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在人为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中国共产党"的洋代办们
抗日战争时期, 人们对伪军, 二鬼子己很熟悉了。就是走在日本鬼子队伍前面的带路的。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内的洋代办们却没有那时的伪军们辛苦, 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执政高层的军师高参, 他们动动笔动动嘴就能左右中国的决策走向。他们拿着中国共产党给的高薪及享受着中国共产党内的各项高官的免费待遇, 同时还拿着洋人基金会的美金, "帮助"中国共产党的政府官员指导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革开放。可谓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功臣们, 又是外国资本集团的带路人和洋代办们。
《国务院内外的“带路党”》一文揭露了美国对中国决策咨询机构的控制关系，清楚展示了世行报告的可怕背景。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北京天则所的关系已是众所周知，北京天则所与中国决策咨询机构的关系更是圈内常识，自八九年北京体改所动乱失败解体后，北京天则所就成为中国决策咨询机构的大脑，这次世界银行关于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报告(简称世行报告)，500多参与者中有许多人都与北京天则所有关，比如贯穿世行报告始终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和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娟夫妇，双双都是北京天则所特约研究员。
世行报告争论核心集中在国有企业私有化上，或许很少有人知道当今中国123个大型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恐怖后果，由于当今有能力兼并大型国有企业的只有外国垄断资本，所以这次国有企业私有化实际上就是外资化，它意味着当今中国50万亿国有资产将被极少数买办和洋人尽数瓜分，意味着中国的命脉产业和决定老百姓生死的生命产业将全部被外资所控制，意味着中国所有商品都将如同已经外资化的房地产和食用油一样价格直冲云霄，意味着美欧国家将用他们印刷的纸币把中国财富购买一空，意味着人民币将如同九十年代的卢布那样千百倍地无限缩水，意味着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一般老百姓一生储蓄将化为乌有……这就是最近中国富豪大腕在拼命向国外转移资产的重要原因，风雨来临蚁上树，大船将沉鼠先逃，转移财产和亲属，往往是社会将有巨变的先兆。
由于眼下在瓜分国有企业问题上，中国官媒和右媒突然合流，所有财经媒体和财经报道，几乎全都卷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这场世纪性欺诈之中，包括白领在内的一般老百姓很难了解事情真相，对此，我们提供大家一个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判断方法，就是看看都是什么人在欢呼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 都是什么人在为世行报告进行辩护? 如果赞成私有化国企和为世行报告辩护的，是那些脑满肠肥的贪官污吏，是那些强取豪夺的老板奸商，是那些谎言牟利的文化精英，是已经占领中国东海的日本和正在割让中国南海的美国……那么，世行报告和国企私有化是个什么东西也就不难判断了。在此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他们雇佣了大批活跃在媒体上的流氓婊子，欺骗善良百姓说什么，国企私有化是把股权分给老百姓，虽然他们自己也明知是谎言，但是反正这些言论也不是政府政策，毋须承担任何责任，只要能够骗得老百姓支持，到时候国有资产瓜分完，老百姓爱死爱活随你的便，反正40多年的许多改革，就是这么骗过来的。当然，我们承认国有企业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改革，但是应该按照国有企业的全民性质进行改革，按照有利于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进行改革。比如在国有企业内部废除工资双轨制，取消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制，实行民主管理; 在企业外部实行全民价格监督，包括向全体人民分红甚至分配股权等，都是可以讨论和探索的。但是绝不能借口国有企业有问题，打着改革垄断行业的旗号，让极少数买办勾结外资把国有企业瓜分掉，如同咱家房子再有问题，也不能因此而让邻居占有一样。
