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为大多数人民吗? ！

《改革开放》是为大多数人民吗? ！

 

《改革开放》是为大多数人民吗? ！  中国执政当局整天在高喊《改革开放》、高喊《特色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道路的那些人，他们真的是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民搞《改革开放》吗？  他们不是为中国的大多数人民的，  绝对不是！ 只为他们自己和以他们为首的少数人!

原来这些高喊《改革开放》的人就是想否定文革、否定毛泽东思 想。

而这些人确确实实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人民群众打倒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及其他们的后代，他们不过是借《改革开放》为名, 引进资本主义， 搞私有制，铲除集体经济与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高喊宪政民主，高喊自由博爱的人，是一大批贪腐分子，他们妄图实行资产阶级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与专政、其形式就是从一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 理论来偷偷摸摸搞私有化，改革不计毁誉要杀出一条血路，一直到公开叫嚣要与帝国主义结为夫妻关系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篡党夺权搞复辟，瓜分 侵吞国有资产、公开用转制、入股等资本主义方式掠夺人民财产，用私有世袭资本来永远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用“发展是硬道理”“黑猫白猫” 等理论来抹杀阶级社会和阶级斗争。

他们用封建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来麻痹腐蚀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用资产阶级的“庸俗、低俗、媚俗三俗”文化思想来瓦解和修正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使广 大人民群众重新沦为无革命理想、无社会大志、无社会主义道德的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公开鼓吹宣扬私有制及其剥削有功论、剥削 创造血淋淋的GDP，黄赌毒、嫖黑娼等旧社会的恶习黑势力卷土重来…....!

看看《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何许人也!

一、邓的家史

邓原名邓希贤，四川省广安县协兴公社反修大队人。邓出身的家庭是一个世代官僚、土豪恶霸兼宗教迷信三位一体的封建大地主家庭，一个极端反动、反革命的家 庭。他家几代都是封建地主官僚。早在清朝乾隆年间，邓家就是达官显贵，富贵豪华，有田产六百多挑。乾隆皇帝曾亲自下诏，为邓小平的祖宗树碑立传。一直至文 化大革命初期，邓小平老家住宅附近还立着一块神道碑。

邓有一个祖宗名叫邓吋敏，是清朝乾隆年间的翰林，嘉庆皇帝的老师，人称“邓太傅”，曾经当过大理寺正卿(正三品，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封建时代不是有所谓三公九卿六部吗?邓 时敏就是九卿之一。此人是个大官僚、大土豪、大恶霸。告老回乡时，带有皇帝的手诏，住在广安“大廷尉”。广安知州长期供养他，每天早上必须向他请安。邓时 敏同时又是一个极端反动的文人，曾经培养出两个大坏蛋。一是比他更为反动的文人袁枚，即袁子才，《随园诗话》的作者，另一个是镇压农民起义、侵略弱小民族 的刽子手阿广廷，此人曾经征服缅甸。

因为邓时敏这个大恶霸，在广安横行不法，鱼肉乡民，公然破坏贫下中农建新场，最后被群众用锄头钉耙打死了。然而，邓小平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直到解放前夕，还保存着清朝皇帝颁给邓时敏的诏书，这封诏书荣封邓小平家祖宗三代为大理寺正卿。

二百年过去了。延至邓小平的父亲这一代，邓家依旧是大官僚，大恶霸、大地主。邓小平的父亲名叫邓文明，他先后娶过四个老婆，是一个酒鬼、烟鬼和色徒。他还 自幼参加“哥老会”组织，是广安协兴场“仁”字号的掌旗大爷。在军阀邓锡侯、罗泽州、杨森统治四川的时代，邓文明曾任伪团总、团练局长兼八县联防参议等反 动职务。他凭借地主阶级的经济势力和官僚权势，勾结土豪劣纠，横行乡里，恶霸一方，外号人称“牛角胡子”。毛主席说：“旧式的都团( 即区乡)政权机关，……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它们)有独立的 武装如团防局，有独立的财政征收权如亩捐绰，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农民对政府如总 统、督军、县长等还比较不留心，这班乡里王才真正是他们的‘长上’，他们鼻子里哼一声，农民晓得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就是这样的乡里王。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O年，军阀罗泽州驻防广安、岳池、大竹、邻水等十一县。邓文明勾结地方上的土豪恶霸，残酷地压榨全县人民， 对老百姓横征暴敛，为军阀罗泽州强征“乐捐”，置广大贫下中农的死活于不顾。因为他对罗泽州巴结得好，所以罗把他倚为心腹，让他当广安县团练局长，兼八县 联防参议。这时，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在全国各地展开了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大逮捕、大清洗。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 则配合军阀罗泽州，在广安一带血腥地镇压由共产党员廖玉碧领导的“川北民军”起义。这次起义共约五千余人，其中广安就有一千多人，起义的宗旨是抗捐抗税， 反对军阀罗泽州横征暴敛和残害人民的血腥暴行。但由于邓文明、罗泽州的残酷镇压，把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扑灭下去了。我们好些优秀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都 死在邓文明的屠刀之下。

