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跃君：越南华侨的死亡航行与德国社会的全民救援（钝角）

这个世界充满了恨，也充满了爱。

1979年，45万多越南华侨被迫走上了南中国海的死亡航行。一艘艘满载几百、几千名难民的超载船只，漂流在公海上。周边国家都拒绝他们上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接受他们。一艘艘破旧不堪的船只没有方向地在公海上航行，航行，一半以上的船只被海盗抢劫一空，无数妇女被海盗强奸轮奸，更多船只舟覆人亡。

狂风，海浪，饥饿，疾病，短短几个月内，吞噬了25万越南华侨的生命，留剩的华侨难民也在一步步地走向绝望，走向死难……

然而，就在远离南中国海数万公里的一个国度——德国，全社会的心系着南海上的华侨难民。尽管德国政府的全力阻止，德国市民自发地掀起了一场全社会的救援越南华侨运动：自己捐款，自己组成抢救队、医疗队，自己租赁远洋货轮赶赴南中国海援救。同时，从社会名流到中小学生，到老弱病残，都走上街头示威声源，要求德国政府赶快接受绝望中的越南华侨。几乎所有报刊和电视台，不仅纷纷报道，而且自己也成为积极参与声援活动的一员。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德国政府同意接受1000名越南难民。市民们继续声援！抗议！政府被迫又将接受难民数提高到1万，又提高到1,3万，2万，最后，德国接受了4万名越南华侨，又接受所有这些难民还在越南或在流亡途中的家属。

这是德国第一次接受欧洲之外的难民。德国议会专门为越南华侨立法：无条件发放给所有来德的越南难民永久居留（绿卡）——那也是德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对一个具体国家的难民立法。无数德国家庭主动接纳越南难民到自己家里生活，许多夫妻领养在逃难中失去父母的华侨孩子，而且与自己的亲生孩子同等地位……

◆中越交恶的牺牲品——越南华侨难民潮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美苏对峙，世界上出现了几个国家分裂现象：欧洲的东德与西德，亚洲的北朝鲜与南朝鲜，北越与南越，当然还有地理上很不对称的大陆与台湾。

北朝鲜金日成要侵吞南朝鲜，靠自身能力根本不可能。于是靠中国出兵，长驱直入几乎打到汉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高票通过第82号决议，声明北朝鲜的行为是侵略。于是引来美军为主力的联合国军队仁川登陆，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成了中美之间的一场战争。美国士兵的鲜血保住了南朝鲜，南朝鲜人民要世代感恩，否则，今日的南朝鲜就是北朝鲜。而中国士兵的鲜血换来了金氏皇朝，战争之后金氏就投向苏联而与中国交恶，后来被苏联耍弄又投向中国。金正恩时代显然又与中国不友善，真担心新时代的中朝战争要早于美朝战争，更担心北朝鲜的第一颗发射向境外的原子弹首先在中国上空爆炸。

同样情况也发生在越南。北越胡志明一心想占领南越，南越靠54万美军驻守以保障不被北越吞噬，南越处于守势。于是北越又获得中国支持，不仅在经济上和技术上，而且在军事上，17万中国军队乔装成北越军队攻打美军。因为有中国源源不断的兵力在背后支持北越，南越北越的国境线又非常长，美国守军苦不堪言。

美国本土对美国以自己士兵的生命来换取南越人民的安全幸福而强烈不满，因此引发了美国的六八学运，即学生超大规模的抗议活动，而且蔓延到欧洲的六八学运，欧洲学生都不了解情况，都在盲目崇拜胡志明，成了反美援越。美国在这样的国内压力下，决定撤军越南，1973年基辛格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美军从1969年开始撤军，直到1972年基本完成。美军一走，北越在中国的支援下，立即进攻南越，并于1975年5月全部占领南越。

北越一占领南越，首先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个仅仅1937万人口的南越（1973），一下杀掉了200多万前政府的军政人员，250万人被关押到所谓的“新经济区”强制劳动。可能关押这么多人管理上也累，不久被释放，但已经死难了16,5万人，另有5万人被以种种名义杀害，几千人被看管者暗地杀害或强奸。接着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78年3月废除私有制，所有人的企业资产和私人资产被没收。4月再废除南越原来的货币，有点积蓄的中产阶级也赤贫如洗……

