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啸
以史为鉴、通达古今、活个明白
第四节：朝鲜事变
上文书我们说到，朝鲜国王族远支，李罡应利用高层的斗争，骗取大王大妃赵氏的信任，将自己的十二岁的儿子李熙扶上王位。三年之后，到了给该给国王李熙找妃子的年龄。大院君李罡应熟读中国历史，深知后宫外戚的厉害。为了将权力控制于自身，他煞费苦心为子寻妻。首先是家族大的，兄弟姊妹多的不能选，父亲职位高的，门生故吏多的不能选。选来选去，选中了自己妻子闵氏的远房侄女（该女比李熙大一岁）。因为这个侄女孤身一人，老父亲早在她很小的时候就落魄死去。大院君一厢情愿的认为，再加上与自己妻子是姑侄这层关系，一个小女子进的宫来，一定是服服帖帖，孤掌难鸣。
谁知事与愿违，就是这个小女子，将朝鲜闹到天翻地覆。
1866年，朝鲜国王李熙大婚，取闵氏为妃。闵氏颇有文化，不善女红，喜读《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由于自身身世的原因，学会冷眼观世界，这时国王李熙正与一个小一点的李氏副妃打得火热。闵氏看在眼里妒在心头。不久闵妃也怀孕了（在此之前，李氏副妃已得子，但属庶出。），高兴莫名，毕竟自己的儿子是嫡出。谁知好景不长，儿子便秘，常拉不出屎。为给嫡孙子治病，大院君亲自进山采人参。谁知，嫡孙吃了大院君给的药后几天就死了。这下引起了闵妃的猜疑。由猜疑而生恨。闵妃太熟悉吕后与戚夫人的故事。每想及此，都令她不寒而栗。因此，掌权就成了她唯一的追求。朝鲜的大权在大院君手里掌握，要夺权就要依靠李熙这个傀儡国王丈夫，打着让国王亲政的名义，把权力收回来。从此后她就留意对大院君不满的人。
要说这世界上，对待每一种事务都会有两种意见。朝鲜国内因为各种原因，对大院君闭关锁国正策持反对态度的大有人在。闵妃留心结交宫廷内外反对大院君的人，组成一股反大院君的势力，闵氏很有手腕，大院君李罡应的大儿子李载冕，及李罡应的亲哥哥李最应都被闵氏收罗其中，连不被大院君重用的赵大妃一派的旧臣赵宁夏、李裕元，都在闵氏笼络其列。
为联络外援，顺理成章的，闵妃暗中结交日本人，以获得支持日本的支持。鼓动这些人发起让国王亲政的舆论，趁机弹劾大院君擅权。在这种冠冕堂皇的理由面前，大院君无以应对，只得只得下野离开王宫。通过这件事，大院君也弄明白了，是闵妃在幕后作祟。但一时也无奈她何。
从此朝鲜的国政操在闵妃手中。但闵妃并非治国能手，除了在政治上依靠日本人之外，治国上一无建树，反倒是讲究排场、讲究浮华，夜夜笙歌，崇信巫祝，问题是，国家富裕，你行点乐也行，可当时的朝鲜正处在内忧外患频发。国库亏空，民不聊生的时期。
外交方面，闵妃一派在政治上投靠日本人，在汉城附近建成一营新军，名曰“别技军”，由日本人训练，采用日本军制，月月关饷，加剧了旧军队与新军的矛盾。而日本人并未因大院君下野，闵妃亲日就将吞并朝鲜的野心收敛。
1875年5月，日本“云扬号”军舰等三艘军舰，在釜山寻衅未果，9月转至汉城附近江华湾宣示武力。遭到草芝镇炮台轰击。日舰开炮，双方交火，互有伤亡，日舰掳掠略烧杀而去。此为“云扬号”事件。
1876年，日本任命黑田清隆为全权办理大臣，井上馨为副全权办理大臣，率军舰三艘，运输船四艘，士兵1000余名，直抵朝鲜仁川执行签约任务，太政大臣对他两人的训令是：“全权使节应以与彼结约为主旨，如彼能允我修交通商之要求，即可视为对云扬号事件之赔偿，不必再行苛求”
但同时在日本国内，有做好当朝鲜不同意签约时，出兵进攻朝鲜的准备。日本对朝鲜这么大的行动，不能不忌惮大清的态度，因此，在进行这种策划时，日本就派使节到北京，就与朝鲜签约一事询问清廷的态度。大清总理衙门的回复是：“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由此，日本使节得出结论：“所谓宗属国，仅有其名而无其实……今后日本国政府在此问题（指：与朝鲜缔约问题）上已无再同清国政府进行交涉之必要”。这等于是把朝鲜给卖了，让朝鲜成了无娘的孩子。
评：
这是大清一自误。从此，大清在道义上处处被动。从后续的事变中，我们也开到，大清对朝鲜的态度，处处矛盾（可以说是混乱），从无定见。导致在朝鲜国内，从有亲清派到无亲清派。
