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跃君：张健的死难之旅

张健是北京八九民运的幸存者，30年来为六四死难同胞奔走呼号、直到生命之火耗尽。张健在德国去世，他在海外没有直系亲属，所以我作为张健朋友帮助料理后事，唯一愿望是让这位民运战士入土为安。我是八九时代的全德学联主席，德国六四捐款委员会主席，迄今还是那时创刊的德国《欧华导报》社长兼总编。所以尽管现在深入简出，不为世人所知，但初心难忘，永不屈服，尤其钦佩30年后还在为促进中国民主与人权而做实事的人们。所以我帮助办理张健后事，没有受到任何组织委托，也没有任何组织有资格来委托我，我仅仅受张健家人委托、为张健个人做事而已，是一位战士为自己的战友送行。

我4月25日开始处理张健后事，很快被拉入两个群：一个以张健房东陈建文为群主的微信群“张健后事”（6人），大都是张健在巴黎的好友，包括张健弟弟；另一个是巴黎万润南为主的WhatsApp群“关心张健”（7人），大都是张健民运中的朋友。我有情况或进展，就在这两个群里通报商量。外界说有“张健治丧委员会”，在群里没人提起。张健去世是突发事件，大家全力以赴，没有精力与关心张健的朋友们沟通，容易引起误解或被人有意误导。

张健于2019年4月18日在德国慕尼黑附近去世，5月17日在法国巴黎南郊下葬。我现在将大家关心的张健去世原因和后事，就我所知作一次性汇报，只介绍事实经过。所以，如果所述事实有差错，敬请指教；如果只是观点不同，恕不商榷。本文所引述录音和录像原声文件均存笔者处，尤其感谢许多张健生前好友给我提供了许多原始资料。

张健在东南亚之旅前夕的状况及病历资料

张健今年48岁，曾是体育学校学生，照理体质很好。但近年来他身体欠佳，有较严重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2月26日他在群里就说：“我最近病得很重，没有对外人讲。长期熬夜，肝部出了问题，拍了很多片子。还要看是良性还是恶性。”2019年2月28日他在巴黎IMCP医院查出肝病（肝脓肿）。

上图：2019年2月28日巴黎医院检查报告

该报告分“检查结果Resultats”和“病情结论Conclusion”两部分。报告确认张健有肝肿大、脂肪肝等，肝上有49 mm x 21 mm的“液体包”（formation liquidienne）。这个“液体包”里面是什么液体？张健以为是水，他对外说自己患上“肝积水”，甚至“肝腹水”。当时陪同张健去看病的是略懂汉语的法籍巴西人邻居，他对张健的朋友们说：“医生强调说，他的肝上有pus（脓）。”——即张健患有肝脓肿。

张健的许多巴黎朋友都知道张健患有肝脓肿。与张健同住的好友荣子立的妻子是护士，她看到张健报告后就知道这是肝脓肿，说一旦那个“液体包”破裂（毒脓流出），张健会有生命危险，所以荣子立夫妻再三劝说张健尽快就医。肝脓肿是一个近年来越来越普遍的病，据2016年8月报告，全世界肝脓肿发病率在0,006%-2,2%，其中亚洲是发病高危区，可高达2,2%。1/3的肝脓肿患者同时患有糖尿病，张健就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糖尿病也是败血症的主要病源之一。

张健这次去东南亚，不仅参加西藏活动（包括民阵会议）、录制歌曲和参加基督教会活动，也想借此机会拜访藏医、达赖喇嘛的“御医”咨询怎样治疗他的疾病，所以他带去了法国医院比较重要的病历资料。他被印度拒绝入境而遣返回欧洲时，是乘座荷兰航班、在阿姆斯特丹转机回巴黎。因为语言误解，他到阿姆斯特丹就出境了，在朋友处小住，然后回巴黎。而他的托运行李却转机直达巴黎，无人认领而全部遗失，病历资料也全部遗失。

