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蒋介石军战犯被全部释放

《文革》中的1975年毛泽东决定释放所有的蒋介石国民党的战犯。

特赦国民党战犯，毛泽东嫌公安部气魄太小，1974 年12 月，毛泽东在长沙，指示特赦国民党的战犯。他写道：“还有一批战犯，放下武器已关押二十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释放了，可以来去自由。“

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凡是毛泽东问的人，公安部长都派人去查了，有的早已特赦。查清情况后如实汇报。

建国后从1959 年到1966 年春共特赦了6 批战犯，释放后，头面人物在政协当文史专员，大部分当工人、农民，在街道干杂活，由当地派出所管理，回农村的生活费每月最多15 元，因为当时人民的生活水准都很低，烈士、工伤的遗属在农村抚恤金也就8 元。当然比他们在监狱的生活差。 《文革》爆发后，毛泽东说：这场革命是与国民党斗争的延续。停止特赦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还是全部放了。

毛泽东提出特赦战犯，周总理也很重视这个工作，在病中找公安部长谈话，了解情况。公安部长责成公共安全部收集在押人员的当前思想动态，编成简报上报。建国25 年，这些战犯关了25 年，大都六七十岁，年老体弱，每年都有自然死亡。 12 月12 日，周总理在简报上批示，要公共安全部开列全部在押战犯名单，以便在四届人大后特赦战犯。他同时通知中央统战部、中央调查部配合公共安全部工作。统战部派童小鹏参加，调查部是部长罗青长参加。

公共安全部预审组的同志会同北京、抚顺、济南、西安的战犯管理部门日以继夜的工作，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和地址、判刑的时间、改造中的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 12月23 日，周总理在临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之前，看了公安部所送来的战犯名录后，指示公安部尽快分类进行准备工作，以便在人大讨论后送党中央、毛主席审批。

四届人代会的召开为释放战犯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气氛。这是公共安全部部长做的第一件事。一天晚上，公安部长到公安部各单位办公室和大家见面。李震自杀后，清查中将提意见的同志压下去，部里各个单位领导，多是由军队干部或造反派担任，老公安结合得比较少，结合了也只担任副职，所以这些同志都坐在后面、边上，公安部长主动过去和他们握手，谈话。

公安部长指示公安部将战犯的姓名、年龄、籍贯、职务、被捕（俘）年月、判刑时间、政治表现、身体状况，一一列表说明，打印若干份，与会者人手一份， 以便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开会研究，他要亲自主持会议。一直到四届人大结束才有时间办这件事。

姚伦从1946 年就做审讯工作，对战犯情况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战犯的名单，一个一个地过，议论每个人的各种情况，发现名录所写的情况有错误，当场改过来。会后预审局的同志随时整理，重新打印，再发给与会者。

将每个人的情况搞清楚后，大家再进行分类，哪些人可以特赦，哪些人不能特赦，为什么，都要讲得清清楚楚。公安部长主持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将种种想法都提出来，反复进行比较、研究。 12 点时，食堂准备了宵夜，每人一份。

经过反覆讨论研究，由公共安全部拟定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共安全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 2 月27 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

毛泽东说：“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 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

毛泽东说：”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毛泽东说：”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毛泽东指示《都放了算了》，真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事情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不必再研究如何分类处理。

毛泽东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感到主席气魄大，胸怀广阔，毛泽东就是要放民愤大的。因为放这样的人对社会震动大。

公安部长先召开公共安全部核心小组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然后火速在中南海召集会议。参加的有公安部施义之、姚伦，统战部童小鹏、调查部兼中央对台工作小组负责人罗青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副院长曾汉华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新华社和外交部的领导，研究落实方案。

首先是落实一个不留，都放了的指示。公安部长说：大家要深刻领会，精心核对战犯数字，不要打埋伏。特别问施义之：“所有的名单是不是全了？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倒光啊，不能再留一个。”施义之说：“口袋光光的，全部列上了。”

公安部长又亲自翻材料，释放的6 次战犯和这次战犯的名单与1959 年第一批特赦战犯时上报中央的战犯总数856 名对上，一个也不少。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统战部童小鹏等都说没有问题，公安部长才放心。为了万无一失，公安部长说：会后，公共安全部与解放军总政治部一起查明在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被俘的战犯及处理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任务。查明后，公安部长如实一一报毛泽东。

在清理在押犯时，发现其中有原国民党中将军长赵自立等25 人本属不该关押的起义投诚人员，经报中央批准，先将他们释放，落实政策。然后公安部长说下一个议题，研究召开全国“四长“会议的事。 「四长」指各省的公安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局局长。特赦、安置战犯涉及这四个部门。这次规定特赦人员由统战部管理，与公安部门彻底脱钩。这与前6 批特赦人员的管理完全不同。必须使这些同志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指示，才能将这项工作做好。

大家研究决定每人每月发100 元，和以前特赦的头面人物一样，这样比北京地区17 级国家干部还多2元。 17 级干部就是正科级，因多年不提工资，不少处长、局长也只是17 级。

每人发给新制服装，什么颜色，因为囚犯是黑色的，大家说做蓝色的。什么样式，有的说他们喜欢中山装，有的说军便服，公安部长说：“就用军便服吧！”大家也同意。决定每个人要量体裁衣，要做得合适。

从1974 年12 月23 日周总理审查名单到1975 年2 月27 日毛泽东批示，名单人数由323 人减为318 人，又死亡5 人。每次开会，公安部长都叮嘱施义之，在特赦之前不能再死人了，尤其是黄维，他是这次特赦中地位最高的，是国民党第12 兵团中将司令，要采取一切措施不能出任何问题。施义之通知抚顺、北京、西安、济南4 个管理所要有专人负责战犯的生活和治病。但是谁也不能打包票，因为他们多年患有各种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而且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天遂人意，从2 月27 日后没有再出现新的死亡。

3 月5 日，四长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内容是两个，第一，释放25 名起义投诚人员；第二，为全部特赦战犯做好组织、安置、宣传等工作。到会300 人，除各省的公安厅局长、统战部长、法院院长、民政厅厅长外，还有中央有关的各委，总政、总参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等新闻单位，是一次大规模的会议。公安部长亲自主持。

话通知辽宁抚顺、山东、陕西三地，指名起义投诚人员要在第二天（11日）到达北京，由中央统战部接待、安置。会议开得很成功。毛泽东看到简报，也很满意。

293名特赦战犯住进前门饭店，10人要回台湾，成为蒋经国的烫手山芋，世界瞩目，毛泽东很满意。

1975 年３月17 日下午，公安部长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说明：「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 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 名，党政人员21 名，特工50 名；伪满战犯２名，伪蒙战犯１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全部释放战犯，表示中国共产党和平的意愿。西安事变后，1937 年国共为实现第二次合作进行谈判，当时共产党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政治犯。 政治犯就是国民党从1927 年后逮捕、关押的共产党员。要合作，国民党要表达诚意，要释放政治犯。解决台湾问题是毛泽东晚年的主要的心愿，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够看到祖国统一。国民党没有提出要求，毛泽东决定特赦战犯，而且一个不留，不问改造程度，无条件地全部特赦。这是抛向蒋介石、蒋经国的一个绣球。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这个政策早在1956 年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二届19 次会议上就宣布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