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的善待《六四》的镇压

《四五》的善待《六四》的镇压

 

毛泽东对于己经就范的犯人是禁止一切不人道对待的。在如何对待学生运动又或是群众运动上，毛泽东和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是有根本区别的。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已表现出来，毛泽东主张和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即群众专政。而走资派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也是警察专政、国家机器专政、派工作组专政。

现如今除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量增加警察防犯罪保护人民安全无法破局外，走资派中国特色政府也是在许多法和大量警察、特警、城管、农管、文管、保安等重压之下，犯罪率和百姓安全还是一因糟而无解。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为了进一步认识毛泽东在文革中对《改造罪犯》和《群众专政群众监督群众调解》的探索和可能。无产阶级专政就是《群众专政群众监督群众调解》，毛泽东在文革中的实践是有效的。

走资派时代司法界主流在批评毛泽东搞的是“人治”，不要“法治”的同时，不少人却肯定：“毛泽东改造的思想代表着世界行刑制度的潮流和方向”，他的“把犯人当人看”，“人是可以改造的”，从本质上区别了古今中外的其它理论和实践。

美国首席大法官伯格参观我国监狱后说：“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法庭和监狱我都参观过，中国改造犯人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最富人道主义”。

在对待犯人的人道主义待遇上，毛泽东及其领导的共产党自建国前的革命根据地始，就有一个相当好的传统，建国后，毛泽东更为关注这个问题。例如：

1934年，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就明确规定：“对于一切就范的犯人，禁止一切不人道的待遇”。

1944年，边区政府在清理工作中明确：“犯人是人，且多是社会上不幸的人”，“一方面剥夺其自由，一方面要尊重他人格”。

“建国以来，就改造犯人的方针政策，毛主席多次重要指示”，如“把犯罪分子当人，要给犯人以人道主义待遇”（见《公安史料》1988年第4期）。

1956年毛泽东在同外宾谈到改造罪犯比较困难时，明确指出：“这个问题不取决于罪犯，而决定于我们”。

1964年8月12日 毛泽东在听取谢富治汇报后说：“就是应该把人当人，反革命也是人嘛”。

1965年8月8日 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指出：“要把犯罪的人当做人，对他有点希望，对他有所帮助，当然也要有所批评”，“采取镇压、压迫的方法，他们宁肯死”。

1975年2月27日 在对特赦罪犯的指示中说：“不要强迫改造”，“强迫改造也不好”。

——据一些在监管工作第一线的作者统计，毛泽东在其著作、批示、谈话中涉及改造罪犯，关心罪犯的人道待遇的达37次之多。这是古今中外的其它任何国家领导人都难有的如此博大的胸怀！邓小平讲：“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彭真谈的最好听的，就是要像医生对待传染病人，老师对待学生，家长对待孩子那样，而且只是对劳教人员讲的。

毛泽东认为：“人是可以改造过来的”，不少学者则批评毛泽东是要改造人性，尽管他们自己也难以说清什么是人性，其实，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改造，或者反复改造人性的过程。其中应有的区别，仅仅是改善从恶，或者改恶从善罢了。如果说，某些设计师是用十分庸俗的实用理性，故意放纵人们的一些贪婪的兽性欲望，诱使整个社会的短视，从而回到人人都忙着觅食筑窝的“动物世界”，以便于统治者永远稳定的“放牧”，那么，毛泽东则是领导人们决不放弃寄托人类理想的“乌托邦性”来改造理性，升华兽性，并不断争夺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用一个大写的“人”来要求一代又一代的人，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就是我所理解的毛泽东的“人性改造观”，也以此来认识他的群众专政观。

上面提到的毛泽东 1975年2月27日 的指示，是毛泽东对公安部《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和准备对全国人大的说明（周恩来已经批示）所作的长篇指示，其中这段话：

“锦州、大虎山、沈阳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他是指报告中还要继续关押的13名），强迫他们改造也不好……”。——“这些指示，几乎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很长时间准备好了的材料全部作废”。

对共产党收押的日本战犯，毛泽东主张“一个不杀”，当时也是中央大多数领导人想不通的。1956年宽释返回日本的战犯，刚登上日本舞鹤港，就发表了《告日本人民书》，表示：“低下头来，衷心谢罪”。其归国代表到日本国会请愿，要求政府承认“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会员不是“民族英雄”，而是战争罪犯。“被判无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上村喜赖1976年提前释放时，请求离境前去参观毛主席故居”，离境时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感谢毛主席，感谢在监狱里与我朝夕相处帮助我改造自新的所有人员”。

这样的例子很多，包括美国间谍李克、李又安夫妇释放回国后撰写出版的《解放后的囚犯》。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获释后，在天安门广场向毛主席挂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毛泽东的“横竖不杀”与整个官僚阶级的血腥对抗。