东南亚之旅大致过程

张健本当留在巴黎治疗，但出于诸多原因（机票都买好了），他不愿放弃他原计划的东南亚之旅，想回来后再进巴黎医院治疗。许多朋友反对他去，加拿大的盛雪在WhatsApp留言给他（3月1日）：“张健，刚才蒋杰又来电话了。现在确实问题蛮大的。现在你要全力以赴地投入治疗。印度之行，我确实觉得你就不要勉强了。万一过程当中有何情况，挺麻烦的，这不是一两天、两三天的事情。你先检查、先确定怎么回事。”

张健这次东南亚之旅的原本行程是：巴黎-印度-澳门-泰国-柬埔寨-泰国-巴黎。他于2月20日就从巴黎一家华人旅行社ACT购买了飞机联票（678,78欧元，下图）：

3月3日10:20法国巴黎飞往印度新德里

4月15日10:45泰国曼谷飞回法国巴黎

东南亚邻国间（印度-澳门-泰国-柬埔寨-泰国）的旅行方式另定。

张健还是3月4日乘法航到达印度，却因签证原因，在新德里机场尚未入境就被当天遣返回巴黎，经荷兰阿姆斯特丹转机，埋下了后来的致命祸端。

张健的朋友罗乐3月7日在群中写给张健：“张健，无论此事背后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对你是好事，可能是冥冥之中自有天佑，上天让你回家休息。请多多保重。”

但张健回巴黎后，自己网购了巴黎到澳门的单程机票（我未找到订票存根）。估计3月15日左右，从巴黎、可能经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转机、或许再经香港转机，飞往澳门。能肯定的是，3月19日由澳门飞往泰国曼谷。之后因张健手臂受伤，取消了柬埔寨行程。所以这次东南亚之行，基本一直留在泰国首都曼谷。起先在市中心一家hostel，床位每天10美元。五天后同样价格转到郊外点的旅舍，能独人小房间。

4月15日，张健想用最初买的法航联票，乘10:45法航AF165由泰国曼谷直飞法国巴黎。到机场后发现，该班机没有他的座位，从张健在机场发来的两个录音可以想象他非常生气：

“又出问题了，我的机票居然在电脑里找不到，说法航（座位）取消了。我现在得重新再订一个机票。晚上八点钟才走。这什么玩意儿，回去后我一定与这家没完。”

“我买了去阿曼的机票，然后从阿曼转机到巴黎。后来巴黎说，你的机票还是能用。我说，能用什么呀？能用为什么还要让我买票？！”

张健改乘当晚20:30泰航-阿曼航空航班。到阿曼首都马斯卡特转机。

  上图：张健登机卡

在阿曼机场张健等候了十几小时，耗尽了他的所有能量。张健在机场发来的录音可以感觉他非常疲倦，这也是他生前留给我们的最后声音：“我在阿曼候机呢，唉，……还有几小时，阿曼等了十几个小时。”

2019年4月16日16:45，张健乘坐阿曼航空公司（Omar Air）、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飞往法国巴黎的航班（AMA131/WY131），到达巴黎时间应是22:00。飞行途中张健感觉呼吸困难，冒冷汗，告知机组人员，飞机紧急降落在慕尼黑机场，送往离机场向北4公里的弗赖辛医院（Klinikum Freising）。据医院记录，入院时间是4月16日19:57。

上图：Freising医院创办于1860年，后成为慕尼黑医学院附属医院

刚到医院时张健神志清晰，医生询问他的病情，尤其问他右手臂的高度肿胀情况。经过医院几个部门的主治医生的紧急会诊——笔者所知的主治医生有Fiedler，Frey和Metz三位博士。4月18日上午8:59，张健还是停止了心跳。医院确认死亡病因：败血症（Sepsis）——应当就是该手臂败血延至全身致死。

追究死因——申请刑事案

令我惊奇的是，直到我4月26日（周五）接手张健案时，德国医方、警方、法国领事馆等，都把张健当作普通因病死亡者看待，没有一处知道他的政治背景。当时张健在警方的案卷号是：BY1180-00218XXXXX。

我电话告知法国领事馆张健的政治背景，希望对张健案特殊重视。然后我再书面写信给领事馆，在政府部门留下文字资料特别重要。果然，刚接手张健案两天的Denkler女士周末后就要休假两周，她赶紧将两位女同事Godel和Russet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也通过她我联系上法国张健的房东陈建文，他给予了我很多信息和支持。

