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是谁说的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的？《是谁说的》还重要吗？《是谁说的》己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谁做了》。
《几千个人的一个医院里混进了敌人，就对整个医院狂轰烂炸》。《几百个人的难民营里发现有敌人，一导弹全给灭了》。《十几个人坐在救护车里，据说有一个敌人，全车人归天了》。还有多少？不得而知。几百万人一直居住的地区，发一通知要求离开，不离开被狂轰乱炸死了的自认活该。
没有谁承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了。而是做了。还有无所条理由说，该这么做。理由之一是：里面有敌人。打仗就是要彻底完全消灭敌人，有错吗？战争是残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过有看点的是：近期发生两场大的战争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标准。
当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制定的。《人》分阶级。各自都可制定出法律来对付对方。谁掌权谁说了算。因此，法律没有泛人类的。就如《爱》一样没有泛爱。
翻开近代史，《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事例很多。有一个共同点是：不说！只做！
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美国两核弹。
中国有蒋介石、汪精卫、邓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是不乱杀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都不杀。《优待浮虏》。
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来自于《孙子兵法·谋攻》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瑰宝之一，具有高超的战略策略，在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展现了毛主席的独有智慧。
毛主席主张总体上优待俘虏，根据战俘的表现和意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者特别处理。无论是在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都充分体现了战时人道主义精神，在宣扬我军“正义之师”的同时，壮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成为我党的一把锋利武器，为赢得战争、巩固政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一起梳理毛主席战俘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从中学习毛主席的另一个伟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被动宽容”。
土地革命战争长达十年，每次战斗无论孰胜孰负，都免不了有对方的俘虏。如何对待俘虏，不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赢得战争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知历朝历代兴衰的规律，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初，他就曾明确规定：不搜拿俘虏的财物，不打骂、不侮辱俘虏，给俘虏与红军战士一样的物质待遇，发路费给要求回家的俘虏等。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遭受重创后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分战士面对秋收起义的惨状，产生了消极情绪。
毛泽东当即做出规定“凡不愿意留队者，可以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
这一规定是毛泽东有关处理俘虏思想的重要根据。内战双方的士兵，几乎都来源于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当兵吃粮”或参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当人对待，这一方的士兵就愿意冲锋陷阵。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红军，瓦解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制订了处理俘虏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到达遂川，在此活动期间，针对部队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六项军纪。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
“不搜俘虏腰包” 这条规定，旨在尊重俘虏的人格和保护俘虏随身携带的钱财或贵重物品。
这项规定很快运用于战争实践。1928年2月18日，红军与敌军500余人（朱培德部一个营和靖卫团）在宁冈新城激战，全歼该敌并俘虏100余人。
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个别战士打骂俘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不久，即制定了既尊重俘虏的人格，也保障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去留问题上尊重俘虏意愿的4条政策。
它的实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虏视作误入歧途的难兄难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远在异地他乡作战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费，也很难顺利回到家乡，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视或迫害。
因此，对这些俘虏而言，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来当红军。
据盛仁学等回忆，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红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第八项，即优待俘虏项。
另据老红军杨至诚回忆，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意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由此可见，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主要是毛泽东制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泽东所部就已执行了较为明确、系统的优待俘虏政策。
优待俘虏政策，对创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枪炮无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就是释放俘虏、医治敌方伤兵两事。”
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打破了敌入“共匪见人就杀”的恶劣宣传，尤其是敌方中下级军官，如营长、连长、排长俘虏过来后，经过一番宣传，有些返回敌方后，不仅起到击破敌军谣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在革命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些愿意留在红军的俘虏，给红军提供了兵源。
1928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红军最初的起义部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从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虏兵中改造补充。甚至一些中下级军官，也是“俘”来即用。
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汇报红军士兵情况时提到“现在的下级干部，因死伤的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许多俘虏在宽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红军部队，俘虏甚至在红军人数中占了很大比例。
对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的杨池生对此办法有“毒矣哉”的感叹。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战斗伤亡和井冈山地区人烟稀少等原因，红军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虏之外，兵源难以得到补给，此种政策的实施，也是万般无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留下来”、“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
他强调对俘虏应“不搜身”、“不侮辱”，进行宣传教育，并实施与我军一视同仁的生活、 医疗待遇等，认为这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必须让全军高度重视。
会后，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对优待俘虏问题做了四项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使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确立。
1930年6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从战略策略的高度以条例的形式对训练和教育俘虏兵做了具体规定。
1936年3月2日，鉴于个别红军战士对被俘的军官有剥衣服等侮辱性举动，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等红军将领，重审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要求加大优待俘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体战士明白其中的战略意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俘虏参加红军。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彭德怀等，要求“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弃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并将投诚的敌军官兵和各红军部队在前线的俘虏全部送到后方，由军委加以训练。这为处理俘虏确定了量才录用的重要原则。
据统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仅两年多的时间，红军共歼敌五十一万余人，其中俘虏将近二十万人。绝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改造后参加了红军，这既壮大了红军，又在无形中削弱了国民党军。
