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环球》
除了“改革之父”曼莫汉·辛格连任印度总理，三个多月以来，印度高层正在不断进行着人事调整。曾经口无遮拦的外交部长慕克吉转战经贸领域，没有任何外交经验的克里希纳出任外长，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纳拉亚南如今身居国家安全顾问要职，从小在拉萨长大的前外交秘书梅农可能走进印度总理办公室……
印度政府走马换将的同时，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国度继续传来复杂的声音。
有媒体报道说，以“中国威胁论”为借口，印度向所谓“阿鲁纳恰尔邦”增调了6万兵员，使得那里的驻军达到10万之多；印度空军也在靠近中印边界的前沿地区修筑机场，并在那里着手部署两个中队的苏-30战斗机。
而另一方面，中印两国第13次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如期举行，双方首次同意，“中印两国必须和平共处，没有其他选择”；一些媒体和政客在中国问题上的炒作，也遭到了印度军方有识之士的反驳。印度方面如此复杂甚至矛盾的言行，究竟体现了新德里怎样的对华战略？而它又由哪些核心人物在左右？
谁在左右印度对华政策
索尼娅·甘地，拉胡尔·甘地：传承尼赫鲁家族对华政策影响力
虽然尼赫鲁对于1962年中印爆发边界冲突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对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所作出的贡献。尼赫鲁对中国的热爱近乎痴迷，这也深深地感染着尼赫鲁家族的每个成员。
2007年10月，作为尼赫鲁的曾外孙，37岁的拉胡尔·甘地陪同身为国大党主席的母亲索尼娅·甘地访华，他们不仅与胡锦涛总书记以及温家宝总理一起共叙中印友好，更重要的是，索尼娅还正式地把尼赫鲁家族的第四代掌门人、有望领导印度未来的新一代国大党领袖拉胡尔介绍给中国领导层。
作为尼赫鲁-甘地家族后人，索尼娅和拉胡尔目前分别为印度国大党主席和秘书长，都没有在政府中担任任何公职。尽管如此，谁也不会否认，母子二人对国大党政府现行对华政策仍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母子俩在对华政策方面很少发表公开发表言论，不过索尼娅2007年访华时在清华大学发表的演讲令人印象深刻，她向中国师生传递了一种乐观情绪： “尽管双方观点不完全一致，但‘务实和共同利益’是中印两国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如果进行自由坦白的对话和讨论，这些问题都会被解决。”
曼莫汉·辛格：想让印度官僚学习中国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是著名经济学家，曾经担任过印度储备银行行长和计划委员会副主席。正是他在1991年设计领导的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改革，挽救了当时正处于崩溃边缘的印度经济。
读书是辛格的最大嗜好之一，细心的印度人经常会发现他的身影出现在新德里的某个新书发布会上。2007年，在出席印度前商业部长纳特的新书首发式时，辛格曾出人意料地引述了一大段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的演讲——《只有开放兼容，国家才能富强》。辛格说，希望温总理这一讲话内容能成为 “印度举国上下人人捧读的基础材料”。这在当时成为一段佳话。后来辛格的前新闻秘书巴鲁告诉笔者，辛格总理说这番话，其实就是想让印度的官僚开拓视野，向中国学习。
熟悉辛格的人都强调，他属于那种非常谨慎、不事声张的人。但辛格总是喜欢在各种场合表达自己对中印关系的见解：“中国是印度最伟大的邻居，两国之间的关系并非对抗性”，“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中国和印度发展”。
普拉纳布·慕克吉：对华强硬派将打经济牌
在印度国大党内，很少有人能像普拉纳布·慕克吉那样几乎把政府中最重要的几个内阁部长都当个遍。由于资历颇深，他在国大党内具有很重的话语权。
2009年国大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胜后，党内曾经考虑让外交部长慕克吉留任，但他以“年龄偏大、不适应频繁出国”为由婉拒，随后，辛格任命慕克吉为财政部长。
慕克吉行事比较干练，但有时说话口无遮拦。在对华立场上，慕克吉一向以务实和强硬著称。几年前，身为国防部长的慕克吉在一次国防研讨会上曾指责中国在1962年“侵略”印度，在中印外交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2008年，慕克吉直言不讳地在印度国防学院强调，“中国作为印度最大的邻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挑战”。
据了解慕克吉的印度圈内人士说，慕克吉与印度商界过从密切，他比较擅长于开拓商业和贸易市场。在担任外长时，慕克吉便积极地推进印度经济议程，帮助印度商人走向国际市场。如今作为财政部长，虽然不会直接插手外交事务，但他将会更多地呼吁政府在对华关系上打经济牌。
S.M 克里希纳：“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哥”
新任命的印度外交部长、77岁的克里希纳被誉为印度新内阁中三位“老人”代表之一，尽管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或许是曾经留学美国的缘故，克里希纳的气质与多数印度政客明显不同，他穿戴时尚，儒雅得像个大学教授。