说到越南华侨，历史很悠久，大多从广东过去。但他们不仅是华裔，而且是真正的华侨，他们依旧保留着中国国籍。在南越和北越时期，中国政府只承认北越，与南越没有外交关系。早年中国政府与胡志明的关系尚好，1955年中国政府号召华侨放弃中国籍，加入越南籍，许多华侨因此而主动或被迫地加入了越南籍。而南越华侨依旧保留中国籍。但中国与南越没有外交关系，他们无法延长中国护照或换新护照，于是只能在台湾办理护照手续——他们不太参与政治，能继续成为中国人就可以了，不分民国还是共和国，何况他们都是民国或清朝时就来到越南的。

南越的华侨身在海外，感觉自己是炎黄子孙，不仅在家中和老乡之间讲中文，而且有华人社区和规模较大的中文学校。因为中国人的聪敏勤劳，几代下来，他们几乎成为南越的经济支柱，掌控了南越的经济命脉，就如东南亚各国的华人。

  西贡唐人街

南越政府也很妒忌华侨，但毕竟有法制的底线，再加上美国的监督，所以不敢明显排华。南越首任总统吴庭艳（1955-1963）是个狂热的爱国者，1956年他立法只容许越南籍的人从事贸易，从事贸易的华侨只能加入越南籍。但1963年11月发生军事政变、吴庭艳被杀后，南越政权一直不稳定，无暇顾及华侨问题，华侨的经济状况迅速发展——应当说，南越时代是中国华侨的黄金时代。到1975年越南统一时，北越有30万华侨，南越有120万华侨。

北越得以独立的1954年奠边府战役，是中国暗地调兵遣将（陈赓）促成；北越对美战争，北越占领南越，是中国作出了最大支援；北越支柱工业的建立，甚至几个岛屿都是中国赠送，他们应当感激中国。但越南统一后，事实完全相反，他们开始大规模排华。剥夺华侨的所有财产后，把他们赶出家园去“新经济区”当农民，仅在1979年越南当局发难民财30亿美元……

1978年3月前，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华侨利益，暗地向越南政府进行过三次交涉，但越南政府置之不理，甚至否认南越有华侨，认为他们早在1954年南越独立建国后，就已经全部加入越南籍。但另一方面，开始大规模排华，要把越南的150万华侨全部驱赶出境——堪与一次大战时土耳其屠杀130万亚美尼亚人与二次大战中纳粹屠杀600万犹太人相比拟。1978年5月27日中国宣布接受华侨回国，派出两条船去海防和西贡。越南要求华侨在三天内离境，中方希望延长几天，双方谈不下；6月16日越南正式拒绝中国在西贡设立领事馆，直到7月28日双方谈判破裂，中国召回去接华侨的所有船只。12月中国决定对越宣战——仅仅五年内，就从鲜血凝成的友谊，转化成鲜血凝成的仇恨，堪称国际外交之最。

7月之前，有18万北越华侨逃亡到中国。而南越地区靠海边，没有接壤的国家，华侨的唯一出路就是从海路离开越南。从海路必须蛇头，支付偷渡费，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支付得起。很多家庭为了支付偷渡费而倾家荡产，有的家庭只能凑满一人的偷渡费，就一人出走。这种偷渡的背后是政府的默许，受到政府的监视。越南政府发觉这是一笔好生意，香港蛇头的一艘能超载到2500人的破船，就能一下获利1000万美元，怎么能让蛇头独占。于是，自己做起了蛇头生意，开出即时超载也只能装几十、几百人的小船，甚至橡皮船，收取每人价格是每人10两至20两黄金。一场悲剧式的越南华侨世纪大逃亡，就这么开始了。

◆天葬——茫茫大海上华侨的绝望之路◆

逃难船只想逃离越南，但逃往哪里？最近的就是向南逃往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这些简陋的船只，没有指南针，没有海图，全凭原始感觉航行。许多难民船经过泰国湾时遇到海盗，全船被洗劫一空，妇女被强奸轮奸。于是，后续的船只能绕道泰国湾，航行更长的海路逃亡，这又冒着更大的海洋自然风险，尤其是那里无法预估的强烈季风引起的巨大海浪。缺粮，缺水，疾病，灼日……许多船只还没有到达马来西亚，就被海浪吞噬。

