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蒋介石军战犯被全部释放

文革中蒋介石军战犯被全部释放

 

《文革》中的1975年毛泽东决定释放所有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犯。

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1974 年12 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泽东问的人，公安部长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况后如实汇报。

建国后从1959 年到1966 年春共特赦了6 批战犯，释放后，头面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 元，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准都很低，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 元。当然比他们在监狱的生活差。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延续。停止特赦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还是全部放了。

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找公安部长谈话，了解情况。公安部长责成公共安全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建国25 年，这些战犯关了25 年，大都六七十岁，年老体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 12 月12 日，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共安全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共安全部工作。统战部派童小鹏参加，调查部是部长罗青长参加。

公共安全部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日以继夜的工作，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时间、改造中的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 12月23 日，周总理在临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来的战犯名录后，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人大讨论后送党中央、毛主席审批。

四届人代会的召开为释放战犯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气氛。这是公共安全部部长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公安部长到公安部各单位办公室和大家见面。李震自杀后，清查中将提意见的同志压下去，部里各个单位领导，多是由军队干部或造反派担任，老公安结合得比较少，结合了也只担任副职，所以这些同志都坐在后面、边上，公安部长主动过去和他们握手，谈话。

公安部长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打印若干份，与会者人手一份， 以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开会研究，他要亲自主持会议。一直到四届人大结束才有时间办这件事。

姚伦从1946 年就做审讯工作，对战犯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战犯的名单，一个一个地过，议论每个人的各种情况，发现名录所写的情况有错误，当场改过来。会后预审局的同志随时整理，重新打印，再发给与会者。

将每个人的情况搞清楚后，大家再进行分类，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特赦，为什么，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公安部长主持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将种种想法都提出来，反复进行比较、研究。 12 点时，食堂准备了宵夜，每人一份。

经过反覆讨论研究，由公共安全部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共安全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 2 月27 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

毛泽东说：“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 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毛泽东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毛泽东说：”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泽东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类处理。

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感到主席气魄大，胸怀广阔，毛泽东就是要放民愤大的。因为放这样的人对社会震动大。

公安部长先召开公共安全部核心小组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然后火速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公安部施义之、姚伦，统战部童小鹏、调查部兼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罗青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新华社和外交部的领导，研究落实方案。

首先是落实一个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公安部长说：大家要深刻领会，精心核对战犯数字，不要打埋伏。特别问施义之：“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施义之说：“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公安部长又亲自翻材料，释放的6 次战犯和这次战犯的名单与1959 年第一批特赦战犯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856 名对上，一个也不少。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童小鹏等都说没有问题，公安部长才放心。为了万无一失，公安部长说：会后，公共安全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的战犯及处理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查明后，公安部长如实一一报毛泽东。

在清理在押犯时，发现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将军长赵自立等25 人本属不该关押的起义投诚人员，经报中央批准，先将他们释放，落实政策。然后公安部长说下一个议题，研究召开全国“四长“会议的事。 「四长」指各省的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局局长。特赦、安置战犯涉及这四个部门。这次规定特赦人员由统战部管理，与公安部门彻底脱钩。这与前6 批特赦人员的管理完全不同。必须使这些同志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才能将这项工作做好。

大家研究决定每人每月发100 元，和以前特赦的头面人物一样，这样比北京地区17 级国家干部还多2元。 17 级干部就是正科级，因多年不提工资，不少处长、局长也只是17 级。

每人发给新制服装，什么颜色，因为囚犯是黑色的，大家说做蓝色的。什么样式，有的说他们喜欢中山装，有的说军便服，公安部长说：“就用军便服吧！”大家也同意。决定每个人要量体裁衣，要做得合适。

从1974 年12 月23 日周总理审查名单到1975 年2 月27 日毛泽东批示，名单人数由323 人减为318 人，又死亡5 人。每次开会，公安部长都叮嘱施义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他是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国民党第12 兵团中将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问题。施义之通知抚顺、北京、西安、济南4 个管理所要有专人负责战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谁也不能打包票，因为他们多年患有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天遂人意，从2 月27 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死亡。