张健去东南亚前就患有肝病。张健去东南亚后，原定4月15日回到巴黎，朋友们为他预订了16日的医院床位。所以，当听到张健去世的消息，张健在巴黎的朋友立即想到由肝病导致，但其它地区的朋友却有各种不同的猜测。

4月26日（周五）晚上我接到荷兰王国兴电话，说许多民运人士都是肝病去世，张健之前也查出肝病，是否需要尸检？

尸检有两类：一类是医学意义的追查病因，即某病有一定的医学价值，要深入研究。另一类是法学意义的追查病因，通过病因来推断该病人是自然死亡还是有人为因素（谋杀）。如果我向检察院申请对张健尸检，只能是法学意义上的尸检。如果确认病因早在张健去东南亚之前就有（巴黎医院有档案可查），就不可能是他在泰国期间被人谋害，这样的尸检就失去了法学意义。

周五晚上，我又接到荷兰周绍武电话，张健从印度遣返时到阿姆斯特丹就住他家。周说，当时张健身体很好，还能喝酒、长距离散步，怎么可能一下子病亡呢？是否张健在东南亚时遇上了麻烦？我上网查，网上出现不少张健可能被谋杀的各种猜测，包括有道理、没道理的各类阴谋论。

当时我还有另一重考虑，就是拖延张健火化时间——按照巴伐利亚丧葬法，最晚必须在死去10日之内安葬，即张健必须在4月28日火化，而我希望拖到张健家人来到德国与张健作最后一次告别。

4月27日（周六）我与德国外交家Sabathil教授商谈，他也认为可以申请尸检，但一定要事先获得张健家人的同意——这不是法律规定，而是出于基本道德。于是，我给张健家人写信：

“我刚才与一位德国教授讨论了。张健兄是去亚洲（泰国？）可能为教会的事和人权的事，其中失去消息约半个月，然后回来，回程路上就突然去世了，这里有一些疑问。所以，我是否要求德国联邦警察局，指令医院对张兄进行尸体检查。这样，一方面希望有一个医学解释，搞清一点真相，另一方面也就自然可以拖延火化时间。请尽快商量给我回应。如果需要，我今晚就要向德国政府递交申请，并陈述我怀疑死因的理由。”

20分钟后，张健家人给我回信：“可以，这样是比较好，最起码能清楚我大哥的死因。还有麻烦您再问一下他当时乘坐的航空公司，我现在不知道他搭乘的什么航空公司的飞机。……全都麻烦您处理吧！作为我们家里人，是非常相信您的，谢谢您了！”

民事案转成刑事案——第二次尸检

我4月27日（周六）当晚就向主管该地区的Landshut检察院写了要求尸检申请。申请中我介绍张健的政治背景，他去泰国时的身体状况，所以他突然去世有点意外，需要通过尸检来搞清是自然生病、还是有人为因素（谋害）。同时提到，不少海外人权人士因为肝病去世，所以要多关注张健的肝病方面。

人人都可以递交刑事申请，不需要具备任何个人条件。检察院审核申请，决定是否要刑事立案。如果立案，再看对张健是否需要尸检。4月29日（周一）下午15点，我获悉检察院已经启动刑事调查，我获得负责此案的高级警官的姓名H.N.、电话、电邮等信息——新设立的刑事案案卷号码：102a UJS XXXXXX。

上图：负责张健案的爱尔丁警察局

4月30日（周二）上午，我与主管警官H.N.电话联系，获知已经根据我的申请而委托慕尼黑法医学院进行了尸检。慕尼黑法医学院（Institut für Rechtsmedizin in München）是欧洲著名的老牌法医学院，创建于1909年，学院设有8个系。

上图：有110年历史的慕尼黑法医学院

我与警官交谈了近一个小时，了解尸检规模、范围、切片等情况。这次尸检的规模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据他介绍，弗赖辛大学医院和慕尼黑法医学院都确认：张健死亡原因是败血症Sepsis（不是肝病！）。