1876年元月，朝鲜获得釜山倭馆的正式通知，日舰即将来朝，追问“云扬号”责任，签约或可避免。并要求朝鲜派大员出城迎接，否则直趋汉城，在此情势下，朝鲜派出派判中枢府事申櫶为接见大官，派 都总府副总管尹滋承为副官，前往江华岛迎接日本来使。
日本蛮横的行为，使朝鲜举国震动。大臣们立刻分成对立的两派——签约派和拒约派。当年弹劾大院君的巨儒曹益铉带领一群拒约派在王宫门前持斧上疏，坚决反对与日本缔约。崔益铉提出“倭洋一体”论，并指出这个条约的不平等性质， 表示如果政府不接受他的主张就立即以斧劈头而死。
大院君也借此事件发声说：“我有家僮，可率以殉，则青邱三千里，岂非贤圣祖宗培养之遗裔乎？”，坚决要求与日本一战。
闵氏集团，本是亲日派，加之担心大院君借此死灰复燃，因此急于结束此事，因而，积极推进签约。
1876年2月，朝日在江华岛演武厅签下《江华岛条约》（日称：《日朝修好条规》）。条约主要内容有：
- 承认朝鲜是独立主权国家。
- 日本获得领事裁判权。
- 无关税限制。
被清朝官吏称为三大恶法。但是说这话有什么用呢？！
甲午年日本寻衅大清，就是声称“朝鲜乃帝国首先启发使就与列国为伍之独立国”，并以保障朝鲜的独立作为借口寻机向大清发难。
此例一开，西方列强，也纷纷仿照日本与朝鲜签约。而大清主管朝鲜事务的李鸿章则持乐见其成的态度。认为列强的加入可以抵制一部分日本的势力。因此特别劝告朝鲜与列强签约。1882年，朝鲜与美国签订《朝美通商修好条约》被认为是朝鲜打开国门的标志。
1882年，朝鲜北方大旱，粮食大面积歉收。这对本来就饥民遍地的朝鲜是雪上加霜。农民暴动此起彼伏，朝鲜军队已经13个月没有关饷。汉城郊外的旧军武威营和壮御营官兵及家属万余人，聚众闹饷。引发兵变。兵变发生后，各地饥民陆续参加，队伍不断壮大。造反军仇日，为统一指挥，想到了被下野的大院君，万余人赶到大院君的住地，高呼口号，要大院君出来住持。大院君出现在造反军民面前，表面上宣称：吾老矣，圣上仁慈。…….但私下里，召见造反军领袖，并派出自己的家臣秘密加入造反军，从中指挥。很快，造反军就有了章法，分兵几路，攻击要点。并喊出政治口号——杀尽闵氏，杀死倭人。沿路杀官占府，攻击倭馆，杀死日本侨民，捣毁别技军营地，日本教官堀本礼造被杀。日本驻朝公使馆受到攻击。日本驻朝公使花房义质不得已自焚公使馆，率领公使馆日本人，持枪边射击边撤离，花房义质一行辗转到仁川，在仁川府的帮助下，登上一艘英国测量船逃回日本。而闵氏集团手中唯一可以依靠的兵力，别技军被造反军捣毁，无力镇压，对局势失去控制。造反军攻入王宫，专杀闵氏，闵氏集团的高官大员及闵氏族人多被杀死。闵妃化妆成宫女潜逃出宫。此次事变，史称“壬午兵变”。
面对乱局，国王李熙手足无措，只得请大院君入宫，宣布政归大院君。大院君重登政治舞台。
朝鲜的乱局，大清竟然不得以闻，朝鲜臣服大清二百多年,大清竟然没有向朝鲜派驻一个官员。朝鲜官方虽然使用大清的年号，但是民间仍然使用明朝崇祯的年号。所以，朝鲜内乱的消息是大清驻日本公使黎庶昌传回国内的。
这一次大清到没有无动于衷，立刻做出反应。这一方面是，洋务运动使军队的装备有所增强，尤其是海军的建设，有了一些规模。另一方面，日本吞并琉球的事件让大清国上下都憋了一口气。
这是候的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是张树声（李鸿章因丁母忧，皇上恩准了100天假日）。张树声一面到处打听朝鲜内乱的情况, 闵氏集团派驻中国的两个人：领选使金允植和问议官鱼允中，是张树声询问最多的人。而这两个人是闵氏集团的派员，所以，极力证明，朝鲜内乱是大院君在背后指使，要求清廷出兵平乱。再说，按大清的正统观念也只能这么理解。这就做成了以后大清在朝鲜没有盟友的悲剧。
8月10号，张树声派出有外交经验，懂英法两门外语的道员马建中，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鲜问议官鱼允中率领威远、超勇、扬威三艘军舰赶赴朝鲜，调查事件；一面向清廷奏请出兵；同时只会李鸿章。终于迈出了大清两百年来干涉藩属国内政的第一步。
前赴朝鲜打探实情的丁汝昌于8月14日回国（马建忠本人和鱼允中则继续留在朝鲜“观变”），携带了马建忠力主出兵朝鲜的凑扎，马建中建议说：“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为了压制日本，巩固自己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清政府终于同意出兵帮助朝鲜王国平乱，准备以宗主国身份兴兵问罪。
