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是被人民推翻的
民国时期的国民党自从蒋介石篡权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之后, 完全背离了国民党的建党宗旨, 国民党落得今天的地步也是必然的规律。国民党及其将介石自从大陆败退台湾岛上之后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大陆的反攻和破坏。自从蒋介石死了之后虽然国民党被不是蒋姓的头头否定了。被迫无奈的国民党也被中国的台湾人民推翻了。 在国民党执政的民国联同国民党本身在一九四九年就是被中国大陆人民推翻的。留下的一些遗老遗小们还好意思谈什么中国的统一要以中华民国为主。还好意思谈什么共产党推翻国民党的是非来。
回头看看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控的国民党在执政民国时都做了些什么。蒋介石在上海投靠孙中山之后发家, 随后组建黄浦军校建立自己的军队, 蒋介石早己悟出"枪扞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 牢牢掌握枪扞子如军队, 军统特务组织, 中统特务团, 暗杀团, 保密局, 黑帮等许多武装人员。这些武装力量都在干什么呢?
在蒋介石败退大陆从上海逃往台湾的军舰甲板上对他大儿子蒋经国传授经验时说: 管理冒险家的大上海, 一是靠江浙大财团, 二是靠上海黑帮青洪帮才能治理的, 在他说这话时的前几天, 他从老家溪口来到上海即刻召开高层会议, 一方面安慰军队打好保卫上海的战争, 强调有外国友军支援一定能胜利。另一方面待会议一结束速速命令汤恩伯司令将全有的黄金白银美元以及粮食棉纱等有用的物资全部运往台湾, 运不走的粮食物资工厂设备全部炸了, 留一座空城给共产党的毛泽东看他们如何管理! 心中全然没有考虑到上海的市民! 再早些日子的浙江溪口蒋的老家, 蒋介石对经国说, 当年北伐军一占领上海后, 军心马上散了, 尤其是中高级军官都被财团甚至妓女收卖, 想不通为什么! 而毛泽东的农民土八路更是抵挡不住, 看毛泽东如何来接收并管理被称为冒险家乐院的大上海, 并预言共产党必败退滚出大城市的!
不但如此还留下了大批特务搞暗杀破坏, 留给共产党毛泽东的难题实在太多!
再看一下蒋介石早年的国民党都干了什么, 由于国民党蒋氏政权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地主阶层利益,其残忍程度决不亚于日本鬼子。现在由于主流文痞有些国民党的遗老遣少们刻意误导舆论,借着共产党内的判徒走资派的势力大肆攻击污篡共产党毛泽东! 还有人只知道蒋匪军队在抗战期间的那一点所谓的“历史贡献”,却忽略了其反人类的本性。1934年秋冬国民党在占领中央苏区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在之后的3年时间里,仅中央苏区被杀的共产党员和群众达80多万人。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德国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别动队来负责。
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坐方式,凡及时回村“报到”并登记户口者,视为“及时自新”,而未来自首者“一经察觉,罪及全家”。
在一批逃亡地主、富农返回后,他们迅速成为了别动队在当地的民间基础。保长、联保主任的人选,就在这些人中指定产生。而临时衙门、保甲长产生后,“标准战略村”、保甲制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和惊人的恐怖被推行着。
“无人区”的建立。康泽指挥别动队员和临时征集的地主武装,将过去居住在自然村中的村民驱赶出他们的住所,然后赶进标准“战略村”,把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都象牲口那样圈禁起来。在村民被驱赶进战略村后,非常严厉的“保甲制”就开始了。
这个“保甲制”是现代史上最耸人听闻的.之一。它规定,任何一家人要证明自己的“良民”身份,需找到四家作保,保证不“通敌”、不收留一切嫌疑分子、不 供给物质给红军。不能找到四家作保的家庭全家灭门,五家连保连坐,“如有敌情”不举报者,也要灭门。一家犯事,除该家毁家灭户之外,其余四家也“杀无 赦”!“五户连保”以及“一家出事、其余抵罪”的政令,在熟悉当地的保甲长支持下,异常顺利地取得威慑效果。