一直以为张健是肝病致死，现在却说是败血症。警官耐心地向我解释：就是“血中带毒”——败血症的“毒”是脓毒，不是化学品毒药的“毒”。然后警官又对我说，因为明显看到张健不是被毒药毒死，所以没有对多种毒素进行一一化验。但所有重要部位都留下了切片试样。如果以后怀疑中毒，可以随时化验。至于肝病问题，也都作了相应检查。当然，还有一些尸检化验结果尚未出来。

张健在泰国患败血症发展致死过程

我问警官张健下飞机的情况。警官说，张健下机时头脑很清醒。医生尤其问他右手臂情况，张健说在泰国时他治疗过。警官的这句话提醒了我：败血症是从右手臂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全身，致死。那右手臂又怎么会患上败血症的？是张健的其它疾病（如他患有糖尿病、肝病、高血脂等）而导致，还是在泰国期间被人谋害？这是刑事调查的关键。但首先要搞清张健从手臂败血发展到全身败血而死亡的过程。

这时我想到两天前微信群“张健后事”中张健邻居邵杰介绍他与张健还在泰国时的联系情况，多谢他提供了许多珍贵、他与张健微信联系的文字和录像。我在WhatsApp“关心张健” 群发文说，张健因败血症而致死看来无疑了（两个医疗机构独立作出的结论），现在首先要重点了解张健的右手肿痛的发展过程。盛雪给我传来一批她收集到的、张健在泰国期间的录音和录像，其中张健最后的五段录音是一位不知名的张健好友匿名发来。香港小说家无为无极专程到巴黎寻访张健的生前好友，收集了许多张健在泰国期间与巴黎朋友的微信录音。汇总这三方面资料，按时间大致发展情况是：

到3月31日，还没有看到张健有明显的臂肿症状，他能正常用右手拿筷吃饭。

上图：3月31日，在泰国曼谷与友人李南飞吃火锅

4月3日，张健发给邵杰的录像，本想给邵杰看那里的风景，却意外拍到了他的脸（下图左）。邵杰立即写信给张健说张健的脸有浮肿，要他尽快去医院验血。但张健认为，“自拍当然太近了，”脸部拍得走样。

4月6日，张健录制歌曲，发现右手臂有问题。他给一位朋友微信留言：“不好，主要我这胳膊，有点肿了，我得买点向阳药。”——他开始吃止痛片。因为越来越痛，药房规定一天只能吃一片，他却经常吃到4片。

“我这两天在泰国录歌。这里开始气候温暖点，我就好多了。然后我4月15日就回去，4月17日就住院，本来他们是不给我出来的。但我和盘古乐队约好了，上次是小样，再配些和声，还有到我们教会有点事。这几天这里热，空调吹得我右臂都抬不起来了。后来说肝积水会影响右臂，反正我回去得住院了。”

4月7日，邵杰给张健写信：“你这么严重了，应该马上回巴黎治疗。……最好去医院看看，硬挺10天不是个事。”——张健想等到用4月15日的回程机票。

4月8日张给邵杰微信留言，以为自己是被空调机的冷风吹得手臂肿了：“右臂抬不起来了。这两天抹泰国的活血油，真的是起作用，不能都说是骗人的。……一抹，火辣辣的，还挺管用。再吃了一点蛇肉制的胶囊，吃一点人就恢复了。又吃了一点国内同仁堂的保肝丸。”“这两天他们请我去很好的地方，火锅等，但我什么都吃不下了。”

4月10日凌晨邵杰给张健信：“胳膊肿是代谢系统出了问题，你要抓紧时间去看病，至少要验血，看看肝功能有没有问题，另外肾也要查查，脏器受损是不可逆的。”“记住，很多病都是在和时间赛跑，有时候差一天时间，都能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

4月11日传给邵杰的录像，他的右手已经肿得不能举起来。（上图右）

朋友缇缇给张健在曼谷找到了公办的（价格便宜点）朱拉隆功医院，专业治疗肝病，并给了张健医院地址和公交车走法。但张健说，他的胳膊只是外伤。……

也就是说，张健患上了致命的败血症，他自己却误以为只是手臂硬伤或皮肤问题，最多怀疑是肝病引起，从而耽误了救治。从4月1日基本没有症状，到4月10日已经手臂肿到无法举起，发展如此迅猛。可想到他准备回法国的4月15日，手臂败血已经发展到何等程度。不用发展到全身，只要发展到人体的重要器官衰竭，他的生命就结束了。