另外，正确的俘虏政策不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革命队伍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优待俘虏的策略，尽管红军遭遇到过多次重大的挫折，也总能抓住时机星火燎原。《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是谁说的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的？《是谁说的》还重要吗？《是谁说的》己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谁做了》。
《几千个人的一个医院里混进了敌人，就对整个医院狂轰烂炸》。《几百个人的难民营里发现有敌人，一导弹全给灭了》。《十几个人坐在救护车里，据说有一个敌人，全车人归天了》。还有多少？不得而知。几百万人一直居住的地区，发一通知要求离开，不离开被狂轰乱炸死了的自认活该。
没有谁承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了。而是做了。还有无所条理由说，该这么做。理由之一是：里面有敌人。打仗就是要彻底完全消灭敌人，有错吗？战争是残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过有看点的是：近期发生两场大的战争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标准。
当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制定的。《人》分阶级。各自都可制定出法律来对付对方。谁掌权谁说了算。因此，法律没有泛人类的。就如《爱》一样没有泛爱。
翻开近代史，《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事例很多。有一个共同点是：不说！只做！
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美国两核弹。
中国有蒋介石、汪精卫、邓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是不乱杀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都不杀。《优待浮虏》。
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来自于《孙子兵法·谋攻》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瑰宝之一，具有高超的战略策略，在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展现了毛主席的独有智慧。
毛主席主张总体上优待俘虏，根据战俘的表现和意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者特别处理。无论是在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都充分体现了战时人道主义精神，在宣扬我军“正义之师”的同时，壮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成为我党的一把锋利武器，为赢得战争、巩固政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一起梳理毛主席战俘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从中学习毛主席的另一个伟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被动宽容”。
土地革命战争长达十年，每次战斗无论孰胜孰负，都免不了有对方的俘虏。如何对待俘虏，不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赢得战争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知历朝历代兴衰的规律，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初，他就曾明确规定：不搜拿俘虏的财物，不打骂、不侮辱俘虏，给俘虏与红军战士一样的物质待遇，发路费给要求回家的俘虏等。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遭受重创后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分战士面对秋收起义的惨状，产生了消极情绪。
毛泽东当即做出规定“凡不愿意留队者，可以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
这一规定是毛泽东有关处理俘虏思想的重要根据。内战双方的士兵，几乎都来源于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当兵吃粮”或参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当人对待，这一方的士兵就愿意冲锋陷阵。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红军，瓦解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制订了处理俘虏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到达遂川，在此活动期间，针对部队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六项军纪。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
“不搜俘虏腰包” 这条规定，旨在尊重俘虏的人格和保护俘虏随身携带的钱财或贵重物品。
这项规定很快运用于战争实践。1928年2月18日，红军与敌军500余人（朱培德部一个营和靖卫团）在宁冈新城激战，全歼该敌并俘虏100余人。
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个别战士打骂俘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不久，即制定了既尊重俘虏的人格，也保障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去留问题上尊重俘虏意愿的4条政策。
它的实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虏视作误入歧途的难兄难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远在异地他乡作战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费，也很难顺利回到家乡，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视或迫害。
因此，对这些俘虏而言，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来当红军。
据盛仁学等回忆，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红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第八项，即优待俘虏项。
另据老红军杨至诚回忆，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意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由此可见，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主要是毛泽东制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泽东所部就已执行了较为明确、系统的优待俘虏政策。
优待俘虏政策，对创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枪炮无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就是释放俘虏、医治敌方伤兵两事。”
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打破了敌入“共匪见人就杀”的恶劣宣传，尤其是敌方中下级军官，如营长、连长、排长俘虏过来后，经过一番宣传，有些返回敌方后，不仅起到击破敌军谣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在革命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些愿意留在红军的俘虏，给红军提供了兵源。
1928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红军最初的起义部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从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虏兵中改造补充。甚至一些中下级军官，也是“俘”来即用。
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汇报红军士兵情况时提到“现在的下级干部，因死伤的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许多俘虏在宽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红军部队，俘虏甚至在红军人数中占了很大比例。
对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的杨池生对此办法有“毒矣哉”的感叹。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战斗伤亡和井冈山地区人烟稀少等原因，红军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虏之外，兵源难以得到补给，此种政策的实施，也是万般无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留下来”、“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
他强调对俘虏应“不搜身”、“不侮辱”，进行宣传教育，并实施与我军一视同仁的生活、 医疗待遇等，认为这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必须让全军高度重视。
会后，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对优待俘虏问题做了四项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使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确立。
1930年6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从战略策略的高度以条例的形式对训练和教育俘虏兵做了具体规定。
1936年3月2日，鉴于个别红军战士对被俘的军官有剥衣服等侮辱性举动，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等红军将领，重审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要求加大优待俘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体战士明白其中的战略意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俘虏参加红军。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彭德怀等，要求“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弃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并将投诚的敌军官兵和各红军部队在前线的俘虏全部送到后方，由军委加以训练。这为处理俘虏确定了量才录用的重要原则。
据统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仅两年多的时间，红军共歼敌五十一万余人，其中俘虏将近二十万人。绝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改造后参加了红军，这既壮大了红军，又在无形中削弱了国民党军。
