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当大元帅今后谁再敢来当

我不想当大元帅今后谁再敢来当

 

我不想当大元帅今后谁再敢来当！这个示范说明了什么？一个不为私利，不为名不为小家的人，还要《权》干吗？建国后要是有人专心搞社会主义建设，后人们可看到毛泽东骑马在黄河源头更多的著作。

《大元帅》是军衔体系中的最高等级，一般授予一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古代曾册封多位“大元帅”、“兵马大元帅”和“天下兵马大元帅”。外国如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大元帅、意大利王國的最高帝国元帅，以及美国在1903年授予乔治·杜威大元帅，在1976年追授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大元帅。近代中国光绪皇帝、监国摄政王载沣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假定大元帅、孫文即孙中山为大元帅、军阀張作霖为大元帅以及蒋中正即蒋介石为大元帅。日本帝国的大元帅、韓國的大元帅。1934年，溥仪出任大满洲帝国大元帅。不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蒋介石大元帅为最后一位。自此《大元帅》在中国的土地上消灭了。谁不喜欢当一个大元帅和拿一级最高工资？唯有毛泽东！

1955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公务人员结束过去供给制和工资制并存的双轨制，开始执行资产阶级的等级工资制。以周恩来为首的领导小组开始编制工资方案，实行“四定”，即“定职、定级、定衔、定薪”。按照国务院第一次拟定的工资方案，行政级从1级到24级，一级是军委主席毛泽东（大元帅）600元；二级是副主席、总理，550元，包括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三级是元帅，500元，包括陈云、邓小平和各位元帅；四级是大将，450元；五级是上将和大军区、省、部级正职，400元。

方案呈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在看后说：“我看不妥，这样不利于团结，贫富差距要缩小嘛！”其后，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又说“你们让我当大元帅，是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我呀!  一级干部就我毛泽东一个人，你们都是二级、三级，我毛泽东太不够意思、太不够朋友了! 我们把一级让给马克思、恩格斯，把二级让给列宁、斯大林，我和你们一样，都是三级干部。”

于是，周恩来等又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原划分的24个行政级别未变，工资稍有改动。最终的方案是：一级594元，二、三、四、五级依次为536、478、425、387元。级与级之间最多相差50多元，最少只相差5元。因地区类别不同（全国划分为4－11类），同级地方干部相差10－40元。按照“血比汗值钱”的原则，军队干部比地方干部平均高出30元左右。

这套等级工资制是从老大哥苏联那里学来的，毛泽东虽不满意，但也很无奈。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暴露，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又对等级工资制提出了批评：“现在高级干部拿的薪金和人民生活水平相比，悬殊是太大了，将来可以考虑减少一些薪金。” 国务院据此迅速拟订了降薪方案：党政高级干部，即行政十级以上干部全面降薪。降薪后，行政一级降为504元；二级降为454元；三级降为405元。

评级、评衔涉及个人利益，经常需要做出平衡调整。为了照顾那些资历老、战功大，但职务、军衔较低的人，也对特定的人给予“低职、低衔、高行政级”待遇。如山东大学前校长成仿吾，行政级评为五级，相当于上将和正省级。对于统战对象——担任重要职务的非党人士，有所照顾，待遇甚至略高。最突出的事例是宋庆龄，被评为行政一级，当时全国被评为一级的仅有她和毛泽东两人。其他的如著名侨领陈嘉庚被评为三级；章伯钧为交通部长，工资为行政三级等等。但在这次授衔评级中，也有主动要求降级的。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内经济萧条，身为党中央副主席的陈云带头提出给自己降级、降薪，毛主席拍手称好，说：“要降，我们一起降嘛！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三级降12%，四级降10%，五级降8%，六级降6%，七级降4%，八级降2%，九至十七级降1%。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动把工资降到三级，统一调整为404.8元，自此直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去世，这个标准就一直未动。

吴连登，1964年至1976年在毛泽东家任管理员。据他回忆，毛泽东每月的固定开销包括党费10元；他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毛泽东家里的几大开支，吃饭大约每月100元左右，吴连登说：“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

毛泽东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抽烟要花去100元，还有几十元的茶叶。吴连登说：“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开会，旁边坐着的李先念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据吴连登回忆，毛泽东与江青花钱上实行AA制，各花各的钱，各记各的账，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

据1968年1月毛泽东的一份家庭生活收支账目,他的日常支出一栏列有：“月房租费125．02元；12月、1月党费40元；日用消费品92．96元；液化气9．6元；伙食659．13元”。由此可见，从收支上看，毛泽东加上江青的工资，“第一家庭”算是“月光族”。当然，除了工资，毛泽东还有一项大收入，就是稿费，他是有权支配的，但这个稿费是存在中办特会室的名下，多用于公家的事务，毛的日常开支，还是自己的工资。

