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丑陋的中国人》帽子必须摘掉
《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只罗列一些表面现象来攻击中国人。各民族的人都有丑陋现象。中国人也不例外。只治表不治里是治不好病的。《丑陋的是旧文化中的丑陋的那部分》。旧文化中丑陋的不革命会进步吗？
中华文化即《旧文化》中有许多是优秀的文化，必须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上善若水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如果有很多人得到政府官员的帮助，而政府官员都不要求回报，那政府官员的德就厚了，就可以称作这个政府官员德高望重了。中国的低层劳动人民是需要德高望重的政府官员的。也希望政府中不至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官员，而是希望政府中有千千万万个德高望重的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只为人民币服务，只管让少数人先富。
然而在《旧文化》中有许多丑陋的文化要不要革命？不革命会进步吗？
面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丑陋如自私自利、利己主义、人血馒头、骨子里的崇洋媚外鄙薄自族、嗜赌成性、过于算计、嫉妒心重、恶俗饮酒、传信谣言、爱虚荣讲排场、自吹自擂、言而无信、大轰大嗡、不求甚解、没有信仰、鼠目寸光、狡猾刁蛮、痞性成习充耳充目、盗窃成性、说谎张口就来、死不认错无理辩三分、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择手段惟利是图、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亲疏文化、留长辩子女人裹小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升官发财、争权夺利、读书上大学可改变命运、买官卖官密谋抓捕或暗杀明杀对手或影响到自己升官发财的某些人、妓女文化、吸毒贩毒文化、赌博文化、黑社会文化等等, 要不要改良? 要不要革命?尤其是出国留学生的增加, 见识到世界上的先进文化, 看到中华文化以及当时政府官员的昏痈无能、洋奴买办的奴才相。洋人横行、官员腐败、军阀争霸、有钱人盛气凌人, 欺压百姓吃人血馒头, 有志的年青人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文化革命史》。从《剪长辩子革命》和《革除女性的裹脚陋习》开始，到胡适积极推动白话文《文学改良刍议》《非留学篇》，1917年1月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倡导文学革命的第一篇文章。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1918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于是，中国现代《文化革命》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直到文化大革命全民参与的对旧文化中的陋习的一次伟大革命。回想当年《剪长辩子革命》和《革除女性的裹脚陋习》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保守的旧势力总是要反击的。但经过多年反复坚持最后还是成功了。假如今天中国男人还留着长辩子，中国女人还裹着小脚，《丑陋的中国人》的帽子是不是还要高一些。
剪长辩子革命即剪辫运动，最早开始于在海外定居的华侨及暂居海外的华人主要是流亡的革命派、维新派及留学生。在1895年10月，广州起义事败后，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逃亡日本。孙中山抵横滨后断发改装，以示与清廷决绝和革命到底的决心。孙中山等革命者剪发易服，不是什么稀罕事。但事实上，来自民间的剪辫呼声，也已有多年。当时守旧者也是百般阻挠和反对，据说当时不少被剪辫者甚至哀号痛哭，谓无颜归家。那些农村留辫的人听说城里开始剪辫了，便再也不敢进城。革命军便派出巡查队上街，手执大剪刀，满街剪辫子。看见留有辫子的人，不由分说，上去就剪。有人哭着请求将辫子捡回去，说是留着死后入殓时好放进棺材里，落个“整尸”。后经全国上下进步人士的不断革命下，经多年努力抗争下终于将男人头上的《长辩子革命》掉了。假如不进行彻底革命，来个改良，愿留则留，愿剪则剪，时至今日恐怕还会有人留着长辩子，又或是男子都留着长辩子？如何？幸好有许多前辈们先行将长辩子革命了，以致今天中国男人们没了长辩子。