另外，正确的俘虏政策不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革命队伍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优待俘虏的策略，尽管红军遭遇到过多次重大的挫折，也总能抓住时机星火燎原。《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是谁说的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的？《是谁说的》还重要吗？《是谁说的》己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谁做了》。
《几千个人的一个医院里混进了敌人，就对整个医院狂轰烂炸》。《几百个人的难民营里发现有敌人，一导弹全给灭了》。《十几个人坐在救护车里，据说有一个敌人，全车人归天了》。还有多少？不得而知。几百万人一直居住的地区，发一通知要求离开，不离开被狂轰乱炸死了的自认活该。
没有谁承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了。而是做了。还有无所条理由说，该这么做。理由之一是：里面有敌人。打仗就是要彻底完全消灭敌人，有错吗？战争是残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过有看点的是：近期发生两场大的战争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标准。
当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制定的。《人》分阶级。各自都可制定出法律来对付对方。谁掌权谁说了算。因此，法律没有泛人类的。就如《爱》一样没有泛爱。
翻开近代史，《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事例很多。有一个共同点是：不说！只做！
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美国两核弹。
中国有蒋介石、汪精卫、邓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是不乱杀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都不杀。《优待浮虏》。
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来自于《孙子兵法·谋攻》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瑰宝之一，具有高超的战略策略，在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展现了毛主席的独有智慧。
毛主席主张总体上优待俘虏，根据战俘的表现和意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者特别处理。无论是在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都充分体现了战时人道主义精神，在宣扬我军“正义之师”的同时，壮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成为我党的一把锋利武器，为赢得战争、巩固政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一起梳理毛主席战俘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从中学习毛主席的另一个伟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被动宽容”。
土地革命战争长达十年，每次战斗无论孰胜孰负，都免不了有对方的俘虏。如何对待俘虏，不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赢得战争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知历朝历代兴衰的规律，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初，他就曾明确规定：不搜拿俘虏的财物，不打骂、不侮辱俘虏，给俘虏与红军战士一样的物质待遇，发路费给要求回家的俘虏等。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遭受重创后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分战士面对秋收起义的惨状，产生了消极情绪。
毛泽东当即做出规定“凡不愿意留队者，可以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
这一规定是毛泽东有关处理俘虏思想的重要根据。内战双方的士兵，几乎都来源于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当兵吃粮”或参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当人对待，这一方的士兵就愿意冲锋陷阵。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红军，瓦解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制订了处理俘虏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到达遂川，在此活动期间，针对部队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六项军纪。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
“不搜俘虏腰包” 这条规定，旨在尊重俘虏的人格和保护俘虏随身携带的钱财或贵重物品。
这项规定很快运用于战争实践。1928年2月18日，红军与敌军500余人（朱培德部一个营和靖卫团）在宁冈新城激战，全歼该敌并俘虏100余人。
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个别战士打骂俘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不久，即制定了既尊重俘虏的人格，也保障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去留问题上尊重俘虏意愿的4条政策。
它的实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虏视作误入歧途的难兄难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远在异地他乡作战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费，也很难顺利回到家乡，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视或迫害。
因此，对这些俘虏而言，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来当红军。
据盛仁学等回忆，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红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第八项，即优待俘虏项。
另据老红军杨至诚回忆，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意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由此可见，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主要是毛泽东制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泽东所部就已执行了较为明确、系统的优待俘虏政策。
优待俘虏政策，对创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枪炮无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就是释放俘虏、医治敌方伤兵两事。”
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打破了敌入“共匪见人就杀”的恶劣宣传，尤其是敌方中下级军官，如营长、连长、排长俘虏过来后，经过一番宣传，有些返回敌方后，不仅起到击破敌军谣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在革命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些愿意留在红军的俘虏，给红军提供了兵源。
1928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红军最初的起义部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从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虏兵中改造补充。甚至一些中下级军官，也是“俘”来即用。
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汇报红军士兵情况时提到“现在的下级干部，因死伤的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许多俘虏在宽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红军部队，俘虏甚至在红军人数中占了很大比例。
对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的杨池生对此办法有“毒矣哉”的感叹。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战斗伤亡和井冈山地区人烟稀少等原因，红军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虏之外，兵源难以得到补给，此种政策的实施，也是万般无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留下来”、“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
他强调对俘虏应“不搜身”、“不侮辱”，进行宣传教育，并实施与我军一视同仁的生活、 医疗待遇等，认为这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必须让全军高度重视。
会后，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对优待俘虏问题做了四项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使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确立。
1930年6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从战略策略的高度以条例的形式对训练和教育俘虏兵做了具体规定。
1936年3月2日，鉴于个别红军战士对被俘的军官有剥衣服等侮辱性举动，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等红军将领，重审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要求加大优待俘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体战士明白其中的战略意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俘虏参加红军。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彭德怀等，要求“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弃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并将投诚的敌军官兵和各红军部队在前线的俘虏全部送到后方，由军委加以训练。这为处理俘虏确定了量才录用的重要原则。