克里希纳是印度国大党元老之一。他曾经在以“IT中心”班加罗尔为首府的卡纳塔克邦担任首席部长、在以“金融中心”孟买为首府的马哈拉施特拉邦担任邦长。“S.M。克里希纳是印度近年来最为出色的首席部长之一，他是印度为数不多的具有留美教育背景的政治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班加罗尔成为举世闻名的IT中心……”在孟买，在班加罗尔甚至金奈，每当提及克里希纳时，许多印度朋友都会如此称赞他。
克里希纳对中国很有感情，2004年12月底和2005年3月初，笔者在班加罗尔和孟买两次专访克里希纳。笔者问克里希纳，目前印度领导人在口头上已经不再说“中国是威胁”，不知道有关“中国威胁论”的思想是不是真正从他们的头脑中消失了？克里希纳回答：“我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哥，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伙伴，我们认为，中印建立伙伴关系的努力对西方发达世界将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可能不会在明天就出现，但在某些时候会出现……”
虽然曾经在国大党政府内担任过几次部长，但克里希纳没有任何外交经验。就在他走马上任外交部长之际，“中国威胁论”刚好成为印度媒体再次热炒的词汇。对此，克里希纳有自己的看法。8月11日，他对印度记者说，“印度与中国有着一种良好的关系，印度同中国的关系并不阴云密布”。不过，正如印度媒体所说，如何妥善处理印度与中国的关系，还真是克里希纳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M.K 纳拉亚南：中印边界谈判的高手
大概是长期从事情报工作的缘故，74岁的M.K。纳拉亚南给公众留下的印象总是不苟言笑。如今他身居国家安全顾问要职，更让人感觉十分强硬。
纳拉亚南现在已经成为中印边界谈判的高手，但是2005年围绕他能否胜任边界谈判“特别代表”问题，印度决策圈内曾有过一场大讨论。长达几个月的激辩之后，印度政府作出裁决：虽然纳拉亚南对中国的知识略显不足，但具有情报背景不仅使他适合担任印度国家安全顾问，还会在印度同中国的外交对话中起到重要作用。一些印度外交官当时透露，对纳拉亚南的任命反映出印度政府的一种战略考虑。由于中印之间不仅有边界问题谈判，还启动了战略对话，而战略对话大多涉及国家安全利益问题，所以，印方需要一个特别熟悉国家安全利益的人。纳拉亚南正是这样一个人选。
出于职业习惯，纳拉亚南对许多事情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与他十分熟悉印度朋友说，“纳拉亚南是一位忠实的听者”。他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人或接受任何观点。每当朋友聚在一起聊天时，他总愿意静静地在一旁倾听，却不多发表意见。据说纳拉亚南比较注意倾听自己所信赖的中国问题专家，特别是来自情报系统的专家的观点。
尼鲁帕玛·拉奥琪：多年分管中印关系的外交秘书
“外交秘书”是印度外交部里职位最高的文官。这不仅需要年龄恰好合适，还需要拥有被各方都认可的能力。尼鲁帕玛·拉奥琪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6月30日，她击败对手得到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职位。
在印度公务员里，外交部属于最难考的部门，拥有英国文学硕士学位的拉奥琪不仅考取了，而且还在这个几乎被男人垄断的世界里干得出类拔萃。拉奥琪是印度外交部第一位女性新闻发言人、印度驻斯里兰卡和驻中国的首位女性大使、印度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外交秘书，因此，她被誉为“经常创造历史的印度女外交官”。
举止优雅的拉奥琪还是一位诗人，她非常崇拜中国作家王蒙。担任驻华大使期间，拉奥琪经常出现在大学校园里，向中国知识界阐述印度的中国观。在她看来，中国人认为印度“并不友好”主要源于中国对印度还不够了解。
由于在外交部多年分管中印关系特别是边界谈判，拉奥琪一直被印度同僚视为中印边界问题专家。8月初，拉奥琪首次以外交秘书身份出席了由辛格主持的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在长达3个小时的会议上，她向与会的重要人物通报了有关中国的情况。不过，正如一位印度外交官所说，“拉奥琪的主要职责还是执行政府政策。至于说印度和中国的关系，仍取决于最高领导层”。
作为外交秘书，拉奥琪目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一个是经验不足的外交部长，一个是比十年前在战略安全事务上更有分量的总理办公室。她需要更好地在这两者之间进行沟通，以使得印度的对外关系更为顺畅。
希夫尚卡尔·梅农：印度外交部走廊里的“中国人”
7月30日，刚满60岁的梅农从外交秘书职位上退休。当年辛格总理破格把驻巴基斯坦大使梅农任命为外交秘书时，在印度外交界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印度外交部基本上是论资排辈的。然而，辛格却偏偏看重当时资历靠后的梅农，有的印度媒体揣测说，辛格有意通过此举加强中印关系。
