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正文
中国对《美西方》是反霸还是争霸
走资派右派说：“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美西方》发达国家的接触量、贸易量和社会之间的整体交流量，都是前苏联完全不可比拟的，只要我们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大措施得当，就完全可能抵消美国霸权主义的强势。”这里，这是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0）：全国工业企业 总额为78039亿美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68466亿美元，即企业垄断组织已经在经济生活中起到了决定作用。
实际利用外资1443亿美元，对外投资15 17亿美元，即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列宁提出的关于帝国主义特别重要的两个基本特征，认为中国已经很像当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样达到资本主义最高阶段即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阶段，从而大搞“争霸主义”了。
既然中国的走资派右派们都承认现在中国特色政府所进行的是和《美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斗争，那么，显然人们只有如实承认中国自2022年之后，已经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阶段，才有利于中国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争霸斗争，有利于防止他们利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掩盖自己的“争霸主义”实质。
走资派右派们掩盖中美关系特别紧张的内因。首先要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肯定，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外因。
但是也不能只看外因，不看内因。这个内因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做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还既合作又排挤，怎么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初心、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
对最后一句话，毛主席实质上是指出了，在资本主义道路走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像苏联那样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所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会激化，并被敌人所利用。
现在走资派右派们的“霸权主义”政策，不就被美国霸权主义者利用来反对中国了吗？
例如，美国官员出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阶级仇恨和维护美国霸权地位的需要，用一句话讲了三个观点。
其一，“中国是《美西方》唯一的竞争对手”。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已像当年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那样，成为唯一能和美国争夺霸权的对手。
其二，“它有意图和越来越多的能力重塑国际体系”。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已由“先装孙子后争霸”，逐步过渡到附庸为辅，争霸为主。
其三，“以适应其独裁的偏好”。这实质上是认为，中国领导人主张这样做，是为了实现自已追求独裁的欲望。
正因为这样，美国霸权主义以比当年对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欧盟，比当年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比对朝鲜、古巴等“传统社会主义国家”，都更凶狠十倍百倍的手段来对付中国。
走资派右派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国内有利于否定毛主席把反帝和反霸结合在一起的战略方针。在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来都是旗帜鲜明的坚持打倒美帝国主义，同时又反对美苏两霸的。这是在于，霸权主义是帝国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必然会出现的最大帝国主义国家，奉行唯我独尊、欺凌别国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帝国主义才是社会制度本身。因此，只有在反帝的基础上反霸，才是真正从根本上反霸、彻底的反霸。
走资派右派们由于害怕反帝最终反到自己的头上，而只提反霸而不提反帝，显然暴露出自己中国特色社会帝国主义者的真面目。因此，中国对《美西方》不是反霸而是争霸。结果如何拭目以待。
这样做有利于彻底否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救世界》的伟大真理。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核心观点是全人类利益高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利益。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亦然。而问题在于，只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才能救俄国、救世界。正是在这种新思维的指导下，解散了苏联东欧国家的军事组织即华沙条约组织，发生了苏东剧变这种历史大悲剧。在这种血淋淋的历史教训面前，依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用低级红、高级黑的手段，说成新时代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可见其用心是多么的阴险和歹毒。
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有利于国际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阻止“新的十月革命”。俄共主席久加诺夫最近指出：“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和功败垂成，从根本上就是因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和在实质信仰社会沙文主义的叛徒的帮助下，对改变和瓦解的。” 正因为这样，俄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用它来抨击“十月革命”。认为“1917年，俄罗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打击，当时国家正在参与第1次世界大战，但胜利果实却被窃取了。阴谋、争斗、背后捅刀、军民最后的政治活动，变成了最大的震动。军亡国亡，大片领土丧失。结果，酿成了内战悲剧。” 讲这些话，既是为了否定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更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共产党重新掌握政权。中国的走资派右派们大肆宣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显然不利于俄共的革命斗争。
帝国主义之间的争霸有利于中美之间搞“臣妾主义”基础上的和平崛起。走资派右派们公开宣扬，“中美现在不是敌人，未来也绝对不应该成为敌人。事实上中国越强大，也越没有谁敢把中国朝着敌人的方向逼”。毫无疑问，这是主张让中国在中美“夫妻关系”甘当小老婆，并通过和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竞赛”相类似的“和平崛起”，逐步建成“中美国”即“中美共治”，也就是中美两霸共同统治世界。
而这在美国看来，这正是和它争霸的表现，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并且，这种“和平崛起”的老底让美国摸到了，恰恰让其更轻易的通过军事威胁占便宜。这反而是战争的危险大大增加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从“向美国学习甘当小学“、“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中美是夫妻关系“、“中美现在不是敌人，未来也绝对不应该成为敌人。“一厢情愿地奉行“臣妾主义”至今，似乎闻到了战争的味道，美国制造的军事武器己在台湾堆积如山，美国军事教官己进入台湾，台湾的军官赴美学习己成常态。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转移对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视线。正如列宁所说：“俄国统治集团想用老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即一方面用暴力镇压国内的解放运动，另一方面煽动民族主义的感情，制造一些后果无法预料的外交冲突来转移人民的视线，使他们不去注意国内的可悲局面。”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实现打垮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的罪恶目的。走资派右派们强调，“如果我们因为警惕外部颠覆势力而看谁都像特务，见谁都嫌反美态度不坚决，对社会内部的反美情绪带动‘左’的东西不断释放出来，那么我们的社会就有可能变得僵化，从而削弱我们与美战略博弈长期后劲的形成机制。”不难看出，他们实际上是把镇压左派即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作为专政的主要对象的，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恰恰有利于他们实现这一政治图谋。
