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共产党“七一”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
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开头指出：“1949年的7月1日这个日子表示，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28年了。”董必武在回忆一大时也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7月1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到的。”又说：“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 7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
最初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纪念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及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或处于秘密状态，或处于艰苦的战争环境和白色恐怖下。那个时候，党还顾不上组织大规模的统一活动庆祝自己的生日，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证一大召开的确切日期。
为纪念党成立15周年，一大代表陈潭秋在共产国际机关杂志《共产国际》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文。后来又发现了一份陈潭秋1936年7月在庆祝党的1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代表团因为我是参加过党的成立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员，要我作关于党十五周年纪念的报告”。陈潭秋的文章和讲话都是以党诞生的月份为依据进行纪念的，并没有确切指出一大召开的具体日期。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逐步建立了以延安为中心的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到了1938年，为纪念党成立17周年，许多抗日根据地、特别是延安的同志，向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询问大会召开的时间，以隆重纪念党的生日。可是，毛泽东和董必武都只记得一大是1921年7月召开的，至于具体日期，由于年代久远，又无档案资料可查，已经记不清了。
一大代表共有13名，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大会。这些一大参加者，对一大的召开日期有着不同的回忆。
毛泽东1936年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中提到：“1921年5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2年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说：“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董必武回忆也说是他参加了“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代表会议”。周佛海在《往矣集》中回忆也说是“7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他们三人，只笼统地说是7月。
李达在《七一回忆》中说：“1921年7月1日下午8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树德里3号的楼上，正式开幕了。”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交换意见的结果，决定7月1日正式举行大会”“1921年7月1日下午3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了”。
刘仁静回忆他是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后参加党的一大的。他说：“‘少年中国学会’年会开会的时间是7月2日”。包惠僧则回忆：“开会的时间，是在各学校放暑假不久，约计总在7月10日左右……”他们二人回忆的开会日期差不多。
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文中说是7月20日。陈潭秋1936年发表的文章中说“中共第一次大会是在七月底开的”。这二人的回忆将一大开会日期指向7月下旬。
何叔衡、李汉俊、王尽美、邓恩铭由于牺牲较早，没有发现他们留下关于一大的回忆资料。
另外，史学界对一大的召开日期一度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苏联的B·H·库秋莫夫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中说是6月。台湾的郭华伦在《中共史论》中说是7月27日。
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而共产国际保存的两份文件，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文件时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却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
7月1日是毛泽东在延安定的一个象征性的纪念日。这样吧，就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纪念日!——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回答。不久，1938年“七一”前夕，毛泽东在作《论持久战》的演讲中，明确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
事实上，用月份的第1天作为纪念日，比较方便人们的记忆，类似的如五一国际劳动节、六一国际儿童节、十一国庆节。
从1938年到1940年，“七一”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尚未被普遍采用，提法也尚未完全统一。1938年6月12日陕甘宁边区党委发出的《抗战周年及中共十七周年纪念宣传大纲》提出：“7月7日是我们抗战周年纪念日，这一个月又是中共成立十七周年纪念。”1939年没有纪念党的生日的公开报道。1940年7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提出：“民国十年(1921年)7月初……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群众》杂志第4卷第18期也发表社论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九周年纪念日。”
