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蒋介石各代表一种文化

毛泽东和蒋介石各代表一种文化

 

毛泽东代表的是《不杀俘虏》文化。蒋介石代表的是《枪杀俘虏》文化。前者是《新文化》。后者是《旧文化》。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亮点的文化革命。《新文化》受到俘虏们赞扬。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将军李玉堂开始不被蒋介石所信任，李中将一手壮大的三个师，慢慢的被蒋介石抽离身边，李中将几乎成为了一个“光杆司令”。1948年代李将军带领当地保安团两万八千人对抗解放军部队，最后战败被俘虏，后来借机逃跑到徐州，等待他的不是蒋介石的安慰，反而是一张“永不叙用”令。解放战争结束之后，李将军带着几个旧部追随蒋介石来到中国台湾省，但是谁知刚刚到台湾省，随即就被国民党特工逮捕起来。经过判决和审查，并未发现李玉堂“通敌”之证据，只能判处其七年徒刑。遗憾的是当蒋介石在批示这一判决时，竟然亲自在判决书上批了一个“耻”字，于是这位得到过青天白日勋章的国民党中将就这样被决定了最终命运，这还不算，蒋介石还下令杀掉李中将的全家，最后只有李将军的妻子侥幸逃过一劫，被从监狱救出，只身逃亡美国。李玉堂临终前留下一封遗书：“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1950年，退守台湾的蒋介石下令秘密处决一人，并要求：死要见尸！退守到台湾的蒋介石迫不及待的造势，重新回到了国民党总统的职位。按理说，此时正值国民党用人之际，可蒋介石却下令，要求秘密枪决参谋次长并咬牙切齿道：死要见尸！当时台北马场町刑场宪兵林立，天空乌云密布，肃杀之气飘荡在空中。几声连续的枪声之后，吴石轰然倒在了血泊中。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吴石被行刑时全过程都记录在照片里。翌日，这些照片便被送至蒋介石的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被枪决的人是谁？为什么他会让一生杀人无数的蒋介石痛恨到，要求亲眼见证此人的死亡？让蒋介石深恶痛绝的人正是代号“密史一号”的吴石。17岁的吴石弃笔从戎，加入北伐军队。被保送到第三期的保定军官学校去深造。并从日本炮兵学校和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来到蒋介石身边工作。

蒋介石“亲小人，远贤臣”，重用之人都是无能之辈。但更让吴石寒心的是，在豫湘桂会战中，蒋介石为了铲除异己，放弃了湘桂地区的战士和百姓。日军集中火力强攻湘桂，蒋介石却没有增派一兵一卒，导致湘桂地区被日军攻陷。百姓们前路迷茫，后有日军不停地追杀，头顶的飞机掷下一枚又一枚的炮弹，看到这一幕的吴石深感痛心，在家中对挚友感叹，蒋介石集团不灭天理不容。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而国民党的地方官员又不顾民生强取豪夺，不顾市场行情滥发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百姓们苦不堪言，心痛不已的吴石在此刻彻底倾向于共产党。最后遭蒋介石杀害。蒋介石一生明杀、暗杀无数，在此只举二例。

毛泽东在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时，尼克松说：“主席阁下，我们这次来华的目的，想跟您探讨一下美中两国共同抗衡苏联。”毛主席一笑，用手指一指身边的周恩来：“这些小事你去同他谈，我只同你谈哲学问题”。毛泽东对哲学有精深的研究，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为了纪念他的“一分为二”对世界的贡献，物理学将微观粒子命名为“毛粒子”。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能在实践将哲学运用得得心应手。毛泽东的哲学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于中国源远流长且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尤其是古典哲学。毛泽东诞生于清朝末年，少年时受的是传统教育，有很深的古典文化基础，毛泽东的诗词文章都证明了这一点。

毛泽东的诗词还是书法，那种如江海决堤的汪洋恣肆，无不使人感到水的雄浑与优美。读毛著除了这样的感觉，还为其中的哲理智慧所折服。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曾醉心于王阳明的心学，有《心之力》为证。但毛泽东的哲学智慧不仅限于王阳明的心学，我们从毛泽东的著作或实践中，可以清晰地读出老子“上善若水”之智，《易经》阴阳变化之理。

大道至简至易。毛泽东对什么是军事的论述可谓深得大道简易之理，他说：“什么是军事？就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人们是不是觉得太简单？不错，越是真理越明了，越是大道越简洁。这种大白话也只有毛泽东能说得出，看似浅显，实际上深入浅出。这不正是老子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吗？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总结出来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不是深谙易经的变通之道和水的以柔克刚的智慧吗？这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高深之基。

关于政治的论述也是如此。毛泽东说：“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知识文化、思想意识来自于千千万万前人的社会实践，是千百年来人类的集体意识成就了中国文化的伟大。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正是毛泽东成为巨人的历史渊源。

在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吸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毛泽东从小就有的造反精神天然相通，所以毛泽东对马列主义有种天然的亲切感。他们都是为穷苦人的。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新民学社和湘江评论是毛泽东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展现，也是学习和运用马列主义的初步实践。在那风华正茂的少年时代，就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气，“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霸气。