邓文明又是一个坐地分赃的盗匪。表面上，他也坐着三人抬的大轿，带着一连人，经常在广安四十八场查场，好象是在查“匪”。但实际上，却与土匪勾结，坐地分 肥，把真正的江洋大盗放走。而为了邀功请赏，又常常把一些无辜的老百姓诬为土匪，酷刑拷打，苦打成招，用枪毙、沉河、黑传、活埋等方式大量屠杀无辜群众。 “万户萧疏鬼唱歌”，不知道有多少善良的阶级弟兄死在邓文明的屠刀之下啊!

邓文明还是一个反动会道门的骨干。他在中年和晚年的时间，崇奉反动会道门“五字教”，并担任玄坛大老师。他是四川省射洪县定香寺反动道首陈浩清、杨畏之两 人的徒弟。这些王八蛋以所谓“仁、义、礼、智、信”五个字为宗旨，故名“五字数”。他们饱食终日，学习坐功，每天子、午、卯、酉四时朝神，静坐养神。每月 初一，则在四川广安县协兴场朝阳寺聚会、敬神、烧戒，所以又名“月戒会”。邓文明就是利用“五字教”这种反动宗教组织，来欺骗贫下中农，骗钱害人，麻痹他 们的阶级意识，要他们放弃反抗，放弃斗争，以维护其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的。

邓文明横行乡里，鱼肉乡民。民国十七年，在协兴场文巨恒茶社，贫农胡玉池问了邓文明一句话，邓勃然大怒，质问胡：“你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话?!”当时就举起铁手杖毒打胡玉池，并用茶碗追打这个贫农。胡玉池身受重伤后，卧病数月，最后忧郁而死。

邓文明一生作恶多端，生前享尽了荣华富贵，死时也非常豪华。埋他的棺材是硬八寸，用了十六个人来抬。

邓小平的后妈夏伯根，是一个万恶的地主婆。一生笃信“五字教”，天天吃斋念佛，往来于和尚、尼姑之间。此人手段残酷，对待长工特别狠毒。解放后，由于邓小平的包庇，这个地主婆还在北京中南海享福。

邓小平的表叔刘济森，是广安县协兴场第一号大地主。曾任伪国民革命军军部军法处长。回乡后，恶霸一方，血债累累。解放后，他家罪有应得，父子七人被我人民政府枪毙了六个。

邓小平的表兄徐明达，是个恶霸地主分子。曾任广安太山乡团总、乡长，贪得无厌，作恶多端。解放后，由于邓氏弟兄的包庇，这个反革命分子至今尚未逮捕归案。

二、邓小平的罪恶

同志们!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就是出身在这样一个世代官僚、土豪恶霸兼封建迷信三位一体的反动家庭。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很显然，反革命修正主义大头目邓小平长期以来从事反对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是有其深厚的阶级根源的。

1、庇护牛鬼蛇神的大红伞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解放十七年来认贼作父，包庇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在土地改 革、镇反、反右，四清以及文化大革命运动等关键时刻，邓小平不失时机地向这些牛鬼蛇神伸出了友谊之手，使他们得以长期逍遥法外，有的甚至打入了我党政机关 内部。这批坏蛋，是邓小平埋藏在我党政机关内部的定时炸弹，是他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社会基础。邓小平包庇牛鬼蛇神，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欠下了一 笔又一笔血债。这些债我们一定要清算!

（1）包庇反革命分子邓蜀屏

邓蜀屏，男，五十四岁，是邓小平的同胞三弟。这是一个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在解放前的十余年里，邓蜀屏先后担任过国民党的联保 主任、乡长、区长、救济院长、县长议员、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袍哥大爷、县经征处主任、仓库主任、民政科长、国民党反动报纸《民生日报》经理等反动职务，是 大卖国贼蒋介石的一条忠实的小走狗! 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邓蜀屏依仗国民党反动派的势力，勾结地方上的土豪恶霸，横行乡里，称霸一方。他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吃喝嫖赌，无恶不作。外号人称“三王爷”。

就是这个坏蛋，曾枪杀我贫下中农七人，他的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

就是这个坏蛋，曾盗卖公粮一万余石，广置田产，大建公馆!