本来，中国已经开始转变发展方式，开始实行共同富裕的民生路线，老百姓刚刚看到一丝共享发展成果的希望，却未料到，风云突变，祸起萧墙，一些人突然打着改革的幌子，掀起了瓜分国有资产的狂潮恶狼。他们口号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异口同声叫喊：“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大家仔细注意一下就会发现，他们一起叫喊“改革有风险，不改革有危险”，却对所谓“风险”和“危险”没有哪怕是一个字的解释。因为他们敌视和仇恨人民的立场，使他们不敢公开袒露心迹。他们所谓的“风险”，是担心一旦瓜分不成，会促成人民的更加觉醒和全民族的更加团结; 他们所谓的“危险”，是指一旦中国红二代接班成功，并且与红色大潮汇聚，他们对内掠夺对外叛国的罪行将会遭到清算。特别是最近普京向全体俄罗斯人民承诺，竞选成功后一定要清算当初瓜分国有资产的罪行，怎么吃进去的就怎么吐出来，更加剧了他们的恐慌和绝望，所以才会破釜沉舟、勾结洋人，突然掀起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改革狂潮。
大家或许还记得去年中国著名进步网站乌有之乡发起的公诉茅于轼运动，茅于轼就是北京天则所的灵魂人物，也是下面名单中那些中国决策智囊的中心人物。现在，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深了对公诉茅于轼运动的理解。老谋深算的茅于轼之所以要公开造谣辱骂毛泽东，公开造谣污蔑共产党，其实就是在进行政治试探，试探共产党的底线在哪里。当时共产党没有任何反映，结果是5万人民群众挺身而出，为毛泽东讨还公道，为共产党讨还公道。运动一开始，美国之音广播电台就代表美国政府，立刻赶到茅于轼家里，和茅于轼站在一起，美国之音参与的结果，就是参与起诉茅于轼的许多人受到单位不同程度的谈话和警告，茅于轼也在电话里言之凿凿地声称，北京警方表示对他提供保护。从而上演了一出现代“风波亭”。事情发生后，许多群众一直想不通，总是抱怨乌有之乡无能，公诉茅于轼没有结果，没有注意茅于轼背后有多大靠山。大家看看前不久茅于轼率领几百人推翻吴英案，就知道茅于轼有多大靠山了。吴英涉案7个多亿被浙江法院判处死刑，茅于轼在为吴英申冤的大会上拍着胸脯叫板：我和吴英一样也在集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和陕西省省长等都参加了，有本事就连我也抓起来。面对茅于轼的叫板，整个中国司法系统鸦雀无声，随后，中国最高法院就宣布对吴英案要重新考虑，以此表示了对茅于轼等人的屈服。茅于轼哪来如此大力量? 因为他背后站着美利坚合众国。
正是因为在茅于轼、南海等问题上，美国和茅于轼他们探到了中国没有底线，所以才破天荒抛出这么一个世行报告，公然要瓜分中国的国有资产。为何在两会之前抛出? 美国华尔街日报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要为中国“改革闪电战”提供理论依据，让改革成为“两会”主题。2月22日，国家发改委召集45个部委，按照倒计时的强制方式，要求45个部委在6月30日之前拿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实施方案，消息一出，举国震惊，不仅震惊了所有爱国学者和爱国人士，甚至震惊了国资委等政府部门，以及许多省部级老同志，就在此时，世界银行行长美国人佐利克(美国强制规定世界银行行长只能由美国人担任)，于2月27日飞到北京，公布了他的世行报告，声称如果中国不进行瓜分国有企业的改革，将会发生无预警性重大危机，以此作为中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依据。所谓无预警性危机，就是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原因，说穿了，就是“佛说不可说”。为什么不可说，是因为他连自己国家发生危机都预测不出来，又如何解释对中国的预测? 所以就起了个名字叫做无预警性危机。
美国人一句“佛说不可说”，中国就对国有企业大动干戈，是中国有些人崇洋媚外、迷信美国。中国有些人这样做的原因，不是智商问题，而是利益问题，洋人吃肉，官人喝汤，富人啃骨头，文化精英跟在后面舔屁股，瓜分中大家都有利益。所以才会一起高喊：“深化改革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只是不知道在这条血路上会铺满多少中国老百姓的尸骸。人民日报评论部文章《宁要……不要……》中，再次搬出1988年价格闯关的改革，来表示不顾一切豁出去了的决绝精神，那次不顾一切价格闯关的结果，就是1989年的大动乱，所以官方一直对价格闯关讳莫如深，现在有人公然搬了出来，可见是已经急红了眼，用他们自己的语气说，就是宁可冒险把13亿中国老百姓彻底灭绝，也要瓜分50万亿国有资产，再联系到普世价值派不是“血路”就是“死路”的一片喊杀声，真不知道这次中国能否躲过大难临头。我们想起了不久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警告：中国想用拖一天算一天的办法躲过去，完全是白日做梦!