要认识毛泽东的“群众专政”在文革中的探索，或许，首先要理顺几十年来已强烈影响人们认识文革的“暴虐”、“专制”，应该有的本质的真实。

解放初镇反时，我们杀了几十万反革命，那是还没有完全结束的你死我活的内战，秦始皇坑那几百个“儒”，当然无法与之相比，毛泽东那样讲，是他搞“阳谋”的一贯风格，上世纪八十年代，监狱里关押着五十年代以后最大一批政治犯，胡耀邦、赵紫阳都可以用政客的口吻“负责任地”告诉外国人：中国没有关押一个政治犯。

从延安整风到建国后的历次肃反、到文革时的清队，毛泽东一直主张“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王力反思录》中说：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反复说，我党七大后犯了三大历史错误，其中第二条就是杀了一个王实味。毛主席的“一个不杀”原则，连林彪、江青、康生也破坏不了。从报上看到的被迫害致死的老同志，没一个是枪毙的，全国枪毙了四位烈士，绝不是请示过毛主席的”。“他还说，即使证据确凿的特务，也要一个不杀”。

对斯大林肃反所杀的党内反对派，毛主席还对后来的一个苏共领导人说过：“这些人不但不该杀，而且还留在中央和政治局就好了。”

被正在被粉饰的蒋介石，且不要说对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内部的高官，被他处决、暗杀的有多少！

社科院一位对国史研究总有独到见解的学者说，毛泽东就是死守“不杀人”这条杠，用毛泽东自己在文革中对外宾说的话，就是“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

这是斯大林、蒋介石以及党内其它主要领导人如刘、邓、彭，都不能相比的。

就是另一个彭德怀——人们为了利用他来反毛泽东，故意掩盖他在庐山会议上挨整的主要问题是“里通外国——，1957年，一进北大的门，就要把贴大字报的学生统统枪毙”。陈云说，如果毛泽东1956年去世……，或者说如果让上述人替代毛泽东，仅一个民主和专政的问题，能比毛泽东做得好吗？

有人这样说，党内高层6个最能整人的人刘、邓、彭、康生、罗瑞卿、周扬文革中被打倒了5个，且不论他们整的人是否是对的。或者换句话说，当时不打倒这5个人，文化大革命可能就起不来，无非是第二次“反右”。

同样有影响的两个天安门事件，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善待，走资派在改革后对《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动用军队开枪镇压，就是一个明显的对比。1976年的清明节是解放后几十年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有些人反毛泽东（主要是高干子女，人们总结是贵族造反），并借助了关心政治前来观看的成千上万的群众，而且在天安门广场上这里，打、砸、烧了，最后抓了几十个人。全国唯一被暴力打死的人，还是反对他们也反对毛泽东的人。平息、驱赶时，没有带进去一支枪，也没有水龙头、更没有催泪弹，恐怕美国这些“民主国家”也不会做的这样好。

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前期是《反官倒》《反腐败》邓小平下台。后期是美式自由女神降落天安门广场上后“自由化”的开始。整个《六四天安门事件》波及全国后，开始有人喊出打倒邓小平，反对邓小平儿子的官倒、《反官倒》《反腐败》成为群众运动的主流，但很快转换到“自由化”后，到走资派邓小平派出的是坦克车、机关枪和整建制的野战军开枪镇压结束。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即使在世界美西方国家也没有其他领导人能做到这个程度的。

有人造谣所谓文革中的最大冤案刘少奇，用谢富治在1967年3月24日 在公安部的讲话说：刘少奇“在47年、48年冀中要打倒一切老干部，那时候叫搬石头，是毛主席纠正的，63年至64年四清时，在工厂工段长以上干部都要打倒，毛主席主持制订了23条，纠正这种形左实右的东西，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刘派老婆、亲信到学校，把系以上的干部都打成黑帮，斗争方法戴高帽子是他们搞的，发展到八月中斗小流氓，十万人大会，其中还有公安人员，小孩子五花大梆，拳打脚踢，后来才打人成风了”。——最后这一段话就是指的那些以高干子女们为主组成的“老红卫兵”——“联动”（联合行动委员会），1966年8月前后，在北京搞的“恐怖”，成千条人命遭他们“草菅”，包括海外宣传的大兴县的屠杀，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文革初期，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在给中南局、西北局的批示中明确指示：“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应届高中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中学老师要集中交待问题，不管学生、老师，只要反党，就要给他们以专政”。

后来回到北京的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批转北京大学《文化革命演示文稿》第九号时所写的批语后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讨论中，毛泽东当面批评刘少奇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这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愤怒指责的“五十多天”，除了学生、老师，整个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大批人遭到残酷斗争，也因为各层当权派在这“50多天里”以及8月后继续执行资反路线中的组织挑动干部斗干部，群众斗群众，给文革全面展开后形成两派斗争及其残酷性留下了祸根。

据说，八十年代初在看守所里，韩爱晶给蒯大富偷递了一个条子说蒯，你组织打倒刘少奇的活动，是你公民的权利，他们非法关押你，残酷斗争你才是违法的。道理应该是这样。刘整了千百万人后被打倒（用“民运”一位秀才的话说，刘是整了一辈子的人，最后整到自己头上），成了“最大的冤案”，那么他整的千百万人都是正当的，这不是典型的封建政治的宣传？居然持续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