之后，张健弟弟也给我写信：“刚才和我大哥一起的朋友邵杰往群里发了很多视频及通话记录，证实我大哥张健在去世之前确实是有病症，所以我觉得没必要再做尸检了，告诉咱们那边的朋友取消算了，让我大哥死以后就别遭罪了，您觉得可以吗？如果退不回来，就继续做，到最后我们要一份医院的诊断证明就可以。”

突如其来的变化

5月1日我与妻子赶往慕尼黑处理张健后事。之前一天，美国多年的熟人H女士来电话说，她本来就要来德国科隆办事，就提前几天来，跟我们一起去慕尼黑“送张健最后一程”。见她如此诚意，我们的车子刚好多一个座位，便答应了，后来确实带她去火葬场参加了一个多小时的家庭告别追悼会。

但到慕尼黑后发现，她来的目的是想对张健第三次尸检，虽然我明确告诉她张健已经进行过详尽的刑法意义的尸检。H女士的理由是：美国的魏先生曾被医院误诊为肝癌，幸亏换了医院复查，发现是肝脓肿。所以她认为，张健的死是医院误诊，其实死于肝脓肿，所以要再次尸检确认。而且，她想了解患有肝脓肿的人如何防止病情恶化。我不太赞同她的想法，

一、张健因为败血症而去世已是定论。弗赖辛大学医院在抢救时是多个医院部门的主治医生会诊，不可能出现医院误诊，更不可能再出现此后独立的慕尼黑法医学院的误判。

二、如果真是确认张健因为肝脓肿而去世，肝脓肿早在张健还在巴黎时就确认，不是张健在东南亚期间被人谋害，德国检察院立即结束对此案的调查——检察院只关心张健是否被人谋害。

但无论如何，要申请第三次尸检，H女士也认为必须征得张健家人同意。5月2日下午张健的两位弟弟抵达慕尼黑，H女士做了许多说服工作，均被拒绝——两位弟弟不认识H女士，看在H是我带来的熟人才礼节性地与她打个招呼，但回避交谈。

原定5月3日13:00火化、12:30家庭告别仪式（追悼会），所以我开车赶在12:15到达火葬场。就在火葬场还在布置告别礼堂、我们在门外等待12:30告别仪式时，火葬场突然接到警方电话，H女士瞒着张健家人和我已经报警，说张健是被人谋杀！火葬场区域的警察不了解情况，都不知道张健何许人，只能先终止火化。

警方终止火化后，警察只是报请当地检察院。当地检察院根据殡仪馆所属区域，将此案又转回到Landshut检察院。那天刚好周五，德国官方机构周五下午早早下班，然后就是周末。所以此案至少拖到周一才能放到Landshut检察院的主管检察官桌上。检察官一查，张健已经刑事尸检过，是否已经查过肝病、是否已有切片包含了肝病信息、或是否有必要查肝病？检察官没有资格说话，必须递交给慕尼黑法医学院。听取专家意见后，检察官才能决定是否要第三次尸检，即对第二次尸检增加些检查项目……

我如此一算，这样转一圈最早下周二、三才能有结果，张健遗体必须在火葬场放置四、五天。火葬场的冷冻设备明显不如殡仪馆，我打电话给殡仪馆，立即将张健遗体运回殡仪馆，200欧元运费（来回400欧元）都由我方承担。

死因　依旧确认是败血症

5月6日（周一）不可能有结果，周二我才打电话给主管警官H.N.。他说，检察官要周三才能做出是否第三次尸检的决定。周三上午9点多殡仪馆打电话给我，说警官已经通知殡仪馆，张健可以下葬了。

经过H女士在德朋友的联系，周四或周五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获得了H女士提供的信息。但德国记者是有职业道德的，既感谢有人报料，但不会轻信报料，必须亲自调查。该记者询问了检察院，检察院给予有关张健死因的信息就两条：

1. Auch Zhang hatte einen Leberabszess, ergab die Untersuchung im Auftrag der Staatsanwaltschaft Landshut. Allerdings ermittelte das Institut für Rechtsmedizin in München als Todesursache, dass der Dissident an Multiorganversagen infolge einer Blutvergiftung verstorben sei.