越南政府提供的难民小船

经历千辛万苦、没有被海浪吞噬的难民船终于到达马来西亚，却被马来西亚拒绝上岸，又被重新赶回大海，只能在大海上没有目的地航行。有的船距离上岸只有几十米，船沉了，光天化日之下看着一船人活活淹死，这就淹死了几千人。有的船民尽管被临时容许进入一个海上孤岛，等待救援，孤岛上人满为患。

一艘难民船想驶向更远的澳大利亚，已经经历了两次海盗抢劫。在海难呼救中，总算遇到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商船。商船不敢接受这么多难民，与澳大利亚联系，拒绝接受。相持之下，难民船只能做出最绝望的行动：沉船！眼看这艘船将要沉没，上千难民将要罹难，这艘商船出于人类最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只能把难民们营救上船。通过商船与各国联系，希望有接受这些难民的国家。尽管没有找到一个接受国，但越南华侨的悲惨情景首次公布于世。

美国三大电视台闻讯后，派记者——许多还就是越战时期的战地记者，刚回美国——乘坐直升飞机赶往南海实地采访，通过电视屏幕向全世界播出，才让全世界首次亲眼目睹越南华侨的悲惨。当时有两幕电视节目是这次悲惨事件的标志性情景，成为越南华侨获得全世界——主要还是欧美社会——同情和援救的转机。

一个标志性的是1978年10月开出的“海虹号”（Hai Hong）难民船，载着2500位难民。经过长途航行终于到达马来西亚，却被拒绝上岸；只能再前往菲律宾，也被拒绝上岸；再前往香港，依旧被拒绝上岸。这艘船只能没有目的地地在公海上航行，两个多月了，这不等于全船人在等待死亡、走向死亡？美国记者坐直升飞机上船，实地拍摄这座难民拥挤不堪的海船。按照当时德国《明镜周刊》对船上情景的描述：“小便的骚臭味像一层云雾笼罩着船舱，粪便和汗迹环绕船沿，有些人靠着船栏，有些人无声地躺在生锈的甲板上。”

这一幕，欧美社会不禁联想到二次大战结束后发生的Exodus船难民事件：从纳粹集中营获救的犹太人在欧洲受尽了磨难，想回到犹太人的故乡以色列。1947年一艘排水量1814顿、根据设计只能装载200人的中型客轮Exodus，装载了4500位犹太人从法国驶向巴勒斯坦（以色列）——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到达后英国政府不容许他们上岸，把人分成三艘船，也不告诉他们去向，转道塞浦路斯，最后又驶回法国。到法国上岸后，他们像罪犯那样又被解送到德国汉堡，全部关押起来。后来被新闻界获悉而播出，轰动世界，英法德只能再释放了他们……

另一个标志性的，是距马来西亚海岸15海里的比东岛（Pulau Bidong）。马来西亚已经总滞留了30万越南华侨。1979年6月马来西亚明确表示，这些华侨都必须离开这里！已经有5,4万华侨被重新逼回大海，另有7,6万华侨正在计划逼回中，同时又有无数的难民还在航向马来西亚。这个只有1平方公里的比东岛，没有淡水，有史以来人无法居住，1979年却暂息了4万多名越南华侨。缺水，缺粮，炎日，疾病……美国记者看到这一情景时，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死亡之岛”，那是人间地狱。

轰动世界的距马来西亚海岸15海里的比东岛

面对如此规模的难民潮，联合国一筹莫展。欧美各国政治家举行紧急会议，商讨如何解决、也就是如何分担难民——欧美国家还保留了一点最低的道德人性，亚洲国家相比之中差之远了。德国等甚至提出建议，能否大家出资，在太平洋上购买一个小岛来安置越南华侨，建立第二个新加坡，即华人为主体的岛国。但专家们告诫西方政治家，这次越南驱逐的可不是几万华侨，而是计划驱逐所有150万在越南生活的华侨，欧美国家或一个小岛能承受得起吗？于是，所有国家都只能在那里焦急而无策。