3 月5 日，四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内容是两个，第一，释放25 名起义投诚人员；第二，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到会300 人，除各省的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厅厅长外，还有中央有关的各委，总政、总参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是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公安部长亲自主持。

话通知辽宁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人员要在第二天（11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看到简报，也很满意。

293名特赦战犯住进前门饭店，10人要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烫手山芋，世界瞩目，毛泽东很满意。

1975 年３月17 日下午，公安部长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 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 名，党政人员21 名，特工50 名；伪满战犯２名，伪蒙战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全部释放战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的意愿。西安事变后，1937 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当时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政治犯。 政治犯就是国民党从1927 年后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合作，国民党要表达诚意，要释放政治犯。解决台湾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国民党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决定特赦战犯，而且一个不留，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地全部特赦。这是抛向蒋介石、蒋经国的一个绣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这个政策早在1956 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19 次会议上就宣布过。

[yongbing1993]

地球容得下加沙平民妇女儿童吗




《中美》“这麽两个大国，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衝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

《想改变对方》？是中国想改变美国？？？还是美国想改变中国？！

奴才对皇上说，奴才不想改变皇上，皇上一耳光打上来，奴才还是，一个独裁者。

走资派篡权上台四十多年来，什么时候想改变美国了？

走资派邓小平奴才式的访美，是以小学生的身分向美国学习的。

这次走资派习近平的发言，象不象一份述职报告。拜老油条会听吗？这是两国之间的外交。不是太监向皇上述职。

走资派江朱以出卖中国利益得到美国允许入世贸。

走资派胡温以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在经济上救了一次美国。

这次习又在战乱中救了拜老油条或说是美国一次。全世界都在抗议种族灭绝之际，中国走资派习近平支持美国。

走资派习李汪以美中为夫妻关系，嫁夫随夫。想改变美国吗？

而美国想改变中国，自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而且还很成功。这是不争的事实。今天的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哪一个不是美国各届政客手中的玩物。

每每出于某种需要打中国牌要用时，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招之即来。每每需要用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向别国警告时，就以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为《杀鸡禁猴》来用。

以耍猴式地玩弄于股掌之中。狠狠地抽几个耳光，又假惺惺地用手摸一下，问：痛不痛？奴才回答，不痛！奴才该打。乐此不疲。

真是奇了怪了。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官员这种奴才式的思维，是不是看清朝电视剧多了，还是无知，无能？还是白痴。

《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是在自言自语。是在对中国走资派特色政府自己说。对美国说，有用吗？美国能听吗？

一个妇女遇到强奸犯，妇女说，在月经期，双方不想干不可以干行吗？

这种无知白痴的话还反复出现。上述这话己在多次讲过。在国内有前后三十年不否定。世界命运共同体等。

《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两国，他们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

这个地球容得下加沙平民妇女儿童吗？

在这个节点上，抛开美国之前对中国的打压不说。抛开美国强烈坚决支持以色列不提。就是看到加沙死亡的平民妇女儿童的份上，避开见面一言不发，也算是对这些加沙死亡的平民妇女儿童的同情，对整个加沙乃至中东百姓的安慰。

是的，加沙乃至中东地区的资本家地主也都是想投降西方列强的。

然而中国《习近平称，他和拜登是中美关係的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对人民》？中国的人民。

中国这么富，怎么容不下工人农民们的免费医疗？

中国这么大，不想容台湾独立？

资本家这么富，不想给打工人多发点工资？

《对人民、对世界》？

对加沙的人民？《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

走资派习近平：《中美关係要放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这个大背景下来思考和谋划，爲两国人民带来福祉，爲人类进步展现担当。》

《爲两国人民带来福祉》？中国这么富，都富了哪些人？富了的财富都去哪儿了？中国几亿人每月收入不到一千元？这是大走资派说的。还说，人在做，天在看。

别总在《中国梦》中不醒。无能换个人做试试也行。

[yongbing1993]