就是这个坏蛋，曾长期以来武装贩运鸦片，开设烟馆，大建公馆!

就是这个大坏蛋，曾勾结大土匪谌克纯(已镇压)，抢劫民财，杀人放火，坐地分肥!

就是这个坏蛋，曾组织反动社团“益×”，竞选参议员，积极为蒋介石推行反革命的“新县制”!

邓小平的三弟邓蜀屏就是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盗! 因此，四川广安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众口一词地说：“解放初，如果邓蜀屏不跑，协兴场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政府不枪毙他，打也会打死他!”

然而，罪该万死的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在镇反之前，终于从广安跑掉了，不但逃跑掉了，还改名换姓打入我政府机关内部，当上了副县长、副市长。

罪行累累的反革命分子邓蜀屏，为什么能逃脱人民对他的审判?又为什么能当上我人民政 府的副县长、副市长?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多年的谜底揭穿了：原来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包庇了他，重用了他!

重庆刚解放的时候，邓小平窃踞了我第二野战军政委兼重庆市市长的职务．他深知自己的弟弟、反革命分子邓蜀屏，会遭到我人民政府的镇压，他的家属会受到斗 争；出于他反革命的阶级本性，出自他反动的阶级立场，出自他反革命的需要，就迫不及待地把正在四川奉节县当国民党民政科长的邓蜀屏叫往重庆，对他面授机 宜，要他赶快潜回老家广安，带领邓家所有的地主分子、反革命家属逃亡到重庆来。临走之时，邓小平把自己的一张全家照片交给了邓蜀屏，告诉他这就是进出西南 军政委员会的执照。于是，在一九五零年春天，正当伟大的土改、镇反运动的前夜，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带领着夏伯根（逃亡地主分子、邓小平的后妈）、邓先烈(逃亡地主分子、邓小平的大姐)、唐惠民(逃亡地主分子、邓小平的姐夫)、谢全碧(逃亡地主分子、邓小平的弟媳)，以及一大群恶霸地主子女，一股脑儿潜逃到重庆，躲进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确保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的狗命，邓小平特意安排他们和自己住在同一幢楼上，不但住在同一幢楼上，还同一张桌子吃饭。这些牛鬼蛇神住宾馆，吃小灶，小包车出，享受了人间豪华。

广安的贫下中农闻讯后，义愤填膺。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报仇血恨，立即派出五位民兵去重庆进行追捕，可是狡猾的邓小平却欺骗他们说，邓蜀屏从来就没有来过这里。就这样，邓蜀屏这个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被邓小平一手包庇下来了，轻而易举地逃脱了人民的镇压。

一九五零年四月，邓小平将邓蜀屏、谢全碧这对狗夫妻送进了西南革大，半年期满毕业，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派 往贵州。这时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为了进一步确保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的狗命，邓小平授意他化名徐初。邓蜀屏、谢全碧这两个牛鬼蛇神一到贵州，就 混进了我土改工作团，并窃踞了工作组组长的职务。他们在贵州包庇地富、打击贫下中农，严重地破坏了贵州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从土改到现在，又是十余年了。十余年来，邓、谢这两个大坏蛋在邓小平的羽翼之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先后窃踞我人民政府镇长、科长、局长、副市长、副县长等重要职务，逃亡地主分子谢全碧先后窃踞我副区长、副科长等重要职务。

从土改开始，四川广安的贫下中农就失去了邓、谢这两个牛鬼蛇神的下落，他们踏破铁鞋四处觅，而邓、谢这两个逃亡反革命、地主分子，却一直在贵州猖狂地从事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

一九六一年，邓蜀屏公开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谬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二年，邓蜀屏公然包庇另一个逃亡地主分子谢全珍；在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运动中，邓、谢这两个牛鬼蛇神，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迫害我革命群众，企图置革命左派于死地。一九六年三月十五日，逃亡反革命分子 邓蜀屏，在绝望之余，畏罪自杀了。临死之前，他还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胡说什么，广大工农兵革命群众对邓小平、邓垦(邓小平二弟)和他本人的揭发和批判是“欲加诸罪何患无词”，“复巢之下，岂有完卵?”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邓蜀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一个至死不悟的恶棍!而解放十几年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对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一九五八年底，邓小平、卓琳去西南地区休假。他们派小包车把反革命分子邓蜀屏夫妇从鲁安接到贵阳，又从贵阳用飞机送到昆明，在那里吃喝玩乐三天，再由邓小 平、卓琳陪同乘飞机飞到重庆，玩够了再飞往成都。往来共十天，耗费人民血汗千余元。邓小平还亲切地对反革命分子邓蜀屏说：“你们到贵州七八年了，想来看看 你们。你们没有小孩，我把孩子们带来了，让你们瞧瞧。”一一多么亲热呀!邓小平反革命本质不是暴露无遗了吗?