前别动队人员方舟在《回忆别动队始末》一文写到:不管是他作为中队长进驻瑞金后,还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其它地方,因为对“已‘自新’的农民,联保主任都暗中监视”,这个严密阴森的民间特务网使地方整肃。蒋军在占领井冈山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大规模报复性屠杀。
蒋军提出在苏区“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烧杀政策,单大井村先后就被焚烧九次。江西省1933年1930万人,到1936年居然只有1370万人,除去因战争死亡及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30万的人数,被蒋屠杀的中央苏区军民达数百万,福建省,湖北省苏区各100多万,而且令人发指的手段不计其数。
为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军队和蓝衣社别动队在当地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每侵占一地,就进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他们纠集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流氓恶棍组织“还乡团”、“铲共团”、“暗杀团”、“义勇队”、“挨户团”、“靖卫团”、“保安队”、“搜山队”等反动组织,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地报复。
蒋军狂叫“大乱三天,大杀三年”,要“屋换石头,人换种”,“斩草除根,诛家灭种”。在“宁可错杀一千,不能错放一个”的反动口号下,蒋军在苏区实行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诚如国齤民党政府在报告书中供述,在“清剿”区内,“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树,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
蒋军肆意屠杀苏区共产党人及老百姓,其手段极为残忍,骇人听闻,如挖心、剥皮、肢解、分尸、刀砍、碎割、悬梁、火烧、活埋、挖眼睛、割耳朵、穿铁丝、割舌头、破肚取肠、割乳挖胸、沉潭落井、打地雷公、钉丁字架、灌辣椒水等数十种酷刑。从3岁孩童到80老人,均不能幸免,不管男女老弱,均遭屠戮。有的婴儿被蒋军兽兵抓住2条小脚,活活撕成两半。
有的革命群众被蒋军用烧红的铁盒戴在头上活活烧死。有的妇女被轮齤奸割乳,凌辱而死。比如,国民党独立33旅旅长黄振中杀害宁都、瑞金、于都、兴国、广昌、石城等县人达数万人。
国民党江西保安3团团长欧阳江一个晚上屠杀500多名抗交粮食的瑞金武阳群众,制造了‘武阳围血案’。瑞金菱角山一夜被活埋300多人,南门岗一次枪杀了500余人,国民党瑞金县长邹光亚在云龙桥下一次集体屠杀了120余人。瑞金竹马岗被杀害的人数以千计。谢家祠和陈家祠被害的革齤命群众的尸体推积如山。
据当地史料的不完全统计,瑞金有18000人被屠杀;兴国被害2142人,被捕6934人,逃亡3410人;于都被屠杀3000余人,其中禾丰地区被保安团团长华品懋杀害的革齤命群众达500余人,沙心地区全家被杀绝的有37户。
赣县田村一地被杀害94人,其中有14户被杀绝;寻乌被杀害4520人,杀绝900余户;会昌被杀害972人;石城县被屠杀的干部和群众576人;广昌被害的1000余人;宁都有1442名干部和3378名群众死于蒋军的屠刀之下;上犹县被杀害的干部达1466人,群众658人。
在蒋军的血腥屠杀下,不少村庄被杀光,成了“无人村”、“血洗村”,尸骨遍野,血流成河。
江西省吉安地区1933-1936年间人口从380万下降到190万,赣州地区被杀了300多万,瑞金、兴国两县80%人民被杀。其中有个地方叫千坟岗的,1934年红军长征后还乡团在半个月内在这一带8个村杀了1000多人,此地因此得名。
千坟岗附近的一个村庄,民国初期有1000多人,到1936年居然被杀得只剩下8户,现在才100多户。当地至今到处可以看到国齤民党军队烧毁房屋后的灰黑地基残余。1933年年底,约2400名国齤民党“别动队”人员开到了大别山。该部别动队由蒋伏生指挥。