美国两颗核弹为啥不扔延安地区




在博文《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打败日本鬼子》中有一评论：

《你自嗨的还很高兴！没有美国的核弹，苏联的铁流，中国这些戏法能把日本赶出中国？恐怕你自己也不相信吧？》

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美国，轰炸了夏威夷珍珠港的战舰和军事目标。350余架日本飞机对珍珠港海军基地实施了两波攻击，投下穿甲炸弹，并向美国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发射鱼雷。美军毫无防备，他们在爆炸的巨响中醒来，仓促进行自卫。这场先发制人的袭击在90分钟内结束，彼时，日本炸沉了四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炸毁188架飞机，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则更多。攻击中约有2400名美国人丧生；另有1250人受伤，这是对美国一个巨大的震骇。攻击过后，日本正式向美国宣战，次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讲，他随后签署了对日本帝国的正式宣战声明。几日之内，纳粹德国与意大利向美国宣战，而美国也迅即予以了宣战回应。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了一颗原子弹。

日本入侵中国是：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七七事变）之后开始。

1937年到1941年，从1941年再到1945年。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胜利靠的是《美国的核弹》吗？

日本入侵全中国八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地区十四年，屠杀了多少中国的平民妇女儿童？是靠《美国的核弹》取得抗战胜利的吗？

而《美国的核弹》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扔的吗？

本博是不相信的。恐怕美国人也不会相信是为中国抗日扔的。

美国两颗原子弹炸死了多少平民？

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炸死了多少平民？当然是日本平民。

值得为此感到高兴自傲吗？甚至到今天还为此宣扬点赞，要中国人感谢美国主子吗？

按说，美国两颗原子弹为什么没有扔在延安？

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如此恨共产党，美国两颗原子弹足够全部消灭共产党及亲共的人了。

然而，美国人没有将两颗原子弹扔在延安。

知道为什么吗？

是不是马户又鸟们感到美国人没你们聪明？应该骂美国人啊？

美国人笨吗？不！比你们马户又鸟们聪明多了。

在《美军观察员亲自视察体会地道战》博文中说，

“此时正值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之际，中国战场却出现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观：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一溃千里，另一方面毛泽东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蓬勃发展。美国政府瞠目结舌之余，不得不考虑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延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美国政府瞠目结舌之余，不得不考虑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延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美军延安观察组由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部派出，目的具有军事与政治的两重性：既要搜集日伪情报，还要考察中共方面的军事实力和探讨将来与之合作的前景。其成员除16名军人外，还有2名外交官任政治顾问，美国驻华使馆武官代表瑞德上校担任观察组组长。“

“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资深特工，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因此对共产党八路军最初从心底是不看好的。“

为什么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延安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启示之一：美国政府历来是奉行《弱肉强食》。

美国政府一开始是大力支持蒋介石国民党的。

如同今天美国支持乌克兰样。

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当年访美和在美国国会演讲，可比乌国泽司机可风光多了。

然而，蒋介石国民党不争气。

美国政府毫不含糊迅速改变战略，放弃蒋介石国民党，转而谋求同毛泽东共产党接触要求合作。

感兴趣的翻翻历史，例子很多。这里没时间和精力全例举了。

启示之二：美国对《以弱抗强又能取胜》好奇。也是务实的。

在人类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强取胜。

美国历史上就是以强取胜的历史。

当看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以弱取胜时，美国政府是《好奇的务实的》。

美国政府没有盲目地出兵帮助蒋介石，用美国先进的强大的飞机大炮，甚至可以用原子弹将中国共产党彻底消灭。

而是要评估能不能彻底消灭共产党？

所以就通过宋家姐妹接触共产党，因此就有了《美军延安观察组》。

美国要的是利益。不管中国人中的哪一派的。需要时用一下，不用了就如生活垃圾一样的扔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启示之三：《美军延安观察组》考察结论，无法将共产党彻底消灭。