裹小脚这个曾经残害妇女的封建恶俗，也是中国古代的一大陋习，是对女性人权的漠视，那这种陋习就是缠足，指的是女性用布将双脚紧紧缠裹，使其脚畸形变小，以为美观。一般女性从四、五岁起便开始缠足，直到成年骨骼定型后方将布带解开，也有终身缠裹者。缠足这一陋习最大的推手就是理学家，宋朝的理学家希望通过礼教约束女性，而缠足就是理学家约束女性的一大佐证，经过宋朝理学家对礼教的宣扬，在南宋时缠足风俗兴起。权贵文人们将女人作为玩物，裹脚是女人"步步生莲花"，中国过去旧文化中有一项国粹就是所谓“三寸金莲”，看一个女人就以她的脚来评定，要脚能做到小、尖、软、巧。帝皇将相达官贵人书香文人都有宫嫔窌娘，纤丽善舞，乃命作金莲，高六尺，饰以珍宝，网带缨珞，中作品色瑞莲，令窌娘以帛缠足，屈上作新月状，著素袜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之态——这就是中国妇女缠足的文化。到了明朝时，缠足之风达到一个鼎峰。朱元璋的皇后马皇后虽没有缠足，是一位大脚，但在明朝时，整个社会对缠足是相当重视的，缠足与否是会地位、贵富等级的标志。而三寸金莲的说法也是从明朝开始流行，王鸿渐《西楼乐府》中“狸红软鞋三寸整”、朱有炖《元宫词》“廉前三寸弓鞋露”，都是对三寸金莲的印证，在北方尤其流行三寸金莲。在清代时，政府曾下令废除缠足，但受当时社会的氛围影响，这一举措没有得到贯彻，清政府只能把男性的头发给剃了，而没有办法废除女性的缠足，这也被人们渲染为“男降女不降”。
这种女性的裹脚陋习，最后在民国的时候，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全国各地纷纷开展了不缠足的运动，可以说劝禁缠足是中国妇女解放的第一步，从那时候起逐渐的女人不再裹脚了。中国女性裹足的陋习从此成为了历史。一位生于1933年的奶奶这样回忆：“我十岁左右的时候，我母亲为我缠足，也是在我10岁的时候，我开始纺棉线。每次我母亲缠我的脚的时候，我都会疼得哭出来。”现在，年轻的女孩子已经没有人缠足了。
缠足的起源，就与统治者相关。宋朝皇室与宋朝上层是最早开始缠足的。也是中国旧文化中的封建礼制，父权制社会“男尊女卑”传统习俗增强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一旦把女子的脚缠成了“三寸金莲”，女性在劳动和交往方面必定会大受制约，只有困守家中，甚至站立、行走都要扶墙靠壁。这样一来，不仅让“男主外，女主内”顺理成章，也让“男强女弱”成了铁定事实，女性如有什么不满、反抗、私奔之类的举动，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唯有忍气吞声，听任摆布。这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施行的压迫和控制。这种压迫和控制也确实收到了实际功效。正如《女儿经》所说：“恐他（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约束。”女性被摧残的小脚竟然成为激起男人性兴奋的重要物品。据记载，自宋代开始，在许多妓院的欢宴中流行起一种“行酒”游戏，从头至尾突出的都是妓女的小脚和她们的小脚鞋，狎妓的嫖客把酒杯放入妓女的小鞋里来传递、斟酒、饮酒。直到20世纪初，仍有一些男人喜欢参与这种“行酒”游戏，并为有机会使用妓女小脚鞋中的酒杯来饮酒而兴奋不已。
这种女性的裹脚陋习，在酸腐文人的推波助澜。以妓女的小脚鞋玩“行酒”游戏，大多数系文人的嗜好。不仅如此，更有酸腐文人兴趣盎然地把探讨小脚当作“学问”来做。他们不嫌耗时不惜笔墨地撰写文章，细细品评，以卑劣为乐事，以下作为荣幸，惟恐不能将玩小脚的美学成分和调情作用诠释清楚。 宋代苏轼《菩萨蛮》（“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是中国诗词史上专咏缠足的第一首。辛弃疾《菩萨蛮》有：“淡黄弓样鞋儿小，腰肢只怕风吹倒”的语句。清代有一个叫方绚的文人曾自诩为“香莲博士”，写成了一篇题为《香莲品藻》的文章，费尽心机地把小脚划分为五式九品十八种，分别进行仔细地品味和赞赏。方绚居然因此而名声大振。由此可见，酸腐文人也为小脚风气的延续增加了不可忽略的砝码。许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视女人如玩物，病态审美，赏玩小脚成为癖好，还制定出了小脚美的七个标准：瘦、小、 尖、 弯、 香、 软、 正。