是争霸而不是反帝反霸有利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分裂马列毛派和革命群众队伍。正如有人所说：“民族主义正好此时趁虚而入，成为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合法性背书的一股力量。在此情况下，曾经具有进步意义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走向其反面，由进步思潮变成保守落后意识。在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合流的同时，也意味着民族主义与真正的马列毛主义分道扬镳，从而‘左派’、‘毛派’内部的民族主义因素迅速膨胀。抢夺了马列毛主义的话语权，因此说，民族主义对‘左派’、‘毛派’的侵蚀，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不划清民族主义与此马列毛主义的界限，必将把‘左派’、‘毛派’队伍带入歧途。”
对于毛远新、朱丹华、毛新宇为什么要在当前形势下发表上述看法，是很值得认真思考和深刻领会的。
毛主席曾多次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党内走资派是斗争的重点。正反对两方面的实践充分证明，毛主席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正如苏联党垮台国解体，它的危险性就比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危险得多。
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
王震将军骂的不是共产党的敌人。王震将军骂的是共产党内的走资派右派和牛鬼蛇神。
王震将军在“去毛化”很凶的时候斥责一些军队干部曾说：“现在社会上有人污蔑和否定毛主席，你们都不说话。告诉你们，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养的和杂种野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王震，也没有你们这些将军！”
王震老人家在他逝世前也感觉到世道不对了，向后人留下三句话：一句是：“我对不起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婊子养的畜生。”一句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至少50年。”一句是：“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就到了。
目睹苏联解体、资本主义复辟，中国资改派集团邓小平等人的行为后，陈云等人更加理解晚年的毛主席。90年代以后赵的人马如李锐、茅于轼、高尚全、吴敬琏等人疯狂宣传新自由主义，误导改革，近几十年来更是十分张狂，他们召开会议，签署宪章，试图搞颜色革命。
陈云生前跟胡、赵等人做了毫不妥协的斗争。他不仅反对私有化，还提出要限制市场经济的范围，提出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鸟的理论。
陈云晚年还提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没有过时，要高度重视。其实一大批革命元老在晚年都有所悔悟，比如当年中顾委的大批革命元老都极力抵制胡、赵、万等人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改革(遗憾的是胡、赵的这些措施都在97年后被他潜伏下来的手下在一定程度上部分实行了，在吴敬琏、高尚全等汉奸学者的误导下，中国国企私有化、教育医疗住房产业化、接受WTO苛刻条款、大力引进外资，中国搞起了比美国、欧洲还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再比如晚年李先念曾对陈云说:“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讲党内有个走资派，犯了大错误，但是，从这几年来看，胡、赵像不像走资派呢?陈云说:什么像不像，他俩就是走资派，他俩搞的那一套，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政见，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
文革中被当作刘少奇死党而被打倒的彭真，在晚年又怀念起毛主席，他不同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相并列，他提出要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纲，改革开放不能高于四项基本原则。而王震死前遗言，毛主席比他多看了至少五十年。要知道，陈云、李先念、彭真、王震等人生前，资改派搞的私有化、市场化、殖民化改革开放的恶果还没有充分显现。如果他们活着，只要不背叛自己的理想，一定是坚决的拥毛派。
陈云在更晚的时候说过一句话，那是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左右的时间说的:“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这和钱学森的“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有同样的认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呀。
【陈云谈毛泽东】毛泽东同志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间，没一个人能够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恩来同志。即使在毛泽东同志犯所谓错误的时候，许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厉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毛主席。
【一位老将军晚年的痛苦与迷】这是儿子张胜对父亲张爱萍的回忆。张爱萍老将军晚年无比感慨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张胜为父亲读报，念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发展生产力……张爱萍说：“哪个社会不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的本质特征，应该是公正与公平!”“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张胜说：“文革结束后，父亲全心全意呼唤改革。可是，改革开放一方面带来了经济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贫富悬殊，带来了卖淫、吸毒、走私、警匪勾结的黑社会的恃强凌弱等等，带来了所有解放初期曾经被他们彻底消灭了的社会丑恶现象。这不能不使革命了一辈子的父亲在晚年陷入痛苦、迷惘、难以容忍的境地。他常自言自语地说：‘难道这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
彭总临终前的遗言是：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刘少奇对儿女说：“毛主席一向比我们看得远，这次可能他还是对的。”少奇曾说：“如果我的路线真的把中国带上资本主义道路，群众斗垮了我，我都认了。”
罗瑞卿大将出狱的第一件事就是穿的整整齐齐，到天安门的毛主席像前，立正站好，然后敬了个标准的军礼。他的女儿说：给毛主席鞠什么躬，就是他把您送进监狱的，把咱全家害得好苦呵！罗瑞卿掉过头，狠狠地就是一把掌，说：你知道什么？你还没有资格评说领袖！回到家中，对主席立了一个牌位，时常走到主席牌位前恭恭敬敬地默哀。
周恩来总理说：“我要求大家永远铭记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永远唯一正确的思想，她来源于人民，扎根于人民，灵魂是为人民服务！因此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权力都是来源于人民的授予，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谁与民争利我们就要反对谁，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反对谁，谁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我们就打倒谁”！
周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叶剑英80年代一听见别人提起毛主席的名字或者谈论毛主席，就激动得老泪纵横。
杨成武上将更是声称：认识毛泽东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
王震将军在“去毛化”很凶的时候斥责一些军队干部曾说：“现在社会上有人污蔑和否定毛主席，你们都不说话。告诉你们，反毛主席的都是婊子养的和杂种野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王震，也没有你们这些将军！”
王震老人家在他逝世前也感觉到世道不对了，向后人留下三句话：一句是：“我对不起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婊子养的畜生。”一句是：“毛主席比我们早看至少50年。”一句是：“丢了毛泽东思想，丢了公有制，马克思主义者受难的时候就到了。
钱学森的预言：如果中国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李先念生前曾几次对别人讲：“自己军事上是从徐向前同志那里学来的，经济上陈云同志是我的老师，外交上是周总理直接指导的，而毛主席则是我一辈子的导师。”
杨尚昆写道：“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关到1975年，确确实实没有动摇过对毛主席的信念，……现在有些人觉得奇怪，说你们这些人受了这么严重的迫害，出来工作以后还讲毛主席好。”
1986年，薄一波赴南方调研。行程中拜谒了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故乡。在滴水洞里，秘书问薄一波如何评价毛泽东？他沉思片刻道：“小平说得对，没有毛主席，我们党还在黑暗中摸索；无论少奇还是彭总，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学生。”薄一波预言今后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比现在还要高。
