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最得意之作
毛泽东没上过军校，没留过学，为何军事指挥远超国民党高级将领？
1938年在延安，几乎所有人都达成了共识，尤其是朱德、彭德怀、贺龙这样的军事指挥员，毛泽东的战争策略是对的：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要建立敌后根据地、坚持游击战。而在一年前，没多少人支持他的想法。大家认为游击战打击不了日本人，是一种怯战的表现，要正面和日军作战。然而经过几场血战，即便平型关大捷取得了胜利，但八路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让朱德、彭德怀这样的高级指挥员认识到八路军和日本的装备没法比，硬拼毫无胜算。事实验证了毛泽东战争策略是正确的。他赢得了一线军事指挥员们的尊敬。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的战绩，蒋介石心里肯定会想，为什么自己手下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人？到底哪点比不上他？无论是在抗日战争中，还是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的战争策略、军事指挥都无人匹敌。相反，国民党高级将领里不乏上过军校的，比如陈诚、顾祝同、薛岳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还有很多人是出国留洋的，何应钦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孙立人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论军事理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写出好几本军事理论专著。论军事指挥能力，他们也是经历过战火检验，打败各路北洋军阀。可他们就是无法战胜毛泽东。为什么？
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应该是哲学家。自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犯，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任人宰割。中国人就探索了很多方法救亡图存，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失败了。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陈独秀的一番话代表着当时仁人志士的想法：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也。
这种想法影响了很多人，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无论在思想、艺术、科学、政治、教育、宗教、哲学、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所以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在军校求学时，他们所学的是西方的那一套军事理论。这种作战策略追求决战决胜，正面真刀真枪拼杀，是从骑士时代流传下来的。
而身处裂变时代，毛泽东并不像其他人那样主张全盘西化，盲目崇拜西方的任何东西。他反而更喜欢读中国古典书籍《二十四史》《孙子兵法》等，但也不排斥接受西方的军事理论，在延安时他就对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推崇不已。他将两种军事理论融会贯通，运用到实际中。
毛泽东指挥过很多次精彩的战役，都能看出《孙子兵法》的影子，不与敌人硬碰硬，避开他们的锋芒，研究对方的实力及弱点，耐心等待最佳战机，当出现敌人暴露了他们的弱点，立刻调兵遣将，对敌人进行无情打击。无论是反围剿，还是长征四渡赤水，都是如此。
克劳塞维茨认为军事不能局限于罗列经验现象，而忽视战争整体的内在联系；或者只凭个别经验便推导出一个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脱离作战实际。军事家们应有哲学头脑，不能把没有内在联系的内容拼凑成整体，更不能拘泥于细节，小题大作。从这点上看，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家应该也是一个哲学家。显然毛泽东做到了，他会从全局考虑，比较长远和短期的优劣势，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用时间积累相对优势，顺势而为。而国民党高级将领们只局限在战争的经验现象里，谋一时，谋一城得失。
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会“自己走路”。毛泽东有一大爱好就是亲自做调研。
这是青年时期就养成的习惯。当16岁的毛泽东挑着扁担离开故乡韶山时，他就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一直在中国版图上旅行。
当时北京、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种思潮在此碰撞，青年人之间流行着出国留学的风气，毛泽东对邀请他一同去国外留学的长沙朋友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虽说这里面一部分原因是资金不足，无法支撑所有人出国留学，但毛泽东说的话也确实他心里所想。
从后面看，出国留学的那一批人回国后，带回了新思想，新斗争手段，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可是他们没有毛泽东那样了解自己的国家，也因此跌了不少跟头。同时期国民党那些军事将领们也是如此，他们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一步一个脚印丈量这片土地，了解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民。他们遵循着精英发展路线，随着地位的上升，他们的官衔越来越高，享受的待遇越来越好了。住房有别墅，出行有轿车，他们离士兵很远，离战场也很远。他们会在专用的作战室里看着地图，听取下属的汇报，然而这种层层汇报过滤掉多少信息，他们是不知道的。他们认为要赢得战争，需要更好的装备，更多的粮食，打仗依靠的是士兵，而不懂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
在长期的战斗中，毛泽东每到一处就会思考总结。1930年，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江西会昌到达寻乌。趁着部队到附近各县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时机，他开始着手调查寻乌城的商业，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写下一篇《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为后来制定灵活的土地政策打下了基础。所以为何后来八路军能够在敌后不断发展壮大根据地，解放战争老百姓推着小轮车帮解放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民站在谁的那边，谁就能打胜仗。这就是毛泽东说的“兵民乃胜利之本”。
毛泽东的胜利，来自他不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来自他对中国国情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是思想家、哲学家、也是一位实践家，所以他才能够比同时代的人更快地切中时代的关键，在战场上挥斥方遒。
毛泽东为什么说这场战役是“平生最得意之作”？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是《长征组歌》中的一句脍炙人口的歌词，此后，人们常用这句话形容毛泽东的杰出军事才能。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毛泽东指挥过太多经典战役，但是，他自己说过，有一场战役是“平生最得意之作”，这就是1935年的四渡赤水。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此时，蒋介石纠集多省军阀及国民党中央军共150多个团，40余万人，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压来，企图将中央红军“聚而歼之”。
当时，经历了惨烈的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只剩3万余人，想冲出重围，犹如绝处求生。