原因很简单，村民们拿起枪是战士，拿起锄头可种地。

平时分散在各家各户，战斗号角一吹响，壮年们拿起枪打敌人，父老乡亲妇女儿童进地道躲避。

把敌人打退了，照常该干啥就干啥。

《美军延安观察组》成员美国军官杜伦提出要看部队，村里随便拉出来一个连的八路军，120多人，清一色的三八式步枪，还有六挺大正十一式机枪和六门八九式掷弹筒。

村民们全日械装备的八路军连队，让美军观察员杜伦有些诧异，检查了武器和队列后，他又随机而且反复地询问战士们一些问题，然后才非常感慨地表示：

“我在重庆参观蒋介石军队的一个连，实际人数只有四、五十人，其他大都是临时抽调的，武器装备虽然都是我们美国的，但战斗精神差得很。你们的武器全是从日军那里缴获的，证明八路军与日军进行了多次战斗，打了胜仗！”

启示之四：《以弱取胜》，毛泽东共产党的方法。

美军观察员杜伦问：“你们是用什么战术，同具有世界第一流战斗力的日本陆军作战的？”

八路军干部魏洪亮如数家珍地介绍了冀中军民在残酷的反“扫荡”斗争中，运用游击战、地道战、麻雀战所创造的光辉战例。

最后给美军观察员杜伦一个答案：“很简单，我们用的是毛泽东的战术思想，靠的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群众的支持。”

杜伦表面没说啥，心底却是相当有些不屑的。作为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资深特工，他对共产主义充满了仇恨，因此对共产党八路军最初从心底是不看好的。

美军观察员杜伦提出要看看这里的地道，九分区作战科长雷溪带队就带着美军观察员杜伦钻进了地道里去了。原文中很洋细描述。

中间还遇到日本小鬼子进村打了一仗。把美军观察员杜伦惊吓了，最后八路军将美军观察员杜伦安全地送回延安。

交战中“杜伦更慌了，大声叫嚷起来：“日本陆军的攻击能力是世界闻名的，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因此你们必须把我送出日军远程火炮的极限射程之外，我的生命才有保证。”

魏洪亮极力安抚杜伦，请对方放心，说我们多少次反“扫荡”都是这么做的，这也是我们从血的教训中摸索出的经验。敌人的夜间长途奔袭，已经不足为奇，被我们打回去的次数多了！既然此地八路军的最高长官这么说，杜伦提起来的心稍微放下，接着又问准备多少部队掩护转移？

魏洪亮回答说，一个警卫班，再加上一个侦察排，足够了。杜伦急眼了，你们的警卫力量才四十多人，敌人是我们的二十倍，司令官先生，您太年轻了，军事上您不懂，这点兵力在防御中……“

一听这话，八路军魏洪亮有点生气了，非常严肃地对杜伦说：“你根本不了解我们抗日军民的力量，也不懂我们的作战特点，要不是为了您的安全，我完全有把握在这里打退日军的进攻。”

启示之五：《军民一家》《全民皆兵》只有毛泽东共产党做得到。

战争中的平民“国民党可以不管不顾，共产党作为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却不能这么办。如果没有一条路，那共产党人就用生命为代价，闯出一条路，来保护平民。山沟里可以有马克思主义，冀中平原上一定可以建立敌后根据地，因为我们有人民的支持。

有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就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怎么样强大的敌人，都不可能征服我们，不管它是土豪劣绅，是军阀土匪，是国民党反动派，还是东西两洋的各路洋大人。“

资本社会里的军队是用美金作为工资征用的，有国家法律规定的义务征用，自愿签约合同征用以及专业的雇佣军。这样的军队示打仗为挣钱，一种工作。

而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保家为国。拿起枪是战士，放下枪就是平民。人民的军队只为保护平民，保护父老乡亲妇女儿童。用飞机大炮狂轰烂炸之下，只会制造更多的仇恨。从而就开始怨怨相报，永无终点。

[yongbing1993]

布局巧妙花样翻新的各种地雷战





小日本鬼子军入侵山东海阳县后，疯狂地实行“三光”政策，缺少枪支弹药的当地村民游击队员民兵们，开始学着使用地雷。1943年春，一个特殊的会议在山东海阳南埠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是海阳县各村的民兵代表。海阳赵疃村民兵连长赵绍民说，这一天，海阳的村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了地雷。