在三年经济暂时困难时期，邓小平、卓琳担心反革命分子邓蜀屏身体搞垮了，没有穿的，不远万里，从北京寄去了真虎骨酒、鹿茸粉、狐皮大衣、呢子衣服、料子衣服、衬衫、进口手表。让邓蜀屏大吃大喝，吃饱喝足之后好干反革命勾当。

一九六五年秋天，邓小平、卓琳再次到贵州。他们从安顺派出汽车，由一个姓陈的副专员陪同，再次把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狗夫妻从六枝接往贵阳安置在省委招待所 里。第二天，邓小平接见了他们，并在金桥饭店摆设午宴，宴这对牛鬼蛇神，与他们大叙阔别之情。玩够了、喝足了，邓小平又派专车把他们送回六枝。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就是这个认贼作父包庇和纵容逃亡反革命分子邓蜀屏的邓小平，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罪该万死!

（2）包庇修正主义分子邓垦

邓垦，男，五十六岁，是邓小平的同胞二弟。从历史上来讲邓垦是一个脱党、脱团分子。一九三六年前后，他在四川广安主编过反动的国民党党报。一九三七年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邓垦再次混入我革命阵营。一九四一年邓垦被邓小平拉往延安，塞进了我《新华日报》社。一九五四年以前，邓垦只不过是一个区区的 重庆市文教局副局长，但由于邓小平的包庇和提携，很快提升为重庆市经委主任，不久又爬上了副市长兼市委委员的宝座。截至目前为止，邓垦还窃据着我武汉市副 市长的职务。

邓垦这个家伙，是一个典型的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二年，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分外尖锐，激烈。修正主义分子邓垦，乘着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的牛鬼蛇神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动猖狂进攻的时机，在重庆市委第十八次扩大会议上大放厥词。他恶毒地污蔑我们党这几年犯了“路线的错误”，狂呼乱叫我们的 “世道不对头”!他明目张胆地攻击毛主席提出来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咒骂我们党“动辄搞阶级斗争”，“事情搞坏了就怪反革命分子”! 这同“三家村”的大掌柜、反革命分子邓拓攻击我们党“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有什么两样? 邓垦还同五七年右派分子一个腔调，猖狂地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胡说什么这几年对人民民主权利太忽视了，把人民当猪儿狗儿赶，没有任何民主自由可言!同志们!邓垦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么恶毒呀!就在这次会议上，邓垦还公然为阶级异己分子和反党分子鸣冤叫屈，大嚷大叫对这些反革命的处理太过分了，令人寒心，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群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因处理阶级异己分子和反党分子而感到寒心的人。不恰好说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分子吗?此外，邓垦对新社会乜极端仇视。他公然表示活得不耐烦了，想造无产阶级的反了。他曾作打油诗说：“年已五十满，活得不耐烦， 闲来无事做，打打太极拳。”

通过上述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邓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吗?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对邓垦又是什么态度呢?一言以蔽之曰：包庇!

一九六五年年尾，修正主义分子邓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被揭发出来了，革命干部群情愤慨，一致要求对邓垦严肃处理，而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出自他反革命的阶级本性，慌忙跳出来保驾。他恬不知耻地对重庆市委的负责人说：“邓垦不宜留在重庆工作，这样对他本人不利!”邓小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我的二弟再也不能留在重庆了，否则就会遭到灭顶之灾。娄罗们!快想办法!于 是，为了对修正主义分子邓垦有利，在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正当伟大的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前夕，邓垦被调到武汉任副市长。半年多来，尽管重庆市的文化大革命如火 如荼，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哭爹叫娘，而修正主义分子邓垦，却一直躲在武汉市人委的大楼里喝鸡汤。他悠然自得，闲若无事，逃脱了四川人民的审判!

这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包庇修正主义分子邓垦的滔天罪行，他这样放肆地包庇牛鬼蛇神，其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

邓小平就只是包庇邓蜀屏，邓垦这两个大坏蛋吗?不!远远不止这些。十七年来，他还包庇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前泸州地委书记、邓小平的堂弟)，破落地主分子淡以兴(邓小平的舅舅)，逃亡地主分子夏伯根、唐惠民、邓先烈，反革命分子王家林、邓先杰，以及反动道首钟高峰、陈吉云、黄之元等人。邓小平甚至还鼓吹说，他的弟媳，逃亡地主分子谢金碧只要改造一下还可以入党。真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理论!