德国战后收留了几百万来自东欧的难民，但从来没有收留过欧洲之外的难民。当时是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总理勃朗特算是非常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了，因为他的东进政策还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就连他都不愿接受越南华侨难民，更不要说当时在野的基督教民主党：谁来提供资金？谁来提供住宿？这些基督教世界之外的人，以后如何融入德国社会？有些政治家甚至断言：这些中国人50年都无法融入德国社会。而且，如果德国收留了一部分越南华侨，会引来更多的越南华侨涌向德国。

从法律上，这些难民都是蛇头组织的偷渡客，不属于1953年日内瓦公约对受迫害而提供政治庇护的范围……所有今天人们拒绝收留难民的理由，当年全都提出了，而且有德国式详尽的专家分析。尤其在经济能力上，恰恰在那个时期，西德政府为了接受来自东欧的德裔后代——其实也是逃脱东欧专制的难民——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从1970年到1992年，西德接受了来自苏联的233,4万，来自波兰的144,5万，来自捷克和南斯拉夫的19,5万……占了西德人口7%。而这之前西德已经接纳了600万东德逃亡民众。

自由民主党议员Helga Schuchardt在1979年10月中向德国外交部长根舍书面提出，要求德国外交部立即呼吁所有德国去南亚的商船，都要避开经过越南和马来西亚海域，因为那个海域处处漂流着华侨难民的船只。如果遇上，是救还是不救？许多德国商船都提心吊胆地行驶在那段海域，唯恐遇见难民船。而且他提醒说，如果在船上收留了华侨难民，则商船的目的地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等，很可能会拒绝整个商船靠岸，原船返回！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为了大海上的一艘船——德国社会掀起救援华侨浪潮◆

尽管西德社会总体希望收留越南华侨，但西德政界的朝野双方都一概拒绝。尤其经过六八学运的左翼学生缺乏热情，几年前他们还举着胡志明头像上街游行抗议美国。

但电视屏幕上越南华侨的遭遇是如此触目惊心——西德于1967年8月25日开始彩色电视，所以电视情景更加触目惊心——触动了每一位德国民众的心，也触动了每一位政治家的心。终于，基督教民主党政治家、下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1930-2014）吐出了他的心声：实在看不下去了，不能大家都在观望这样一场人间惨剧。他要从海虹号难民船上收留1000名越南华侨来西德，来下萨克，所有费用由下萨克森州自己承担。

  下萨克森州州长 Ernst Albrecht

他的决定轰动西德，也一下改变了德国政界完全拒绝华侨难民的政治态度。1978年12月圣诞前夕，第一批163名难民坐飞机抵达下萨克森，州内政部部长亲自前往机场迎接，欢迎人群和记者挤得机场水泄不通，靠组织者拉成人墙让华侨难民通过。医疗队全部在机场等候，难民们一下飞机就安排进行彻底的身体检查，经过这样的磨难全都体弱、对德国人来说都是重病人。

法国André Glucksmann（1937-2015）等三人发起了公民运动“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要集资购买一艘船赴南海营救华侨难民。Glucksmann是犹太人，纳粹时代全家被关集中营，父亲死难，他伪造出身、改名换姓才蒙混出狱，所以他对难民有切身感情。他是法国六八学运时代的学生领袖、毛（泽东）主义者。当他看到越南华侨这么悲惨的情景后，才恍然大悟，他曾经率领学生支持的北越政权原来如此残暴。他们购买的船就命名为“光明之岛”，要给漂流在南海上的华侨难民一线光明。该船奔赴南海后做了大量营救工作，只是因为法国政府的阻扰，送回法国的数量不多，1979年10月法国政府一次性接受了该船送回的884名华侨难民。

1979年6月20日，Glucksmann（中）与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Jean-Paul Sartre和 Raymond Aron在声援越南华侨难民的新闻发布会上。