如果说别动队在江西搞了一个地狱,那也只是地狱的第一层,而大别山则是地狱的第十八层。蒋介石给别动队下达的命令:“‘匪’为保存田地,始终不悟,应作如下处置:一,‘匪’区壮丁一律处决;二,‘匪’区房屋一律烧毁;三,‘匪’粮食分给剿共义勇队,搬出‘匪’区之外。难运者一律烧毁。需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否则剿灭难期,徒劳布置。”这次集体屠杀得到完全贯彻,并直接造成大别山地区一百万多青壮的死亡,使剩下的老幼妇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和饥民,并最终大批饿死。
这一命令是由蒋伏生草拟,由那个在南京以基督徒或儒教徒自居的蒋总裁所批准下达的,由于这一命令的执行者大多是那些以“正直”的军人自居、强调“廉洁和献身”、立志“复兴国家”的蓝衣社成员,所以被执行得非常彻底,鲜有遗漏与幸免者。
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的邓文仪主编的《剿匪战史》所载,人口九万的金家寨县城,第一个月“枪杀与活埋三千五百多人”,县城之外,“在古碑冲处死、活埋的至少九百多人;在南 溪、竹畈、花园各镇处决的赤‘匪’、赤‘匪’家属,以及赤‘匪’伤病员至少三千人;上楼房镇一次杀了一千二百多人;胭脂河坪了杀了一百多人”。9万人口的金家寨,仅一 个月时间就被杀了上万人。这本来是别动队用来邀功的资料,不过现在成了难得的历史文献。
同时,别动队还建立了集中营,由别动队员、会道门武装“三枪会”和地主还乡团把守。当地的西方传教士的记录中说:“那似乎是一个原始地带的沼泽,被关押在那里的人,象苍蝇一样成片成片地死去。接连几天我都在做噩梦,每当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些后悔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的可怜的人。”到第二年,金家寨集中营建立时被关押的一万多人剩下的还不到一千人。
但是还没有结束,当地西方传教士还记录到,沙河流域的金坪树镇一带,“两三千的妇女用绳索串成几里长的一排,执枪的士兵象驱赶牲口一样,把这些可怜的女人一个个明码标价。她们被卖到了外地。这种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贩奴运动早期的美洲,而我原本以为这个景象不会再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出现”。贩卖这些妇女的所得现款,“一律充当军饷”。
但不久后,因为数以万计的民团无法发放薪饷,别动队又自告奋勇地开始了卖孩子的勾当。几千名14岁以下的儿童,就这样成了武汉、合肥的许多工厂的包身工,乃至士绅家庭的奴婢和“窑子”的雏妓。
在1935年大屠杀告一段落后,湖北有四个县,安徽有五个县,河南有三个县几乎人口灭绝,全成为废墟。
在杀戮最为惨重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带,原本有6万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整个地区只剩下不到300个老人和几个病弱的小孩”。
著名红军将领徐海东的全家连同亲属、宗族被杀了66口人,几乎灭门。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采访时,他回忆说:“蒋介石曾下令一旦占领我的家乡,姓徐的一个也不能留。
在句容集镇,有一条街上,以前有许多苏维埃合作社,人们安居乐业。如今一切已化为乌有,只有几个老年人苟延残喘。他们领我们走到镇外的一条山沟,只见十七具半裸的年轻妇女尸体在光天化日之下横 七竖八地躺在那里,她们都是遭强奸后被杀害的。
我们都哭了。我们无法置信中国人会对中国人犯下如此的罪行”。
邱会作将军的家族中也有十几人被国民党军杀害。
蓝衣社别动队的屠杀却整整延续了一年。
一直到1934年年底,灭绝村镇、焚烧房屋、贩卖人口的勾当还在进行着。
“我记得在几个大工业中心,有成百上千这样的人到达那里,通过中间人 从国民党军官那里购买男孩和妇女的大量交易进行着,一时成为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国民党当年清党分共也杀了不少国民党人,不过可笑的是,杀的国民党比共产党多10倍。1927年“四一二”前,中国共产党党员不过5万人,被杀了一半;而国民党60万人,到1928年后只剩了20来万人。号称模范省的广西,1926年有15万国民党员,到1934年只剩了几千人。其余的不是赶出党外了就是当共产党杀掉掉!