“根据检察院授意的尸检，张也有肝浓肿。但是（allerdings/ however），慕尼黑法医学院调查确认，这位异议人士是因为血液中毒、导致多器官衰竭而去世。”——法医明确死因是败血症，而且没有说是由于肝脓肿引起血液中毒。之后与张健同住的荣子立就问，张健在巴黎时就已经查出患有肝脓肿，为什么现在还要通过尸检来确认肝脓肿！

2. Der Sprecher der Staatsanwaltschaft Landshut betonte, dass den Ermittlern bisher „keine Hinweise auf eine Straftat“ vorlägen…. Die Auswertung von der Obduktion entnommenen Proben steht allerdings noch aus. Im Labor wird beispielsweise nach Spuren von bestimmten Substanzen oder nach Hinweisen auf Radioaktivität gesucht.

“Landshut检察院发言人强调，迄今的调查结果，没有迹象标明这其中有犯罪行为。……当然，尸检中的许多切片化验结果还没有出来，如实验室中要化验放射性物质。”——H女士向警方报案时的理由是怀疑张健被人谋杀，所以检察院明确回答，迄今调查没有张被谋杀的迹象。

与德国媒体的严谨不同，有些海外中文媒体获得上述德方信息后，不仅未作调查，还有意对上述内容断章取义来炒作新闻，误导读者，得到与原文完全相反的结论：

对上述第1句，只提前句“根据检察院授意的尸检，张也有肝浓肿。”而不提后句“慕尼黑法医学院调查确认，这位异议人士是因为血液中毒、导致多器官衰竭而去世。”于是读者自然误解成：“是肝浓肿导致张健死亡”。

上述第2句，不提前句“没有迹象标明这其中有犯罪行为。”只提后句作为例子的“实验室中要化验放射性物质。”于是给人误解成：尸检发现有放射性物质的嫌疑。

火葬改土葬——三大后果

本当5月3日火化，张健后事处理结束。被H女士的报警给全部中断。5月7日（周二），在检察院还没有决定是否要进行第三次尸检时，为保险起见，检察官提出：只能土葬，不能火葬——但可以运到法国或中国等地去火葬。这对我如五雷轰顶，造成一系列丧葬难题，我、万润南、玛丽·候芷明等紧张地讨论该怎么办！我们必须竭尽财力和精力，保障我们的战友入土为安。万润南马上在巴黎找到对接的殡仪馆。

先要将张健空运去巴黎。我联系航空公司，原来用于火葬的棺木不适合于航空运输。我立即重新购买质量更好、即用于土葬的棺木，仅仅运输费和新棺木及棺内设施就花去4180,35欧元。我们与巴黎殡仪馆定下计划，等棺木5月13日晚到达巴黎后，17日出殡：9:00在殡仪馆瞻仰遗容，10:30在火化场告别仪式，10:45火化，15:00在巴黎华人墓地下葬。

棺木如期运到巴黎后，殡仪馆说这个土葬棺木不适用于火葬，要重新购买火葬棺木，我们当然同意。过后说，按照法国法律规定，殡仪馆不准随便调换棺木，必须向政府部门申请，由政府派专人前来调换棺木，而且由专门机构销毁不用的棺木……这不仅要花费很多，而且又要拖延时间。最后殡仪馆向我们建议：还不如另买一个独立墓穴，可以土葬。我们听从殡仪馆的建议，张健只能永久地留在巴黎了。

上图：下葬前在巴黎华人墓地

H女士报警要实现第三次尸检，唯一目的要证实张健患有肝脓肿，以及导致肝脓肿的途径。而张健生前在巴黎医院就早已确认了患有肝脓肿，哪需尸检？但她的做法对张健后事安排至少带来了三大后患：

1）下葬延期两周：尽管我与巴黎万润南、玛丽的全力、高效操作，张健还是延期了整整两个星期下葬。这对本当尽早入土为安的张健的伤害，对他家人的心理打击，也使我这个上班族的人多出整整两个星期无偿的紧张劳动，患有心脏病的万润南与正住在医院的玛丽为此奔波、承受莫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张健永远不可能叶落归根、下葬到他的家人身边。