更邪癖的是以妓鞋行酒。元代杨铁崖（廉夫）喜欢以妓女弓鞋行酒。有一天杨铁崖、倪瓒（元镇）在友人家会饮，当时席上有歌妓侑酒，铁崖兴发，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坐客传饮，名曰鞋杯。（事见《渔矶漫抄》，又见沈德符《敝帚斋余谈》。）自从铁崖创制鞋杯，自命风流的莲迷们纷纷起而仿效，《敝帚斋余谈》就说明朝隆庆年间何元朗用南院王赛玉的弓鞋行酒。进入清代，鞋杯行酒流俗更广，直至民国年间依然如故。鞋杯行酒的事在小说中也有记述，《金瓶梅》说：“西门庆又将她一只绣花鞋儿，擎在手内，放一小杯酒在内，吃鞋杯耍子。”《迷楼秘记》中讲到吴绛仙赤足擎杯，令袁宝儿扶其玉腿向隋炀帝敬酒，炀帝赐名曰“仙掌玉莲杯”。对于鞋杯行酒，徐文长有诗道：“南海玻璃值几钱，罗鞋将捧不胜怜。凌波痕浅尘犹在，踏草香残酒并传。神女罢行巫峡雨，西施自脱若耶莲。应知双凤留裙底，恨不双双入锦筵。” 自从鞋杯行酒形成风气之后，又有瓷质鞋杯烧制出来供人饮酒取乐，明清时期景德镇就有这种青花小脚鞋杯出产。民国十三年（1924年）前后，密云莲痴老人还专门请匠人张德林制成景泰蓝鞋杯。也有人制作银质鞋杯的，祝枝山《念奴娇·咏银制鞋杯》云：“玉娇三寸悭，更得一点曲生风味。味尽春心深更浅，何用搵罗挨绮。紧紧帮儿，口儿小更爱尖儿细。风流无限，怎教人不欢喜。遥想飞上吟肩，比掌中擎处，一般心醉。醉意瞢腾头上起，直到妖娆脚底。半缕顽涎，要吞吞未下，吐尤难矣。笑他当日，郭华无量干死。”
如此的旧文化陋习要不要革命？不革命能解放妇女吗？不革命能让妇女进步吗？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对于这些《酸腐文人》的笔下的玩弄女性的旧文化要不要革命？
旧文化中的陋习是因循累积，成了积弊或积习，以致积重难返。
例如现如今走资派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所有旧文化中的陋习以加倍地复辟。
贪官污吏贪赃枉法至几亿元几十亿元的不在少数。几千万几百万几十万或几万的几乎所有官员都是，做官当老爷升官发财买官卖官几乎成常态的公开的。
口头上喊着“为人民服务“，实质上不给钱不服务，形成一切向钱看为人民币服务的特色政府。
为了争先富当地主资本家不惜造假说谎不择一切手段只为赚钱。
而有钱了就是喜欢铺张浪费显摆富有、有钱了做老爷了就可以不守时、看不起或不尊敬劳动的低层的穷人。
旧文化中的这些陋习如喜欢铺张、讲排场是中华文化几千年长久以来的一种陋习。帝皇将相达官贵人等有钱人遇到婚庆、生日、满月、丧礼，逢年过节总是来一番铺张，风光风光，以满足有钱人的光荣感。
现如今的中国社会里有许多人为了达到这个虚荣心目的，也是东凑西拼地搞“风光“的陋习，恐怕事情过去，体面是照顾到了，却是困苦或梦魔的开始：钱用去一大笔，再也没有任何积蓄，若遇急需，定然是苦不堪言；如事前向各方借了一笔钱，加上利息，到时必须摊还，无法清还，好戏还在后头。这又何苦?
讲排场，大事铺张，只能自作自受。这种陋习实际的好处十分抽象，而且不着边际。
何不如毛泽东时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根据自己的能力，请交情较好、来往较密的亲友参与。不必大鱼大肉，也能联络感情，其乐融融，达到目的。
旧文化中的陋习有很多。中国人要成为优秀的民族，须塑造良好的形象。对于旧文化中的陋习必须革命，要想文明进步，就不可以有任何理由延续下去，让人耻笑。当然，几千年累积的这些陋习，不可能有几次文化改良、文化革命、文化大革命就可以改掉，必须长期地慢慢改掉。中国近代一百多年来在许多有识之士的努力下革掉了一些。如女性的裹脚陋习和男人的剪长辩子革命取得成功。推广白话文在毛泽东时代也己实现。走资派复辟后也只有少数酸腐文人在玩之乎者也繁体字。相信将来会变得更好。“丑陋的中国人“的帽子可以摘掉的。《丑陋的中国人》帽子必须摘掉。
这文明不是西方的政权和宗教，不管西方人东方人，有了权利都难免作恶。
文明是一个透明的体制和一种阳光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