据统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仅两年多的时间，红军共歼敌五十一万余人，其中俘虏将近二十万人。绝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改造后参加了红军，这既壮大了红军，又在无形中削弱了国民党军。
另外，正确的俘虏政策不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革命队伍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优待俘虏的策略，尽管红军遭遇到过多次重大的挫折，也总能抓住时机星火燎原。《宁可错杀不可放过》是谁说的
《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的？《是谁说的》还重要吗？《是谁说的》己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看《是谁做了》。
《几千个人的一个医院里混进了敌人，就对整个医院狂轰烂炸》。《几百个人的难民营里发现有敌人，一导弹全给灭了》。《十几个人坐在救护车里，据说有一个敌人，全车人归天了》。还有多少？不得而知。几百万人一直居住的地区，发一通知要求离开，不离开被狂轰乱炸死了的自认活该。
没有谁承认《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谁说了。而是做了。还有无所条理由说，该这么做。理由之一是：里面有敌人。打仗就是要彻底完全消灭敌人，有错吗？战争是残酷的要死人的。是不是理田很充分。
不过有看点的是：近期发生两场大的战争中，似乎存在不同的标准。
当然，也能理解，法律是《人》制定的。《人》分阶级。各自都可制定出法律来对付对方。谁掌权谁说了算。因此，法律没有泛人类的。就如《爱》一样没有泛爱。
翻开近代史，《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事例很多。有一个共同点是：不说！只做！
如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美国两核弹。
中国有蒋介石、汪精卫、邓小平的六四。
唯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工农红军》是不乱杀的。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都不杀。《优待浮虏》。
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来自于《孙子兵法·谋攻》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毛泽东《优待俘虏》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瑰宝之一，具有高超的战略策略，在世界战争史上独一无二的，展现了毛主席的独有智慧。
毛主席主张总体上优待俘虏，根据战俘的表现和意愿予以释放、量才录用或者特别处理。无论是在艰难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无论是对内战争，还是对外战争，都充分体现了战时人道主义精神，在宣扬我军“正义之师”的同时，壮大了革命力量，起到了瓦解敌军的作用，成为我党的一把锋利武器，为赢得战争、巩固政权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今天，我们一起梳理毛主席战俘思想的形成、发展历程，从中学习毛主席的另一个伟大的智慧。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被动宽容”。
土地革命战争长达十年，每次战斗无论孰胜孰负，都免不了有对方的俘虏。如何对待俘虏，不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而且是赢得战争的策略问题。
毛泽东熟读二十四史，深知历朝历代兴衰的规律，在领导武装斗争之初，他就曾明确规定：不搜拿俘虏的财物，不打骂、不侮辱俘虏，给俘虏与红军战士一样的物质待遇，发路费给要求回家的俘虏等。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遭受重创后的秋收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部分战士面对秋收起义的惨状，产生了消极情绪。
毛泽东当即做出规定“凡不愿意留队者，可以回到农村去工作，一律发给五块钱的路费，并开具介绍信”。
这一规定是毛泽东有关处理俘虏思想的重要根据。内战双方的士兵，几乎都来源于贫苦农民和破产的手工业者，几乎都是为生活所迫而“当兵吃粮”或参加革命的，哪一方能真正把士兵当人对待，这一方的士兵就愿意冲锋陷阵。
为了争取更多的人参加红军，瓦解国民党军队，毛泽东制订了处理俘虏的基本政策。
1928年1月，毛泽东率部从宁冈到达遂川，在此活动期间，针对部队的种种不良现象，毛泽东为红军制定了六项军纪。不久，又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
“不搜俘虏腰包” 这条规定，旨在尊重俘虏的人格和保护俘虏随身携带的钱财或贵重物品。
这项规定很快运用于战争实践。1928年2月18日，红军与敌军500余人（朱培德部一个营和靖卫团）在宁冈新城激战，全歼该敌并俘虏100余人。
在返回根据地的途中，个别战士打骂俘虏。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不久，即制定了既尊重俘虏的人格，也保障俘虏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去留问题上尊重俘虏意愿的4条政策。
它的实施，真正做到了把俘虏视作误入歧途的难兄难弟。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远在异地他乡作战被俘者，即使有一定的路费，也很难顺利回到家乡，即便回去了，也常常遭到鄙视或迫害。
因此，对这些俘虏而言，较好的出路就是留下来当红军。
据盛仁学等回忆，1928年4月3日，毛泽东在桂东沙田向红军逐条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中的第八项，即优待俘虏项。
另据老红军杨至诚回忆，1928年4月“毛泽东同志曾有这样的指示：在战场上抓到俘虏，一不许打，二不许骂，三不许搜腰包，有伤的还要给治疗；愿意留的，吸收参加红军，愿意去的，发给路费遣送回家”。
由此可见，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主要是毛泽东制定的，至少在1928年4月之前，毛泽东所部就已执行了较为明确、系统的优待俘虏政策。
优待俘虏政策，对创立和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枪炮无法代替的作用。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对敌军的宣传，最有效的就是释放俘虏、医治敌方伤兵两事。”
这种优待俘虏的做法，打破了敌入“共匪见人就杀”的恶劣宣传，尤其是敌方中下级军官，如营长、连长、排长俘虏过来后，经过一番宣传，有些返回敌方后，不仅起到击破敌军谣言的作用，而且有效地瓦解了敌军的斗志。
在革命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些愿意留在红军的俘虏，给红军提供了兵源。
1928年，经过一年多的战斗，红军最初的起义部队，损失了近三分之二，大量的士兵从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等各部的俘虏兵中改造补充。甚至一些中下级军官，也是“俘”来即用。
11月25日，毛泽东在给中央汇报红军士兵情况时提到“现在的下级干部，因死伤的太多，往往昨日从敌军俘虏过来，今日即要他当排长，甚至当连长。今年二三月间的俘虏兵，现在有当了营长的”。
从他的报告中可以看出，红军执行优待俘虏的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许多俘虏在宽容政策感召下加入红军部队，俘虏甚至在红军人数中占了很大比例。
对此，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九师师长的杨池生对此办法有“毒矣哉”的感叹。
另一方面，在革命的初始阶段，由于战斗伤亡和井冈山地区人烟稀少等原因，红军的兵源很有限，除了改造利用俘虏之外，兵源难以得到补给，此种政策的实施，也是万般无奈之策。
1929年12月底，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即“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留下来”、“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
他强调对俘虏应“不搜身”、“不侮辱”，进行宣传教育，并实施与我军一视同仁的生活、 医疗待遇等，认为这是对敌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必须让全军高度重视。
会后，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对优待俘虏问题做了四项明确规定。这些规定，使红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得到了基本确立。
1930年6月，毛泽东又主持制定了《红军第四军各级政治工作纲领》，从战略策略的高度以条例的形式对训练和教育俘虏兵做了具体规定。
1936年3月2日，鉴于个别红军战士对被俘的军官有剥衣服等侮辱性举动，毛泽东、彭德怀、杨尚昆联名致电林彪、聂荣臻等红军将领，重审优待俘虏的一贯主张，要求加大优待俘虏的政治教育工作，使全体战士明白其中的战略意义，以真诚的态度欢迎俘虏参加红军。
1936年8月13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杨尚昆联名致电彭德怀等，要求“为加强统一战线的活动与争取白军工作，需要从俘获的白军官兵中施以着重的政治教育，并特别优待，以便训练出一批可以弃走各方的人材（才） ，至少可做联络交通”。并将投诚的敌军官兵和各红军部队在前线的俘虏全部送到后方，由军委加以训练。这为处理俘虏确定了量才录用的重要原则。
据统计，从1931年1月到1933年10月，仅两年多的时间，红军共歼敌五十一万余人，其中俘虏将近二十万人。绝大部分俘虏经过教育改造后参加了红军，这既壮大了红军，又在无形中削弱了国民党军。
另外，正确的俘虏政策不断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把敌人所谓“共匪见人就杀”的欺骗，立即打破。
革命队伍由于正确地执行了毛泽东优待俘虏的策略，尽管红军遭遇到过多次重大的挫折，也总能抓住时机星火燎原。
文革开始之后中共中央一线领导刘邓表现得相当活跃。1966年6月8日，当时就有以刘少奇为主的一线领导人所支持的工作组在全国遍地派驻。其中一支由528人组成，他们进驻的是清华大学，这个工作组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工作组。进驻后，立即就着手罢免掉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还有一些重要机构负责人，甚至罢免到了班主任与政治辅导员的一些基层干部，并顺利接管了清华大学的各级机构。
这个当时全国最大的工作组直接得到刘少奇的亲自过问，期间还指派了其夫人王光美领导清华大学的工作。但因为工作组行为粗暴，激起了学生的反抗，最后清华大学902班学生蒯大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右派”，并被监禁，计有50多名反抗的学生与教师被打成“蒯氏人物”，约在三十天到四十天里面，有500多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致使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学生与教师多人自杀，其中两人死亡。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所谓文革开始期间的时间，这些事情发生在1966年6月8日。而二个月后，1966年８月５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用铅笔在一张6月2日的《北京日报》空边上写下211个汉字，全文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毛泽东这段文字就是著名的《我的一张大字报》。里面直指因为有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这里指向其实就是以清华大学为典型的以刘少奇为首的工作组，当时全国类似的工作组多如牛毛，清华大学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