媒体的猜测其实与梅农本人的中国背景有关。梅农出身于外交世家。他的祖父KPS ·梅农曾经作为首位印度外交公务员担任驻中国和俄罗斯大使，父亲P·N·梅农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出任印度在拉萨的总领事。父辈的耳濡目染以及童年时代在拉萨的几年生活，使梅农从小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的汉语非常流利，其外交生涯也是从中国开始的，曾经在印度外交部负责领导中国科，并多次参加中印边界谈判。据称由于梅农十分精通中国事务，被称为印度外交部走廊里的“中国人”。
梅农在印度外交部算不上资历最高，其能力却在外交界有口皆碑。“他非常低调、平衡、成熟、说话温和，同时也有自己的行事风格和方法。”由于辛格非常看重梅农，坊间一直盛传梅农退休后可能会加入印度总理办公室，因为辛格有意让他担任负责中国和巴基斯坦事务的总理特别顾问，或者直接接替纳拉亚南出任国家安全顾问。目前，梅农的去向仍未最后确定，但一位与他过从甚密的印度朋友肯定地表示，梅农将会在2个月的休假结束后加入总理办公室。
苏布拉姆尼亚姆·贾伊尚卡尔：新驻华大使或许带来新气象
7月24日被任命为印度新任驻华大使的苏布拉姆尼亚姆·贾伊尚卡尔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会员，被公认为印度外交部里的战略思想家，他的父亲是印度著名安全战略问题专家K。苏布拉姆尼亚姆。在担任印度驻新加坡大使之前，贾伊尚卡尔一直在外交部负责美国事务的联系，是美印核协议谈判印度方面的六七个核心谈判成员之一。
不过贾伊尚卡尔获得驻华大使提名仍有点出人意料。因为这些年来的驻华大使多是印度外交部中公认的中国问题专家，而贾伊尚卡尔大部分时间的工作对象都不是中国。不过，一些媒体指出，考虑到中印目前正在进行许多战略问题的讨论与合作，或许由一个安全战略问题专家出任驻华大使能够为中印关系带来一种新气象。
贾伊拉姆·拉梅什：“Chindia”的创造者
作为印度环境与林业国务部长，拉梅什的职务看上去与中国问题不太沾边儿，但他却是国大党在战略事务上的幕僚级人物。他曾经创造了一个与印度和中国密切相关但却“从未申请专利”的英文名词，这便是被世界媒体和学界广泛使用的“Chindia”。
拉梅什常在各种报刊上发表文章，他的文笔犀利而幽默，尤其擅长玩弄英语词汇。因此当看到媒体报道拉梅什创造出“Chindia”一词时，笔者一点儿没有感到惊讶。其实令笔者惊奇的倒是他对中国的热情。在拉梅什的办公室里，每当聊起他所感兴趣的中国话题，便会看到他信手从电脑中调出自己收集的相关图表或者上网查证。拉梅什告诉笔者，“我的所有资料都在电脑上”。
“在一般人眼里，China和India不过就是两个国家名，你创造Chindia希望表达何种意义呢？”当笔者给拉梅什发邮件询问这一问题时，他很快便发回答复，“我一直认为中国和印度有时在合作，有时各走自己的路，但总是在试图寻求相互之间的理解。Chindia意味着中国和印度共同前进与合作，两国都彼此明了相互之间的差异，两国总是会非常在乎彼此间需要和平与和谐共存。”
毕业于印度理工大学(IIT)的拉梅什其实是个经济学家，他曾经先后为两任印度总理以及两任财长担当政策顾问。也可能是考虑到气候与环境问题将是一个对印度来说非常棘手的问题，辛格总理这次把环境部长职务留给拉梅什。鉴于中国与印度在气候和环境问题上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未来拉梅什肯定少不了要与中国打交道。
上任后不久，拉梅什已经组织了中印两国就联合监测喜玛拉雅冰川融化情况进行谈判。他表示，喜玛拉雅冰川事关两国利益。为此拉梅什已经制定了时间表：争取在12月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前与中国就喜马拉雅冰川问题达成协议。
印度正从地区性大国走向世界性大国，其对华战略也从偏狭的“俯视”过渡到平视，但挥之不去的防范心理犹存，“两面性”犹在。
印度对华战略：构架并未完成
几年前，一位名叫苏巴什·卡毗拉的印度国际问题研究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印度需要一个对华大战略”，他认为，独立后的印度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稳定的对华大战略，而现在是制定这一战略的时候了。
这一观点道出了一个有些出人意料却又无可争议的事实——虽然与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印度独立之后，在如何处理与自己最大邻国关系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却长期处于看一尺走一步的状况，缺乏长远和全局考虑。
印度国际战略的三个支点
早在印度独立之前的1942年，后来成为开国总理的尼赫鲁就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设想过与中国的关系，“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甚至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印度、中国、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在内的“联邦”。但他对印中关系的构想是将印度建设成“有声有色”的世界一流大国整体战略目标的一个部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英印殖民当局“亚洲中心”的痕迹。