海阳赵疃村民兵连长赵绍民：我们村派了3个民兵，到胶东武装部去学习，学习回来以后就成立一个爆破组，只有6个同志。就带了3个铁雷回来了。

初期的成功尝试揭开了海阳地雷战的序幕，很快，地雷战由点到面在全县开展起来。一时间，海阳地区“村村会造雷、户户有石雷”，地雷的花样不断推陈出新。

海阳赵疃村民兵连长赵绍民：整个地雷战70多种雷。推开门一拉就是个“开门雷”；铁锨在那放着，下面也可以设个雷，一拿以后响了“铁锹雷”，凡是可以移动的物体都可以设雷。

抗战期间，山东海阳人民共作战2000多次，歼敌1500余人，海阳民兵还组成远征爆炸队，多次配合根据地八路军作战，以变化无穷、无处不在的地雷战让日军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海阳赵疃村民兵连长赵绍民：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民兵都是英雄汉》歌词

作曲：李桐树、李延生

民兵都是英雄汉

不怕艰苦不怕难

打日本 保家乡

地雷是咱好伙伴

没有铁雷造石雷呀

没有炸药自己碾呀

满山石头开了花

炸得那鬼子心胆寒

民兵都是英雄汉

不怕艰苦不怕难

打日本 保家乡

地雷是咱好伙伴

拿起铁锤拿起钻呀

山崖石壁把药填呀

电影《地雷战》主题曲《武装起来保家乡》《民兵都是英雄汉》：民兵都是英雄汉，不怕艰苦不怕难，打日本、保家乡，地雷是咱好伙伴……民兵都是英雄汉。

抗日战争期间，地雷大显神威，不仅在山东海阳人民的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在胶东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96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山东海阳民兵的抗日故事为背景拍摄了电影《地雷战》，1963年初，这部军教片被当作故事片在全国放映，引起巨大轰动。地雷战，也成为中国全民族抗日救国的一个缩影，生动地展现了劳动人民无穷的智慧以及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勇气和决心。

电影“地雷战”背后动人的故事。

20世纪60年代拍摄的电影《地雷战》曾经热映一时，家喻户晓。电影里布局巧妙的地雷阵，花样翻新的各种地雷，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大显神威，炸得日本鬼子车毁人飞，观后令人痛快之极。然而，在千千万万的观看者中，不知是否有人想过这些威力大又神奇的地雷真正是谁研造的？研造者早已远离我们的世界，他们的名字对许多人来说也相当陌生。但是，他们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却是天地可鉴，光耀日月。

“地雷战”后面的主角是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物理学教授叶企孙和他的学生熊大缜。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清华大学举校南迁，经长沙，到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清华迁校时，叶企孙教授留下来，全面负责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抢运工作，已是助教的熊大缜，放弃了赴德留学的名额，取消了婚期，做了叶企孙教授的助手。抢运工作还未完成，日军已占领清华园。他们被迫转移到天津，在天津英租界戈登路清华大学同学会建立临时办事处，帮助安排一部分师生员工和家属自津南下去昆明。迁校的后期工作完成后，叶企孙师生俩准备赴昆明参加新校建设和教学工作，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完全改变了他们的计划。

1937年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建成，根据地处于日寇的包围之中，斗争残酷，条件恶劣，物资极其匮乏，急需大量武器炸药、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急需知识分子、技术人员的帮助参与。中共地下党通过曲折的关系找到了熊大缜，介绍了冀中根据地的情况。熊大缜考虑之后，告诉老师，不去昆明了，到冀中根据地参加抗日。叶企孙教授一直特别器重熊大缜，非常支持他的决定。他对熊大缜说：“你放心去吧，我暂时不离开这里。你到那里之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及时告诉我。”

