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侨胞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海外侨胞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广大归国华侨与海外侨胞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赤子之心，满腔热忱地支持祖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参军参战，参加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为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加快新中国建设步伐做出了重大贡献。

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1950 年6 月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立即对朝鲜半岛实行武装干涉，同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的行径引起了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极大愤慨，纷纷予以谴责，广大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更是以各种不同方式，与祖国人民一道支持抗美援朝斗争。

1950 年11 月4 日《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表后，旅法华侨联合会于11 月12 日发表声明，热烈拥护祖国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积极支援祖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积极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利用动员会、报刊、现场控诉、示威游行等多种形式参加以“仇视、鄙视、蔑视”（简称“三视”）为中心内容的抗美援朝爱国宣传教育活动。12 月13 日，北京市留美学生及教会等团体两万人举行爱国示威大会及游行，抗议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11 月8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所作“中国干涉朝鲜”的声明。12 月27 日，中国留美学生500 余人发表声明，表示“积极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工作”，并在声明的最后全部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51 年2 月21 日，全国30 余个大中城市的海外归国华侨与各族人民一起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美国侵略朝鲜。2 月23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就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发表讲话，指出：“南洋各地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对祖国曾有很多贡献，现在应该更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为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阴谋而奋斗。”为支持祖国人民的抗美援朝的斗争，印尼广大华侨发动了不看美国电影的群众性运动。从1950 年12 月初开始，印尼华侨报纸《生活报》《新报》及其他进步的华侨报刊，都登载了华侨群众反对看美国电影的文章。

为了表达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尊敬和爱戴之情，鼓励志愿军战士英勇作战，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投入到慰问志愿军的热潮中。他们积极募集慰问品、慰问金，写慰问信，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慰问在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及朝鲜军民。1951 年3 月20 日，缅甸竖榜埠民主同盟支部及该埠华侨社团市摊公会、青年勤奋社、育德校友会和育德学生自治会以及育德学校的教职员，联合写信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在信中写道：“你们的光荣胜利使我们感到祖国新生力量的伟大。远离祖国的我们，热烈拥护与支持祖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运动，并誓为你们的后盾。”旅蒙侨胞不仅到朝鲜前线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还募集了蒙币慰问金10 万元（折合人民币6.641 万元）。1952 年9 月，全国侨联副主席王源兴代表海外华侨，参加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军民。

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了加速国防建设，1950 年12 月1日，中央人民zf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作出《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1951年6 月24 日，中央人民zf政务院再次发出《关于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招收学生的决定》。以此为契机，全国掀起了积极参军参战的热潮，广大归国华侨和海外华侨青年学生热烈响应祖国号召，踊跃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报名参加志愿军，积极投身到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中。1950年11 月，北京有200 余名归国华侨报名参加志愿军。被称为侨乡的广东省江门市，1950 年12 月至1951 年6 月，报考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和参加志愿军的有234人。1950 年8 月，泰国归侨朱雪影回国后到汕头华侨中学读书,1951 年5 月便报考了第41 军青年干部学校。印度尼西亚归侨李谦敬1950 年回国，1951 年报考了步兵通讯学校。1950 年10 月，马来西亚归侨林森华参加志愿军赴朝作战。1950 年，朝鲜归侨于永胜参加志愿军，重返朝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三等功3 次，回国后曾任辽阳市侨联副主席。越南归侨朱梓庭1950 年回国考入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12月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 1953 年朝鲜停战回校复读。泰国归侨黄君亮1950 年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回国后曾任锦州市侨联第二届委员会委员。1950 年10 月，刚从东南亚各国归国的中央人民zf华侨事务委员会附属华侨学校青年学生杜俊添等116 人，直接报名参加志愿军奔赴朝鲜战场。旅日华侨孙实甫组织了666 人的7 个战场救护医疗队及志愿服务大队，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各种战地服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批朝鲜华侨积极参加运输队、担架队，为志愿军当翻译、护理伤病员，进行各种战地服务。

在赴朝参战的志愿军各军兵种中，有许多华侨官兵及英文翻译。其中，新马归侨、志愿军第23 军政治委员卢胜；印尼归侨、志愿军空军第15 师政治部主任叶松盛；菲律宾归侨，志愿军炮兵第8 师副师长黄登保、志愿军第39 军115 师副团长王天华；泰国归侨，志愿军第68 军203 师副师长庄江生、东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秘书处长马松、志愿军第12 军92 团团长丘志坚、志愿军第20 军前卫团团长陈统光、志愿军司令部8 中队（团级）队长詹政权、志愿军第19 兵团前指干部巫志远、志愿军铁道兵第6 师工程师陈炎创、志愿军第4 野战医院副教导员云昌万、志愿军某部文化教员林一如、志愿军战士张锦；马来西亚归侨，志愿军第12 军31 师参谋长林有声、参加停战谈判的志愿军翻译邱应觉；美国归侨、参加停战谈判的志愿军英文打字员冀朝铸；越南归侨、志愿军第66军196 师587 团连文化教员廖逢堂；朝鲜归侨、志愿军空军第3 师大队长汤奎；缅甸归侨、志愿军铁道兵见习参谋陈楚钦；苏联归侨、志愿军侦察科长周岩峰等，是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的优秀代表，他们用赤子丹心和满腔热血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支援祖国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美国对中国实施了全面禁运。1951 年5 月18 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决议，强行要求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对中国和朝鲜禁运战略物资。在这期间，先后有40 多个国家对中国实行了禁运。为了支援祖国反封锁、反禁运斗争，旅居海外的华人华侨冒着生命危险，将祖国所需战略物资不断运送回国。印尼华侨黄一飞，是苏门答腊巨港市“勿拉柔”石油工业区矿区工会副主席，被广大华工拥戴为工人领袖，人称“铁胆子”。在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他冒着极大危险，通过荷兰渣华轮船公司，一次又一次地把石油运进中国，为抗美援朝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忠勇爱国行为，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侨委的赞扬。

