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青少年时期
我出生在河北省乐亭县阎各庄镇大罗庄村，祖辈为贫苦农民。母亲赵武氏长年参加劳动及操持家务，照顾一家老小，因病在30岁上就去世了，父亲赵树林少年时就独自闯关东谋生，在长春一家店铺，从小伙计做到管账先生，后因患上肺结核，被东家辞退，回乡养病。因无钱治病，32岁时不幸辞世。
1921年，因家乡连年闹灾，生活难以维持，我们兄妹四人和继母，只好先后到哈尔滨投奔大舅父武百祥。（注： 武百祥出身于河北省乐亭县农村，少年时随舅父去长春当学徒，后来在哈尔滨做小本生意，凭借精明的头脑和勤奋，很快就在外国资本势力的夹缝中，发展成当地首屈一指的商人。）
哈尔滨的基督教会办有三育学校，由武百祥出资赞助。我在家乡勉强念过三年的私塾，便插班到三育小学三年级读初小。四年级初小毕业考试，名列全班第四名，引起大舅父的重视。当念完高小一年级时，被大舅父叫到他家，换了新衣，又检查身体，看看有无疾病，是否值得培养。而后又请来一位名叫孙恕的家庭教师，为我和另一位父亲为舅父生意股东的赵家子弟补习英语和数学。还请了补习国文的老师，仅半年的时间就补完了高小的课程。
在家补课时期的孙恕老师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年轻，思想进步。他在给我们补课期间，除了教我们主要课程外，还给我们介绍一些课外读物，并给我们讲过不少苏联革命的故事，扩大了我的知识领域，开阔了我的视野，他可以称为我第一个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高小毕业后，又进入三育商业中学读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武百祥认为我是“可造之材”，又资助我考入北平的教会学校汇文中学继续读高中。那位赵家子弟初中就进入汇文中学就读，现在我们又成为汇文高中的同学。
我到了北平之后，求知的欲望更加旺盛了，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当时北平的文化教育界思想活跃，各校的青年学生们踊跃地组织各种社会活动，我在课外喜欢积极地参加。
我性格好动，从来不赞成死读书。我酷爱体育活动，足球、排球、网球、乒乓球样样爱好，暑期游泳、冬季滑冰，这些兴趣从来不会影响我的学习，相反却练就了一身强健的体魄，也为以后参加革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体育运动是联系群众的最好的纽带，我接触的人越来越多。交往多了，知识面也更广泛了，熟悉的东西亦更多。我特别与社会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当时我对这方面的了解还非常肤浅，但我对社会问题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
在我刚念完高中一年级时，舅父突然通知我，由于经济不景气，他的事业状况不佳，无力继续资助我在北平读高中了，要我急速回归哈尔滨。原来我在北平的激进思想以及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等，我的大舅都了如指掌。我的表现是不合乎他的口胃的，所以就不想让我继续在北平读书了，生意不景气只是个借口罢了。我想走自己的路，就抗拒了舅父的要求，没有遵命返哈。我求朋告友，节衣缩食，在学校附近一家亲戚家里住宿，吃饭，每月尽最大的努力仅能贴补他家三元钱，吃的几乎都是大碴子粥、窝窝头和棒子面饼子等。我下定决心，只要能上学，一切劳累我都能抗过去，一切困难我都能克服。
就是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念完了高中。可是在 “9.18 ” 事变后，东北和华北都处于经济萧条时期，一个贫寒的高中毕业生，要想在北平找个谋生的门路，真是比登天还难，上大学更是白日做梦。 我四舅武作明，先在美国留学，学习造纸；后来又到德国留学，学习制作肥皂。回国后在大舅武百祥的支持下，在哈尔滨同记工厂院内兴建了制作香皂与肥皂的工厂，起名为百弟公司，四舅成了技术大拿和老板。机器设备是进口的，产品销路尚好。
正当我在北平没有出路之时，四舅来信要我尽快返哈。他要我学习制作肥皂和香皂，待技术和经验上轨道后，接替他负责工厂的生产。我返回哈尔滨后，跟随四舅学习。在肥皂、香皂的配料和加工的几道关键工序的技术上，他是严格保密的，外人不得接触。经过一段时间，我初步掌握了配料、投料、加盐、加热、看火候以及蒸煮整个过程中所谓的保密技术。同时我也参加一般工人的生产劳动。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四舅这样“器重”我的原因。原来四舅不愿留在日伪统治下的哈尔滨，他急于去上海另谋生意。
经过两年时间的学习与操作，我已经成为一个懂得制作香皂和肥皂的熟练的技术工人，可是我在工厂的收入仅能维持我个人的生活。同时我不满足于当时敌伪统治下的社会秩序和那种呆板、僵硬的生活。
武百祥观察了我两个年头，逐渐开始欣赏我的技术。1934年他突然送给我两千哈大洋(约折合一千五百银元)，希望我能用这些钱娶妻安家，借此把我的三个妹妹集中在我家以减轻他的负担。然而我无意结婚成家，况且我继母与三个妹妹的生活已有安排，也无需我去照管。于是我说服大舅，用这笔钱去北平报考大学。他虽然对我违背他的意愿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遂提出前提条件：我在离哈前，要把学到的生产肥皂和香皂的技术教给我的姑父、肥皂工厂的经理刘坤山。
1934年7月我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在大学里，我结识了一位名叫陈大凡的同志，他是共产党员，也是东北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我很赞同他的政治主张。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抗日救亡的问题，探索中国向何处去，怎样才能解救中国，劳苦大众的出路在哪里以及如何才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