独立之后，印度的对华政策体现了尼赫鲁的思想：一方面成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给中国以支持；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英印时期的对华政策，为保留利益和特权不惜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1962年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印度长期对华持敌对立场，经济交往降到低点，甚至一度出现空白，双边关系处于咫尺天涯的状态。
印度对华关系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印度国家总战略的一种反映。独立之后，印度的国家发展整体上表现出浓厚的内向型色彩。尼赫鲁主导建立的混合制经济实际上演化为游离于世界经济体制之外的封闭体系；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中的活跃表现，一度给尼赫鲁带来很高的国际声誉，但在冷战格局之下，印度逐渐倒向苏联，不自觉地成为两霸在南亚争夺中的一枚棋子。这导致印度陷入了经济低速增长的怪圈，国际地位明显下滑，逐渐沦为一个“被世界淡忘”的地区性国家。包括对华战略在内的印度国际战略，也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之上。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之后，一系列对印度影响重大的事件相继发生：在国内，以应对当时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契机，一直蹒跚前行的经济改革全面提速，开放和全球化成为这一改革的关键词，印度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持续快速增长，并获得21世纪“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等一系列美誉。在国家综合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印度的经济利益链条也延伸到海外，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依附霸权大国的老路不能重蹈，而多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朗，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印度进行新的战略选择。与独立之初所不同的是，现在印度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兴，是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实现大国崛起。
1997年，在独立50年的庆典祝词中，时任印度总理古吉拉尔指出：“冷战已经结束，不友好的力量之间如今正变得友好。”他的这一带有世纪总结意义的观点表明，印度的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已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起点。在世纪之交担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则对对外政策原则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从全局着眼”，“既符合我们的原则，又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大党联盟2004年的竞选纲领提出，“促进多极的国际关系”，“在所有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维护印度的独立自主外交地位”。
可以说，国家利益、大国诉求、和平目标构成了当今印度国际战略的支点。
对华：从“俯视”到学习
也许现在还无法找到印度政府权威的、正式的有关对华战略的准确表述，但大量证据表明，对华关系已经被印度的决策者置于战略高度来考虑，而且其内容也日渐清晰。
印度俗语说——邻居是不会搬动的。对印度而言，中国这个最大邻国的存在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果说在过去，自然环境的阻隔、经济发展的独立以及国际格局的制约还能维持某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两个毗邻而居、充满发展活力和潜力的新兴大国再也不可能相互视而不见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习惯于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之后，印度人才从英印时期就形成的自大中开始逐渐摆脱。许多印度学者特别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印度13年启动，使两国间出现了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印度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这使得印度对华态度出现了微妙的改变，曾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到中国访问后甚至提出了“向中国学习”的观点。