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邓小平百般包庇这些牛鬼蛇神，说明他本身就是牛鬼蛇神，而且是个最大的牛鬼蛇神。他包 庇这群牛鬼蛇就是企图把他们作为反革命复辟的社会基础。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邓小平的反革命丑态嘴脸愈来愈明显 地暴露出来了。让邓小平一一这个牛鬼蛇神的总后台见鬼去吧!

2、贵州之行，罪恶累累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和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总头目邓小平曾两次到贵州视察。第一次是在黑帮分子杨尚昆和西南地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井泉的陪同下去的，在遵义活动较多，第二次则有死党薄一波、吕正操、李井泉随行，主要在贵阳活动。

两次贵州之行，是邓小平反革命嘴脸的一次大暴露。他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进行了一系列的参观访问。通过这些座谈会，参观访问，大放厥词，乘机大干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勾当。

邓小平时“五风”的吹鼓手。

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五风"颇盛。"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 "强迫命令风"等等，风行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使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影响。

究竟谁是"五风"的总根子?究竟谁是刮"五风"的罪魁祸首?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大刮"五风"的不是别人，就是头号大坏蛋刘少奇!就是头号大坏蛋 邓小平!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刮"五风"的动员会。

他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就到处发号施令，大肆浮夸。绥阳县盛产麻，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他一听，连连摇头，大叫："太少了，应该是一千八百斤。"企图一下就提高十倍。这个县原先平均每人产值一百四十七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二百元，这个计划是合乎实际的。然而邓小平却大为不满，指着县负责同志大加斥责，说什么："你的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到达三百，第二步就要到达五百。"妄想一步登天。

他公开对抗主席提出的："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大量荒芜土地。荒谬地主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统统不要种。"胡说什么："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 可以不种地了。"

他大搞"一平二调"，声称在"人民公社"之外还要搞什么"联社"，目的是"好进行贫富调剂。"

他狗屁不通，却偏要装出个"百科全书"的样子，竟然荒唐地提出：猪圈"不要安设在居民点"，"不是要田间积肥吗?安在田间去，居民点的卫生也好。"甚至扬言要成立什么"胡思乱想办公室"，公开叫嚷"要弄几个人来"，"专门胡思乱想。"

……等等，等等。

由于邓小平带头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平二调胡乱吹，使"五风"在贵州省特别是遵义地区大肆泛滥，并且波及全国。为了实现邓小平"少种多收"的计划，大片田地被砍掉，大片庄稼被毁坏。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许多地方成立了"胡思乱想办公室"，有的大搞空买空卖，根本不知道山上是否有虎，池中是否有鱼，就买山求虎，卖池售鱼。这样，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破坏了人民生活。有些贫下中农竟因此死于非命。震惊全国的"遵义事件"，就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遵义人民至今提起邓小平，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必须指出，"五风"在五九年前后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刘少奇、邓小平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仇视三面红旗的一次大暴露。他紧密配合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蒙蔽一些人，大干坏事，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左"的面目掩盖其右的实质，掩盖其对三面红旗的极端恐惧、仇视的阴暗心理而已!

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自己大刮"五风"，罪恶滔天，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企图把刮"五风"的责任强加在三面红旗头上。六二年他狂妄地叫嚣：三面红旗" 虽然不能说成是路线的错误"，但是有大量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居心险恶地说什么："从五八年以后，即'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 等等。似乎"浮夸风"、"共产风"统统是三面红旗造成的，通通是三面红旗的罪过。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是邓小平耍弄的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戳穿，给以迎头痛击!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铁的事实是：大搞"高指标"、大刮"共产风"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自己。他在遵义的谈话就是铁证。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则一直在同刘邓搞的"五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达到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在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并警告某些人："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紧接着，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主席又通过党内通讯，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说："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号召基层干部和社员顶住这股歪风，"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毛主席三令五申一再批评的那些"做领导工作的"所谓"上面"就是指的刘少奇、指的邓小平!就是批评他们大刮"五风"，也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批评，才迅速阻止了"五风"的蔓延，使它未能造成更大的恶果。刘邓企图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把自己搞的那一套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嫁祸于人，达到其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不答应!