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是1941年6月《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抗战4周年纪念指示》。《指示》指出：“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七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4周年，各抗日根据地应分别召集会议，采取各种办法，举行纪念，并在各种刊物出特刊或特辑。”《指示》强调，宣传的要点是：在党外，“要深入的宣传中共20年来的历史，是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历史。他最忠实的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党内，“要使全党都明了中共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在今天他已成为团结全国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决定因素”，“每个党员都要正确懂得如何运用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要加强策略教育，与学习党在20年革命斗争中的丰富经验。”
这一年的7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和延安《解放日报》分别发表题为《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廿周年》的社论，以此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0周年。《新华日报》社论更是明确表示：“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周年，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节日……”《解放日报》用一个整版的篇幅，编辑《中国共产党20周年纪念特刊》，刊发朱德、林伯渠、吴玉章三位同志的纪念文章。在此前后，《解放日报》还大量报道了延安各机关团体纪念建党20周年活动。
从代表行踪来看。参加一大的代表中，李达、李汉俊原已在上海。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到上海较早。根据谢觉哉的日记，毛泽东、何叔衡是6月29日从长沙动身去上海的。从当时的交通情况看，从长沙乘船去上海，约需4天左右。毛泽东、何叔衡到上海时间在7月3日左右。当时人们习惯于阳历、阴历并用，阳历1921年6月29日，是阴历的5月24日，因此毛泽东跟斯诺说5月到上海参加一大，符合实际。另据《少年中国》记载，毛泽东到达上海后，因距实际开会时间尚早，曾去杭州、南京等地游历。
根据刘仁静本人的回忆和考证，他是7月2日到达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年会。7月4日会议结束，他“拟留沪习德文云”，其实就是参加党的一大。据此，刘仁静应是7月7日左右到上海的。陈公博参加一大后，曾于1921年8月在《新青年》第9卷第3号发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一文。据此文记载，陈公博是7月14日从广东动身赴上海的。在上海住了10天，“三十一夜遂趁车赴杭”。从7月31日向前推10天，陈公博是7月21日左右到达上海的。周佛海是利用暑期从日本回国参加一大的，到达上海应是7月下半月。包惠僧到沪时间也较晚。据其本人回忆，他是7月15日坐海船从广州直赴上海，大约20日到达。据包惠僧说，董必武、陈潭秋二人到达上海的时间，和他不相上下。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921年6月3日到达上海，后又赴北京活动一段时间，再从北京回到上海。此后，一大才得以召开。从代表行踪和马林活动安排分析，一大代表到齐并正式开会，应在7月下旬。
从可以借助的间接事件来看。一大参加者的回忆中，一致提到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受到租界巡捕的侵扰，会议被迫中断。另据陈公博、周佛海回忆，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只要搞清孔阿琴事件的时间，就大体可以间接推断出一大在上海的闭幕时间。陈公博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中写道：“这次旅行，最使我终身不忘的，就是大东旅社的谋杀案。……七月三十一日那天早上五点多钟，我睡梦中忽听有一声很尖利的枪声，继续便闻有一个女子锐利悲惨的呼叫……”陈公博后来在《寒风集》中也详细记述了此事。而1921年8月1日上海《新闻报》刊登了《大东旅社内发生谋毙案》的消息，记载大东旅馆发生命案的时间为7月31日。8月2日，又刊登了《大东旅馆中命案续闻》，记载死者名为孔阿琴。陈公博、周佛海的记述、回忆与当时报纸的报道基本相符。另据《上海生活报》1921年8月2日报道的消息：“前天，法国警察通知法租界的中国团体说，根据新的规定，一切团体在他们呆的地方举行会议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取得警察的批准。”法国警察通知新规定的时间是7月31日，应是针对党的一大的。这个记载也提供了一个时间概念。以上事件可以推断出：一大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召开的，当天受法租界巡捕的侵扰，以后会议才转移至浙江嘉兴南湖举行。
从当时的文字记载来看。在国内，有关党的一大，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资料。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向我国移交了一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一文，原文为俄文，没有署名，也没有标明时间。根据内容判断，作者为参加党的一大的代表，成文时间在1921年下半年。
文中记载：“代表大会定于六月二十日召开，可是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到达上海，于是代表大会开幕了。”这与前面推断的代表行踪相符。
同时，文中还对会议日程进行了详细描述，拟定议事日程和听取各地小组活动情况报告，用了两天; 休会两天起草计划和纲领;然后开了第三、四、五、六次会议。“代表大会的第六次会议是深夜里在一个同志家召开的。会议刚开始，就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可是终究使我们不能再继续开会……为了继续开会，只好到附近一个小城市即嘉兴去。”一大在上海的会议开了6天，加上两天起草文件，共计8天。在上海的最后一次会议是7月30日。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可以确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 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一直延续下来作为党的生日，是可以相统一的。
自从1941年6月第一次正式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并要求进行相关纪念活动后，纪念“七一”成为中国共产党每年的例行活动，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活动愈发隆重和丰富多样。
举行庆祝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逢五或者逢十的重要纪念年份庆祝自己生日的最隆重的活动。庆祝大会一般规格较高，庄严热烈，党和国家领导人悉数出席，同各界代表一道庆祝党的生日。如1951年6月30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庆祝大会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隆重举行，毛泽东出席大会，刘少奇作报告，4万余人参加。大会正在进行时，下起了大雨，只能休会，原定讲话的尚有各界代表马叙伦、钱三强、许广平、沈雁冰、李四光等人，只好将演讲词改作献词在报上发表。党的领导人在庆祝大会发表重要讲话。人们习惯称其为“七一”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