在美、英、法等国对中国禁运期间，且不说运送橡胶这样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物资到中国难上加难，就是运送其他物资到中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在新加坡担任南益公司总巡和南暹公司总经理职务的李引桐，为了支援抗美援朝，甘冒风险，通过他在香港的南宗公司，由泰国经香港、澳门等地，辗转给国内运送了21万吨橡胶，而且都是捐赠，分文不取。后来，李引桐又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种种危险，将橡胶树苗引进到国内，在海南岛建立起第一个橡胶种植基地，填补了中国橡胶种植的空白。因此，李引桐被誉为中国的“橡胶之父”。

霍英东在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港英当局武力“缉私”的情况下，在香港组织了一支颇具规模的船队，为祖国运送了大量急需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霍英东‘韩战’时期靠走私起家”这句话，在国内外流传了几十年，对此，霍英东始终保持沉默。在80 岁生日时，霍英东终于接受了媒体的采访，郑重声明：“当年我不是走私。”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港英当局加入对大陆的禁运，香港爱国商人采购到物资后，无法运回国内。在这种情形下，有人找到了霍英东。霍英东回忆说：“当时全香港大概只有我有这么多船，还有一批伙计，而且我自己是水上人，熟悉港口情况和水情。所以他们找上了我，要求我用船把那些物资运到内地。”就这样，霍英东开始了运送抗美援朝物资的工作。霍英东清楚地记得：“从1950 年到1953 年的3 年间，我们几乎晚晚开工，没有一天停止过。白天要联络、落货，晚上开船，每天只睡几个小时。我们加班抢运到蛇口，一天都没有耽误过。”“当时，我们运的物资有黑铁皮、橡胶、轮胎、西药、棉花、纱布……”2000 年10 月25日，在首都各界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50 周年大会上，霍英东是唯一被邀请出席的香港人，而且坐上了主席台。霍英东说：“当年我或许还不是很清楚，但今天我可以清楚地知道：我是做对了。对这一切，我无怨无悔。”

捐款捐物购买飞机大炮。志愿军在朝鲜作战前7 个月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武器装备处于悬殊的劣势，既没有空军参战，又没有坦克参战，且大炮数量有限，因此在作战中困难重重。当时国内又在恢复建设，财政负担很重，不可能再从财政上临时拨款购买作战所需的飞机、坦克、大炮等武器装备。据此，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 年6 月1 日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号召发出后，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积极响应，纷纷捐款捐物，为志愿军购买飞机大炮。爱国华侨司徒美堂、蒋以谭等人率先捐资购买飞机大炮，医疗器材。中央人民zf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中央侨委生产救济司司长、难侨处理委员会主任庄希泉在北京组织归侨、侨眷积极捐献“华侨”号飞机，众多归侨当场捐献2亿多元（新币值两万多元）。平壤华侨1951 年6 月至7 月，捐献朝币780 余万元。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福建晋江侨乡捐献飞机1 架，昆明市归侨捐献人民币10 亿多元（新币值10 万多元），梅县水客公会成员捐献855 万元（旧币），认购公债款3180 万元（旧币），华侨仲伯诚捐献港币474 万元。1951 年6 月10 日，北京归国华侨1000 余人举行捐款捐物支援英勇志愿军大会，共捐款2 亿多元（旧币），仅华侨补习生就捐献了141 万多元、金首饰41 件。连城县归国华侨、侨眷1951 年春捐款200 万元（旧币）。印尼华侨购大批金鸡纳霜赠送给中国红十字会，支援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发出不到10 天，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王宽诚就给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到：“我们以实际行动自愿捐赠战斗机一架，响应总会和您的号召”。为此，王宽诚不惜抛售地价正在飞涨的香港黄金地段地产，集资500 余万港元，独自捐献了一架战斗机，并购买大量国家紧缺军用物资运入上海。不仅如此，王宽诚还认购了相当于2000 两黄金的公债，支援抗美援朝和祖国建设。此外，1950 年10月15 日，南洋华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从集友银行开出一张500 万元人民币支票，作为购买棉衣的捐款捐赠给在前方英勇奋战的志愿军。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毕鸣歧在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中，率先捐献飞机一架，并带动天津市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会员捐献飞机5 架。在上世纪50 年代认购公债中，毕鸣歧每次认购的金额都为全市之首。他本人及其所经营的企业，累计认购公债20 多万元，在工商界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认购公债金额之大，引起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关注，该行派人专程为毕鸣歧开办了公债保管业务，毕鸣歧当场将20 万元公债券委托银行保管。对毕鸣歧的爱国之举，时任天津市市长黄警给予了高度赞扬。全国侨联驻会副主席王源兴独自捐献一架飞机，并带头捐资创立广州华侨小学、厦门华侨博物院，在华侨大学创立时兼任筹委会副主任，对新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公益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伟大爱国者。最令人感动的是，有的海外侨胞为了能给远在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多买一架飞机，多买一辆坦克，甚至捐献出他们的全部家产。据1952 年2 月《进步日报》报道，截止1952 年底，海外华侨的捐款数额超过1 亿美元。归国华侨和海外侨胞的踊跃捐献，在改善和加强志愿军武器装备及购买军用物资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