3、口红、高跟鞋的共产主义

关于共产主义，一直存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

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什么“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盛满了体力劳动和精神劳动产品的一盘餐。”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就是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而斗争。

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共产主义必须是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必须是全体人民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以及具有 发达生产力的社会．要达到这一点，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大搞阶级斗争，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抓革命、促生产，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这是两种针锋相对、水火不容的观点。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通向黑暗，一条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大道，引向光明。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披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的邓小平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请看他的道白：

—一共产主义，就是要搞起码有“二万五千”人的居民点，要做到北京、贵阳有的，你们居民点(指遵义)都有，将来高跟皮鞋、口红、电视机都可以有。不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吗?就是这些了。

一一到了共产主义，每人搞一个缝纫机，做自己心愿的衣服。穿衣可以充分自由，自己爱穿什么就穿什么，穿鞋也是爱穿布鞋就穿布鞋，爱穿胶鞋穿胶鞋。爱穿草鞋也行，拼命穿草鞋。节约下的钱穿双皮鞋，高级和低级相结合，不要统统一样。

一一要搞娱乐场所，运动场几百户一个是不行的。我主张中国成为自行车国，每人一辆自行车，骑车可以鍛炼身体，农具用汽车拖。

一一将来什么工作最重要?管娃娃最重要，全国要有两千万人干这一行。重要的部分是教育人，要训练保育员。他们的待遇应该比大学教授高。

第二个重要部门是做饭。将来每人每年六十斤猪肉。每人每天半斤苹果。要允许喝二两白干。

这就是邓小平心目中的共产主义，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假共产主义!在这里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变成了为口红、电视机、高跟皮鞋而奋斗，为猪肉"、白干、自行车而奋斗，什么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什么人的思想革命化，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吃、穿、住、行、玩五个字，不是要消灭城乡差别吗?就一是这些了。这种共产主义和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究竟有什么区别?

为了复辟资本主义，邓小平公然学着赫鲁晓夫的腔调，大肆鼓吹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指出：“粮食是宝中之宝。”发展国民经济必须“以农 业为基础。”邓小平却公开同毛主席大唱反调，胡说什么“粮食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交换价值。”“你们要讲究什么有市场。”企图以追求利润来腐蚀群众，破坏国 民经济。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人民公社必须发展多种经营，农林牧副渔同时并举。”邓小平却提出：“各地要按资源特点” ，“你们可以搞铝具、铁具、锰铁具、铜具、烤烟具，等等”，并指示盛产麻的绥阳县负责人：“麻，国内国外市场都需要，你们要拚命种麻。”把赫鲁晓夫在西欧 推行的一套“经济分工”论，完全搬到了我国。企图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价值法则来改造社会主义的经济，实现其“口红+高跟鞋”式的共产主义，这就是邓小平的险恶用心。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黑龙江省委的一次座谈会上竭力宣扬“自负盈亏”、“独立核算”，扬言要按照“经济的办法去搞经济”，“用等价交换迫使(企业)搞好独立核算，提高生产。”赤裸裸地 暴露了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

4、削尖脑壳，企图钻进遵义会议

削尖脑壳，企图挤身于遵义会议参加者的行列，是邓小平五八年遵义之行所干的一件最最见不得人的丑事。

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最有历史意义的大会。这次大会，第一次确立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我党的领导地位，大会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 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遵义会议的光芒，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芒。为了纪念这个具 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遵义设立纪念馆，整饰了革命历史遗址，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瞻仰。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邓小平、杨尚昆、李井泉驾临遵义纪念馆。当时纪念馆的陈列，是根据五七年多方查证后布置的。一楼陈列馆里，悬挂着当年参加会议的十 八人的照片。邓小平没有参加会议，当然不会有他的照片。但是，这个野心勃勃的家伙，一看十八人中，独独缺少他这个邓总书记，满脸不高兴。于是眉头一皱，计 上心来。走到楼上当年开会的会议室，立即装出一副旧地重游的样子，肯定地说：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接着竟厚颜无耻地指着会议室靠里边的一角说：我就坐在那 里。为了使人确信他是会议的参加者，故意显得颇为熟悉，到处指手划脚，一会说这儿布置的窄了，一会儿那儿安排的小了，胡扯乱点，瞎凑一通。事后，在邓小平 的指使下，有个叫做肖明(新华社记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汪小川的老婆)的御用文人，特意写了一篇 《邓小平同志在遵义》的臭文章，先后在《贵州日报》、《新遵义报》、《山花》、《贵州十年文艺创作选、散文特写集》上大登特登，广为传播。说什么：遵义纪 念馆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愿望实现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邓小平、杨尚昆同志，对这座阔别二十多年，有伟 大历史意义的楼房，记忆犹新。为捏造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大造舆论。

