《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并连夜召集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孟波，副局长、大歌舞艺术指导许平，表示计划由北京与上海合作，在国庆前编创一部大型歌舞。回京后，周恩来即请周扬着手研究“大歌舞”的艺术构想。7月18日，他在国务院各部党组书记会议上谈到，“现在离国庆只有两个月了，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这个十五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到后来的‘五四’运动，到大革命，然后又到井冈山，举起了红旗，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通过这个表演逐步地体现出来。”
根据周恩来指示，7月24日，周扬起草了一个请示报告，提出创编概括地表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光辉历程的大型歌舞，在国庆期间上演，同时就大歌舞的创作思想、内容编排、表现形式及组织领导工作提出了若干具体意见：
（1）政治内容方面应以我国革命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为基础，比较概括地加以表现。如各次重大革命事件都来表现，就不免挂一漏万，很难平衡。
（2）这一大歌舞既要在政治上正确表现出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特点，充分体现出在毛主席领导下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同时也要在艺术表现上尽可能做到统一和谐，有起伏，有发展；做到结构紧凑，风格鲜明，气氛强烈，能给观众以很深的感染力。
（3）在编排新的章节时，音乐方面尽可能选用当时富有代表性的诗词和歌曲，舞蹈方面也尽可能利用现有的成品加以改编。不足的地方，以及用歌唱或舞蹈难以表现的部分，拟用朗诵诗来弥补。
（4）时间不宜过长，以两小时为限。原上海有52章节，拟调整为46章节……以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为好，规模可在三千人至四千人之间。……
报告并附《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的初步修改方案和创作组名单。周恩来仔细审改了这个报告，7月30日，他在西花厅召集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决定大歌舞立即上马，“争取按计划完成，但考虑到创作上的困难，万一十月一日赶不出来，也不要紧，等于我们大家进行了一次革命传统教育，一次党史教育”，并特别强调：“要敢于创造”。关于大歌舞的名称，会上有人提议用“东方红”，周恩来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题目好，既精练又切题”。8月1日，周恩来正式批准了周扬的报告，亲自拟定一个13人组成的领导小组，以周扬为组长。至此，《东方红》的启动工作正式完成。
“敬爱的周总理是我们的总导演”
周恩来是《东方红》名副其实的总策划与总导演。从9月中旬到27日，他多次审看并约谈有关人员，亲自确定《东方红》的创作主题和重要情节，提出创作指导思想是“突出表现毛泽东思想，要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努力做到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创作风格要突出民族化特征，“要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创作手法“要采用史诗的写法，既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能打动人”，要“敢于打破框框，标新立异”，“注意艺术风格、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创作原则是“两结合”，即“把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
作为一部革命史诗，《东方红》以音乐舞蹈等具象化形式，将革命意识形态话语转化为舞台艺术话语，进而建构中国革命史规范化、经典化的叙事模式与话语体系。《东方红》的朗诵词，从内容构思到文字表述，周恩来都逐字逐句地推敲斟酌，亲自审改。节目编排方式为“选用各个革命历史阶段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歌曲，和一部分采用当时的诗词和音调改编或新写的作品”，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画卷。其表现形式是音乐、舞蹈、朗诵和幻灯背景相结合，计有舞蹈、歌舞、表演唱和大合唱35个，革命歌曲39首，朗诵18段，不同的场景33个。为了使《东方红》达到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周恩来亲自为创作组作了长达四个多小时的党史报告，对演出中的各种细节和史实一一予以详尽指导。据周巍峙回忆：“党的诞生、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能否突出地表现出来，是周总理最关注的事情。”周恩来强调指出，整个大歌舞必须让群众完全看懂，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也要让不太熟悉中国革命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国际友人看懂，这样才能起到预期的政治宣传与艺术效果。
在创作表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东方的曙光”这一场时，创作组没有找到现成的描写、歌颂共产党诞生的歌曲。周巍峙遍查史料，终于找到一首民歌歌词《北方吹来十月的风》。周恩来审阅后，认为这段歌词说明了马列主义的传播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形象地表达了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影响，由李焕之参考大革命时期群众歌曲的风格，为其谱了曲。舞台表现也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完成，“在这一场天幕左侧光芒四射的马克思、列宁画像前，同时升起两面红旗，一面是党旗，一面是绘有毛泽东青年时期形象的红旗。在两面红旗下，行进着中国无产阶级率领广大劳动群众英勇奋进的队伍”。周恩来对此表示认可，“这段舞蹈和歌曲的形象都很好，朴素、英勇，反映了建党初期工人阶级的形象”。