1882年8月17号，淮军将领吴长庆、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带领北洋水师 “杨威号”、“超勇号”、“威远号” 三舰和数艘招商局的商船承载3000名淮军士兵出兵朝鲜，朝鲜人金允植随行。
书行至此，我们不得不稍作停顿，因为按顺序，我们将引出一个大英雄。他就是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袁世凯的发迹，起自朝鲜。所以，我们不得不将袁世凯的情况介绍一下。
袁世凯祖籍河南项城，袁家几百年来，读书耕种，未曾发迹。只是到了袁世凯祖父那辈人，袁氏突然开始发迹。科举社会里，绝大部分读书人都是靠科举成命，一旦中了进士，授了实职，家族慢慢就可能发迹了。
袁世凯的曾祖父袁耀是庠生，生有四子，长子袁树三是廪贡生，曾署陈留县训导兼教谕；次子袁甲三是进士，官至钦差大臣漕运总督；三子袁凤三是庠生，曾任禹县教谕；四子袁重三是生员。
袁树三有子二人，长子袁保中是附贡生；次子袁保庆是举人，官至盐法道。袁甲三也有两子，长子袁保恒道光庚戌年进士，次子袁保龄同治壬戌年举人。
袁氏一族的发迹，起自袁甲三。道光十五年袁甲三进士及第，充军机章京。后因太平天国事起，同曾国藩一样住持团练防匪。袁甲三确有天生将才，在他住持下，接受别人散乱之兵在安徽河南交界地，同时与太平军和捻军交战，屡战屡胜，官位也不断上升。虽未像曾国藩那样获得更大的财政之权，但与战争上战功卓著，却更显得难能可贵。
袁甲三的高位，自然带动了家族的兴旺，也造就了他下一代的几个才子。他的长子袁保恒颇具将才，在军中屡建战功。二子袁保龄被誉为“中国军港建设第一人”，旅顺港就是他住持建设的。
袁甲三的同母大哥是袁树三，也是袁耀东的长子，本来兄弟二人都拼命的学习八股文，希望科举成名，出人头地，但因，家计艰难，作为老大的袁树三只得放弃研读文章，而以廪贡生的资格去陈留做了训导兼摄教谕。由于袁树三在当地的口碑极好，被钦差看上，以小小的训导职位去住持黄河决口的修缮工作，后来累死在黄河大堤上，膝下两个儿子：袁保中和袁保庆。
长子袁保中一生没有做官，但捐过一个“同知”，在家族中以嫡长子身份主持家政农活。次子袁保庆则官至二品，实授“江宁盐法道”，掌管江宁（南京）府的食盐事业。
所以到袁世凯出生时，袁家已是官宦大家，一方望族。
1866年，袁保庆回家省亲，看到活泼爱动的袁世凯，很是喜欢，考虑到自己不惑之年膝下无子，向大哥求将袁世凯过继，以继烟火。袁保中当然没有不同意的。
要说袁世凯生来就与战争有缘。据说，袁世凯出生之日，刚好家里也接到袁甲三大胜仗的消息。袁保中就想出了一个“凯”子，再查家谱排的序，应该是世字辈，所以就有了“袁世凯”这个名字。
袁世凯随袁保庆住在军中，耳闻目睹，就有了军人习气。袁保庆死后，关系最近的袁保恒和袁保龄共同抚育袁世凯，袁世凯就了解了很多办事的方法，治军的道理。
不久他的生父袁保中、叔叔袁保恒。老家袁氏将家产分家，袁世凯在袁保庆的名下分得一份厚厚的家产，这时他只有十九岁。这下他可以任意挥霍了。他不事农活，整天喜欢饮酒赋诗，谈论时事，谈论兵道，曾在家乡成立了两个诗社，不久仗义疏财，接济穷士，有古士之风的名声，就传播出去了。当时，徐世昌正穷困潦倒，在陈州开馆教小孩子读书的，慕名到袁家拜访袁世凯，两人议论时政，吟诗唱和，相见恨晚。很快就结为金兰。不久袁世凯就出资支持徐世昌赴京赶考。徐世昌走了。袁世凯终于憋不住了，1881年，袁世凯带领家人旧部几十人投奔吴长庆。淮军将领吴长庆与袁保庆是金兰兄弟，以前就见过袁世凯，对袁氏的投奔很欢迎。1882年，朝鲜事发，袁世凯以军务处帮办的身份随吴长庆出征朝鲜。这一年，袁世凯刚好22岁。
从后来，袁世凯在朝鲜的表现，出手就不凡，看得出，出入官僚衙府，将军幕府自然会耳闻目濡。所以经验和学习，对抓住机会是多么的重要。所以那句话——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