上世纪末，时任印度外长的纳特瓦·辛格就在《印度斯坦时报》上撰文强调，印中关系的核心是“我们如何制定与处理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中国学者解读这段话时认为，它道出了印度对华政策的要害。而2009年6月15日印度总理辛格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印度政府将把印中关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致力于在过去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推进双方各领域的合作。”
辛格的这段话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就是印度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和选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特别是边界冲突之后，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敌手，视为对它最大的威胁。如今，虽然仍有一些印度人持这种观点，但很难说其占据着主导位置。辛格明确表示，“中国不是竞争对手，全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印中两国实现发展。”前印度外长、现财政部长慕克吉也说，“我们两国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拥有诸多共同利益。”这表明，推进合作已成为印度的对华战略选择的核心。
印度对华战略合作最重要的领域是经济合作。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印两国先后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两国间经济发展的互补互利性日益显现，在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上创造出了一个奇迹。199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2.64亿美元，2001年达到了36亿。2002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印时提出2005年达100亿美元的设想，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这个目标过于大胆、难以实现，可是2004年中印双边贸易就突破了136亿美元。到了2008 年，这一数字跃过了500亿美元的关口。辛格总理将经贸关系定义为“两国全面关系的重要支柱”。
近年，印度对其他领域的合作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积极性。在军事合作方面，两国先后成功地在对方国土上进行了联合反恐演练。在能源问题上，双方的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粮食价格等问题上，两国从共同利益出发，密切磋商与配合，力图步调一致以维护良好的发展条件。两国还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相互理解和支持。印度明确宣布，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不允许西藏流亡分子在其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期间，印度政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显著的“两面性”
但是，印度的对华战略构建中也存在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基于历史原因的防范心理挥之不去，竞争乃至对抗因素在对华战略中无法消除。中印两国至今未能解决多达12.5万平方公里的有争议领土的归属问题。印度一部分军政人士仍然将中国看作是现实和潜在的威胁，甚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被贴上了“会危害印度发展”的标签。印度常处于一种执政党弱势，战略制定过程中牵制因素复杂的局面，比较极端的立场反而比较容易产生扩散的效应，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一些政治家从不掩饰对中国的防范、担忧甚至敌对态度，并利用这种观点鼓动民众情绪。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印度政府始终没有摈弃“中国威胁” 的立场，从1999年的核爆到现在的自制航母和核潜艇，每一次在加强武力的时候，都会把应对“中国威胁”作为一个重要的借口，甚至在发展经济、增强软实力以及扩大国际影响等领域，也常常拿中国说事。这种两面性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其对华战略之中。
解密印度外交决策机制
与其他议会民主政体一样，新德里的外交政策也是由总理和内阁来制定的。当然，在理论上，这种权力必须得到绝大多数议员的支持。印度议会每年对国防和外交预算进行表决，议员们经常就许多相关问题展开辩论，或者要求总理做出解释，然而，议会对外交政策的执行其实并没有发言权。
在印度，外交官、行政官、情报机构、军方人士以及商界都可以参与外交与国防事务决策的制定，但他们所能发挥的影响力却是“此一时，彼一时”。
总理办公室掌控外交