2）只能在最小范围举行葬礼：5月17日张健再度的遗体告别和墓地落葬仪式上，本当邀请许多张健的生前好友前来，为张健送最后一程，这也是许多好友的愿望。但因为H报警事件，只要在40、50送葬人中出现一个人，临下葬时到法国警方告发有谋杀嫌疑（就像恐怖分子给警方报警说机场有炸弹），法国警方必须立即中断葬礼，张健下葬又不知拖到猴年马月。所有损失警方不会承担，报案者更不会承担，就剩下张健家人承担。为了保障张健这次终于能入土为安，遗体告别仪式和落葬仪式在不到十人的最小范围内进行，过后因此受到不少张健生前好友的不解和不满。

3）经济损失：我已经将丧葬费3200欧元付清给殡仪馆。我之前就表示，丧葬费用由我私人承担，所有捐款所得全部给张健父母，算为张健尽最后一次孝心。现在不能在德国火化，整个棺木要运往法国，增加的殡仪馆费、火葬场运输费、新的棺木费、航空运输费等等4000多欧元。巴黎方面本来没有额外费用，现在却要支付整个丧葬费，首付给殡仪馆的就是6100欧元。墓碑等还尚未做完，即还有费用。张健家人本来5月13日回国，只能延期到20日回国，飞机票延期费，多增加7天旅馆费——整个费用增加1万多欧元。

张健后事就是在这样的阻力中艰难进行：举行了两次遗体告别仪式，买了两口棺木（火葬、土葬），期间张健遗体又从德国慕尼黑空运到法国巴黎——花费了三倍的丧葬时间和精力，花费了四倍的丧葬费用。

继续刑事调查真相

张健由手臂的败血发展导致死亡已是无疑。但怎么会引起败血症的？迄今没有明确答案。尸检报告本身应当已经出来，人人都可以索取。但尸检报告不可能免费发放给谁的，有兴趣者必须另外向检察院申请，要花精力和费用。例如通过德国律师索取，律师费每小时250-300欧元，律师为此案需要花费8、9个小时，也可能更长，要办起来看。再加检察院复制材料费等。——了解真相，就需要自己付出一定代价。

其实，尸检报告仅仅表明张健在去世时的身体状况，并不能就此推断出张健是否被谋杀，必须与张健的东南亚之旅情况、之前在巴黎时的健康情况等综合分析，而德国警方恰恰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警官H.N.早在5月9日就给我来信，询问许多问题，例如想了解：张健在法国治疗情况，张健在东南亚旅行情况。还给我一些曾经给法国和阿曼航空公司电话询问张健的人的线索。我自己的事情也很多，直到一个月后才开始整理资料，居然找到了2月28日巴黎医院对张健身体检查的报告书原件，又整理出从各方收集到的张健在泰国时的文字、录音和录像，提供给德国警方分析。

出乎意料的是，一直负责此案的高级警官H.N.于近期重病住医院，短期内不可能出院，所以此案又转到另一位高级警官M.F.，对他来说一切又得从头开始，他很快就主动与我联系上了——当初我只想到花一个星期时间料理张健后事，没想到后来会滋生出这么多事情，以致拖延到现在。总之，张健后事已经大致结束，但张健案还没有结束。就在笔者结束此文时，还给主管警官M.F.询问败血症来源，他说，综合分析结果还没有出来。为此，希望了解张健东南亚行程情况的朋友多多提供资料，协助德国警方调查。可以将你们所了解的情况，以英语、法语或德语直接书面写信给德国Landshut检察院，也可以由我来转。

张健作为当年的广场纠察队长，从来没有以八九学运的学生领袖自居。但他始终是一位战士，始终没有忘记30年前他们几位学生身中枪弹后被一起送进医院、但另几位同学永远地停留在那个夜晚，张健是幸存者。张健为死难的同学鸣冤呼吁30年，最后，他自己也倒下了……如今，张健安眠在巴黎墓园，愿他能在天国见到他的同学，能对他们说：30年来，我没有忘记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