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侵占了东北和热河。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欣又与日本驻华派遣军代表梅津美治郎，签订了投降卖国的“何梅协定”，撤销河北省党部和河北省政府，中央军和东北军设在北平的军分会也取
消，而成立了以宋哲元为首的半傀儡似的冀察政委会。为适应日本华北特殊化的要求。此时日本又策动汉奸进行所谓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汉奸殷汝耕窃据冀东二十县，组织了防共自治政府。“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危急的形势激起了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六千多人走向街头，在东长安街一带游行示威，喊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的口号。12月18日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天津学生在北平“12.9”学生运动的影响下，也行动起来。12月18日，天津学生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在东马路、大径路一带游行示威，高呼“停止内战、立即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我在这次游行示威中担任纠察队员，负责维持秩序。
事后天津学联派我和另外一位同学以天津学联的名义到北平找华北抗日救国会负责人杨秀峰同志，汇报天津学生的爱国热情与呼声。杨秀峰同志听了汇报后很高兴，表示支持天津学生的爱国行动，并立即以平津学联的名义，发动平津15个学校联名通电全国人民，揭露并声讨反动派的这一卖国罪行。
1935年11月日伪李守信部侵犯绥远省东北部。傅作义部英勇抗战，收复了绥东的百灵庙，振奋人心。地下党发动天津学生纷纷走出校门向广大市民募捐。南开大学在天津中国大剧院组织义演，由各校学生出节目，并将义演的收入作为慰问抗日将士之用。
在全国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天津南开大学在1936年4月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简称民先），这是一个地下党领导的、半公开的群众性组织。1936年9月开学后，我参加了南开大学的“民先”组织，同时我也被选为南开大学学生会的宣传委员。为了在社会各界人士中进行广泛的联系，“民先”组织动员一些队员同天津的“洪门会”成员交朋友，以便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当时我和同学沈士杰、苏征祥都参加了“洪门会”。
根据地下党“学生运动必须与工农群众结合才能坚持下去”的指示，“民先”组织决定利用暑假发动各大学学生到农村中举办义务学校，以“民先”队员为主充任农民义校的老师，其中就有南开的程宏毅同学（解放后他曾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南开的学生们去到津南王兰庄，除了办农民义校、教识字外，还办壁报、演话剧和做时事报告等，一时很活跃。我记得有一次“民先”组织动员了很多人，在王兰庄同时举办了三个农民义校，这对宣传、组织农民参加抗日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王兰庄成了抗日打游击的一个据点。1985年天津召开12.9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时，天津特为王兰庄立了一块纪念碑。
1937年“七.七”事变后，学校正放暑假，我被留校的同学们推选为临时学生会主席。有一天，同学们正在开会，有两个自称是记者的人来到南大指名要找学生会的活跃人物马大辉谈话，我觉得情况不妙，就跟了出去，看见一个特务早已抓着马大辉的一只胳膊。我急忙抓住马大辉的另一只胳膊往回拽。当时气氛十分紧张，我强烈要求他们放人，并高声责问：“你们为什么要抓人？你们是干什么的?”这时同学们纷纷跑了出来，纷纷挥起拳头高声喊了起来：“特务要抓人啦！”楼上楼下一片脚步声,学生们像潮水般地向特务们涌来。我一手紧紧地抓着马大辉不放。同时挥起另一只拳头向特务打去。两个特务见势不妙，慌了手脚，匆匆逃跑了。
这场与特务面对面的斗争，虽然我们胜利了，但也给我们敲了警钟：与敌人斗争也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于是南大的民先组织决定分散活动，为了缩小目标，避免不必要的损失，经研究决定只留下我一人在校内做学生会的联络工作，其他队员分赴各地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7月下旬，日寇侵占天津海光寺，并轰炸南大图书館。我方保安队奇袭了海光寺。日军恼羞成怒，进行了疯狂的报复，用飞机大炮猛轰保安队。当保安队撤退后，局势越来越紧张，留校的同学们再继续留在学校已不可能。我经校方同意，丢下自己的行李，带着
学生会的印章和仅有的五元活动经费，撤离了南开大学。马大辉的家里对他的这次遭遇十分担忧，阻止他继续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后来又将他送到美国留学，并从此在那里定居。80年代初，马大辉去国多年后回祖国访问，我们还在北京相聚叙旧，此是后话。
在我离开学校的第二天，海光寺的日寇派队伍进入了南大，先放火烧毁了图书館。然后将全校付之一炬。同为民先队员的老同学苏征祥，通过他在天津租界永利公司的关系，帮助我于7月30日由天津乘船，于8月10日到达上海，临时住在我四舅家。为了广泛联络在沪的学生们，团结各方面的抗日救国力量，开辟新的抗日救国战场。我一到上海立即着手筹组“驻沪学生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消息一传出，很多同学主动来到我的临时住所找我，以商量尽快成立“救国会”的事宜。学生们抗日救国的热情给了我莫大鼓舞，使我对斗争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这时日本飞机又开始轰炸上海。我四舅怕我给他惹祸，就把我的提包扔到了大门外，把我轰出了他的家门。这没有动摇我进行抗日斗争的决心。我就到了南京，住在南开大学驻宁办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