有一位网名叫“老浅”的讲述过类似经历，他说，“1966年初，我因为得了血吸虫病，治疗后回家休息。我看到了城市的文革初期的红卫兵造反的情景。广大的师生被他们揪斗、游街、戴高帽、女同志剃阴阳头、在猛烈的太阳低下穿着貂皮大衣示众等等体罚。顿时大学校园里白色恐怖迷漫。稍有对工作组有异议，就戴上反工作组的帽子、戴上假左派、真右派的帽子。
有一天早上，我在本市的大字报墙上看到了一篇大字报，是转抄毛主席的大字报，这就是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杭城发生了。某天在杭州省体育场，召开了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质问工作组执行的那条路线？就是毛主席在大字报中所说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家离省体育场较近，我也去看了，那种场面可以称得上惊心动魄。群众的情绪高涨的程度到了沸腾。一种感觉到从没有的舒畅，似乎真的就是冲破牢笼的感觉。
我的病假到期后。带着一股憧憬，热情，回到农场。尽管我们农场离市区只有27公里，但政治气候却相距何止十万百千里。回到农场如同从火炉里跌入冰窖里，农场的工作组非但没有撤离，还正在“热火朝天”的整人。我同一个寝室的室友仝国庆（化名），因为其家庭出身为坏分子，个人表现一般。这次正好是工作组的靶子，他头上戴了用油毛毡做的二尺高的高帽子，胸前挂着细铁丝吊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坏分子－仝国庆。在烈日下，油毛毡上的柏油熔化后流得脸上衣服上都是柏油。其情景惨不可睹。”
从以上可见，无论是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直至到杭州农场的工作组，以及遍布全国各地同样在刘邓指导下的工作组，他们对群众的迫害就是直接点燃人民群众起来反抗，直至批斗所谓“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导火索。其实《文革中谁开的第一枪相当明了》。虽然它们被某些人有意识地掩盖，但这段历史离开我们实在太近，非常容易地搞清楚。而如果文革就是所谓迫害的动乱活动，那么《谁先搞起的迫害，其实也一目了然》。
老浅他说，“我回到农场后，把我带去的宣传资料分发给大家看，个个都义愤填膺。但屈服于工作组的淫威，敢怒不敢言。那天在我们的寝室里集聚着很多的人，一直到深夜还没散去。第二天，工作组组长叫我到工作组办公室谈话。主题是：你出身好！是工人家庭出身，不要与阶级敌人混在一起。要注意阶级立场。本来你是要吸收进红卫兵的。但因为你在治病，无法参加，等明天开会讨论通过。另外听说你带来的传单，是小道消息，交给组织。
这次谈话结束后。我回到寝室，整整的思考了一天。最后，自己抄写了一张大字报《工作组执行的是什么路线？》从起草到张贴，刻传单。只有一个半哑巴帮我。同情支持的人不少。但敢于出面帮助的人没有。当我写了大字报后，又到各个队都发了传单。第一次，农场的文革之火点燃了。各个队相继都成立了战斗队。我们也成立了第一个战斗队《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这时已经是66年的下半年了。农场各战斗队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讨成立全农场的组织。从此农场的文化大革命就正常开展了。”
如果没有毛泽东写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如果这些工作组继续存在，而当时群众反抗得不到毛泽东支持，那么文革的历史就可能被改写。中国有可能将更早地实行起官僚专权的走资派特色政治制度，而所谓大批被打倒的“右派”也不会是部分官员与部分的知识分子，而是一些学生与群众，当然还有站在学生与群众一边的部分领导干部与部分知识分子。
常理上就可以推翻一种看法，假设毛泽东真的是因为与刘少奇争权夺利的话，那么文革也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66年之后根本就不再需要，更不可能会延续十年时间。
刘少奇指导下的工作组在全国激起普遍的反抗之后，刘少奇他本人也就跟着完蛋了，批判他的大字报源源不绝，个人声名狼籍。到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虽然仍旧挂着国家主席的名头，但已经没有资格，也不再有能力组织起任何有力的，犹如工作组的机构。所以在事实上，无论是认为文革是毛泽东为了争权夺利的说法。还是认为毛泽东杀戮开国功臣巩固自己的地位，它们在逻辑上都说不通，因为在文革的前后很短时间里面，而能够威胁到毛泽东政治地位的人都已经不存在，文革完全没有必要延续十年时间，其实还远远不止十年时间。
假设毛泽东在1976年没有逝世，那么文革还可能会继续延续下去，如果暂时停止，它还是会再次发动起来。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中说过一段针对文革运动的话，此信写好后，交于周恩来与王任重看过，他在信中这样说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
关于“跳出来”，这些事情都不出毛泽东所料，文革后首先跳出来抓捕与迫害群众，开了第一枪的就是最后被认定的“走资派邓小平”或者现在人描述的一群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权贵”，这些也许毛泽东早就看到了结果。
毛泽东多次说过文革需要7、8年来一次，这远远超出了什么争权夺利，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要杀戮开国功臣的范围。所以从个人私利的文革视角，所持有的依据，它们只是普通人、普通地停留在表面上的理解，很多与更多的事实依据不相符。至于走资派邓小平的看法，也就是目前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的主流意见，认为毛泽东晚年健康问题所致，那些依据更加地站不住脚。
文革开始前后毛泽东很健康，所有留下来的文字足够证明毛泽东不但不糊涂，而且智慧依旧。文革是毛泽东经过了深思熟虑，有计划地、有步骤地一项大事情。直至到死，毛泽东认为文革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二件大事之一。打倒蒋介石，成立新中国。批斗走资派，文化大革命。
批斗走资派，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理论思想体系的一次重要实践。为什么要这样地理解《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有存在共产党内《政变》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牺牲了2800万烈士所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最大一个难题就是《防止政变》，这个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完整历史可以参考，哪怕是苏联也不过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早了几年成立而已，社会主义国体在历史上完全是新生事物，无产阶级政权在历史上是从没有过的事情。自然，保持住无产阶级政权不被纂夺政变，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参考资料可寻，这些也成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毛泽东就怕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所纂夺政变，牺牲了2800万烈士所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后兑变成富人土豪的天下，成为走资派资本家权贵们免费的午餐，那对2800万的烈士与毛泽东本人将会是一个多么大的嘲讽？
毛泽东找到的道路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革》还有一个别名，也可以说是文革中的一些手段通称，就叫《大民主》，老百姓人人起来监督政府官员。
毛泽东认为依靠群众的民主力量能够防止党内干部兑变成权贵，防止新生的共和国成为权贵与富人们的天下。
我们看看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人是谁？那么也就清楚了文革针对的是谁？首先受到冲击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所谓的“右派”他们多数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当官的”，这部分人起码占据到当时所谓右派的90%以上，再就是部分“知识分子”。如今网络上的网友，最近也给他们取了一个别名，把部分“知识分子”们称呼为“砖家叫兽”。
文革中受冲击的人归根到底，相比当时来说，也就是我们现今社会里所称呼的权贵与一部分“知识分子”精英，当然还有就是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地主或者资本家等一类人，因为防止的就是无产阶级政权被资产阶级所颠覆，所以对这部分人的警觉，也导致了他们受到的冲击也非常强烈。
毛泽东为何要先整顿干部？原因很简单，普通人不难理解，当一个人有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服务员，当然会认为自己档次高了，人在哪个时候是很容易变的，显然毛泽东没变，但有人已经变了。毛泽东这样说道：“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
换句话说，人到这个时候，就将脱离原先的阶级，而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引成了一个新的阶级，而他必定会走到原来自己哪个阶级的对立面去，除非信仰与立场特别坚定。但当时干部远远达不到这个“特别”的要求，所以就需要他们改造思想，文革中“关牛棚”之类有一个名称，就叫“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换句说话，就是改造立场不坚定者思想不至于兑变。
关于文革其实还可以这样地看待：它就是一场战争，是一场关于资产阶级重新掌权与无产阶级继续掌权的战争。
但显然这场战争以无产阶级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有很多。笔者认为，最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没有吃透毛泽东思想，也没有领会到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毕竟大多数人是凡人，不是先知，这么能看到超前的事情呢？当然，现今社会的一切事实已经注解了一切，过去防止的富人权贵专政的噩梦，人们已经得到。事实证明无产阶级政权已经被颠覆了，富人与权贵们成为了骑在无产阶级头上的统治者，这些自然也无需证明什么，当今社会现实就是如此。
左翼学者罗伯特.威尔采访了大量中国工人，他在那次调查报告中这样写道：在毛时代，工人们工厂有一定程度的控制权，他们可以提出意见，而且往往被采纳。这个现象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达到高潮。那时候，“他们是领导阶级，工人阶级说了算。”但是现在没有人听他们的，他们没有了权力。一次又一次，这些工人表达了对主人公意识的失落，集体财产被事实上偷走了，他们为工厂干了一辈子，他们从前享受的各种权利全部被剥夺了。郑州一个工人从理论上分析这个情况，解释说现在的体系是“官僚资本主义”，这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这个分析直接来自列宁的“怎么办？”“从表面看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主要是政治问题。“政府到现在为止推行的民主改革把毛泽东的革命颠倒了，让工人的生活颠倒了，这是对工人阶级的报复。”
而从另一面来来，过去光荣的统治阶级，毛泽东呕心沥血所想保护的那群人，哪个阶级。而在现今，他们其中有些人因为潦倒而看着自己妻女姐妹走进夜总会去为新政权的权贵们服务，也许那是最深刻而又嘲讽地显示了什么叫“政权被颠覆”，什么叫做“失败者”。