1938年3月，熊大缜到根据地后，先是在军区修械所当技术员，后调任印刷所所长。他突出的才干和能力，深得吕正操司令员赏识，不久即被任命为军区供给部部长。熊大缜上任后立即筹建技术研究社，开展烈性炸药、地雷和雷管等的研制工作，这项工作主要是为了炸毁从北平到沧州、从北平到石家庄的铁路，以切断日军的大动脉。同时，他还研制短波通讯工具，因为敌人大举进攻冀中抗日根据地时，原有的有线电话将无法保证通讯的畅通。要完成以上的研制工作，需要购买大量材料，需要一批技术人员。1938年5月，熊大缜派人去天津找到叶企孙教授，提出对各种化学、金属以及军需材料的需求。叶企孙教授听到后，二话不说，立即着手通过多种渠道张罗资金，寻找各种关系，购买了制备雷管需用的化学原料和铜壳、制备电雷管需用的铂丝和控制爆炸用的电动起爆器等各种军需材料，并冒着极大危险帮忙把这些军需材料运进冀中抗日根据地。他还为熊大缜介绍了十多名专业技术人员，成为技术研究社的主要研制人才。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原来爆破使用的是黑炸药，由硝、硫、炭混制而成，威力小，爆炸效果不理想，曾试图用氯酸钾做替代品，但因不掌握研制技术造成了较大的人员伤亡，仍未成功。熊大缜和技术人员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成功研制出氯酸钾炸药、雷汞雷管、电动引发雷管和地雷。在同日寇作战中发挥了显著作用。1938年9月，技术研究社几位技术员带领战士在平汉铁路保定方顺桥附近埋设电动控制的氯酸钾地雷，成功地炸翻了日寇的火车车头。

其后，叶企孙教授又动员一批清华的爱国师生穿越日军封锁线进入冀中，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大量技术力量。他自己在已被日军占领的天津，组织未撤走的大学师生秘密生产TNT炸药，无线电发报机等，然后再秘密运进冀中根据地。美国一位到冀中抗日根据地考察过的外交官，回国后在报纸上撰文，盛赞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各种地雷可与美国的火箭相媲美，美国掌握的技术在中国的晋察冀都已经有了。

叶企孙教授深知抗日根据地环境的艰苦卓绝，在筹资购买大量军需材料的同时，还四处筹款，支援根据地。像清华教职员公会建成成府小学后，剩有16000元基金，他拿到后，立即转交给了吕正操司令员。叶企孙教授的积极活动，对根据地的倾力相助，也使担任供给部部长的熊大缜很受鼓舞，他不仅将技术研究社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而且克服重重困难，为八路军购买了大量通讯器材、医疗器械和药品，解决了部队的燃眉之急。叶企孙和熊大缜师生俩在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之际，以自己的行动彰显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厚的爱国情感，共同书写了“地雷战”后面的动人故事。

《武装起来保家乡》：

埋好地雷端起枪

埋好地雷端起枪
满山遍野摆战场
坚决消灭侵略者
武装起来保卫家乡
小河边大路旁
用地雷筑起万里屏障
山沟里山顶上
用地雷筑起钢壁铁墙
嘿炸得敌人寸步难行
炸得敌人无法躲藏
炸得敌人寸步难行 无法躲藏
埋好地雷端起枪
满山遍野摆战场
坚决消灭侵略者
保卫祖国保家乡

[yongbing1993]

走资派邓小平们为帝国主义服务




走资派邓小平们以负责任的大国为名，为帝国主义服务。

毛泽东评水浒是警示共产党人：革命中大凡私欲熏心的引领者，最终都会发展向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或是皇帝们“投降”的。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

1930年初，鲁迅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就曾这样评论《水浒传》：“‘侠’字渐消，强盗起了，但也是侠之流，他们的旗帜是‘替天行道’。他们所反对的是奸臣，不是天子，他们所打劫的是平民，不是将相。李逵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来排头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泽东十分清楚：我死了，谁也压不住他。他这个人对三自一包那些东西还是有感情的，对走资派恨不起来。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越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