袁世凯的职位，就相当于抓后勤的，但又负责规划行军路线，有点像参谋的角色。8月20号，大清军队抵达朝鲜，这时，吴长庆探知，日本舰队已先于大清到达朝鲜，驻扎仁川。为避免冲突，吴长庆选择在距仁川七十的马山浦登陆。吴长庆下令要部队迅速下船登陆，并布置营地。命令下达后，有营官报称，士兵不习乘船，多有晕船，请在时间上稍缓。吴长庆大怒，令袁世凯代理此营官指挥。袁世凯指挥若定行事果断，两个小时内即登陆并布置完毕。深得吴长庆欣赏，当众给予表扬。中国军队受到当地朝鲜官员和百姓的欢迎。
军队驻扎朝鲜，难免有散乱入村，抢夺百姓鸡鸭鱼肉，柴米油盐，及生活用具的现象。吴长庆又将整顿纪律的任务交给袁世凯，并颁以令箭，执掌处罚权。据张骞回忆说：当张骞陪同吴长庆进驻行馆后。
袁世凯来汇报说：现有事须禀明大帅。
吴说：好好，你说吧。
袁世凯说：军队中有抢掠朝鲜百姓的事发生。
吴长庆不待袁世凯把话说完，焦急的厉声说：你为什么不严办？！
袁世凯答道：我已请出令箭，斩首七人。现有七颗人头在此。说罢将人头呈上。
吴一边看着呈上来的人头，一边对袁世凯说：好孩子，好孩子，你不愧为将门之子。
事后有人作诗，揶揄袁世凯说：“本是中州假秀才，中书借的不须猜；今朝大展经纶手，杀的人头七个来。”
经过这件事，吴长庆在治军上更加依赖袁世凯。更他给多的领兵机会。
朝鲜当时的情况是，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大院君重掌政权。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已经率领部分日军于8月16号到达汉城。大院君本不准花房进城，但由于花房义质带兵而来，日本兵临城下，大院君迫于压力，19日同意日军入城。花房义质在昌德宫谒见了朝鲜国王李熙和大院君，并与负责接待的朝鲜领议政洪淳穆、礼曹判书李会正等人谈判。花房义质提交了一份“要求函件”日方在“要求函件”中提出了七项条款，包括惩办壬午兵变凶徒、对日本遇害民官民和各种损失给予赔偿、增开通商口岸和驻兵权等，并威胁朝鲜政府以三天为限答复。洪淳穆等人借口为闵妃办理国葬而一再拖延。花房看出朝方的拖延战术，怒称谈判无法进行，准备开战，率兵撤出汉城，退回大本营仁川。汉城居民和官员人心惶惶，一日数惊。大院君准备全民抗战，击退日军。这时，清军已经抵达朝鲜的大院君获知此讯喜出望外，马上派人联络清军。
花房义质一怒之下撤出汉城的举动，给清军创造了一个机会。本来由于吴长庆赴朝时，已获训示：避免与日军作战。所以虽然清军人数多于日军，但是为避免冲突，吴长庆没有进城。
在见到大院君派来的人，获知日本撤兵这个契机后，马建中率领两百清军进入汉城见到了大院君，大院君清马建中调停朝日冲突。
而吴长庆也领大军与8月25号先于日军进驻距汉城7里地的屯子山。26号吴长庆将军务布置停当后即入汉城，并见到大院君，稍作交谈，即退出。当天午后，大院君亲赴吴营回访，双方笔谈，由午之暮，吴长庆预作安排，大帐里只留马建中一起与大院君笔谈，大帐外面，袁世凯领人出面挡住了跟随大院君的卫队，而丁汝昌亲率有一百余名水兵也已侯在不远处。
马建中同时潜派人员与日军沟通，将清军准备扣押大院君的平乱方案预先告知日军，获得日军的谅解。在这做了些铺垫之后，马建中陪同吴长庆一起与大院君笔谈。日暮时分，得到信号，知道丁汝昌已经准备停当，马建中随即改变语气，问大院君说：“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大院君答道：“知之。”，马建忠又道：“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无赦。”不待大院君狡辩，吴长庆一个手势，两边武士簇拥大院君出账，大院君被迫坐进早已预备好之肩舆，在丁汝昌率领的水兵的押解下，匆匆赶往北洋水师驻泊地，连夜登上船，押往中国天津，后转保定软禁。
评：
中方逮捕大院君结束兵变事件，表面上看是因为他是壬午兵变的“祸首”，实际上，也不免是为了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又讨好日本的成份。
唉，中国清末民初对日本的很多屈辱史，都是由于怕惹事，而屡屡肇事的；想和平而屡屡被战；想委曲求全而往往不能得全。此并非我一人所见。有位知名台湾历史学家也写过类似的话语，他写到：“翻看一部近代中国史册，不知有多少耻辱与损失皆由此一“委曲求全”的苟安心理所招致。结果是怕事反而有事，怕损失反而受到更大的损失。这实在是中国人应该永远记取的历史教训.”.