造谣说谎者就是这样：信口开河，乱放臭气。闻及臭气，迅及传播。误导洗脑，乐此不疲。恬不知耻，臭不要脸。

毛泽东一直在反对资产阶级法权，也在不断地纠正。文革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一次造反。然而资产阶级法权维护者们在极力反对文革。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的自私自利，社会必定肮脏。

毛泽东为什麽在文革中反复强调“要斗私，批修”？正是因为万恶之“私”为主源，私心一大，就必然人欲横流，膨胀到一定程度，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就要变“修”复辟资本主义。这些道理跟走资派们及小跟班们一门心思想多吃多占的自私自利者如何听得进去。

毛泽东要从不良意识源头灭起，“斗私”是为了防止变修，只有“斗私批修”，才能保证有效“为人民服务”，保证官员该当人民公仆，才能保证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性质。全中国人民都“斗私批修”，坏人坏事就不容易出来。

走资派邓小平改革开放后为什么中国的丑陋遍地都是，是因为走资派邓小平不听毛主席的话了，不但不“斗私批修”了，反而加重私心杂念了。从人性上讲，意识形态上讲，就是解放人的劣根性，解放人性恶的部分，解放私心杂念，由此刺激自由市场，刺激人人争先富去赚钱，刺激底层人群出卖劳动力为资本家发财。

所以，只要能赚到钱什么歪门邪道都用上了，结的恶果就是假药假烟假酒假奶粉坑蒙拐骗就都解放了，再把西方糟粕文化放进来，和本土刚解放了的糟粕思想意识一结合，就使中国的每一个有人的地方臭气冲天更恶心了。

毛泽东讲“斗私批修”，深意在于使共产党和新中国不变质，不变修，不搞特权，不看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眼红，一句话，是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有各种表现。毛泽东归纳总结如下：一是“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有害于个人”。

二是“不负责任的背后批评，不是积极地向组织建议。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三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四是“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五是“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六是“听了不正确的议论也不争辩，甚至听了反革命分子的话也不报告，泰然处之，行若无事”。七是“见群众不宣传，不鼓动，不演说，不调查，不询问，不关心其痛痒，漠然置之，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把一个共产党员混同于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八是“见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不愤恨，不劝告，不制止，不解释，听之任之”。九是“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无一定方向，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十是“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工作随便，学习松懈”。

十一是“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得，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

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突出特点就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组成人员主要成分是农民、小知识分子，加之长期分散在农村游击环境，一些党员身上流露出自私自利、自由散漫的习性。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延安成为爱国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争先前往的圣地。这些人员大批涌入的同时，也带来各种思想问题。

面对以自由主义为主要倾向的种种思想表现，毛泽东以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力和对党内思想状况的熟知，于1937年9月7日写下了《反对自由主义》这篇光辉著作。文章列举了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指出了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剖析了自由主义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要求共产党员“用马克思主义的积极精神，克服消极的自由主义”，号召“一切忠诚、坦白、积极、正直的共产党员团结起来，反对一部分人的自由主义倾向，使他们改变到正确的方向来”。文章一经发表，在陕甘宁边区引起极大反响，各级党组织认真讨论学习，对照自由主义的十一种表现，把自己摆进去对照检查。不久，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延安整风运动。

一篇文章有着如此神奇的力量，来源于文章锐利的思想，字字有声、句句直敲人的灵魂：“当面不说，背后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命令不服，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敷衍了事，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自以为对革命有功，摆老资格，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做。”“自己错了，也已经懂，又不想改正，自己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 一一列举、娓娓道来，谆谆教诲、语重心长。每重读一次《反对自由主义》，读者的心灵都会触动极深。文章锋利所指，让人无处躲藏，无法回避。因为说的太准了、太形象了、太常见了、太通俗易懂了，好像在说自己、说自己单位、说当今社会。

现实生活中，“自由主义”更多的是指个人言行上的特殊表现，比较常见的表现就是散漫无忌，个人至上，随心所欲，随性所为，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深入分析自由主义产生的根源，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五四”运动爆发后，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病所在。中国是个“庞大的社会，松散的政治形态”。国民的劣根性沉积千年的病态文化，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奴化与压制下，国人形成了只顾一己一家私利，不顾国家民族命运的自私性。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之一就是组织性、纪律性的缺失。其实这也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重要根源，也是自由主义的根源所在。毛泽东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毛泽东以自己特有的行文风格，对缺失组织性、纪律性的自由主义现象，逐一进行生动、具体、精辟的描述，让人警醒，更让人敬佩其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对不良思想的深入观察，对产生自由主义根源追根问底的剖析，这就是个人的“自私自利性”。真可谓一针见血，直指灵魂深处，直面人性实情，回答了长期以来中国人热衷“窝里斗”，纠结于人情世故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