就在同样是2月份的王立军案出来时，我们就说过，围绕18大是选择以人为本的民生路线，还是选择以资为本的亡国路线，精英阶级与人民大众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将进入白热化阶段，王立军案是形势逆转的历史标志，标志着对转变发展方式的彻底否定和对民生路线的彻底清算。阶级清算往往比任何清算都更加残酷，特别是在贫富两极分化情况下的阶级清算更是无比残酷，王立军案只是个开始，更大的事件还在后面，结果不出一个月，就发生了中美两国精英阶级联合瓜分中国国有企业事件，事情仍然不会到此结束，超出人们想象的更大劫难还在后面，中国人民再不觉醒，有可能就会永远醒不过来了。
一直到今天的贸易问题。中国的劫难远没有完。
国务院内外的“带路党”
转自：乌有之乡 作者：黎阳
佐利克实在坦白得可爱。他不仅老老实实承认：“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能出笼全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里的“带路党”，而且毫无顾忌地把这些“带路党”的大名和盘托了出来。
佐利克的原话如下：(见佐利克2012年2月27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创建一个现代化、和谐和富于创新的社会：国际经验和中国的战略选择”的高级研讨会上的开幕词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2012/02/27/world-bank-president-zoellick-opening--remarks)
——“肯定张玉台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玉台)对这一研究的发起和指导作用(关键词：发起和指导starting and guiding)”
——“感激在联合研究项目中领导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小组的刘世锦副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关键词：他对这一项目的领导贯穿始终，堪称模范His leadership throughout this project has been exemplary)
——“李伟主任(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关键词：特殊重要的指导作用especially important guidance)”
注意：佐利克一再使用了guide一词。guide是什么意思?“指导、引导、导引、向导、带领”——说白了不就是“带路”吗?尤其是李伟，那可不是一般的“带路”，而是“提供了特殊的重要引导作用”，这才能让美国人知道“如何使本报告对中国领导层更有利用价值”——人家本来对中国政界官场内部情况两眼一抹黑，费劲九牛二虎之力乱碰乱撞也找不着北，全亏了李大主任这样的来指点迷津：这么做太露骨，那么做要撞墙，必须“打左灯向右转”、“能做不能说”、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才能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借力打力、克服阻力、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最终得以左右中国领导层——如今有了GPS，明面上、地理上的“带路”已经过时了，但深入内部的政治决策上的“带路”可没过时，而且更时髦：带领对方深入中国政权内部、手把手地教会人家如何把握中国政府内部的运作规律、如何利用中国官场种种“潜规则”压制百姓、陷害忠良、更有效地干涉中国内政等如此深入细致的“政治带路”难道不比“地理带路”更要害?——所以佐利克才会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带路党”们大加赞扬，一口一个grateful(感激)。
把“中国2030”称为“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报告”不对，因为两家子搞才能算“联合研究”，一家子搞不能叫“联合研究”，只能叫“独家专制”。而“中国2030”表面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两家子搞的，实际并非如此——主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组的刘世锦既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同时又是从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见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而“天则经济研究所”是美国福特基金会包养的(同时又是世界银行的合作伙伴)。这就是说，“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是一家子，从“天则经济研究所”拿钱的刘世锦跟“天则经济研究所”是一家子。
这样一来，说是“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联合研究”，实际是“世界银行”与“天则经济研究所”的“联合研究”。“世界银行”与美国人是一家子，“天则经济研究所”跟美国人也是一家子，那说来说去其实全是美国人一家在拿主意，这怎么能算“联合研究”? 如此“联合研究”跟中国京戏的“男人扮女人”其实是一个味：京戏是“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 。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而这“联合研究”呢?外国人看见“世界银行做说了算”，中国看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说了算”，表面上“双赢”，骨子里当然还是洋人说了算。但这问题的性质可比演戏严重多了：戏不过逢场作戏，完了就完了，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决策一旦付诸实施了，就再难以推倒重来。
特别说一句：“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好些东西只肯让外国人知道，不肯让中国人知道，在其中文网页上只字不提。只有看它的英文网页才能发现好些它不肯告诉中国人的东西。比如它和外国基金会的关系：(http://english.unirule.org.cn/Html/About/index.html)
In addition, Unirule has, in recent years, built up various types of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international private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Private Enterprises (CIPE), the Ford Foundation, Alton Jones Foundation, US-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s (IIE), and others, as well as with international public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nd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Unirule also maintains relationships with many foreign embassies in Beijing, such as embassies from America, Australia, Canada, Germany, India, Israel, Japan, New Zealand, Russia, and Singapore.
(此外，天则经济研究所在最近的几年中已经与许多国际私人机构建立起了各种合作关系，如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等组织等;与此同时还与许多国际组织建立了各种合作关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天则所同时与许多在北京的外国大使馆保持着关系，例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又比如“天则经济研究所”跟许多官方媒体和国外媒体已经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Unirule also has extensive connections with the media, such a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Central Television, Central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Economic Daily, China Daily, People’s Daily, Xinhua News Agency, China Securities, Time, The Economist, Reuters, the Financial Times, and others. During the past few years, Unirule has established clos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m.