毛泽东那句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是有些道理的。
扣押了大院君，造反部队群龙无首。8月28日傍晚，吴长庆再派袁世凯将大院君的大儿子大将军李载冕诱拘于南别宫，以北洋水师派兵看守。当夜，吴长庆调派副将张光前、何乘鳌，总兵吴兆有，率兵3营，扫荡乱兵驻地，经过短兵巷战，直到天明，共生擒170余人。后吴长庆进行甄别，整治主犯，胁从不问，找出主犯十人，就地斩首。其余释放回家。乱军遂平。
9月，吴长庆派出两路分队，寻找闵妃，10号，找到闵妃。13号，闵妃在清兵保护下返回王宫。重掌大权。从此，闵妃由亲日变为亲清（而大院君则恨死大清了。）。
此事件，日本吃瘪，眼看着大清官员行事而无可奈何。这是大清自鸦片战争以来，在外交事务上第一次露脸的一件事（另一次，就是袁世凯处置甲申政变）。
此件事之后，李鸿章为了防止日本偷偷对朝鲜下手，下令北洋水师定期巡视朝鲜元山、釜山、仁川，江华等地，直至甲午海战发生。
同年10月，吴长庆向清政府报上有功人员，称袁世凯“吴长庆以“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清廷遂封袁世凯“以同知分发省分，前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袁世凯跳过科考这道门槛，正式进入仕途。
日本人看着大清官员随心行事，评定朝鲜动乱，自己晒在一边凉快。恨得牙痒，但迫于清军势大，也只能捞点外快。朝鲜政府听从李鸿章的建议，主动提出与日方谈判。华房义质欣然同意，双方在济物浦的日舰让会面，谈判中，朝方代表每每要把日方的要求汇报给马建中，听从马建中的意见。谁知马建中竟在李鸿章的大意之下，让朝鲜跟日本签订了一份（是为两份，一份是《济物浦条约》，一份是《朝日修好条规续约》）对朝鲜不利，对中国更不利的不平等条约。条约主要内容体现了日本的要求，即：惩凶、赔款、驻兵、谢罪。
朝鲜答应赔偿（后在文字上修改为“填补”）日本人员及资产损失55万元，同意日本处于保护日方公使的目的，在公使驻地附近驻军。此举为日后，日本入侵朝鲜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评：大清虽然在处理兵变上占上风，但是由于主政大局的李鸿章一味的向日本迁就妥协，使整个事件变得，大清挣了面子，日本不战而得了里子。战前：避免与日本开战，不要让朝鲜得罪日本的指导思想，才有了扣押大院君要先知会日本人，获得日本人的谅解，事后，又要求朝鲜与日本签新约，使日本获得赔偿，和驻兵权。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李鸿章错莫大焉！
但当时的清议则没有看这么深，只是把指责到落到了马建中的身上。
袁世凯也看出了，马建中的意见将在日后给中国给朝鲜带来的麻烦。因此他毫不客气的对朝鲜接待清军的朝鲜官员金昌熙说：“贵国之事如治疮，然交涉之人（指马建忠）挟日本以自重，交涉之人一日不死，则疮不可为也。”袁世凯这样诅咒马建忠。也不知道是马建中参透了李鸿章的大意,还是真的是马建中自作主张。
李鸿章对日本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绥靖政策。他显然没有料到，对日本越退让，就越激起了日本的侵略欲望。而且他还有一种幼稚的认识，他总认为，他本人与伊藤博文私交不错。以普通人之间的朋友关系来看待他与伊藤博文之间的。他忘记了，他们两个人是国之重臣，所言所行是代表两个国家的，不能简单的以普通人的朋友关系论之。他们两人的私人关系再好，但在国事上是身不由己的。
“壬午兵变”后，闵妃重新掌权，但其内部开始分化成“保守”与“开化”两派。“保守”派掌权，坚持旧秩序，思想上亲清，因而得到吴长庆、袁世凯的支持；“开化”派亲日，开化党是由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徐光范等贵族青年组成，希望依靠日本的势力，推翻“保守”派政权。两派明争暗斗，朝堂上的矛盾日益加深
1884年4，受中法战争的影响，李鸿章调吴长庆率三营官兵回国驻防。其余三营留在朝鲜，由记名提督吴兆有、总兵张光前统带。袁世凯这时已暂露头脚，受到吴长庆和李鸿章的欣赏，也留在朝鲜，被授予“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之职。
由于袁世凯在“壬午兵变”中出色的表现，事变平息后，袁世凯获朝鲜国王及闵妃青睐。并向大清请求留袁世凯为朝鲜训练新军。袁世凯后来获得在小店练兵的职位，应该说是始于朝鲜的这段经历。也由于袁世凯和王室来往密切，日本人有意在书中，诋毁袁世凯，说袁世凯当时与闵妃有染。
好了，闲话少说，书归正传。中法战争，大清马尾海军全军覆没，大清式微消息传来，“开化”派认为有机可乘，遂勾结日本人密谋发动政变。