邓小平真的参加过遵义会议吗?没有，根本没有。邓小平在撒弥天大谎。

遵义会议是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一月八日召开的，历时三天。参加会议的除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还有长征时一、三军团的军团长、政委及五军团的 政委、总政主任和参谋长，共十八人。一九三一年还是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本没有参加会议，也根本没有资格参加会议。遵义会议纪念馆的同志为了证实邓小平 的话，曾多次通函有关部门，请求查询旁证材料，结果一一落空，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一九五九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一再追问 下，明确回答：关于邓小平同志是否参加遵义会议的问题，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无法证明。一九六四年，当年曾是主席警卫员的陈昌奉同志到遵义，据他的回 忆，遵义会议时他根本没有看到过邓小平。大量事实证明：所谓邓小平参加遵义会议纯系他自己无耻的捏造。邓小平为了提高个人威望，达到其篡党、篡国的野心， 竟然无中生有，大造其谣，不惜玩弄篡改历史的卑劣手法。真是不识人间有羞耻二字。

可是，贵州省及遵义纪念馆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巴结邓小平，不顾广大革命群众的抗议，说什么：他(指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他说自己参加了，还要找谁证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在邓小平第二次去遵义前夕(第二次去是在六五年十一月十日)，终于再次修整了陈列方案。于是，会议室椅子多了一张，茶杯增了一个，邓小平的狗头也挂在了陈列馆的墙上，竟然和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并列在一起。使邓小平的阴谋暂时得逞。

然而，历史毕竟不是一块大理石，可以随意让人雕刻。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英雄的红卫兵和遵义纪念馆的革命派起来造反了!他们愤怒地揭露了邓小平伙同贵州省委及遵义纪念馆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篡改历史，吹捧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把邓小平的狗头倒挂起来，使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是革命造反派的一大功勋!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附录：邓小平的社会关系

父：邓文明(已死)，娶四妻：张氏、谭氏、肖氏、夏氏。

谭氏(已死)生四子：(1)邓先烈(邓小平之姐，嫁与大地主唐惠民为妻) (2)邓小平 (3)邓肯(又名邓先修) (4)邓蜀平(又名徐初)

肖氏(已死)生一子：邓先清(现在西南局财务科任科员) 夏氏带来一女：陈xx，改名邓先芙(现在四川省委秘书处工作) 夏氏生二女：(1)邓先容(解放前早死)(2)邓先群(现在天津工作)

舅：谭以新，破落地主分子。老婆：卓琳(原名蒲琼英) 丈人：蒲××，地主兼资本家

邓小平老婆卓琳(原名蒲琼英)，一九一六年出生于云南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家庭。曾在云南女子中学念 书，中学时，作为云南省体育代表到北京开运动会，留在北京女一中念书。后又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了一年。一九三七年到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了几个月，后分配 到特训班。一九四零年与邓小平结婚。曾在北方局妇委工作。卓琳整天涂脂抹粉，与彭真、罗瑞卿等人的老婆来往密切。当罗瑞卿问题揭出来后，卓琳与罗老婆抱头 痛哭。

邓肯曾在广安女子中学教书，后又当《民报》记者，解放后任重庆市副市长。一九六六年四月四清时清出严重问题，在重庆三级干部会上曾受批判。邓小平为包庇他，利用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打电话把邓肯调任武汉市副市长。

邓蜀平，恶霸地主分子。邓文明一九三八年死后，便由他管家，曾任伪乡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县党部执行委员、县教育局督导员，有两条人命的血债。解放初， 他通过卓琳逃到了重庆革大，化名徐初，因民愤极大，结业后在四川呆不下去，便到了贵州，在安顺专区普安县人委当科长，以后调到六枝县当副县长。

一九六四年广安四清工作团写信给贵州安顺专区四清工作队，说邓蜀平化名徐初，是个逃亡地主，贫下中农要揪他回四川斗争，由于邓小平的包庇，始终未被揪回，后畏罪自杀。

邓自力，邓小平堂弟，原四川省泸州(宜宾)地委书记，现在铁路部门工作。邓自力一九五九年最先搞单 干，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恶毒地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斯大林晚年犯了错误，毛主席办公社是头脑发昏。他还追随邓小平大喊：不管黑猫白猫，能 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地富分子和牛蛇鬼神高叫：邓地委万岁！对这样一个三反分子，邓小平却千方百计包庇他，说：邓自力有了右倾情绪。

谭以新，邓小平舅舅，破落地主分子。一九六一年起就不参加劳动，要队里补助。邓小平每月给他十元生活费。困难时期，曾借邓小平权势，随便到县委、公社、大队要这要那，真是猖狂已极。一九六四年邓小平还给他送去两套衣服和两瓶好酒，邓小平对这样一个地主分子，真是关怀备至。