1979年2月，Glucksmann说服刚好在巴黎的德国广播电台DLF记者、哲学博士Rupert Neudeck（1939-2016），在德国也发起公民运动。Neudeck马上同意。Neudeck出身于波罗的海岸的丹泽，当时属于德国。1945年1月他五岁时随全家逃难，因为晚到两小时而错过了轮渡，就是那个轮渡结果被苏军击沉，全船人死难。所以Neudeck深切体会难民的悲惨。Neudeck在返回德国的火车上，他就给德国著名作家、197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Heinrich Böll（1917-1985）写信，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两天后Böll就给他回信：“我们必须做，我与你同在。”接着，Neudeck夫妻、Böll夫妻等发起了“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德国分社。但德国社会捐款并不踊跃。Böll分析到，不能用“法国分社”。于是重新发起德国自己的“为了越南的一艘船”运动，并与著名小说家Martin Walser（获得34个文学奖）、政治家Norbert Blüm（1982-1998年德国劳工部长）等共同创立同名的协会。Neudeck又制作电视节目，将这一运动推向社会，几乎所有德国媒体全都自愿加入救援行列。这次果然效果显然，短短几天内就获得120万马克捐款。

Rupert Neudeck与难民的孩子们在一起

协会租下一艘6350吨的远洋轮Cap Anamur，租金每天7000马克。本来打算只租3个月去一下南海救人，没想到最后租了8年。船的内部改建成医院，许多医生、护士、技术人员都前来报名，义务参加远赴南海的紧急救援活动。1979年8月13日，这艘船满载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一支医疗队，满载着德国社会的一片心，进入到南海搜寻华侨难民船。这艘船一直常驻南海搜寻，24小时守候，只要听到短波（波频2182赫兹）有微弱的船只呼救声，就火速前往。因为南海太大，从听到呼救声到Anamur赶到难民船，就需要五、六个小时。该船一直工作到1987年才结束，直接救出了11340位越南华侨。

在南海救助难民船的德国远洋轮Cap Anamur

救援越南华侨最后延伸成一场德国社会的全民运动，前往救援的不仅是远洋轮Cap Anamur。例如德国《时代周刊》（Die Zeit）派了自己的记者Josef Joffe前往南海的比东岛采访，回来报道后，出版社的同事们都为那里华侨的惨状惊呆了。杂志发行人兼总编、德国战后最著名作家之一Marion Dönhoff（1909-2002）召集报社开会，说我们仅仅报道和呼吁是不够的，也不能再指望政府行动，我们要自己行动起来！她亲自连夜写出杂志社论，呼吁读者们能予捐款，抢救越南华侨。《时代周刊》的呼吁立即得到了社会响应，几天内就获得200多万马克捐款，捐款中的感人事情就太多了：企业家Kurt Körber（1909-1992）一人捐款50万马克（后来他将价值5,6亿欧元的整个企业捐献给公益基金会），两位小女孩拿出积蓄的5马克到报社捐款，一位在狱女犯人邮寄来30马克……国不在强弱，人不在贫富，如果有救人之心，总是能做点事的。

《时代周刊》社长兼总编 Marion Dönhoff

总编Dönhoff亲自与汉堡市长谈判：汉堡接受来自比东岛的250名越南华侨，所有费用由《时代周刊》承担。汉堡市同意。杂志社委派记者Hilmar Pabel（也是越战时的战地记者）前往南海的比东岛，根据难民情况（儿童、妇女和病人优先）挑选250名。前去的记者和两位红十字人员在德国营救船Cap Anamur的协助下，每天花三个小时航行进入比东岛，马来西亚政府只容许他们在岛上逗留两小时，然后再三小时回程。几天挑来挑去，总舍不得把其他人放弃，挑完后又发现还有孩子在岛上，最后接走了274名。路上一位妇女生出了孩子，所以他们带回德国共275名难民，汉堡政府还是接受了。

德国市民又成立了一个个慈善协会照料来德的华侨难民，为几百位失去父母的华侨孩子寻找德国家庭，许多家庭免费提供给华侨难民住宿。

◆德国政府行动，与德国民间组织的矛盾◆

所有上述的救援活动都是德国民间自发的，与德国政府基本无关，甚至都没有任何沟通。

在联合国的呼吁下，1979年德国政府答应德国收留1万名越南华侨难民。但这不够呀，德国社会纷纷行动，民众上街游行请愿，新闻界呼声一边倒，同时游说德国政界，要求德国政府多收留华侨难民。德国政府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答应收留1,3万难民，后来又提高到2万。