这群年轻人，比较崇洋，平时跟日本人走的比较近，这年11月，金玉均、朴泳孝二人去日本公使馆比赛围棋，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择机对他们说：“清国之将亡。汝等为贵国有志于改革之士，不可失此机会。”金玉均说：“公使说得对，中法开战，清国必败，这倒是摆脱中国束缚的大好机会。”竹添进一郎拍拍金玉均的肩膀说：“我在日本时早就听你说胆识过人，果然如此。”金玉均说：“公使夸奖了。”竹添说：“不要客气，你们跟我来，有一个秘密计划告诉你们。”金玉均和朴泳孝弃下围棋残局（也许下棋就是个幌子。），跟竹添进入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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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活动，几个年轻人（即所谓的“开化”派），决定在12月4号，乘邮政局落成典礼，举行宴会之际发难，刺杀掌权的“保守”官员挟持国王。当天，邮局总办洪英植邀请政府显贵官员、外国使节以及中国驻朝鲜商务委员陈树棠赴宴。日本公使竹添托病未到，在使馆等待起事的信号。当举行宴会之时，“开化”派暴动份子和日本人策划在屋外安置一枚炸弹，以炸弹爆炸为号动手，同时炸弹的爆炸必引发发动乱正好趁机杀人。谁知事到临头炸弹哑火炸不响，只好临时改为将傍边的一座房子点燃，屋里各官员看到傍边火起，纷纷除外查看，“开化派”份子一拥而上，乱刀砍倒“保守”派大员闵泳翊（未死），其他官员各奔东西。“开化派”首领，急急奔回王宫，趁乱入宫，向国王谎称是清军作乱，逼国王“日本公使来卫朕”的敕书，召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率兵进宫护驾。竹添得信，即率领100日本兵进宫。当晚“开化”派接着发矫诏，召“保守”派六大臣入宫杀之。
这次事变史称：朝鲜“甲申事变”（由于开化派主张打开国门，接纳西方，被有些人称为：朝鲜的资产阶级革命）。第二天，开化派即紧锣密鼓地组织政府，并以国王的名义函告各国使节，而这些使节，事前都程度不同的与开化派有些联系，到此时自然乐意捧场。纷纷进谒国王，祝贺新政府成立。一时间博冠玉带，车水马龙，好像政变已经大功告成，可以弹冠相庆了。
开化派最大是的失误是忽略了袁世凯的存在，上文说到，袁世凯与闵妃关系密切，且正在为朝鲜国王训练新军，其果敢作风，勇于任事的态度很受吴长庆、李鸿章等人的欣赏。
参加新邮局大厦落成典礼的陈树棠，逃离动乱现场就奔了大清军营，但是陈树棠并不了解事件的全部情况。执掌兵权的吴兆友，张光前、及军务帮办袁世凯，听了陈树棠哆哆嗦嗦的报告后，不摸实情，决定查看一番。即由袁世凯带领两百士兵连夜前去查看情况。袁世凯带兵赶到邮政局时，已是人去楼空。随后赶去王宫，看王宫四门紧闭，不得要领。碰到新军前后两营朝鲜并进王宫，袁世凯上前打听，带队的军人只说是护卫王宫，具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清楚。袁世凯等不到实情，不敢轻举妄动，只好带兵回营。
直到次日下午，才获知是开化派政变，旧大臣多已被杀，开化派已改组政府。英、法、美国公使则是知会陈树棠，要求清军保持中立。事变当天金允植也派人来告说：请不要动兵，以免伤及国王。而得以脱身的旧大臣，则逃奔清军营地，“痛哭乞师”，请求清军出兵平叛。
清军将领对于目前这种严重的事态，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意见不一。吴兆友、张光前及陈树棠主张立即呈报北洋（李鸿章），等候指示。
但是袁世凯认为，等北洋的指示“缓不济急”。作为监国身份的清军，不能对政变袖手旁观，无所作为。清军驻此就是代表皇上的，动乱劫持国王就是欺君，清军应该立即弹压动乱，恢复秩序。吴、张、陈、袁几个人一时不能形成统一意见。
政变第三日一早，由开化派组成的新政府，公布了“新政纲”其主要内容有：“废止朝贡虚礼”；“废除门阀，确立人民平等之权，以人择官，勿以官择人”；“改革全国地租法，杜吏奸而纾民困，兼裕国用”；“革罢内侍府”，等等。似乎是政变成功了，“开化”派高兴的太早了。新政张贴公布，汉城官民始知是开化派勾结日本人发动了政变。一时人心浮动，朝野都有人奔清军大营通报，乞师勤王。金允植也逃到大清军营哭请王师靖难。
清营里面又一番争论，吴张陈三人，无法说服袁世凯，袁世凯激愤的说：北洋如有怪罪，甘愿一人承当。吴张考虑到袁世凯的背景，及来朝后的作为，只得同意袁世凯的意见，立即行动。 但是吴兆友，还是认为按照大清与日本的《江华条约》必须知会日方，应该通知日本驻军，免得误会。6号早上10点左右，大清在朝驻军致函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告知日方，清军有维护朝鲜安定之责。希望日本谅解。直到下午4点，日方没有回应。吴、张、袁三人讨论后认为不能再等，立即发队出兵。袁世凯率兵攻中路，吴兆友、张光前从左右两侧向王宫攻击。中路军在二道门遇到抵抗，一时枪声大作，守王宫二道门的是日军，据建筑物向下射击。袁世凯发现守军中有日军，即派军中训导陈长庆去找竹添交涉，竹添拒不接见，而日军向清军猛烈射击，清军亦猛烈还击，日军放置的一颗炸弹爆炸，炸死炸伤袁部数人。为鼓舞士气，袁世凯身先士卒，清军奋勇向前。此时朴泳孝等督率朝鲜新军前后两营来助日本人抵抗。中路战事激烈。激战中朝鲜军前营死伤惨重，朴泳孝怕死先逃，后营所剩100余人，倒戈加入袁世凯的部队，开始向日军射击。日军处境更糟，开始后退，直退到后苑的山上（朝鲜王宫背后是座山），吴兆友、张光前与袁世凯中路军会合，包围日军占据的山头。这时天已经黑了，当时吴兆友、袁世凯等人以为国王被日军裹挟，担心天黑恐伤及国王，决定暂时撤围，日军得以逃回日公使馆。