对于国民党来说,凡是良心未泯,有正义感的党员,都是潜在的“共党分子”,是不能不杀掉的,否则就要改变国齤民党的性质。
1938年,国民党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直接淹死90多万人,间接死亡6百多万,造成数千万难民,背井离乡的难民最远甚至逃到甘肃;
南京雨花台上被杀的***人和革命志士20多万,其中有的还是孕妇……。
蒋政权屠杀时,连几岁的孩子,像小萝卜头、杨虎城的小女儿也不放过。蒋政权杀人手段和日本鬼子一样残忍,像跟朱德一起入党的孙炳文在龙华被腰斩。腰斩酷刑在清朝雍正皇帝起被禁止,却未曾想到又被蒋政权用来屠杀共产党人。
领导北伐战争时期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赵世炎被砍头。 国民党刽子手将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按倒,以乱刀将他砍死。
丧心病狂的刽子手杀害张叔平烈士时,用八寸长的铁钉将其双手钉在墙上,又用两枚长钉穿过他的脚心深深钉入土中,使他流血而死。
广州起义时,女战士游曦等人被脱光衣服示众,割掉乳齤房,尸体砍成几断。被枪杀的女学生被扒光,下身插入树枝抛尸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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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更多的沒有记录下的! 不过都被满门杀光了, 这些人无后代来骂蒋介石国民党的, 反之毛泽东共产党人不满门杀光国民党的留下后人骂了毛泽东共产党几十年!
这样的国民党以及蒋介石国民党执政下的民国是中国人民所欢迎喜欢需要的政府吗?
中国人民向来自顾自只扫门前雪不管邻居事的一盘散沙状, 所以历来几千年的统治阶级都把老百姓当奴隶来对待, 显然推翻不了统治阶级的执政地位。
中国共产党被国民党枪杀追杀四处逃散, 几十个人几条破抢何来力量来推翻国民党号称八百万精良军队的民国执政党地位。
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结合就有了灵瑰和力量。这就有了领头人和追随者。领头者要让追随者信服, 追随者也要看领头者的言行才能产生粘合力, 才能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足以推翻一个执政的政权。这当然要比搞阴谋诡计的政变来推翻现政权吃力得多。所以说前者是来之不易的, 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人民的力量加上共产党的领导。
然而, 今天的中国执政党还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吗?
台湾回归大陆的机会己经失去。历史和人民给了国民党的统一中国的机会, 然而被胆小怕事总想两面不得罪面面俱到又是目光短浅总以为国民党还是当年的国民党的马英九给失去了。
马英九执政八年中在第二个任期中完全可以和习近平达成和平统一的目的, 然而失去了。现在中国大陆的执政党根本就不是当年的中国共产党, 他们否定社会主义, 否定毛泽东, 否定文革等否定了前三十年的一切。他们可以不拜毛泽东。但仍一度将孙中山的相搬到天安门, 甚至可以说如果大陆民间不反对, 他们很想搬出蒋介石来的。他们平反了一切地富反坏右其中许多是国民党的人, 同时厚待逃往台湾的返大陆的所有当官的和当兵的, 等等。在政策上也搞民国时期的私有化和有利于资本家的政策。至所以还保留一些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事, 只是为政权稳固而为。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会有一些社会主义的成分的, 包括台湾也是的。马英九看不到这些, 只看到经济上得到一些好处还能在小岛上弄个所谓的总统当当。
假如马英九和习近平达成了统一, 必将加入历史记录。而且统一后国民党到中国大陆可以发展国民党党员, 保证很快国民党的党员人数超过共产党。因为大陆民众对共产党的不信任, 而对国民党的好奇心让国民党成为一个大党。这时候再和共产党谈条件, 统一后的大中国该由谁来统治就有资本了。而台湾的民进党只能一边待着, 看着国民党的脸色行事了。而今天民进党将国民党快玩没有了。可惜啊一切己失去了。
台湾今后一定会独立的, 只是时间而己。
中国大陆是不会打的。利益所在! 当年的中国共产党和低层百姓为什么能打, 因为身上没有任何财富可留恋的。
毛泽东“人民”概念研究
史坤坤
2015年01月08日14:11 来源:北京党史
“人民”一词是毛泽东生平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概念,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要素。梳理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历史变迁,分析其存在的特点以及背后的社会历史变迁,对于进一步了解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人民”作为一个特定内容的政治概念,有一个提出及其演进的历史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涵。
192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运用系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1]尽管这时毛泽东还没有明确使用“人民”概念,但若从推动中国革命发展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显然属于“人民”概念的范畴。因此,这篇文章可以看做是毛泽东“人民”概念产生的逻辑起点。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导致国内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时毛泽东根据新的政治形势,适时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方针。这一时期的“人民”概念的范畴包括一切坚持抗战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但是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2]“革命的动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现在则可能增加一个民族资产阶级。”[3]这以后,毛泽东开始大量使用“人民”这一概念。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无论如何,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4]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5]
解放战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再次发生变化。这时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这一时期“人民”概念是指反美反蒋的一切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指出:“所谓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士兵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阶级为主体。”[6]
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说,由参加这个革命的人们所组成的统一战线是十分广大的,这里包括了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地主阶级分裂出来的一部分开明绅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民大众。”[7]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8]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原来经济意义上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历史发展的新形势要求对“人民”作出新的界定,以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
