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儿的大学生活比较紧张,每月二十五元钱的伙食费是很节俭的了,所以每个星期天都叫他回家来改善改善,也好对身体的营养作了补充。如此,很快过去了几个月。忽然有个星期天没回家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便骑车去学校,找到他宿舍,才知原来是他课余打球时不小心把脚崴了,脚背肿得老高,动弹不得。我一看,这样光躺着休息不行,得去检查,于是用自行车推着他,出学校大门,绕道虎踞路,沿乌龙潭公园围墙,去省人民医院诊治。检查结果是脚踝骨裂,需打上石膏。这一闹腾,三个月没法去上课了,好在有同宿舍的同学帮助,上课内容看看他们的笔记还能跟上,至于吃饭,也只能请同学帮忙从食堂打回宿舍来吃。如此,在大家的热情相助下,总算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不知怎么搞的,从部队出差回来后,就一直咳嗽不止,初时以为是感冒,去门诊部看了几次,吃了不少药,也不见好转,后来竟然发现痰中带有血丝,这才感到问题有点严重,忙到门诊部开了介绍信,去空军454医院诊治。接诊的是呼吸科的朱主任,朱主任曾在五七干校与我同在一个区队,很熟识的。他看得很认真,很仔细,不但拍了X光片,还拍摄了“断层”片,即是将肺部的病灶分层拍出片子,以便更清晰地判断病变,这在当时可算是比较先进的了。经过许多时日的反复检查,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疑似疤痕癌!朱主任讲,可能因为肺部的钙化区经二十多年的积存,产生了恶变。为排除疑点,他建议我立即去上海空军455医院住院复查,因该院有专门的肺科病区,检查更专业,也更有经验,并给我开了一张去该院的介绍信。
看着诊断书上的结论,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勇华,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暂不告诉,因为一则还没确诊,是“疑似”,何必吓己又吓人;二则她正忙于高年级的工作,各方面都挺紧张的,再加这意外之事,岂不压力更大?于是就告诉她,还是老毛病复发,需去上海住一段时间医院。
临走那天,她因班上考试,没法脱身,就由创作组的苏红、玉彬,到车队要了辆北京吉普送我去车站,他俩是看到了病历的,一路上尽量宽慰我,说一定不会有问题的,我也笑着应答:“疑似”者,怀疑也,不是定论,怕什么!嘴上这么说,心里是另一番滋味:不知道此番去沪,还能回来否?!
列车启动,车厢里就开始播放电影《怒潮》的插曲“送别”,那亲切、深沉而又充满感情的歌声,在我听来,颇有几分悲壮别离和满怀忧伤的味道,那歌词久久在心头回响:“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革命友谊才开头,哪有利剑能斩愁……”我就是这样怀着既心灰意冷又牵肠挂肚的心情,踏上了上海站的站台。
接着便是独自办理入院手续,住进了摆有大约二十张病床的大病房,再接着就是没完没了的检查:透视、拍片、抽血、验痰,尤其是验痰,几乎每天都要进行,这些倒也没有什么,按要求做就是了,最要命的是晚上睡不好,二十多人的病房里,绝大多数是年轻战士,有不少是多次住院的“老油条”,这边唱歌那边咳,你方喊罢他又叫,那个热闹可想而知,叫我这已习惯于家庭生活的人,实在是难以入眠。其间,祥林来医院看过我一次,眼见这杂乱的大病房,也无可奈何。我告诉他,只是为了检查方便,临时住的,将就一下无访。说是临时,其实前后共花了两个月,结果还是没有定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忙向医院提出了回南京治疗的要求,并写下了自愿出院的保证,才总算逃离了那大病房。还是回到家里心里踏实。
这天已经快到年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