薄一波曾这样评价毛主席，“任何时候都要将他放在民族大业，党的事业大背景下去考量；任何时候都要从党成长经历、制度及党内生活的大前提下来剖析”及“要把个人和政党区别开”。尽管他也受到冲击，但他信念依旧，曾对子女说：“我崇拜毛主席，即使我现在不自由了，我仍然崇拜他。”“我总算看明白了，他所作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专门和毛主席对着干。凡是毛主席生前所肯定的，他统统都要否定；凡是毛主席生前所否定的，他统统都要肯定”。
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说：“毛主席在我父亲心中是最伟大的领袖和他的导师”。
习仲勋同志晚年瞻仰毛主席故居， 题词写道：『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
这是习仲勋同志留给后代的宝贵的思想武器。这句题词说明，有人打着主席的旗号，其实，并不是真正坚持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这是有所指的，是指向某些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的。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写的那本几乎全都是记载右派分子往事的《往事并不如烟》的书中，透露了章伯钧对毛主席的评价。章伯钧对章诒和说：“毛公是无私的”!“毛公是无私的”这句话，不光是对毛主席的评论，而且也回答了毛泽东为什么会没有一个私敌的原因。这就是：毛泽东无私!在被毛主席得罪过的人中间，绝大多数人都能够客观地看待他。1957年被毛泽东钦定为全国最大的右派分子之一的章伯钧就是其中之一。只因为他们也是无私的，只有无私的人才肯放下个人恩怨、坦荡客观地看待他；其它的不能，而且不配！
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文革中又一度受到冲击。1980年，为梁撰写传记的美国作家艾恺在拜访他时问：中国历史上伟人很多，“你觉得最伟大的中国人是谁？”梁漱溟既没有说是孔子，也没有说其他人，而认为是毛泽东，尽管毛泽东晚年犯有所谓的错误。他说：“毛主席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这就是一位独立性很强、熟谙中国历史、受到过毛主席严厉批评、在思想上与毛主席有诸多不同认识的老人对毛主席的看法。
梁漱溟晚年对共产主义、对中共领袖特别是毛主席的认同，表现在一些细节上。1957年，他的长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元”，寓意长孙；1960年，次孙出生，他为之命名为“钦东”，寓意崇敬毛泽东；1964年，第三个孙子出生，梁漱溟为之命名为“钦宁”，寓意为崇敬列宁。这些细节，大致可以反射出梁漱溟在1950年代中期之后的思想转变。
2012年6月，达赖在接受专访时称：“毛主席在我心中像父亲，他把我当儿子对待。我们的关系非常好。”访谈中，达赖回忆起当年他和毛泽东那段温暖人心的关系。在2009年，达赖访日期间，有媒体问他：您印象最深的领导人是谁？达赖回答说：“是毛主席。54年到55年，我们之间培育起某种亲密的感情。毛主席把我当作儿子一样对待。我时常会从内心深处感叹他充满自信的领导力。同时，我还能感到他那种贤明的理想：他不仅已经获得一国革命的胜利，还要改变整个世界。”
马英九：否定毛泽东的人，连敌人也看不起。
马英九接待赴台访问的大陆企业家时，说了下面一段话——毛泽东代表的是民族的良心和民族的脊梁。从1963年之后，中国大陆已经具备了实际的能力攻击台湾，完全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拿下台湾。但是毛泽东没有这么做！也许会有人参透其中的真意，那就是不希望两岸人们打断共同的脊梁！民族的脊梁，正是毛泽东所承担的最重最为关键的一点。不论是在对美作战的抗美援朝，还是对前苏联的对苏自卫反击战，或者是对印度的反击战，无不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国家脊梁的良心和胆量。
老人家无愧于这个名称。可以说，但凡有一点民族良心的人，都会被毛主席的气魄和胆识所感动，并且受到莫大的鼓舞！
作为一个人，最起码的良心，还是要讲的。否定毛主席的人，连敌人都看不起！
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究竟怎样，前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时代，经历过两个时代的对比之后的两弹一星元勋们的评价最有说服力。
周光召说：“文革时期是尊重人才，科技气氛也很民主。”
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
钱三强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钱钟书：反对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围城》的作者钱钟书是唯一一个婉言拒绝毛主席宴请的著名作家，他一生远离政治而学贯中西。但他却早在30多年前就对反毛思潮做出过如下评价:“反对毛泽东，中华民族的灾难就生了根，总有一天这个民族是要集体为它付出代价的。”一个旁观的智者做如此语，想想都可怕！
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选择在下午5点40分。时间变了，接见的方式也变了。为了让更多的红卫兵把领袖看个清楚，采取了领袖到群众中去的办法。这一次，文化大革命打倒但那时还没有倒的三个最大的“走资派”刘邓陶都出来了，但这时，排列发生了一些变化，周恩来之后，是陶铸，然后是邓小平、康生，最后才是刘少奇。
领袖们一律都乘吉普式的敞篷汽车沿着事先留好的S型通道进入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是前导车，由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北京市以及公安部等领导同志在前面开路。毛主席在第一辆车上，他还是穿着绿军装。陪同他的有林彪、贺龙、谢富治、杨成武。第二辆车上是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第三辆车上是邓小平、刘少奇，第四辆车上是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第五辆车上是叶剑英、肖华、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一共六辆车，缓缓绕场一周，然后毛主席登上天安门。
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时间是1966年8月31日。
这一次，毛主席接见了外地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大约50万人，正式肯定了大串连。中央决定，让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支持他们进行大串连。
如此一来，北京的所有大中小学，都成了临时旅馆。以后，机关单位也都腾出房子让给毛主席的客人住。北京师范大学住了很多吉林工业大学的学生，他们记得刚开始接见时秩序还好，但很快就乱了阵脚，大家都想挤到前面看看毛主席。毛主席的车一来到队伍前，就被喊着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学生一下子冲到车前，把后面的车给隔断了，维持秩序的解放军也被冲散了。解放军奋力挽起胳膊，组成人墙。毛主席站在车中间安祥地注视着沸腾的红卫兵。在前面的红卫兵仿佛在梦中，不知道是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呢还是真正的毛主席本人？他们都在怀疑自己的眼睛，因为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这时，站在毛主席左边的林彪对毛主席说：“主席，请你坐下。”毛主席没动。贺龙也说请主席坐下，他还是没动。第三辆车上的周恩来从车上跳下来，冲到毛主席的车后，大声说：“主席，请坐下。”这时候毛主席坐了下来，周恩来又挥动手臂大声对红卫兵说：“请大家让开！让开！”天安门城楼上也看见了这边的形势，江青对着话筒说：”请同志们保护首长的安全……”很快，天安门城门里跑步出来一队解放军，把混乱的队伍分开。接着又来了几辆北京吉普，把毛主席等人接走了。
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是在1966年的9月15日，头一天晚上接到通知，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工作人员在历史博物馆的小会议室开了会，由国务院的同志安排毛主席接见的具体时间、路线和方式等。会一散，工作人员就来了天安门广场。这时候，长安街已经用白粉划出了很多方块，每个方块都有一位联络员，负责对自己这个方块的红卫兵进行加强纪律的教育。要求大家不能往长安街上拥，要听从指挥，并让大家交出水果刀一类的危险品。等待接见的队伍都编成了连排班，还选好了班长排长和连长。下午5点15分，开始不久就华灯齐上了。这一次是参加大会的数十万师生按大会的指挥，有秩序地向南移动，让东西长安街两侧的师生进入广场。在调整期间、领袖们进入休息室休息，直到8点15分，才又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接下来接见红卫兵的时间是10月1日，这一次接见了150万人。因为是国庆，采取了通常的群众游行，持续了整整6个小时。
10月18日的接见不再是群众游行，而是在中午时分，两列队伍绵延在50华里的长安街上，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
有一个参加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说那一次他们是头一天晚上接到消息的，每个人领到了四个鸡蛋、四两肉和半斤馒头。午夜12点就开始出发，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只见一队队解放军手挽手组成了一道警戒线，工作人员乘着摩托来回巡视，大喇叭里一遍一遍地播放毛主席语录歌。
人群中常有毛主席来了的误传，引起一阵阵的骚动。直到毛主席真的来了，人群轰地一下涌向马路边。车开得很慢，前面的人都清楚地看见毛主席手中挥动着一顶军帽，额上的头发随风飘动着，甚至还看见毛主席张开的嘴里微微发黑的牙齿，只是没有听见毛主席在说些什么，后来才知道毛主席说的是要车开慢点。很多人都哭了。