近十年来，随着印度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印度总理正在通过总理办公室(PMO)重新恢复参与制定外交政策的传统。这点在瓦杰帕伊出任总理后表现得最为明显。
来自人民党的瓦杰帕伊不仅熟悉国内政治运作，在出任总理前还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这使其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瓦杰帕伊执政时期，他首次参照美国模式在总理办公室设立了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并任命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的前外交官米什拉担任这一要职。2003年，作为首任总理国家安全顾问，米什拉又受命担任了中印边界谈判的印方特别代表。这一时期，瓦杰帕伊通过PMO同时掌握着印度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与此同时，印度媒体开始不断指责米什拉插手过多，而印度外交部则抱怨“所有的外交政策都由瓦杰帕伊和米什拉独揽”。
2004年国大党政府上台，被誉为印度“改革之父”的曼莫汉·辛格出任印度总理。在时任外长纳特瓦尔·辛格因故下台期间，辛格还曾亲自担任外长达数月。后来，辛格主导了印美核协议以及印度对华重大政策的制定。2009年5月，国大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胜，辛格总理连任。纵观辛格的外交政策团队，其中不乏中国问题专家或者“知华派”，例如现任外交部长克里希纳、外交秘书拉奥琪和其前任希夫尚卡尔·梅农、国家安全顾问及中印边界谈判印方特别代表纳拉亚南、财政部长慕克吉、环境与林业国务部长贾伊拉姆·拉梅什，此外，已经获得任命的印度新任驻华大使苏布拉姆尼亚姆·贾伊尚卡尔也将在对华政策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安全战略与外交最高决策机构
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NSC)是负责印政治、经济、能源、安全和外交等问题的最高政府机构。印度总理本人担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总理国家安全顾问、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和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等等。
NSC下属三个机构：战略政策小组、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以及由联合情报委员会代表的秘书处。
联合情报委员会主要负责分析和收集来自印度几大情报部门以及陆海空三军的情报信息。
战略政策小组在NSC中最为重要，其成员包括内阁秘书、印度陆海空三军司令、外交秘书、内政秘书、国防秘书、财政秘书、储备银行行长、情报局局长、对外情报局秘书、原子能部科学秘书、空间部秘书以及联合情报委员会主席。
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要由涉及外交、安全、战略、国防、内部安全以及科技等各门类的专家组成。委员会成员任期2年，每月召集一次会议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长期形势分析和研判。全部委员以及召集人均由总理任命。本届委员会于2008年11月组成，共有包括新闻记者、大学教授、退休外交官和行政官、防务问题专家、高级退役将领等在内的16名成员。其中资历颇深的印度前驻华大使K.S。巴吉帕伊被任命为委员会主席(召集人)。
2009年8月初，针对目前印度战略界对于如何看待“中国威胁”有多种不同的看法，国家安全委员会召集了一次会议。经过讨论，与会者达成一项共识：没有必要把中国作为潜在威胁予以“妖魔化”。中国不是印度的短期威胁，但是对中国的行动要从长期角度来观察。该委员会强调，在未来十年内，印度需要保持7%~8%的经济增长率才能保证成为一个全球经济大国，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来自中国的挑战。
军方作用比想像的小
印度的军事力量号称“世界第四”。按照一般人的想像，军方一定会在外交政策上具有很大发言权，但事实恰恰相反。在印度政府的决策体制中，虽然包括武器以及战略决策等军事因素仍属于重点考虑对象，但令人惊讶的是，世界上没有哪个大国像印度这样，文官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常常会忽略军方的意见。
就目前而言，印度军方主要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战略政策小组来参与制定外交与安全政策。根据规定，印度陆海空三军司令都是这个小组的法定成员。
情报机构曾为中印关系立下汗马功劳
印度情报机构在外交决策中还是享有一定地位的，特别是对外研究与分析处(R&AW)。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样，它的主要活动领域也是在国外，因此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的作用似乎没有任何机构能够替代。