当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北上向赤水河疾进，计划夺取土城以及赤水县城之后北渡长江。蒋介石急调重兵封锁长江，面对敌军不断增援，红军决定撤出土城战斗，从元厚、土城一带一渡赤水河。
一渡赤水后，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采纳了毛泽东“回师东进，再渡赤水”的决策。此后，红军主力突然掉头东进，第二次渡过赤水河，重入贵州，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之后，红军在茅台地区三渡赤水，作势北渡长江，诱使敌军向川南调动。趁敌人调动之机，红军又四渡赤水，折返东进，逼近贵阳，调动滇军增援贵阳。
此后，红军出其不意地以每天120里的行军速度乘虚疾进云南，大造进攻昆明声势。敌军被迫调整部署，从滇北和金沙江紧急抽调兵力回防。
乘敌金沙江南岸防御薄弱之机，毛泽东立刻指挥红军兵分三路，以强行军昼夜兼程，全军顺利抢渡金沙江，摆脱了40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到5月9日胜利渡过金沙江，3个多月，中央红军六次穿越三条河流，转战川贵滇三省，以一当十、避实击虚、声东击西、乘隙而进，巧妙地穿插于敌军重兵围堵之间，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大量歼敌。
这一仗不仅是红军长征中最经典的成功战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经此一役，红军摆脱了长征以来被动挨打的危局，取得了战略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
后人称赞“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
后人评价，四渡赤水的胜利之道在于“敌变我变，出奇制胜”。
其实，纵观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等的人民军队创造了太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奇迹。《全民皆兵》正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力量源泉。
从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从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到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零敲牛皮糖”，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战略方针的不断调整是人民解放军不断发展到强大。
1963年12月，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国客人的谈话时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度过的，一共打了22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了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最光辉、最成功、最精彩的活动领域是军事领域；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他最丰富、最完善、最系统的理论内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毛泽东的人生中，他最富丰采、最有激情、最难以忘怀的岁月是在战争中度过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和在全国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是与他用兵如神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科学的军事理论创造分不开的。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世界上最杰出而伟大的军事家。
毛泽东和大多数人一样，出生在一个极其平常、极其普通的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并没有想到要去搞军事、要去打仗，更没有想到要成为一位伟大的军事家。从外表和气度举止上看，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无论如何也不像一个军人，却像那个时代浪漫而又有些不羁的一介书生。正如他自己后来多次所说：在1927年之前，我还是个白面书生，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当时，他最大的志愿，第一，想当一名教书先生；第二，想当一名新闻记者。他甚至设想“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
从来没有想过要搞军事、要去打仗的毛泽东，又是怎样走上打仗之路的呢？毛泽东多次说过，是蒋介石“逼上梁山的”。他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原先都不是拿枪的，都是爱和平的人，有种地的、有做工的、有当教员的、有做生意的，我是当小学教员的，我没有准备拿枪去打仗，后来蒋介石不许我们活了，不许人民活了，我们就拿起枪杆子”，这就叫做“逼上梁山”。1945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抽空去看国民党内一向反共的陈立夫，他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谈起大革命初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自然免不了要讲到后来的国共分手，他说：“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却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说得陈立夫无话可说。
蒋介石也教会了毛泽东怎样打仗。一次，毛泽东对外宾说，国民党逼得我们无路可走，只好上山打仗。当时我们从未打过仗，不知道是怎么打法。军事对于我们是个黑暗的部门，我们不懂。但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我们一赶，只好去打。是谁教会我们打仗的？是敌人。他在会见日本共产党朋友时又说，在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那时啥也不懂，只知道要革命。但不知道怎么革法，也没有想乡村包围城市的问题，更没有想到自己要打仗。谁要我们打仗的？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请我们去的。那时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别的出路，只有打游击。我当时不会打仗，我是小学教员。打了十年，我们学会了什么叫打仗。这个打仗也是可以学会的。
在毛泽东看来，上山打仗并不是他的愿望，而是被蒋介石“逼上梁山”。从此，毛泽东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度过的。”1963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同外国客人的谈话时说，他上山打游击，一打就打了22年，直到1949年才把蒋介石赶出大陆去。同年12月5日，他在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中又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打仗中度过的，一共打了二十二年。从没有打仗的决心到有打仗的决心，从不会打仗到学会了打仗。”
毛泽东晚年，曾多次回忆说，对于军事我是懂得一点儿的。1975年10月，已经82岁高龄的毛泽东对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又自豪地说，我懂得怎样打仗，怎样打胜仗。毛泽东是完全有理由这样自豪和自信的。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年华是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度过的。从1927年9月领导秋收起义，引兵走上井冈山、点燃星星之火，一直到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毛泽东打了二十多年的仗。这期间正是毛泽东从34岁到56岁，完全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青壮年时期，也是他最主要的军事生涯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