试问，当今维和，为谁服务，为谁忙！六百吨黄金为什么要存在美国？以汽车为例，中国需要万国牌于一国吗？以稀土为例，为什么买的是白菜价？中国对被压迫国家不支持，对美国一味退让，炸使馆、买武器、支疆独、藏独，仍然高唱和谐世界，种种事实表明：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打着实事求是旗号，修正马列主义，反对毛主席反修斗爭。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依我看，什么开也不是，是彻底否定。直到现在，那批文化大革命中爬上来的干部还牛皮哄哄，好像有什么功劳似的。比如华国锋，他有什么本事？还是在文革中踩着别的肩膀往上爬上来的！他们用无数老干部们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帽子。所以，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给了他们这些人一个资本，好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什么功劳似的，只有彻底否定，把它说得像日本鬼子入侵中国那么坏，华国锋才会觉得脸上无光。”（短暂的春秋419-422）

毛泽东认为：实事求是的前提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毛泽东认为：“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零一页

毛泽东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中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三个构成部分，基础是社会学，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作斗争，马克思他们看出，空想社会主义者想劝资产阶级发善心，这个办法不行，要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肘已经有许多罢工。英国国会调查，认为与其十二小时工作制不如八小时工作制对资本家有利。从这个观点开始，才有马克思主义，基础是阶级斗争，然后才能研究哲学。什么人的哲学？资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无产阶级经济学，改造了古典经济学。搞哲学的人，以为第一是哲学，不对，第一是阶级斗争。压迫者压迫被压迫者，被压迫者要反抗，找出路，才去找哲学。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别人要杀我的头，蒋介石要杀我，这才搞阶级斗争，才搞哲学。”

历史事实已充分证明毛主席关于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论断的正确性。

一九七一年三月，两报一刊编辑部为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而作的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毛主席看了送审稿批道：“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

毛泽东说：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资产阶级也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反对封建主义。美国没有封建制度，有殖民主义——英国，等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要反对英国。世界上的人，不受压迫谁起来革命?美国发生独立战争，就是因为受英国的压迫。

当前最主要的是要学习和宣传马、列和毛泽东思想,要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拿起笔，作刀枪，釆用大批判、大串联的方式组织动员群众，要求充分民主，组织不受当局控制的、由产业工人组成的各地红色工会及全国联合会，由集体化及失去土地以及不剥削他人的农民组成的各地红色农会及全国联合会，特别在各主要媒体上的话语权；要在斗爭中逐步形成领导核心；提出明确而系统的斗爭纲令；要研究经济规律和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要力爭在旧的系统中通过批判错误思想，爭取大多数，特别是爭取和促使中央、省、地市高级干部以及军队各级干部中赞成毛泽东思想的同志站出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造修正主义的反，取得胜利；也要准备另一手；要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斗爭；要讲究政策和策略；要准备持久战，要耐心的积小胜，以达到最终的大胜；同时，也要抓住一切可能出现的能取得更大胜利的时机，在必要时，敢于去爭取胜利。

资产阶级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中国如何发展，寄希望于党内外代表无产阶级力量的人们的努力！寄希望于无产阶级成熟成为自为阶级进程的加快！

[yongbing1993]

百年前中国瑞金人多想共处共荣




百年前中国瑞金地区的穷苦人民多么想共处共荣共同命运体。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非常弱小，还被蒋介石国民党篾称为“共匪”、“共产共妻“、“见人就杀的土匪“。在蒋介石国民党八百万军队面前，瑞金人多么想有共处共荣共同命运体的“中国梦“。蒋介石国民党给吗？

蒋介石在红军瑞金地区根据地对红军和群众的屠杀惨绝人寰。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

从1927年4月12日实行反革命政变开始，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就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极端口号，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疯狂大围剿大屠杀。近据可靠史料记载，仅在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间，蒋介石和国民党就屠杀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民主人士和无辜群众多达31万人。

在蒋介石挥舞屠刀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时，蒋介石又随即调集湘赣两省十八个团的兵力，分五路三次“围剿”井冈山。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

