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四五》邓小平都在位

《六四》《四五》邓小平都在位

 

 

《六四》年年记念，早已闻名世界。不过《六四》时邓小平“在位”也不是在最高位子上。当时在最高位子上的是赵紫阳。但是掌实权的是邓小平。名曰《垂廉听政》，赵紫阳是个牵线木偶而已，自他到天安门广场看望示威絕食的学生后，过了一个晚上他就“消失“了，仅一个晚上一个最高领导人就“消失“了，怪呼？邓小平虽不占据中国政府的最高位，而实际掌握的权力之大创世界记录。走资派邓小平篡权后到死一直掌握着政府的国家机器，拥有武装力量的走资派邓小平最后动用军队开枪镇压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示威的学生们。当然在绝食示威的学生们中混杂着不少别有用心的坏分子。

而《四五》的名气就小多了。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立马给平反了。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打砸抢烧的打手们都成了英雄。给人留下的只是那次没有开枪镇压。至于何以发生鲜有关注。从走资派邓小平篡权上台后立马给于平反，可以看出与邓小平说《永不翻案》到邓小平第二次上台后立马翻案很类似。《四五》邓小平“在位”当然也不是在最高位子上。当时在最高位子上的是毛泽东。邓小平这次“在位”时迫不极待地要为自己翻案，翻“文革中第二号走资派“的案。然而引发了再次掀起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走资派邓小平对毛泽东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不满，纠集了一批大中小走资派和右派分子和支持走资派的人以借口“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进行篡党夺权阴谋的活动。

《四五》的目的要让邓小平篡权。《四五》是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

“关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真相”的报告"(三）

第三个问题，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是怎样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起来的？

第一，大造反革命舆论，是这次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思想基础。早在去年七、八、九月，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社会上谣言四起时，这伙反革命就与邓小平一唱一合，紧密呼应，煽阴风、点鬼火，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丧心病狂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中央领导同志，造谣诽谤中央有什么“老派”、“新派”，“温和派”、“激进派”。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和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制造所谓“总理遗言”，胡说什么“批邓就是反周总理”，妄图制造混乱，扭转批邓的大方向。在天安门广场活动最猖狂的，就是那些散布谣言最凶的家伙。反革命政治谣言泛滥的单位，群众思想混乱，批邓就批不起来，坏人活动嚣张，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也跳得最高，干得最凶。

他们无耻地吹捧邓小平，为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大造舆论准备。当去年邓小平大刮吉倾翻案风时，这些家伙就给他吹喇叭、抬轿子，认为只有邓小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说出他们的心里话。胡说什么、“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他们预感到末日来临，拼命顽抗，诬蔑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是什么“天骤变，乌云布，起阴风”、“突如其来”，“争权夺利”；攻击批邓是什么“无端弄笔出诽言”，“用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以反倒退的名义搞倒退”，“是把老干部打下去的信号”等等。

他们竭力为邓小平辩护，胡说什么“搞阶级斗争阻碍生产的发展”，“抓不住老鼠的猫能是好猫吗？”说邓小平被批判是“遭了暗算”、“坐以待毙”。有个反革命分子竟疯狂叫嚣说，他要是邓小平的秘书，就要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下毒手。周总理逝世后，他们又散布邓小平是什么“党政军全拿得起来的唯一的人”，“当然的接班人”，还造谣说，邓是周总理“提议的总理接班人”。直到天安门广场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妄想“对中央施加压力”，“把邓小平抬出来”当中国的纳吉。

他们恶毒攻击大好形势，制造混乱，以便混水摸鱼。用林贼《“５７１工程”纪要》中的恶毒语言，攻击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是什么“政局不稳”，“经济搞得乱七八糟”。还诬蔑现在是什么“山河变色，虎狼猖獗”，“五洲峰峦暗，环宇竟哀鸣”，是什么“风雨飘摇水火深，四方黎民不安生”。煽动“有志不如趁势”，要“在这急风暴雨到来的时刻”充当“英雄”，要“不怕风险，不怕杀头”，用“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亡命精神”，“大干一场”。

他们还为在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暴乱直接制造舆论，别有用心地进行反革命煽动。散布什么“周总理逝世时悼念活动受到了限制，群众的意志没表达出来”。公然叫嚣到清明节“要用花圈表达出人民的意志，有热闹可看”。在清明节前夕，他们大肆传播所谓“总理遗言”，故意歪曲南京事件真相，造谣说“南京有几十万人上街示威”，“全国已经乱起来了”，胡说中央对南京事件“态度很软”。还造谣广州有人在大街上召开会议，指名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公安局也不敢抓人等等，为制造反革命事件大造舆论。

第二，组织上早就互相串联，结成了帮伙。

在天安门广场跳得最高，干得最凶的，台前幕后都有一帮子人，已经查明的就有几十伙，少者四、五人，多者几十人。从初步调查的情况看，他们搞组织串联，大体有以下集中情况：

一是策划于秘室，搞“裴多芬俱乐部”，早已结成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分子徐漓，在去年就与本单位的一些人结成同伙，经常在一起传播反革命政治谣言。从三月三十一到四月四日，他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进行反革命宣传，并精心策划在厂内贴出十八条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叫嚣什么“誓与党内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阴谋家血战到底”，策应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活动。他们还供认，阴谋搞四○火箭筒，伏击红旗牌轿车，对中央负责同志下毒手。