11月3日第六次接见是先开大会，后游行。参加接见的红卫兵都由接待站组织进行了两天军训，操练队列。凌晨3点，队伍集合来到天安门东侧的大街，等着开完大会通过天安门。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人数跟前五次相比是最多的一次。
上午10点左右，会场响起了《东方红》的庄严歌声，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林彪向红卫兵发表讲话，再接着，大约200万红卫兵由东向西开始接受毛主席的检阅，广播里不时响着周恩来洪亮的声音：“同学们，请快点往前走，后面还有一百几十万红卫兵没有通过天安门！”尽管这样，直到下午3点多还是有很多红卫兵等着通过天安门广场。很多年后他说：“如果我还有力气坚持下去，我会继续站在天安门广场坚持看毛主席，世上没有什么能比见到毛主席更具有吸引力的了。”
第七次检阅分两天，11月10日的是个新花样，领袖不再坐车，而是由群众坐车。60多万红卫兵分乘来自全国各地的6000多辆卡车，通过了天安门。车队长达30多里地。车队全部过完以后，30万群众又涌向天安门，然后毛主席乘车检阅了天安门广场上的150万红卫兵。
第二天，11月11日又是在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两列队伍绵延在长安街两侧，前面的席地而坐，后面的伸长脖子，等着领袖乘车检阅。
最后一次接见的红卫兵比较多，达200多万。11月25日和11月26日联合起来算作是第八次接见。除了第一次，后来接见时间一般都不长，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跟红卫兵代表握手，也不说什么话，主要是集合时间长。本来有一个方案是想让毛主席更多地见到群众，也可以解决群众看不清毛主席的问题。这第八次，毛主席乘车环城接见。原来考虑过从通县一直到建国门大街，路两边都站上人，让毛主席从中间过。但马上又有反对意见。车速慢了，出事怎么办？就一直没有采用，最后这一次接见为了更多地见红卫兵，还是决定用环城这个方案，只是车速一定要快。那一次，几乎全北京城的老百姓包括老人孩子全都出来了，各单位都有通知，只是没说时间，人们在马路上耐心地等着，良久，车队才来。最前面是几辆摩托开路，穿着军大衣的毛主席站在敞篷吉普车上，绕城一周。车开得快极了，根本看不清车上的人，只觉得一阵风呼呼地过去。
第八次是在连续两天算作这一次的，这是接见红卫兵最多的一次。或者可以说，连北京的老百姓都见了。环城的路线基本上是现在的二环路，从天安门出发，走东直门。一路上飞快，过铁路时车速慢了一些，群众就立刻围了上来，走不了，毛主席只好下车。
然后由警卫开路，绕道到钓鱼台休息。第二天的接见安排在西郊机场，计划天安门安排一部分，毛主席从天安门那边过来再到西郊机场。本来西郊机场也就容纳20万人，顶多40万人，没有想到那天一下子去了足足200万人，大大超过了计划，快把机场挤崩了。
警卫部队和西郊机场的空军全被动员来维持秩序，好不容易才弄得差不多了。这时周总理先到了。张德斌给他汇报，群众怎么摆的？道路怎么走的？因为张德斌着急，怕主席很快到了，就说得快了一点。周总理说：“不要讲这么快，讲慢一点。”汇报完之后，周总理说：“光这样讲不行，你带我走上一圈。”还没转完一圈，毛主席到了。主席刚过，红卫兵就涌上来了，海浪一般。后面的警卫车一下子被挤坏了不说，还伤亡了两个人。
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每一次接见，北京的主要街道都要断绝交通，长期这样下去不得了。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跟总理汇报，天越来越冷了，25日这一天，气温降到零度左右。
在外面站上六七个小时，年轻人都受不了，更不要说上了年纪的中央领导人了。再加上后来毛主席也不再提不让他见群众的事了。
这样，在11月27日《人民日报》上，新华社报道了11月25日和11月26日连续两天接见的情况说：“毛主席先后检阅了1100万文化革命大军，在第八次接见了250万。这是明年春暖以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是三个多月来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的胜利总结。”
于是，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也就由第八次而为最后一次。
把红卫兵代表请上天安门城楼来，随机抽样？真是难题！怎么办？
周恩来和筹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商量，找几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代表一下，谁去办这件事呢？周恩来想了一下，叫北京军区作战部的科长郭春暄下去一趟，把红卫兵代表请上来。天安门接见的筹备办公室是由北京市负责，驻京各大单位都有人参加，像总参总政以及各兵种都抽了人，以北京军区为主。
因为历年国庆阅兵都是北京军区为主，统一指挥陆海空三军，接见红卫兵也不例外。北京卫戍区政委黄作珍几乎每一次接见红卫乓都参加。实际上这个筹备办也是军队在那里起主要作用。地方干部一听说跟红卫兵谈话，立刻就躲开了。作战科长郭春暄穿着军装，他不怕。而且他从五几年开始就搞五一、十一的节日阅兵，对这一套程序很熟悉。
再说，那时红卫兵对解放军是无比崇拜的，他们听解放军的话，别人去红卫兵不一定听，解放军的话他们是一定要听的。一共四个观礼台，郭春暄立即跑步下去，把每一个观礼台都跑到了，跟每一个观礼台的红卫兵头头谈判，请他们选出三四个代表上天安门城楼。
此时，红卫兵也是又渴又饿，他们同意派代表：代表一上天安门城楼，工作人员就把人民大会堂做的味道很好的小包子给他们端出来。让他们吃饱喝足后，周恩来对他们说：“你们都很累，也很饿，毛主席累不累饿不饿呢？你们想不想让毛主席休息啊？毛主席刚下去，还忍心让他再上来吗？”红卫兵代表也不说别的话，只一个劲地坚持：“我们要见毛主席。”
周恩来说：“我和林副主席代表毛主席行不行？”
红卫兵代表还是那句话：“我们要见毛主席。”
就咬着这么一句，不松口。
他们知道，如果这一次不坚持以后恐怕就没机会见到毛主席了。
周恩来没有办法，吩咐让北京军区出动汽车团，把观礼台上的红卫兵全拉到东郊的工人体育馆。红卫兵太多，汽车团跑了一趟，没有拉完，又跑了一趟。
周恩来给红卫兵们讲了一次话，并向他们保证：“你们不要走，下次接见一定让你们见到毛主席。”
工作人员说：真想不到群众想毛主席的心情是那么迫切，一看到从天安门上下来的工作人员，就抢着跟他们握手，说是他们跟毛主席握过手，跟他们握手，也等于跟毛主席握过手了。
有一个南方来的小女孩，毛泽东出来时，她上厕所去了，回来已经接见完了，小女孩一听说，当场就晕倒了，摔在地上。那时的人们疯了一般地要见毛主席，这种心情是我们现在不好理解的。那时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确实不一般，当时的天安门哨兵卢燕财说，每天都有一队一队的红卫兵在毛主席像下宣誓。
他还亲眼看见一个外地的红卫兵因为来晚了，没有赶上接见，目不转睛地望着毛主席像足足望了一个多小时，仍舍不得离去。
红卫兵急于想见到毛主席，不仅仅没有见到毛主席的红卫兵提出要见领袖，毛主席也多次提出还要见红卫兵。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后，还一直觉得不够，想更多地见到群众，埋怨筹备办公室不让他见群众，他那时有两句话，说“我愿意见群众，群众也愿意见我，就是你们………”这话说得工作人员都特别害怕，不让毛主席见群众，这是多么大的帽子呵。
其实让毛泽东见一次群众很困难的。天安门上走一趟看不清，下天安门城楼，又怕出事情。苏联的列宁在1918被枪击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可是毛主席一定要见红卫兵，工作人员发动起来，找了很多地方，都不合适。其实，组织工作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是延续北京市历年五一十一的作法。只要一确定地点，两个小时之内，沿途每隔10米就出现一个已经接通自来水用深蓝色布围起的临时厕所，卫生站等一套程序等距离安排好了，组织是严密的、熟练的。
但是，工作人员的压力特别大，都担心出事情，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办法。毛主席经过的沿途高层建筑上都有安全哨兵，事先也进行了检查。就是在天安门城楼上，也采取了很多措施，负责接见事宜的筹备小组叫首都工作组指挥部，设在天安门城楼上，有30多部电话通向北京市的主要机关。
毛主席的休息地用屏风截开，一般人不让进去。在天安门上的工作人员吃饭时不用下去，有人专门往城楼上送饭。更重要的是，在接见形式上每每翻新。为此，工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
北京军区保卫部长张德斌记得，1966年那一年接见太频繁了，他几乎脱离了部队，一天到晚在搞这件事，主要是组织太费事，而且往往是一次刚弄完马上又开始第二次。事先看地形，拿出方案，尽量让毛主席多见一些红卫兵，还不能出差错。
一旦出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群众怎么摆？毛主席怎么走？还有那时老有被打倒的领导，谁能上天安门，谁不能上天安门，位置怎么排？如何见报？都要事先一一考虑周全。
有一次，离开会只有十分钟了，陈伯达还没有到。周总理急了，发了火。到底来不来？不来，空一个位置怎么行？怎么向社会交代？万一开始后来了，没有留出位置也不行。
工作人员说，打过电话，他说请帖收到了。总理说：不能光问收到没收到，还要问到底来不来。最后没办法，总理说不等了，开会。这时，陈伯达笑眯眯地来了，气得工作人员想翻白眼又不敢。
刚开始因为天安门上的摄影记者太多，好几十人忽拉一下子就严严地围住了毛主席，照个没完，太乱。周总理叫保卫组审查一下，哪些人可以上去，哪些人不能上去。没想到保卫组把毛主席和周总理熟悉的摄影记者都给刷掉了，只剩下两个人。
毛主席要与外国人合影，身边没有摄影记者了，跟总理一汇报，总理火了：为什么把他们铲掉？不让他们上来了？现在怎么办？
总理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赶紧临时调人。事后总结，总理又说：不叫他们上来，有什么理由？你保卫组长怎么当的？光靠秘书怎么行？
第一次接见是周恩来拍的板，他说：“就安排在天安门广场吧。”接见完后当场进行总结，各个组都向周恩来汇报。总理抓得很紧，总结完后又研究下次接见的方案。参加首都工作组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总参和北京军区的作战和保卫部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要领导吴德以及兼着北京市委秘书长的黄作珍等也参加了。
第一次之后，又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第八次。每一次都要根据经验教训，四处勘测路线，再选择最佳的方案。在此期间，曾经选择过东郊的首都飞机场，因为道路拥挤，不行。又选择过动物园到香山，也是路太窄，不行，几个地方都是出入不方便，最后决定还是以天安门广场为主。