(天则经济研究所还跟媒体有着广泛联系，如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时代周刊、经济人杂志、路透社、财经时报等。仅仅在几年的时间里，天则所就与这些媒体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百度百科”关于“天则经济研究所”有如下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14.htm)“茅于轼创办的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受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而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策集团有紧密联系的私人免税基金会。桑德斯(Frances Stonor Saunders)经过数年研究出版了一本长达五百页的新书 《文化冷战：中央情报局与文学艺术》(也译为<谁承担费用——中央情报局与文化冷战>)写得更清楚：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内基基金会” (Carnegie Foundation) 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
“天则经济研究所”跟国内许多要害部门、要害人物都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天则经济研究所荟萃了第一流的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著名院校;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商务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海关总署、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以及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在保持与这些学者交流的同时，与上述单位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ianZeJianJie.asp)
仔细看看这些部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宏观研究院等学术研究机构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国内著名院校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
——国家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务部
——中国人民银行
——国家外汇管理局
——海关总署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信息中心等政府部门
——中国留美经济学会
——欧美著名大学研究机构等
再看看“天则经济研究所”自己公布的拿钱的“特约研究员”(见附录)
(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用不着大费周折就不难看出一幅令人毛骨竦然的图画：
福特基金会—>天则经济研究所—>中国上层建筑各个要害部门—>中国决策。
想想吧，哪个“私人机构”能有如此神通，竟然同时跟那么多中外官方民间要害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中国的官方部门包括了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资委”、“发改委”、“外管局”、“社科院”、银行、海关、商务部、保险等机构;
中国的官方媒体包括了新华通讯社、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证券报;
外国的基金会包括了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福特基金会、奥尔顿•琼斯基金会、美中商会、国际经济研究所(IIE);
国际组织包括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和非洲开发银行;
驻北京的外国大使馆包括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印度、以色列、日本、新西兰、俄国和新加坡。
——什么“私人”如此神通广大，同时建立这么多“密切合作关系”?别的不说，谁见过允许中国官方部门与“私人机构”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的规定?你去找个部门建立个“密切合作关系”试试?
真正的解释只有一个：这个“天则经济研究所”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它一头通向外国基金会、外国组织、外国大使馆，一头分别通向中国上层建筑一切要害部门，天罗地网密密麻麻，上通下达，四通八达，来自外国的指令通过它这个“中转站”和“放大器”变成“中国包装”的“政策决策”、“学术研究”和“舆论呼声”，最终变成“中国内政”。换句话说，它是今日中国“带路党”总司令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过是它的分支，或者说，是“美国福特基金会驻中国国务院代理处”。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对“天则经济研究所”及其一伙的质疑总会遭到大肆围攻，遭到无比强大的反对舆论——人家是一个大团伙，分工明确，上来就打群架，还处于单打独斗势单力薄的左派当然不免占下风。比如这次围剿杜建国。但大骂杜建国的人忘了一条：杜建国的一切都来自他的研究，而许多大骂杜建国的人的“研究”却是来自外国基金会的指令。杜建国的脑袋长在他自己的脖子上，而大骂杜建国的“精英”的脑袋却长在外国屁股上。长在外国屁股上的脑袋没资格指责嘲笑长在中国人脖子上的脑袋。)
当年“国军”将领杜聿明当面大骂国民党“国防部”高官郭汝瑰：“你郭小鬼定是共谍，发的命令都是把我们往共军包围圈里赶!”——事实上郭汝瑰的确是共产党。
如今不少中国人大骂茅于轼的“天则经济研究所”和他的一伙都是外国代理人，因为他们的一切结论都是把中国的利益往外国送，从来没见有反过来的：
——茅于轼公开主张放弃钓鱼岛、放弃东海利益、放弃保卫领土完整;
——2008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搞了一个中国“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报告，反对18亿亩耕地红线;
——2011年“天则经济研究所”建议分拆铁道部，铁路私有化;
——2012年“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的与世界银行的“联合研究报告”建议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
萨达姆垮台前已经弄不清每天收到的报告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美国人给他编出来的，他的部下也弄不清收到的命令哪些来自己人、哪些来自美国人，一切全乱了：“假做真时真亦假”。
前苏联崩溃时上上下下也差不多。可见一旦管不了敌人装成“自己人”发号施令，一个政权的气数也就快到头了。
如今“天则经济研究所”统帅的“带路党”能在中国呼风唤雨兴风作浪，能左右中国最高决策层的决策，能动员官方媒体大肆制造舆论，能肆无忌惮围剿一切敢于抵抗外国干涉的力量。
所以它们敢得意忘形叫嚣“宁要……不要”、“敢冒风险”、“倒逼改革”、“血路一条”、“死路一条”……华尔街也大声喝彩：“改革闪电战”。“树欲静而风不止”，“山雨欲来风满楼”。“图穷匕首现”，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不拼个你死我活决不善罢甘休。
附录： 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http://www.unirule.org.cn/SecondWeb/TeYueYanJiuYuan.asp)
(注：按单位重新排列)
1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3 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4 卢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基金会
5 陈剑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6 刘守英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
7 江小娟 国务院政研室(注：现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刘世锦之妻)
8 张燕生 发改委宏观院外经所
9 银温泉 发改委体改研究所
10 杜鹰 国家发改委
11 孔泾源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
12 王小强 国家发改委体改研究所
13 牟广丰 国家环保局
14 王大用 国家开发银行(已辞世)
15 郑京平 国家统计局
16 张德霖 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
17 周放生 国家资产管理委员会企业改革局
18 万中心 海关总署政研室
19 宋洪远 农业部农研中心
20 陈宗胜 天津市市政府
21 谢平 中国国家投资公司
22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
23 王宇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24 李向阳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25 陈绍充 成都市发改委副主任
26 马建堂 甘肃省政府
27 马捷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8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29 周春生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30 李绍荣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1 吴有昌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32 刘世定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3 张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4 郑也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35 王铭铭 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