R&AW在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地位尤其显赫。据印度情报专家拉曼回忆，当时R&AW的负责人考尔可以直接向英迪拉·甘地通报信息。不仅如此，考尔还曾经作为她的私人密使飞往北京，向中国领导人传递印度总理对于恢复中印关系的信息。只可惜，就在考尔结束这次访华的两天之后，甘地夫人遇刺身亡。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担任总理后，听取了R&AW向他通报的有关考尔那次秘密访华的内容，并要求R&AW继续与中国有关部门保持联系。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正式访华，这次访问被认为是使中印关系走向正常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由此可见，R&AW在中印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曾立下汗马功劳。
目前，在R&W的职责范围中，中国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收集情报对象，不过它的行动常常会与印度外交部的工作相抵触。
智库作用受制约
如今印度专门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智库只有两个，分别是新德里的中国研究所和金奈的中国政策研究中心。一些印度学者认为，印度外交部不喜欢利用智库，主要是害怕别人分享自己的影响力，因此总是在“以一种怀疑的眼光看待外人”。其实这仅仅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印度能够真正影响对华政策的智库寥寥无几。
根本原因还在于制度。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K。苏布拉姆尼亚姆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印度的政治体系完全专注于国内政治，而对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却不是那么熟悉，缺乏制度化的长期战略评估，智囊团寥寥无几，而且根本没有开展外交政策研究的大学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苏布拉姆尼亚姆本人在推动印度智库影响外交政策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当前印度最出色的安全战略问题专家之一，他曾经长期担任新德里国防分析研究所(IDSA)所长。他不仅鼓励学者走出研究所大门去做“相关政策研究”，还打破了印度“严肃学者不为报纸撰稿”的传统——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便为印度报纸撰写有关国际问题的评论和分析。在苏布拉姆尼亚姆的努力下，如今的IDSA已经成为对印度政府安全和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最有影响力的智库。
商界影响外交是新现象
20世纪的最后十年，实施了经济自由化的印度不仅创造了经济奇迹，还涌现出一批不断壮大的私人企业和充满自信的中产阶级。不过，印度商界真正影响外交，还是近几年的事情。
2005年，印度总理辛格在第六届印欧商业联盟峰会上发表演讲时，曾经清楚地阐述了商界在印度外交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他的前新闻秘书桑贾亚·巴鲁指出，辛格或许是第一位充分肯定商界对于印度外交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印度总理。
最近几年，印度著名商会印度工业联合会(CII)和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以及商业巨头信实公司和塔塔集团，都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印度政府的对华外交和经济政策。针对印度对华贸易赤字不断扩大以及所谓中国产品以低价在印度倾销的问题，CII和FICCI等行业组织一直在向印度政府施压，要求它采取严格的反倾销措施。此外，印度商界巨贾还通过它们创建的一些智库展开了对华“二轨外交”。
尼赫鲁家族曾独揽外交大权
印度文官政府从国家独立之初便牢牢掌握着外交决策大权。例如，尼赫鲁本人不仅担任印度首任总理，还一直兼任外交部长，几乎独揽所有外交大权。尼赫鲁的女儿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略有变化，她任命了几位外交部长辅佐其制定外交政策，有时也会听取和依靠几个被誉为“私人智囊团”的专家和文官的建议，然而，长期担任尼赫鲁私人秘书的经历使英迪拉·甘地深受其父外交决策方式的影响，她本人依然掌控着大部分外交政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她的儿子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
但并非所有的印度总理都像尼赫鲁家族成员那样对国际事务抱有浓厚的兴趣，加之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在决策中的影响力大不相同。德赛、维普·辛格、德维·高达以及钱德拉·谢卡尔等几位前印度总理在外交政策制定方面都只能起到微不足道的作用。比较例外的是1991~1996年担任总理的纳拉辛哈· 拉奥，他曾经在英迪拉·甘地内阁中担任过外交部长。在他的领导下，不仅在内阁中设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还在议会中设立了多党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外交和国防问题委员会。