文革在许多工人的记忆中，始终是一个值得怀念的蜜月。那个时期，工人不但是老大哥，而且被赋予领导一切的地位。
1949年以後的中国始终称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而到了文革时期，地位被提得更高。用毛泽东那句被姚文元作为一篇文章题目的著名口号说，就是“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与今天打工人农民工的地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按照中国的阶级论的划分，所谓工人阶级，其实主要是指城市全民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被称作“产业工人”。集体所有制的工人，户口在城市者，也被划作工人阶级。而农村人们公社管辖的集体所有制工厂的工人则被划为人民公社社员。
直至今天，工人被下岗了，工人阶级解散了。被称作“打工人“，“农民工”。
而“工人阶级”在1949年以後的中国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革期间，全民所有制工厂的生产工人始终被作为工人阶级的基本成员。文革中虽然没有明确的界定，但从所有的报刊文章、中央文件等来看，“工人阶级”显然只限于这部分基本成员。
上海是全国全民所有制工厂工人人数最多的工业城市，而上海文革中的工人造反派运动持续时间之长，对全国文革局势影响之大，也是堪称领先的。因此，上海工人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部分反映了被称为工人阶级的阶层在文革中的地位。
文革中工人地位最显著的变化便是党和政府中工人代表席位的增加。
文革前历届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常委会中，没有普通工人代表，上海市总工会的领导被作为工人方面的代表，这些人革命前是中共地下党工委系统的领导。
自1949年至文革前的1966年，在中共上海市委的书记、常委和委员的席位中，只有一个委员名额是留给工会的。而在上海市政府方面，1950年，33名市长和市人民政府委员中，上海市总工会方面有 4个名额，以后越来越少，到1965年12月，市第五届人代会更只有上海市总工会主席张祺一人算是工会方面的代表。虽然以工会领导代表工人作为参政成员的做法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例，但这些工会领导一则脱离工厂已经很长时间，二则不是工人选举产生，只是共产党委任，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代表工人的本意。
而在文革中，可以说，至少在上海，政权对工人的吸收是1949年以来最多的。
许多过去的普通工人进入各级权力机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过去的十七年。
在上层，从1967年初的文革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到以后的文革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人代表的比例都远比文革前高。
在政府机构中，最初的夺权机构“上海人民公社”19名“公社临时委员会”的委员中，工人代表占了4名，是占名额最多的。
1970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105名委员中，工人代表43名，还是最多的。
而在政党机构中，上海1971年恢复成立的第四届上海市委中，7名市委书记，工人占两名。16名市委常委中，工人占4名 。
上海工人造反派被视为工人中的精英，文革的杰出代表。
工人造反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王秀珍、金祖敏等进入了上海权力中心，担任了市委、市革委会书记、主任或各委、办的负责人。王洪文更是当上了十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王秀珍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金祖敏任上海市委组织部负责人。
在各工业局、公司和基层工厂，工人也担任着各种领导职务。
尤其1968年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达到顶点，大批工宣队进驻新闻、出版、文艺以及大学、中学、小学等“上层建筑领域”，担任各级党政领导，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据上海市总工会1974年的统计：当时全市工宣队总人数10713人，被“结合”为党的书记、委员或革委会的主任、委员的人数共4142人，其中进党委者189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担任实职、掌握实权，许多人虽然只是副职，但权力往往比担任正职的老干部还大。
在基层各级党和政府的委员会中安排工人代表，从工人中选拔干部，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政策，文革前也这样做。
文革前那些真正握有实权的工人干部，都是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上去的，长期的党或行政工作，使他们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党的干部”，换句话说，他们不能再算作底层工人的代表。
因此，每次党代会、人代会，都会安排一些底层生产第一线的工人代表。但这些代表只是象征性的，他们不脱产，即不脱离生产岗位，仍然是工人，并不担当任何领导实职，没有相应权力。
更与十七年不同的是，文革中党的权力虽然更为集中，但党的威信却因文革初期干部的普遍挨批判而下降，共产党的干部不再象五十年代那样神圣不可批评。
文革中担任领导的工人就是因为造党政干部的反才得以被选拔进入党政机构的，因此他们不象文革前被提拔的工人干部那样事事听命于党的干部，许多人甚至在整个文革中与文革前便担任干部者关系始终不融洽，尽管他们自己也担任了党的干部，这些新干部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更多的是工人干部而不是党的干部。
一些工人造反派甚至希望能用毛泽东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最高指示”，建立起工人造反派的权威。分割党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形成的唯一的权威。因此他们无时不刻地注意自己这个群体在党政机构中所占的席位以及对于政治参与的有效性。希望对党政机构施于尽可能大的影响，甚至左右党政机构的决策。
而在事实上，党的组织也从来没有象在文革中那样委屈求全于群众组织，在群众组织的冲击干扰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
这种现象直到中共“九大”后仍未消除，虽然那时已再三强调恢复党的权威。
尤其在上海，工人造反派始终是一支强有力的社会力量，影响着整个上海的局势。
从1967年的“一月革命”，直到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上海所有的风波都首先由他们掀起，各派力量为了显示自己对文革的支持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尊重，都想方设法与工人造反派稿好关系，工人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的席位以及对他们意愿的重视，被看作是对待文革的态度。
甚至连中共中央及国务院，也多次要上海输送“优秀工人干部”，毛泽东周恩来对此都曾有过指示，周恩来向王洪文交办过此事，还曾批评上海思想保守，向中央输送干部不多。
工人造反派拥有的也只是执行政策的权力。他们争夺席位，就是向干部阶层争夺更多的政策执行权。
干部阶层对工人造反派的渗透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这使工人造反派参政受到很大阻力。工人造反派绝大多数不是共产党员，他们要参政，首先必须入党。而干部阶层能够制约他们参政的重要手段，就是卡住他们入党，因为入党必须由党员举手通过。许多工人造反派因此迟迟入不了党，因此也就进不了党的领导机构。
直到1974年“批林批孔”后，这个问题才有所突破。
此外，1969年至1970年的“清队”和“一打三反”，给干部阶层向工人造反派清算之机。在上海，一机、纺织、轻工、化工、仪表、手工、二机、冶金、电业，九个工业局，到1973年，已经担任各级领导的工人造反派新干部，被清洗者有137人，占九局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的36％。
而在上海10个区担任了干部的工人造反派中，被清洗者135名，占43.5％。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更是明确反对“直升飞机”式地提拔工人造反派，提出调整被“勇敢分子”即造反派干部当权的领导班子。干部阶层的抵制，使得工人造反派在党政机构中的席位相对文革前虽然增加许多，但相比党政机构干部的绝对数，还是不高。
因此，尽管工人造反派占领了领导职务，但他们内心深处始终有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生怕有朝一日时局复辟，那把“秋后算帐”的达摩克利特剑始终悬在他们头上。这其实是对文革的不自信，是文革前挨整恐惧的延续，也是对掌握着国家机器的干部强势集团“永不翻案”之类保证的不信任。
工人造反派对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决策始终是认同的，对毛泽东文革的方向，始终 “坚决拥护”。
因此，他们从来没有以工人的身份对文革的政治和经济政策表示过怀疑，在关乎工人真正利益的工资、奖金、分房、劳动政策乃至上山下乡等方面，他们与当政者没有任何分歧，而且还积极拥护。
文革8年不加工资，取消计时或计件奖金，除了上海，大多数地区连基本的5元月奖金都被取消。
工人的起点工资下降许多，连上海都从每月42元下降到36元，严重损害工人经济利益。这些已经当权的工人造反派从来没有表示异议，而且跟着拥护“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在涉及千家万户的“上山下乡”政策方面，他们也是不遗余力地动员工人子女去农村。