毛泽东早就说过：“农民在乡里造反，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乡里消息传到城里来，城里的绅士立刻大哗。我初到长沙时，会到各方面的人，听到许多的街谈巷议。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眼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很进步的人也只是说：“这是革命过程中应有的事，虽则是糟。”总而言之，无论什么人都无法完全否认这“糟”字。“
文革批判走资派，改革让工人下岗。这是正反面的事实。
《走资派》一群人。这群人中都是有权、有势、有钱、有文化、有话语权、掌握国家机器的一群人。
《走资派》一群人在文革中都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反对文革。
文革后期在毛泽东领导下造反派们夺了一部分走资派的权。
但毛泽东逝世后很快又被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复辟资本主义。
《工人》《农民》《学生》不具备上述优势。底层人。
这两群人就形成了《阶级》。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
文革中《工人》《农民》《学生》批斗《走资派》。这叫《阶级斗争》。从官方定性上没有判一个走资派为死刑的。
改革中《走资派》让《工人下岗》，农民成为廉价的《农民工》。
打破了农民们组织起来的《人民公社》《社办工厂》，使几亿的农民成为一盘散沙四处流浪出卖劳动力，有时还欠薪，用完了不管生死病死又赶回农村等死。
彻底砸碎了几千万熟练工人的《铁饭碗》，让他们重头开始找工养活自己，有的年大多病无法再工作只能等死。
有些下岗女工只好出卖自己的身体。这不叫《阶级斗争》吗？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掌握后判了多少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工人农民中的领导人为死刑死缓几十年不等的人，有的甚至被处死被送进牢房。
有个流行语叫《共处》《共荣》《共同富裕》《共同命运体》，古代有《大同社会》等。
改革开放后大大小小的《走资派》都富了，让全民《共同富裕》了吗？
看到一个自媒体小视频上，在中国中西部一个比较穷的地区，一家富豪母亲和儿子两人住在一个三千多平方米的豪宅中。而在全国各大中小城市中有多少买不房的年轻人？在出卖劳动力的集市上有多少年轻人等待着有资本家来卖他们的苦力？而全中国走资派资本家们先富的一群人中的豪宅，恐怕拿古今中外的豪宅相比较，中国走资派资本家们说是第二，别的国家敢说第一吗？
文革后，这群人中都是有权、有势、有钱、有文化、有话语权、掌握国家机器的一群人，开始控诉文革对他们的迫害。从伤痕文学到如今的一切只要有文字记录的地方，都有控诉文革的内容。
而这些《工人》《农民》到何处去控诉申冤？走资派们的维稳费用有多少？警察武警城管农管文管还少吗？
毛泽东不杀人。优待俘虏、特赦战犯，不杀反革命、不杀右派、不杀走资派，不杀反共分子，不杀反毛泽东分子。
毛泽东不杀走资派和反对文革的人。
走资派和反对文革的有几百万，他们中间都是当权派，有文化的砖家叫兽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中的一部分。他们能说会道。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掌握着话语权。
走资派邓小平篡权成功以来，己四十多年的时间在控诉。
毛泽东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曾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
《文革》中的阶级是：
一边是：造反派、红卫兵、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的知识分子，爱国的资本家和其他爱国的民主人士，这些人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另一边是：走资派、保皇派、黑卫兵、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反共的右派分子，他们代表的阶级是资本家地主阶级和反动的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和坏人，大约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四、五。
文革中人口：从1949年5.4亿增长到1976年9.4亿人口，增长了74%。
9.4亿X5%等于多少？也是一个不少的数字。
文革中两个阶级的各自领导人：
一边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另一边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
请注意：两个司令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内》。又都是在新中国各级领导岗位上掌握实权。
《文革》一开始的领导人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 在文革开始时的五十多天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延续四清中的做法，把批斗的矛头对准早己定性并己改为平民身分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他们的子女们。又派工作组进大中学校对造反派红卫兵进行扣帽打压。
因而毛泽东带头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毛泽东。
从而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大串连，批斗走资派，向走资派夺权等。
刘少奇作检讨，邓小平深刻反省听了刘少奇的话错了，深刻检查认识错误坚决改正《永不翻案》。
当刘少奇病死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保证永不翻案》。
当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向华国锋写信，《保证永不翻案》。
毛泽东又说：“实在呢，如前所说，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每个革命的同志，都不应该跟着瞎说。你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好得很”是农民及其它革命派的理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3]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文革批斗走资派，不可否认，这是历史事实。但大多数走资派都活得好好的。虽然一段时间没有掌权，但打打桥牌喝喝茅胎养养身体还行的。为自己的子女能找个好工作，能上个工农兵大学，想找个老战友的关系，让在位的战反为自己的子女开个后门还是能行的。
改革枪杀老百姓，因走资派的改革正在进行时，走资派的政权还没有结束。但以经历的四十多年社会历史中存在发生过的事实来看，这几件事是不是枪杀老百姓？
一，《八九六四》。枪杀学生，这些学生都是老百姓。
二，《对越战争》。拿这么多年轻的解放军战士去打到越南境内要达到什么目的？对死去的战士家庭和受伤的残废战士又没有照顾善待。这些死去的和受伤的战士都是老百姓。
三，《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改开后经多次运动清算抓捕关押枪杀镇压文革中的造反派红卫兵。这些都是老百姓。
四，《几千万下岗工人》。虽然不是直击枪杀，但被迫下岗后的许多工人失去了工作，无经济收入来源无法生存，有的自杀家破人亡，有的妇女生活所迫出卖身体当妓女等。无法统计死了多少人。
五，《几亿农民工》。四处流浪在各大小城市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们，没有任何社保医保，受伤了伤残了，甚至有的得了职业病后，只能回到乡下等死。死了多少农民工？有谁统计过吗？有谁关心过吗？又有谁帮助他们控诉过吗？走资派特色政府允许农民工控诉吗？被欠薪了要不到工钱能去上访吗？上访的路上恐被抓起来了。
六，《煤矿的童工》《得了钙肺的矿工》等工业上打工的人们死了多少？
七，《因有毒食品造假食品所造成的人命》有多少？
八，吸毒之死、自杀之死、娱乐之死、精神之死等非正常之死有多少？
新中国发展建设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毛泽东更加不再迷信中国共产党内的大小各级官员了，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学生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开始了在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发动学生对各级政府中的也是共产党内的官员们，即复辟资本主义老路的当权派们，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从1966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对走资派的斗争后，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改变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改造。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毛泽东和他的红卫兵造反派们的革命信心。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多次说过：对于官员的腐败不作为脱离人民群众，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毛泽东说，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直接参与企业，军队，文艺，教育所有社会管理，因此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文革》。
1987年至1997年间，吴冷西带病写出了对研究当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录《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揭开了历史迷雾，戳破了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散播的无数谣言，为后世了解三年困难这个特殊的历史的原因，留下了宝贵真实史料。
60年代初，毛主席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学习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在“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显示出毛主席与斯大林认识上的重大分歧。
到60年代中期，毛主席更加不再迷信党内，愈发转而发动他最信任的孩子们，即阶级斗争的「革命接班人」。加之1968年后国家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国防等成就显著，也提振了他和他的“红小鬼”们的革命信心。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我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踢开党委闹革命”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直接参与企业，军队，文艺，教育所有社会管理，因此就搞了这样一个大的尝试。
从1964年中央会议上的训斥，到1965年井冈山无限失落的悲叹，甚至包括四清运动难以收获成效，这已经得以表明：那一时期毛主席考虑的“全国性政治民主”以及群众民主如何形成固定的制度，必须被提上日程。