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9]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人民”概念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政治概念,其内涵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其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人民”的核心,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争取对象。前者体现了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立场,后者表现出他对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的把握。
二
毛泽东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所提出的“人民”概念,与近代资产阶级学说中的“国民”、“公民”等不同,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特点。
1.政治性。这是“人民”概念的显著特征。毛泽东在使用“人民”这一概念时,总是联系当时的政治形势,以明确政治任务,划分革命的敌人与朋友,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他曾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10]
“人民”概念的政治性来源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首先,近代中国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阶段,旧社会尚未完全解体,新社会还未完全建成,阶级分化尚未完成。其次,近代中国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加之革命迭起、战争频繁,使得政策的制定不能不注意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因此,这里划分“人民”概念的一个主要标准便是当时人们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
2.阶级性。这是“人民”概念的本质特征。毛泽东的人民观与同一时期的国民观、公民观的最大不同,表现在是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视角对整个中国社会作出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政党,自然是主张阶级革命,并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目标奋斗的。而要进行革命斗争,就必须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辨敌人和朋友,如此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动员,才能取得革命斗争的最后胜利。毛泽东以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指出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广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这突出体现在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典概括:“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11]
3.历史性。“人民”概念的历史性是指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下具有不同的内容。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12]一方面,毛泽东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按照阶级分析的角度来看,他始终把工农看做是人民的核心。另一方面,他主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密切结合。这突出表现在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对“人民”的范畴的界定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因为社会主要矛盾不同,革命的性质和动力也随之改变。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畴。在解放战争时期,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
4.广泛性。“人民”是指一切能够促进革命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阶级、阶层及其社会团体。因此它的范围极其广泛,涵盖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具体地说,它不仅包括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工农群众,还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如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这个意义,是在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里原来就包括了的,因为工人、农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13]在后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更是鲜明地指出:“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4]
“人民”概念的范畴极其广泛,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究其原因,一方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相伴而生。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不得不把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结合起来。因此,不仅无产阶级,其他社会各阶级也卷入了革命的潮流。另一方面,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要想战胜强大的反革命力量,也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对比,进而取得革命的胜利。
三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这种“变局”在政治上的一个集中表现则是皇权的终结与民权的提升。而在此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构建是促进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一环。