工人造反派关心的是“走资派还在走”之类的政治斗争，参政的目的是为自己群体争取更多的党政席位，这不得不使人得出结论：他们比较多具有的是新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被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搞私有化的道路之争。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一上台就将这些工人干部赶下台，并将工人下岗，解散工人阶级队伍。不就证明了这是阶级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之争。
现在人们一提到工农兵学员，就将其与“走后门”挂钩。其中除有人凑热闹、有人心理不平衡、有人借此做别样文章之外，大多数人是因为不了解当年招收工农兵学员的背景和程序。
1968年7月21日，毛主席在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培养一线工人报告的批示上肯定了该厂的做法，要求全国大专院校尽快恢复招生。此即后来启动大学教育革命的“7·21指示”。
1970年春天，全国重点院校，如北大、清华、武大、华工等，开始试招工农兵学员，试招人数大约5万人。1971年全国院校基本上都恢复了招生，仅武汉地区就有17所地方院校恢复招生，全国招生人数大约有15万人。1972年之后高校在恢复的基础上开始拓展，如武汉测绘学院由此前专招部队学员的“军测”恢复为地方院校，不少高校逐渐开办了一些分校，如复旦大学分校、华中师院京山分院、黄石分院，湖医咸宁分院等，全国大专院校招生的人数每年在16万到17万人以上。
从1970年试招到1976年招收最后一批为止，全国大专院校共计招收工农兵学员百万人以上（之前采用的据网友提供的95万人的数字偏低），这还不包括部队院校的学员。全国县以上各类中专从1971年开始全面招收工农兵学员，其中各级师范学校、财贸学校、机械学校、卫生学校招收的人数尤多。从1969年到1976年全国共招收的大中专工农兵学员大约有2300万人。全国县以上的共大（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全国各级各类厂矿企业的工人大学、技校共计培养的工农兵学员也不下2000万人。
党的“九大”之后，开始由疾风暴雨式的文革时期进入到继续革命时期，到1976年10月经历了近七年半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大批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奔赴五七干校学习提高，然后再根据国家需要逐渐给其分配新的工作，此即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爱说的“住牛棚”；地方各级党委、革委会班子的组成人员为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两套班子，一套人马，内设机构通常是三大组，即政工组、业务组、后勤组，干部人数大约是文革前的三分之一。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社会上层人员不可能大规模搞特殊化，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也不可能搞特殊化。
当年各级各类领导班子的结构安排，既有利于班子成员之间的取长补短和班子内部的相互制约，也有利于班子外部人民群众的大字报、群众组织的批判会等各种“大众民主”的方式随时随地的监督。
当年农村基层组织是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大队是党支部和管委会，两套班子一套人马，也就是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兼财经队长、会计、妇联主任、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几个人；小队是队委会，干部有队长、财经队长兼仓库保管、会计、出纳、记工员。大、小队干部都在各自所在的小队参加集体劳动，按劳动出勤计算工分，业余时间的开会、做思想工作不计工分；大、小队的日常工作除上级督促外，还要接受住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监督，毫无特权可言，按现在的说法是既累又得罪人的苦差事。各小队都设有社员大会，队里的大小事情都要经过社员大会同意，会议决定后由队委会贯彻执行，村干部这些人处处都要看群众的脸色行事，事事都要走在群众的前面，叫做“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干部只有如此这般，才能表示自己在“继续革命”。
当年推荐工农兵上大学有着严格的工作程序。每到招生时节，先成立各级由地方、院校、部队的相关领导和工作人员构成的专班，然后层层下发招生文件，规定招生院校及名额、招生对象及条件、招生工作要求、领导责任、违规处分等，报纸、广播配合宣传招生意义、政策、要求等。其中招生条件具体明确，主要是：工作三年或在实践中锻炼三年以上，初中以上文化或同等学力，本人政治面貌、一贯表现（有劣迹者一票否决），家世清白（招收一定比例的可教育好子女除外），身体健康（体检不合格者淘汰），年龄在25岁以下，业余爱好和特长。招生指标层层分配到基层单位。
实施推荐时先由公社召开全社大、小队干部会议，传达招生文件和部署推荐工作；然后各小队根据公社的推荐指标及要求召开各自小队的社员大会推荐本队合格青年，没有就不推荐；大队党支部开会对各小队报来的青年比较择优选拔上报公社；公社党委再在各大队报来的青年中进行比较择优，定出被推荐人和备选人上报区党委；区委比较研究确定后，组织对初选人员进行政审和体检；政审、体检中如有落选人员，由区委在各公社报来的备选人员中比较择优补上，再对这轮初选者进行政审和体检，有不合格者仍照上述要求办理；直到推荐的人员都合格后，报县招办审查公布，接受举报，无异议后报地区审定；各地、市招收的人员均确定后，汇集到省招办审核、备案。其间招生院校参与层层推荐人员的业务及能力考核，还有最后的决定（录取）权。工矿企业和部队的推荐工作也按照这样的程序从基层层层往上推荐。
当年工农兵学员的招生工作是一项政治任务，各级党委层层把关，至于说到“开后门”的事情，暗箱操作，偷偷摸摸，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不能说没有， 但操作也相当困难， 各地都有常年的评选先进模范制度， 知青要选模范， 没实干精神很难当选，首先必须得到村民认可。当年的推荐工作基本都是正大光明地在群众中进行的，就是有干部子女被推荐上会的，其他条件也得过得去，不是特别优秀的谁也不敢再往上推荐，怕担责任。当时的干部真的要是有一点点徇私枉法的事情，一封信，一张大字报就会了结束这些人的政治生命。一句话， 走后门，腐败是存在的， 但远远没有现在一些人想象 或传说那么严重， 这其实就是改开以后邓某一帮黑文革，黑老毛的结果。
当然，任何工作也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现在看来，当年的推荐工作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过多地考虑地区平衡、男女比例平衡、各类群体之间平衡的因素而造成的工农兵学员“文化不齐”的问题，少数学员文化水平太低造成学习困难， 这就是1973年招生 恢复考试的原因， 考试结果也作为重要录取指标（不是唯一）， 后来因为张铁生的反潮流，以后几届又取消文化考试？但是“反潮流”后一概排斥试卷， 从而又出现遗漏了一些贤才的问题。所以说任何制度都有缺陷， 都存在不公平的问题。
工农兵学员中知青，社会青年和农村青年大约各占1/3， 根据专业， 不同有所差异。干部子女， 尤其是高干子女，大约有1/10， 这些人背景强， 走后门的概率大一些，但他们文化程度高， 见多识广， 多少确有真才实学， 这些人有些有利用关系上大学的， 但说是走后门有些也是说不清楚的。有人理想化要求公平， 实际上任何社会， 任何时代，要做到完全公平，公正 是不可能的， 对一些人看来公平， 另一些人就会认为不公平。对工农大众来说， 文革时期恐怕是最公平的时代， 但对一些知识分子， 老干部等，受到打压的四类分子等， 肯定就是不公平了。对于那些想通过科举制度出人头地的人来说， 就是丧失了一些机会，也是一种不公平。还有当时虽然有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平等对待的政策，但具体执行中， 肯定有部分人因为政治背景， 政审不过关而被大学拒之门外。
最后说一点，工农兵学员的最后录取权还是学校的， 任何走后门的现象 根本上是受制约的。基层推荐的人数和最后录取的比例是3：1，这个原则也大大减少走后门的概率，一般来说， 学校工作人员和基层有瓜葛的人极少。
写此文的目的就是还原一些历史的真实， 如果与事实出入， 也请批评讨论。
《转载》在那个年代，我们是这样推荐工农兵学员的
作者：工厂人事干事
来自：重庆三四零三工厂
“工农兵学员”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个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出现源自于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对因文革而停止多年的高校招生，中央决定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收学生，其对象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
推荐招生首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进行试点，随后在全国高校推广，一直实行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才终止。
在此期间，全国高等院校共招收七届95万名“工农兵学员”。
作者工作所在的重庆三四零三工厂，在此期间也先后向高等院校推荐了10名“工农兵学员”，他们学成归来，都成为工厂生产工作的主要骨干。
我虽无缘成为这些幸运儿中的一员，但却有幸参加多届 “工农兵学员”的推荐工作，了解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很多情况，虽然通过推荐上大学已成为历史，网上也有很多关于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回忆文章，有的文章把推荐“工农兵学员”写成是有权势的人利用职权“走后门”，为亲属子女谋利益的机会。这种情况不能说不存在，但多数推荐单位还是按照文件要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只是这种推荐入学的方式，本身就带有文革时期的特点，带有办法设计的缺陷，在执行中容易出问题。
我所在的工厂先后向高等院校推荐了10名“工农兵学员”，其中也出过问题，并且是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选择三个环节上，各出过一次问题，但都不是上述利用职权走后门的问题，而是有关人员因嫉妒心、报复心以及企图抹黑强者而上位不健康心态作怪而造成的问题。
