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普渡改造战犯后全部特赦释放

毛泽东普渡改造战犯后全部特赦释放

毛主席领导新中国，普渡改造了大批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并且有过6次特赦。第七次全部无条件特赦释放,  愿去台湾的发给路费和生活费。

第一次特赦，1959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首次特赦共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第二次特赦，1960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0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三次特赦，1961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四次特赦，1963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

第五次特赦，1964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第六次特赦，1966年，对于经过一定期间的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实行特赦。本次特赦共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6次都是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实行特赦，而1975年这一次就没有这个要求，因此属于无条件特赦。1975年2月27日毛主席批示，内容是释放所有国民党战犯，并且是无条件的。1975年公安部拟定一个名单，上报中央《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13人继续关押，不能特赦，其中有周养浩、谢代生。公安部的报告经周恩来审阅后，送到杭州。

1975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杭州看了公安部的报告和准备在人大常委会的说明后，做长篇批示：

"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对那些屡教不改顽固不化的不願接受改造的战犯)不要强迫改造。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

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

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1975年3月17日下午，“这次特赦释放的战犯共293名。其中有：蒋帮军官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在押的战争罪犯，即全部处理完毕。”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个人都给公民权；有工作能力的，安排适当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释放时，每人发给新制服装和一百元零用钱，把他们集中到北京开欢迎会，由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并宴请一次，然后组织他们参观学习。

主持特赦释放大会的说: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撤销了，改成了贵宾招待所；‘战犯’这个称呼也不存在了，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我们的同志，先生！”。紧接着全部在押战犯一片不由自主地欢呼“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充满了会场的每一个空间,  持继到主持人再次讲话。被特赦人员个个都心情激动，纷纷表示感谢共产党党和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宽大,   感谢毛主席的伟大。

在会上黄维、文强代表特赦人员发言，他们说：“我们过去维护万恶的旧制度，疯狂反共、反人民，把中国拖到了绝境，罪恶滔天。今天我们被特赦释放，获得新生，并给予公民权和妥善安置，这只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可能。我们一定不忘共产党的恩情，决心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十分激动，一边念稿子，一边带头喊口号。会议达到高潮。

会后“被特赦释放的人员在北京可以到工厂、农村、学校参观访问，……你们熟悉旧社会，你们可以回顾过去，看看现在，对比一下两种社会，两种制度。”、“新中国人民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大家要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毛泽东决定再给每个被释放人员增加200元钱，100斤粮票。那时，中国工人绝大多数是二级工，因体制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轻重工业、工种不同，在北京地区工资只有35.5到43元不等，学徒工第一年只有十几元。那时的200元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元?。而许多地区一个农民一年的口粮是430斤，还是带皮的原粮，100斤粮食可以够五口之家吃一个月的。

会后，特赦人员参观，会晤亲友，前门饭店人来人往，热闹非凡。4月2日，北京的活动结束，大部分特赦人员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前门饭店只留下10名报名回台湾的特赦人员，他们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他们的亲属在台湾。因为宣布是来去自由，无须讲明理由，只要报名就批准。

4月13日，这10人高高兴兴登上南下的飞机。14日由深圳到香港，中国旅行社香港分社安排他们住在兰宫饭店和帝国酒店。他们除忙于接待记者采访外，纷纷给台湾的子女、旧部打电话，告诉他们，已到了香港，用不了几天就可以回台湾团聚。他们的行踪、言论，顿时成为海峡两岸关注的热点，成为全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毛泽东不计前嫌，没对放下武器的敌人进行杀戮，并实行优待。280万国军为何能调转枪口。解放军不仅优待俘虏，还对傅作义、陈明仁等放下武器的战犯，委以重任，这换来大批国军倒戈和投降。当1946年6月26日解放战争打响，无人相信共产党能赢得战争。因国军430万人，装备精良，解放军120万人，还是土枪土炮，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可打到1949年六月，才短短三年，就变成国民党军149万人，解放军400万人。因280万国军调转枪口，包括整建制起义、投诚和接受和平改编的188万部队，1500余名将领，240个师，97艘舰艇，128架飞机，“解放兵”占解放军总数70%。这为解放战争节省大量人力、物力，加速了国民党死亡。

就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镇反，毛泽东都十分慎刑：一方面反复强调“不应杀者，当然不杀”、“不要随便捕人杀人”、“不要多捉多杀”、“不杀错”、“杀人不能太多”，一方面严格限定死刑适用范围，只对“真正罪大恶极”者适用死刑，其他反革命分子，则“应判徒刑者均判徒刑，应管制者均给以管制”，“或交群众监视，用劳动去改造之”。

毛泽东用海纳百川消化前朝遗留并改造战犯。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屠杀前朝统治阶层人物，尤其是屠杀它的代表人物以绝后患，几乎是夺取政权后的统治者一贯采取的手段。可毛泽东不仅包容了1000万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还创造出改造战犯的奇迹。

对国民党遗留军政人员“包起来”和“招回来”。新中国各级政权建立后，面对国民党时期留下的1000万军政人员，毛泽东极有气魄地决定：“包起来”!   “中国已归人民，一草一木都是人民的，任何事情我们都要负责并且管理好，不能像踢皮球那样送给别人去。国民党的一千万党、政、军人员我们也要包起来，连特务也要管好，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没有这一条不行。”

按毛泽东的指示，对国民党留下的行政人员，有的留在各级政权当干部，有安排到参议部门，有根据自己意愿安排教学，有的干脆养起来。对国民党起义人员，大体按原级别安排各部队。要求各级政府在国民党遗留人员，注意发现建设人才，不光在专业上使用，还要让他们担任领导职务。

毛泽东还把延揽人才的目光投向海外，经统战部门多方努力，许多在海外留学或旅居海外的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陆续回国，成为新中国各条战线的开拓者、奠基人。

对战犯一个不杀，重在思想改造，全部释放。做到了。在“反右”斗争中十分注意保护右派。毛泽东这样一位雄才大略的伟人，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特别是刚刚建国，急需建设人才。可1956年，毛泽东为保持中共“金刚之身”不坏，搞大鸣大放对自身“整风”，竟意外引来“右派”猖狂进攻，要请国民党回来轮流执政。“反右”，就不可避免！

1957年，邓小平任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全国共抓右派分子569957人，远超毛泽东五千人的预计。面对反右扩大化，为保护提意见的知识分子，毛泽东为“右派”亲自下定义，又否定了一些中央领导对右派“杀一部分、关一部分、劳教一部分”的意见，而毛泽东对右派分子的政策：一个不杀，大部不抓;   群众监督，思想改造。

由于有毛泽东掌舵，50多万右派分子才没一个被判刑坐牢，只极少数首要分子，被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大多数人只带右派帽子，由统战部门管理，分配适当的工作，交群众监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给基本生活费(高于二级工人工资)。大都让他们避风头，接地气，了解国情，去“改造思想”。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给右派四张票：一张布票、一张粮票、一张选票、一张党票”。这后两张票，实是恢复了(扩大了的)右派一切政治权利。在毛泽东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已给30多万“右派”摘了帽。

佛主释迦牟尼的《普渡众生》被毛泽东实现了近三十年。这是有记录的人类历史上古今中外第一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