在表现遵义会议时，起初创作组认为不好把握，遂代之以歌舞《十送红军》，周恩来观看后表示，“表现不表现遵义会议是个原则问题，一定要用专场来表现”。于是创作组将遵义会议作为重头戏加以表现，并新创歌曲《红军想念毛泽东》表现红军战士盼望毛泽东重新掌舵的迫切心情，周恩来肯定了“这个设想很好”，并要求增加舞蹈演员人数，全面展现红军战士、工农群众、少数民族等多种人物形象，以此表现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是群众意志的集中表现，这正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具体运用”。
《东方红》的每一处场景、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乃至服装道具舞美等设计，无不凝聚着周恩来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并亲自主持座谈会，征求意见，广大文艺工作者都对周总理对艺术规律的深刻把握及其民主作风感佩不已。9月25日，周恩来亲自审改完《东方红》的朗诵词，“特急，即送周扬同志，请予阅正”，另铅印若干份送彭真、陆定一、康生、郭沫若、陈伯达、江青、姚溱等“严加审查”，将修改意见速交周扬汇总，“并作最后定稿”。9月27日，周恩来最后一次审看《东方红》彩排，并予充分肯定。
“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1964年10月2日，八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拉开帷幕，连演14场，盛况空前。具体节目安排见下表（歌曲与舞蹈一起演出时，歌曲用楷体字表示）：
周恩来分别于2日、6日、15日三次观看《东方红》演出，并到后台为日本友人松山树子解答有关《东方红》的各种问题。10月5日，陈毅在会见缅甸政府代表团时介绍《东方红》“是由周总理任总导演的”，“周总理领导过中国革命，现在又导演革命的歌舞”。10月6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彭真、贺龙、柯庆施等陪同下，在人民大会堂同驻京陆海空军、人民公安部队官兵8000多人一起观看《东方红》。
10月16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彭真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参与《东方红》创作演出的全体人员，周恩来兴奋地向大家宣布了中国首次核试验刚刚爆炸成功的喜讯，全场欢声雷动。10月23日，周恩来在《东方红》演出人员扩大会议上作报告，肯定这次演出是成功的，要求在表演中突出毛泽东所说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个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周恩来特别强调了“三化”方针及其辩证关系，“文艺工作者要实现文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首先要把自己锻炼改造成为一个革命派，即首先要进行人的革命，然后才能出现艺术的革命……不论什么表演，都要通过民族化的形式表现革命的内容，要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红色经典改编
正如《东方红》领导小组成员、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所言：“高举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伟大红旗，表现工农兵的伟大革命实践，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国音乐舞蹈艺术工作者最光荣的战斗任务。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是在这一根本方针的指导和鼓舞下进行创作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将舞台剧《东方红》改编拍摄成电影进行大众传播，让广大群众都能受到一次深刻、生动的党史教育，促成其经典化与群众化势在必行。
1965年1月8日，周恩来召集《东方红》导演团开会，研究将《东方红》改编摄制电影的相关事宜。他明确指示：“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舞台演出是学习和传播，拍电影是更进一步的学习和传播，电影还可以拿到国外去……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贯穿着，要贯穿着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体现到银幕上去”。就其创作方法而言，周恩来表示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这本身就是革命化……要敢于创造，在文艺上认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走群众路线，“提倡创作上的三结合”。在讲话最后，周恩来将《东方红》定性为“革命的产物”“毛泽东思想的产物”“人民的事业”。
随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影厂将舞台剧《东方红》改编为舞台艺术片，只选取了序幕和前六场，后两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东方红》看来还是截止在1949年好，民主革命作一个阶段，许多统一战线的问题好回答”的意见，没有拍摄。9月18日，影片《东方红》摄制完成，周恩来与罗瑞卿、刘志坚连夜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审看样片，对细节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并勉励大家：“请大家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在国庆节上映。”10月1日，彩色舞台艺术片《东方红》如期与观众见面，再度在国内外掀起一轮热潮。司徒慧敏在《电影艺术》撰文，提出“三化”的检验标准在于“能不能够以优美的艺术形式传播毛泽东思想，对人民进行革命的传统教育和革命的前途教育，能不能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就《东方红》而言，这个标准已经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