否则，就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只不过，他也必须准备粉身碎骨一往无前的姿态——在几近灯尽油枯的年纪。一如主席在50年代末评价苏联修正主义时说的那样：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苏联作为第一个将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其生产力的高度一度来到了文明的顶点——但是，对布尔什维克真正的考验，对这些曾以革命者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的执火人真正的考验，是当自己取得政权、掌握了几乎无限权力下作何表现。
《共产党宣言》曰：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回想列宁时期的革命者们，面临的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但是后来那些持苏联各高等大学文凭，口喊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口号入党的人，眼睛瞄的则是飞黄腾达带来的金钱、地位、特权、美女……以及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一切物质与精神满足。
毛主席1965年5月重登井冈山，在山上与王卓超等人谈及苏联修正主义特权集团时所评述的：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一年后，毛主席给予一线当权者的评语更为辛辣：中国的官员是一个阶级，而且他们的利益与工人农民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这些红色资产阶级的特权不受约束，中国将法西斯化。“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如果这个问题悬而不决，找不出新路，高喊空洞口号有什么用呢，共产主义运动前途堪忧，还不知要经历多少曲折坎坷……
毛主席痛心疾首地指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实质上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以后还要进行多次。”这成为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核心思想。
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还忧心地说：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山雨欲来风满楼。
为了彻底讨论清楚党内官僚阶级问题，还必须提到托洛茨基超前的预见性，以印证这绝非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而是在国际共运史中带有普遍性的严重问题。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广大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管理，而掌握了权力的革命者，越来越认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便不断地试图巩固和扩大手中的权力，成为了嗜权者，从而背叛了社会主义。”这也完全符合中国建国初期直至文革前，党内走资派揽权嗜权而削弱工人阶级权力的实际情况。基于以上认识，托洛茨基断定，苏联的社会性质有两种可能: 1，无产阶级推翻官僚的统治，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2，苏维埃的官僚统治阶层被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就是官僚阶级在共产党内滋生蔓延导致了第一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旧社会卷土重来，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在革命高潮时期，官僚阶级悄悄滋生往往被人们忽视，而在低潮时期有充分的时间痛定思痛，形成新的共产主义实现理论，避免重蹈覆辙，以迎接下一次共产主义革命高潮的随时到来，彻底粉碎埋葬一切专制剥削压迫旧制度，解放全人类。
西方民主制度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迷信西方的民主，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分不清《替民做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区别的缘故。
1987年至1997年间，吴冷西带病写出了对研究当代历史具有重要价值的回忆录《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揭开了历史迷雾，戳破了走资派邓小平的谣言公司散播的无数谣言，为后世了解三年困难这个特殊的历史的原因，留下了宝贵真实史料。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境界的毛泽东思想，贯穿始终的是与根深蒂固的党内走资派官僚阶级斗争这条主线。
1964年2月，毛主席和外宾讨论完修正主义的问题后，忧心忡忡对给他检查身体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我在会上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和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吴旭君赶紧劝慰说：您也得注意身体啊！
毛主席叹了一口气，又说：“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1960年3月30日，毛主席起草党内指示《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开门见山点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
毛主席的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1966年6月10日，毛主席在同胡志明谈话时曾忧心吐露：解放十几年来，我们脱离群众是很厉害的。青联、妇联、团中央都是空架子。我们的要求是不脱产，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一个月里当一个星期的官，三个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当老百姓，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样下去就可能变。这个是大方向问题！他还尖锐地指出：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义，共产党员成了官僚主义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
毛泽东曾引用一首咏泥神诗来给官僚阶级画过像：除了三餐不食这一点不像外，官僚主义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个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十分无用。
毛主席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同志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包办代替主义，这样不好——这也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个分水岭，毛泽东思想的政党学说，与资产阶级官僚政客，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学说是本质不同的。
共产党内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官僚政客邓小平们，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党学说，其建党的最终目的，就是取得执政权，再由他们“替民做主”这就是包办代替主义。
毛主席的政党学说，是要领导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所谓领导，就是在群众一盘散沙的时候，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提高他们政治的觉悟，从他们中间发现培养先进积极分子，带领组织大家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这就是“领”。
在群众已经自己组织起来的时候，就从斗争策略，路线，各方面指导引导他们，争取最终胜利，这就是“导”。
在几十年的武装革命斗争中，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主席始终都是按照这样的民主领导方式方法，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起来自己当家作主，培养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习惯，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从来没有一次，哪怕是仅仅一次“包办代替人民做主”都没有过。毛主席说过，当那一天人民真的自己当家做主了，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那共产党就该消亡了，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
说实话，西方民主制度确实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但现在很多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迷信西方的民主，那是因为他们暂时还分不清《替民做主》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区别的缘故。或中国目前现实还没有任何民主的缘故，这造成孩子们没有见过民主长什么样？很陌生，很神秘。那一天能分清了，就会跟着毛主席走。这个现在不急，因为毛主席还在回来的路上，一切还没有重新开始呢。
60年代初，毛主席在带领党内一些同志学习斯大林主持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做了大量批注和谈话。在“苏联公民或劳动者享有的各种权利”这一段， 主席特意批注：“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到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这显示出毛主席与斯大林认识上的重大分歧。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陕北的途中，在马背上激扬文字。
由长虹出版公司出版的《激扬文字——告诉你一个诗人的毛泽东》一书，以丰富的史料及背景故事，使我们得以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去探及毛泽东的性格、智慧和魅力，又是怎样以诗人的浪漫情怀书写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毛泽东曾化名“二十八画生”
在毛泽东早年创作的诗篇中，堪称佳作的是1918年4月写下的《送纵宇一郎东行》。当时，这首诗署名“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化名（毛泽东三个字的繁体为二十八画）。至于“纵宇一郎”，许多人一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的名字，其实这也是化名，他就是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