工厂所推出的这10名 “工农兵学员”， 1名为1967年招工进厂的工人，其他9名都是从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的新工人，其中没有一名工厂领导的子女或亲属，甚至没有一名本厂职工的子女或亲属，本来在推荐的预选对象中曾有一名本厂退休老工人的子女，但也在最后的录取阶段被淘汰。所有推荐工作都在阳光下进行，没有任何暗箱操作。我在此回忆当年在工厂参与推荐“工农兵学员”的经历，也是客观反映当年推荐“工农兵学员”的真实情况，以及遇到各种问题的真实内情。
第一次：群众推荐突出政治，群众举报临阵换人。
我1972年调重庆三四零三工厂工作，以前是在部队农场，农场有2名同事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学医，所以知道通过有推荐上大学的事。到了工厂，厂里当时已有2名“工农兵学员”在清华大学读书，一人在清华大学焊接专业首批试点招生时入学，一人在1971年清华大学电气专业进修班招生时入学。
刚到工厂，就听说厂里首次推荐工农兵学员就闹出临阵换将的风波：上级分配工厂一名清华大学焊接专业的试点招生指标，厂里通过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确定一名从事焊接工作的优秀复员退伍军人去清华大学焊接专业学习。
在得知自己能到清华大学去读书，这位青年焊工非常兴奋，就邀请一同复员进厂的战友们喝酒，以示庆祝和告别。没想到有人暗中向厂革委和驻厂军代表举报反映，说该焊工的父亲在解放前曾当过学校童子军的教官，还说该焊工上大学的目的不是代表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他请战友喝酒炫耀是把上大学当成了个人光宗耀祖的喜事。
结果可想而知，厂革委和军代表当即决定换人，另推荐一名1967年进厂的学徒工到清华大学读书。这位意外顶替去清华读书的学徒工喜出望外，那位被无辜换下的焊工倍受后悔。
第二次：领导批准是个关键，工人监督不可缺少。
进工厂当年，我又亲眼见证一起更换推荐对象的风波：1972年上级分配一名西安交通大学的招生指标，经群众推荐，领导已确定一名知识青年进厂的优秀学徒工为第一推荐对象。但很快就发生更换推荐对象的事情，这位学徒工的父亲是市里重点工程四川维尼纶厂建设指挥部的主要负责人。当学徒工的领导按事先约好的时间去做家访时，不巧碰上指挥部有人来紧急汇报建设工程问题，学徒工的父亲就先去处理工作问题，过后才来接见这位领导，向他表示歉意，并感谢领导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培养。但这位领导心里很窝火，认为自己是被人看不起，才会被冷落一旁，暗自忿忿不平。
回厂后这位领导马上决定更换另一名备选推荐对象去西安交通大学读书，并放话从此不再推荐这学徒工上大学。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是我当时的领导在负责，因在同一个办公室，我也知道其中内情。在确定推荐意见后又随意更换推荐对象，明显掺杂个人恩怨，群众对此也有议论。正是：办事要公正，群众有杆秤，秉公能成事，为己必伤人。
第三次：学校录取本应择优，考生反映又要听取。
1973年，上级分配一名合肥大学英语专业招生指标，因我的领导调离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具体工作就落在我身上。这一年，国家在招生办法中尝试增加文化考试，我按照文件要求认真做好工作计划，仔细做好推荐工作的每一个环节，经个人报名，群众评选，文化考试，组织推荐，最终确定三名预选对象：二名知识青年进厂的学徒工和一名技校毕业的技工。
文化考试是参加全省统考，合肥大学来重庆招生的英语老师对三名预选对象还进行了英语的口试。合肥大学招生组的军代表告诉我，这次招生是总参委托合肥大学培养外语人才的招生，毕业后军队将从中挑选为国防事业服务的人才，所以学校很看重文化考试结果。
考试成绩出来，一名知识青年学徒工总成绩第一、技校毕业技工总成绩第二、另一名知识青年学徒工总成绩第三，工厂的推荐意见就是以文化考试的排名顺序把第一、第二、第三候选对象推荐给合肥大学招生组选择。
没想到竟然在学校复审阶段又出问题。招生组的军代表告诉我，因为出现意外情况，他们不可能按照工厂的推荐顺序，即按文化考试的成绩来确定录取对象了。招生组本来是准备择优录取第一候选对象，但突然有考生来找他们反映情况，来人强调自己是工人家庭出身，根正苖红，被工厂派到中学担任工宣队员。虽然本次文化考试成绩只考第二名，但他学习愿望特别强烈，希望学校能录取自己。同时他还告诉招生组，文化考试成绩第一的推荐对象家庭有问题，他父亲虽是儿科专家，但解放前做过国民党军医，因结发妻子患病不能生育，又娶小老婆生孩子，解放后虽然与结发妻子离了婚，但仍旧住在一起，孩子们都称她为大妈。
学校招生应贯彻阶级路线，如果不看家庭出身只按考试成绩录取他不服气。这突发的情况给招生组出了难题，招生组本来已决定接收文化考试成绩第一的知识青年学徒工，他是工厂推荐的第一候选人，不但文化考试成绩优秀，口试英语的成绩也很好。对这个考生反映的情况，招生组本来认为政府既然允许这样的家庭状况维持至今，就应该不是个大问题。
但我们担心的是，如果招生组坚持把第一候选人招到学校，那个反映情况的考生不罢休再直接反映到学校，我们也不敢保证就不会发生学校将考生退回推荐单位的情况，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对已录取的考生将会是很大的打击。经再三考虑，我们招生组的意见是：即使我们不招成绩第一的考生，这个成绩第二的考生我们也不要，我们宁愿招收成绩第三的考生，考试成绩虽然差点但他没搞小动作。结果，文化考试最差的第三候选人幸运的上了大学。正是：择优录取本公平，暗施小计耍聪明，谁知结果不如愿，受益并非设计人。
因为本年度的高校招生出现了张铁生事件，全国文化考试成绩最终都作了废，交白卷的张铁生还成了“反潮流英雄”。事后，区文教组召集全区参加文化考试的单位开会，区文教组向主任一上来就做自我批评，说自己觉悟不高，本以为自己来自企业，不会重犯走封资修教育路线的错误， 没想到还是“穿新鞋”走了以考试成绩取人的“老路”，希望大家都认真回忆一下，看我们区里有没有交白卷写信的，一定要把我们区里的“张铁生”挖出来。
会上有参加过阅卷的人发言：我们区里确实也有在白卷上写字的考生，但写的是“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并不象张铁生那样理直气壮，大家听了哈哈一笑。我没有发言，但心想厂里同样发生不按文化考试成绩录取的事情，说出来脸上也不光彩。
因为文革停止高考招生，接受高等教育的通道刚开始，1970年高等学校进行招生试点，让人们又重上大学的希望，谁不想上大学呀？我也非常想，虽然文革开始时我只读到初中三年级，但我自信自己是个读书的料，如果不受文革影响，我肯定能考上大学。
现有了当工农兵学员的机会，而且看到自己的同事不断有人被推荐上大学，想读书的愿望也更加强烈。我曾向政工组的领导申请去读书，领导说你所在岗位本来就缺人，现在不可能推荐你。无奈之下也只有服从工作需要。上学指标是稀有资源，想竞争可以理解，可以正大光明的去竞争。
但文革本来就是造反的年代，“反潮流”的张铁生这样做了，厂里上访的考生不也一样吗？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的工作，从试点招生到我负责的这次招生，分别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选择三个环节上，各出了一次问题。
事不过三总结改进，同类配对平和心态。
1974年，上级下达工厂三个指标：清华大学一名，重庆大学一名，哈尔滨电工学院一名。为避免再出现问题，先通知各基层单位做好选拔推荐工作，七个车间及科室共推荐9名预选对象，经征求团委意见，再按每个指标配两个候选对象，最后确定6名候选对象。
为避免因心态不平衡再出问题，3个招生指标把同样家庭出身，同样社会关系，同样文化程度的推荐对象按同类配对组合成三组：清华大学指标配2名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初中文化，都是车间青年突击队队长；重庆大学指标配2名领导干部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初中文化，都是优秀团员；哈尔滨电工学院指标配2名职员（父亲为企业经理、院所工程师）家庭出身的青工，都为高中文化，都是优秀团员。
因为6名推荐对象都是厂里公认的优秀青年，以相同的家庭出身，相同的文化程度，相似的个人表现配对候选，彼此不感觉比别人有多大的优势，所以心态平静。整个评选推荐过程波澜不惊，顺利确定3个学校的最终录取对象，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上级机关也非常满意，马上又给我厂追加一个华中工学院的招生指标，原来是局属其他工厂也出现推荐闹矛盾的问题，局属一家工厂为推荐谁去华中工学院上学闹得不可开交，严重影响工人和领导之间的团结，最后把矛盾上交到上级机关，希望上级帮助解决。
结果上级机关干脆收回该厂指标，转给我厂进行推荐。我厂马上将本次落选的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工推荐给华中工学院，学校非常满意，工厂也乐得一年能推荐出4名工农兵学员。
1974年改进推荐办法立见好处，大家都愿意接受同类配对的新办法，
以后年度推荐照此办理再没出问题，直至1977年最后1名上海机械学院招生工作顺利完成。
因为当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推荐招生就此宣告历史终结。
对此我的感受是，这种以推荐方式招生的办法，虽然不象网上有的文章所写的那样不堪，但明显带有文革年代特点，办法设计刚开始的确存有一些缺陷，因为必须通过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工厂中很多有强烈读书愿望并且文化基础很好的青年工人，即使个人报了名，也难得到工人群众的推荐，又要得到领导的批准，学校招生组的文化考核等选拔，所以基本保证真正的公正公平，推荐招生的名额是根据工厂农村及军队的需要来决定的。上大学来学习知识不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是除少数特殊需要的人才外，都是那儿来又回到那儿去的。
1967年毛泽东刘少奇夜谈：这个口子开了，就收不回来了！
摘要: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做了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整场谈话不到一个小时）。刘对那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刘少奇坚信“新民主主义路线”，刘少奇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国未来绝不可 ...