1.毛泽东对“人民”概念的认识。毛泽东提出“人民”概念有一个历史过程。从五四时期的“民众”、“平民”,到国民革命时期的“国民”,再到抗日战争时期的“人民”,毛泽东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最终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人民”概念。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坚持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是“人民”的核心要素;同时作为一名深植于中国实际的革命家,他同时也灵活地根据中国国情与政治形势,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当做“人民”的争取对象。
这说明“人民”概念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同时也有灵活的政治性。
总之,作为毛泽东生平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人民”概念是毛泽东思想中的核心概念。正是基于“人民”概念,毛泽东构建了一整套人民理念,如提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等等。因此,“人民”概念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
2.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认识。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除了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科学的理论指导,还需要高度的理论创新。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正确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概念的科学构建与灵活运用就是这其中一个典范。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正式使用“人民”一词,是在党的二大宣言上。其意是用以指代全世界的殖民地和被压迫国家的民众。大革命时期,中共使用的“人民”等同于“国民”,主要是指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国内军阀的阶级。土地革命时期,中共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故而“人民”的范畴主要是工人、农民和士兵。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激化,中共为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制定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这时的“人民”的范畴与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相同,即一切坚持抗日的工、农、兵、学、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识更为准确,运用也更为娴熟。这时的“人民”是指一切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阶级,具体来说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人民”概念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它是构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核心概念之一。“人民”概念高度概括了党的两个先锋队的性质,鲜明地表达了党的服务宗旨,如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工作方法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次,“人民”概念科学划分了敌我界限,为党的实际革命斗争提供了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无不是正确分清了革命的敌人与朋友这一首要问题。反之,革命遇到挫折、遭遇失败,无不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3.中国近代社会背景下的“人民”概念。一个概念的产生必然有其社会背景。近代中国历史上,“人民”概念之所以能够产生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说明它准确地反映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
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两组矛盾的不断激化导致近代中国社会的革命运动。而革命的首要问题则是分清敌人与朋友。由于近代中国正处在现代化的初期阶段,社会阶级尚未完全分化,真正的工业无产阶级数量相对较少。正如毛泽东所讲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因此,承担中国革命任务的主体除了产业工人,还需要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地带的力量。换言之,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人民”不仅包括先进的工人阶级,还包括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总之,革命是近代中国的主题,人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
另一方面,“人民”概念的构建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的现代化。在中国封建政治中的人民无任何政治权力与地位可言。鸦片战争以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开始在我国传播,现代民主共和观念被引入。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其唯物史观鲜明地指出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从此,“人民”概念开始在中国社会广为传播并为大众所接受。这其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人民”概念的广泛使用是近代中国以来民主观念深入人心的表现,也是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突出表现是科学构建与阐释了“人民”概念,并积极运用于中国实际的革命与建设之中,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1][2][3][10][13]《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58、160、3、158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页。
[5][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855页。
[6][7][8][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2、1313、1475、1313页。