袁世凯率领一营清军及朝鲜新军左右两营，直奔王宫正门，吴兆友和张光前也分别领兵左右包抄。此时国王和闵妃被软禁在景佑宫。袁世凯在正门挥军直入，遭到守军抵抗，袁世凯身先士卒，王宫守军看到清军到来，而且又是袁世凯领兵，守军中有几百人是受过袁世凯训导的，此时临阵倒戈加如袁世凯的部队。开化派并无多少实力，全靠日军的武力支撑，但是竹添进一郎只带了100名日军，自然不是袁世凯所率兵力的对手。几百守军一倒戈，开化派与日军组成的守军立刻瓦解。竹添自知不能抗衡，索性丢下政变诸人不顾，率兵逃走。
混乱中闵妃携王子逃出王宫投奔清军大营。袁世凯领兵占据王宫，却不见国王，经多方查询，并公告悬赏知情人，终于在晚上后获知，国王被洪英植领人劫往城北关帝庙，袁世凯立刻领兵而往，国王知道清军来到，要出庙接受清军保护，死硬份子洪英植，百般阻挠，被在场的朝鲜军人当场杀死。袁世凯救出国王，带往清军大营。
翌日，袁世凯带兵送国王及闵妃回宫，恢复旧制，政变遂平。为防有变，袁世凯亲自带兵驻扎王宫，稳定人心。从此朝鲜一切政务皆先禀袁后递国王。
竹添进一郎逃回使馆后，遭到汉城反日百姓的围攻，十分恐惧，亲自将使馆点燃，然后率日本人和开化派首领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逃往仁川日本领馆。后逃回日本。从此日本更加仇恨清国（无论有无此事变，日本从国策上讲，都是要侵吞朝鲜，侵略中国的。）。
经此事变，袁世凯更认为，应该加强对朝鲜的管理，１２月１５日，他将事变情况，写了一份报告给李鸿章。对处理朝鲜藩属的关系，他献计说：
“此时为朝鲜计，或战或和，在中国不难即了。然泰西方盛，数年必有异谋，则中国尤难防御，莫如趁此民心尚知感服中国，即派大员监国，统率重兵，内治外交，均代为理，则此机不可失也。”
袁世凯写到：
“朝鲜非琉球、安南可比，如资他人，中原焉能安枕？伏乞先派兵轮十数艘，陆军数千，先入屯扎。日人见人心不附，又有我兵先入重戍，不可幡然乞和。否则日兵先至，中国落后，尤难措手。”
对付日本人则“示以必战，则和局可成；示以必和，则战事必开。”
高论！！！
评：
笔行至此，我不得不为袁世凯喝声彩！所论甚是高见！然此观点又为常识也！无论是双方对战，或是生意场上，拟或普通人之间，这点智慧都是要有的。但往往由于每个人性格的不同，胆识的不同，而用不好这句话。看看李鸿章住持的外事，弄得如此之遭，就是一个活列子。
而李鸿章接到在朝官员的陆续汇报后，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朝鲜国的政变，喜的是袁世凯能面对事变，勇于任事，果断处置，为大清保住了地位和颜面。长了大清的志气，灭了日本人的威风。但也多了一份忧虑，忧虑日本肯定是要来纠缠的，如何应对，凭增一份忧虑。
不出李鸿章所料。日本公使竹添回国以后，诬指袁世凯无故攻击日军，伤害日商，烧毁日使馆，大肆鼓动惩袁反华。日本社会上出现游行示威，喊出“膺惩清国”的口号。而袁世凯驻扎王宫，势压国王，也遭到大清朝内一些人只会玩嘴皮子，纸上谈兵的人指责，甚至也有人附和日人声势指责袁世凯“擅起边衅”。李鸿章在内外压力下，只得派吴大澄、续昌赴朝查办。吴兆友等人本来就是被动附和了袁世凯，现在上峰追查下来了，当然要与袁世凯划清界限。为了撇清关系，不惜乘机添油加醋地揭发袁世凯豢养官妓、贩卖烟土、贪污挪用军饷等事情。
实际吴兆有等人判断错误，李鸿章内心是十分欣赏袁世凯的，李在处理外事中受尽了窝囊气，正无处发作，正是袁世凯这个只有25岁的年轻人，让他吐了口恶气。从以后李对袁世凯的维护和提拔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1885年，吴大澄等人到达汉城，即令袁世凯撤回在王宫内的驻军，不得妄动，听后查办（有点双规的味道）。但经吴大澄和续昌查证，多为诬陷之词，但也确有挪用军费，资助事变中死难官员家属的事实，李鸿章令袁照数赔偿。
对来自国内的这种不公待遇，袁世凯心灰意冷，遂以家母生病为由，请假省亲，袁世凯乘坐吴大澄回国的船一同回到天津。免不了要进见李鸿章，袁世凯当面向李鸿章献治朝之策。袁世凯说：日本屡挑事端，吞并朝鲜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我国欲保有朝鲜应“乘朝鲜内敝，而日本尚不敢鲸吞朝鲜，列强亦尚未深入，我政府应立即彻底收拾朝鲜，建为一个行省。”此为上策，如其不然比为所累。而下策是：“门户开放，免得与日本或帝俄冲突，索性约同英美德法俄日意各国，共同保护朝鲜。”李鸿章当面未置可否。袁世凯随后回到家乡项城。而李鸿章随后对朝鲜的政策，不幸偏偏就是选的袁世凯的下策。此时天意，还是性格使然？！