当时，罗章龙即将赴日本留学，作为他的好友，毛泽东作了这首七古诗送他：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才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湖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背馀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早在1915年，毛泽东就觉得自己身边的朋友太少，活动的范围太窄，他希望到更大的范围去结识更多的朋友。因此，暑假过后，毛泽东便用“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向长沙各校发出一则《征友启事》。
《征友启事》是用土纸油印的，文章写得流利，字体刚劲有力，大意是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朋友做朋友，并指明要结交“坚强刚毅、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最后，还引用了《诗经》上“嘤嘤鸣矣，求其友声”这两句诗，表示自己求友心切。
当时，一些思想守旧的校长觉得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于是把启事没收，不准张贴。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一位姓马的老校长，认为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于是他找到第一师范的校长，打听“二十八画生”究竟是什么人。当他了解到“二十八画生”原来就是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受到师生称赞的好学生，征友是为了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这才消除疑虑。
《征友启事》发出以后，毛泽东陆续收到了几个人表示愿意联系的来信。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曾向美国记者斯诺提及这件事：“我从这个启事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即新民学会）。这是一群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
罗章龙是新民学会的最早成员之一，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决定赴日留学。临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的其他成员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聚餐为罗章龙饯行。在码头分别时，毛泽东交给他一个信封，说内有一首诗相赠，这便是他以“二十八画生”化名写的那首《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希望罗章龙和新民学会的会友们，担当起整顿乾坤的责任，此谓“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
1927年秋天是腥风血雨的时节，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后，从上海到南昌，从武汉到长沙，从城市到乡村，反动派“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掉一人”，白色恐怖达到极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受湖南省委的委托，秘密来到湘东赣西发动群众，组织秋收暴动。他首先在张家湾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随后又改编了工农革命军。就在他奔走于浏阳、安源，动员矿工组建起义军的途中，被地主民团武装抓了起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惟一一次被捕。
然而，国民党民团怎么也想不到，在这队“共产分子”中，竟会有毛泽东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如果知道这位长发盖耳、两颊瘦削、肤色黝黑的瘦高个子便是共产党中央委员毛泽东，民团绝不敢将他一杀了事。这样的“大人物”，交上去是可以受大赏、邀大功的。但毛泽东此刻的身份只是一个企图组织“暴乱”的“乱党”分子，那自然要“格杀勿论”了。
民团士兵奉命将毛泽东等人押到总部后处死，士兵们已经脱下了毛泽东的鞋。因为按民间的迷信说法，处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可以免得将来被打入地狱的鬼魂追寻报复。然而，毛泽东却大难不死。这是怎么回事呢？
多年后，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饶有兴味地讲述了他这段经历的前前后后：“那时候，民团奉命把我处死。但是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民团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了我，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所以他们同意放我，可是队长不许。于是我决定逃跑，在离民团总部大约只有二百码的地方，我找到了机会。
“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一直躲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我，有好几次已经走得很近了，我几乎觉得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最后终于没有被发现。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脚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不久，毛泽东在率领起义军挺进湖南东部时，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
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危急关头毛泽东为什么能死里逃生？这与毛泽东对中国农村各阶层人士政治态度和经济状况的深入了解，对湖南农民运动的了如指掌是分不开的。
从1925年到1927年，毛泽东踏遍湖南、湖北的山山水水，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一系列农村调查研究文献，成为广东、湖南、湖北、乃至全国农民运动的领袖。也正因为此，他才能在面临死亡时，想到“借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想到“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也正因为毛泽东对农民的特殊感情，打柴的农民才会和他一见如故，鼎力相助。
1956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谈及这样一段往事：“‘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但因为是‘党外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
毛泽东怎么会被“开除党籍”的呢？这与当时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以及与一个名叫周鲁的人误传中央文件有关。
毛泽东在井冈山完成对袁文才和王佐两支队伍的收编工作后，1928年3月上旬的一天，一个名叫周鲁的中共湖南省军委特派员，来到宁冈砻市的龙江书院。周鲁摆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的资格，说是来执行中共中央决定的。在宣布决定之前，他批评毛泽东“行动太右”、“烧杀太少”，同时宣布取消前敌委员会。之后，周鲁宣布开除毛泽东的党籍，只让毛泽东当师长。决定宣布后，他解释，自己是看了中共中央文件后，作为中共湖南省军委特派员前来执行中央文件的。
毛泽东被“开除党籍”期间，正是中共湖南省委热衷于全省大暴动的时候。湖南省委制定了“总暴动”计划：长沙要暴动，醴陵、湘潭要暴动，衡阳、常德也要暴动……这么多地方要暴动，又没有足够的兵力，因此湖南省委命令毛泽东率领部队从江西进入湘南，支援那里的暴动。
当毛泽东率部来到湘南时，他想，特派员周鲁来宁冈时，要通过白区，随身没有携带中央文件，只是凭记忆传达，会不会误传呢？于是，他带着这种疑问去了湘南特委。在那里，毛泽东看到了中共中央文件。
那是半年之前（即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的决议。
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高峰的会议，会议狠狠批评了毛泽东放弃进攻长沙，转向井冈山斗争完全是“背叛”了中央原先的计划，并认定毛泽东有“军事机会主义”的错误：“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销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原来是周鲁误传了中央文件。幸好毛泽东及时看到了中央文件。此后毛泽东很快恢复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井冈山的党代表。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把原先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部队达到了一万多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如此大的声势震动了南京，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
就在这时，湖南省委派人送来一封写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省委决定红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江南发展，留袁文才一营守山……”
毛泽东看信后很恼火，敌人正在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二次“围剿”，怎么能在这样的时刻，将部队主力调到湘南去呢？于是，毛泽东召集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通过表决，包括朱德、陈毅、宛希先、刘真等绝大多数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觉得省委的指示“不适宜”。
这样，毛泽东以联席会议的名义，给省委写了一封回信，认为：“湖南的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攻……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会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毛泽东还特别提醒省委，如果红军离开井冈山去湘南，会“虎落平阳被犬欺”。
然而不久，在永新乡下做巩固根据地工作的毛泽东还是听到消息：28团、29团离开了井冈山，正朝湘南进军。得悉红军主力前往湘南，国民党调集了第三军5个团和第六军6个团一起乘机联合猛攻永新县。毛泽东率领装备很差的31团苦苦抵抗25天，最终还是将永新和宁冈放弃了。
最惨烈的是湘南之战，29团在恶战中几乎全团覆灭，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等百余人。而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率部叛变投敌，使该团又丢失了三分之一兵力，红四军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竟死于叛徒袁崇全的枪下。
毛泽东愤懑之极，为挽回局面，他亲率31团三营前往湘南，迎回红军主力。而留下的31团一营两个连，在黄洋界哨口用妙计战胜了敌人四个团的进攻。毛泽东获悉黄洋界保卫战大捷后，诗兴骤起，挥笔写下了《西江月·井冈山》这首千古名诗。
《西江月·井冈山》
作者：毛泽东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