邓 继母夏氏，地主分子。仅比邓小平大两岁。一九五零年初，邓小平就把她接走，逃避劳动改造，一九五二年带到北京，现住在中南海。邓母经常坐飞机来往于北京和 成都。夏天上北京避暑，冬天到成都避寒。邓母户口在北京，但她在成都的供应却按李井泉一个标准，要什么有什么，逢年过节，李还亲自请她到家中吃饭。困难时 期，她吃的是富强粉，肉、油随便买，邓小平寄给她的粮票根本吃不完。一九六三年她离开成都时，还装模作样地交出一百斤粮票，妄图收买人心。（摘自网络）

回头看看毛泽东时代的文化，从1949年建国到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的28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唯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一段最辉煌的 历史，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任何人否定不了的史实。

在这短短28年间，不仅把孙中山先生奋斗四十年沒有能实现的“三民主义”完全实现了，而且推翻了压在中 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的伟大胜利，不堪一世的美国总统甘愿屈驾到毛主席书房躬身拜会中国人 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土地改革推翻了千年封建地主阶级，平分了土地，第一次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的理想，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在城镇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改造，把资本家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1958年人民公社的成立，至此，基本上解决了城、乡生产资料私有制，成了劳动者集体所有或全民所有制。尤其是人 民公社的成立，使一些大型农机具有了用武之地，大面积水利建设，促成了成片大范围旱涝保收的丰收田，至1965年前后，苏南地区的稻子由解放初亩产约200斤 左右增长到1500斤左右。机械化和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不仅农民生活大大提高(例如，全国粮食够吃，还能支持一些兄弟国家，在苏南地区已少见有衣衫破旧， 年青姑娘大多穿上了毛线衣)，而且农村人民公社有了积累、劳动力有了富裕，促使社办、队办工业像雨后春笋拔地而起，农民和工人的界线开始消亡，为实现共产 主义消灭“三大差别”展现了曙光。

在全国建成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两弹一星研制成功，教育、卫生事业同步大发展。这些都有具体数据可查。

其 他文化事业，仅农村每周由县电影放影队放一场电影(仅收工本费，农民不用买票)。几个样板戏，是中华民族工农兵占领文化舞台的代表作，从内容到形式、表演 技术等各方面，都无愧地可流放百世。

尤其是西洋交响乐《红灯记》和巴雷舞《红色娘子军》的成功演出，树立了“洋为中用”的典范。

关于描写工农兵劳动人民的 小说、地方戏等等就更普及了。

关于白话文、文字改革、普通话推广等等，有力地推动了与文化、科技的规范、交流和推广。

用宣传教育的方式号召人们自觉计划生 育，取得了显著进展。

“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成了人民共同的自觉的行为准则，创建了世所罕见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人有难众人帮，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公而忘私成了人们的普遍追求。

仅举一例：那时，到涨工资，毛主席带头每月减少200元薪金，在各单位，决不是谁有权就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是先摸底排队看谁经济 上有困难、需负担的人多，首先照顾给这些同志加工资。当然基于相同工种及能力之下尽量先照顾负担重较困难的工友!

上述这些事例是整天叫喊“和谐”、“精神文明”之类口号打着“改革开放”旗号的这40多年来成长起来 的年青人不可置信的，但这儿讲的都是事实，经得起年青人调查、包括调查那时的党委会议有关记录等等。

可以说，这里介绍的情况只有沒有讲够的，而沒有讲过头的。 所以才有美国总统屈驾拜见毛主席，才有许多外国驻华大使夫人等顾不得礼仪而站在橙子上踮起脚把我们中华人民共和 国周总理看个沒有个够的动人场面；也才有一些互联网报导：某人出访古巴对古巴领导人说古巴某领导搞改革，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样，是 古巴…“总设计师”时；而古巴领导人当即用华语髙唱《东方红》歌曲以应对。

这些事实说明了一条真理：一个国家、一个领导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威望，是在“三大革 命运动”的实践中干出来的，而不是喊出来或吹出来的。而在“改革开放”30多年成长起来的中青年，天天受的教育或灌输的“文化”是“人不为己，天诛地 灭”，要“先富起来” ，捞到钱就是“人才”……。

因此对上述访问古巴的中国领导人对古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挑衅，古巴领导人用髙明的应对策略给予了回敬；另外，以髙唱“救美 国就是救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中国总理去访问某国时，某国群众用砸来硬硬的皮鞋表示“欢迎”；一些中青年朋友对这些很可能麻木了。

然而，仅就例举分别在 “改革开放”前和后这两个例子，望一些中青年朋友一旦觉醒，一定能从中悟出这前后两段历史，仅就文化而言，其差异是天地之别，是质的不同。所以说：有人 鼓吹“创新理论”，而贬低和否定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捏了一把粪土，而试图同泰山比髙低，太可笑不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