评：
从以后朝鲜的事态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看，袁世凯的上策颇为正确，颇有预见性。可惜没能实现。
前文书说到，袁世凯的几个长辈已去世，唯有四叔袁保龄正在旅顺监督建设军港的工程。听闻他摆脱困境回国，十分赞赏，曾写信给家人说：“凯侄脱身回里，觉此子狡狯，亦复胜其痴叔矣。”。袁保龄被誉为中国现代军港建设第一人。对旅顺港建设颇有贡献，受到李鸿章的称赞，也受到当今学者的称赞。
清兵撤出王宫，袁世凯获罪消沉，日本又活跃起来，日本全权大使（日本外务卿）井上馨率兵千余人进驻汉城西门外京畿道，随后井上馨带卫队200人入宫，威风凛凛地要求与朝鲜谈判，由于朝鲜为大清属国，无外交权力，朝鲜国王让日本人去找大清谈判。由此，1885年2月，日本国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天津，与李鸿章谈判朝鲜事宜。
谈判从1885年2月17号开始，日本人对袁世凯的怨气未消，谈判一开始，就提出“惩办袁世凯”的无理要求，为李鸿章坚拒，日本方面并不松口。不得已，李鸿章表示，将以私人名义“行文戒饬”袁世凯，日方也算是找到了台阶，不在提惩办的事。李鸿章对袁世凯的厚爱，袁保龄感同身受。袁保龄曾写信给袁世凯说：“伊藤此次极力欲撼汝，尚赖合肥相国持正，颇费唇舌，此节自是可感。”同一时期，袁保龄也曾至书李鸿章的亲信幕僚章晴笙说：“凯侄得我帅力持正论以覆庇之，感切心骨。”。
会谈至三月四日结束，议定了三项条款，主要内容为:（一）自签约日起，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韩军队；（二）中日两国都可派员教练韩兵，但如果朝鲜选择别国人练兵，则中日两国均无庸派员在韩教练；（三）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派兵赴韩，应先互相照会，事毕，双方均须撤回，不能留防。
有了这三项条款，大清等于将自己在朝鲜的特权让出一半给日本。如此委曲求全的行为更加鼓励了日本的野心。随后几十年间，日本人的野心就是在中国官员的懦弱退让下，一步一步获得增强。
大清退缩了。野心极大，做事粗放的俄国趁机欲插足朝鲜事务，此举虽遭到英国的抵制。但是俄公使与闵妃联络密切，引发李鸿章的担忧。为抵消俄国联络闵妃在朝鲜的影响，李鸿章竟然天真的认为，此时将大院君李罡应送回朝鲜，将对大清有益。他忘了大院君被扣押数年，已对大清有恨。而闵妃集团，由于屡受大清的保护，已倾向大清。联络俄国势力，只是因为大清自甘懦弱，委屈退让，让闵妃感到大清不可依，这才想寻找新的靠山。这时李鸿章要送大院君回国，岂非给闵氏集团找对头？！自然引发闵妃对大清的不满。李鸿章做出这件无厘头的决定，实在是匪夷所思！可以说：乱朝鲜者李鸿章也！！！
要送大院君回国，李鸿章初拟派丁汝昌率水师送大院君回国，刚有此议，即为日本获知，日本驻华公使，即前往李鸿章处质询大清派兵的意图。李鸿章马上退宿了，派兵不行，只有轻车简从，那派谁担当此任？李鸿章想起了获诟消沉，在老家赋闲的袁世凯，李鸿章认为最佳人选非袁世凯莫属。袁世凯接到李鸿章电召即赴天津，一到天津，李鸿章就拨冗接见。62岁的李鸿章见到26岁的袁世凯，心怀喜悦，因为觉得后继有人。李鸿章开心的说：“今如演戏，台已成，客已请，专待汝登场。”但是袁世凯此时心情并不乐观。因为，李鸿章怕刺激日本人，规定袁世凯此行不准带兵。蹈是非之地，不带兵让人不踏实。
当袁世凯说出自己的忧虑后，李鸿章笑着说：“韩人闻袁大将军至，欢声雷动，谁敢抗拒？……汝带水师小队数十登岸做引导足矣。”此话可见李鸿章对袁世凯有信心，但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我调侃，因为，不让袁世凯带兵的根本原因还是怕刺激日本。可见当时李鸿章恐日症之严重。这也代表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忍让心理。
对于这种安排，袁世凯的四叔袁保龄闻之也很担忧。当年8月他写给袁世凯的信中说：“帅与我电谓：‘慰庭联合李、闵、送大院君必妥’。亦知我不放心，极力奖汝以慰我，意自可感。……汝此行既不带兵，则往来皆取轻快，九十月间赶封冻能回沽最妙。若帅意必欲以商务相属，仔细思之，殊为不妥。汝以少年早得重名，此后但患不稳，不患不富贵，跻府道，固意中事。古人有云：‘灼灼园中花，早发还早萎，迟迟涧底松，郁郁含晚翠’。我历宦途二十年，观世观人，益叹此语不谬。盼汝送大院君毕，他日随师船历练海洋，成就一个大人物，以为报国显亲之地，不愿汝履虎尾以求名利也。”
评：
应该说袁保龄的一个担忧“早发还早萎”，一个愿望“成就一个大人物”都在袁世凯身上实现了。袁世凯少年得志，57岁在全国声讨中郁郁死去，应该说是“早发还早萎”，而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大总统应该说是“成就一个大人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