印度媒体热衷炒作中国话题
在印度，驻华外交官回国后担任要职已经成为外交部的一个惯例。前驻华大使梅农回国后成了外交秘书，如今刚刚卸任的驻华大使拉奥琪也在同一职位上履新。
8月13日，数百名各国驻印记者聚集在新德里泰姬玛哈酒店的大厅里。这是印度外交部外宣司给拉奥琪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也是这位女外交家与各国记者的一次正式见面。
虽然她已经回国一个多月，但情感上很明显地仍然牵系着喜马拉雅山另一边的国度。听到拉奥琪的致词以及讲话中流露出的对在华工作5年经历的留恋，一名印度记者不无妒忌地对在场的《环球》杂志记者说，“她除了中国哪个国家都没提”。
然而此前几天，许多印度报纸在显著版面刊登了一条消息，说中国某研究所的网站8月8日刊登了一篇文章，文中说中国只要花点力气就可以把印度肢解成20到30个国家。这篇文章署名为“战略”。
当时印度外交部对此也有反应，外宣司司长普拉凯什一方面说中国网上刊物在发表文章前必须对文章的内容仔细审阅，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文章，另一方面也表示，这篇文章显然是个人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
过了两天，刊登该文的相关网站发表中英文声明，说文章是一个网友的旧贴子，最初发表时间是2006年。中国一家报纸还刊登文章揭露印度媒体对此事“恶意炒作”。
事实上，在过去一段时间，印度媒体在两国关系问题上的确没少费精力和篇幅。
印度媒体常常发表一些军方人士的言论，并且刊登一些所谓“军事专家”的文章。最荒唐的一篇文章是上月印度某军事杂志的主编撰写的，他居然预言中国将在2012年对印度发动战争，并且逐一列举出理由。仔细一看，这篇文章无非是对西方一些反华观点的抄袭，一点逻辑和地缘政治常识都没有。
最近，有一艘朝鲜货船在印度东南部的安达曼群岛被扣押，印度情报机构称船上被怀疑有走私核材料，但是几个印度科学家在船上查了半天，除了从泰国运往伊拉克的几十吨食糖外，什么也没有查到。围绕这件事有一点十分可笑——印媒体居然说，印度情报机构中有人怀疑这艘船与中国有牵连，但始终没有拿出证据。
印度媒体老是指责中国偏袒巴基斯坦。一位俄罗斯外交官曾问《环球》杂志记者，美国与巴基斯坦关系也很好，你们为啥不反问印度为什么不指责美国？其实，印度对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援助也心存不满，只是不敢明说而已。最近，印度已经正式向美国提出交涉，说美国援巴的军事物资可能被用来针对印度。
印度媒体还频频散发中国对尼泊尔影响日益扩大的言论，甚至炒作中国支持尼泊尔毛派力量，并企图从北部孤立印度。这些言论均遭到尼泊尔各派政党的坚决否认。观点还比较客观的《印度教徒报》日前发表文章说，印度之所以没能赢得尼泊尔人的信任，是因为它继承了英国的殖民主义心态，对周边国家以老大自居。
在斯里兰卡问题上，印度媒体曾援引一位高级官员的“中国干涉论”，说中国企图趁斯里兰卡内战在斯建立海军基地，以便在印度洋上占据一个重要战略位置。
藏南地区被印度称为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那里是中印两国东段边界争议最大的地区，边界从来没有明确划分。前段时间，印度坚持要让亚洲开发银行为该地区提供贷款，显然是想把这一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拿到国际场合去辩论，让这一问题国际化。此间，印度媒体热炒印度向与该地区相邻的阿萨姆地区部署俄制苏-30先进战斗机，渲染紧张气氛。而在中国国内媒体对此进行回应的过程中，一家报纸仅代表个人观点的一篇英文评论，却被印媒体指为“有较深背景”，并被大量转载。
与印官方立场的分歧
事实上，印度媒体和一些官员政客炒作的问题大多是被夸大的。如果把印度媒体一些危言耸听的报道和评论与8月13日拉奥琪招待会的情况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这些炒作并不能完全代表印度官方对中国的态度。
第13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就是例子。8月8日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纳拉亚南举行的这次会晤说明，两国之间存在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今后是有希望和平解决的。
会晤结束后，印度几乎所有报纸也都对会晤结果持积极态度，还特别强调，两国同意在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在边界地区保持和平和安定，两国将努力寻找公正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印度媒体也注意到，在这次会议中，双方还首次同意如下观点，“中印两国必须和平共处，没有其他选择”。中方也首次明确表示支持印度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媒体和政客在中国问题上的炒作也遭到了印度军方有识之士的反驳。即将退役的印度海军参谋长梅赫塔海军上将最近在一个国防研讨会上说，那种一心想让印度与中国进行军备竞赛的想法是个误区，印度在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中国，这决定了在军事上印度也难以超过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