一种是早就纠集一伙人，在天安门广场又乘机扩充或建立新的反革命组织，打出所谓“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全国罢工委员会”“临时造反委员会”“杀妖战斗队”等旗号，发表《告全国人民书》，网罗党羽。

反革命分子侯玉良，从今年一月开始，就搞反革命串联，组织反革命小集团，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中又积极物色对象，发展反革命组织，采取特务手段，规定联络暗语，建立单线联系，炮制反动地下刊物《大众报》。先后网罗几十人像林彪的小舰队一样，开列了名单，划分为骨干、可靠和不可靠三类。

四月五日早晨，侯玉良一伙在纪念碑周围贴出“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通知”，发表反革命演讲，用半导体话筒声嘶力竭地叫嚷“火烧得越旺越好”，带头指挥冲击人民大会堂，还组织了五名所谓“谈判代表”，侯玉良自命为“首席代表”，踩着警卫战士和人民警察的头冲进解放军营房。

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被粉碎后，他们又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转入地下，侯玉良与同伙总结三条“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联合起来，二是大学生没有发动起来，三是没有一个像样的首领。还给同伙打气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什么“进军的第一炮”，是解放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力量，“妄图卷土重来”。

一种是到外地搞反革命串联。炮制反动诗词、造谣攻击中央领导同志的反革命分子周忠铉，今年一月到桂林参加四机部召开的业务会议时，与上海、河北、广西、四川、贵阳、南京等省市一些工厂的十五、六个技术人员串通一气，传播了大量的反革命政治谣言，周忠铉还和其中的五个人集体收听敌台广播，记录敌台伪造的所谓“总理遗言”。回京后保持联络，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种是外地的坏人来京搞反革命串联。吉林省劳改释放的坏分子李广德，三月二十日窜来北京与一内蒙来京的坏人王铎勾结在一起，串通了十六、七个所谓上访人员，从三月三十日到四月二日接连召开了五次黑会，密谋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所谓“呼吁书”“告上访人员书”，叫嚣到北京“不是来烧香的是来拆庙的”，“贪官我也反，皇帝我也揪，不拆城隍庙，宁死不回头”，煽动要组织起来，到中南海静坐、绝食向中央施加压力，冲击中南海。

第三，到天安门广场搞反革命活动，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就拿第一个在纪念碑贴出影射攻击“悼词”的反革命分子曹志杰来说，早在三月十三日就纠集同伙，密谋策划，先后开了四次黑会，指定专人起草悼词。三月底写出悼词之后，他看了嫌太平淡，“没劲”，特意加上“披荆斩棘”“血战到底”等影射攻击的反动词句。四月二日还到北大法律系进行煽动，遭到工农兵学员的驳斥，市总工会要他揭下反动悼词，他坚持不揭，后来看形势不妙，又私下对同伙说：“先退回来，等待时机以后再进攻”。

在天安门广场猖狂表演的这伙反革命，幕后也大都有人煽风点火，出谋献策，在天安门广场用半导体话筒宣讲反动诗《今日在何方》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早就呕心沥血地炮制了反动诗词，并四处拉同伙，请军师。

有个宣传部门的人为他写的诗反复琢磨，一边修改，一边赞赏，并陪他到天安门广场张贴宣讲，还有一个反革命分子为他的诗修改了三天，凡恶毒攻击的字眼，都用红笔划出来，肉麻地写道：“大作拜读，构思巧夺可取，感情真挚，有激情”，并为他献策说：“应写得含蓄一点，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让别人看得出来，又不能让别人抓住，望君注意”。还有个家伙为他出谋划策说，如果公安局把你抓住，你绝不能承认攻击中央的，因为你的诗从字面上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中闹得最凶的单位，大都有领导人纵容支持，直至亲自出马，中国科学院１０９厂送四块反动诗牌和花圈的活动，就是在某些领导人参加下精心策划的，他们早在一月底就酝酿清明节送花圈，二月买纸作准备，三月中旬制定了花圈图案，经某负责人批准制作，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把反动诗牌做得越大、越醒目，越好”。他们一共做了四个花圈，两个给周总理，一个给陈毅同志，一个给杨开慧同志，影射攻击中央领导同志。

有一个家伙，在制作花圈的时候就说过：“准备被抓起来坐牢”。三月三十一日，他们还专门开会研究送反动诗牌“走那一条路影响最大”，确定绕道走“外地人多，外国人多”的王府井，路过北京饭店送往广场。四月一日，该厂一些领导人亲自坐车到天安门广场窥测形势，并抄录反动诗词，回去进行煽动。

四月二日上午，这个厂的领导为了掩人耳目，还特意设计了一个所谓批邓大会，会上只有一个人发言，接着煽动组织了三百多人，指定了正副总指挥，从工厂所在地德胜门外祁家豁子出发，用四辆汽车在头前开道，抬着花圈，举着诗牌，招摇过市，到北京饭店门前故意停留了五分钟，以便让外国人拍照，他们还指定专人把送反动诗牌的各种场面都一一拍成照片，蓄意扩大反革命影响。还有一些单位也有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