1967年1月13日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做了最后一次会面和谈话（整场谈话不到一个小时）。
刘少奇对那场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分不理解。刘少奇坚信“新民主主义路线”，刘少奇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政权掌握在我们手中，中国未来绝不可能出现什么资产阶级，即使出现了，我们到时候再限制他们就是，这就相当于把猪仔养肥了再宰。
刘少奇 是个坦诚的人，以上观点是刘少奇一如既往的真实想法。
这场深夜谈话，刘少奇完全不能理解毛主席的想法，当面请求辞去全部职务、回老家种地，恳请解放广大干部，尽早结束“这场运动”，使党和国家少受损失。
毛主席没有生气，也没有对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论”表态，一直沉吟不语，只是不停地吸烟。
过了好一会儿，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认真地读几本书吧，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法国人梅特里写的的《机械人》，值得一读。还有中国的《淮南子》。”
德国人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
法国人梅特里写的的《机械人》。
中国的《淮南子》。
这三本书，前两本主要是批判“机械唯物主义”的。机械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却用孤立、静止、片面的观点解释世界，看不到世界的事物和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或者只是承认机械的联系和机械的运动，因而表现出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特征。
比如刘少奇同志看到党员变富农时所说的“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就是十分机械的理解。
今天走资派让资本入党，关于资本家入党的问题，不是资本家该不该入党，而是大量的共产党员成为了资本家，造成了事实上的资本家的政党的党员，这个党还是共产党吗？如今走资派特色党中有多少资本家党员。难不成把这么多的资本家党员都开除不成？开除得了吗？慢慢地温水煮青蛙，将中国共产党演变成了走资派特色执政党了。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拿铁饭碗一夜之间，几千万熟练工人被迫下岗，成了打工人底层弱势人群。整个工人阶级被解散，人民公社被解散。
再比如“资本”问题，资本绝不仅仅是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物体，资本代表着一种“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一定会向上层建筑蔓延扩展。
资本一定会寻找代理人，这个时候资本就已经变化了，权力也就已经变质了。也就是说，“资本”不是任人宰割的“静止的肥猪”，资本长大了就不是谁想收拾就能收拾的了的。
这也就是毛主席推荐刘少奇读《淮南子》的原因。今天中国人所面临的贫富分化问题积重难返，正是毛主席的精准预言“这个口子开了，就收不回来了！”
其实，早在深夜谈话前一年，毛主席就在井冈山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后的此时此刻，王光美突然特别理解毛主席，特别理解毛主席说的话。
何止是王光美，21世纪，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刘夫人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候，毛泽东能够看到、看清楚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毛泽东刘少奇的深夜对话，毛主席是坦诚的，刘少奇也是倔强的。相信，毛泽东刘少奇他们都没有私心，毛泽东刘少奇他们都希望中国强盛，只是强盛的路线不同。毛泽东刘少奇之间这是路线之争。中国共产党内的路线之争有十几次。这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内政。右派们想利用刘少奇来否定毛泽东恐是多此一举。
刘少奇说，把猪仔养肥了再宰。但是，复辟四十多年后的今天再看现实来，养肥了的资本家“肥猪”不听使唤。口子开了，还能收回来吗？
因此，更加相信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
魏巍：《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初探 —— 纪念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诞辰111周年》一文中说：
五、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根本体制，企图将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引入并代替这种体制的改革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和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对立的经济体系。这是世人公认的。即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士也是如此。
惟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独出心裁，在他著名的《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
这是在偷换概念，故意把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混为一谈。
其目的无非是把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引入我国以便使我国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个戴着红帽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过是魔术师手中的骗局。
它把资本主义的丑恶面目和一切弊端全部搬到了中国。
正是它带来了无处不在的腐败，正是它带来了无孔不入的拜金主义，正是它带来了对公有制经济的大破坏，正是它带来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阶级对立，正是它带来了人民的大量失业、贫困、社会犯罪，而另一面却生产过剩……。
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说，关于毛主席的档案之所以没有完全公布，不是担心有损毛主席的形象，而是可能有损某些人的形象。
凤凰卫视记者采访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主持人：“夫人，您是怎样看待当年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
王光美沉思片刻说：“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在别人看不到、看不清事情的本质，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时候，他能够看到、看清楚本质，并且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法国纳德·兰塞姆说：“假如时光可以倒流，世界上将有一半的人可以成为伟人。”
周恩来总理曾对薄一波说：“一波呀，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反对，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表示反对，但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了。因此，对主席的意见和决策，你可以反对，但不要轻易反对。”
周总理还说：“让红军走出死亡之谷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话，而不是因为听了什么集体智慧。是因为有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集体有了智慧。中国领袖没有那个人都无所谓，但没有毛主席，革命胜利早着呢。每当革命危机时刻，都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而不是什么集体智慧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朱德说：“我们确确实实是常常和毛主席争论，毛主席高瞻远瞩，料事如神，那时候，尤其是在井冈山，我们常常认为毛主席是不对的时候，就要与毛主席争论，就要反对毛主席的意见，但是往往在事后证明是我们错了。”
叶剑英说：“毛、刘、周、朱、陈、林中的除了毛主席的后六位，还有各位老帅等其他人，我叶剑英也算一个，从一定意义上讲，哪一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让我们从心底佩服一个人不容易。但在长期的中国革命斗争中，大家逐渐认识了毛主席。别人也都当过头、掌过舵，但都不行。只有毛主席，把我们这些人拢起来，干成了建立新中国并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这件大事情。”
黄克诚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是扩大化了，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
王震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多看五十年。
陈云在改革开放十周年左右时间，说过一句话“中国离开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必将亡党亡国”。
习仲勋说“坚持毛主席亲自诠释的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意味深长！
科学巨匠钱学森说：“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就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