1918年毛泽东由恩师又是岳父杨昌济教授的介绍，到北大任图书管理员。北大人才济济，是中国新文化新思想的发源地。创办《新青年》的陈独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和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都在北大。鲁迅也在北京任教于北师大。这期间毛泽东开阔了眼界，读到不少马列主义著作。

在战争年代，弄到书读不容易。据张闻天回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读马列书很起劲，认真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延安时期是毛泽东研读马列主义最多的时期，也是最高产的时期。《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等都是这个时期的著作。当然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也没有放松马列主义的研究。他的著作和讲话中常常引用马恩列斯的语录。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不是停留在嘴上，而是深入心里，落实到行动中。对马列主义研究最透彻、最能灵活运用者，非毛泽东莫属。

毛泽东总结马克思理论曾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絮，归根结底一句话：造反有理”。足见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透彻。可以说马列主义是毛泽东成为巨人的时代力量。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出国留学、探求真理的进步人士一批接一批，但最终还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充分说明，只有毛泽东最懂中国文化也懂中国革命，只有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得最好。这种结合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要研究的是商品社会和工人运动。他的理论指导城市工人运动得心应手，如俄国，列宁就是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但对中国这个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的大国，却不能照搬俄国的做法。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者，就是不懂变通，不懂得老子和《易经》的变通之理，不懂马列主义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只懂得搞工人运动，一味地搞城市暴动，妄图通过夺取中心城市快速取得革命胜利，结果导致革命的失败或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

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和农民的深入调查研究，找到了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道路，那就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一正确路线，是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

毛泽东有慈悲情怀，而童年时代农村的生活强化了这种情怀。毛泽东的父亲很精明，用做生意积攒的钱买了大量田产，出租给农民种。有时让毛泽东去收租，当看到农民实在困难交不起租，毛泽东很同情，并主动减租。他还对父亲趁农民困窘时乘机收购农民田产的行为极为反感。因此，受到父亲的责骂和处罚，毛泽东愤而离家出走，以此来反抗父亲的压迫。那些只知道“私”字者，一定会对毛泽东的这种行为斥之为“大逆不道”。

毛泽东一生经历坎坷，几起几落，但意志坚强的他，即使在最艰难的时期也没有落泪。但毛泽东却常常为百姓痛洒热泪。仅长征路上，毛泽东就曾四次为穷人和普通战士落泪。毛泽东说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因亲人遭难而流泪。最亲爱的母亲去世时毛泽东伤痛欲绝；闻爱妻杨开慧遇害时痛彻心扉；长征途中因贺子珍险些丢失而心痛落泪；闻长子岸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而泪流满面。毛泽东的悲悯情怀源于母亲的信佛积善。当我们读到毛泽东的《祭母文》和两副挽联时，会体会到那发自肺腑的悲痛感人至深。两副挽联，一副贴在大门口，一副则挂在母亲的灵前：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中的这段话表明，干革命就会有牺牲，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行的。毛泽东历经清、民、共三朝，从来没有停止过革命，不愧为伟大的革命家。

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他一生爱造反，信奉“造反有理”。同年造父亲的反；青年造军阀的反；壮年造国民党的反，造日本的反；老年造美、苏帝国主义的反，造官僚主义的反。造反精神贯穿毛泽东一生。

但伟大的革命英雄对人民群众却有天然的同情。革命的目的就是反抗压迫和剥削，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所以毛泽东衷心地热爱人民、亲近群众，与人民群众有鱼水之情。我们看毛泽东一生的著作和讲话，关于群众的语录不计其数。

哲学上有：“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万岁”；

历史上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动力”；

政治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经济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

军事上：“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兵民是胜利之本”；

文化上：“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教育上：“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工作上：“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

古往今来，毛泽东是第一个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并懂得调动和运用这种力量的伟人。

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海才能永不干涸。毛泽东正是因为融入到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才汲取了无穷的力量，才能成为时代的巨人，成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人物，才能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对待战场上捉来的俘虏和逃兵怎么办？蒋介石的方法是：杀。日军的方法是：杀。古今中外几平都是：杀！

毛泽东的方法是什么？不主张杀人，对于俘虏和逃兵，愿留的留，不愿留要走的，发给路费。

不杀俘虏是毛泽东战俘政策中人权思想的基本要求。井岗山时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这里已经实行对俘虏官一律不杀、优待释放的政策。”毛泽东说：“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被我们俘虏和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将受到优待。我们不会杀死他们，而是会像兄弟那样对待他们。”谈俘虏政策时指出：“这个军队有一个正确的争取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侮辱。”毛泽东战俘政策中对俘虏的优待，主要包括不准打骂、走留自愿、物质待遇与我军一样、有病给医治、不搜腰包等政策，具有高超的战略策略。毛泽东还从尊重俘虏人格的角度出发，指出不得侮辱俘虏，这些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战俘政策尊重俘虏的人格，维护俘虏的基本人权。必须做到：“改变对待俘虏官的政策，一经缴了枪，不但一概不杀，而且要优待他们，不捆绑，不剥衣，不打骂。”“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需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不杀战俘并给予优待，在释放时还发给路费并举行欢送仪式。战场上喊“缴枪不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宽待俘虏！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是毛泽东对长期军事斗争实践中的战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