其实在越战后期，就已经出现了战争带来的人为灾难，1965年西德政府派出一艘医疗船Helgoland前往南海，常驻南海，专门救助越南战争带来的难民，参与救援者有许多德国的慈善组织、教会组织等。北越占领南越后，德国的医疗船才返航。没想到，战争结束后才引来了更大的难民灾难。

德国政府出资委托德国的“马耳他医疗救援会”和“圣约翰事故救援会”前往南中国海，将华侨难民集中运送到一个中心，以便供给、医疗和护理。同时调配东南亚各国的德国使领馆，腾出地方临时安置难民，办理赴德手续。例如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德国使馆，每月都要办理几百位越南华侨难民办理赴德手续，安排他们坐飞机前往德国，所有费用当然都是德国承担。

而且，德国政府对华侨难民还特别优待。

一、临时安排其他外国难民，45平方的一间房要入住15个人。而对越南华侨，只安排4个人。当然，这之后德国政府对其他国家难民也只能安排4人了，否则太不平等。

二、几乎在同时，有400多名来自阿根廷的难民申请政治庇护。难民局对他们严格按照1953年日内瓦公约对政治难民的要求，一一严格审核，结果几乎全部拒绝，遣返。而这次接受的4万民越南华侨，严格说来都不符合日内瓦公约条件，却另辟理由，说可以出于人道主义而批准，这也是德国第一次出于人道原因接纳难民。4万人一一审核要耗费很大的时间精力，德国议会索性通过一个新法，对越南华侨免去审核，立即发放永久居留。

许多民众对德国政府的“偏心”不满意，政府也很难自圆其说。下萨克森州内政部副部长Gernord Haaßengier在记者的追问下急中生智：“这两种难民不一样：阿根廷难民是他们自己来的，而越南华侨是我们开船、开飞机把他们请来的。”

应当说，德国政府不太愿意民间组织自己派船前往南海解救越南华侨，因为民间组织会把太多难民接来德国。而接来之后，德国政府能拒绝他们入境？那又要引来一阵阵民众的抗议浪潮。

德国外交部邀请“为了越南的一艘船”协会主席Neudeck前来谈判，认为该组织没有兑现当初他们对外交部的许诺，接来了太多本不应当接来的难民。要求该组织以后只能把挂着德国国旗的船（即Cap Anamur）直接营救到的难民接来德国，而不能把其它国家船只营救到的难民也接来德国。外交部引用1910年国际海洋法：“任何海上船只如果遇到船难呼救，必须营救。”所以，营救和安置难民是这些国家的义务，不是德国的义务。Neudeck却认为，这些条款都是虚构的，何况在救人生命的问题上，可以超出任何法律。例如1979年9月29日，丹麦的一艘货轮Luna Maerst遇到难民船呼救后，就询问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是否愿意接受？德国救援船表示愿意后，该船才救上174多位难民，次日又救上50名，然后全部转交给德国救难船Cap Anamur。

1982年德国政府宣布救援活动结束。这下又引来社会抗议，许多德国知名人士如德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Alfred Biolek、著名作家和社会民主党议员Freimut Duve都参与请愿。结果，德国政府只能再延长援救行动……就这样，德国接受的越南华侨难民越来越多，大大超出原来许诺的2万限额，达到了4万多。过后社会上又呼吁，作为德国宪法对家庭的特殊保护，必须容许任何难民的家属无条件来德。德国政府无奈，过后几年又无条件接受了许多难民在越南或在流亡图中的夫妻、父母和小孩。

◆血泪交织的感恩◆

德国社会为这次救援华侨难民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但救援者不仅没有半点自豪感，相反感到内疚和痛心。坚持到最后一天的船上医生Martin Dietz说：“我们救援中遗漏了许多难民，南海的海面上其实还有许多难民，而我们却这样离去了。”

获救来德的越南华侨妻离子散，失去了亲人。笔者的一位越南华侨挚友林克伯，南越时代在西贡开设工厂，被北越占领后倾家荡产。他们全家出逃，他来德国多年后才联系上他的妹妹，被美国救援船救去了美国，而他的姐姐再也没有联系上。十年前他去美国探望久别的妹妹，或许见面后触动了悲伤的往事，回德不久就去世了。