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奸割乳，凌辱而死。

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

在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八路军著名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国民党军队杀害了66口人，几乎被灭了门。徐海东后来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的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瑞金地区》，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1931年11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根据地建设以及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土地革命时期，在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举行。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向大会做《政治问题报告》。大会通过了根据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有关宪法大纲的来电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提供大会讨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法律文件，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大会通过的《宪法大纲》规定：“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设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的目的，是在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它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专政。”并宣布：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还规定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等。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组织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并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根据《宪法大纲》的规定，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会议还选举毛泽东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江西瑞金。为统一领导和指挥全国红军，11月2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通令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实行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制度，分为乡（市）、区、县、省和全国五级。各级苏维埃政府广泛吸收工农群众代表参加管理，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要求。

争创“第一等的工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后，苏区广大党员干部克服重重困难，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创新实践，催生了争创一流的革命精神，争创了让人民群众交口称赞的“第一等的工作”。

兴国县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各级干部牢记党的宗旨，认真解决群众遇到的问题，得到了人民群众衷心拥护。

时任兴国县委书记谢名仁，被同志们称为“不知疲倦的人”。他提出“要用冲锋的精神，做好革命工作”，领导兴国县委提出“苏区干部十带头”，创建了扩大红军、支前、优待红属、支援苏区经济建设等模范工作。1932年，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扩大红军的号召。为响应号召，谢名仁制订了兴国“红五月”扩红突击计划，从党内到党外，进行了层层动员，在3个月内就成立了闻名遐迩的工人师、少共国际师和模范师。兴国县的这一扩红举动，带动全苏区兴起了赤卫军模范师整团整师加入红军的扩红热潮。

兴国县长冈乡苏维埃政权成立后，每天除留一名干部值班外，其他干部一概下到各村，督促、检查、巡视和指导工作。1931年，由于国民党实行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长冈乡夏荒缺粮，红军家属刘长秀家终日以南瓜野菜充饥。乡苏维埃主席谢昌宝了解情况后，委派村苏维埃代表主任万必才背了一斗多粮食送到刘长秀家，以解燃眉之急。1932年春荒，长冈乡苏维埃政府又组织人力到外地购买粮食，以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长冈乡苏维埃政府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模范行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信任和积极拥护。1933年11月中旬，毛泽东到长冈乡调查，当地群众发自内心地说：“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

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苏维埃政权建立后，才溪乡苏维埃政府干部深入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为了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才溪乡苏维埃政府按照当地的换工习惯，于1930年办起了耕田队。1931年，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在耕田队基础上又创设了全苏区第一个劳动合作社，组织各种生产互助，有效保证了农民增产增收。为了进一步为民谋福利，1929年11月，才溪乡苏维埃政府创办了闽西第一个消费合作社——才溪区消费合作社。1930年，又创设了粮食合作社。这些创举，打破了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解决了群众的生产生活必需品问题，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革命热情。

苏区干部好作风。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号召各级干部“迈开你的两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个孔夫子的‘每事问’”。他带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亲自撰写《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等报告，推动苏区各项建设。在毛泽东的倡导和影响下，1929年到1932年春，中央苏区兴起了一股调查研究热潮。

苏区县、区、乡各级政府，除个别干部留在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或联络通讯外，其他干部一律根据形势需要，挎上灰布大背包，揣着文件、公章、笔记本和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及干粮，徒步深入急待解决处理问题的村子甚至农户家里，去访问、察看具体情况，当面解决问题。

苏维埃政府既抓干部勤政问题，也抓干部廉政建设。1933年12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规定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2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100元以上300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上2年以下监禁。1934年初，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

1934年3月8日，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在《红色中华》发表《检举于都县营私贪污官僚》一文，宣布于都县挖出重大贪污案犯。3月29日，项英副主席发表《于都检举的情形和经过》。当时，于都共查出贪污案件23起。经过审理，撤销刘洪清中共于都县委书记职务，撤销熊仙壁于都县苏维埃主席及中央执行委员职务。贪污首犯刘仕祥（贪污公款200余元，并挪用公款做生意，向总供给部报假账，冒领动员费）、刘天浩等人被枪毙。通过打击违法犯罪分子，纯洁了干部队伍，密切了党和红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苏区干部真正与广大人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在群众中树立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好形象，得到了苏区人民的由衷拥护和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