[9][12]《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4、364页。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众所周知,自从这个事实上的毫不动摇地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特色理论问世以来,不仅从未有过它明确而严格的概念,并且,在事实上还有着这样的强制措 施:要不管黑猫白猫的、不问姓公姓私的、不问姓社姓资的、第一桶金原罪不究的、一切向钱看的、一把手说了算的、不换思想就换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有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出发点,就理所当然的会伴随着这样的过程:千方百计地去 麻痹人们的阶级觉悟,千方百计地去利用和纵容“名人”、“精英”们为所欲为 ,千方百计地去限制工农群众的大团结,千方百计地把工农群众变成了弱势群体。
至此,工农群众哪里还会有事实上的政治地位?而工农群众一旦失去了事实上的政治地位,哪里还会得到事实上的服务和利益?所能够有的,只能是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而已。
于是,便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两极分化、官民对立、离心离德、民怨沸腾、治安混乱、外敌入侵。
其实,这个现象也许只有用以下事实来说明才比较恰当: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势力重新大面积在好端端的社会主义中国复辟了。不少高级官员纷纷让其子女拿美国绿卡了。不惜代价地“救美国就是救中国”了。公然用“ 精神病院”“ 黑监狱”“ 法制培训班”等邪恶手段残酷地去对待上访的工农群众了。很多达官显贵已经卷巨款外逃了。 心中自然没有人民了。
“人民”就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群众。
为人民服务的出发点,就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阶级斗争,去提高人们的阶级觉悟,去密切联系群众,去促成工农群众的大团结,从而突出工农群众的社会地位。
工农群众有了社会地位,这是天翻地覆的大事情,这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于是官民平等、同甘共苦、万众归心、群策群力、群情振奋、希望无限、社会和谐。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样两段话: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 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 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们要在一九七五年完成和超额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这样就可以为在一九八○年以前实现上述的第一步设想打下更牢固的基础。从国内国际的形势看,今 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 标前进。国务院将按照这个目标制订十年长远规划、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国务院各部、委,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直到工矿企业和生产队等基层单位,都要发动群 众,经过充分讨论,制订自己的计划,争取提前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从这两段话中,看到了什么?难道不是万众一心、所向无敌吗??有了这一点,还有什么奇迹不可以创造呢?有了这一点,就足够了!
1949年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了30年的全面报复、封锁、禁运、颠覆、包围、堵截和外交孤立政策。从1949年到1955年,先后有16个国家的200多艘商船,遭到国民党海军海盗式的拦截。
在周边形势十分严峻的特殊国际环境下,新中国长期被迫处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准抵御战争”状态中,先后经历了抗美援朝(1949—1953),东山岛 之战(1953),东海海战(1954),争夺东海制海权、一江山岛之战(1955),炮击金门(1958),西藏平叛(1959),中印边界保卫战 (1959—1962),中缅边界作战(1960),援越抗美(1965—1972),百万苏军压境中的苏边界之战(1969),对美国和台湾空军的反侦 察、反袭扰作战(1949—1972),中越西沙海战(1974),以及数次遭到核打击威胁和经济援助“第三世界”等……迫使新中国耗费了300亿美元代 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3万亿元)。 整个毛泽东时代,就是这样的状态:“流血的大战不打、不流血的大战不断、流血的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
新中国前后花13年时间,彻底清剿了国内千年未绝的匪患。如,国民党政治土匪200万,伪军汉奸陈壁君之流的及众多的象如今山西洪洞黑砖窑厂这样的老板化 身的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地痞流氓惯盗、盗窃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叛特等长达27年之久的大肆破坏捣乱。其中有119万反动党团骨干、120万特务分 子。
27年中还经历了三年特困时期和1976年死亡24万余及重伤76万的唐山大地震…… 然而,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能够凭借几乎一无所有的政治资源,白手起家,在27年之间,纵横捭阖,以英豪盖世之骨气,四两拨千斤之功力,靠 自力更生,艰苦探索,把一个被扔在废墟上的瘦弱婴儿哺育成人,把一个先天不足的农业国,改革、铸造成为一个独立的、基本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的、尽显大国 之威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如巨龙般高耸于世界之颠。同时,短短20余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创造了许多个“第一”,为子孙后代留下了比较雄厚的经济遗 产,为人类留下了空前绝后的思想遗产、精神遗产、政治遗产和意识形态遗产。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请注意:【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以官员、资本家、民营企业家、明星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②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请注意:【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而不是如今事实上连公安机关对某些“人民代表”都无可奈何)
③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国家保障人民群众运用这种形式,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 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请注意:这一个条款的增加,不仅能够确 保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并且更能体现出人民群众是在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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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共连学术性观点都不让自由发表,连成立个全国范围内的钓鱼协会或桥牌协会都不允许,能让国民党发展党员?
中国大陆是不会打的。利益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