但他们毕竟是这场海上大流亡中的幸存者，幸运者。汉堡的唐敦丹当年12岁，家里的财产只够支付他一人的偷渡费，所以父母在家，他一人逃亡。他坐上小船从河里划到海上，爬上一艘载有300名难民的大船。经过7天的海上航行，风浪很大，差点翻船，还遇上了海盗，全船被抢劫一空。而另一艘临近的大船被风浪颠翻了，他亲眼看着那几百人在水中挣扎，最后全部淹死。“这样的经历，我永生永世不会忘记。”

他们的船开到印度尼西亚，在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的帮助下，他坐飞机来到柏林。一下飞机，许多德国人在热情地欢迎他们。一位肥胖的德国女医生看到他，激动地跑去紧紧拥抱他，好像怕再失去了他那样。抱得如此之紧，这位瘦小的12岁小孩几乎气都喘不过来。35年后他回忆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最难忘的一次拥抱。他被一个热心的德国家庭领养。该家庭知道他的父母还在越南，便帮他办理申请手续，最后把他父母也接来了德国。他在德国完成中小学，在大学攻读管理和法律，现在是柏林警察局的一位官员——如果他当年死在南海，就连一条鱼都不如。

第一批飞机抵达汉诺威机场的越南华侨难民

越南华侨大都是佛教徒。他们一来德国，就大家凑钱租一个公共房间，房间里放一尊菩萨和一个捐款箱。人们拜完菩萨后，总会捐一点善款放在箱里。积蓄一点钱后，他们首先就创办中文学校，让孩子们学习中文，要他们从小不忘自己是中国人……

行笔至此，笔者感觉有几分内疚。一直说我们与海外侨胞血浓于水。但当越南华侨遭遇如此残酷迫害、几十万人走上南海的死亡航线、且没有一个国家接受他们时（1978），我在做什么？我在大学攻读数理化，为自己的个人前途奋斗，那些越南华侨的遭遇似乎与我毫无相关。甚至在国际上已经把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事件闹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在为越南华侨四处奔走的时候，我却连丝毫越南华侨大流亡的信息都没有。还是远离南海万里之遥、与华侨毫无半点关系的德国人民，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赶到我们身边来救援正走向死难的我们的同胞。

2009年9月12日，越南华侨在汉堡港口的栈桥上建立了一座铜质的纪念碑，以德语、英语和越南语，感谢德意志人民挽救了他们的生命。碑上刻有救起一万多位越南华侨生命的德国救援船Cap Anamur，以及该船历次救出的难民数量。

汉堡港口的栈桥上铜质感恩碑

该碑发起人、逃难来德时才9岁的女医生Mai Thuy Phan-Nguyen表示：“德国送给了我们自由、民主和尊严，给了我们第二次生命。”

2011年4月12日，在波恩与科隆之间的Troisdorf镇也立了一块碑：“怀念所有因为共产政权而逃离自己故乡、在走向自由的路上罹难的越南难民。感谢德国人民、德国政府和世界上所有救援和收留越南难民的义务工作者，尤其Ernst Albrecht博士，Rupert Neudeck博士。”

一场持续几年、全民性的救援华侨运动，几十年后获得这样几块纪念碑的回报。其实，德国人自己都把这件事给忘了，至少很少再提起。他们只想到要去救人，谁也没有想过要获得被救者的什么回报。不想救人可以编出几十种理由，想去救人却只有一个理由：在别人危难的时候伸出手来，救人一命。

当年接受第一批越南华侨、从而改变德国政策的萨克森州州长Ernst Albrecht博士，2003年开始患有脑退化症。他没想过找几位被他救了一命的越南华侨来服伺，而是住在自己的女儿家里，由医学博士和经济学硕士的爱女在家护理，直到2014年12月13日去世（84岁）。这位女儿，就是德国的现任国防部长Ursula von der Leyen。

在民间掀起救援越南华侨风潮、一直义务担任救援负责人的Rupert Neudeck博士，本是新闻记者，因为援救越南华侨，结果为亚洲、非洲的人道事业奋斗一辈子。2016年5月31日去世时（77岁），在科隆市中心的圣徒大教堂举行葬礼，科隆红衣大主教亲自作悼词。去参加悼念会的有几千人，包括前议会主席、内政部长等，更有来自全德各地的越南华侨一千多人，教堂内都挤不下，一半多人在教堂外。记者问到一位42岁的越南华侨时，她含着眼泪只说了一句话：“对于我们，Neudeck就是我们的父亲。”