36 陈平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7 海闻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8 林毅夫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39 卢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0 平新乔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1 宋国青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2 汪丁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3 姚洋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4 张帆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5 周其仁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46 赵耀辉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
47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
48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49 王国乡 对外经贸大学金融学院
50 刘力群 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51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经济研究所
52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
53 李稻葵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4 魏杰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55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56 何光沪 人民大学宗教系
57 赵英 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58 管益忻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
59 石小敏 中国经济体改研究会
60 胡鞍钢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
61 周汉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
62 余晖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63 张承耀 中国社科院工经所
64 程炼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5 李扬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6 王国刚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
67 韩朝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68 唐寿宁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69 王利民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0 杨春学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1 张平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2 张曙光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3 赵农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4 赵人伟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5 朱玲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76 冯兴元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
77 蔡昉 中国社科院人口所
78 黄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79 李培林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80 李银河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
81 何帆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82 王逸舟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83 余永定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84 贺菊煌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
85 郑易生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
86 汪晖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87 张宇燕 中国社科院亚太所
88 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
89 王焱 中国社科院政治所
90 刘军宁 中国文化研究所
91 方流芳 中国政法大学
92 刘东 北大比较文学研究所
93 陈来 北京大学哲学系
94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95 刘华杰 北京大学哲学系
96 吴国盛 北京大学哲学系
97 赵晓 北京科技大学
98 杨东平 北京理工大教育研究所
99 张祥平 北京农学院园艺系
100 严旭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01 贺力平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
102 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3 杨晓维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104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资源研究所
105 茅于轼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
106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
107 张旭昆 杭州商学院
108 崔殿超 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
109 陈嘉映 华东师范大学
110 邓正来 吉林大学哲学系
111 许向阳 南京林业大学
112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113 黄少安 山东大学经济研究所
114 陈学彬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系
115 华民 上海复旦大学世界经济学研究所
116 萧功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117 许纪霖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
118 邹蓝 深圳《商报》社
119 陈明 首都师范大学
120 盛洪 天则经济所
121 邹恒甫 武汉大学
122 蒋庆 阳明精舍
123 姚先国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124 陈志俊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25 金祥荣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26 罗卫东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27 史晋川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128 杨如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129 李军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0 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1 杨瑞龙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2 周业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133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134 梁治平 中国文化研究所
135 王珺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社会学系
136 黎鸣 自由撰稿人
137 贺卫方 北京大学法学院
138 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
139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140 江山 清华大学法学院
141 许章润 清华大学法学院
142 赵晓力 清华大学法学院
143 王卫国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144 丁利 中山大学法学院
145 方星海 上海证券交易所
146 高西庆 中国投资公司
147 曹远征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48 郑戈 多伦多大学法学院
149 徐滇庆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
150 柯荣住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
151 张春霖 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
152 陈德升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153 吴琼恩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
154 干学平 台湾清华大学
155 黄春兴 台湾清华大学
156 王建国 新加坡国立大学
157 陈志武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另：“天则经济研究所”人员：吴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