对恩人的回报不一定去报答恩人本人，而是你也像你的恩人帮助你那样，去帮助别人，救援别人。许多越南华侨到难民营做义工，今日的中东难民不就是当年的华侨难民？

脸书Facebook创建人马克•扎克伯格身价450亿美元，他妻子普莉希拉·陈（Priscilla Chan）却要他再忙也要去学校义务给年轻人上课，而且他们将99%的财产捐献给社会——他妻子的父母，就是当年逃难的越南华侨，被接去了美国，后来在美国开了一家中餐馆——就如许多接来德国的越南华侨那样。

德国社会对这批越南难民非常满意，视作难民典范。因为他们能在德国安居乐业，他们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比例超过德国人——没有一个人埋怨越南华侨夺去了他们的工作位置和学习位置。

◆作者附言：移民•难民•人道灾难◆

同样接受外国人，性质可以不完全一样。

一、移民（immigration/Einwanderung）：如果某地经济差或官员太恶，或遇上自然灾害如干旱歉收，那些地区的人想想还是离开那里到其它地区谋生为好，这就属于“移民”。如果这样的移民得到那地区的接受，就是合法移民，否则就是非法移民。

二、难民（Refugee/Flüchtlinge）：如果某地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难如特大洪水，地震，那些人在那里将被淹死、饿死、压死（自然灾难）；或发生了战争，发生各种形式的迫害（人为灾难）。这些人在当地几乎没有活路，被迫流亡它乡，就属于“难民”。对于后者，即出于种族或民族、因为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根据1953年的日内瓦公约，所有公约的签约国都有义务给予这些受迫害者（政治）庇护。

三、人道灾难（humanitarian catastrophe/humanitäre Katastrophe）：如果某政权将一批人赶到海上或赶到没有生活可能的沙漠，这些人将淹死饿死，事实也已死了许多；或一批人将被集体屠杀，如果没有外界救援他们必死无疑，那就属于人道灾难。其它地区的人出于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和人道，前往救援，即保护他们的生命，这就属于人道救援。

再举一个通俗例子：如果家门口有个讨饭的（难民），你可以给点或不给，这属于慈善。但如果你家门口这个人饿得无力行走，再过一小时就要死去（人道灾难）。出于最基本的人性，你应当给这个人一碗饭。否则周边人会说你太没有人性。或刚好看到一个人发生事故严重受伤，如果不马上送医院急救就会死去，你就义无旁贷地要把人送去医院或打急救电话。

从这意义来说，早期越南当局对华侨的财产剥夺和职业限制，华侨经过利弊权衡而回流到中国，只能算“移民”；后来越南政府对华侨加重迫害，使那里的华侨几乎无法生存，要离开越南到其它地区谋生，就属于“难民”——这都不会引起世界震惊，更不会引起联合国呼吁各国前去救难。震惊世界的是1978年后发生的人道灾难，华侨漂流海上，死难25万。如果再不救援，都将走向死难，这才引起世界震惊。在越南华侨生死攸关的时刻，欧洲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前往救难，而许多南海周边的亚洲国家却冷酷地无动于衷，所以遭受非议。

德国战后收留了几百万来自东欧和东德的人，就介于移民和难民之间，不是人道灾难，所以联合国不闻不问。而德国接受4万名越南华侨，意味着挽救了4万条人的生命，这与中国早期接受了多少越南华侨不能相提并论。尤其严重的是，越南华侨被驱逐出越南，是根据一个人的种族或民族归属来驱逐，这是种族灭绝，最严重的人权践踏，比政治迫害还要严重。纳粹激起全世界共愤的，不是德国攻打波兰或占领法国，而是屠杀犹太人，即根据种族来迫害。德国战后迄今一直忏悔、赎罪的，也仅仅是屠杀犹太人。

其实按照德国刑法，如果救人的本身不会引起自己的生命危险，尽管如此见死不救，就属于犯罪，要判刑坐监狱。所以在德国境内，救人一命已不是慈善行为，而是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只是德国刑法不适用于南海，所以这次对越南华侨的救援行动，还是归入“慈善行为”。